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对飞天鸭的回答兼答河里基督教的传教士们 -- 方解石

自秦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其实一直是“公私结合”的。据温铁军调查，解放前在不少人地关系紧张的地方，村田、族田的比例高达5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70%以上 ，而“村田、族田”这类公田、准公田的收益分配，多少有点按需分配的意思，保证所有村民或者宗族成员有最低生活保障。 更不必说农田水利之类，更是非合作不能为。 象小岗村那样父子兄弟之间也打死不合作的，其实是非常少见的极品。

大跃进期间“一大二公"，”共产风“的方式搞公社确实过头了--不排除有人故意搞过头要主席难看。后来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其实是建筑在中国农村传统村社基础上比较稳定的构架，对传统继承的同时又有创新。毛时代，农田水利，农村教育和医疗的大规模发展，都与此关系很大－－分田后，这几方面大多吃老本，倒退。

华国锋时代曾经有过对全国公社的普查，基本上是三三分：很不错的（比如大寨，张庄），有成绩也有问题的，问题很大的（比如小岗）各占1/3。 问题大的，大多是官僚主义严重，生产力底下造成恶性循环：出产太少，按需分配（所有人最低生活保障）后所剩无几，公分值太小，激励机制失灵。这部分农村，确实有改革的需要。 但后来全部以小岗为标准一分到底，更多是反毛的政治需要，而不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我2007年在山西开一个关于农村合作社的会，遇到一位七十余岁的当年大队书记，说起当年被强迫分田还眼泪直流：当地几乎所有人都不愿意分，因为他们已经相当部分机械化，分田意味着重新回去扛锄头，但上级一定要他们分：工作组驻村三个月，他被抓去学习班关禁闭－－具体如何他没多说，只说了“比文革还不讲道理”，尽管文革期间他也曾被戴过高帽子，绑去游街。最后还是分了，也难怪当地老百姓抱怨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还好，在他的坚持和领导下，村办企业没有分，也没有象长三角的许多队办、村办企业那样被化公为私（这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做为管理者兼主要技术骨干，他要这样做太容易了），而是一直做为集体资产运营着，并承担了村里的所有税费－现在是没有农业税了，但90年代农业税费那么高的时候，他们村一直坚持不收一分钱农业税， 在我看来简直是奇迹。

分久必合，现在不少农民自发，政府也在引导搞农村合作社，但是，他说“人心散了，要再合起来，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