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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闲谈明清易代(一)——从《袁崇焕评传》谈起 -- 一剑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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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闲谈明清易代(二)——东西方兴衰的分水岭

闲谈明清易代(一)——从《袁崇焕评传》谈起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有一段话:“满洲战士后来打败了俄罗斯帝国的骑兵,打败了尼泊尔的啹喀(即廓尔喀)兵,打败了朝鲜兵,打败了越南兵,间接打败荷兰兵(郑成功先打败荷兰兵,攻占台湾,满洲兵再打败郑成功的孙子),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两百年中,无敌于天下。”这段话不大靠谱。固然,满清的八旗兵从十七世纪初期创建到十八世纪中叶重新征服西域,可以说在一百多年间基本上保持了较强的战斗力。但如果说八旗兵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两百年间无敌于天下,就明显夸大其辞了。

事实上,早在十七世纪中后期,中华文明圈的军队,包括明郑军和八旗军,对欧洲人守御的坚固据点,就办法不多。广而言之,以1683年维也纳之战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惨败为标志,近代欧洲军队的战力已经凌驾于欧亚大陆其他帝国军队之上。也就是说,到了十七世纪中后期,中华帝国、奥斯曼土耳其、波斯、莫卧儿等欧亚大陆强国的军队,对上经过十六、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军事革命锻造的欧洲军队,一般而言,应该不是对手。大略而言,工业革命前夕,军事方面的比较,大约唯独农耕文明最为强盛、延续最长的中华帝国,在军事后勤领域勉强暂时领先西欧。

自然,十六、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军事革命洗礼的欧洲军队并非一开始就领先其他强国的军队。在东欧,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几乎保持了对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三百年攻势,也就是说,农耕帝国的强大军队,总体而言,比起政治分裂的欧洲军队可以保持一定的优势;在东亚,十六世纪中后期,西班牙制定了狂妄的“征服中国计划”,幻想复制征服美洲的历史,计划以区区两万多军队去征服人口上亿的强大农耕帝国,更是犯了严重的“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错误。如果要推演那个时代的西欧、东亚军事对抗,应该说,西欧强国只有具备拿破仑时代的军事体制、战略战术水平和强大的远距离投放部队能力,才能对远隔万里的东亚文明产生真实的军事威胁,这些能力在工业革命之后长期发展得到充足的提升,鸦片战争中,英国最终决定采用强硬的炮舰政策,其根源就肇始于此。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以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虽然1840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这个日期并非东西方(西欧、中国)兴衰的正式分水岭。十八世纪中叶(清乾隆年间),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并迅速在西欧乃至整个欧洲传播开来,东西方掌握物质力量的差距被急剧拉大。但个人认为,东西方兴衰的分水岭仍不宜设在此处。

虽然《袁崇焕评传》中提到,在明代万历初年,“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也提到,中华帝国“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欧洲人开始真正侵入中国为止,这整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统治——一直在顺利地、令人满意地继续着。”但东亚这些表面上的繁荣和强盛,已经无法掩盖逐渐拉大的东亚的相对停滞和西欧的加速发展带来的差距。

如果要探究东西方兴衰的源头的话,上溯到十五世纪中叶,大约是比较适合的。在十五世纪中叶前后,欧亚大陆发生了不少在历史上可以鸿篇巨著来描绘的大事。在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屹立千年的拜占庭帝国轰然倒塌;同一年,英法百年战争结束,欧洲近代民族国家逐渐兴盛;1449年,明朝遭遇土木堡之变,二十万众一掷而空,再加上1433年郑和下西洋的戛然而止,两者都标志着明永乐以来陆上、海上的扩张势头顿挫,中华帝国的内敛性愈加明显。等等。

对中国人而言,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大约就是郑和大航海的停止。公元1100到1450年,中国保持着世界上最强大的远洋海军。按李约瑟的说法,“在它的黄金时代,约西元1420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郑和舰队可以说是工业革命前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远洋海军,以郑和舰队的实力,如果以西欧人大航海时代的价值观行事,征服非洲、美洲,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难题。如果郑和舰队发现了美洲,中国又将如何?世界又将如何?这是近代以来不少人的大胆假设,乃至当代科幻大家刘慈欣据此架空了本强大的YY科幻——《西洋》。可惜,郑和舰队虽然以领先西欧数百年的远洋航海技术创造了世界航海史的一个奇迹,但因为种种原因,它只成为近代以前中国大规模远洋航海的终点,而无法成为中国人主导的地理大发现意义上的大航海时代的起点。

扯回十五世纪中叶的话题。英法百年战争的结束也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也好,土木堡之变,等等,这些标志性的历史事件,细究起来,从对历史发展的推动而言,都不如当时一部机器的诞生意义深远。1445年,德国古登堡用金属活字印刷机印刷了第一本书。十五世纪后半叶,古登堡印刷机传遍整个欧洲。活字印刷与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文化教育普及等运动相互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方面的跨越式发展,为工业革命的最终爆发、人类社会迈入工业社会,起到了极其关键的杠杆作用。

中国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比起古登堡印刷机整整早了四百年,但中国的活字印刷直到十九世纪还仅仅是雕版印刷可有可无的补充,未曾对东亚社会变革起过积极作用。活字印刷这项伟大发明的命运跟前面提到的中国领先欧洲数百年的远洋航海技术一样,未曾在世界各民族的命运拐点上,为中华民族的继续领跑起到积极的正面的作用;类似的疑问还有,公元以来,中国科技发展曾经领先世界一千多年,在宋元时期达到了高峰,但自明代以来,就成就不多,逐渐落后于西欧。等等。这些迷惑或遗憾,其实都可以归结于同一个问题,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出来。

闲谈明清易代(三)——李约瑟难题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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