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中校

索菲亚，保加利亚

埃德.怀特的太空行走令我吃了一惊。我是在赴保加利亚访问期间知道这件事的。美国人的野心比我们的情报人员的事先预计要大得多。我们之前以为怀特的任务就是开开舱门，往外探探上半身，拍几张照片，再缩回来。我坚持认为，美国代表团在与我和帕沙见面时搜集到的点滴信息对怀特任务的升级起了关键作用。

怀特的任务风险也很大。双子星的构造和黎明完全不同。双子星上没有气密室，这意味着怀特在出舱以前要将舱内空气完全排清。只要出一点问题，任务在开始之前就会以灾难告终。但是就我看来，一切都很顺利。

我当时并没有多少与美国人竞争的感觉，因为我们领先得太多了，美国人根本赶不上。我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够重复。我是太空行走第一人。

但是许多西方媒体随后宣称怀特才是太空行走第一人，我的影像是在实验室里伪造的。这些报道很有市场，以至于有一段时间连吉尼斯记录都把怀特当成了太空行走第一人。

NASA从未出面澄清这些谣言。

俄国人有句老话：“狗叫唤拦不住马车队。”这话的意思是，不管别人说三道四，只要你做的对心里就有底。我知道第一人的头衔属于我。

我相信，美国人一直有意培养竞争，纵容误解与妄想。几个月以后我就亲身体验了一回。

八月时我和帕沙去雅典参加国际国际航天大会。美国代表团也在场，其中有德科.司雷坦（Deke Slayton），他是NASA航天人员管理总监，此外还有两名宇航员，彼得.康拉德和戈登.库珀。康拉德在1965年8月刚刚完成了双子星5号为期8天，绕行128圈的任务。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美国宇航员。尽管之前看了这么多《生活》杂志，我依然没什么概念。盖尔曼.蒂托夫四年前在执行完东方2号的任务后成为了第一名访问美国的苏联航天员，接待他的是约翰.格林。两个人处的挺愉快。但那是古巴危机、肯尼迪遇刺、赫鲁晓夫下台之前的事了。随着冷战的深入，双方都疑神疑鬼起来。

我对美国宇航员的第一印象并不好。我们的第一次正式会晤基调就不对。帕沙和我准时出现在了约定地点，美国人却没来。他们的理由是睡过头了。

第二天希腊报纸报道了美国人是如何无理的怠慢了我们。这件事被我们当笑话说了很久：在不可预见的未来，如果美苏进行太空合作，一定不会有什么成果，因为美国人太贪睡了。

两天后我们终于见到了康拉德和库珀。会谈的气氛很尴尬。他们坦言，自己根本没有睡过头，是政府不允许他们过来。

话说开了之后，我们很快就打成了一片。两边的医生和政府官员正彼此咬得不可开交，费尽心思从对方嘴里套情报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好整以暇地喝了四个小时的香槟。我不知道我们究竟是怎么交流的。因为他们不会俄语，我们也说不了几句英语。我们做了很多手势，而且两种语言中大量的航天词汇是同源的，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是同行。

我们四个都开过战斗机，尽管是在铁幕的两边。现在，我们都成为了一个人数极少的精英俱乐部成员，我们都体验过超越地球束缚之外的经历，我们之间的纽带是独一无二的。这次会面十分纯粹，没有什么政治力量能从中干涉。

会面之后，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邀请我们到他的游艇上玩了一天。我们游泳并共进晚餐。分手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成为了同一项任务的成员。

在雅典我第一次遇到了美国太空项目的总策划之一，韦纳.冯.布劳恩。一天晚上帕沙和我与他和他的妻子共进晚餐，我问了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

“如果美国的科技——按你的说法——真的领先我们这么多，为什么苏联能首先发射卫星，进行载人航天和出舱行走呢？”

冯.布劳恩的回答比我想象得还要坦率。

“纯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是有能力做到这一切的。但是，我们这边大概没有你们那个总工这样的决心。”

就我看来，他和科罗廖夫是惺惺相惜。我也听科罗廖夫用类似的口吻谈论过布劳恩。当年我们差一点就把他拉过来了。不过，不论布劳恩多么出色，也比不过科罗廖夫的天才。

科罗廖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设计师和管理者，他还有从极端艰苦条件下磨练出来的钢铁意志和坚定决心。我们很快就会了解他当年究竟有多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