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殷商卜辞天象记录 -- 纤纤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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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不敢,不敢。先生是称不上的

自己的斤两有多少,俺还是知道的,先生二字是绝对配不上的。只是实在看不过葛剑雄之流尸位素餐,误导大众,才以匹夫之勇妄图重建史观。

但就武王伐纣的时间问题说,我个人感觉这个问题和如何看待刘歆分不开。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这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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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不是单纯的天文历法学者,没有刘歆,可能《左传》就流传不下来。而李学勤也承认,《左传》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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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现在读到的《诗经》,实际是《毛诗》,也是刘歆修订整理的。(之前有三家,刘歆《毛诗》流传后那三家就谈出了)。《尚书》,也是刘歆根据多个版本和鲁壁简牍修订的。易经更不用说了,原本7家易经(施氏、孟氏、梁氏、京房、费氏《易》、高氏《易》)。最后刘歆根据战国古简确定费氏为准。

《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乐经》,这些都离不开刘歆的整理,发现和修订。如果说司马迁是标志中国正史的开端的话,那么刘歆就是中国考古,训诂,校队,图书馆学等学科的祖师爷。刘歆之后,微言大义,信口胡编就不行了。

刘向、刘歆父子领导的这次校理群书的工作,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为了对书籍的篇章文字等进行校雠和勘定,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然后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再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总共整理出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并为先秦古籍的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伪、考据等学问开始产生。

这就回到我一开始的疑问了,“三统历编排西周王系在位年数出入很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是三统历错了,还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常识错了?这个我真的表示怀疑。由于《左传》,《诗经》,《尚书》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都是刘歆版的,那么拿这些东西去证明《三统历》的错误我怎么看怎么感觉有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味道。

比如周穆王西征到过那?这个东西并不简单。

外蒙古西北部的UVS(乌步苏)湖,因为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地。这个地方鸟的种类,数量都相当可观。搜 UVS lake+bird就能找到。而《穆天子传》,《山海经》,《竹书纪年》三本书里,都提到了一个方千里的大泽,也都提到了和鸟的关系。

海内西经

大泽方千(百)里,群鸟所生及所解。在雁门北。

《纪年》

“穆王北征,行积羽千里”

穆天子传

丁未,天子饮于温山□考鸟〔《纪年》曰“穆王见西王母西,西王母止之曰,有鸟[A140]人”,疑说此鸟,脱落不可知也〕。巳酉,天子饮于溽水之上〔溽,音淑〕。乃发宪命〔宪,谓法令〕,诏六师之人□其羽。爰有□薮水泽,爰有陵衍平陆〔大阜曰陵,高平曰陆〕,硕鸟解羽。六师之人毕至于旷原〔言将猎也。下云“北至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山海经》云“大泽方千里,群鸟之所生及所解”,《纪年》曰“穆王北征,行积羽千里”,皆谓此野耳〕。曰:天子三月舍于旷原,天子大飨正公诸侯王,勤七萃之士〔勤,犹劳也〕,于羽琌之上〔下有羽陵,疑亦同〕,乃奏广乐。□。六师之人翔畋于旷原〔翔,犹游也〕,得获无疆〔无疆,无限也〕,鸟兽绝群〔言取尽也〕。六师之人大畋九日,乃驻于羽陵之□,收皮效物〔物,谓物色也。《诗》云“九十维物”〕,债债车受载〔债,犹借也〕。天子于是载羽百车〔十羽为箴,百羽为縳,十縳为緷。见《周官》〕。巳亥,天子东归,六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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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穆天子传》,《山海经》,《竹书纪年》里关于大泽的记录和UVS湖的特点对照,UVS湖是大泽的概率就很高了。我还查过,UVS湖属于盐度在不断增加的湖,就是说其古代比现代大的多。现在的UVS湖是3千多平方公里。实际上,如果我们有地质方面详细资料,应该能大致推出其3千多年前大概多大。(根据盐度变化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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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一点。我们现在的所谓主流对西周的研究深度有多少,我是表示怀疑的。在有《穆天子传》这样详细资料的情况下,我们的专家对周穆王西征的研究也就只停留在认为是传说层面,我个人觉得很可笑的。“天子于是载羽百车”,“得玉万支”一类的细节是可以用成熟自然科学去寻找线索。喀什到塔什库尔干有一条走昆仑山的古道,在那条道上,几年前有人自驾游发现当地人,是用箩筐来装从河里捡到的玉石的(玉石太多了)。

而现在的主流对《穆天子传》直接按神话处理,就这样的主流,我对他们对西周年份研究能精确过刘歆极为表示怀疑。周穆王55年占了西周小五分之一,关于他的事都成了传说,那年份能研究的准才有鬼了。

而李学勤的那四个墓地的c14,叫我说,什么也说明不了。他除非能先证明这四个墓地跟周武王,文王,纣王或者姜尚等一些和武王伐纣直接相关的人有关系,否则这些墓我认为说明不了什么。所谓典型商代末期,典型周代初期根本说明不了啥。当时又不是中央集权,而周朝对商的蚕食早就开始了。很多部落,该怎么风俗那还会是什么风俗。也可能周朝在攻克朝歌后几十年才控制那个地方的部落。不可能吗?下去500年,台湾那边出土2010年的了写这民国99年的文物,是不是可以据此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晚于2010年?

而天文台的推测,首先的前提,就是那些星象月相的记录和理解是准确的。这点,又绕回去了。而且,限制在1050-1020之间,如果前提不对,那么后边自然就不对了。

关于殷商的历法,实际上我个人有个感觉。就是我们的历史学者们,是以一种线性的关系去看待历史了。这和恩格斯讲,事物是螺旋上升的感觉是不一致的。历法一直是从粗糙到精确吗?从大的时段来看,必然,从小的时段(上千年就可以算小时段),未必。

历法也可能经历过起伏过程。商的历法精确不精确,我们未必知道。因为可能用的是另一种方式的历法。以月亮为基础19年7闰这个在英格兰巨石阵里也有所表现,那是4,5千年前了。有闰十三月甚至闰十四月可未必就是不精确。记得看过篇文章,介绍过一种出现14个月,但确相当精确的历法(手头找不到了)。至于八日日食,这个我觉得不好说,单独根据此可能不能就得出商代历法不准确的结论。这个食是日食,月食还是某种星象,可能还不好说,至少如果有上下文,需要详细分析上下文。

《尚书·尧典》:“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如果《尧典》不是伪造的(我认为如此),那么闰月问题在夏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尝试解决了。商代出现13月,14月,也许是为了准求更精确的刻意为之。总而言之,在甲骨文还没有完全破译(据说破译的字不到三分之一),在解读拼命往祭祀,占卜上联系的情况下,和我们现有甲骨,肯定只是当时一小部分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下商朝历法的结论,都可能过早。

李学勤就算撒谎,可能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政府工程,总要弄个成果出来,如果坚持说依据不足,不能弄,可能自己顶戴就要被摘了。

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的主流史观的最大问题,就是过于狭隘。囿于故纸堆,而不会借用这数百年来,科学大发展的各种成果。我后边会写出来的我的个人观点的史观,我自认为还是以唯物史观的思想来作指导的。先分析气候变化,地质变化等这些更客观的学科,然后是地理,考古等细节,再代入史书,典籍,民间传说,故事等。社会意识完全准确反映曾经的社会存在,是不可能的,但唯物的成分越多,应该就越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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