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八、九点钟的太阳》 -- 棋人鲁大耍

贵报近期发表了一篇记者采访我表姐卡玛(Carma Hinton)的报道。我想就文中对文革和毛泽东的评价以及卡玛的六四纪录片和文革纪录片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我的背景和卡玛很相似，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外国人”。受我舅舅（卡玛之父）韩丁（Bill Hinton）的影响，我从事养牛业的父亲阳早(Sid Engst) 和从事过美国原子弹研制的母亲寒春 (Joan Hinton) 先后于46年和48年到达中国，而后49年于延安结的婚。我的名字阳和平是宋庆龄在52年北京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给即将出生的我起的。

卡玛比我大三岁。我小时崇拜她，敬佩她。文革初期，十四岁的我还和她一起到山西的阳泉煤矿串联。她那时是我的启蒙人。我们那帮学生们在矿里“煽风点火”，帮着矿工中的造反派反抗矿领导，和保皇派工人辩论。我们也干了一些过激的事，如一起闯入一位矿领导的家，搜寻他为了整造反派工人而搞的“黑材料”。

我这个文革的“过来人”，经过多年的反思，不太同意贵报记者采访中使用缺乏客观标准的诸如“恶”、“人性”、和“公正”等等的概念和观点来指责文革和毛泽东，希望借此机会使贵报的读者看到一些与主流思潮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什么是“恶”？中国传统文化只许“上”犯“下”的恶，把“上”欺骗、压榨、掠夺“下”的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中国历史上也有数不清的“下”犯“上”的农民暴动，但是只有文革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基本上是以非暴力的形式进行的大规模的“下”犯“上”的（也实质上是民主的）搏斗。

虽然工农群众在这场搏斗中目前暂时失败了，但它的意义远远不是胜者们及其独断的宣传机构喧嚷描述的那样。文革对广大工农群众来说是一场他们能如何真正的当家作主的斗争。他们一边受着传统文化的约束，一边摸索着彻底解放自己的道路。而那些社会上层人物（走资派），“精英”们却在文革期间时而直接镇压群众，时而挑动群众斗群众，时而把革命推向极端，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工农百姓被其推入“弱势群体” 是这场搏斗后来的结果。

毛泽东要想搞掉自己的对手还不容易？凭他的权力和威望，根本用不着发动文革。那些把文革这场激烈的阶级搏斗简化为中共上层的人事纠纷是否有些眼光短浅？

人性是要讲的，但也要爱憎分明。我在中美两国所感触到的工农百姓之间的相互体谅、帮助、宽容比文人们的幻想要实在得多。用“无人性”来指责诽谤工农百姓对当政者滥用职权的憎恨和反抗公道吗？

文革离得我们越远，中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的越彻底，工农反抗中国官僚买办资本的斗争越激烈，文革和毛泽东在中国老百姓中就越有影响力，因而为资本服务的御用文人们就越要努力攻击文革和毛泽东。在这场远没有完结的激烈的阶级搏斗中，我们能作为“客观”的旁观者，对当权者的残暴和工农百姓及学生的“民主意识缺失”（作者在xx纪录片中表现出的责难）各打五十大板吗？在这两大阶级两大势力的激烈搏斗中，抽象的公正是没有的。

xx的坦克摧毁了我们很多人对中国当局的幻想。二三十年来眼看着工农百姓的处境日益恶化，目睹着建立在以血汗工厂为基础的、掠夺公共财产为私有的、以武力维护少数人荣华富贵的社会现实，又教育了我们很多人。这段历史反而证实了毛泽东所发起的文革是反恶霸老爷的，是维护工农百姓公正利益的一场意义深远的搏斗。说到底，那些当初的走资派，当今的xxx恶霸们为了维护自己家族的乌纱帽不惜动手杀人的人，才是要对文革武斗负责的人。文革，就其本质来讲是一场提倡同以往统治阶级以武治人的做法相反的一场以理服人的“文斗”。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它倒是一场真正的工农百姓为自己利益而奋斗的讲人性的搏斗。

中国历史以往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但文革的失败是暂时的。它为将来的工农群众的解放运动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终有一天，它的历史地位会有一个从工农百姓的角度来看是公正的评价。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份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已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种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那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有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已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份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195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