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曼斯泰因回忆录：失去的胜利 -- 香山居士

第三编 东线战役/第十一章 最高统帅希特勒

第十一章 最高统帅希特勒

我被任命为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后，第一次直接受到希特勒指挥，因为他兼任三军统帅和陆军总司令。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亲眼看他除了国家元首的职务以外如何尝试战争最高统帅的任务，过去我一直都觉得他对军事决定的影响，最多不过是间接和遥远的而已。因为凡是有关作战的事务都受到严格保密限制，所以很难有任何确实判断。

在波兰战役中，我们没有感觉到希特勒对陆军领导权的干涉。他两次视察伦德斯特元帅的集团军群总部时，对我们的战况汇报都很同情的听取，并且同意我们的意图，毫无干涉的意思。

至于说到挪威的占领，局外人对这个计划始终莫测高深，希特勒对西线攻势的态度在前文已详细讨论过。在这个事件上他完全越过陆军总部虽使人骇异和不满，不过他的基本原则是认为解决之道必须是进攻性的，从军事观点看一点都不错，尽管他原定的时间并不妥当。当然他拟定的计划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结果，理由我已分析过了。在那个阶段，他可能并没有想到会获得那样伟大的胜利。不过当A集团军群的计划使他有了这种机会时，他马上就抓住这个思想，并且去适应它――尽管因为怕冒险曾经加以某些限制。他在敦刻尔克城外命令停止装甲兵的前进，虽然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但是当时局外人却很难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从滩头留下来的装备数量看，任何人都很难想到英国人撤运部队过海的工作会获得那样大的成功。

不过由于缺乏一个“战争计划”，所以使入侵英国的作战缺乏适当准备而未能配合时机，这一点足以显示德军领导阶层的失败，也就是说应由希特勒本人负责。反之，任何不在实际现场的人却很难判断，为了政治原因转过头来对付苏联的决定是否真正无可避免。俄军在德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边界的部署的确使人感到惊心。

以一个军长和集团军司令的地位，我对希特勒在原始攻击计划和第一阶段战役的作战指导，以及一九四二年夏季攻势计划的影响作用，都没什么认识。无论如何，希特勒对克里木战役的指挥并未干涉。当我在一九四二年春季去谒见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同意我们的意图，并且毫无疑问尽可能使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获得成功。不过我认为在该要塞陷落之后，第十一集团军的调动是不合理的，这已见前述，不再赘论。

现在我以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身份，第一次直接受到希特勒指挥，这也是我对其最高统帅权的执行第一次真正的体验。

分析希特勒作为军事领袖的地位时，我们决不可以鄙薄他，认为他只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下士而已。

毫无疑问，他对于作战是别具慧眼的，象他采纳A集团军群的西线计划即为一例。事实上，许多业余军事家都有这种天才，否则历史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王公都变成指挥官了。此外，希特勒也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想像力，使他对一切技术和军备问题有迅速的了解。他对敌方最新兵器的性能十分熟悉，并且能够将敌我双方的战时生产数字整套背诵出来，如数家珍。事实上，每逢他谈到他所不愿听的问题时，就会把这套法宝请出来作为抵制对方的工具。毫无疑问，在军备方面的许多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远见和过人的精力。但是他对自己在这方面的天才却过份自信，结果又常常导致不幸的后果。他的干涉妨碍了空战装备的顺利发展，而火箭推进和原子兵器的发展也都受到了阻碍。

此外，由于希特勒对所有技术问题都深感兴趣，结果使他对技术资源的重要性不免估计过高。在某些情形中必须要用大量部队才能有成功希望，而他却相信少数的自行火炮或新型虎式坦克就足以应付了。总而言之，他所缺少的就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军事能力，这是他的“直觉”所不能代替的。

希特勒对战术机会固然别具慧眼，能够迅速抓住机会，但他却缺乏能力无法决定某种作战计划的先决条件和实际可能性。他不能了解作战目标和最后限度必须要与时间和兵力成正比，至于补给的可能性更是不在话下。他也不会认识到任何长程的进攻作战所需要的兵力必须逐渐增大，远远超过原始突击时所需要的兵力。在一九四二年夏季攻势的计划与执行中都很明显的呈示出上述弱点。另一个例证就是他在一九四二年秋季对我说的，他希望用一个摩托化集团军群从高加索一直进入近东和印度。

在政治方面也和军事方面一样，希特勒对于什么是可以达到的，什么是不可达到的，完全缺乏判断力。在一九三九年秋季，虽然他看不起法国的抵抗力，但他最初却没有认识到一个有正确计划的德军攻势即足以拥有获得决定性成功的把握。可是当他实际成功之后，因为条件改变了，于是他又错过了更好的机会。在每种情况中，他所缺乏的就是在战略和大战术领域中的真正训练。

所以这颗活跃的心对一切足以勾起其幻想的目标无不感到兴趣，这样同时追求几个目标，而且常常在战场上距离极远，就使德军的实力消耗殆尽。他完全没有了解下述基本规律――在重点上的兵力决不嫌强大，为了得到决定性的目标，甚至于不惜牺牲比较不重要的方面，或是不惜接受相当的冒险。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的攻势中，他都不能倾全力以求成功，而当情况逆转时，又不愿意采取任何紧急补救措施。

至于说到希特勒的战略目标(至少就与苏联的冲突而言)，那大部分是受到了政治考虑和德国战争经济需要的影响。在有关俄国战役的导言中，我已经有所论述，以后在分析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之间的防御战时，还要再度提到。

在决定战略性目标时，政治和经济性的问题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不过希特勒的错误却是过份重视了这种成就，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保有地理性目标要重于击败敌方军事力量。事实上，从对苏联的战争就可以看出当军事性的胜负未决之前，要想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地理性目标，是颇有疑问的，而想长期保持则更不可能。在那时，还不能用飞机或导弹来毁灭敌人的生产中心和运输体系。

战略毫无疑问应该是政治领袖手中的工具，但是他却决不应忽视一个基本事实。在任何战争中，战略的目标还是击碎敌方的军事防御能力。只有在确保胜利之后才能实现政治性和经济性的目标。

这样就要说到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希特勒的意志力，这对他的领导性格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他对这种意志力却未免估计过高。他认为这种意志力可以贯彻到每个士兵的心灵中，这也就足以使他的决定和命令获得成功。

很明显，最高统帅的坚强意志是胜利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因为在紧要关头，领袖突然丧失意志力，结果往往就会功败垂成。不过这种必胜的意志却又与希特勒的意志不同，后者的根源是他自信具有“天命”的任务。这种信念必然会使人丧失理智，而认为他自己的意志足以克服现实――不管敌人的兵力是否远占优势，不管时间与空间的条件，也不管敌方的领袖是否同样的具有坚强的意志。

大体说来，希特勒在作自己的计算时很少考虑到敌人的意图，因为他深信他的意志一定能够获得最后胜利。任何报告，不管如何可靠，只要一说到敌人的优势，他就不愿采纳，尽管敌军要比他强过几倍。希特勒会毫无理由的随便驳斥这些报告，或者是故意夸大敌人的弱点，以及引述德国的生产数字，滔滔不绝，使人不能开口向他进言。

在他的意志前面，任何军事指挥官在作决定时来当作基础的情况研判都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希特勒就是这样不顾现实。

希特勒对自己的意志力虽然如此的估计过高，并且也如此忽视敌人的资源和可能的意图，可是奇怪的却是其决定的果敢程度并不能与此相配。直到一九三八年为止，希特勒在政治方面是节节胜利的，可是这个人却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赌徒，在军事领域实际上却是不敢冒险的。希特勒本人所作的惟一果敢的军事决定，也许只有对挪威的占领，甚至原始计划还是雷德尔海军元帅提出来的。尤其是当在纳尔维克战况不利时，希特勒几乎要下命令撤出该城，结果就无异于牺牲了整个作战的基本目标――使运输铁矿的路线畅通。在西线战役的执行中，我们在前面也曾说过，希特勒是不敢进行军事性冒险。归根结底，攻击苏联的决定，也是因为不敢渡海攻英而引起的必然结果。希特勒认为侵英作战太危险，所以不敢一试。

在对俄国的战争中，希特勒对于冒险的畏惧，也可以从两方面显示出来。一是他在一九四三年以后，拒绝采取弹性作战方式。在那时只有自动暂时放弃已经征服的土地才能应付危局。二是他不敢放弃次要战场和尽量抽调兵力来应付主要决战，尽管不这样做就可能引起极大的危险。

希特勒为什么在军事领域中不敢冒险，其理由可能分为三点：首先，他可能秘密的感觉到他自己缺乏应付这些危机的军事能力。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更不相信他的将领们具有这种能力。其次，他也像一切独裁者一样，害怕任何的挫败都足以使其威望发生动摇。事实上，这种态度足以造成军事性错误，而更加丧失其威望。第三，希特勒对权力有一种贪欲，他不愿意放弃任何已经到手的东西。

在我任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时期，我与陆军参谋长蔡茨勒上将曾经花了无限的精力，想来矫正希特勒的错误思想，但结果还是枉然。

当他面临着一个决定是他所不愿意而又是无可避免的话，希特勒就会尽可能拖时间。当我们感到时机迫切有立即调动兵力来阻止敌人的作战成功或制止其扩张行动时，经常会遭遇到这种困难。参谋本部要与希特勒苦争几天之久，才能够从威胁较低的地区抽出一点兵力来援救紧急地点。在大多数情况中，总是当时机已经太迟的时候，他才肯给与很少的兵力――最后的结果是花了比原定数量超过几倍的兵力，还不能达到原定目标。为了放弃一个不能守住的地点，例如一九四三年的顿尼茨地区和一九四四年的第聂泊河弯，常常要争论达几个星期之久。有时为了想抽调一点兵力而放弃不重要的突出地带时，结果也一样难免一场争论。

希特勒可能是希望事态最后还是能变得合于他的想法，于是他就可以避免作出他本不愿意的决定。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决定是为了适应敌人的行动。他对自己的意志力既然具有无比信心，所以他不愿接受机动作战中的任何冒险，例如迂回的攻势，其成功是事先无法保证的。他也不愿意自动放弃任何东西。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因素对希特勒的军事领导方式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寸土必争的顽固防御也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公式，而终于断送了这种军事领导。所以，当德军在战争初期，凭借作战的机动性已经赢得那样优异的成功之后，希特勒对在莫斯科前线上所发生的首次危机所采取的对策却是斯大林的死守任何阵地的观念。在一九四一年，这种政策几乎使苏俄一败涂地，所以当德国人发动一九四二年攻势时，他们也终于放弃了这种思想。

因为在一九四一年冬天我们部队的英勇抵抗，终于击退了俄军的反攻，于是希特勒深信他禁止任何自动撤退的命令已经挽救了德军，使其不至于重蹈拿破仑的大军团在一八一二年遭遇的命运。他的宠信人员和某些指挥官对他的歌功颂德也增强了他的信心。所以当一九四二年秋季，德军的攻势在斯达林格勒和高加索发生顿挫，一个新的危机又正在兴起时，希特勒马上就再度想到他的老办法，认为只要不惜一切代价抓住已经得到的东西不放手即能确保成功。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使他放弃这种思想。

现在大家似乎都已经公认，在两种形式的战斗中，防御是较强的形式。不过这却是有条件的，只有防御是如此有效，足以使攻击者在攻击防御阵地时会因流血过多而自动送命才能行得通。在东线上这种理论却文不对题。德军的数量根本就不够组织如此坚强的防御。敌人的兵力比我们要强过好几倍，在那样宽广的正面上，可以集中兵力在任何选定的点上达到突破目的。结果，大量的德军就难免被包围的命运。只有在机动性作战中，德国参谋人员与战斗部队的优势才能发挥作用，结果才能使苏联的大军感到无用武之地。

希特勒这种不惜任何成本去坚守不动的倾向与日俱增，等到下文叙述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东线防御战时，还要更详细的加以分析。他之所以如此坚持，也许要在其本性的深处去发掘。他对战斗的看法，是只注意到其极端野蛮的一方面。他的思想是只能了解挺着不动，而让敌军碰在我们的防线上流血致死，但却不了解一个高明的拳师往往会后退一步，以便发动一个决定性的突击。他不懂得战争的艺术，而只懂得蛮力，而且认为意志足以保证成功。

因为希特勒重视蛮力远过于心灵，所以他陶醉在德国军需工业的生产数字之中，甚至于忽视了敌人的生产数字还要更高的事实。他忘记了必须有训练和技巧才能使一种新兵器发挥充份效力，只要新兵器到了前线，他就感到满足了。至于部队是否已经学会了使用方法，以及这种兵器是否已经在战斗条件下通过了考验，他却丝毫不予注意。

同样的，希特勒又经常命令成立新的师。虽然我们部队的数量增加是很好的，但是因此而使已经编成的部队缺乏补充兵员却是得不偿失。这些老部队几乎已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而那些新成立的部队因为缺乏战斗经验所以死伤特别严重，空军野战师、党卫军师和所谓人民步兵师都是例证。

最后还有值得提出的一点是，虽然希特勒的打扮很英武，并且喜欢追求其作为一个前线军人时所获得的经验，可是事实上他却缺乏一个军人的性格，他的思想与情感都不合于普鲁士传统。

希特勒从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报告中无疑清楚的了解前线的情况。此外他也经常召见刚从前线回来的军官。所以他不仅了解我们部队的成就，而且也知道自从俄国战役开始以来，我们部队就在不断忍受过度的折磨。也许这正是一个主要原因，使我们从来无法劝说希特勒去接近最前线。要请他来视察我们的集团军群总部都已经是够困难的了。至于再向前走一步，对他来说已经根本上不可能了，他可能是害怕在前线的所见所闻会打破他的美梦。

希特勒虽然尽量强调他过去的前线军人身份，但是我却从来感觉不到他的心是属于战斗部队的。部队的损失对他而言不过是数字的减少而已。他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人来看待。(注：有人认为希特勒内心是柔弱的，他是过份的受到情感支配，所以他害怕这种弱点会影响他的决心，因此不敢到前线去看一看。不过希特勒这个人却非常奇怪，很难了解，如果说他内心是柔弱的，那么为什么他的统治又会那样日趋野蛮和残酷呢?)

不过有一点，希特勒的表现却是完全像军人的，那就是对战功的嘉奖。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使勇士能够获得荣誉。

上面所说各点足以证明希特勒不适宜于作军事领袖。不过如果他能完全信任一个有经验而负责任的总参谋长，那么这些缺点多少可以获得一点抵补。无论如何他也有几种特长，那都是一个最高统帅所不可缺少的：坚强的意志，能够抵抗最严重危机的神经，极端敏锐的头脑，在作战领域也具有某种天才，还有能认识技术可能性的能力。如果他知道如何利用总参谋长的技术来抵补其在军事领域(尤其是战略和大战术方面)所缺少的训练和经验，那么尽管有上述弱点，也还是照样可以建立有效的军事领导。但这却正是希特勒所不愿意接受的办法。

正因为他相信他的意志力所向无敌，所以他的政治成就和战争初期的军事胜利(他认为这是他个人的成就)都足以促使他在估计其能力时会丧失一切的比例意识。照他的想法，如果接受一个联合负责的总参谋长的意见，这对他自己的意志不是一种补益，而好像是屈服在他人的意志之下了。此外由于受到传统和背景的影响，他对军事领袖有一种根本的不信任心理，后者的生活规律和思想方式都与他不同。所以他不准备有一个真正负责的军事顾问在他身边。他想做另一个拿破仑，只容许奴才在他下面，驯服的执行他个人的意志。不幸的是他缺乏拿破仑一样的军事经验和军事天才。

在前一章中说到有关侵英计划的问题时(第七章)，我曾经说希特勒所组织的最高统帅部，其中并无一人有权可以向他就大战略问题提出顾问性意见，或是拟定一个战争计划。三军统帅部的“作战处”，就理论上说应该担负这个任务，可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军事秘书处。它的唯一工作就是把希特勒的想法与指示用军事术语改写成正式命令而已。

但是更坏的却是，希特勒把挪威定为三军统帅部的战场，这是陆军总部无权过问的，这只不过是扰乱陆上作战的第一个步骤。以后几乎所有其他战场都逐渐变成了三军统帅部的私产，最后只有东战场还属于陆军总部，可是陆军总司令却又已由希特勒自已兼任。所以陆军总参谋长对其他战场所具有的影响力简直小得可怜；同样的，其他两个军种的总司令对大战略也是毫无影响作用。陆军总参谋长对陆军兵力的全盘分配根本没有发言权，常常不知道那些部队和物资将会送往其他战场。在这种环境中，三军统帅部的作战处与陆军参谋本部之间的冲突也就无可避免。希特勒似乎是故意造成这种冲突，以便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有决定权。自然这种恶劣的组织注定要使整个高级军事领导归于崩溃。希特勒对自己的意志力和军事能力估计过高，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后果，那就是他用个别手谕来直接指挥下级部队，这种情形日益恶劣。

德国军事领导体系中经常强调一个特点，即希望各级指挥官都能发挥主动精神并敢于负起责任。一切措施都以发挥这种特点为理想。所以原则上来说，较高级指挥部的“训令”和中下级指挥部的命令，对下级部队都是只以“指定”任务为限度。至于如何去执行指定的任务，那却是下级指挥官本身的事情，上级不应加以干涉。德军注往能够战胜敌人，这种处理命令的制度要算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敌方的命令常常是非常详细，把所有下级指挥官的行动都限制住了。除非万不得已，德军方面总是以尽量不侵越下级单位的权限为原则。

可是希特勒却认为坐在办公室中要比前线指挥官对情况还有更好的了解。他忽视了标记在他那幅太详细的地图上的情况，是事实赶不上战况的发展。而且从那样远的距离，他也不可能判断前线行动什么是适合和必要。

他已经逐渐养成一种习惯，爱用手令去干涉集团军群、集团军和更下级部队的行动，这是与他所应关心的范围完全不相干的。虽然过去在我自己的指挥范围内一直没有受到过干涉，但是当我从维帖布斯克前往罗斯托夫时，中途在一个火车站曾经与克鲁格元帅会晤，他却给我一个预先的警告。他说在中央集团军群，任何兵力超过一营以上的行动，他都得事先与希特勒商量一下。虽然我以后总算未受到这种无法忍受的干涉，可是由于希特勒多管闲事，已经使我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有了够多的冲突。

这种个人性的命令，通常对指挥和作战都只有妨碍作用，相反，希特勒又极不愿意颁发长期性作战训令。当他愈是把“不惜一切成本以死守”的原则作为其政策的要点时，于是也就愈不愿意颁发长期性训令。因为他已经不信任其部下，所以担心这种长期训令会使他们获得行动自由，以至做出他所不愿意的事情。不过，这样的结果却使一切领导作用都丧失了。长久之后，甚至连一个集团军群若无统帅部的命令都无法行动了。我们时常回忆起我们在克里木时的情况，那时我们可是有充份行动自由的。

有许多的记录都说希特勒态度粗野，有时口喷白沫，甚至有时还会咬地毯。当然他有时是会丧失自制能力。不过当我在场时，只看到他发过一次坏脾气，那就是与哈尔德的争吵，上文中已经说过。很明显，希特勒是看人打发的。专就我个人而言，他一直都还能保持应有的礼貌。即使我们意见冲突，也都没有红过脸。

希特勒要算是一位心理专家，对于凡是来见他的人，他都有一套办法来说服他，并使其接受他的观点。此外，他当然也知道任何来见他的人的动机，并且早已准备好一套答辩的理论。他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足以说服他人接受他的信念，不管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尤其是某些刚刚从前线回来的军官，对他素无认识，更易受到他的欺骗。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出发时，他心里只想把前线的事实真象告诉希特勒，可是回来时却完全被希特勒说服了，而且充满了信心。

当我在任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时候，为了作战问题常常与希特勒辩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实在是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几乎一争论就是好几个钟点，有时他的来宾会达到目的，但多数却是空手而回，最好的安慰也只不过是空洞的诺言而己。我认识的人中没有那个在这样的讨论中具有与他同等的持久力。与一个前线指挥官之间的争论，最大限度的时间充其量不过几个小时，可是总参谋长蔡茨勒上将为了要希特勒采取必要行动，常常是一争就是好几天。当这种争论进行之际，我们总是惯于问蔡茨勒，他们是已经达到多少“回合”了。

此外，希特勒用来为其辩护的理由(我在这里所指的包括纯军事性的在内)通常也还是不易加以驳回的。尤其是在有关作战意图的任何讨论中所要争论的事件，其后果几乎是任何人都无法作出绝对正确预测的。在战争中没有一件事能够确定，不管是说的还是做的。

当希特勒自己感觉到他在战略方面的意见不能给人以任何良好印像，他马上会从政治或经济的领域中去寻找理由。因为他对政治和经济情况的知识是任何前线指挥官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他的辩论在此时通常就更显得理直气壮。作为最后手段，我们就只好坚持如果他不同意我们的建议或是要求，那么在军事方面一定会发生恶劣后果，结果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会随之受到恶劣的影响。

反过来说，尽管他不愿意接受要求，可是却常常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善听者，而且有时他也能作客观性讨论。

这样一位定命论主义的独裁者，他所想的就是他的政治野心，而且生活在他的“天命”信仰之中，所以与其军事将领之间自然很难发生任何亲密关系。很明显，希特勒对个人因素是最不感兴趣的。照他看来，人类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达到其政治野心而已。他自己与德国军人没有任何感情上的联系。

一方面由于希持勒的个性，另一方面是由于统帅部的组织，就使德国的军事领导的缺点日趋明显。于是自然引到一个进一步的新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局面有所改善呢？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我在本书中决心不加分析。

为了使战争可以有比较合理的指导起见，我曾经至少作过三次努力来劝诱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中接受某种改革。据我所知，还没有第二个人敢于像我这样直率，当面批评他的军事领导是不适当的。

我当然完全了解，事实上，希特勒决不肯公开放弃其最高指挥权。作为一个独裁者，他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因为照他看来，这对其个人威望将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打击。所以我的意见是只想劝诱希特勒在名义上保留最高统帅的地位，但是事实上却把所有军事行动指导权交给一个负责的总参谋长去执行，对东战场则另外特任一位总司令。我这些企图不幸都未能获得成功，在以后叙述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之间的事情时，对此将要作更进一步的讨论。对我个人而言，这些努力尤其困难，因为希特勒完全知道当时在陆军中有许多人都希望我能出任真正有实权的总参谋长或是东线总司令，所以我的处境更显得窘迫。

我在这里不拟讨论用暴力手段来改变国家领导的问题，例如一九四四年的七月二十日事变，虽然也许有一天我会发表我的意见。在这本战时回忆录的范围内，我要说的就只有以下几句。站在负责指挥一个集团军群的领导地位，我认为在战时我是无权发动政变的，因为这样可能会使整个前线崩溃，甚至会使国内发生混乱。此外还有军人宣誓效忠的问题。

正如我在接受战犯审判时所说的话：“任何高级军事指挥官经年累月都在希望他的部下为胜利而捐躯，那么当然也不会用他自己的手来造成失败。”

无论如何，在那时我们也都已经知道，即使发动政变也还是不能改变联军的无条件投降要求。而且当我尚握有兵权时，我也还觉得我们还没有达到要把这种行动当作惟一出路。

原作者：弗里茨?埃利希?冯?曼施泰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