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曼斯泰因回忆录：失去的胜利 -- 香山居士

第十四章 “城堡”作战

在前一章我们说过，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间的冬季战役是以俄军在斯大林格勒两侧的顿河和伏尔加河的突破为起点，但最后却未使苏联最高统帅部获得其所希望的决定性成功。

现在的问题就是德军在这个夏季应如何继续作战。在丧失了许多主要部队之后，德军明显已经缺乏力量来发动象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那样巨大的攻势。不过德军方面若是能有适当领导，那么下面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就是设法消耗敌军实力，使他感到吃不消，终于愿意接受不分胜负的和平。就当时情况来说，这决不是一种幻想。不过用纯粹防御性的静态战争却还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第一，德军没有足够的师数防守从波罗的海起到黑海为止的绵长防线。第二，俄军也许会等西方联军在欧洲登陆后再采取行动――由于北非战局逆转，这个危机也日益迫切。

德军要想在东线上造成僵持的和局，已经感到时间不多了。要想达到目标，必须采取战略上的守势，用局部性强烈打击来消耗敌军兵力达到决定程度――最重要的是俘虏其大量兵员。先决条件就是应具有作战弹性，因为德军指挥组织和战斗部队仍具有优越素质，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占上风的。

我们自然已经考虑到一旦泥泞季节终止，苏联统帅部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斯大林是否会等到其西方盟友在欧洲登陆之后才采取行动呢?虽然这似乎非常自然，但事实上却有许多理由可以反驳它。因为去年秋季战役的巨大成功毫无疑问增加了俄国人的自信心。另外从心理上来说，苏联领袖们已经把“解放苏维埃神圣领土”的口号减得天花乱坠，他们是否有脸中途停止呢?还有俄国人是否想赶在其同盟国前面先把巴尔干抢到手呢？这可是俄罗斯扩张主义者的传统目标。

假如敌人在损失补充完毕后即重整攻势，又可以断定它的主力还是会指向德军南翼――即向南方集团军群进攻。

德军正面有一个突出地区，从顿涅茨河与米乌斯河的交点起，直到哈尔科夫附近为止，其中包括该城以南的重要工矿地区在内，似乎正在等候敌人去加以切断。如果敌人在哈尔科夫附近达到突破的目的，或只是渡过了顿涅茨河中游，他就仍能达到上个冬季所未能达到的目标，在黑海岸边围歼德军整个南翼。(此时A集团军群仍留在库班半岛上!)同一个打击也能使他重获宝贵的顿涅茨地区和乌克兰的谷仓，并且打通达到巴尔干和罗马尼亚油田的道路，并对土耳其产生政治影响。在东战场没有任何地区能够比这里使苏联获得更多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利益。所以苏联的决定性攻势一定会指向南方集团军群方面，不过因为我们拥有数量优势，所以在其他地区自然会有进行较小规模攻势以虚张声势的可能。

南方集团军群总部已经几次提醒陆军总部和希特勒注意这种趋势。他们应作的最后决定就是要从全局判断，我们是应等候俄军发动攻势然后再加以沉重反击呢?还是先发制人，在战略防御结构之内，进行一次有限的打击呢?

集团军群总部主张采取前一种方案。因为就作战而言比较有希望，并已在二月间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计划草案，原定构想是假设俄军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从南北两面向顿涅茨地区发动钳形攻击――在哈尔科夫附近迟早也会有辅助性攻势发动――那么我们沿着顿涅茨河和米乌斯河上的弧形防线就应该依照预定时间表加以放弃，以便把敌军向西引诱使其扑向顿河下游。同时，所有能动用的预备队，尤其是装甲兵主力，则应集中在哈尔科夫以西地区，首先击碎在那附近能找到的敌军攻击兵力，然后直趋正向顿河下游前进的敌军侧面。这样敌军不仅不能在黑海岸边围歼我军，其本身反而会在亚速海岸遭到围歼的命运。

但是这个计划却不能获得希特勒批准。他仍然偏重顿涅茨盆地的经济价值，并且担心即使只是暂时撤退都足以影响土耳其与罗马尼亚的态度。但是他最大的偏见还是认为我们对在一九四一年冬季从斯大林手中赢得的土地应该寸土必争，他对自己的成就是一向很自负，认为只有那样才使德军免作拿破仑式的撤退。不过此外，他毫无疑问也感觉到这个计划实在太过冒险。也许他内心深处不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尽管对战术有时的确别具慧眼，但他毕竟缺乏真正名将的能力。

所以，我们现在就一心只考虑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又必须在俄军恢复其在冬季战役中的损失之前，先进行一次有限的迎头痛击。

俄军在库尔斯克周围形成了一个突出地带，似乎是一个合乎理想的目标。在这个地区的俄军面对着德军中央和南方两个集团军群，在泥泞季节中双方当然都按兵不动。不过等俄军发动攻势时，必然会以此为出发点向我军侧面进行打击。假如我们攻击成功，那么这个突出地带的俄军就会有可观的数量被一网打尽。不过条件却是我们必须提早动手以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尤其是敌人必然要使用他们在冬季战役末期已受重大损失的装甲部队，这更使我们有机会将其全部歼灭。

这样就要说到所谓“城堡”作战了。这是德军在东线所发动的最后一次大攻势。为向库尔斯克突出地发动攻击，南方集团军群提供了两个集团军的兵力：第四装甲集团军和肯普夫集群，共有十一个装甲师或装甲步兵师和五个步兵师。为了这个目的，当然在顿涅茨河和米乌斯河的兵力都要作相当的抽调。

对于从北面的进攻，中央集团军群提供了第九集团军，包括六个装甲或装甲步兵师和五个步兵师。在这方面，主要危险在于该集团军必须在奥廖尔以东的突出地集中，而敌军却可以从东面和北面攻击其背面。

“城堡”作战在时间上的配合是决定在五月上旬开始，因为到那时地面可能已经够干燥了，但敌人却仍未完成其整补工作――尤其是其装甲部队。

可是到了五月开始时，希特勒却违反了两位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忠告，硬把发动作战的时间推迟到六月，因为他认为到那时，我们的装甲师可以获得新坦克而更将增强实力。甚至当我们向他指出，由于突尼斯的情况发展，假如“城堡”作战的开始再延迟，结果就可能会有与敌人在欧洲登陆的时间重叠的危险，希特勒却还是坚持己见，同时他也没有认识到时间越延长，则俄军的坦克数量也就越多，因为他们的坦克产量毫无疑问要超过德国。因为我们自己的新坦克交货迟误，结果直到七月初本集团军群才能发动“城堡”作战，到那时先下手打击的好处早已丧失。这个作战的原始观念就是要乘敌军尚未整补完成之前先动手攻击。同时，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南方集团军群在顿涅茨-米乌斯突出地带部队所面临的威胁也就越大，因为所有装甲部队都已抽走。同样，作为中央集团军群第九集团军出发基地的奥廖尔突出地也更感威胁。

七月五日，德军终于能够发动攻击了。虽然用尽一切欺敌和伪装手段，但因为延迟了太久的时间，我们终于无法使敌人因完全不知道受到突袭。

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第九集团军在最初两天能够突破敌方要塞防线约达九英里深。经过一场苦战之后，他们又击败了敌方预备队的反击，继续前进了几英里。直到七月九日，终于停顿不前了，因为敌人正面后方有一个支配性的高地挡住了进路。该集团军本拟稍息几天再继续进攻，可是敌人却破坏了我军的计划，他们在七月十一日从北面和东北面向奥廖尔突出地大举进攻。为了支援防守该地区的第二装甲集团军，中央集团军群总部不得不从第九集团军中抽回强大机动兵力。

在南方集团军群方面的攻势发展却比较有利。在这方面也是要突破敌方的纵深防御阵地，所以进展也同样困难而迟缓。不过到七月十一日，却终于达到普罗霍罗夫卡和奥博扬地区。在这时也击败了敌方机动预备队的反击，敌方十个坦克或机械化军被击溃或受到严重损失。到了七月十三日，面对南方集团军群的敌军共被俘二万四千人，损失坦克一千八百辆，野炮二百六十七门，反坦克炮一千O八十门。

七月十三日，当战斗达到高潮，胜利似乎在望之际，两个集团军群的总司令被希特勒召往大本营开会。他首先宣布西方联军已在西西里岛登陆，所以情况已经急转直下。意大利人甚至根本不想抵抗，这个岛算是丢定了。因为联军的下一个行动可能是在巴尔干或意大利南部登陆，所以在意大利和巴尔干西部都有成立一个新集团军的必要。这些兵力必须从东战场抽调，因此“城堡”作战必须停止。

这也正是我在五月份向希特勒警告过的事情，真是不幸而言中。

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克鲁格元帅报告第九集团军已不能再向前进，而他也必须抽回一切机动部队，阻止敌军深入奥廖尔突出地域。所以“城堡”作战已经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说到我们集团军群方面，我就指出战斗现在正好达到顶点，此时若摆脱战斗无异于放弃胜利。我们至少要把敌军的机动预备部队都完全击溃才能停手。

虽然如此，希特勒还是根据地中海和中央集团军群方面的情况决定停止“城堡”作战，惟一让步就是南方集团军群可以继续攻击，直到达到击碎敌方装甲预备队的目标为止。事实上，连这一点也未能做到，因为几天之后，本集团军群即奉命把几个装甲师移交给中央集团军群。于是两个集团军的突击兵力都撤回到原有的起线。

德军在东线的最后一次攻势就这样虎头蛇尾的结束了，即便如此，面对着南方集团军群的敌方兵力在俘虏，死亡和负伤等方面的损失都超过德军达四倍以上。

原作者：弗里茨?埃利希?冯?曼施泰因

第十三章 一九四二年南部俄罗斯冬季战役

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交替之际，整个德国都注视着斯大林格勒，许多焦急不安的心都在为在那里苦战的子弟祈祷。可是在东战场的南翼同时也正在艰苦作战，其规模之大比挽救斯大林格勒二十万官兵的生命和自由的战斗尤有过之。

这里的问题不仅是一个集团军的命运，而是东战场整个南翼的命运，甚至可以说是东线全部德军的命运。

这是为了避免失败的悲剧，尽管其中还有昙花一现的胜利――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次胜利。整个战役充满了惊涛骇浪般的危机，紧张空前，这个战役在整个战争中要算是最富刺激性的。在德军方面，最后胜利的希望已经不在考虑之列。由于一九四二年夏秋两季战役的领导失败，现在的主要目标只不过是避免最后失败而已。敌人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使其保证一切获胜机会。德军统帅部必须一再进行凑拼性应付，而前线部队的英勇表现更是史无前例。

虽然结果并非赫赫胜利，但也不是为第六集团军送葬的钟声，不过这个战斗却仍然值得记录。因为是撤退性作战，注定不会有光荣的胜利。但事实上其结束绝非失败，而且还使德国最高统帅部有了一次至少可以形成军事僵局的机会，其价值可能超过一次寻常的胜利。

冬季战役的战略基础

为了了解这次在南翼的决定性战役的重要性及其危险程度，我们又必须简略检讨开始时的作战形势。

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间的冬季，苏联的军事资源只够阻止德军对莫斯科的攻击。于是到一九四二年夏季，战潮又再度向东推送，最后终于达到伏尔加河和高加索。

但是现在――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之间的冬季――敌人终于感到已经有足够力量从我们手中夺取主动权了。今后的问题就是在那个冬天是否能采取决定性步骤使德军在东线遭受失败。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虽然惨重无比，但就整个战争而言，还不能算是决定性一击，可是如果德军整个南翼都被歼灭，那么就可以为俄军的胜利铺路了。俄国最高统帅部有两个理由可以希望在东线南翼达到这个目标。第一是俄国的兵力拥有绝对数量优势，第二是由于德国人的领导当局在斯大林格勒犯了极大错误，所以使他们在作战方面居于有利地位。俄国人毫无疑问在追求这个目标，尽管他们并未获得成功。

现在让我来对这次南部俄罗斯冬季战投开始时的战略情况作一个简短的叙述。

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德军正面构成了一个宽广的弧线，从高加索和乌克兰东部地区一直向东弯曲，这条弧线的右翼在诺沃罗西斯克连接黑海，沿着A集团军群(第十七集团军与第一装甲集团军)的正面通过高加索北部，但在东面并末实际与里海接触。

这条正面纵深开放着的侧面面向着南方，只有第十六摩托化师在东面向着伏尔加河下游方向担负掩护任务。这个师位于叶利斯塔以东的卡玛克大草原上。

B集团军群的连续防线是从斯大林格勒以南某点开始。从斯大林格勒往顿河方向，然后沿顿河直达沃罗涅日为止。这个集团军群所有的部队包括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第四装甲集团军、第六集团军、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一个意大利集团军和一个匈牙利集团军，最后是德国第二集团军。德军主力过去几个月都陷在斯大林格勒附近，所以其余正面，尤其是顿河一线，主要交由联军负责。在A集团军群或B集团军群正面的后方，根本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预备队。

敌军方面组成了一个“高加索方面军”、一个“西南方面军”和一个“沃罗涅日方面军”，不仅在第一线拥有优势兵力，而且在所有集团军群(即方面军)和东线中央或莫斯科及其后方地域，也都有强大的预备队。

为了了解这种情况的真正危险及其对敌方有利到了什么程度，我们首先应该明了一两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问题。

从十一月十九日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被击溃的顿河地区(即面对克列茨卡亚俄军顿河桥头阵地及其西方地区)，或者从意大利集团军在卡珊斯卡亚两侧所占领的地区到罗斯托夫的顿河渡口的距离都只比一八五英里略多一点。不仅整个A集团军群，而且连同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团军在内，其后方交通线都要通过罗斯托夫。但是A集团军群的左翼距罗斯托夫至少为三七五英里，而位于斯大林格勒以南的第四装甲集团军也在大约二百五十英里以外。

在更后方地域，德军左翼的交通线又越过在扎波罗什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第聂伯河渡口。通过克里木和越过刻赤海峡的联系也不十分有效。这些德军南翼后方的重要第聂伯河渡口距斯大林格勒在四四O英里以外，而到高加索正面的左翼则更超过五六O英里。另一方面，它们到顿河的敌军正面仅二六O英里，无论从卡珊斯卡亚到扎波罗什，或从斯沃博达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都是如此！

这种情况的实际意义，从我个人的经验知道得实在太清楚了。我在一九四一年夏季率领第五十六装甲军从蒂尔斯特攻到德文斯克，四天内走了一百九十多英里。而且我们前进时还面对敌军相当顽强的抵抗，都是目前意大利和匈牙利集团军在顿河上的抵抗所能相比的。当年俄军在前线后方还控制着许多预备队，这也是我们在一九四二年冬季战役中所缺乏的。

除了战略利益以外，俄军还拥有巨大的数量优势。当顿河集团军群开始奋斗之时，敌我两军兵力之比已见前章。到了冬季这种比例的发展可以用下面两个数字来表示。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南方集团军群(以前的番号为顿河集团军群)在从亚速海到哈尔科夫以北之间长达四三五英里的正面上一共只有三十二个师的兵力。面对这个地区，敌人在前线上及其后方却有三百四十一支大部队，分别由步兵师、装甲或机械化旅和骑兵师构成。

顿河集团军群的战斗条件经常受到两个因素支配：

第一，敌方的压倒性数量优势。即使当本集团军群得到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大部分和陆军总部供给的新兵力而得到增强，一共也只有三个德国集团军，后来增为四个。但是德军对俄军的比例却仍为一比七。(苏联某些部队在数量上不及德军一个师，这个事实已经计入)。

第二，另外还有一个极大的内在战略危险。敌军数量既然要比我们远为强大，而且当我们的盟军崩溃之后，他们此时也享有完全行动自由。同时他们达到德军南翼生命线――罗斯托夫和第聂伯河渡口――的距离也远比我们为近。

这两个因素加起来，足以暗示德军南翼所面临的危险。一旦当我们的补给线被切断，就会被迫退向亚速海或黑海岸上，并终于在那里接受毁灭的命运――苏联黑海舰队也恰好能够进行封锁。顿河集团军群及A集团军群被毁灭后，整个东线的命运迟早也就决定了。

作战政策要点

基于上述战略情况分析，所以在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冬季的整个南线战役中，双方面临的问题都一样。俄军能否捕捉德军南翼以完成其通向最后胜利的决定性步骤?德军能否避免这个悲剧?

俄军采取的作战计划非常明显。那是德军统帅部亲自将好机会双手奉送给他们，他们当然是只好愧而受之。俄军第一步应围歼在斯大林格勒的第六集团军，那是十分自然的决定。

在进一步作战中，敌人准备利用他们在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三国部队地域的压倒性成功，不断增强打击力量和范围，从北面和西面迂回德军南翼，其目标是首先切断这一翼与其交通地区之间的联系，进而把它包围在海岸上。因为德军南翼已经被其最高统帅部丢得太远，所以这种战略思想非常有希望成功。

德军方面要决定的问题就困难得多了，由于我们自己的疏忽以及敌军在斯大林格勒两侧获得了首次意外成功，就使我们处于极大的危险中。可是从全盘战略情况看来，在敌人发动攻击的第一天，最高统帅部就应该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设想它会如何发展，尤其是在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危险是多么巨大。

总之，德军最高统帅部必须在两条路线上选择其一。一条是当第六集团军一受到攻击就应乘敌人尚未合围之际，先将其撤出伏尔加河，加上强大增援兵力的协助，用这个集团军来尝试恢复顿河大河弯的情况。同时必须要用德军去增强联军部队所占领的顿河地区。不过很明显，德军在当时已经没有必要的部队可用，同时由于铁路运输缓慢，也无法使这些部队如期赶到。而命令第六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正是其迟迟不能下决心的事情。事实上，在苏联攻势发动后不用几个星期就可以认识到这个集团军已经丢定了，就整个作战体系而言，我们最多只能希望它尽力牵制大量敌军兵力达最长时间。这也就是这个英勇的集团军直到最后牺牲为止所应担负的任务。

尽管如此，即使由于希特勒死抓着斯大林格勒而使事态出现如此不利的逆转，而且援救第六集团军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之后，对于德军最高统帅部来说，还有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只要肯放弃在夏季攻势中占领的地区（无论如何那都是不可能守得住的），那么一个严重的危机就可以演变成一次伟大的胜利。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把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兵力，在一定时间内，从东部正面的突出部撤出来，首先后撤至顿河下游或顿涅茨河西岸，然后再转用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

同时，所有能够调用的兵力――包括因为缩短这两个集团军群的正面而多出来的部队――都应该集中于（假设就是）哈尔科夫附近，当敌人企图追击撤退中的德军或切断我军在第聂伯河上的渡口时，这些部队就可以用来攻击敌军的侧翼，也就是说，要将一个大规模的撤退转变成一个合围歼击作战，目标是把我们的追击者驱赶到（黑）海岸边，并在那里歼灭他们。

当救出第六集团军的希望断绝，A集团军群在高加索的地位也已岌岌可危，而敌军在意大利集团军正面的突破又已使整个南翼都有被切断的威胁时，顿河集团军群即向陆军总部提出上述作战计划。

但希特勒却不会欣然采取这种行动，因为首先要放弃在一九四二年夏季已经征服的地区，而且毫无疑问也会引起相当程度的作战冒险。这种步骤对希特勒的个性而言完全不适合，我在第十一章中对他的个性已有详细的分析。因为对于作战问题如此缺乏经验，他甚至希望把刚刚到达哈尔科夫的党卫军装甲军投入战斗以恢复整个南翼的情况。

对于顿河集团军群而言，上述第一条路线在它赶到战场之前就已经无法进行了，因为那时第六集团军早已陷入包围之中。此外，当我们集团军群总部成立时，移交给我们的都是一些残破部队，后来所获得的增援也极为有限，凭这一点兵力想在顿河地域进行会战是没有成功希望的――尤其是当意大利集团军被击溃之后，增援兵力都被扣留在B集团军群地域了。至于说第二条路线，即等敌军乘胜追击时，将一个大规模撤退作战转变为对敌军北侧面的反击行动，这却是顿河集团军群无权执行的。要执行这个任务，我们必须有权指挥整个南翼，并有权自由动用陆军总部的预备队。

相反，顿河集团军群所能做到的却仅限自己指挥范围之内，所以只能一再设法应付这种险象环生的局面。随着战局演变，情况也就日趋危险。

顿河集团军群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援救第六集团军。最初这是比一切其他作战考虑都要居于更优先的地位。

一旦这个任务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完成，我们这个集团军群马上开始研究如何避免更大惨败(损失整个南翼)的问题。因为陆军总部尚能动用的兵力不足以使德军南翼在顿河下游及第聂伯河的交通线不被切断，所以惟一对策只有缩短集团军群东翼，而把紧缩出来的兵力用在西翼。所以一切成败就要看我们的思维能否走在敌人前面，能够迅速把东翼的兵力转用于西翼以拦截敌人的迂回运动――他们正在逐渐向西发展。因为我们北方的友军B集团军群因为盟军失败的结果已逐渐消失，这就使我们的任务变得更为困难。从另一方面来说，除非能调动A集团军群的兵力，否则就不可能把足够兵力调往西翼，而A集团军群却又不是顿河集团军群能指挥的。

虽然这个构想的规模较大，时间也较长，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形却与保卢斯将军于十一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之间在斯大林格勒所面临的性质完全一样。这一次也是要不顾局部压迫，立即把兵力调到我方后方交通线存亡所系的地区，而同时还要维持我们的作战机动。惟一差异是保卢斯的一切决定必须在几天之内，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完成，而他从一开始起就不能希望有援兵赶到。在我们这里，这个思想也支配了我们的全部作战，并使我们与最高统帅部冲突达数月之久。

就本质而言，这个从东面蛙跳到西面以打击敌人切断我们整个南翼企图的思想十分简单，可是在战争中，往往最简单的事情也最难做，真正的困难并非难作决定，而是在执行方面。在现有情况下，若从东翼方面抽调任何兵力，结果必然会造成危险，而这却是谁都没有把握一定能克服的。更困难的是如果这种兵力调动要不失时机，必须在这种切断的危险尚未完全显示出来就开始采取行动。且不说是几个星期，至少要在危险程度尚不至严重到连希特勒都能认识到时，就应该开始采取行动。最后还有一点，在A集团军群地域的情况发展，也已经足以阻止我们将这个蛙跳计划付之实行――详细见后述。

所以，尽管这个设想如此简单合理，但当我们面临如此日益严重的情况时，结果证明很难实现。要想使最高统帅部能够接受这个设想――至少希望能不失时机以发挥真正效力――也同样困难，因为最高统帅部的观点也是与我们对立的。希特勒在原则上是要坚守任何已经获得的东西，而我们却认为作战的机动性才是胜利的真正钥匙――在这方面，我们的作战参谋组织和战斗部队都要比敌人优越。

顿河集团军群接管指挥权时的情况，加上最高统帅强加给它的限制，以及对邻近集团军群的行动和态度的依赖程度，都足以使该集团军群采取一种“逐步应付”的方式，但同时应尽量不牺牲其基本思想。

基于上述分析，顿河集团军群(以后改称为南方集团军群)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之间的冬季战役似乎可以分为四个连续阶段：

第一阶段为援救第六集团军，顿河集团军群把一切都用来孤注一掷。

第二阶段为顿河集团军群设法使A集团军群后方不受威胁，而后者正在高加索地区摆脱战斗。

第三阶段为使德军南翼交通线不被切断的实际战斗。

第四阶段为该集团军群在哈尔科夫会战中对敌军攻击获得成功，虽然胜利规模要比原来设想的小。

第一阶段 援救第六集团军

援救第六集团军的企图，或者可以说是使它能够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逃生的企图，在上一章中已经详细叙述过了。

为了使这个企图成功，顿河集团军群作了全面努力，所冒的风险也达到最大限度，直到第六集团军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为止，那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在集团军群正面中央和左翼都只留下了极少量兵力，仅能构成一道单薄的掩护屏障而已。目标是在这些地区中尽量拖延敌人的任何决定性发展，直到在顿河以东地区的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战斗足以为被围的集团军杀开一条血路为止。

当第四装甲集团军与第六集团军之间取得联系的一切希望都已破灭，同时意大利集团军的失败又已使顿河集团军群的西侧面处于暴露地位，并且也使敌人到罗斯托夫的道路畅通无阻，于是该集团军群才把维持东线整个南翼的问题列为最优先的考虑。

在这个阶段我所还应该叙述的就只有这一点：一方面由于第六集团军决定不进行突围，另一方面由于B集团军群左翼(意大利集团军)方面的情况发展，结果使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不免每况愈下。

由于敌人不断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抽调强大兵力来迎击第四装甲集团军，所以使该集团军在集团军群的东翼处于极困难的情形中。其详细经过也已见上章。在阿克赛河与科帖尔尼科沃之间的战斗，以及以科帖尔尼科沃为跳板而发动的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援救攻势中，第五十七装甲军由于罗马尼亚部队的溃败而被单独遗留在战场上，不免受到严重损失。第二十三装甲师本已严重减弱，现在尤其受到惨重打击。由于A集团军群的增援迄未出现，所以第四装甲集团军实在是独木难支，它甚至无力阻止敌军调动强大兵力进入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后方。

在集团军群正面其余地区的情况发展也都同样严重。在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地域，由于第四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以东正向后撤退，使敌人能够先在波特姆琴斯卡亚附近，后又在柴姆扬斯卡亚渡过封冻的河流，威胁契尔河阵地的侧面和后方。在这个正面，米斯将军此时已接替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司令部，负起指挥之责。因为俄军正从东南两面渡过顿河来攻，所以我们最初毫无选择余地，而只好命令“米斯群”向卡加尔尼克河后方作战斗性撤退。

集团军群左翼方面的情况似乎更为严重。虽然罗马尼亚集团军各师损失惨重，但是霍立特集群还是把兵力从契尔河上游向南撤出。可是一个最近赶到的新编师奉命防守在别斯特拉亚-格尼拉亚河的该集群侧面，却放弃了在米尔扬廷斯基的渡口，尽管是有他们的理由的。这使敌人可以到达霍立特集群的侧面，以及在莫罗索夫斯基的重要空军基地。

不过更严重的事实却是由于意大利集团军的瓦解和罗马尼亚部队(罗马尼亚第一军和第二军构成霍立特集群的左翼)完全退出战斗，使敌军几乎能够毫无阻拦的到达福彻斯塔特、卡缅斯克和伏罗希洛夫格勒等地各顿河渡口。仅仅在米列罗沃，有一个新成立的“弗雷特-皮科群”在B集团军群右翼，屹立不动如洪流中的小岛，尚能作一点抵抗。但无论如何，敌人还是可以自由向东旋转，到达霍立特集群或米斯群后方，或是径直向罗斯托夫前进。

所以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是够严重的了。如果它能有独立行动的权力，那么解决这个危机的惟一正确的方法就是不顾任何其他考虑，立即把这个“蛙跳”原则付之实行。第四装甲集团军可以单独行动撤回到罗斯托夫，然后用来解除这个集团军群左侧和向西的交通线的威胁。尚在顿河大弯作战的米斯群与霍立特集群的兵力则应退回到顿涅茨河。

这种方法的主要反对理由就是A集团军群仍然在高加索坚守阵地的事实。若顿河集团军群把兵力向西翼调动，将会使A集团军群后方处于暴露地位，这是一个根本上不能考虑的问题。相反，顿河集团军群的责任不仅只是掩护A集团军群后方，而且还要设法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

于是就目前阶段而言，想把主力西调以阻止敌人切断德军整个南翼的思想来作为顿河集团军群的作战基础似乎还不可能。尤其是在接管指挥权的最初几星期中，顿河集团军群为了优先援救第六集团军，更是有意把这个设想暂时搁置起来。现在在第二阶段中――尽管西侧面的威胁日益增大，可是该集团军群还是要被迫作无可奈何的战斗，以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能够不被切断。

第二阶段 使A集团军群后方不被切断的战斗

德国最高统帅部从一开始就应该认识到，如果援救第六集团军的战斗不能立即成功，那么A集团军群也就决不能再留在高加索。也就是说在顿河大河弯内没有建立安全阵地的可能。当敌人在B集团军群右翼撕开缺口，已能直趋罗斯托夫之后，任何人都应明白不可能再扼守高加索正面了。当然，除非希特勒愿意或能够从其他战区抽调大量兵力增援，那是惟一的例外。

早在十二月二十日，也就是意军两师溃逃而使霍立特集群的侧面暴露，并使俄军可以直趋顿涅茨河各渡口那天，我就曾经向蔡茨勒将军指出，敌人若向罗斯托夫方向前进，那么现在他就会有向德军整个南翼进行决定性打击的机会。

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又提醒他注意以下事实，现在已经不仅是顿河集团军群的命运受到威胁，而且A集团军群也一样。

我在上文中已说过，当我要求A集团军群的兵力撤回罗斯托夫并增援第四装甲集团军时曾遭拒绝。即使现在援救第六集团军出险的希望早已断绝，但为了A集团军群的利益，他们仍应增援第四装甲集团军，因为它若被击败，则敌军立即可以窜入A集团军群后方。可以谅解，A集团军群本身决不愿意把任何部队自动拨交给顿河集团军群指挥，所以这也就是最高统帅部的职责，应该用命令把两个集团军群的兵力从新平分一下。那实在非常迫切。A集团军群之所以拒绝给与我们以所要求的兵力(请参阅前一章)，可能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不愿拆散其部队。毫无疑问，要想使较大的部队摆脱战斗，实在是一种困难任务，至少也需要很多时间。不过这种办法，一部份是迫于需要而无法避免――因为缺乏适当的预备队来填补敌人突破时所造成的空洞，但另外也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就是A集团军群有几个月都没有一个专职总司令来使一切工作走上正轨。有许多军事指挥官都没有认识到如果想获得最高效率和维持机动性，那么各部队必须保持其正常的战斗秩序。在现有情形之下，A集团军群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一个负责的指挥官，所以部队的组织混乱也就毫不足怪了。

由于顿河集团军群的坚持，希特勒最后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才命令把A集团军群最暴露的东翼兵力第一装甲集团军撤到布拉斯科维亚的库玛地区中。可是仍不愿意完全放弃高加索正面。很明显，他希望把A集团军群东翼向库玛河上弯曲，使其可以在马立克平原活动，以便稳定马立克河与顿河之间的情况，同时又能使整个南翼越过第聂伯河下游的交通线畅通无阻。因为希特勒在十一月把正面A集团军群推进到了高加索境内和伏尔加河，造成了一个突出的“平台”，所以才会使我们现在陷入不利，但是到现在这个“平台”还是未被取消，只是缩小了面积。另一方面，到哪里寻找兵力来弥补罗马尼亚和意大利集团军的损失――不久还应加上匈牙利集团军――仍然是一个谜。在相当时间以后，这一事实还是继续要求放弃高加索正面的其余部份。

在第二阶段的战斗中，顿河集团军群面临着的任务是这样的：

这个集团军群并不能依照真正的情况要求来采取行动，并彻底把兵力移到西翼以消除被切断的危险，反之因为面临日益增强的危机，这个集团军群被迫为争取时间而战。

在顿河下游的南面，必须保护A集团军群后方，同时还要设法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畅通无阻。以第四装甲集团军这点微弱兵力，在高加索与顿河之间要控制那样广大的地域，还要对抗那样强大的敌军，实在是很难完成这种双重任务。

在顿河大河弯和在顿涅茨河前方地区，霍立特集群的任务就是要阻止敌军在顿河下游以北的前进，使其不能从东面迅速攻到罗斯托夫以切断第四装甲集团军与A集团军群。此外，它还要阻止敌军到达福彻斯塔特-卡缅斯克-伏罗希罗夫格勒一线，以防它越过顿涅茨河而从北面威胁罗斯托夫。

最后，本集团军群必须设法使在西方通到第聂伯河上游的交通线畅通无阻，或是用自己的资源，或是凭借陆军总部所能送给我们的微弱预备兵力。

面对这些任务，我们所有部队都已是疲兵久战，而且所面临的敌军也比我们强过数倍。

这些任务固然困难，而更大危险却是A集团军群不能迅速从高加索撤出。这又是另外一个例子，证明僵化的秩序必然会使机动化作战退化成静态战争。仅仅为了节约兵力，不动的兵器常会掩藏入地下，而粮食和弹药也都作大量储积。为了使部队生活略为舒服，会增加许多设备――当预备队缺乏时，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措施。因为在静止的战斗地带是不适宜养马的，所以马匹常常饲养在较远的后方地区，而这更有使战斗单位丧失机动的趋势。俄国冬季的道路情形，尤其在山地中，更增加了许多困难。

结果是部队和指挥组织往往丧失了迅速应变的能力，这是运动战中所不可或缺的。惰性和僵化心理占了上风，因为这次变动一定会引起许多不便和危险。由于累积了许多兵器、装备和物资，于是行动更受牵制，使部队不敢移动。因为他们担心移动之后就没有余力进行新的战斗了。结果是每逢有关的指挥参谋组织面临大规模撤退的必要时，他们必然要求给与相当长的期限作撤退准备，甚至干脆拒绝撤退，因为感到这些装备和物资是不可或缺的。值得回忆的是，当德军攻势在一九一八年发生顿挫之后，甚至于象著名的鲁登道夫将军都没有想到应该作一次勇敢的撤退来进行运动战，那也是德军胜利希望的最后寄托。在作最后研判时，他还是感到已经在德军前线及其后方地区的许多物资是不能随便丢弃的，或者觉得花了重大牺牲换来的领土不应放弃。

A集团军群的情况正好就是这样。在与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参谋长谈话后，发现这个部队必须要在一月二日以后才能开始运动，但当我们帮助了燃料之后，它终于还是在新年那天开始行动了。甚至到此时，A集团军群在几天之后又宣称说，第一装甲集团军将分段撤回到库玛河沿线，以便将装备和伤患都撤出高加索山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又说该集团军需要列车一五五辆，每师二十辆，必须还要二十五天时间始能调齐。虽然自从十一月底就至少可以看出A集团军群的后方迟早会感受到威胁，但很明显，他们对撤退一直都没有准备。原因之一是希特勒已经明令禁止作如此准备，即令他事先不禁止，等他知道已在准备时还是会下令禁止的。但是我感到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在最近几个月内，A集团军群缺乏一个负责任的指挥官。

陆军总部曾经考虑把A集团军群也交给我统一指挥，现在该集团军群总司令已经由克莱斯特上将担任。当然，把一个集团军群或一个集团军交给一个同级司令部指挥，多少不太妥当。不过在目前这种紧急的情况中，这种办法可能有益――当然惟一条件是不再受其他牵制。任何希特勒的干涉以及由于受他影响而使A集团军群故意作出与我的命令相背的决定，都可因为这种措施而消失。不过，希特勒却不愿意接受我的条件，所以A集团军群还是继续保持独立。顿河集团军群所能做的只有催促A集团军群赶紧撤退，以便抽出自己的兵力，用在顿河以南和顿河集团军群的西翼上，这可能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切希望就寄托在这个第二阶段的时间能够尽量缩短，以便使德军南翼可以获得稳定。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击碎企图从西面迂回该翼的敌军。以后事实证明撤出高加索的期限可以缩短相当长时间。

造成上述障碍的原因，一部份是静态战争的必然后果和山地战场必然要遭遇到的困难，另一部份则为最高统帅部不愿意自动放弃任何东西。结果使顿河集团军群在顿河地区一直苦战下去，从十二月底一直到二月初，若再考虑到B集团军群方面正在发生的危机，即可明了这个事实是使整个南翼被切断的危险更形增大。

老毛奇曾说：“战略就是一套应急的办法”，顿河集团军群所属的两个集团军现在打的仗对这个定义可说是最好例证。尽管有一连串危机接踵而来，但是我们终于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上述任务，主要原因是我们各集团军和集团军群中的指挥参谋人员，都能坚定遵行德国的两个基本领导原则：

① 对作战的指导必须经常保持弹性和机智。

② 使各级指挥官都尽量保持主动和自由。

很明显这两条原则与希特勒的想法完全相反。关于第一点，在我们这两个集团军所进行的战斗中可以明白表现出来；对第二点，我愿在这里简单的加以分析。

对德军领导而言，这一向就是一种特点，它总是让下级指挥官有极大的自由――只把任务交给他们，至于执行的方法则完全听任他们自作主张。从古老时代起，这个原则一直是日尔曼军事领导的特殊传统，使其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陆军都不同――至少在老毛奇时代以前更是如此。老毛奇在战术计划方面，是不愿把这样大的权限给与下级指挥官的，他总是爱用冗长详细的训令力求使命令的执行和战术行动能够符合特定形态。从日尔曼传统来说，这应该是一种不好的办法。当然对平庸的指挥官而言，这种办法也有它的优点，能减少失败的冒险。不过却很容易使执行者不考虑局部情况，而采取刻板的行动。最坏的是因为过份的侧重安全，会使下级指挥官不敢在决定性时机采取独立果敢的行动来扩张某些有利的机会。日尔曼人的老办法，根源是在日尔曼人的民族性中――一般人都以为德国人“盲目服从”，那实在是胡说，德国人其实有一种强硬个性。此外日尔曼人的传统精神就是以冒险为至乐，与此也有关系。当然若把这种独立权给与下级指挥官，首先必须假定所有军官都同样承认某种战术性或作战性基本原则。我认为只有德国参谋本部的学校才能产生这种统一观点。尽管如此，又有许多情况会使一个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官面临下述问题，即对其所指挥的集团军或其他单位的作战是否应加以干涉。情况愈复杂，所能运用的兵力愈小，就愈能引诱他去干涉其部下的份内事。

专就我自己的集团军群总司令部而言，可以说除非真正有此迫切需要时，我才会干涉各集团军的作战。尤其是当集团军群的作战意图牵涉到某种责任问题时，这种责任要有关集团军司令部去担负是很不合理的。反之，我们要干涉必以正式命令行之，而决不采取一种无记录的“暗示”办法，这种办法足以扼杀一切主动和逃避应负的责任。

希特勒对德国人这种古老的领导原则殊少了解，他经常用手谕干涉下级作战，这种情形已见前述。当这些命令与我们邻近集团军群的行动和陆军总部预备队的行动有关时，就会使我们感到无可奈何。不过在多数的情况中，当他命令死守某条特殊战线直到最后一兵一卒时，结果总是环境力量占了上风，而迫使他不能不承认现实。

上文曾经讨论过的另外一点更难克服：希特勒对紧急需要的决定总是犹豫不决，只想拖时间。当然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强迫他下达某一命令。在这种情形中，我们的惟一办法就是报告说，如果到了某天或某个时间陆军总部仍无指示，我们就只好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采取行动。

与上述情形恰好成一个对比，我相信在这个战役或任何以后的战役中，凡我们指挥下的任何集团军都没有理由可以抱怨说我们的决定太慢。他们向总司令部提出的任何要求或建议总是几乎能够立即获得答复。只有在最困难的情况中，集团军群总部才会把一个决定极其偶然的延迟达非常有限的时间――最多不过几个小时，最迟到次日上午。

就全体而言――除斯大林格勒以外――尽管希特勒的固执和干涉，这个集团军群对其所要求的行动，最后总还能获得批准。

第四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下游南岸的战斗

要想使A集团军群后方不受威胁，第四装甲集团军就有两个不同的任务必须完成。

首先必须阻止现在跟在后面追击的敌军进逼第一装甲集团军背面，直到第一装甲集团军能够从高加索转过身来构成一个向东的正面为止。

同时还要设法阻止敌军窜入顿河下游直捣罗斯托夫，同时切断第四装甲集团军和A集团军群的后方交通线。

很明显，这个集团军没有足够兵力在顿河下游和高加索北端之间的广大地区进行迟滞作战。因为自从罗马尼亚部队损失殆尽之后，这个集团军的兵力实际只剩下在科帖尔尼科沃附近的第五十七装甲军，它又只有两个兵力已经严重减弱了的装甲师(第十七和第二十三)。第十五空军野战师还没有完成战斗准备。而留在叶利斯塔的第十六摩托化师尚未能把防务移交给A集团军群。

顿河集团军群虽作了一切努力来让该集团军赶紧获得增援，但结果都是徒劳。从A集团军群抽调第三装甲军的建议早已为陆军总部拒绝，而第七装甲师本是顿河集团军群原定用来增援第四装甲集团军的，现在又被希特勒扣留，因为意大利集团军崩溃了，他要用这个师来掩护罗斯托夫渡口的北面。这个想法本身并不错，不过我们要求从A集团军群方面(例如第十九集团军)调用的步兵师也同样能够担负这个任务。尽管如此，希特勒却还是拒绝把第七装甲师拨给我们使用，因为他担心这个师一离开诺沃罗西斯克地区，罗马尼亚部队便会望风溃散。

当第一装甲集团军正向后转时，一部分跟在第四装甲集团军后面追击的敌军强大部队，趁机窜入第一装甲集团军后方，使那里发生了严重危机。虽然第十六摩托化师发动了一次成功的攻击，不让敌人进到马立克河背面，但却更延迟了这个师加入第四装甲集团军作战的时间，直到一月中旬他们才会合。

顿河集团军群在自己的地域内也采取措施来增援第四装甲集团军，结果也为敌军破坏。我们想从顿河大河弯中抽出第十一装甲师来增援该集团军。当这个师正要渡过顿河下游时，敌人却已经在两处分别渡河，从南面和东南面窜入米斯群后方，后者仍面对北方扼守契尔河下游。为了应付这个攻击，使米斯群能够在卡加尔尼克河后方将正面转向东方，第十一装甲师必须用在顿河以北地区，于是第四装甲集团军也不能获得这个师的帮助。

所以最后能增援第五十七装甲军的兵力只有从B集团军群已经拨过来的党卫军维京师和第十六摩托化师――第十六摩托化师在一月中旬才能参加作战。

此时第四装甲集团军正受到俄军的强大压力。通过科帖尔尼科沃前进的是两个苏联集团军――第二近卫集团军和第五十一集团军，共有一个坦克军、三个机械化军、三个步兵军和一个骑兵军。不久又有第三个集团军(第二十八)从卡玛克大草原向更南的地区进攻。

可以假定，这个集团的目的不仅是想从正面牵制第四装甲集团军，而且还要从南北两面实行迂回以完全包围它。

面对这样压倒优势的敌军，并要掩护如此广大的地域，希特勒若认为可以命令我们坚守某条“战线’，或必须获得他的批准才能进行任何撤退，那才是大错特错。对于第四装甲集团军现在的情况而言，一道坚强防线具有的效力实在不会比一个蜘蛛网好到那里去。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再用这类命令企图限制我们的作战自由，并且坚决不肯给第四装甲集团军增援。所以到一月五日，我觉得是有要求辞职的必要了，我向总参谋长发出如下电报：

“如果这些建议仍不被采纳，而本集团军群总部仍然象过去一样凡事都受牵制，那么我认为自己已没有必要留在这里。在这种环境下，最好是派一个‘军需监’来接替我。(注：在集团军群总部的军需监直接听从军监总监的命令来处理事务。)

以现有事实看，第四装甲集团军的目标不是沿着一条过份拉长的战线进行不适当的抵抗，而是要把兵力集中在一起。只有这样，它才能在要点上进行强烈抵抗，或者一找到好机会就给敌人以突然打击。因此，它经常要完全撤出某些地区，而对其他地区只能给以最单薄的掩护。

赫特上将，在其能干的参谋长凡格尔将军协助之下，以冷静而活跃的领导来完成这个困难的任务。他巧妙地妨碍敌军进展，但对任何一点却决不据守太久，以免使自己有暴露的危险。此外，他能够迅速把兵力集中在两翼，一再击败敌军的迂回企图。

集团军群总部虽然无法使该集团军在执行其困难任务时能够获得足够兵力，可是我们至少可以对其最困难微妙的问题，用颁发特殊命令的方式来减轻它的责任。如我说过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实际上同时要担负两个任务。它要阻止跟在后面的三个苏联集团军攻击第一装甲集团军背面，第一装甲集团军只有从高加索方面转过身来，把正面对着东方，然后才有自卫能力。同时，又要阻止敌军沿顿河下游直扑罗斯托夫的任何企图。假如俄军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在顿河下游以南作战的三个集团军就都会被切断。

第四装甲集团军的能力最多只能解决这两个任务中的一个。哪一个应列为优先，这只有集团军群总部才能决定。当然从长期观点来看，对罗斯托夫的威胁是一个更大的危险，但如果第一装甲集团军在转身进入新阵地时恰好被敌人围住，那么守住罗斯托夫也就毫无意义，而在顿河以南的三个集团军也就注定要同归于尽。反之，若第一装甲集团军的撤退能顺利完成，我们就有兵力来拯救罗斯托夫的危机。

敌人也正在尝试同时扩张这两个机会。上文说过，第十六摩托化师恰好如期赶上，阻止了俄军向第一装甲集团军背面的进攻。不过，基于同样的作战目标，敌人再度企图从南面迂回第四装甲集团军，而使其前进到第四装甲集团军与第一装甲集团军之间。同时敌军又企图通过康斯坦丁诺夫斯克，沿顿河下游直向罗斯托夫前进。一月七日，在防守河川的哥萨克部队溃逃后，有一支小规模敌军在距位于诺夫切卡斯克的集团军群总部只有十二英里远的一点渡过顿河北岸。为了对付这个突如其来的侵入者，我们只好从修理工厂中拖出几辆坦克来用。后来这个坦克军(那支小规模部队即为其中之一)又转向普罗里塔斯卡亚去威胁第四装甲集团军后方，就是说至少在今后几天内罗斯托夫可以免受威胁。而第四装甲集团军对这个在其北翼的威胁还是应付过去了。

到一月十四日，第一装甲集团军终于勉强完成了撤退工作，它的左翼现在建立了一条战线，从契尔卡斯克起到彼得罗夫斯卡亚止。也就是说现在第一和第四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至少有合作的可能了，尽管在彼得罗夫斯卡亚与普罗里塔斯卡亚之间还存在一个宽广的缺口，不过其中部分地区可以由马立克河的泥泞平原掩护。

于是第四装甲集团军任务的第一部份――使A集团军群后方在顿河以南地区不受威胁――已经完成了。于是就剩下第二部份任务，使A集团军群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不被切断。

面对着敌军数倍优势的兵力，而第一装甲集团军在达到其预定战线之后，为了准备其后方地区的更进一步的撤退，又几乎不能采取行动，所以使第二部份的任务更难完成。事实上，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任务几乎不能完成，成败之机可以说是间不容发，因为直到此时为止，希特勒仍末决心放弃整个高加索。第一装甲集团军是否应撤回到顿河北岸，或者A集团军群的全部是否仍应留在库班河一线，这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

霍立特集群的战斗

在一月下半月，当第四装甲集团军正在顿河南岸执行任务时，霍立特集群在大河弯中的工作也同样困难。上章说过，在过去几个星期中，敌人一再以绝对优势兵力向该集群沿契尔河正面发动了猛烈攻击。

在一个长达一二五英里的正面上，从契尔斯卡亚到卡缅斯克-萨辛斯克，霍立特将军所能运用的兵力，包括现在由他指挥的米斯群在内，一共只有四个步兵师(第六十二，二九四，三三六和三八七)，都是残破不堪的。此外帮助防守这条正面的还有一些“警戒部队”，以及由有经验的斯达赫尔将军指挥的高射炮部队，这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支柱。至于属于这个集群的两个空军野战师已经只剩下少许残部，终于并入其他陆军部队。这个集群的主力由第六和第十一两个装甲师组成，加上新到的第七装甲师。已经残破不堪的第二十二装甲师则必须加以改编。

凭这点兵力，霍立特将军必须要阻止北面的敌人向顿河下游进攻，窜入第四装甲集团军后方；更重要的是当第四装甲集团军与A集团军群仍留在顿河以南地区时，应尽量阻止敌军突入罗斯托夫。此外，这个集群又有一个任务，即防止面对其左翼的敌军不至于挺进到在福彻斯塔特到伏罗希洛夫格勒之间的顿涅茨河渡口，而从西北面威胁罗斯托夫。不过同时，这个集群发现其两个侧面正在受到威胁。在西面，意大利集团军在战场上已经消失了，代替它的是弗雷特-皮科战斗群，正从米列罗沃地区且战且走向顿涅茨河退却。在东面，已经有几个军的敌人渡过了顿河，首先是在波特姆琴斯卡亚，以后又在柴姆扬斯卡亚。仅仅由于第十一装甲师投入战斗和把米斯群的战线弯曲，在卡加尔尼克河后面构成一个向东的正面之后才挡住了这个攻势――已见前述。

也像第四装甲集团军一样，霍立特集群在这种危机四伏的苦战中，充份表现出坚定而活跃的领导能力。不过集团军群总部还是照样负起最后责任，命令它冒着极大危险，让某些地点完全暴露，而集中装甲兵力进行短距离突击。

这个集群最后终于能够阻止在顿涅茨河的敌军，救出了第四装甲集团军和A集团军群，使其不至于被切断在顿河以南地区――除了集群司令部指挥有方以外――首先应该归功于步兵师和其他所有协助防守战线的部队，他们英勇的抵抗着敌军的一再攻击而不后退。不过若非装甲师经常赶救，他们的防线也是无法维持的。有一次，装甲部队使这个集群的右翼解除了被包围的危险。另一次，当敌军正准备攻击该集群在顿涅茨前方的北正面时，我们的装甲师却冲入其集中地区而使他们受到突袭。这些反击本是防御任务的一部份，自然是该集群本身的事情，可是实际的冒险责任常常是由集团军群总部承担。在任何危机中，集团军群都解除了它的责任，使该集群可以根据集团军群总部的命令，集中装甲兵力而不顾计其他地区的安全。

第三阶段：使南翼交通线畅通的奋斗――一九四三年一月中旬的作战形势

到一九四三年一月中旬，东线南翼的作战情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种子是在一九四二年晚秋时节已经种下了，当时我们的军事指挥当局使我们的正面冻结在一条线上，从长期观点上看，这条线是不可能守住的。自从一九四二年圣诞节左右，第六集团军突围最后希望已经完全丧失。只是由于德军官兵的艰苦战斗，才使更大的悲剧没有发生。

第六集团军的命运已经注定了。现在它所能做的就是拼掉它这一点有限兵力，尽量牵制住强大的敌军，这也是它对在顿河河弯和高加索两地区的战友所能尽到的最后努力。

很明显，在第六集团军覆灭之后，高加索地区虽然缩小防区，还是不能再守下去。

不过感谢第四装甲集团军的苦战，终于使A集团军群获得了最后机会，即便高加索丧失了，A集团军群却还不至于同归于尽。本来最危险的就是其东翼，现在已经安全缩回了。虽然第一装甲集团军距罗斯托夫的渡河点尚在一九O英里以外，但它却已脱离山地，而且其后方也不再感到威胁。即使情况更加恶化，现在至少可以自己杀出一条退路。

在顿河与顿涅茨河之间，一直还能阻止敌人向罗斯托夫前进，同时也阻止了他们从北面窜入顿河下游以南三个集团军的后方。

不过，无论是霍立特集群还是弗雷特-皮科群都不足以阻止敌军在兵力增强之后从卡缅斯克-萨辛斯基渡过顿涅茨河上游。(注：弗雷特-皮科战斗群现在米列罗沃附近作战，它包括第三十军军部和第三山地师及第三O四步兵师在内)。敌军若达到那里，就可以自由从西北面直趋罗斯托夫，甚至一直冲到亚速海滨。

更糟的是差不多与此同时，B集团军群地域由匈牙利集团军防守的顿河中游地段又在敌军的新攻势下崩溃了。在其北面的连接防线同时也告崩溃，B集团军群希望把他们的兵力转到埃达河后方直达斯塔罗比尔斯克。也就是说从伏罗希洛夫格勒以下的顿涅茨下游地区将会门户洞开。总之在几天之内这个集团军群的这个侧面将会实际不存在。从伏罗希洛夫格勒往北已经露出一个大缺口，只有B集团军群中的孤立残部还在那里进行局部抵抗。匈牙利部队也如意大利部队一般从此退出战场。

陆军总部以其现有的预备队不可能有希望塞住这个空洞。

无论如何，就顿河集团军群而言，要想阻止敌军包围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则把强大兵力从顿河以南地区“蛙跳”前往顿涅茨河中游的时机，似乎已经确实来到了。

可是最高统帅部仍不同意。也许它不能想象到，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夹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地区增加兵力，前途将不堪设想；否则就是故意不考虑当前情形的危险。

希特勒仍然不想放弃高加索。他还以为他可以在顿河以南维持一条防线，使其至少可以保住迈科普油田。他的最低要求是想在库班河保持一个巨大的桥头阵地，以后还可以再度达到攫取高加索油田的目标。

于是在以后几星期中，我们集团军群为了掩护A集团军群有系统的撤退，被迫在顿河两岸继续艰苦奋斗。而这时，我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为了把兵力“蛙跳”到顿涅茨河地区而发生了激烈争辩。所争论的不仅是原则问题，而且还有A集团军群应让多少部队从罗斯托夫撤回到这个决定性战场上的问题。照我们看，若把A集团军群的相当兵力留在库班桥头地区，从整个作战观点来说实在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一月下半月的战斗

到一月十四日，第一装甲集团军已经达到契尔卡斯克-彼得罗夫斯卡亚一线，并建立了一个面对东面的正面。可是在霍立特集群地域却正在酝酿另一个新的危机。

在那一天，一个敌人的坦克军在B集团军群右翼，米列罗沃以南的弗里特-皮科群地域向顿涅茨河突破成功。虽然陆军总部把一个新的步兵师(第三O二师)给与这个群，但凭这点兵力，还是不可能稳住情况。

当一月十六日，陆军总部把弗雷特-皮科群拨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指挥时(同时也把后者的正面延长到了埃达河)，能否把这个群撤回到顿涅茨河后面，谁都没有把握。敌军正拟把三四个机械化军在弗雷特-皮科群地域投掷到卡缅斯克-萨辛斯克两侧的顿涅茨河。

侥幸的是幸亏几天前霍立特集群获得了一次优异的成功，它的两个装甲师在卡里特瓦河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使敌军的攻击在准备阶段即被扫除。

所以我们就命令这个集群用这种方式执行撤入顿涅茨河阵地的计划，使其中一个装甲师可以尽早参加福彻斯塔特-卡缅斯克地区的机动防御，可是对其新接管的卡缅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地区的防务，除了溃散了的意大利部队以外，更无兵力可供利用。也就是说顿河集团军群的正面不久就有从西面受到迂回的危险。

同时，很明显敌军又有从东面包围霍立特集群的意图，在顿涅茨河与顿河交汇处，该集群右翼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之间存在一个空洞。第四装甲集团军仍然需要掩护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北方侧面，对抗在马立克河萨尔斯克前方远较优势的敌军，在萨尔河、顿河、马立克河之间的三角地区已经发现两个军的敌军番号。他们的企图可能是要越过顿河直扑罗斯托夫或者突入霍立特集群顿涅茨阵地的后方。

顿河集团军群于是建议应准许把第四装甲集团军调到右翼方面，同时暂时留下一个师在罗斯托夫前方，为第一装甲集团军保持着渡口畅通，这自然必须要求陆军总部命令撤退A集团军群――把第一装甲集团军撤回到罗斯托夫，把第十七集团军撤入库班半岛。

希特勒再次不愿作出迅速决定。他也不同意顿河集团军群总部的建议――把A集团军群所有装甲师集中在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地区进行短促攻击，这样既可以方便第一装甲集团军撤退，同时也可以使第四装甲集团军迅速调动。

直到一月十八日，陆军总部才最后同意第四装甲集团军可以有少许行动自由，不必再掩护萨尔斯克东北马立克河上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北侧面。反之，顿河集团军群仍然需要保护A集团军群所使用的罗斯托夫到蒂科霍利特斯的铁路线，直到八十八次补给列车安全通过，把补给物资送入库班桥头阵地

为止。第一装甲集团军现在到底是撤往罗斯托夫还是撤入库班半岛，仍然还是一个谜。

德军当局对于是否在南翼把兵力“蛙跳”调往西面，花了许多时间还未作决定，结果当然会使敌人坐收渔利，使敌人在B集团军群正面意匈两国部队崩溃后得以尽量扩张战果，并集中强大兵力准备越过顿涅茨河中段，直向亚速海海岸或第聂伯河渡口挺进。而我们在那时根本毫无力量可以抵抗这种强大攻势。同时敌人也有机会集中兵力对罗斯托夫作直接的突击，并通过伏罗希洛夫以包围霍立特集群的西翼。

一月二十日，敌人在第四装甲集团军地区集中了四个军的兵力，越过马立克河下游，向罗斯托夫发动攻击。他们的坦克冲到了罗斯托夫飞机场。虽然第四装甲集团军把第十六装甲师调到北翼向敌人的南侧面一再突击，以迟滞敌人在顿河与马立克河之间的前进，但是凭这一点兵力不可能阻止敌人四个军的前进。

此时，该集团军的第五十七装甲军，正逐渐从马立克河中段向罗斯托夫撤退，于是敌军也同时向他们进攻，目的是想在罗斯托夫前方牵制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主力，另一方面先行攻占在其后方的罗斯托夫渡口。

此外，敌军在霍立特集群的正面也发动了猛烈攻击。在这方面，敌人的目标显然是要钉死我们的兵力，以便可以攻占罗斯托夫，并越过顿涅茨河中段执行一个包围运动。在顿河与顿涅茨河的交角地带，以及在卡缅斯克两侧，敌军向米斯将军的战斗群发动了上述攻击，目的也是不让任何兵力可以从这方面抽出来对抗在顿涅茨河中段的攻击。

集团军群总部面临的又是那个老问题，到底应该先应付哪个威胁呢?霍立特集群的两个装甲师(第七和第十一)本已被调往顿涅茨河中段的西翼。但是不管那里的危险有多大，集团军群总部目前认为解救罗斯托夫的威胁是一个更迫切的问题。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不仅使第四装甲集团军，至少还应加上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全部能从该城通过。否则我们就无法把足够的兵力集中在本集团军群西翼来解救整个南翼被围歼在海岸上的危险。

因为这个原因，顿河集团军群决定，为防止敌军攻占罗斯托夫，上述两个装甲师应先用来向越过马立克上游进攻的敌军发动猛烈的打击。不过由于燃料匮乏(当时所有补给列车正通过罗斯托夫向库班桥头阵地飞驶)和恶劣天气影响而不能获得必要的空中支援，所以反击的效力很慢，而时间却不等人。因为第六集团军的抵抗现已接近尾声，在两三个星期之内我们就会看到大批敌军涌到。在一月二十二日我就告诉蔡茨勒将军，我相信他们会向斯塔罗比尔斯克地区进攻，即顿河集团军群与B集团军群之间的宽广缺口地带。

同一天，希特勒最后决定第一装甲集团军至少有一部分不进入库班桥头阵地，而改向罗斯托夫后撤――也就是进入以后预定决战的地区。虽然在我们看来这只是一个折中的解决，但就本集团军群的作战思维来说是应该欢迎的。

不过最重要的却是撤退必须以最高速度进行，以便第四装甲集团军可以尽快转移到西翼方面。第一装甲集团军能否通过罗斯托夫迅速撤退，又完全要看A集团军群的其他部分是否也能适应这种运动速度。不过到现在那个集团军群也还不能加快速度，达到情况要求的标准。对这一点，我实在找不出可供解释的理由。后来当第一装甲集团军归我指挥后，他们向我表示，如果当时他们不是一再受上级命令阻止，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可以行动得更快。A集团军群与陆军总部都不承认这种说法。不过不管怎样解释，事实却是如此，A集团军群是如此受到其左翼运动的牵制――一月二十三日，它还在贝拉亚-格林卡附近，在蒂科霍利特斯以东约三十英里处――直到二月一日才到达蒂科霍利特斯!

一月二十三日，顿河集团军群又接管另一宗“遗产”――这次是夹在顿涅茨和斯塔罗比尔斯克之间的B集团军群正面的南部地区。同样，负债要比遗产更多：包括四十英里长的额外正面，至少有三个军的敌人正在这个地区前进――一支为装甲军，其余为机械化军。我们获得的东西，因为意大利部队已经不能列入计算，所以只有一个第十九装甲师，目前位于斯塔罗比尔斯克附近。不过就在接管的次日，该师被迫放弃斯塔罗比尔斯克。这个师在波斯特中将的卓越领导下，终于突围向西撤退，对这个英勇的师而言要算是极优异的成就，不过敌军向南旋转越过顿涅茨河的行动，却不是它所能够阻止的。

直到一月二十四日，希特勒才决定若有可能，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全部都应该通过罗斯托夫撤退。因为南翼还仍在阿马维尔，所以自然就是说第四装甲集团军在顿河南岸还要继续滞留下去，使罗斯托夫渡口不被切断。因此，这个集团军是否来得及赶到集团军群的西翼去发挥它的功效，似乎颇有疑问。

虽然如此，不过有两件事却值得记录。

A集团军群很不愿意其所属集团军之一越过顿河而脱离它的管辖，这种心情当然可以谅解，但是它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也是决定在顿涅茨河而不是库班半岛。此外，事实也逐渐显示，留在库班半岛的任何强大兵力都不可能越过刻赤海峡进行补给。所以A集团军群现在已主张将其兵力的大部分，尽可能通过罗斯托夫撤退。

第二件事是在一月二十五日，上述两个装甲师对越过马立克河下游前进的敌军进行的攻击已经开始生效。至少眼前罗斯托夫渡口的威胁暂时解除了。

可是，第四装甲集团军南翼的情况却又急转。敌军调集了生力军，似乎是从尾追A集团军群的苏联集团军中抽出，企图从第四装甲集团军与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北翼之间插入，以便从南面包围第四装甲集团军，并压迫第一装甲集团军远离罗斯托夫。顿河集团军群立即向A集团军群提出最后要求，要它用一个装甲师参加战斗，并尽量加速第一装甲集团军向罗斯托夫的撤退。

最后在一月二十七日，至少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北半部已经交给顿河集团军群指挥，结果使我们有了工具可以采取上述措施。

同时，因为第四装甲集团军目前仍然需要使罗斯托夫渡口保持畅通无阻，所以顿河集团军群总部决定先把不久即可从顿河地区抽出的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部移到顿涅茨河中游，接下来的就是现在正从罗斯托夫撤退的各师，以及可以从第四装甲集团军中抽出的兵力。

到一月三十一日，第一装甲集团军能够通过罗斯托夫撤退已经毫无疑问了，不过它是否能适时赶到顿涅茨河阻止敌人渡过该河直扑海岸，却是另一个问题。不幸的是到现在该集团军的全部兵力还是不能送达决定性战场。由于希特勒始终犹豫不决，这个集团军究竟退向罗斯托夫退入库班半岛迟迟未决，结果第五十师(前克里木集团军的精锐部队之一)此时就未能加入向罗斯托夫的行动，而改拨给第十七集团军。此外，经过犹豫之后，希特勒最后还是把第十三装甲师再分配给A集团军群，以供在库班半岛使用。我们为了想让该师退入罗斯托夫，曾设法保留一个缺口直到最后阶段。这两个师未能加入主要战场，而另外还有四十余万人实际也被瘫痪在库班半岛。很明显他们足以牵制强大敌军，敌人曾努力攻击这个桥头阵地，结果徒劳无益。但是他们却永远无法获得希特勒所期望的作战效果，而敌人更可以自由决定应留在那里的兵力数量，希特勒又认为把大量兵力留在库班半岛是为了不让敌人能够利用诺沃罗西斯克海港，这种理论也不能成立。最后他还是被迫放弃这个半岛。

一月二十九日，我们总部由塔甘罗格移到斯大林诺。(我们是十二日移到塔甘罗格的)，因为集团军群作战的重点已由顿河移到顿涅茨河。

在顿河大弯及其以南地区的战斗，主要目的就是掩护A集团军群撤出高加索，而更大的问题却是德军南翼能否保全。不过又有一个新问题出现了。这就是这个南翼能否维持顿涅茨地区。

这个地区位于亚速海、顿河河口和顿涅茨河下游和中游之间，在西面大致以马利乌波尔-克拉斯诺格勒-伊久姆一线为界。早在一九四一年，这个地区在希特勒的作战计算中就居于重要地位，因为他认为这个地区对战争胜负具有极大重要性。一方面，他相信我们没有这个丰富的煤矿则在经济上无法支持战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一旦俄国人丧失这个地区，对其战争能力将是一个巨大打击。希特勒说，顿涅茨的煤在俄国所有的煤矿(至少在欧洲部分)是惟一适于炼焦的，若没有它，则苏联的坦克与弹药的生产迟早会瘫痪。对这种理论得失我不拟讨论，可是事实上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间，苏联虽然不能利用顿涅茨的煤，却仍然生产了数以千计的坦克和数以百万计的炮弹。

真正的问题却是我们在军事上能否继续留在顿涅茨盆地。从战争经济上它毫无疑问是值的得我们保持的。不过惟一的限制却是我们要开采大量的顿涅茨煤矿供自己使用时，在这个广大地区的铁路运输所需燃煤却都必须从德国运来，因为顿涅茨的煤不能适应德国的火车头。每天运煤的列车都有好几次，军运也就成比例的受到影响。

不管怎样，希特勒却仍认为如果没有顿涅茨盆地，则德国的战争经济即不可能维持。(一年后，他对尼科波尔出产的锰也发表了同样的高见。)可是自从在沃罗涅日以南的匈牙利军正面崩溃之后敌军到顿涅茨河的道路也就畅通无阻，而且越过它又可以直达第聂伯河的渡口或亚速海岸，所以我们对这个地区的占有权也就开始发生动摇了。

一月十九日，我与蔡茨勒将军作过一次电话谈话，这是第一次讨论到我们确保顿涅茨盆地的问题。他在前一天曾向希特勒试探过一次，却末成功，现在希望听取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正是在这天，沃罗涅日之间的整个正面都有发生溃裂的危险。我向蔡茨勒说，不管这个地区如何重要，甚至从经济观点来看的确如此，可是问题非常简单，易于答复。假使我们想保持这个地区，就必须赶紧集中强大兵力，不可略有延误，集中点愈向东愈佳，可能的话，应在哈尔科夫前方。如果因为下述理由，如中央和北面两个集团军群认为无兵可调，国内的新兵征集尚未完成，陆军总部不愿意从其他战场调兵，最后还有目前铁路情况担负不起这种突然调动等等，而不能集中必要的兵力，那么我们只好接受必然后果。德军南翼如仍然留在顿河下游地区，则凭其自己的兵力就不可能填塞这个缺口。同时，如果预计中的增援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而且展开在很远的后方地区，就是与南翼的作战完全脱节，那么南翼的兵力也就不可能在那里孤立战斗。南翼的战斗与新兵力的展开在空间关系上必须彼此配合，就作战意义而言，必须成为一个整体。除非新兵力的展开能够相当迅速，并且相当靠近东面，否则顿河集团军群无法久留在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上。它只好向后撤退以与新兵力会合。这两条路线必须要走一条，否则未等任何增援发生功效之前，俄军已有机会将整个南翼切断。

至为明显的是，预定二月中旬集中在哈尔科夫附近的党卫军装甲军绝无力量塞住现在从伏罗希罗夫格勒到沃罗涅日之间已被撕开的缺口。如果南翼兵力仍然留在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为了掩护其侧面起见，这个军在顿涅茨河的北岸上也无力进行适时反攻。

以后几天，在本集团军群的纵深侧面所发生的事态更增强集团军群总部的警觉。

早在一月二十日，我们已注意到敌方有两个军正向伏罗希洛夫格勒方向运动，尝试迂回集团军群左翼，即在卡缅斯克的弗雷特-皮科群。同时，面对留在伏罗希洛夫以东顿涅茨河岸后方的意大利残部，敌人也正在试探前进。此外，敌军主力显然首先要向西前进，以斯塔罗比尔斯克为目标，这当然也是为了获得回旋空间。不过，一旦当敌人达到这些目标之后，又可以设想他们不仅只是为了包围弗雷特-皮科群，他们还会把强大兵力继续向西迂回前进，越过顿涅茨河，直扑第聂伯河渡口或亚速海海岸。

仅仅四天之后，一月二十四日，我们已经接获敌军骑兵在顿涅茨河以南伏罗希洛夫格勒地区中出现的报告――不过这种警报常常可能只是一场虚惊，是后方地区中那些疑神疑鬼的乡镇官员报告的。

一月三十一日，我又用电传打字机的联系陆军总部，重述我对防守顿涅茨盆地的意见。

我说保持这个地区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向哈尔科夫方向作切合时机的行动以减轻对我们的压力，而在该城东北面的敌人必须要在泥泞季节来临之前将其击败。如果上述两点实际上都做不到，那这个盆地就没有据守的可能性――至少在东面必须退缩。无论如何，从作战观点看，任何留在顿河下游及顿涅茨河的企图都是错误的。

我继续说，第二个因素也不容忽视。如果敌人再从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调集更多增援――这似乎是必然之势――那么以我方现有兵力还是守不住整个顿涅茨地区。我们不应认为敌军已经衰竭(尽管他们攻击德军时损失很严重)，或是因为补给困难使其作战自动停顿。当蔡茨勒将军根据我们提供的准确情报请求希特勒注意到敌军的巨大数量优势时，希特勒总是用这种理论来搪塞他。毫无疑问，希特勒所说的并非没有理由。不过当敌军攻击联军时，所付出的代价还是很低的，而他们对补给与运输的依赖程度，也远比德国人在敌方领土作战时的情形要好。几天后，事实证明我们对敌军意图的估计正确无误的。很明显，他们似乎一方面想击碎我们在顿涅茨河的正面，而另一方面又同时向西迂回我们。

二月二日，敌人在伏罗希洛夫格勒以东渡过顿涅茨河，在那里的意大利部队未能作任何认真抵抗。敌方这个突击集群共有三个坦克军、一个机械化军和一个步兵军――其中一部分就是在顿河击溃意军的部队。这个集群的目标可能是罗斯托夫或塔甘罗格。

顿河集团军群除了在自己的指挥范围之内尽力把第一装甲集团军加速调往顿涅茨河中游地区以外，在一月底后的这段时间中，就一直与陆军总部之间为整个作战方针反复争论。

上文说过，早在一月十九日，我已向蔡茨勒将军强调说明，除非从哈尔科夫方向有强大兵力作迅速有效的干预，否则整个顿涅茨盆地就无法据守。因为这种希望并不存在，所以我要求准许我们缩回东翼，以便抽出兵力来防止整个南翼被切断。

我们早已派遣第一装甲集团军前住顿涅茨河中游地区，对付那里正在发展的威胁。

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应该把第四装甲集团军也撤出顿河下游和顿涅茨“平台”。只有这样才能应付敌人企图前进到伊久姆-斯拉维扬斯克一线，切断我们与第聂伯河渡口之间交通线的威胁。此外，在顿河上游，除了在斯拉维扬斯克已经发现的兵力，敌人又可以调集更多兵力越过顿河进向第聂伯河下游。除党卫军装甲军的第一师此时刚刚到达哈尔科夫以外，那么在B集团军群地域只有意大利集团军的残部，根本不可能作任何有效抵抗。这一点兵力无法阻止敌人向我们纵深侧面实行迂回。只有把本集团军群的正面缩短相当距离，第四装甲集团军才能抽出。目前我们防守的是一条由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构成的绵长弧线，从罗斯托夫到伏罗希洛夫格勒以西地区为止，所以本集团军群右翼必须缩回到了弦的位置，当德军南翼在一九四一年第一次从罗斯托夫撤退时守卫的防线就是这个弓弦――这条线在米乌斯河后方，继续向北，直到顿涅茨河中段。把正面缩回到这个位置，自然也就要放弃顿涅茨煤田的东部。

为了说明这种撤退的合理性，我又企图把对军事行动的长期指导思想向最高统帅部再申述一次。以下就是我在呈希特勒亲启的报告中阐述的大致内容：

用本集团军群现有的兵力，就是纯粹防御也不可能据守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很长时间。如因损失第六集团军共二十个师兵力的缘故而使最高统帅部决定在一九四三年采取守势，那么为了保守整个顿涅茨盆地，那么所有兵力都会用尽。可是敌人仍然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可以在防线的其他各点到处窜扰。目前的危险固然是顿河集团军群可能会被包围在亚速海岸，而A集团军群也会随之困死在库班半岛。即使我们可以避免这种危险，而且整个顿涅茨地区也能守住，可是敌人的最后目标还是要把东线德军的整个南翼包围在黑海岸上。

反过来说，如果最高统帅部感到在一九四三年仍能重整攻势以求解决，也还是只能以南翼为起点。不过却决不能用顿河-顿涅茨突出地带为起点，因为这个“平台”现在处于暴露地位，不仅补给困难，而且一开始攻击，侧面立即会感受威胁。要想进行攻击性解决，惟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首先吸引敌军向西进攻，直扑我们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的南翼。在达到这个目标后，我们就应从哈尔科夫地区发动强力攻击以切断俄军的连接正面，然后再向南旋转将敌军包围在亚速海岸上。

不过，希特勒显然不愿意接受这类观念。蔡茨勒早就向他说过，现在的问题不是自动放弃顿涅茨地区，就是让它与顿河集团军群同归于尽。希特勒回答他的总参谋长说，尽管他的总参谋长的作战意见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为了经济原因，顿涅茨地区还是不能放弃――不仅我们自己会丧失这些煤矿，而且当德军撤退后，敌人可以重获这些资源，那对他们的钢铁生产非常重要。作为折中方案，希特勒已经命令党卫军装甲军中第一支到达哈尔科夫的部队“帝国”师从这个地区向正在趋向我方顿涅茨正面的敌军后方发动突击。

除了事实上这个单独的师根本上不足以发动如此远程的攻击作战外(一开始它就要击溃六个师的敌军)，而且也没有任何部队以掩护其不断延长的北侧面。同时这个师被投入战斗，也就是把这个党卫军装甲军分割使用，在最近的将来，能够加入我们的打击兵力只有这个军。而且帝国师根本就已经不能自由调动了，B集团军群早就已把它用来应付俄军向哈尔科夫的迅速前进。在这时，它正在沃尔昌斯克进行困难的防御战。

在以后两天(二月四、五两日)，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显然日益恶化，敌人对第四装甲集团军施以强大压力，而他们正掩护第一装甲集团军通过罗斯托夫撤退。原有面对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俄军兵力为三个集团军，而现在又加入了两个集团军，番号为四十四和四十八，都是从高加索正面抽调出来的――这也证明留在库班半岛的A集团军群所辖的第十七集团军对俄军侧面并不能如假想中那样的构成威胁，阻止敌人把兵力调往决定性战场。不多久，顿河集团军群可以料想在罗斯托夫城本身以及在契尔卡斯克两侧的顿河防线，都将会受到大规模攻击。

此外，又已经发现有一支强大的摩托化部队正从斯大林格勒向顿河运动。

在集团军群左翼，情况也同样日益严重。在伏罗希罗夫格勒以东，霍立特集群为了遵照集团军群一月十四日的命令，已经把第六装甲师匆匆调往顿涅茨中游。但是它并不能把敌军赶过河，目前最多只能把敌人封锁在其已获得的桥头阵地之内。

再往西去，敌人更可以用宽广正面渡过顿涅茨河，在那里实际巳无任何防御兵力。俄军现在已经

达到斯拉维扬斯克城外，并且也已经占领伊久姆。

所以现在霍立特集群能否撤至米乌斯河阵地也似乎颇有疑问。集团军群的意图是想在一月五日以前把它撤到契尔卡斯克-卡缅斯克一线，但是因为希特勒拒绝让我们把正面撤回到米乌斯河，所以事实上它还是被滞留在顿河和顿涅茨河上。如果敌人从斯拉维扬斯克向东南迅速推进，那么一开始就可以使米乌斯河防线丧失倚托。

虽然第一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和我们分配给它的兵力，此时已经在从罗斯托夫到顿涅茨河中段的路上，可是仍然需要再过好几天，该集团军才能在那里进行有效作战。而使事态变得更恶劣的是沿海岸地区的道路已经解冻，使装甲师的前进大受妨碍，可是在较北的地区，地面仍然冻结，所以俄军的机动丝毫不受影响。

面对这些不祥发展，本集团军群不仅再度要求把右翼立即撤回米乌斯河，而且也向陆军总部提出一连串特殊要求，目的都是为了暗示情况的严重性。我们要求集中第七高射炮师(它本来是在交通地区担负防空任务)对通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补给线提供给空中和地面保护。我们也要求立即准备一次空运行动，以便当后方交通线被敌军切断时可以立即应用。我们也要求牺牲对B集团军群的一切补给，而尽量增加对这方面的铁路运输，事实上，B集团军群已经只剩下一个空架子。

本集团军群又要求除非党卫军“帝国”师的预定突击能够获得完全成功――就是说在二月六日以前应能达到库普扬斯克。否则这个党卫军装甲军在运兵列车增加次数能使它集中在哈尔科夫附近之后，应该立即在顿涅茨河南岸向伊久姆进攻。

最后，本集团军群又要求立即把第十三装甲师的战斗部队和第十七集团军的两个步兵师调往第聂伯河下游地区，在那里他们应更换新兵器，并接管第六集团军的运输和补给纵队。

尽管希特勒不愿意睁眼看看我们的中长期作战思想，但是这许多要求雪片一样飞来，无论如何似乎使他认清了局势的严重性。

的确，由于这些告急电报产生的结果，二月六日就有一架连络机降落在我们机场，接我到大本营去与希特勒亲自会晤。他之所以决定召见我，可能是受其副官施蒙特的影响，他十一月底曾访问我们总部，我们把当前情况和最高阶层对战争的指导方法，向他作了一次强力表达。

一九四三年二月六日希特勒与我的会晤，终于解除了德军整个南翼所受的巨大威胁，而且也使最高统帅部在东线至少再度获得一次僵持的机会。

希特勒在开始谈话时，首先无保留的承认他对第六集团军的命运应负完全责任――这在上一章已经报导过。在那时，我觉得他对这次悲剧很感动，因为这不仅表示他自己的领导已经完全失败，而且对那些始终信任他而不惜英勇殉职的军人也不无内咎。可是以后，我对希特勒的诚意却开始感到怀疑，事实上，他并没有把这些军人当人看待，上至元帅下至士兵，都不过是他手中的工具而已。

不过就当时而言，希特勒表示对斯大林格勒的悲剧愿负完全责任的姿态却使我很感动，觉得他尚有骑土之风。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在他展开这次会谈时，的确表现出相当高明的心理技巧。他常常这样故作姿态来取悦他的来宾。

至于我自己已经下决心只跟他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我们自己地区的未来作战指导。主要条件是必须获得希特勒同意，放弃顿涅茨盆地东部。在那一天内必须设法使他首肯。

第二个我想提出的就是最高指挥问题――自从勃劳希契希元帅被免职后，希特勒一直自兼陆军总司令。斯大林格勒的悲剧就是这种领导方式的后果，所以现在我有充分理由提出这个问题。

先说第二个问题，简单的说就是未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我深知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决不可能自己辞去最高统帅职务，于是我尝试使他接受一种解决方案，既不至于影响他的威望而又可保证将来获得满意的军事领导。我要求他为了确保这种领导的一致性应任命一个真正的“总参谋长”，他应该完全

信任他，并给以适当的责任和权威。

但是希特勒却不愿意对这个问题作无偏见的讨论。他提出一些个人性理由，对过去的军政部长布伦堡以及勃劳希契都表示失望。此外，他坦白说他不可能使其他人凌驾于戈林之上，因为戈林也决不肯接受任何总参谋长的指导，即使今后是以希特勒的名义发布命令。希特勒是否真的不愿得罪戈林或只是以此为借口，这我却无法判断。于是我们就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顿河集团军群地区的作战前途问题。

我开始把集团军群的现况讲给希特勒听，并列举由此获得的结论。我指出我们的兵力无论如何无法守住顿河和顿涅茨地区。不管希特勒对这两个地区的估价如何高，可是真正的问题却是我们若想紧抓整个顿涅茨盆地不放，那么结果就会使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都随之同归于尽。反之我们若能在适当时机放弃其中一部份，也许可以解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威胁。

在把现有情况说完之后，我就努力设法使希特勒认清我们坚守这个顿河-顿涅茨“平台”的必然后果。现在B集团军群几乎完全丧失了作用，所以敌人可以自由的把强大兵力通过该集团军群地区迂回前进，直达第聂伯河下游或海岸，来切断我方整个南翼。我又强调说，南翼的命运足以决定整个东线战争的胜负。很明显，敌人必然会继续抽调其强大预备队(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兵力)来切断德军南翼。因为这个原因，党卫军装甲军的任何反击都不足以拦截敌人的大迂回运动。敌人有足够力量，一方面执行这个包围作战，另一方面同时在哈尔科夫附近掩护其西侧面。即使德军集中可能动用的一切援兵还是不足以阻止敌人攻击。所以必须使用第一装甲集团军(现在正向顿涅茨中游地区运动)和第四装甲集团军来对抗这个正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发展的威胁。用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加上即将到来的增援，才可以稳住德军东线南翼的情况――从亚速海到中央集团军群右翼为止。除非把第四装甲集团军从顿河下游地区抽回，否则就无可能。不过这个集团军一旦抽回，就等于放弃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撤回到沿着其基线的米乌斯河阵地。现在一天时间都不能耽误。的确，由于决定的拖延，目前正在从海岸线到顿涅茨中游负责防守全部正面的霍立特集群，能否如期撤回到米乌斯河一线似乎都已经颇有疑问。所以我必须在这一天要求希特勒立即批准放弃顿涅茨地区东部，直到米乌斯河为止。

当我陈述意见时，希特勒很冷静的倾听，接着为了顿涅茨盆地的问题争辩了几个小时。甚至在我们谈话的第二部份，当我和他私自谈到整个领导问题时，希特勒还再度提到这一点。

在相似的场合我都有同样的经验，希特勒对我在作战问题上的意见总是避免作任何真正的讨论。他甚至都不尝试提出一个他自认为更好的计划，或是反驳我用作辩论基础的假定。同时他也不否认情况会象我所预测的那样发展。但他却认为一切与目前最迫切需要无直接关系的都是假设，都是可真可假的。事实上一切作战考虑都必然是以假定为基础，尤其是我们已经把主动权让给敌人了，所以更是随时要设想敌人所可能采取的行动路线。因为没有人能事先认识情况将来会如何发展，所以成功的军事指挥官就是能在思想上领先的人。他应该能够透过云雾看清敌人的未来行动方向，至少对敌我双方的作战可能性进行正确判断。一个人指挥的范围越大，他的思想也就应该前进得越远。要经过的距离越长，决定生效的时间也就越慢。这种远程思想很不合希特勒的胃口，至少在作战领域是如此。他很可能不愿看到前途发展不如他所想。因为这无法反驳，所以他尽量避免谈论它们。

这次也一样，他尽量从其他方面搜集辩论理由。他表示除非已经确实证明绝无其他办法可想(他还是认为有办法的)，否则决不应自动放弃辛辛苦苦夺来的土地。这当然是每个军人都能尊重的。我当然更愿意提出一个成功的攻击计划，而不想进行这种无可奈何的撤退。但是战争中却有一条著名的公理：想守住一切的人，最后往往会丧失一切。

希特勒还有一个惯用理论，就是说当我方为了集中兵力而缩短正面时，敌人也同样可以多出相当比例的兵力，若把他们投入到决定点，仍然可以左右战局。这个理论本身未尝不是言之成理。不过在这类兵力转移中，真正的决定因素却要看谁能领先――如果某一方面有机会作适时的行动，在决定点上抓住主动权，往往可以迫使行动较慢的敌人处于被动地位，尽管敌人的总兵力较强。而且若企图守住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那样绵长的战线事实上将足以抵消防御对攻击所享有的兵力优势。在这种情形下，敌军可以在这延展过长的正面上任意选择一点来实行突破，只要用相当少的兵力，也不会遭受巨大损失。因为守军缺乏预备队，所以敌人可以摧毁整个防御体系。

希特勒同时也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寸土必争苦战下去，足以使敌军每进一步都付出极高的代价，那么苏联陆军实力再雄厚，攻击能力也总有一天会衰竭的。敌人现在已经一连攻击了两个半月而未中断过，损失已经很高，不久就要成为强弩之末。此外，当敌军距其起线愈远，补给困难也愈大，这样就

足以阻止其计划的任何大迂回运动。

希特勒所说的一切当然都不无道理。毫无疑问敌人已经遭受了巨大损失，至少当他们攻击德军防御地区时，其攻击力量的确已经牺牲了不少。不过在那些未遭遇德国部队顽强抵抗的地区，他们的成功却很轻松。同时，苏联部队的重大损失――尤其以步兵为最重――也的确已使其素质大大减低，否则我们也就很难以寡敌众了。不过不管敌人的损失如何惨重，可是补充却源源不断。至于说俄军的补给困难，当然他们越前进困难也越大。不过在这个摩托化运输工具的时代，从俄军的铁路到亚速海或第聂伯河下游之间的距离，还不足以阻止俄军包围德军南翼的行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通常一个集团军的作战距其铁路终点不能超过九十五英里。这个数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不适用了，我们在东西两线上的作战都可以作证。此外，俄国人也是赶修铁路的能手，而且在那种大平原上也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工程问题。如果我们把一切计划都寄托在空洞的幻想上，希望敌人不久在兵力与机动两方面会达到极限，那才是大错特错。而且我们自己的部队更是疲兵久战，距离衰竭的程度也不太远了。在这方面，我应该强调说明，希特勒对我们自己部队的条件和损失是具有充分认识的。不过他不愿意承认的是那些新编师因为缺乏战斗经验，在最初上战场时都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失。另一方面，他却承认空军野战师的试验完全失败了，他甚至更承认这完全是为了照顾戈林的面子而成立的。

在有关作战问题方面，希特勒实际所说的只有一点。他相信党卫军装甲军从哈尔科夫地区向伊久姆方向进行东南向的突击就足以解除俄军对顿涅茨中段地区的重大威胁。不过他惟一保留的就是在该军第二个师尚未到达之前，“帝国”师应先用来对付在沃尔昌斯克的敌人(第三个师还要更迟才能到达)。他对这新成立的党卫军装甲师所具有的突破能力显然具有无比信心。否则就表示他对较远的威胁，尤其是当敌人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在新战场上出现之后的可能发展毫无了解。

但是希特勒反复辩论的还是他认为目前不可能放弃顿涅茨地区。首先，他担心这会影响土耳其的态度。更主要的是他一再强调顿涅茨的煤对敌我双方战争经济的影响。他说，俄国人只有重新获得这些煤才能维持其钢铁生产，并使坦克、火炮和弹药的产量不至于减少。当我提醒他说目前俄国人虽然没有顿涅茨的煤，但他们仍然能生产大量坦克和弹药，希特勒却答覆说他们仅靠储存的钢铁才能活命。他坚持说，如果他们不能收回顿涅茨煤田，就不可能维持其原有产量，于是就足以阻止他们发动任何巨大攻势了。敌入丧失顿涅茨盆地中的焦煤、钢铁以及其他工业，当然在生产方面会发生相当困难，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我个人看来，俄国人在一九四一年损失的大量炮兵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恢复即可以作为明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勉强守住了契尔河上的临时防线。在这个冬天，敌人在有限地区曾经集中强大的炮兵以使其获得压倒性优势――例如在顿河的三次连续突破――但是很明显还不能使其所有各师都装备完全机动化的炮兵。这个对顿涅茨地区经济重要性的讨论足以使希特勒有机会表现出他对生产数字和兵器威力所具有的惊人知识。

在是否应该据守顿涅茨盆地的辩论中，我手中只剩下一张王牌。在我未与希特勒会晤前，德国煤业托拉斯的总经理普莱格尔曾访问我的总部。当我问他顿涅茨地区对德俄双方战争经济的重要性究竟如何时，他却向我保证说，在萨哈特附近的矿区――即米乌斯河以东的那部份盆地――并无重要性，因为那里的煤不适于炼焦和供火车头使用。这就使希特勒无法从经济战的立场来表示反对!

谁要是以为他现在就会承认失败，那么对这个人的牛劲实在是估计过低。作为至少是可以延迟撤退的理由，他最后又想到了天气因素。好象是要他交好运一样，在过去几天，天气突然提早解冻了。越过塔甘罗格湾的冰上路线已经不太安全了，虽然顿河和顿涅茨河还冻结着，但是天气若持续转暖，不久也就会有解冻的可能。

希特勒就用其雄辩滔滔的口才力劝我再等几天，因为宽广的顿河将构成一个无法越过的障碍，使敌人在夏季来临以前无法继续进攻。相反，如果第四装甲集团军想向西移动，又可能会陷在泥泞之中。所以他认为在这种环境中我至少还是应该再等几天。

我仍不肯屈服，不愿把整个集团军群的命运寄托在天气突变的希望上，希特勒这才勉强同意把集团军群的东部正面撤到米乌斯河。把有关指挥权问题的讨论包括在内，我们已经谈了整整四个小时。

下面的一件小事更可以证明希特勒是如何象“牛皮糖”一样顽固。在他已经批准我的作战意图之后，我就起身告辞退出，他又把我喊回去说，他对已经批准的事情当然不便反悔，不过他仍劝我是否能再考虑一下，再等候一段时间。如果顿河地区解冻，就还能使我们在顿河-顿涅茨突出地区停留下去。不过我仍然坚持不变。我向他让步的就是如果当天夜间的情况报告不至于要求立即采取行动的话，我可以等到明天中午回到我的总部后再下达撤退命令。

我对这次与希持勒的会晤作如此详细记载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它对这次冬季战役的胜负具有决定性影响，而且在许多方面也可以当作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希特勒的态度是如何顽固，如何的难于使他接受任何与他本意相违的事情。

到二月底为止的发展

经过长久辩论，我终于获得希特勒的批准，可以撤出顿涅茨盆地东部，这就使我们可以把第四装甲集团军转用到西翼方面。不过若因此而认为德军整个南翼的威胁已经解除，那还是错误的假定。根据距离和道路情况计算，把第四装甲集团军从东翼往西翼“蛙跳”的程序预定要花大约两星期时间。此外，由于敌军在顿涅茨河南岸早已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足以威胁霍立特集群的深入侧面，所以霍立特集群能否安全达到米乌斯河并无确实把握。进一步说，第一装甲集团军能否守住顿涅茨河中游正面也殊有疑问。最后，B集团军群地区的情况――即哈尔科夫地区――也更令人焦急，敌人几乎有一切自由行动的机会。他们不仅可以直趋第聂伯河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什的渡口，切断顿河集团军群在那里的交通线，而且还可以在更上游地方渡河以从西面封锁它。所以除了把第四装甲集团军调往本集团军群的西翼以外，还必须组成一个新集群来代替B集团军群中的联军部队，他们现在实际上已经完全崩溃了。

二月七日正午，我回到位于斯大林诺的总部。因为罗斯托夫在顿河南岸的郊镇巴特斯克已被敌人攻占，所以情况就益形严重。我一回到集团军群总部，马上就下达撤退命令，第四装甲集团军司令部连同其一切可以调动的师都开始向西跃进。霍立特集群也获得训令要它第一步退到契尔卡斯克-卡缅斯克一线。

二月八日，在罗斯托夫与伏罗希洛夫格勒又发生了新的危机，敌人已从桥头阵地突破。在顿涅茨中段作战的第一装甲集团军，情况也极为危急，并不能完全阻止利斯昌斯克与斯拉维扬斯克之间的敌军进展。

在B集团军群地区，在朗兹将军指挥下组成了一个新集群，集中在哈尔科夫附近，正陆续到达的党卫军装甲军也交给他指挥。我们听说党卫军帝国师是准备击毁在沃尔昌斯克的敌军――他们正准备向东南攻打伊久姆，可是事实完全相反，帝国师却退到顿涅茨河后面。在这种情形下，希特勒建议用党卫军装甲军解除我们西侧面所受压力的办法，也就毫无意义了。

二月九日，敌人在哈尔科夫以北的B集团军群地区，已攻占了别耳哥罗德和库尔斯克。他们也正从环绕伊久姆的顿涅茨河弯向西挺进。在第聂伯河与中央集团军群左翼之间的缺口地带，除了朗兹集群(在哈尔科夫的集中已受到扰乱)和B集团军群在库尔斯克以西的第二集团军(已经残破不堪)以外，更无其他可用兵力。

由于事实上敌人现在可以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渡过第聂伯河上游来进行迂回运动，所以很明显，尽管采取了步骤把第四装甲集团军调到西翼，可是就长期而言，顿河集团军群凭自己的兵力，难以保障后方交通线安全。所以必须采取某种更激烈的措施。于是我立即要求蔡茨勒将军在今后十四天内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北展开一个新集团军，兵力至少应为五六个师，并在第二集团军正面之后――即库尔斯克以西――另外展开一个集团军，以便向南发动攻击。我又说，要做到这一点，运输效率必须有根本改进。像过去那样把一个师一滴滴送上战场对现有情况不会有所补益。

蔡茨勒将军却认为现在也许真正有机会帮助我们。他希望可以从中部与北面集团军群抽出六个师以上的兵力，并且用过去从未有过的速度运送给我们。他假定的运输列车数字为每天三十七个，也就是说我们每隔一天就可以获得这六个师中的一个。不过从德军正面所撕开的裂口宽度看，当然这点兵力最多不过能使我们勉强渡过难关，以待泥泞季节来到。同时，他们是否能准时赶到，又要看哈尔科夫附近的情况发展，这却正是我们集团军群所无力影响的。无论如何，德军整个南翼仍然笼罩在极大危险之下，在泥泞季节来临之前或刚刚来临之时，敌军仍能挺进到亚速海海岸，或更加向西打击，直抵黑海海岸。

固然集团军群的纵深侧面已成为焦急的来源，可是正面的情形也同样不能令人乐观。

第一装甲集团军，现在的司令为马肯森将军，参谋长温克上校，其任务是把已经渡过顿涅茨中游的敌人赶过河去，但却已经遭遇到两支优势敌军。第一支是在伏罗希洛夫格勒渡过顿涅茨河，正尝试插入霍立特集群(正向米乌斯河撤退)与第一集团军(正从南面向顿涅茨河运动)之间。第二支已经沿利斯昌斯克-斯拉维扬斯克一线渡过了顿涅茨河，现在正拟将主力移到他们在科利沃伊-托雷特斯河两侧的西翼。第一装甲集团军在两个侧面都有受到包围的危险，它必须尝试连续击败两股敌军。集团军群的意思是想先在其西翼执行打击，把斯拉维扬斯克的敌人击败之后，再转身攻击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敌人。不幸的是该集团军早已被迫把其部份兵力牵制在这些方面，于是其兵力强度就不足以击败斯拉维扬斯克的敌人，也就是在伏罗希洛夫格勒以南，没有足够兵力阻止敌人向西南方面的进攻。

这是危机中的常情，在大危机中往往加上局部性危机，彼此互相作用，而使情况变得更为迫切。第一装甲集团军在尚未派遣第四十装甲军去击毁从斯拉维扬斯克前进的敌军之前曾进行了一次搜索，根据这次搜索结果，该集团军便认为不可能用坦克通过科利沃伊-托雷特斯河以西地区迂回敌人，因为经过该地的深谷完全埋在深雪中。所以第四十装甲军的攻击多少是在河谷以东并沿河谷进行正面攻击。因为俄国冬季的严寒，部队在夜间不敢留在露天，所以多数战斗必然只能在科利沃伊-托雷特斯河谷中的居民地附近进行，主要目标是攻占克拉马托斯卡亚。不过这类战斗不可能获得速决，而这却正是我们所迫切需要的。领先进攻的第十一装甲师正在苦战。

集团军群的意图本是从西面包围敌军，切断它与顿涅茨河之间的联络，这个想法现在落空了。敌人在二月十一日夜间，用一支强大装甲兵力通过了在科利沃伊-托雷特斯河以西据说是不可能通过的地区，一直深入到克里辛诺为止。这再次证明西方人所谓不可通过的地区，对俄国人而言却很有限――当然部分原因是由于苏联装甲车辆的履带较宽，能够越过泥泞和深雪，而我们的坦克却没有这种能力。在克里辛诺，敌人现在不仅已深入第一装甲集团军的侧面，而且也切断了集团军群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到克拉斯诺梅斯河之间的主要铁路线。现在只有通过扎波罗什的铁路线畅通，但因为一九四一年被敌人炸毁的第聂伯河大桥仍末修复，所以运输效力不免大大减低。结果所有货物都必须转运，运油车亦不能直达前线。

当对前线的补给，尤其是石油补给受到威胁时，第一装甲集团军却不仅西面受到迂回威胁，而且敌人也尝试用已经从伏罗希洛夫格勒突破的兵力，由东面同时进行迂回。尤其是敌人的一个骑兵军已经深入到了德贝特斯夫的重要铁路交点上，这不仅是在该集团军右翼后方颇远，而且也在霍立特集群所拟占领的米乌斯河阵地后方。虽然可能把这个集团军困在德贝特斯夫，但因为敌军在村庄负隅顽抗，所以想完全消灭他们却成了困难费时的工作。结果该集团军右翼所迫切需要的第十七装甲师始终被牵制在那里。

在东面，当霍立特集群向米乌斯河退却时，刚刚经过休息和整补的苏联装甲兵力就跟在后面压迫。结果我们暂时不能抽出该集群的装甲师。不过这个集群终于在二月十七日到达米乌斯河阵地并在那里组织了一道防线。

西翼方面，此时已经可以动用从顿河开来的维京师阻止进到克里辛诺的敌方装甲兵力。不过，该师并不能迅速击溃敌军。除了在最近的战斗中，其兵力已经相当减弱以外，同时军官也极感缺乏。这个师是由波罗的海和北欧国家的纳粹志愿人员组成，由于其损失是如此严重，所以已经缺乏能够通晓其语言的军官来指挥部队了。这自然会使这个原来很有用的部队减低战斗效率。

同时，第四装甲集团军仍在利用公路和铁路从顿河下游向西翼调动，因为道路情况恶劣，也使进展相当延迟。所以除敌人已经在克里辛诺深入第一装甲集团军侧面，并能运送生力军来增援据守该地的部队外，在第一装甲集团军左翼与哈尔科夫之间更是门户洞开，危险异常。在这个地区，敌人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本集团军群地域之所以如此险象环生，主要是因为要掩护A集团军群撤退，从而在顿河和顿涅茨河停留了太长时间。此后，我们对B集团军群地区的情况发展又日益感到焦虑不安。

敌人在对哈尔科夫方向留下部分掩护兵力之后，挥兵从伊久姆向西前进直抵巴甫洛格勒。从巴甫洛格勒，他们又可以前进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什的第聂伯河渡口，也就可以切断本集团军群越过该河的交通线。此外，他们还可能尝试击溃正在集中的朗兹集群。如果他们获得成功，那么在克烈缅楚格两侧也就可以顺利渡过第聂伯河，封锁到克里木的道路以及在哈尔森的第聂伯河渡口。结果就包围了德军的整个南翼。尽管泥泞季节的来临通常大约在二月底，对这个远大的作战可以发生阻碍作用，但是这个阶段一过，敌人还是可以继续向这个目标前进。

基于上述考虑，我在二月十二日又把一个新的情况研判送给陆军总部，并请转呈希特勒。以上述作战考虑为基础，我特别强调下列两点：

第一是兵力比例，我指出尽管在过去三个月中，敌人一直都在设法毁灭或切断我们南翼，但是从我方兵力分配上看，似乎我们一点都不重视这个事实。即使把最近几个月中所有送往顿河集团军群的援兵都加起来，在顿河和B集团军群地区，德军对俄军的比例至少还是一比八，而在中央和南方集团军群地区，这个比例反而高达一比四。陆军总部担心从那两个集团军群抽调兵力会造成新的危机，所以始终犹疑不决，这种想法当然可以谅解。此外陆军总部以前答复我时说几乎所有补充兵员和兵器都是送往顿河集团军群方面，结果已使中央和北方两个集团军群的战争潜力远不如我们。不过我们应说明在顿河集团军群地区的各师在几个月之内一直都在苦战不停，但是在那两个集团军群的地区并无如此激烈战斗。此外，我们部队必须野战，而中央和北方集团军群早已建立了良好的防线。

无论如何，最重要的因素却是敌人的决定性努力不是指向德军的中央或北面地区，而是指向南翼，所以我们决不能继续居于这种不利的数量劣势。

而且即便我们能够解除第聂伯河渡口被切断的危险，敌人还是不会放弃其更为远大的目标――把德军围歼在海岸上。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应不惜一切代价使德军南翼的兵力比例彻底改善，就算在其他战场或东线其他方面略作让步亦在所不惜。

除了提到这个兵力全盘分配的基本问题外，我也向陆军总部提出对今后德军南翼方面作战指导的意见。这个且留待下一章(卫城作战)中再详述。

二月十二日夜，本集团军群(现在已经改名为南方集团军群)总部移至扎波罗什，因为不久这里将成为一个决定点，所以总部移到这里，对战斗就可以作最好控制。

二月十三日夜间，我们收到陆军总部的指令，这显然是对我在二月九日建议的答复。依照这个建议，决定在波尔塔瓦-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线展开一个新集团军，而在第二集团军南翼后方另外放一个集团军。不过事实上这都是空话。准备展开在第二集团军后方的那个集团军根本没来。第二集团军虽然获得了少许增援，那却是以牺牲对我们的诺言为代价。准备展开在波尔塔瓦-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之线的那个集团军，实际上就是朗兹集群，早已被用在哈尔科夫。这个集群连同包括别耳哥罗德在内的B集团军群地区以后都交给南方集团军群指挥。第二集团军则移交中央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总部终被撤消。

第四阶段 德军的反攻

一九四三年二月中旬，南方集团军群地区的危机又达到新的高潮。敌军正在其北面邻近地区准备作一个大迂回运动以围歼我军整个南翼。可是恰好在危机达到最高点时，反攻的种子也开始萌芽了。

不过，当前情况还是益形黯淡。

毫无疑问，此时撤消B集团军群是一个危险措施。虽然除了第二集团军以外，它现在不过剩下一些残余部队，但它在整个东线指辉体系中却还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它的撤消使中央和南方集团军群之间的正面上现出一个大缺口。

此外，事实上南方集团军群总部对现在拨交给它指挥的哈尔科夫地区(即朗兹集群所扼守的地区)也无法立即接管，因为通讯联系还未建立。在我们接管以前，哈尔科夫也就丢定了。因为本集团军群通讯团的努力和我们的通讯指挥官穆勒将军指导有方，所以接管工作已经算是最快的了。此外，我的朋友通讯署长维吉贝尔将军也给与我们极大帮助。

B集团军群总部的撤消固然使作战指挥变得更为复杂困难，但还是有一个好处。在朗兹集群受南方集团军群指挥后，也就使我们在这个决定的地点和时机可以执行绝对的指挥权。这对整个冬季战役的最后成功颇有贡献。

此时，哈尔科夫地区已经成了本集团军群新的焦点，尽管B集团军群也可以说是希特勒本人还能继续在那里指挥几天。

朗兹集群曾奉希特勒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哈尔科夫，现在可能又像斯大林格勒一样会变成一个面子问题。此外，为了解除敌人对南方集团军群左侧面的压力，这个集群又要以党卫军装甲军为核心，向诺佐瓦亚方向发动突击。它的三个装甲师现在只到了两个。

很明显，以这个集群的现有兵力，最多只能达成这两个任务中的一个。或者专事哈尔科夫的防卫作战，或者去救援南方集团军群左翼。所以我向希特勒建议，朗兹集群应暂时放弃哈尔科夫，先尝试攻击该城南面的敌军。这样可以使集团军群被克烈缅楚格两侧越过第聂伯河的敌军包围的威胁暂时解除。另一方面，当我们把第四装甲集团军投入之后，那么我们对向扎波罗什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进攻的敌人，就可以以自已的力量来击退。一旦朗兹集群把哈尔科夫城南的敌军击败之后，又可以回过头来夺回该城。

不过这却与希特勒所见不合。因为哈尔科夫为苏联第四大城市，在他心中又变成了一个威望的象征。所以在二月十三日，他又通过B集团军群严令朗兹集群不惜代价死守哈尔科夫。

于是我就要陆军总部告诉我们，在朗兹集群拨归我们指挥后这个命令是否仍继续有效，或是党卫军装甲军在哈尔科夫有被围的危险时，这个命令是否仍应执守。同时我更要求前一天送往洛森的一般情况研判应有答复。蔡茨勒将军回答我说，希特勒认为我的看法未免言之过早。我说，我认为一个集团军群的思维至少应考虑到四个星期到八个星期以后的形势――不象我们的最高统帅部，似乎连三天后的事情都不考虑。

就哈尔科夫的情况而言，环境还是胜过了希特勒的意志。党卫军装甲军在那里的确有被围的危险，二月十五日，他们违反了朗兹将军的命令，自动撤出该城。B集团军群把这个既成事实转告我们，同时移交了最后指挥权。如果撤出哈尔科夫的行动是奉陆军将领的命令执行的，希特勒毫无疑问会将其交付军法审判。但因为这是党卫军装甲军的行动（的确也并不错），所以结果却未受到任何处分。不过几天之后，朗兹将军还是被免职了，代替他的是肯普夫将军，理由是朗兹是山地战专家，而肯普夫是坦克战专家。

在B集团军群把管区交给南方集团军群的阶段中，哈尔科夫周围的情况也正迅速恶化，而南方集团军群越过第聂伯河的交通线也随时有被切断的可能。

二月十六日，我们接获报告说敌军不出我们所料，正以强大兵力从伊久姆以西地区向巴甫洛格勒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前进。如果他们能够到达诺佐瓦亚或巴甫洛格勒，那么通过波尔塔瓦的铁路联系也就被切断了。

同时，陆军总部所应许的增援，到达速度又再次减缓了。预定是一天三十七列车，结果在二月十四日那天只到了六列。

此外，中央集团军群宣称目前它缺乏必要兵力，无法沿我们之间的分界线与南方集团军群有任何认真的合作。此时若能制止第二集团军撤退，则对我们是真正有利的。

情况已经变得如此危急，所以希特勒决定亲自到我总部来一次。很明显，我过去的若干批评已经对他的思想发生了相当刺激作用。我固然很欢迎他御驾亲征，因为这可以使我有机会跟他谈到天明，而且也可以让他亲眼看看我们处境的困难；不过在象扎波罗什这样一个相当大的工业城市(敌人也正向它进攻)，要保障他的安全自然非常困难，尤其是他已经宣布准备多住几天。他和他的随从，包括总参谋长、约德尔将军及其私人厨师等都在内，被招待住在我们总部，周围整个地区都已加以严密封锁。即使如此，安全还是不太有保障，因为希特勒的驾临还是有人知道的。当他驱车从飞机场前往扎波罗什时，在街上立即被士兵和党员们认出来了。我们能用来担负警卫任务的兵力只有我们总部警卫连和少许高射炮部队；不久，敌军坦克部队已如此接近该城，已经可以向第聂伯河东岸的飞机场开火了。

希特勒于二月十七日正午到达我们总部。我把下述情况当面向他汇报：霍立特集群已于本日到达米乌斯河阵地，敌军在后穷追不舍；

第四装甲集团军已在克里辛诺阻止了敌军前进，但仍未能击毁它。同样，在克拉马托斯卡亚地区，对沿着利斯昌斯克-斯拉维扬斯克之线前进的敌军所作的战斗也仍未决定。

朗兹集群正撤出哈尔科夫，并已向西南撤往莫斯河地区。

我向希特勒报告我的意图，准备命令党卫军装甲军完全撤出哈尔科夫，只留下朗兹集群中的残余部分继续占领该地区。

党卫军装甲军准备从克拉斯诺格勒向西南大致朝巴甫洛格勒的方向进行一次突击，并与正向那里进攻的第四装甲集团军会合。这些部队的任务将是击毁通过第一装甲集团军与朗兹集群间的宽广空隙前进的敌军。这个任务完成之后，霍立特集群与第一装甲集团军可以避免被切断的危险，我们也就可以开始在哈尔科夫地区发动攻击了。

希特勒首先拒绝讨论我建议的作战程序。他甚至根本不承认已有强大敌军正从第一装甲集团军与霍立特集群之间的地区通过。他同时又担心我想像的在第聂伯河与顿涅茨河之间的作战会陷在泥泞之中。因为时间已是隆冬，所以这种可能性是应该考虑的。但希特勒反对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他希望能立即收复哈尔科夫，他希望等党卫军装甲军的各师都集中之后就立即采取这个行动。事实上要想向哈尔科夫的方向进行任何攻击，先决条件就是应解除敌军对第聂伯河渡口的威胁。除非越过这条河流的交通线畅通无阻，否则第四装甲集团军或霍立特集群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此外，要想对哈尔科夫发动打击，至少也需要与第四装甲集团军的部分兵力合作。而且当最后地面解冻以致使作战暂停时，也是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地区先受影响，至于哈尔科夫附近和以北地区，影响就要迟一些。因此，我们可以合理的希望在击败现在正在第一装甲集团军与霍立特集群之间前进的敌军之后，能来得及向哈尔科夫攻击。相反，如果我们把次序颠倒过来，那这两个作战是否能同样成功则不免大有疑问。

因为希特勒总是固执已见，所以又引起了激辩论。我最后设法结束了这次争论，指出无论如何，党卫军装甲军必须首先集结在哈尔科夫-克拉斯诺格勒公路上，但这至早在二月十九日以前不能完成，所以到底是向南或向北进攻，最后的决定留到那时确定也不迟。我之所以采取这种拖延政策，是因为我知道在二月十九日以前，第四装甲集团军也不能参加作战。同时我也认为以后实际情况的演变将迫使希特勒自己明白事实真相。

二月十八日，我又谒见希特勒。敌军用强大兵力向米乌斯河进攻，对尚未巩固的霍立特集群正面已经突破了好几处。此外，我们对围困在这条正面后方地区巴尔涅科沃的敌方骑兵军也还未能歼灭。我告诉希特勒，尽管如此还是有从这里抽调摩托化部队送往西翼的迫切需要。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在克里辛诺已经深入到了第一装甲集团军的侧面，那里的兵力却被牵制住了。

另一方面，现在已经有确实证据表示在第一装甲集团军与朗兹集群之间空隙中前进的敌方部队，正集中全力向第聂伯河渡口进攻。在克拉斯诺格勒以南已发现第二六七步兵师的番号，第三十五近卫师，包括一个坦克营，也已经攻克了巴甫洛格勒。那里的一个意大利师(前意大利集团军的残部)一见到敌军接近就仓皇退走了。

朗兹集群报告说，党卫军“骷髅”师的机械化部队已经在基辅与波尔塔瓦之间完全陷在泥泞之中不能动弹。这样也使希特勒立即向北进攻夺回哈尔科夫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如果党卫军装甲军没有这个师连守城都不可能，那么现在想要夺回哈尔科夫则更是毫无希望。而这个师何时可以到达目前却无法预测。所以现在惟一可行的就是向东南方攻击，毁灭通过朗兹集群与第一装甲集团军之间空隙前进的敌军。因为那个地区马上就会解冻，所以不可再损失一点时间。在这种气氛下，希特勒终于同意我的见解，把党卫军装甲军中第一支可以动用的部队“帝国”师立即用在巴甫洛格勒方向。至于“生命”师则对抗从哈尔科夫向南压迫的敌军以掩护第四装甲集团军作战。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第四装甲集团军在获得“帝国”师增援之后能获得成功。

接着这个决定之后，我又把对一般情况的意见再次向希特勒申述一次，指出即令我们能够避免不利发展直到泥泞季节来临为止――这也还是没有太多把握――但我仍然需要再往前想，泥泞最多只能使作战中断几个星期。此后本集团军群就会有一个长达四百七十英里的正面需要防守，而包括朗兹集群在内，全部兵力不过三十二个师。反之，一旦泥泞季节过去，敌军一定还会集中主力来对付我军南翼，准备将其围歼在黑海岸上。

我告诉希特勒，仅仅用三十多个师的兵力来防守长达四七O英里的正面，那么强大的敌人可以随意在任何地点突破。此外，没有任何兵力阻止他们继续从北面迂回本集团军直达亚速海或黑海海岸。所以一旦泥泞季节结束之后，集团军群决不可坐待敌人突破或迂回。除非陆军总部能够在适当时机发动攻势来解除这个向东突出过远的正面所感受的压力，否则就绝对无法久留。

我提出这种思想的目的就是希望说服希特勒对作战问题一劳永逸的就长期观点寻求总解决。不过很明显，他却无意作此承诺。尽管他承认集团军群的兵力太弱，在明年不足以防御那条正面，但他并不接受我告诉他的兵力比例。我们证实面对我们的敌军兵力一共有三百四十一支大部队，希特勒对这个数字并不否认，但他却认为这些单位是已经没有太多价值。当我反驳说我们自己的各师也已经筋疲力竭了，他却回答说，在泥泞季节我们可以使兵力补充足额，并配发新兵器――事实上当然应该如此，不过他却不承认在同一时间敌人也可以把其一九二六年出生的新兵力一百五十万人送达前线。同时他也不承认在两个月内(大约为泥泞季节的长度)敌人生产的坦克数量足够他们补充六十个装甲旅。反之，希特勒却拼命强调说，顿涅茨地区若再度落入敌手，对苏联的坦克生产具有决定性。至于说到他自己在一九四三年对东线德军的作战指导，他却无法从其他战场抽调兵力来发动大攻势，他也无处征召大量人员。不过反过来说，他却认为有新武器帮助，他至少可以进行有限和局部的行动。这样希特勒又回到了兵器和兵器生产问题上面，于是我们就不可能捉摸他对未来夏季战役的意图了。

我们似乎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二月十九日又举行了另一次会议，这次克莱斯特元帅也被要求参加。很明显，由于希特勒驻跸我的司令部，终于已经对南方集团军群的危险有了相当认识，因为他宣称A集团军群今后应尽量把可以抽调的兵力转送给南方集团军群。也就是说A集团军群应该作为南方集团军群的一个“邻近兵力储蓄库”，所以希特勒预备以后利用库班桥头阵地的作战计划现在已经暂时搁置了。不过不幸的是，由于受到运输工具的限制，这个“储蓄库”却并未发挥它的真正作用。库班桥头阵地继续处于孤立状况。过去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一支兵力若被牵制在一个错误地点，就会非常难于调动它了。

那一天，当有相当实力的敌人到了辛辛诺科夫火车站之后，情况就变得更为紧张了。敌军现在不仅已暂时切断了本集团军群中央与右翼的主要补给线，而且距德国元首驻跸的地点只不过是三十五英里到四十英里！因为附近已经没有部队可供调动，所以希特勒于那天下午飞返大本营的确使我如释重负。因为第二天敌方坦克能够阻止我们使用第聂伯河东岸的飞机场，实在是意料中事。

我向希特勒所作的最后要求就是在准备在西翼所作的打击中，我需要动用所有装甲师，它们必须要从米乌斯河阵地抽调。米乌斯河阵地之所以能不被攻破，惟一原因是敌军主力必须经过罗斯托夫瓶颈，所以尚未到达。从东面攻占顿涅茨地区的可能性决不可忽视。除非我们首先解除集团军群后方交通线被切断的危险，否则就会一筹莫展。希特勒对这一点似乎也能理解。

无论如何，我感觉到希特勒访问我的总部，已经足以帮助他了解东线南翼将被包围的危险是如何迫切严重。尽管如此，不久陆军总部或施蒙特将军却来一个故事，说希特勒所以要作这次旅行，是为了振作我们集团军群的精神。我从来没感觉到我的总部需要这种“振作”。即使我们并不准备完全遵守希特勒的想法实行寸土必争不计后果的办法，但是我敢说要找出另一个司令部，能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局面中如我们这般确保必胜意志的，似乎并不容易。就这方面而言，我与幕僚之间完全没有任何意见。

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战斗

二月十九日，集团军群总部命令第四装甲集团军对沿着别里斯切皮诺-巴甫洛格勒-克里辛诺一线前进企图切断本集团军群与第聂伯河之间交通线的敌军发动反攻。

二月二十日，敌军作战意图已经完全显示出来，而且证明与我们所预料的完全符合。

在我们的东正面上，敌人已经攻击霍立特集群在米乌斯河的阵地，已经在三个主要点上达到了突破目的。

为了切断我方越过第聂伯河的交通线，敌人用了一个集团军(下辖三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军和一些骑兵――而原先被我们控制在克里辛诺和卡拉马托斯卡亚的敌军兵力尚未计算在内。

同时，敌军也企图在哈尔科夫西面和西南面突破肯普夫集群的脆弱正面――朗兹将军已经代替肯普夫将军。此外，敌人企图从北面迂回以包围整个集群。

面对着这些发展，本集团军群有两个不同任务需要完成。

第一，应尽量设法守住在米乌斯河东面防线――不过凭那点有限的兵力，又无任何预备队，所以实在大有疑问。

第二，必须用第四装甲集团军迅速击败在第一装甲集团军与肯普夫集群之间的敌军，阻止敌人切断他们与第聂伯河渡口之间的交通线。若这个行动失败，集团军群的多数兵力不久都会因为燃料缺乏而丧失机动能力。

一旦将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敌军击败之后，就要看那时的情况发展以决定进一步行动，也许我们可以立即使用一切机动兵力向北突击，恢复肯普夫集群的地位。或者假使肯普夫集群不能凭自己的兵力肃清在卡拉马托斯卡亚的敌军，第四装甲集团军可能还要在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地区再打一仗。

无论如何，我们目前必须守住北翼，即肯普夫集群的地域。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作最顽强的抵抗，封锁通往第聂伯河的道路，或经过克拉斯诺格勒以达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或是经过波尔塔瓦以达克烈缅楚格。如果敌人企图直达基辅(有许多象征已经使希特勒很感忧惧)，那么我们就可以预祝他旅途愉快――这样远距离的大迂回运动，在泥泞季节开始前不可能获得任何实际效果。

二月二十一日，在本集团军群认为是最重要的一段正面上首先显出了一线希望。

米乌斯河的东面防线已经守住了。在那道防线后方的巴尔涅科沃车站久被我军围困的敌方骑兵军残部终于被迫投降。敌方另一个坦克军在马特维耶夫库尔干突破米乌斯河正面之后不久被我军围困，现在也已被消灭。

在第一装甲集团军右翼，敌人正在对弗雷特-皮科群施加压力，目的明显是想进一步毁灭米乌斯河阵地的侧翼依托，或迂回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北侧面。面对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一切平静无事。从无线电窃听获得的情报，显示出在克里辛诺和克拉马托斯卡亚地区对第一装甲集团军西面作战的俄军已经受到重大损失。(在克拉马托斯卡亚地区的德军兵力为“波波夫群”。很明显，俄军补给线已经被切断了。

第四装甲集团军已经攻克巴甫洛格勒，而且有理由希望所有部队在路面软化之前来得及与主力会合在一起。事实上，一支并不强大的敌方坦克部队虽已挺进到扎波罗什附近，但并不是一个太大的威胁。在距该城约十二英里远的地方，它把燃料用光了，结果被我军全歼。不幸的是本来有一个新的师(第三二二)预定向巴甫洛格勒增援，并已在行军途中，现在又被陆军总部调往中央集团军群右翼。尽管第二集团军的情况也并不乐观，但南方集团军群却应有优先权，因为我们正要夺回主动。至于敌人向基辅方面能否有任何进展，此时都已无关大雅。

敌人的确有此意图，下述事实证明，因为他们已经使用了相当数量的兵力从别耳哥罗德向阿哈达卡挺进，目的是迂回肯普夫集群北侧面。

在以后几天，第四装中集团军的反攻已经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成功。于是这个战役的主动权终于回到德军手中。

最开始，这个集团军击溃了正向第聂伯河渡口前进的敌军――即在巴甫洛格勒周围和南面地区的兵力。希特勒拒绝承认的观念现在已经兑现，敌军共有两个装甲军、一个步兵军和一个骑兵军。以后又与第一装甲集团军合作，击败了面对着其西面的四个敌军坦克及机械化军。

到三月一日，因为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敌军已被击败，所以在第一装甲集团军北正面上的压力也同时减弱了，于是他们也就能够重占这个地区的顿涅茨河之线。因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诱惑，使我们想越过封冻的河面追击敌军，并在哈尔科夫以西攻击敌军的背面。

不过为了使我们可以自由越过顿涅茨中游前进，还是应首先击毁敌哈尔科夫集团的南翼，后者正集中在该城西南的别列斯托维亚河上。因为解冻期即将来到，能否行动殊有疑问。所以本集团军群的第一步目标只以击败顿涅茨河以西的哈尔科夫敌军为满足。

在集团军群作战地区南端接近海岸部分早已开始解冻。二月底，米乌斯河的敌军放弃了使用装甲兵力及其他机动部队实行突破的企图，改派步兵师接防。很明显他们是希望在泥泞季节来临前在该河两岸至少能保住几处桥阵地。不过当这个宽广的攻击失败之后，他们的攻势退化成无结果的局部攻击。

到三月二日，集团军群看到第一个反击的效果，这是由第四装甲集团军和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右翼执行，以夹在顿涅茨河与聂伯河之间的敌军为目标。在攻击过程中，霍立特集群在米乌斯河曾作成功的防御，敌方“西南方面军”的各集团军均已受到相当打击，暂时不能发动进一步攻势。尤其是向第一装甲集团军左翼前进和钻入第一装甲集团军与肯普夫集群之间的敌人所受的打击更为惨重――苏联第六集团军、在克里辛诺战斗的波波夫集群以及第一近卫集团军。敌方第二十五坦克军和三个步兵师可说是全军覆投，此外第三、第十、第四近卫坦克军，还有一个独立装甲旅、一个机械化旅、一个步兵师和一个滑雪旅也都已经打垮了。而第一近卫坦克军、第十八坦克军，加上六个步兵师和两个滑雪旅也都受到严重损失。

据我方部队战报，敌人在顿涅茨-第聂伯河战场共遗尸二万三千具，所获战利品共有坦克六一五辆，野炮三五四门，高射炮六十九门，大量的机关枪与迫击炮。俘虏九千人的数字未免嫌小。原因有三：（1）我们自己的部队多数都是装甲部队，不能对敌人构成一个连续的包围圈。（2）因为天气奇冷，尤其是夜间，部队有向村庄集中的趋势，所以丢弃了武器和车辆的俄国兵很容易逃走。（3）无法封锁敌军后方的顿涅茨河，轻装部队是可以徒步通过这条封冻中的河流。

除上述敌军损失外，其第四近卫机械化军(在米乌斯河正面后方被围)和第七近卫骑兵军也同时被肃清。

哈尔科夫会战

在顿涅茨与第聂伯河之间地区一战获胜重获主动权后，南方集团军群进一步依照在二月二十八日颁发的命令，向“沃罗涅日方面军”(即位于哈尔科夫地区的敌军)发动攻击。我们是要攻击这支兵力的南侧面，以来迂回敌军，可能的话还想从东面直插敌军后方。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占领哈尔科夫，更希望击毁那里的敌军。

所以优先考虑击溃敌军南翼，它由苏联第三坦克集团军在该城西南的别列斯托维亚河上构成。第四装甲集团军在三月五日达到目标。敌方这个集团军的第十二和第四坦克军，一个骑兵军和三个步兵师――一部分被切成碎片，一部分则在克拉斯诺格勒的一个小包围圈中被俘了。虽然俘虏的数字还是相当少，但是据我方部队报告，敌军死亡数字为一万二千人，我方俘获坦克六十一辆，火炮二二五门，车辆六百辆。

天气突变使本集团军群未能从背面进攻正在阿哈达卡和波尔塔瓦困扰肯普夫集群的敌军，以迫使他们用反正面进行战斗。要达到这个目的，第四装甲军必须从哈尔科夫下游渡过顿涅茨河，但河上的冰面随时可以破裂，而任何浮桥都抵抗不了这些浮冰的碰撞。即使渡过莫斯河进行规模较小的侧击以夺取哈尔科夫(敌军的后方交通线都通过该城)都似乎很难办到，因为地面现在已经开始解冻。所以我们只好企图从侧面卷起敌军，顺便迫使他们退出哈尔科夫城。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第四装甲集团军，包括党卫军装甲军在内(它的最后一支部队，“骷髅”师也已到达)，于三月七日从克拉斯诺格勒地区向北发动攻击。当其正面的压力减轻之后，肯普夫集群马上也加入攻击。

在以后几天，攻击进展颇为良好。不过到此时，敌军已认识到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危险。我们的无线电窃听发现敌人正从伏罗希洛夫格勒地区抽调几个坦克及机械化军前往伊久姆，目的很明显是想乘第四装甲集团军向北进攻哈尔科夫打击它的侧面。不过这些行动已经不能产生任何显著效果，原因是（1）敌军在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和米乌斯河的战斗中已经把攻击能力消磨殆尽了；（2）顿涅茨河已经开始解冻，足以阻止他们行动。敌人能做的只限于在该河南岸、伊久姆的西北赢得一个小规模桥头阵地。此外他们也从东面把第二近卫坦克军撤回哈尔科夫，并把正面对着肯普夫集群北翼和第二集团军的兵力撤到波戈杜霍夫。因为第二集团军的兵力太单簿，所以我们很难阻止敌军逃走。不过不管怎样，我们尝试迫使面着肯普夫集群的敌军离开哈尔科夫向南移动或是切断他们在顿涅茨河的渡口。若能如此，哈尔科夫即可一鼓而下。本集团军群准备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哈尔科夫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若那样我们就必须顿兵坚城之下。

不过，哈尔科夫的大名却应用来当作精神号召以刺激部队和下级军官奋勇作战。特别是党卫军装甲军是想重夺该城作为献给领袖的礼物，所以它只想抄近路，集团军群只好一再予以制止，不准它向该城发动正面攻击。因为这样会使该军兵力被牵制在那里，而放任该城以西的敌军逃走。最后，我们终于使党卫军装甲军绕到该城东面。哈尔科夫毫无困难的攻陷了，我们在顿涅茨河也截获了敌方相当数量的逃兵。

上文说过，由于在哈尔科夫附近及其南面的情况发展，使面对肯普夫集群的敌军不能不抽回，他们早已到达波尔塔瓦附近并攻占了阿哈达卡。现在他们必须向哈尔科夫和别耳哥罗德撤退，而肯普夫集群则乘胜穷追。

三月十日，希特勒又亲临我们总部。我除了把当前敌情向他作了一个简报以外，特别把我对泥泞季节结束以后作战如何继续进行的意见也向他申述了。这且留待下章去分析。

三月十四日，党卫军装甲军进入哈尔科夫。同时，肯普夫集群的北翼“大德意志师”也迅速进到别耳哥罗德。敌人一再用强大装甲兵力对抗它，却均被击败。

攻占哈尔科夫和别耳哥罗德也就是本集团军群第二次反击的结束，因为地面正在加速的泥泞化，所以不能再作更进一步的行动了。当然，本集团军群很想乘此机会与中央集团军群合作肃清库尔斯克西面的突出地带，以便缩短德国防线。但因为中央集团军群说它无法合作，这个计划不得不放弃。结果这个突出地带在我们战线上成了一个讨厌的漏洞，妨碍了我们的作战。虽然如此，我们这个集团军群现在却已经守住了整个顿涅茨河正面，从别耳哥罗德到米乌斯河出海口为止。这也就是德军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间冬季所守住的同一道防线。

结 论

对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南部俄罗斯冬季战役的全部过程和结果作一个总检讨，那么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苏联方面已经获得极大成功。俄国人围歼了德国第六集团军，这是我方最强大的野战集团军。此外，我们的四个同盟国集团军都已被击溃。其中有许多勇士丧命疆场，更有相当多的人做了俘虏。剩下的同盟国部队也都已溃不成军，迟早得撤出战场。即使从残部中把第六集团军的原有各师番号恢复了，而霍立特集群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也改称第六集团军，可是二十个师的战斗主力加上相当数量的炮兵和工兵部队，却始终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同盟国部队的战斗效率固然有限，但他们的丧失也使德军在比较平静的地区缺少可以替换的兵力。

不过尽管在德军的战斗序列中已经损失了五个完整的集团军，但凭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断定这对战争的结果具有决定影响，此外，我们也丧失了一九四二年夏季攻势中赢得的巨大土地连同天然资源在内。高加索油田的夺取本是此次攻势的基本目标之一，终于未能达到――在这里应附带说明一下，这个经济性目标是戈林强烈要求的，但对攻击力量的分散却具有决定性影响。当他们追求这个经济目标时，完全忘了必须先击败敌军主力，然后目标才有达到和守住的可能。不过总而言之，德军还是能够守住顿涅茨盆地的一部分，那是对战争的进行有必要的。

尽管俄军毫无疑问已经有了极大收获，但他们对德军南翼未能获得决定性成功，如果这个南翼被毁，那我方也就会一蹶不振。到冬季战役结束时，主动权又回到了德国人手中，而俄国人也已经遭到了两次失败。虽然这都不具有决定性，但却稳住了战线并使德国统帅部可以有使东线战争发展成相持局势的希望。虽然如此，我们却决不应希望在一九四三年夏季再发动攻势来改变战局。我们的战斗力损失已经够大，所以这种计划已经没有可能性。

德国统帅部应该得出的结论，就是应尽一切努力以求至少与敌国中的一个签订和约。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今后在东战场的战争指导必须以节约兵力为原则，尤其应该尽量避免斯大林格勒式的悲剧(损失一个整集团军)，同时更应设法磨灭敌人的攻击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坚决摆脱一切次要的愿望，在西方敌国还不能在法国登陆或在地中海地区进行严重打击之前，应尽量把主力集中在东战场。

我们现在再回头说到这次冬季战役及其结果时，我们应该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可能就是苏联指挥当局在这次战役中既已获得巨大成功，为什么仍然未能对德军整个南翼完成决定性的歼灭成功呢?俄军不仅拥有压倒性的数量优势，而且从一开始起就握有作战优势，所以本来应有全胜的机会。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苏联的指挥当局并不缺乏果敢进取的精神，为了达到目标，完全不顾兵力损失。俄军部队也都能勇敢善战，不避牺牲。尽管如此，其步兵素质还是有弱点，而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之间损失的炮兵，直到现在仍末完全补充起来。从战争开始以来，苏联将领们毫无疑问已经学会了很多教训，尤其是在大装甲集群的组织与使用方面。虽然早在一九四一年，敌人就已拥有大量坦克，但他们却完全不知道如何把坦克编成独立单位加以运用。现在他们已经学会如何组成坦克军及机械化军，并且已经学会了德军的深入突破技术。不过即令如此，我们却还是每次都击败(毁)了俄军的装甲部队，尽管他们已经在德军的前进地区突破达相当深度――只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的情况例外。自从围歼第六集团军之后，俄军就再也没有过同样成功，他们想切断德军南翼的目标始终未能达到。除了斯大林格勒，那是希特勒自己替敌人制造机会以外，俄军统帅部就再也没有完成第二个大包围战，如我们在一九四一年一样，那次一俘虏就是好几十万人。尽管这次冬季战役中，俄军在数量上占有极大优势，而且开始时的情况和德方同盟集团军的崩溃也使他们可以毫无阻拦的进入德军后方，结果还是如此。反之，我们在一九四一年所进行的却是以正面为主的战斗。

现在我们再来检讨一下俄军的最高层领导。从德国夏季攻势结束时的作战情况来看，包围德军南翼的战略目标实在是理所当然，决不可能被忽视。突破同盟集团军正面也是一个非常显明的行动。在一九四二年晚秋时节拟定作战计划时，苏联方面实在不需要太大的军事天才。

第一下打击即包围第六集团军，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如果一击成功――德军统帅部也倾全力来帮助其实现――德军的最强大打击兵力也就随之消灭了。

若这第一下打击能与对意大利和匈牙利两个集团军的攻击配合起来，似乎会更好，俄军开始发动攻势时就应倾全力用一个统一的大规模攻击行动，在罗斯托夫或亚速海达到切断德军的目标。很明显，其所装备的炮兵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俄军才延缓了其突破作战。同时也可以想像到俄军的运输情形，不能容许全部兵力同时集中和获得适当补给。

可是我方的同盟军出乎意料的相继迅速完全崩溃，却帮了敌人不少忙。所以俄军在顿河下游、亚速海和第聂伯河没能切断德军整个南翼，实在是表示他们自己无能。从现代战争的标准来看，苏联攻击部队所要越过的距离并不算太大。同时德军也并无强大预备队可以投入，所以俄军攻势实无中途顿挫之理。

反之，我们可以说除了斯大林格勒以外，苏联指挥当局在打击一个决定点时，从来没有协调其兵力与速度。

在冬季战役的第一阶段，苏联当局为了确实不让第六集团军这个头奖溜走，毫无疑问不必要牵制住了太多兵力。因此，也就错过了在顿河下游切断德军南翼补给线的机会。攻击契尔河正面的兵力固然很强大，但是在行动上却并不一致。

在突破了意大利集团军正面之后，俄军统帅部又未能不顾一切迅速渡过顿涅茨河以直捣罗斯托夫。当然此种行动会使俄军本身的侧面也有受到攻击的危险，不过他们接着向匈牙利集团军正面发动的攻击也可供给相当的保护。若说这不免要冒险，我是承认的。但是不敢冒险的人却决难获得决定性战果。

甚至在对匈牙利集团军获得了成功突破之后――从顿涅茨河到沃罗涅日之间的德军正面已经撕开了一个大裂口――苏联当局还是未能用足够的速度和兵力向决定性方面(即第聂伯河的渡口)挺进。俄军不知道集中强大兵力于一点，反而分散兵力进行了一连串互不协调的攻击。这样才使德军在决定点上能集中较强的兵力。

施利芬说过，在一个会战或战役中，胜负双方的行动对最后结果同样具有贡献。德国统帅部对第六集团军的丧失以及整个南翼所遭遇到的危机是应负责任的，这在上文已经说明过了。现在为了公正起见，也应说明德方对俄军包围德军南翼行动的失败有何贡献。

在这一方面只有一点需要说明：面对数倍优势的强敌，若非德军部队和他们的指挥官作了超人的努力，这种失败也就会无可避免。若非我们那些英勇的步兵师――不像我们同盟国的部队，而且常常缺乏适当反坦克装备――面对敌方装甲兵的攻击挺立不动，而当敌方坦克突破防线后又能立即封锁起来，并终于将其歼灭，否则冬季战役就不用打了。我们的装甲师也同样劳苦功高，他们显示出无比活力，东奔西跑，使他们的效力不只增加了一倍。德国战斗部队深信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在最危险的情况中仍能屹立不动。其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足以抵消敌方数量优势有余。

有一件事更不应忘记，那就是因为英勇的第六集团军奋战到底，才使敌人未能一举歼灭整个德军南翼。如果它不是一直抵抗到二月初，而是在情况绝望立即放弃战斗，那么敌军在各要点的兵力就会立即增加一倍，于是整个德军南翼被围歼也就成为定局了。这是第六集团军的最大贡献。固然第六集团军的英勇牺牲对整个大局并无补益的，但我们决不可以抹杀其精神价值。这个集团军尽到了军人的最后责任――为了他们的同胞，在绝望中仍能奋斗到底。

原作者：弗里茨?埃利希?冯?曼施泰因

第十二章 斯大林格勒的悲剧

俄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斯大林格勒之战是战争的转折点，不过英国人却认为不列颠之战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美国人则认为美国的参战为同盟国最后胜利的主要原因。

在德国也有许多人对斯大林格勒之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会战的说法感到很勉强：事实上，所有这些单独的事件都不真正具有决定性。战争的结果是由许多因素来决定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由于希特勒的政策和战略所造成的后果，使德国处于一种毫无希望的劣势地位。

就德国攻势在伏尔加河发生顿挫这一点来说，斯大林格勒的确要算是一个转折点。但是第六集团军的损失尽管毫无疑问是非常严重，但并不代表东线战争――尤其是整个战争――已经输定了。如果德国的政策和军事当局决定形成一个僵局，那么这种解决还是有可能性的。

通向斯大林格勒之路

第六集团军之所以在斯大林格勒全军覆没，是因为希特勒拒绝自动放弃该城――毫无疑问主要就是为了他的个人威望。

不过若非最高统帅部在一九四二年的攻击计划和实际执行中事先犯了作战性错误(大部分是有关最后阶段的)，那么第六集团军也就根本不会陷入这种情况。

由这些错误所引发的结果使德军南翼在一九四二年晚秋时节所遭受的困难，我将留在下一章加以分析。现在所要说明的仅限于足以决定第六集团军命运的各点。

由于希特勒的战略目标，事实上主要是受到其战争经济需要的影响，所以德军在一九四二年的攻势分为两个不同的方向――高加索与斯大林格勒。等到德军的进攻发生顿挫之后，也就缺乏那样多的兵力来守住这条绵长的正面。使事态变得更坏的是没有战略预备队，第十一集团军在结束克里木战役之后马上就被最高统帅部肢解，分送到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方向上去了。

A集团军群正面向南，位于高加索北部，夹在黑海与里海之间。B集团军群扼守着一条面向东方和东北的正面，起点为斯大林格勒以南的伏尔加河，折向该城北面，直到顿河中段，然后沿该河达到伏洛尼兹以北某点。这两个集团军群的兵力都不够强大，难以扼守如此绵长的正面。尤其是敌军的南翼部分虽已受到重大损失，却能避免毁灭，甚至也并非真正被击败。此外敌人在其他地区及其后方深处，还保留着非常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最后，更重要的是在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卡玛克大草原上，还有一个宽达190英里的大缺口，只有一个师(第十六摩托化师)驻在耶列茨来提供一点不适当的掩护。

这种想要长期据守如此绵长正面的企图是使第六集团军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底陷入绝境的第一个巨大错误。

第二个更大的错误是希特勒迫使B集团军群把其主要打击兵力――第四装甲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陷于斯大林格勒城和周围的战斗中。保护这个集团军群沿着顿河的深入北侧面的任务却留给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一个意大利集团军以及一个匈牙利集团军来担负。(注：这些集团军只不过虚有其表，根本不能算是一个集团军)。在伏洛尼兹地区，则由兵力微弱的德国第二集团军来负责。希特勒应该明白，即使是位于顿河后方，这种拼凑而成的联军兵力还是不能抵挡俄军的强大攻击。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也一样。他们现在要负责保护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暴露右侧面。

在原始突击只获得部分成功之后，企图占领斯大林格勒来控制伏尔加河的想法，最多只能在一个极短的时间之内还可以勉强尝试一下。但是若把B集团军群的主力留在斯大林格勒达好几个星期之久，并且对其侧面又无适当保护，那才真是一个重大错误。这无异于将我们整个南翼的主动权都自愿让与敌人，并且下请帖去请他们来包围第六集团军。

第三个错误是德军南翼的指挥体系简直荒谬已极。

A集团军群已经没有总司令，希特勒自兼这个职务，他最多也只能用一部分时间去管理它。

B集团军群所指挥的集团军不下七个之多，其中包括四个联军集团军。任何集团军群总部所能指挥的集团军数目最多不应超过五个，尤其是其中多数是联军部队，则困难更可以想见。B集团军群总部设在斯塔罗比尔斯克是颇有理由的，这里位于顿河后方，并且便于监视那些联军部队。不过这个位置的选择也有其不利之处，因为这样一来，集团军群总部距其管区的右翼方面实在太远了。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希特勒对作战指挥经常加以干涉，所以B集团军群对于第六集团军的控制也就更加减弱了。

陆军总部的确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指挥问题，并且计划建立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群，由安东尼斯库元帅负责指挥。不过这个新司令部却始终没有设立，因为希特勒希望能先看到斯大林格勒被攻克。不起用这位罗马尼亚元帅是一个严重错误。当然，他的指挥能力到现在还没有试验过，不过可以断言他是一个好军人。无论如何，如果他能出面，那么我们要求多增加一点兵力来保护斯大林格勒正面和侧面的要求一定可以有较大的份量。而且他又是一位同盟国的元首，所以希特勒对他也要另眼看待，不像德国的集团军群总司令和集团军司令那样可以任意侮辱。此外，安东尼斯库的个人威望也可以约束那些罗马尼亚的高级军官，使他们不敢望风而逃，因为他们对这个人的敬畏并不亚于对俄国人的敬畏。

当我就任这个集团军群总司令之后，安东尼斯库元帅曾写给我一封信，说明他对一般情况的危险，尤其是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方面曾经几度提出警告。不过因为他对前线军事并无指挥之责，所以这些言论也就没有获得应有重视。同时也很明显，B集团军群和第六集团军对敌人准备向斯大林格勒两翼侧面所发动的大攻势也都曾事先发出警告。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也值得一提，这对第六集团军和德军整个南翼都同样具有严重影响。 ――整个A集团军群，以及第四装甲集团军、第六集团军、第三和第四罗马尼亚集团军和意大利集团军，都是以一个单独的第聂泊河渡口为其交通线的基础――即在第聂泊皮托夫斯克的铁路桥梁。扎波罗热的铁路桥梁尚未修复，越过乌克兰经过尼古拉耶夫和哈尔森以进入克里木，再越过刻赤海峡的路线也都未完成或打通，所以在德军战线后方，南北间的联系同样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每当要从后方增援或是把兵力从某地区迅速调往另一地区时，德军高级统帅部往往感觉到他们还不如敌人那样便利，后者在任何方向上都有比较有效的交通工具可供运用。

所有指挥官要想成功，一定不免要冒险。不过无论怎样冒险，在一九四二年秋季，德军统帅部总还是不应把B集团军群的最精锐主力长久滞留在斯大林格勒，而对顿河之线却只留下一点极易毁灭的兵力来给以掩护。惟一的辩护理由就是说德军统帅部认为这些联军也许不会崩溃得那样快。可是罗马尼亚部队在同盟国中已经要算是最好的了，但根据我们在克里木的经验，就知道他们是会望风而逃的。至于对意大利人的战斗能力，那更是自始至终都不应抱有幻想。

在夏季攻势只使我们多赢得了一点土地并未使俄军南翼受到决定性失败之前，德军统帅部所应冒的危险就是应回到高加索与顿河中部之间，采取机动作战，并利用大河弯的地利以求阻止敌人重获主动。但是用这种冒险来代替另一种冒险，却是希特勒所不能接受的。当他的攻势未能获得任何具体的结果就成为强弩之末以后，希特勒即未再能采取适当的行动，于是这也就为斯大林格勒的悲剧铺好了道路!

斯大林格勒周围情况的发展

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维帖布斯克，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接到陆军总部的命令，内容是为了使正在斯大林格勒西方和南方从事激烈防御战斗的各集团军能有较严密的协调起见，我们被升级成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部，并指挥第四装甲集团军、第六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因为我们缺乏后勤部队，所以把本来准备为安东尼斯库元帅所设立的那个配属给我们。这支部队由芬克上校主持，他也是一位参谋本部军官，不仅人格健全，而且组织能力优异，他使集团军群经常遭遇到的一切补给困难都能获得解决。不幸的是对第六集团军的空运却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当我在一九四四年四月被免职之后，芬克上校即调往西线总司令部服务。以后有人告诉我说，他在敌人拥有完全制空权之下仍能使补给运输工作照常进行，几乎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因为他与暗杀希特勒的阴谋发生关系，终于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以后被执行死刑。

依照陆军总部的命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的任务是“使敌军攻势停顿，并夺回我军原已占领的地区。”

最初允许给我们的增援只有一个军部和一个师，它正准备前进到米涅罗沃，在B集团军群将来右翼的后方。从这种命令的措词和如此薄弱的兵力准备可以证明当下达这些命令时，陆军总部似乎并未认识到斯大林格勒周围情况的严重性，尽管对第六集团军的合围就是在那一天完成的。

在维帖布斯克又陆续获得更多的情报，并且在一个火车站，我有机会与克鲁格元帅和他的参谋长沃勒尔将军会谈。从这些方面我得知敌人已用强大兵力在斯大林格勒西北的顿河上突破了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正面。除了一两个苏联的坦克集团军以外，还有大量的骑兵――一共有三十多支部队。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该集团军是由第四装甲集团军指挥的。

所以在离开维帖布斯克时，我发了一个电报给总参谋长，从敌军攻势的规模上看，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不可能仅是恢复一部分阵地而已。我们需要用来恢复这种情况的兵力，应有一个集团军的数量――并且在集中未完成之前，尽可能不要零碎使用。

蔡茨勒表示同意，允许用逐渐增加的方式使我们获得一个装甲师和两三个步兵师的兵力。

我同时又发了一个电报给B集团军群，要求他们命令第六集团军尽快将兵力从现有防御正面上撤出，以求在其后方能够确保在卡拉奇的顿河渡口。这个命令是否转发给第六集团军，我始终无法知道。

直到我们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到达设在斯塔罗比尔斯克的B集团军群总部时，从其总司令魏克斯上将和参谋长索德尔斯滕将军的交谈中，我们对于最近的经过和现有情况才算是获得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在十一月十九日清晨，经过一阵猛烈炮兵掩护射击之后，敌军就开始从他们在克列茨卡亚的顿河桥头阵地突出，并且同时也从西面渡河，同时攻击第六集团军(第十一军)的左翼和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第四和第五两军)。同时，敌人又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向赫特上将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发动了一次猛烈攻击，该集团军在那里已与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混合在一起。虽然第六集团军的左翼能够坚守不动，可是两面的罗马尼亚部队却都已为敌人所击破。从两个突破点上，强大的俄军坦克部队立即开始深入――这完全是学我们的榜样。到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他们已经在卡拉奇会合了。这个对第六集团军的补给具有极大重要性的桥梁，完整无缺地落入他们手中。所以从那天上午起，对第六集团军即已完成合围之势，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一部分德国和罗马尼亚部队，也从斯大林格勒南面被挤入包围圈中。被围部队包括五个德国军共二十个师，两个罗马尼亚军，大量的陆军炮兵和工兵部队。甚至以后在集团军群总部都无法知道被围德军的确切数字。第六集团军所报告的数字在二十万到二十七万人之间，不过应注意的是这个发给口粮的人数不仅包括罗马尼亚部队，而且还有许多本地志愿人员和战俘也都在内。不过一般常为人引述的三十万人之数，毫无疑问是过于夸大。有许多交通地带的部队被留在包围圈外，还有运输部队、伤兵和休假人员等。以后当第六集团军各师重新编组时，这些残余人员遂被用作基干，平均每师还有一千五百到三千人。同时第六集团军各师在十一月时，其兵力本来早已不足额，所以即使加上强大的炮兵和工兵人员在内，包围圈中的人员也不过是二十万到二十二万之数――这似乎是一个相当精确的估计。

***

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情况大致如下：

第四装甲集团军中惟一完整的部队为其左翼的第十六摩托化步兵师――在耶列茨两侧，展开在大草原上――和在他们北面的罗马尼亚第十八师。所有其他的罗马尼亚部队不是被逐入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就已全被击溃。集中一切罗马尼亚残部，加上一些德军的交通地带部队，该集团军尝试在科帖尔尼科沃前方守住一条临时防线，目前也未再受到攻击。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的残部(包括其司令部在内)均暂由赫特上将指挥。在罗马尼亚部队崩溃之后，其第四军已改受第六集团军指挥。

第六集团军，包括第四、第八、第十一、第五十一四个军和第十四装甲军，都已在斯大林格勒被围。第十一军和第八军的一部分也暂由其指挥，被派防守包围圈中新组成的西面防线，其突出的顶点达到卡拉奇桥以东的一点。其预备队和第四装甲(或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的残部，则用以组成一条新的南面防线。这个包围圈东西约为三十英里，南北则约为二十五英里。

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两翼均已被突破，在中央部分大约有三个师的兵力，在拉斯卡将军指挥之下，曾作英勇抵抗――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也曾有过优异的表现――但自从被围之后即无消息，现在可能均已被俘。

第四十八装甲军本在面对顿河桥头阵地的正面后方担任预备队，发动了一个似乎太迟了的反攻，却并末成功。它的两个师现在均已被围，正奉命向西突围。军长海姆将军已被希特勒撤职查办。经过戈林主持的军法审判(他对这种工作最感兴趣)后，希特勒就叛他死刑，以后海姆终于还是被赦免，因为发现其兵力太弱根本不足以执行任务。第四十八军下辖两个新成立的罗马尼亚装甲师，都是毫无战斗经验的，另外的第二十二装甲师也很明显不够水准。

实际上，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现在一共只有三个师得以幸存。这是属于罗马尼亚第一和第二两个军的，他们未曾卷入战斗，并位于顿河上，紧接着意大利集团军。

照B集团军群的判断，第六集团军最多只有两天的弹药和六天的口粮――这个估计以后发现是太低了。在天气条件许可下，截至目前为止，空运的数量只能满足该集团军弹药和燃料要求的十分之一。空军已经允许用一百架容克式飞机执行空运，扣除不可避免的损失，约相当于二百吨的数量。其他的飞机将陆续增加。

情报指出敌军已经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正面缺口中，投入了二十四个大部队的兵力(即为师或装甲及机械化旅)。这些兵力向北旋转，猛烈攻击第六集团军的南侧面。

从其突破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地点，敌人又投入了大约二十四个大部队的兵力，向在第六集团军后方的卡拉奇进攻。在更西面又发现了二十三个大部队的敌军，正在向南和西南直扑契尔。此外在斯大林格勒城中还有苏联部队，在第六集团军的攻击下一直坚守不退，现在也已从伏尔加河彼岸获得了增援，还有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也仍有优势兵力面对着第六集团军的北方正面。最后，毫无疑问敌人又已经利用铁路把援兵陆续送来。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新成立的顿河集团军群的作战地区就已经发现了一共一百四十三个敌方大部队的番号(即为师或装甲旅等)。

在我指挥之下，组成顿河集团军群的兵力可以综述如下：第一支部队就是第六集团军，它正在斯大林格勒受到三倍左右的敌军的围困，一共有二十个非常疲惫的德国师和两个罗马尼亚师，其弹药、燃料和粮食的储量正在日趋减少，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补充。尽管已经被围，这个集团军还是毫无作战自由，在希特勒严令之下，他们仍应死守所谓“斯大林格勒要塞”。其次就是第四装甲集团军和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残部。目前我们手头拥有的最好部队就是一个迄未与敌接触的德军第十六摩托化步兵师――但是它在草原上的防御阵地却绝对不能移动，因为只有这个师掩护A集团军群的后方。另外还有四个完整的罗马尼亚师，其战斗价值毫无疑问要比俄军低劣。

第六集团军不过是名义上隶属于顿河集团军群总部指挥，因为实际上它一直都直接由陆军总部控制。当时它本来还有突围的机会，可是希特勒却硬是不准其撤出斯大林格勒。现在从作战观点上来说，它已经丧失了机动能力。集团军群总部早已不能指挥它，而只是协助而已。此外，希特勒在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中又设立了一个联络组，并有他自己的通讯班来维持其直接控制。甚至在补给方面，希特勒也保留最后的决定权，因为只有他才能指挥空运。所以严格说来我本应有权不接受这个名义上对第六集团军的指挥权，而坚持要求使它正式接受陆军总部的直接命令。但是我不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我认为我要比陆军总部更便于使援军与被围的集团军之间进行直接合作。至于为什么在决定阶段这种合作未能实现，原因留待下文说明。

除了第六集团军――已被包围，所以在作战意义上毫无用处――其他顿河集团军群总部最初成立时的兵力只是一些残部而已。

在B集团军群总部我曾看到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将军发给希特勒的一份无线电报，据我回忆，日期大概为十一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内容是说他本人和所有军长都认为该集团军有向西南突围之绝对必要。为了集中必要兵力，他已经调动部队并缩短其北面防线。B集团军群总部的意见是认为如果希特勒能够立即批准，在十一月二十八日以前还是可能开始突围行动。

可是，希特勒却拒绝了这个要求，并禁止对北面防线作任何缩短。为了确实起见，他又指定塞德里兹将军负责指挥这个有问题的正面。

顿河集团军群总部是既无时间也无机会以来检讨第六集团军过去的战绩。很明显，保卢斯将军在希特勒死守斯大林格勒命令的限度之内，已经尽可能从尚未受到严重威胁的正面抽调兵力。从第四装甲集团军中抽出了第四军，于是在其开放的南侧面上又能够组成一条新战线。此外，他为了尝试使其后方不被封锁，又把第十四装甲军从顿河东岸调到了西岸。不幸的是，该军在西岸却遭遇到优势的俄军。同时，第十一军――仍据守顿河西岸阵地，正面朝北――也从后方受到攻击。这种情况使得第六集团军抽回了这两个军，在顿河西岸构成了一个桥头阵地，后来又渡河到达东岸，于是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就可以构成一个四周设防的的正面了。

虽然这些措施使第六集团军在周围各部队纷纷溃败之际得以免受影响，但同时却也必然使它陷入包围之中。

另一方面，很明显最高统帅部有责任颁发命令，使第六集团军有回旋余地，以避免包围。一个有远见的领袖早就应该认识到，把全部德军打击兵力都集中在斯大林格勒及其周围而对侧面却缺乏适当保护，实在是一种要命的冒险，一旦敌人突破邻近的正面，则立即有受到包围的可能性。当十一月十九日俄军越过顿河和在斯大林格勒的南面发动攻势时，德国的领袖们就应知道大祸马上就要降临了。从那时起就应采取行动而不必等待罗马尼亚集团军的崩溃。因为即使他们不那样迅速的崩溃，为了控制B集团军群南翼方面，还是有使用第六集团军来担负机动任务的必要。所以至迟在十一月十九日夜间，陆军总部应给与第六集团军以新命令，准其自由运动。

对于苏联攻势头几天的详情，此处不必细述，但可以安全的假设，第六集团军只有在最初阶段迅速撤退，或渡过顿河向西，或沿着该河东岸向西南进攻，才能逃出包围的危险。命令他们采取行动的权力却操在希特勒手中。当然，保卢斯将军也可以自行决定撤出斯大林格勒，但是当陆军总部没有把邻近地区的情况告诉他以前，他是不可能作此决定的，等到十一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他要求准许突围时，重要时机可能早已错过了。他要求希特勒批准撤退是否一个严重的心理错误却是另外一回事。保卢斯对希特勒的战争思想应该早有认识，因为在一九四一年冬季，他正是陆军总部的副总参谋长(主管作战)，他应该记得希特勒是如何用不准撤退一步的命令来使德军免蹈拿破仑大军团的覆辙――这是他一向引以为豪的。保卢斯应该明白希特勒已在他的演讲中提到了斯大林格勒的大名，所以决不会同意撤退。这个城市的名字与他自己的军事荣誉具有太密切的关系，所以惟一的办法就是造成既成事实，主动命令该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

当然，保卢斯采取这种行动可能要丧失生命。不过任何人都不应怀疑保卢斯会因为个人荣辱生死就不敢做他自己认为是正当的事情。最有可能是因为他对希特勒的忠诚迫使他必须请示获准后才肯开始行动，尤其是他与陆军总部之间又保持着直接的无线电联络。此外，我也已经指出，他对全面情况可能很难获得一个明白的印象。他可能觉得突围的危险也许比坚守不动还要更大，所以更难作出主动决定。

顿河集团军群对十一月二十日情况的判断

就目前而言，顿河集团军群总部对当前的局势是无法过问的，而且也不能下达任何命令。必须等我到了诺夫切卡斯克――这是集团军群总部的指定驻地――有了相当完整的作战指挥组织和必要的通讯网络之后才能开始承担全部责任。在相当时间之内还不行。(我们的飞机在中部地区因为气候不佳停飞，结果只好改乘火车继续前进。)

尽管如此，处于集团军群未来总司令的地位，我已下了决心，应以十一月二十四日我们已经获得的情况报告为基础来作出我们的计划。现在时机虽然已经延误，第六集团军是否仍应作突围打算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还是机会既已丧失，第六集团军就应该坚守不动以待援军与他们会合呢?

经过慎重考虑，并且获得我的参谋长萨尔茨将军与作战处长布歇上校的同意，于是我就作出下述结论：

敌军一定会首先倾全力击毁已被包围的第六集团军。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可能性，即尝试扩张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崩溃的战果，把机械化部队送过顿河河弯，以罗斯托夫为进攻目标，这样不仅可以切断第六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后方交通线，而且连A集团军群也一网打尽。敌军拥有足够强大的兵力，容许他同时追求这两个目标。

我进一步的结论就是认为无论如何，本集团军群的首要任务还是挽救第六集团军。一方面是二十万德国军人的生死问题，另一方面，除非能够保持这个集团军并使其获得自由，否则东战场右翼的情况也就不会有恢复的希望。有一件事可以断定，即使我们能够解围和重建接触，第六集团军却决不可以再留在斯大林格勒。对我们而言，这个城市的空名毫无意义。反之，如果我们能够救出这个集团军，那么它可以用来帮助稳定整个南翼，足以使我们能够平安渡过一个冬天。

不过眼前问题却还是第六集团军既已一度错过其突围的真正机会之后，在现有这个特殊时期是否仍应再作尝试呢?自从保卢斯向希特勒提出要求之后又已经过了两天，而照B集团军群的估计，不可能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以前开始行动。到那时，敌人也早已有了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来收紧其包围圈了。

第六集团军所能选择的只有两条退路，而敌人在两面却都已有准备。第一种可能性是向顿河上的卡拉奇渡口突围，但即使能在这个方向上突破敌人的包围，仍然还有顿河挡住他们的去路。大部分弹药可能在最初的突破中用光，而该集团军却还要强渡顿河，并且强大的敌军正在该河西岸向下契尔河挺进，所遭遇到的抵抗简直是等于零。第六集团军既已缺乏弹药，而敌人又分别从北面、东面和南面加以猛烈压迫，所以能否强渡似乎大有疑问。

如果第六集团军尝试在顿河之东向西南方面突围，以求与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残部会合，那么条件也许可以略好一点――不过在这方面，敌人也是有准备的。这一方案的反对理由是，即使实际上突围成功，但该集团军最初还是无法与任何陆军主力会合，在它后面是苏联强大的追兵，而在顿河西岸的敌军也会随之南下以阻止它渡河退向西岸。很可能的该集团军迟早会被迫在大草原上与敌人决战，但是弹药、燃料和粮食却无不感到缺乏!有些部队，例如坦克部队，也许可以通过，但整个集团军的命运却已经决定了。此后全部俄军就都可以自由活动，于是陆军整个南翼，包括仍在高加索境内的A集团军群在内，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无论是为了第六集团军本身还是整个南翼着想，我们的目标都是要使该集团军能够完整无恙的脱离包围，并且仍能继续作成。如果统帅部发现被围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时就准许它有行动自由，那么这一点也许早就办到了。到今天，若无强大外援，则该集团军想要保持战斗力而安然脱险却似乎已经太迟了。

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假设一旦这两支援军开始行动，从作战意义上来说，第六集团军的处境也会变得轻松得多，且不论其能否突围。当在顿河以西前进的敌军正与其他部队交战时，第六集团军至少可以免予与那一方面的敌军作战。又假设同时第六集团军也开始行动，而一支援军又攻入顿河东岸俄军围攻正面的后方，则敌军势必被迫减弱正面的兵力，于是又有利于被围集团军的最初突破。(注：虽然霍利特集群始终未能完成其任务，但事实上它却仍然牵制着在顿河西岸作战的俄军。另一方面，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前进又迫使敌军把斯大林格勒的围攻兵力减少达相当程度。)

同时，有一个危险却是必须面对的，因为任何延误都是危险的，它可以使敌军有时间来巩固包围圈。只有当统帅部能够保证用空运使第六集团军的补给无缺直到解围为止，然后才可冒险一试。在这种假定之下，不仅被围的第六集团军可以脱离危险，而且一旦援兵到达之后，还可以有新机会出现。

基于以上分析，我就用电话将本集团军群的意见告诉了陆军总参谋长，内容大致如下：

甚至到现在为止，第六集团军若向西南突围似乎仍有可能性。由于弹药燃料缺乏，如果继续把该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实在是极大的冒险。

虽然如此，因为我们认为独立突围的最好机会早已过去，所以从作战观点看，目前最好是不动，直到拟议中的援军能够前往解围时再行动――不过这又必须假设能有适当的空运，我们强调认为，这个因素具有决定性。

使用预定可以达到的兵力在十二月初应该能够发动救援作战。不过要想获得真正的效果，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增援，因为敌军势必也会不断把强大兵力投入战斗。

如果强大的敌军压力足以阻止我们运用这些新的兵力，则第六集团军的单独突围仍然是必要的。接受冒险不让第六集团军立即从斯大林格勒突围撤出的一个绝对先决条件，就是每天必须空运四百吨补给。(注：每天四百吨的数量为该集团军对车辆燃料和弹药的必需要求。在粮食等物品用完后，基本最低量即应增到五五O吨。)

我在这次谈话中说得十分明白，除非这种补给的交付能有绝对保证，否则决不能冒险，比第六集团军在现有情况中停留下去，即使是暂时的也不行。

任何人在以后如果目睹斯大林格勒悲剧的发展――希特勒决心坚持该城不退、陆军总部故意错过了最后机会(这个问题在下文中将有更多讨论)、第四装甲集团军救援兵力在集结上的迟误、俄军在意大利集团军防线上的突破，终于阻止了霍利特集群采取任何行动以救援斯大林格勒――就一定会追悔当初，实在应该坚决要求让第六集团军立即突围还要好一点。

至少可以假设被围部队中有一部分可以杀出重围与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残部会合――装甲部队大致不成问题，步兵也可能逃出一部分。

反之，这个集团军似乎再难保有一支完整部队的作战能力了。这种独力突围的机会早已丧失了。同时，当第六集团军残部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会合时，敌军的围城兵力也就完全放松出来。在这种情形下，很可能东线德军的整个南翼，包括A集团军群在内都会覆灭。

不过应强调的是，当我们进行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情况判断时，后面的考虑都是我们绝对不愿采取的。我们并不想牺牲第六集团军来挽救整个南翼，我们希望在两支援军合作之下，它可以有较好的脱逃机会。

我和我的幕僚们竭诚希望救出来的不只是一点残余的渣滓，而是一个完整的集团军，能供进一步作战之用。至于斯大林格勒的大名和希特勒的个人威望则根本与我们的考虑无关。

所以在那天，我们没有要求希特勒命令第六集团军立即撤退，也没有根据我们自己的责任来下达这种命令。此外还应补充一句，保卢斯将军面临这种矛盾难题时――是服从希特勒的命令呢，还是集团军群总部的命令呢――他也很难选择后者。

此外，我们也完全明白，即使援兵能够透过包围圈与第六集团军会合，也还是不可以再在斯大林格勒久留。主要问题是要使它在此时还能尽量维持其主要战斗力。从这一点看来，留在斯大林格勒似乎要比在大草原上被敌人追杀要稳妥得多――唯一先决条件是有适当的空中补给。

采纳这种方式能否使第六集团军获得自由，主要由下述两点决定：

(一)空军能否适合陆军的要求?(二)统帅部能否供给更多的援兵？――若能如此，它是否准备这么做?在我们送给陆军总部的文件中，这两个问题都是用极其明白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只有身为三军统帅的希特勒对各个战场的一切陆空军兵力才能具有调度的全权，所以也只有他才能对整个前景作出判断，然后作出适当决定。如果这个决定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当然就可以把第六集团军独力突围的下策搁置起来，而暂时让该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

不过，如果尽管时间能来得及，而希特勒却不愿意使用可以利用的兵力以求救援斯大林格勒，或是他对空中能力具有过分幻想，那么他就是缺乏责任感。此外又有某些人在希特勒旁边专上小报告，这就更是罪大恶极。他们应该知道此时救出第六集团军实在是一个最首要的任务。

戈林如此说大话而不兑现，则更是任何军人所想象不到的。同时，我们也想不到希特勒会抹杀一切事实考虑而硬要坚持其死守到底的理论。谁能够想象他居然会为了斯大林格勒的空名而宁愿牺牲整整一个集团军呢?

最初的印象和决定

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我们继续踏上征途，从斯塔罗比尔斯克前往诺夫切卡斯克。十年前，我曾经由同一条路前往罗斯托夫去参加红军在高加索举行的大演习。在那次旅行中，一切都十分有趣，今天却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对任务的沉重，我和我的幕僚们都绝对不存任何乐观的幻想。尽管我的副官斯塔尔伯格中尉努力设法使我们心境能够轻松，放了一些很好的音乐唱片，闲谈其他问题，可是我们仍然时时会想到在斯大林格勒围城中的战友。自从斯皮赫特死后，斯塔尔伯格就接替了他的职务，他是我的老友特利斯科介绍的，是他的侄儿。斯塔尔伯格以后一直跟着我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在这个阶段，在我的一切私人事务中他都是一个最忠实的助手。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我在罗斯托夫暂停，与豪夫将军会晤，他是德国驻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原先已内定为安东尼斯库集团军群的参谋长。他对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情况，描绘出一幅令人极为失望的图画。他告诉我们，一共二十二个师，有九个已经被完全消灭，另有九个溃散了，一时无法参加作战，现在只有四个师还能勉强一战。不过假以时日，他希望能从残部中再编成几个师。

安东尼斯库元帅有一封信给我，也可当作豪夫报告的反证。他对德国统帅部颇有微词，他指控说对于面对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正面上的克列茨卡亚桥头阵地所蕴藏的危机，他曾一再提出警告，但是统帅部却漠不关心。同时，他对他亲自指挥的计划一再延搁也极表不满。

此外，这位元帅也极有理由的指出，在所有德国同盟国中，只有罗马尼亚和他个人对共同利益已经作出了最大贡献。他完全是出于自愿，拿出了二十二个师的兵力加入一九四二年的战役，而且不像意大利和匈牙利，毫无保留的交由德国人指挥，尽管罗马尼亚与德国之间并无任何条约的义务约束。

当一位军人看见他的部队，由于受他人错误的影响而几至全军覆没，其愤怒自然是可以想见的，他这封信就代表这种观感。从我内心来说，我实在无法否认安东尼斯库的批评是正确合理的。

我回信说因为我以前并不在场，所以对他所说的一切不能表示意见，所以只把他的原信转呈希特勒――我当然知道，其一切批评都是以希特勒为目标。这对希特勒而言是一点都不吃亏，他实在应该知道其最忠实同盟者所作的如此坦率的批评。此外，这封信还触及一个政治问题：即同盟国间的互信问题。安东尼斯库提到他的死敌“铁卫队”的领袖已经由希姆莱收容，现在在德国保护中，以供将来不时之需。“铁卫队”是一个激进政治组织，曾经企图发动政变推翻安东尼斯库，并且一度包围这位元帅的官邸。虽然叛变最终被安东尼斯库削平，可是“铁卫队”的领袖逃出了国外，现在希姆莱竟收容此人，难怪安东尼斯库会感到德国对他不忠了。这种卑劣做法的确足以破坏同盟间的团结。

安东尼斯库之所以写信给我，是为了指控德国军官和士兵，无论在公私两方面，对罗马尼亚的军人都犯有虐待罪，并且对他们加以恶意诬蔑。虽然最近的挫败和许多罗马尼亚部队作战不力的事实都足以当作解释的理由，但我却仍然立即采取了行动。当邻近部队纷纷溃逃之后把德国部队陷在重围之中，这种愤怒之情固然可以谅解，可是这一类不幸事件的发生却只会损害共同利益而并无其他好处。

我早已说过在各种不同情况中，对罗马尼亚部队何者是可以期望的，何者是不可以期望的。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我们最好的盟国，而且在许多地方都曾英勇战斗过。

十一月二十六日，我们到达设在诺夫切卡斯克的新总部。惟一能用来担负警卫的部队只有一营哥萨克志愿部队，很明显，他们认为能在我们总司令部门前站岗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到第二天夜间，我们的主要通讯网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于是我们在十二月十七日上午正式接管顿河集团军群的指挥权。

我们面临的任务具有双面性质。主要方面，也是其他一切行动的基础，就是救出第六集团军。除了人道上的优先理由以外，从作战观点看来，这也同样是首要工作，因为除非第六集团军的实力能够保持，否则东线的南翼甚至整个东战场的情况都将不可能有恢复的希望。

这个任务的另一方面――是我内心里经常感到忧虑的――即德军整个南翼都已有了覆灭的危机。若是这种情形发生了，很可能东线的战斗会从此结束，结果是我们输掉了战争。目前，除了那个所谓的“斯大林格勒要塞”以外，在A集团军群的后方与现在仍然存在的顿河正面之间的整个作战地区，留下来的只有一点极微弱的掩护兵力，主要是由罗军的残部和德国的B级部队以及紧急部队组成。如果俄军突破这个单薄的防线，那么不仅第六集团军的将会陷入绝境，而A集团军群也将同样危险不堪。<*注：所谓紧急部队是由非战斗人员，司令部人员，空军人员，和告假或未能归队的零星人员等所组成。这种部队缺乏凝聚力、有经验的军官和兵器(尤其是反坦克兵器和火炮)。其中多数人员都缺乏战斗经验和近距离战斗的训练。所以作战价值非常有限。虽然如此，当他们经过相当时间的战斗之后，却往往会打得很好。>

应该感谢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司令赫特上将和新近任命的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参谋长温克上校，否则在十一月底那样的紧急关头，能否组成这样一个屏障也许就会大有疑问了。我们终于还是建立了一道屏障，掩护着夹在第六集团军、A集团军群和顿河防线之间的巨大空隙，阻止了俄军的任何扩张企图。如果那时俄军用一个快速集团军直扑罗斯托夫――它毫无疑问拥有这种能力――则A集团军群和第六集团军的覆没也就是必然的了。

但即令这个对南翼的致命威胁经常存在，本集团军群却仍不允许将用来拯救第六集团军的一人一弹分散在其他的任务上。因为成功的希望至为渺茫，所以对―切力量和资源都应以发挥到最大限度为原则。这种做法当然必须接受最大的冒险。

我们最后未能完成使命的主要原因是敌军兵力实在太强大，而我们自己的兵力却又太微弱。此外恶劣的天气也是一个巨大障碍，它使空军的活动大受影响，尤其是对第六集团军补给。还有运输的情况，也使援军未能迅速采取行动。

更进一步说，我们现在也第一次体会到最高统帅部的牵制，其根源是希特勒的性格和意见。这在前一章中已经分析过了。在这里的表现即为统帅部不愿意在其他战线上甘冒挫败的危险以集中兵力从事救援工作。此外他们在优先决定权上又总是一再延误，尽管情况早已一目了然，而我们的总部也一再向希特勒指明出来。

我已经说过，当本集团军群接管指挥权时，面临的任务是两个。其中第一个任务――即救出第六集团军――到一九四二年圣诞节时，事实上早已成为过去。此时已经明显知道第四装甲集团军是无法达成会合的任务。由于希特勒仍然不肯放弃斯大林格勒，所以第六集团军司令部违背了集团军群的指示，在这个决定性的时机未能把握住最后可能获救的机会。当这个集团军的命运是已经确定之后，希特勒还在幻想于一月间从哈尔可夫调来一个党卫军装甲军解围。这根本就是梦想。

当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攻击被迫停顿之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第六集团军才开始进入了生死搏斗。不过由于集团军群的其他部份的任务还是要设法防止整个南翼毁灭，因此必须到这苦斗已经真正接近结束时，为了减少这个集团军的牺牲和痛苦才能建议准其投降。

当然的，拯救第六集团军的战斗与德军整个南翼的情况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之所以另辟一章来检讨后者，是为了使不同的作战考虑可以获得较大的澄清。

接管时的情况

本集团军群接管指挥时所面临的情况与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情况只有极小的差异。

很明显，敌军已经把主力都用来包围第六集团军，在本集团军群地域据报一共有俄军一百四十三支大部队，至少有六十余支用来包围该集团军。十一月二十八日，该集团军的南面防线上受到严重攻击，但已被勉强击退。在十一月底，所有其他防线上都只有局部战斗，我军乘这个机会已使防御略加巩固，虽然如此，很明显任何突围企图都一定会遭到强力抵抗，而包围圈中现有弹药和燃料也必然会完全用尽。即使能够突围，当该集团军到达顿河时，弹药和燃料势必消耗殆尽，而附近却没有援兵接应。

此外，敌人也正忙于对掩护斯大林格勒南面和西面的屏障防线进行试探攻击，而援救兵力却必须在这个屏障的后方完成集中工作。

集团军群总部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对第六集团军的条件与意图，能够获得最可能的清楚认识。陆军总部与B集团军群都在几百英里开外，所以他们的结论都不够可靠。

早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保卢斯将军曾经派一位军官从包围中飞出，带了一封信给我(见附录一)。在这封信中，保卢斯强调要求应有“在紧急情况中的行动自由”，因为向西南立即实行突围的机会也许随时都可发生。这封信中对该集团军的补给情况，却未加详述，不过佩克特将军的报告却可以作为补充。他是空军军官，也刚由包围圈中飞回来，他本来是奉第四航空集团军司令里希特霍芬上将的命令飞入该地区安排空运业务的。

照佩克特将军看来，该集团军的口粮仍可维持十二天――不过却必须限量配发。弹药存量只有正常份量的百分之十到二十，也就是说在一天的激烈战斗中即可用完! 燃料也仅够供小型部队调动，而不够集中坦克进行突破。如果这些数字是正确的，那么第六集团军在四天前居然建议立即执行突破计划，实在令人有点费解。

基于这个情报，我决定飞入包围圈与保卢斯亲自讨论。可是我的参谋长和作战处长最后还是说服我放弃这个想法，因为照天气情况，我可能要在城里停留两三天之久，而此时全盘情况却极为紧张，只有我留在总部中才能经常使陆军总部了解本集团军群的意见。于是我只好派参谋长萨尔茨将军代替我去，以后又派作战处长布歇上校再度去过一次。

萨尔茨的任务主要就是对第六集团军及其指挥机构的情况和条件获得直接印象，并且把我们的解围计划当面告诉保卢斯本人，同时也让他对计划和时间的配合提出其意见。一切结果都要看我们的意见与保卢斯的意见能否协调来决定，因为既无电话线又无其他任何可靠的书面通信工具，所以集团军群总部对第六集团军的影响力至为有限。尤其是陆军总部又派有联络官驻在集团军部中，使其经常受希特勒的思想和命令控制，所以这种完全的了解就更为迫切。

除了对统帅部应负责的情况表示深切失望外，保卢斯给我的信中，特别表示想获得“紧急情况中的行动自由”，照我看这似乎是指出，他是想一旦当情形变得不能忍受时就立即自行突围撤退。这又有两种可能假设：一是敌军已经透入，甚至突破了一处或多处正面，使战术情况不能再支持，二是部队实力已经逐渐消耗殆尽。照我看，在这两种情形下企图突围，结果可能只会全军覆没。在现有情况中，有两件事极为重要的。一，为了使这个集团军能够保持存在，则必须作坚强抵抗。其次在突围时并非作一种死里求生的努力，而是有计划的用全部的实力来执行，并且与援军的行动密切配合。

这也就是萨尔茨应该告诉保卢斯的话。他回来时的全盘印像是，第六集团军认为只要能够从空中获得适当补给，则并不一定坚守不下去。以后布歇上校的观察也足以证实这一点。(注：这种态度也同时可能具有危险性，以后就知道了)。

于是我就追问，对第六集团军的空运补给是否真正有把握呢?当我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从斯塔罗比尔斯克发给陆军总部的报告中曾特别强调指出这一点是如何重要。我早己说过，除非空运补给能有保证，我们才能让第六集团军暂不突围以待援兵。这样可以使该集团军逃出的机会更形增大。

在我的电话谈话的前一天，希特勒已经拒绝了保卢斯的突围要求，其意义也就无异于给与了这种保证。他拒绝批准的理由是以戈林的保证为基础的，因为只有空军总部才有权威判断空军有无这种空运补给能力。

在接受顿河集团军群指挥权时，负责支援我们也负责从空中补给第六集团军的第四航空集团军司令里希特霍芬上将告诉我说，在现有天气条件之下，他不相信可以作适当的空运。他又说，即令天气转好，他仍不相信这种空运可以维持达相当长时间，他也早就把这些意见告诉了戈林。不过他又补充说，当然，对戈林的其他资源他是无法加以判断的。

集团军群总部立即把里希特霍芬的意见转告陆军总部，但是惟一的回应却是告诉我们，运输机的实力将会有所增加。当我们的日报说飞入包围圈的载量距所拟定的标准还差得太远时，所获得的答覆也是一样。新的中队的确准时达到，飞行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也作出了伟大的牺牲。但是尽管空军在斯大林格勒损失了飞机四百八十八架，人员约一千名，而第六集团军所能获得的补给都还是不能满足其最低要求。

所以戈林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可能还要更早)给与希特勒的诺言，已经完全落空了。是因为对空军的实力估计错误呢还是故意说大话以迎合或欺骗希特勒呢?这我却无法断言。无论如何这总是戈林的责任。不过尽管如此，希特勒也应该考查其数字的可靠性。而且除了他应该深知戈林的为人以外，希特勒同时也一向了解空军的实力。

与希特勒完全不同，集团军群总部或第四航空集团军司令无法证实这些数字是否正确。同时他们也无任何特殊理由会感到短期空运是不可能的。这有一个先例――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二年冬季，对迭米扬斯克包围圈中的十万人，空军曾使其补给供应无缺。

虽然事实上这次被围人数多了一倍，不过照我们的想法，空运补给只不过是几个星期以内的事情。一旦援兵接近之后，第六集团军就应乘机突出，把它长期留在斯大林格勒是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空军总司令所应该做的就是一种简单的计算，第六集团军每日所需最低补给量为各种物资共550吨，或至少应为400吨。(除非所有存粮都已吃完，否则不必有所增加)。为了空运550吨物资，我们需要225架容克-52型机，每架飞机一天只能来回一次，若用亨克尔-111型，则架数应成比例增加，因为它的载量最多只能达1.5吨。

从莫罗佐夫斯克和塔特辛斯卡亚两个空军基地起飞，其飞行距离分别为110英里和135英里，但在敌方领域中飞行的距离却都不过二十英里。直到一九四二年圣诞节为止，这两个机场都仍未丧失，而到那时，第六集团军的命运却已决定。在有利的天气条件下，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飞机甚至可以飞两个来回。在这样的天气中，所需飞机数字就可以减半。

当空军总司令估计对于第六集团军的空运补给可能性时，这些数字应该是其初步基础。不过此外他还有下述若干因素也要加以考虑。

第一点，在冬季有时会整天都无法执行空运工作。所以必须赶在可以飞行的日子多运一点额外的份量――也就是说飞机的数量必须成比例增加。固然天气对飞行的障碍程度很难预测，但空军气象人员根据前一年冬天的记录多少可以有一点把握。

第二点应考虑的是并非全部飞机在任何指定时间都可以飞行。这从统计数字上是可以看出来的。飞机不能使用的数量，大致说来又与空军基地的地勤人员和维护设备具有密切关系。这个问题我在下文还要再加检讨。

最后第三点，一定有一部分运输机会被击落或失事。由于敌军行动所造成的损失，大致又与战斗机的掩护程度成比例。

空军总司令在对空运给与任何肯定保证之前，对两个问题必须要加以极慎重的考虑。一，他是否能够立即集中起550吨载运量的飞机实力，同时还应注意到恶劣天气和技术原因的影响。二，他能否用不断的补充来维持这个数字，更重要的是能否供给适当的战斗机来对付敌方的防空力量，直到第六集团军确实已经快要脱险时为止。

只有戈林才有资格对这些问题给出令人完全满意的答案。只有他才知道到底有多少架飞机可供利用。如果他认为无力承担，那么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之间，他就有责任坦白的把真象告诉希特勒，以便让他可以对第六集团军的突围作出正确决定。

一旦希特勒已经命令第六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不动时，戈林就有进一步的责任，应该立即把空军运输机，战斗机，维护设备上的一切预备力量都完全动员出来。

戈林在这一方面是否已经恪尽其职守那才大有疑问，到一月初，由于集团军群一再指责空运不适当，希特勒才命令米尔契元帅接管这个工作。由于他可以动用德国空军的一切兵力和资源，所以应该可以改进空运效率。但是不幸却已经太迟了，从作战观点上来说，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同时，上述两个机场也均已沦陷，所以飞行距离必须更加延长。

戈林的原始诺言已经够开玩笑了，而使事态变得更坏的却是他在围城战的最初几个最重要的星期中，没有尽其最大努力。因为只有在那个阶段，援救第六集团军的任务也许还有成功的机会。

空运的问题变得愈复杂和愈有疑问，则对第六集团军的援救工作愈有尽量提早完成之必要。依照陆军总部送给集团军群总部的通报，他们正准备用以下兵力来达到这个目标：

一，在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战斗序列之内：有由克赫勒将军所指挥的第五十七装甲军(由A集团军群调来)，下辖第六装甲师、第二十三装甲师和第十五空军野战师。这些兵力预定在十二月三日达到科帖尔尼科沃。

二，在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地区中：成立一支新部队“霍利特集群”，下辖第六十二，第二九四，第三三六步兵师；第四十八装甲军，军长科贝尔斯道夫将军，下辖第十一装甲师，第二十二装甲师；第三山地师和第七、第八空军野战师。这个集群应在十二月五日左右于上契尔河完成作战准备。

加起来，本集团军群所能希望的援兵总额约为四个装甲师，四个步兵或山地师，以及三个空军野战师。当然从一开始就只能假设这些空军师最多仅能用于某些防御性任务，如掩护突击部队的侧翼等。

假定这些兵力都能足额并能如期到达，那么应该可以与第六集团军取得暂时接触并恢复其行动自由。不过，他们却无力使敌人遭受一次惨败，使我们“重占攻击以前的阵地”――这是希特勒所爱用的静态战争术语。

十一月二十七日，集团军群接到陆军总部命令，是对我们三天前所送出的情况研判的答复。从这个文件可以认识到希特勒对上述观念仍然存有偏见。他之所以决定坚守斯大林格勒，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放弃该城，明年我们又必须再度尝试甚至要花更大的努力才能重获我们在一九四二年已经接受了许多牺牲才获得的东西。

是否将来仍然需要重演一九四二年的攻势，这是否有利和可行，那都是另外的问题，不过就目前而言，这些问题却根本不用考虑。现在的真正难题是东线整个南翼有无稳住的可能。除非第六集团军能够救出，否则似乎很难有希望。

所以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又把一个更详细的情况研判报告送给希特勒，并有附表把敌军对我们作战的兵力详细列举出来(一共有一百四十三支大部队)。我同时也详细说明第六集团军现有的情况和条件，并特别指出不久因为缺乏弹药和丧失机动等原因，它的炮兵就会无法使用了。

我说，在种环境中我们是否还能等待全体援军到达似乎颇有疑问，尤以霍利特集群为然。所以现在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援兵应该先采取行动。自然，这种行动不能获得任何决定性结果，因为我们在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报告中已指出，一切结果都要看我们能否供给更多兵力来决定。最大的希望不过是切开一条走廊来补充第六集团军的燃料与弹药并恢复其机动性。不过接下来就应赶紧把该集团军撤出包围圈，因为它不可能在开阔的大草原上渡过冬季而还能幸存。

我告诉希特勒说，当敌人沿着几百英里的正面享有行动自由，而我们却把自己的兵力钉死在一个狭小地区之中，这从战略上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应不惜一切成本来恢复我们的机动能力。去年在迭米扬斯克所用的老办法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以上研判从以后事实上看，都算是不幸而言中。

直到十二月三日，关于这个作战方针的基本问题，我们总算获得了答复――这又是一个例证，足以证明希特勒对凡是不对他胃口的问题总是尽量拖延而不想立即作答。

不过我们获得的答复却的确说明希特勒已经同意我们的见解。不过他却作了两点保留的批评。第一，他不愿意撤回或缩短斯大林格勒的北面防线以抽调兵力。第二，他对我所列举的敌军部队数字虽并不表示异议，但他指出俄军每个师的兵力是都已经不足额，而由于意想不到的成功，也已使敌方统帅部在补给与控制上都发生了困难。

关于俄军每师兵力的减少，他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不过经过几个月苦战，我方兵力也同样不足额，这样至少双方可以扯平。本集团军群的报告对这一点曾经明确指出。至于说俄军已经发生了补给困难，那似乎是不可能的，而说在控制上也有问题，更是荒谬。

不过无论如何――这是非常重要的――从希特勒对我们的意见大体表示采纳的事实看，似乎可以假设他已经承认了下述三大要点：

(一)即使我们能够杀开血路直达第六集团军，后者仍然不能久留在斯大林格勒。

(二)该集团军每天必须接受平均足量的空运补给。

(三)要像本集团军自从十一月二十一日就一直强调要求的，增援兵力必须继续不断投入。

以后可以看出希特勒并没有真正让第六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撤出的意图。而其他两个作战成功的先决条件也根本未能达到。

我们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陆军总部决定用来救援第六集团军的兵力和到达时间，与原先的许诺实在相差太远。从头说起，把部队运往该地区的工作就发生了相当延误。霍利特集群是由于铁路效率太低；在第四装甲集团军方面，一方面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大草原正在冻冰，而另一方面在高加索地区却又正在解冻。结果第二十三装甲师的摩托化部队都不能照预定计划从公路上行驶，而必须改用铁路运输。

由于进度迟缓，第五十七装甲军的作战死线只好推迟了几天――在这种情况中，真是度日如年。

援兵的实力更令人感到不满意。预定加入第五十七装甲军的第十五空军野战师，迄今尚未编成――这个程序要几个星期时间才能完成，等它最后编成之后，又在最紧急的时机投入战斗(此时，援救的问题早已无望)，几天之内就完全崩溃。指定由A集团军群拨交的炮兵，除一个团以外，其余就没有了下文。在指定拨给霍利特集群的七个师当中，我们发现有两个步兵师(第六十二和第二九四)早已用在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防线上，以使它可以获得最低限度的安定性。这两个师若是撤出，则罗马尼亚第一和第二两个军的战斗正面就有立即崩溃的可能。所以这两个师根本就不能列入救援作战范围之内。第三山地师也不能参加作战。其一半兵力本已下了火车，但却被陆军总部临时拨交给A集团军群去应付一个局部危机；另外一半兵力也因为同样原因被中央集团军群扣留。当俄军发动攻势时，第二十二装甲师就已投入战斗以援助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在十一月的战斗中已经受到严重损失，不再有能力参加新的进攻。因为空军师又不可能用于进攻，所以实际上在第四装甲集团军和霍利特集群两支援军当中，可以使用的打击兵力就只有第五十七装甲军(共有两个装甲师)和第四十八装甲军(第十一装甲师和第三三六步兵师。前者仍在运动中)。至于第十七装甲师和第三O六步兵师，是陆军总部陆续调来替补未能到达的各师，但却仍不能补足兵力缺乏，而且又不能赶上时间要求。

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两个不同方向救援第六集团军的原有理想――第四装甲集团军从顿河以东科帖尔尼科沃地区前进，霍立特集群从契尔河中段趋向卡拉奇――由于兵力缺乏已经无法兑现了。现在我们所能希望做到的，最多只能集中足够的兵力在一个点上。事实上只有第四装甲集团军才能进行攻击，它距离斯大林格勒较近，而且也没有像顿河那样巨大的障碍要加以克服。同时我们可以希望敌人最难预料的就是我们会在顿河以东发动救援攻势，因为从全盘情况上看，陆军若在那个地区集中巨大的兵力将会是极危险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敌军在科帖尔尼科沃方向上，最初只留下比较微弱的兵力来掩护包围圈。就目前而言，第四装甲集团军在这里只面对五个师的敌军，而在契尔河上敌人却早已一线展开了十五个师的兵力。

本集团军群于十二月一日对“冬季风暴”作战所下达的命令是这样的：

在一个尚待确定的日期(但无论如何决不会早于十二月八日)，第四装甲集团军应以其主力在顿河以东发动攻势，并以科帖尔尼科沃地区为起点。在突破敌方掩护部队之后，其任务即为攻击和席卷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南面及(或)西面的敌军阵地。

属于霍利特集群的第四十八装甲军，应有一支较小的部队，从顿河、契尔河交界处的尼热切斯卡亚桥头阵地前进，攻入敌方掩护部队后方。如果在科帖尔尼科沃以北面对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敌军在攻击前获得增援，或者担负掩护第四装甲集团军东面绵长侧面的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的情况发生逆转，作战就应改取下面的替换计划：第四装甲集团军的装甲师应突然的沿顿河西岸向北运动，然后从尼热切斯卡亚桥头阵地发动主力突击。此外，一支较小的精兵，也应从顿河以西的顿河、契尔河之间的桥头阵地向卡拉奇攻击，以切断敌军在那里的交通线，并为第六集团军打通顿河上的桥梁。

至于第六集团军方面，命令规定在第四装甲集团军发动攻击之后，由集团军群再决定一个日期，命令他们向西南突围，最初方向指向顿斯卡亚-萨拉特萨，目标为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会合，并参加席卷包围圈南面和西面阵地的战斗，并夺占顿河上的渡口。

在希特勒的明白命令之下，这个集团军要继续在包围圈中守住其现有阵地。但当它向西南突围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会合时，坚守命令事实上也就无法执行，这也是至为明显的，因为在俄军攻击下，其东南两面的正面必然会逐步撤退，最后希特勒在无可奈何中也只好被迫承认事实，以后他常常如此。(不过在我们的作战命令当然不便说明，因为希特勒在第六集团军司令部设有他个人的联络官，如果从那里获得消息，他马上就会下达一个取消我们计划的命令。)

当我接管指挥权的最初几天内，在本集团军群地域内，一切都很平静。很明显，敌人正在准备对第六集团军作向心攻击。另一方面，敌人显然不想以强大装甲兵力立即向罗斯托夫冒险作深入突击，甚至也不想直趋本集团军群在顿涅茨河上最重要的渡口或是在利哈阿的铁路交点。敌人也许是不愿意作任何冒险，因为他们在顿河的大河弯中已经有了极占优势的兵力，似乎无论如何都足以保证成功。不过虽然如此，他们却毫无疑问已经浪费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在十一月底和十二月初，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拦截这种突击。

敌军对第六集团军的攻击

十二月二日，敌军对第六集团军发动了第一次攻击。接着在四日和八日又连续发动了两次攻击，但均为我军击退。很侥幸，补给情况现在似乎已经比我们想像的要好得多了，因为在十二月二日，该集团军报告说，在限发口粮和屠杀了大部分骡马之后，他们估计从十一月三十日起，大致还能维持十二天到十六天。同时天气的情况也使我们敢于希望空运补给情况可以改良，在十二月五日有过空运三百吨的纪录(不幸的是这是最高纪录)。尽管如此，显然还是不应浪费时间，必须尽最快速度在地面上与第六集团军取得接触，并将其救出包围圈。

直到目前为止，惟一对我方真正有利的事情，就是敌人不敢冒险深入，乘机切断我们后方交通线上的顿涅茨河上的渡口，或是罗斯托夫“瓶颈”(后者也同时可以切断A集团军群)。除此以外，在我们正拟发动救援的地区，情况都已在迅速恶化。

在第四装甲集团军方面，第五十七装甲军从高加索前来的运动已经发生了延迟，理由已见上文。原定集结日期为十二月三日，改为八日，又再改为十一日。在这样长的时间当中，自然不可能希望敌人完全静止不动。十二月三日他们派出一支部队趋向科帖尔尼科沃，这是第五十七装甲军的主要下车站，敌人显然是想要肃清那个地区。次日，他们被第六装甲师击退，该师是刚刚赶到的。从十二月八日起，敌军又有在第四装甲集团军北面(即科帖尔尼科沃的东北面)增强兵力的迹象，已经发现一个第五十一集团军的新番号。反之，在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东面却仍然平静无事，那主要是由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负责的。在耶列茨附近的第十六摩托化师也是一样的。为了让罗马尼亚人安心起见，我们又命令该师派出一支轻快的摩托化兵力向北深入正面对着他们的俄军后方去实行搜索，确实证明出敌人在伏尔加河以西，此时并未集结任何强大兵力。

契尔河正面的危机

在霍利特集群地域(也就是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地域)，情况却演变得很严重。这里在契尔河下游，从契尔河与顿河的交点到向上游约四十五英里为止，地面上的部队除了几个高射炮兵群以外，只有由B级部队和第六集团军休假归队人员所组成的警戒部队。后来才增加了两个空军师(原来是拨给霍利特集群的)，但因为他们完全缺乏战斗经验，并且缺乏有训练的军官和军士，所以用处极为有限。

当十一月间俄军突破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防御时，在博科夫斯卡亚的契尔河弯与仍然完整无恙的顿河正面之间被撕开了一个缺口。结果把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在顿河上的部队(第一和第二军)的右翼向后曲折，并把残破不堪的第二十二装甲师和罗军残部填入才总算堵住了。不过本已拨给霍利特集群的步兵师也只好用在这里，以使这条七十五英里长的防线可以获得最低程度的稳定。到十二月初，情况显示敌人有在契尔河正面发动一个大规模进攻的趋势，两天后在契尔河下游就开始发现敌方的强大炮兵。十二月三日，俄军开始攻击，川流不息的打击在各个点上。敌军愈是想突破，则情况也就变得愈为紧急。沿河一线是我们所必须坚守的，因为我们在契尔河与顿河交叉点上的桥头阵地，包括在尼热切斯卡亚的顿河桥梁在内，对援救第六集团军的作战至为重要。此外敌人若是突破契尔河防线，则又可以直趋莫罗佐夫斯克和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其间相距分别只有二十五英里和五十英里，此外也可以深入到顿涅茨河上的渡口和罗斯托夫。在这种环境中，本集团军群已无选择余地，只好同意把第四十八装甲军(它的第十一装甲师和第三三六步兵师此时均已到达)暂时用来增强下契尔河防线。这个军担负的是救火队的工作，从这一点赶到那一点，以使这条脆弱的防线不至于立即崩溃。自然，这就暂时使霍利特集群丧失了他们惟一可以用来从事进攻行动的兵力。不过只要一旦情况许可，我们还是希望能使该军越过尼热切斯卡亚桥，与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援兵合作。

十二月九日，激战之后，敌军对第六集团军的攻击开始停顿。这也可能表示敌军已在抽调兵力来对抗德军的解围企图。

在契尔正面上，敌军仍不断施加压力，但在第四装甲集团军北面，敌军于科帖尔尼科沃作战失败后，似乎已有了戒心。

决定的争取

不必说在这种紧张情况中，我与陆军总参谋长之间经常不断有电话联络。蔡茨勒将军对我所作的研判和计划是完全同意的，但他能否使希特勒采取适当(并不失时机)行动，却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除了我们经常要求增强对第六集团军的空运工作以外，还有两个重要争执值得一提。

第一件即令第六集团军能够获救，但无论如何它也决不可以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再停留下去。可是希特勒却仍想吊住那个城市不放，正如前一个冬天对迭米扬斯克一样，他希望用一条地面走廊维持该集团军的补给。

反之，顿河集团军群则认为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一旦幸免于难，这个集团军必须立即恢复机动能力。这种思想拉锯战一直未曾停止，直到救出第六集团军的最后机会都丧失时才不了了之。

第二个争论是援兵问题。自从发现原先拨给霍利特集群的七个师现在最多只能动用第四十八军的两个师以后，增强第四装甲集团军的行动也就变得极其重要。任何人都知道第四装甲集团军单凭第六和第二十三两个装甲师的兵力是决不可能到达斯大林格勒的。

要获得增援，只有两个可能方式。

顿河集团军群一再要求把A集团军群所属第三装甲军中的两个装甲师拨借过来，因为他们在山地中本来就没什么用，但每次要求都被拒绝，因为A集团军群要求准许它撤出深入高加索地区的一个突出地带，否则就不肯出让这个军――而这却是希特勒绝不同意的。我们想从A集团军群中借调一个团来代替在耶列茨的第十六摩托化师，也同样未获成功，后者正掩护第一装甲集团军的深入侧面。等到在这一面能够有所作为时已经太迟了，对斯大林格勒已经不能产生任何作用了。

第二个可能就是由陆军总部供给新兵力来增强第四装甲集团军对斯大林格勒的突击。此时，第十七装甲师和新成立的第三O六步兵师正在向顿河集团军群方面输送，由于第五十七装甲军在科帖尔尼科沃的集中已经延迟，所以第十七装甲师可能会恰好赶上对于斯大林格勒的攻击。不幸陆军总部又决定把该师保留为总预备队，让它位于集团军群的左翼后面。这虽然不无道理，因为考虑到敌人会在那里发动大规模攻击。可是陆军总部应认识到二者不可得兼。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成功和对这个危险的安全保障――事实上一旦这个危险发生的话，又不是第十七装甲师的力量所能控制的。当我们重视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成功时，希特勒却宁愿为了安全理由而要保留第十七装甲师。事实上，等到第三O六步兵师已经陷住之后，希特勒才肯放出这个装甲师，但为时已晚，赶不上援救作战的第一阶段。也许正好错过了决定性的机会!

为了加强我打给蔡茨勒电话的效力，同时又为了加强他天天与希特勒争论的份量，我也必须经常利用电动打字机把情况报告给他，甚至还直接送给希特勒。

其中有一份“研判”――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发出的――现在列为本书的附录二，由此可以证明，要想使希特勒和陆军总部随时了解情况是如何困难。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明显证据，表示本集团军群所遭遇到的敌军实力是如何强大，以及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以外战斗时所使用的是一些什么部队――除了少数新近达到的师以外。最后，它也可以显示出集团军群是怎样使最高统帅部了解整个作战问题真象的。

为了使读者能获得进一步的了解，对这个“研判”又应附加两段评论如下：

也许有人会认为，一旦走廊打通之后，假设第六集团军仍留在斯大林格勒，那么继续战斗应使用何种手段的问题也应包括在研判之内。对这种看法的答复，是必须认识到希特勒是极难说服的。只有使他明白要想把这个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将面临的困难有多大，这样也许能使他发现有撤出之必要。不幸的是，以后由于面子关系，即使这些理由也都不能说服他。在当时，我们却还希望希特勒对于无可避免的事实仍能低头。

第二点，令人惊异的是，面对如此强大的敌军，我们却居然继续相信有救出第六集团军的可能。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

不过对我们而言，问题的关键却是只要能使第六集团军官兵能有得救的机会，即使是最大的冒险也是义无反顾的。事实证明，我们几乎已经达到了目标。至于我们最后失败的原因，将在下文中再加分析。

生死竞赛

我们现在与敌人开始要作生死竞赛了。我们自己的目标是要救出第六集团军。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不惜以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命运孤注一掷。

这个竞赛就是要决定，能否在敌军迫使我们停止作战之前，第四装甲集团军能够与第六集团军在顿河东岸会合?敌人可以击破我们在契尔河上的脆弱防线，或是本集团军群左翼(更可能包括B集团军群右翼在内)，以使他们居于可以切断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一切后方交通线的位置。

一方面想在顿河东岸发动和维持一个攻击作战，而另一方面，上述危险却日益增重，所以现在所甘冒的危险是过去未曾有过的。我不相信希特勒在此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局势的严重，否则他应该会采取较激烈的措施，至少应该设法增强第四装甲集团军来加速对斯大林格勒的援救。可事实上却如蔡茨勒所说，“他除了遇事掣肘以外，什么忙都帮不了。”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他把第十七装甲师控制在错误的地点，使其在最紧急的阶段未能投入战斗；他又控制着第十六摩托化师，直到时间已经太晚才肯放手。希特勒常批评将军们和参谋本部军官，说他们都只会“计算”而不敢冒险。可是这次对他的说法却是极有力的反驳。顿河集团军群在整个南翼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时，不顾一切的命令第四装甲集团军向斯大林格勒进攻，这可算是极大的冒险，可是希特勒却并不热烈支持它。

这个与死亡的竞赛于十二月十二日开始，第四装甲集团军在那天向斯大林格勒进攻。此处只能概括叙述，因为当时的情况瞬息万变，而敌人又不断把生力军投入――主要是坦克部队。

在这个阶段充分表现出我们装甲部队的优秀，同时也显示出我们装甲兵的英勇和反坦克部队的技巧。第六装甲师是一个有经验的老装甲师，师长劳斯将军和坦克专家胡勒尔斯道夫上校都是值得敬佩的(后者不幸阵亡了)，该师的坦克和突击炮也都是齐全的。相反，第二十三装甲师的命运却恰好形成强烈对比，它仅有二十辆可用的坦克!师长沃尔曼将军是我在陆军总部时的同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负伤五次。

现在我们把这个战斗中的重要情节略述如下，都是与结果有重要关系的。

当第五十七军在顿河以东科帖尔尼科沃附近完成集结后，从十二月十日起，强大敌军又再度攻击我们在下契尔河的正面。现在很明显，从这一方面抽出第四十八装甲军用来从契尔河、顿河之间的桥头阵地突出以与第五十七装甲军合作的想法已经无法兑现了。

于是第五十七装甲军就更有赶紧行动的必要。当该军正在下火车和作最后集中时，敌人已经企图来攻，在粉碎敌人的企图之后，该军于十二月十二日越过“起线”。在它侧面，东为伏尔加河，由罗马尼亚第七军负责掩护，西顿河，由罗马尼亚第六军负责掩护。这次攻击显然使敌人受到突然袭击，因为他们似乎没有料到会来得那样快，所以该军的最初进展颇为顺利。不过敌人这次却不采取防御战术，他们匆忙从斯大林格勒地域调来了生力军，一再发动反攻以夺回我方坦克已占领的地域，并企图用他们拥有数量优势的装甲兵来包围我们的小部队。虽然屡次击毁强敌，但直到十二月十七日，第五十七装甲军还是未能获得任何决定性战果。到这一天，第十七装甲师终于能够参加顿河东岸的战斗。在集团军群总部一再要求之下，陆军总部终于放了这个师。可是这个师位于集团军群左翼后方，所以必须经过长途行军，并从波特明斯卡亚的桥梁渡过领河，然后才能参加东岸的战斗。

当第五十七装甲军正在顿河东岸企图争取决定性战果时，敌人却在西岸上加强努力以使德军在契尔河上的防线总崩溃。尤其是他们已经完全了解我们在契尔河与顿河交点上的桥头阵地(包括顿河上桥梁在内)的重要性。所以从十二月十二日起，这里已成为俄军屡次大举进攻的目标。到十二月十四日，我们被迫放弃和爆破该桥。到十二月十五日，契尔河下游正面的战斗显然只有几天好打了。

但是同时，在顿河的大河弯又发生了新的危险。十二月十五日就有明显迹象表示敌人有准备向顿河集团军群左翼与B集团军群右翼发动攻击的企图。次日就开始发动了局部攻击。最初我们还不完全明了敌人的意图，因为他们可能是用过去的老办法，先到处试探攻击，然后再作决定性突破，又可能只是阻止我们从这个地区抽调兵力去向顿河东岸战场增援。可是不久以后，我们的无线电窃听却发现一个新集团军的番号(第三近卫集团军)，这暗示敌人有进行深入突破(可能直捣罗斯托夫)的意图。

本集团军群正在顿河东岸进行援救第六集团军的战斗，所以在左翼方面当然无法再进行决定性战斗。因此只能尽量拖延时间。所以在那方面负责的霍利特集群，奉命使用其必要的预备队以作迟滞行动，集团军群总部准其向后缩短战线，但却应随时与B集团军群右翼保持连续关系。

十二月十八日要算是最凶险的危机日。

在顿河以东，尽管第十七装甲师已经赶上，但是第五十七装甲军却仍然不能迅速冲到斯大林格勒附近以造成便于第六集团军突围的必需条件。反之该军却有被迫转入防御的可能，因为敌人正从包围圈上不断抽调兵力来向它反攻。

在契尔河下游，苦战仍在进行，尽管敌人尚未能透入我军防线，在集团军群左翼，却有一个更大的危机正在形成，敌人已经开始向霍利特集群和构成B集团军群右翼的意大利集团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就霍利特集群而言，那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被证明挡不住这样的厮杀，而且当同盟国部队都整个崩溃之后，专靠几个德国师也还是很难站住脚跟。使事态变得更坏的是敌人在第一次突击之下就击溃了意大利集团军，结果使顿河集团军群的侧面完全处于暴露地位。

同一天，集团军群总部要求陆军总部立即采取步骤，使第六集团军向第四装甲集团军方面突围。等第十七装甲师的力量完全表现出来之后，第五十七装甲军仍然还有机会向包围圈再进一步。也就是说顿河东岸的战斗仍有好转希望。不过如果第四装甲集团军开始发动救援作战时，第十七装甲师和第十六摩托化师(后者现在仍被牵制在耶列茨)就能全体参加，则结果就更为有利了!

尽管我们坚决认为有立即允许第六集团军冲出斯大林格勒的必要，可是希特勒仍拒绝批准――同时总参谋长又告诉我们由于意大利集团军的崩溃，所有正在调动中的部队都已奉命向B集团军群方向增援。在此时还要研究斯大林格勒能否继续坚守，足以证明统帅部并未能――或不准备――认识情况的严重性。

希特勒在这个阶段虽仍然拒绝让第六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但他却并不能阻止集团军群总部至少要作此准备。十二月十八日，我派情报处长艾斯曼少校飞入包围圈，把我们对突围行动的意见告诉第六集团军，那在最近的将来毫无疑问会变得极有必要。

以下就是他所要说的要点：

契尔河战线上的紧急情况，而更危急的是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都显示第四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以东援救第六集团军的作战只能持续一个极为有限的时间。此外，这个装甲集团军能否一直冲到实际包围圈上也颇有疑问，因为敌人正把生力军不断投入以阻止他们。不过基于同样理由，第六集团军现在突围的机会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第四装甲集团军与第六集团军能否会合，就要看后者今后能否积极参加这场战斗。当它开始向西南突破时，敌人就不能再继续减弱其包围兵力，于是就可以使第四装甲集团军继续向包围圈前进。

在第六集团军于十二月一日所提到的“冬季风暴”作战命令中，分配给该集团军的任务是：准备向西突围直到顿斯卡亚-萨拉特萨，以求与第四装甲集团军取得接触。现在这个任务可能更要扩展。第六集团军应该尽量向西南挺进直到它实际上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会合为止。

“冬季风暴”命令还表面上规定第六集团军仍应依照希特勒的命令守住斯大林格勒，现在这个新计划却暗示要它分区撤退以使向西南的突破可以继续推进。

艾斯曼少校同时又指出，尽管集团军群总部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它不相信空运情况会改善到容许第六集团军能在斯大林格勒坚守达任何长久的时间。

艾斯曼少校的任务就是为了调和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意见，结果却并不能令人满意。保卢斯本人对艾斯曼告诉他的一切，并非毫无印象，但他却同时强调其所面临任务的困难和风险。该集团军作战处长和军需处长也同样向艾斯曼少校强调说明这种因难，但两个人都宣称在这种环境中不仅应该趁早突围，而且也完全具有可行性。

不过最后决定第六集团军态度的却还是其参谋长施密特少将。他认为该集团军此时不可能突围，并说这无异于自取灭亡。他告诉艾斯曼说，“第六集团军将留在这里过复活节，你们的任务就是使其获得较好的补给。”施密特的意思很明显，使该集团军脱离现有情况完全应该是统帅部或集团军群总部的事情，因为陷在这里并非他们自己的错误，目前主要就是应使其有适当的补给。这是一个可以谅解的观点，而就理论上来说，他也有权利坚持。不幸的是环境更具有支配力量。艾斯曼指出，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竭尽全力来维持补给，但天气不好使空运停顿，那却没有办法，而且也无法变出运输机来。但是他虽善于辞令，可是对施密特而言却无异于耳边风。甚至艾斯曼企图指出第六集团军的突破对全盘作战利益是必要的，这个参谋长也不让步。

尽管该集团军司令可能是一个训练较好的战术家，并且头脑也比较清楚，但是在两个人中他的参谋长却是性格较坚强的一个。结果，保卢斯在其影响之下也就宣称突围根本不可能，并指出放弃斯大林格勒是“元首命令”所禁止的! (注：在这种情况下，施密特的顽固成性实为酿成灾难的主要原因，不过这同一性格却使他在被俘之后有了很英勇的表现，结果他被敌人判了二十五年的强迫劳动。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对他的行为仍应表示敬意。)

艾斯曼固然已使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充分了解当前的情况和集团军群的意图，但对第六集团军的任务，却始终未能获得共同意见。当集团军司令和其参谋长都怀疑这种作战的可行性时，我们又如何希望这个集团军司令部能够执行如此困难的作战呢?

若在任何其他时候，像这样的意见分歧就可以当作要求调换集团军指挥人员的理由，不过在现有紧急情况中，这种行动却是不能考虑的。任何继任的指挥官的参谋长都必须要有时间才能进入状况，而这时却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此外，我们也无法获得希特勒批准，因为他正信托这个人为他坚守斯大林格勒。

尽管如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却决定不顾任何困难和危险，而绝不愿放弃这个救出第六集团军的最后机会。它准备发出一个正式命令，解除集团军司令对突围的冒险和放弃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责任。这个步骤是我们充分准备采取的。

至于这个命令为什么最后没有被第六集团军所执行，我们在下文中当再加以详细分析，我与保卢斯，以及双方的参谋长，曾经利用新建立的超短波无线电话对此问题作过无数次交谈，而我们总部与统帅部之间也一样。

次日，十二月十九日，又使我们感觉到顿河东岸的情况有好转的希望，可能不久两个集团军即能合作以将第六集团军救出斯大林格勒。

在那一天，第五十七装甲军获得了一个值得敬佩的成功。它居然渡过了阿克赛河，向北挺进达到梅什科瓦河，其矛头实际上距南面包围圈已在三十英里以内！救兵的接近使第六集团军可以突围的机会终于已经来到了。如果第六集团军现在开始突击，而第四装甲集团军仍继续向北进攻，或至少能吸引敌人的兵力，于是敌军就会陷在两面夹攻之下，这也就至少可以希望建立足够的接触，以使第六集团军获得继续突围时所需要的燃料，弹药和食品。为了这个目标，集团军群总部已经集中了一支运输纵队，装载了三千吨的补给品跟在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后面前进，并且还加上牵引机以便拖救第六集团军炮兵中的机动部分。只等坦克开出一条道路之后，即令是暂时的，这支运输纵队也都准备冒险直向被围的集团军冲去。

集团军群在顿河以西的情况，就十二月十九日而言，也还可以勉强支持，直到让第六集团军有向西南逃出的机会时为止，暂时还不会有决定性的发展迫使我们停止顿河以东的作战。

同时，我们在契尔河下游的防线也仍在坚守之中。虽然集团军群发现必须动用霍利特集团军来稳定那一方面的局势，但多少可以如计划般挺住。不过反而言之，该集群暴露在侧面的威胁却仍然存在着。

在顿河两岸的与死亡的竞赛都已经进入最后和决定性的阶段！

集团军群能否使顿河大河弯中的情况再继续稳住几天，好让第六集团军不错过这无疑是最后一次机会呢？只有不再浪费一分钟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在十二月十九日正午，集团军群用电动打字机向统帅部提出一个紧急呼吁，要求准许第六集团军立即撤出斯大林格勒并向西南突围以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会合(见附录三)。

当这个要求未能获得立即反应之后，在十八时，我又直接命令第六集团军，要它立即向西南突围(见附录四)。这个作战的第一阶段还是与十二月一日所命令的“冬季风暴”攻击一样。不过必要时它应再继续前进，越过顿斯卡亚-萨拉特萨以求与第四装甲集团军取得接触，并使补给纵队可以通过。

同时，这个命令又规定必要时在“冬季风暴”攻击之后还应继之以一个第二阶段的作战。当接到了“雷鸣”代号命令后，第六集团军即应立即继续向第四装甲集团军前进，并同时分区逐步撤出斯大林格勒。为什么暂时保留这个代号命令的发出，原因是为了使两个集团军的行动和运输纵队的通过在时间上有完善的配合。更重要的是集团军群总部还要尝试说服希持勒收回其死守斯大林格勒的命令，因为当“雷鸣”命令发出之后，一切责任当然应由集团军群总司令自负，而与第六集团军司令无关，可是只要希特勒的命令存在，那么该司令就还是会感觉到有所顾忌，不敢放手去做。

最后机会的错过

自从十一月底希特勒拒绝允许保卢斯在敌人尚未巩固包围圈之前撤出斯大林格勒之后，如果说仍有救出第六集团军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就只有十二月十九日那一天了。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给与了这个命令，尽管第六集团军的突破也许会遇到困难，而集团军群正面的其余部分也正处于危险的情况之中。在后一方面所冒的危险将留待下一章再检讨。眼前的问题――那就是从十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五日――却还是第六集团军能否与愿否实际执行我们所给与它的命令。

希特勒事实上已经同意该集团军为了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会合的目标应向西南攻击。不过他却继续坚持该集团军仍应据守其东西北三面防线。他仍然希望有切开一条“走廊”以使在斯大林格勒的集团军能有获得长期补给的机会。对这种想法有两个极显明的反对理由：

（一）就集团军群的全盘情况而论，尤其是有关B集团军群邻近地区的发展，已经不再容许把这两个集团军(第六和第四装甲)留在顿河以东地区。到此时，不仅第六集团军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而只要敌人肯采取坚决行动，那么顿河集团军群与A集团军群都有被切断交通线的危险。

（二） 要想第六集团军一方面动员一切的剩余攻击力量以向西南方作突破行动，而另一方面又希望它能守住在斯大林格勒周围的现有防线，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它也许可以勉强支持一两天时间，等到敌人明白其意图时，就决不可能在该城中作持久之计，而又同时能够与第四装甲集团军维持联系。

希特勒反对执行本集团军群十二月十九日命令中所规定的计划，其理由固然是不现实的，可是第六集团军所提出的反对理由，却是不能随意不理的。他们要指出如果要执行集团军群的命令所冒的危险究竟有多大。

如果该集团军宣称只要希特勒坚持仍应守住斯大林格勒，那么它就不可能进行突围行动，这是一点都不错。因此，集团军群已经明白命令说，在收到“雷鸣”的代号命令之后，该集团军即应立即撤出该要塞地区。不过，这位集团军司令仍应决定服从谁――希特勒还是集团军群总司令。

此外，这个集团军又认为需要六天时间来准备突破。照我们看来即使由于机动部队的巨大损失，该集团军在行动上所面临的困难十分重大，但这种估计仍然还是太高，而在现有情况中更是不能接受。照我们看来，再等六天根本是不可能的，专就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足以证明如此。尤其是围城周围的敌军更不可能在这样长时间之内袖手旁观一事不做，而让我军在他们鼻子底下进行突围准备。这些准备行动(包括其他正面上兵力的抽调减薄在内)，在有限时间之内也许还有掩饰的可能。但是如果为了向西南方作突围行动，对兵力的集结需要六整天时间，那么敌人不等突围行动开始就会在其他方向上发动攻击了。这是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予以避免的。

该集团军同时又怀疑它是否能从其现有防线上抽调兵力以供突破之用，因为这些防线早巳受到局部攻击。在这里，最重要的还是速度问题。如果该集团军能在良好的时机开始突破，它可以避免与敌军在其他方面的纠缠，而只需作迟滞行动来掩护步步为营的撤退。

这个集团军在保卢斯将军与我自己，以及双方参谋长的谈话中，都曾正确的强调表示，“雷鸣”的代号命令应紧接着“冬季风暴”之后发出，中途不可能停息，例如在顿斯卡亚-萨拉特萨。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事实上，集团军群的命令早已暗示，“雷鸣”是应直接连着“冬季风暴”的。

毫无疑问第六集团军司令的心情是十分的沉重，因为部队都已疲惫不堪，而马匹被屠杀充饥后，机动性也就更加减低――尤其是在如此严寒之中――要执行这样困难和危险的任务，成功的可能性当然是不太高的。

不过最主要还是燃料问题使第六集团军决定反对突围，并要求集团军群不应坚持执行其命令。保卢斯报告说他所有的燃料，只能够使其坦克(大约尚有一百辆可以使用)最多行驶二十英里。也就是说除非能够保证供给适当的燃料(和口粮)，或是第四装甲集团军能够前进到距敌方包围圈二十英里以内的地点，否则他就无法开始行动。现在这是谁都无法反驳的：代表第六集团军主要攻击力量的坦克，既然只有足够行驶二十英里的燃料，当然不可能要求它越过约三十英里远的空隙。反之，我们也不可能等这个集团军的燃料储量达到其所要求的水准(四千吨)――根据我们的经验，空运这样大的数量，事实上绝无可能。而且时间的延迟也将使突围的机会徒然坐失。

我们只能依赖手中已有的东西来从事行动――当然，包括今后几天内当这个集团军仍在集结兵力时所继续空运的燃料在内。此外我们还希望在突破过程中仍可以源源不断从空中补充燃料。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部队实际保有的燃料总是超过其文字报告的数量。即令不考虑这些方面，也还可以希望事态依下述的路线发展。当第六集团军向西南发动攻击之后，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处境就会变得较为轻松，敌人将不可能再继续从包围圈中抽调兵力。所以在十二月十九日，第四装甲集团军能否越过梅什科瓦再前进，还是没有确实把握，可是一旦由于第六集团军的行动而使其所感受的压力减轻之后，则毫无疑问他们可以再完成那十二英里的额外距离。

当然在我们的计算中，显然不无冒险之处，但若不如此，则根本就不可能设想把第六集团军救出。不过为什么燃料问题会如此具有决定性，主要原因却是因为希特勒在城中留有一个联络官。经过联络官报告，希特勒知道保卢斯不仅认为燃料情况使他不可能发动突围作战，甚至连达到“起线”都不可能。

我花了不少时间在电话上面，以尝试使希特勒允许第六集团军突围并放弃斯大林格勒。但他却回答我说：“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的想法。保卢斯所有的油料最多只能行驶十五英里到二十英里。他自己说他现在是不可能突围的。”

所以集团军群只好向两方面都屈服了：一方面是统帅部，它认为当第六集团军向西南攻击时必须同时维持在斯大林格勒其他方面的位置；另一方面为第六集团军部，它宣布由于燃料情况使它无法执行集团军群的命令。在支持他的决定时，希特勒又可以利用该集团军的意见来当作一个有力根据。如果他当时没有这个借口，那么事实的压力也许就能迫使他终于放弃即使在突破作战中仍应继续坚守该城的念头。若能如此，保卢斯将军对整个问题也就会有另外一种看法，因为他不再需要违反希特勒的命令来采取行动。

我为什么要把第六集团军未能把握最后机会的动机作如此详细的分析，原因是我认为这与保卢斯的个性或以后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关连的。我早巳说过，他举出的理由没有一个不能说是不合理的。不过事实上这却是我们能够救出该集团军的最后机会。不管所冒危险有多大，若不利用这个机会，即无异于放弃了一切得救的希望。利用这个机会也就等于孤注一掷。照集团军群总部的判断，现在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在这种紧要关头，要批评保卢斯的态度那是太容易了。这决不仅是“盲目服从”希特勒而已，因为保卢斯本人在内心深处也怀疑他应否发动这样一个作战――直接违反希特勒的明令――而又必然会把斯大林格勒让与敌人。不过就这一点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集团军群已经命令撤退，则这个责任自然是由后者担负。

不过除了这种良知的冲突以外，如果这个集团军司令服从集团军群的命令，他也就要面临一个巨大的赌博。突破固然使该集团军获得一个得救的机会，但同时也可以使其遭遇全面毁灭。如果第一次突围就失败了，如果第六集团军陷在半途中，而第四装甲集团军又无力再继续前进，又如果敌人能从侧面或后方击溃了掩护突破的兵力，第六集团军的命运也就从此不堪设想了。所以它面临的任务的确是艰巨和危险到了极点。好比是一个正方形，四面都同时作战，当它向西南突围时，前后左右都有被敌人击破的可能性。而且在执行这个任务时，部队在饥寒交迫之中早已精疲力竭，机动性更是有限。不过，由于希望重获自由以及逃出死亡和被俘的命运，也许可以激发他们死里求活的精神，来完成这种表面上似乎绝对不可能的任务。

当保卢斯将军终于让这个最后机会溜走，当他首先是犹豫不决，而最后终于还是反对这次冒险时，的确还是感觉到他自己所背负的责任。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希望用自己的命令来解除他的责任，但他却仍感到无法卸责――或者是对希特勒，或者是对他自己的良知。

在集团军群总部命令立即突围后的这一个星期之内，第六集团军的命运也就完全决定了。

整整六天之中，集团军群甘冒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危险，门户大开以便让第六集团军能够重获自由并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会合。在这个阶段，集团军群无时不在惊涛骇浪之中，敌人在意大利集团军的地域进行突破之后已经决定扩张战果，或是渡过顿涅茨河直趋罗斯托夫，可以切断我方整个南翼的生命线，或者旋转过来窜入顿河集团军群左翼霍利特集群的后方。

甚至在契尔河下游的正面(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和霍利特集群地域的这一点单薄屏障兵力也都有完全崩溃的可能。

尽管如此，集团军群总部还是尽可能把第四装甲集团军留在顿河以东的暴露位置上以求使第六集团军仍能获得逃出重围的最后希望。直到集团军群左翼的发展迫使我们不能不从顿河左岸抽调兵力赶往救援时，这个时限终于到了，于是到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梅什科瓦河的第五十七装甲军终于无法久留了。

现在就把这一个星期以来的大事，简明的叙述一下：

起点是在集团军群左翼，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就是在霍利特集群的左侧面上。意大利集团军的确实情况如何是我们所不清楚的。似乎只有一个轻装甲师和一两个步兵师曾经作过略值一提的抵抗。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在意大利集团军右翼的一位德军军长报告说，因为据报已有敌方的两个装甲军深入了侧面，所以他所指挥的两个意大利师已经望风溃逃了。结果使霍利特集群的侧面完全处于暴露地位。

当集团军群总部获得了霍利特将军的报告之后(他实际上已由B集团军群指挥)，就立即指示他用一切可能手段来阻止意大利部队溃逃。在他指挥之下的集群，奉命守住在契尔河的阵地，并且用梯次防御以掩护其左侧面。

不过在这一天当中，该集群的单薄正面也已经有两处被敌军透入。罗马尼亚第七师未奉命令擅自撤退，罗马尼亚第一军的军部在恐怖中放弃了其指挥所。

到十二月二十日黄昏，霍利特集群的纵深侧面上，情况已经混乱不堪。谁都不知道意大利部队是否仍在抵抗和在什么地方抵抗。在霍利特集群后方，到处都报告已经发现了敌方的装甲矛头，甚至深入到了卡缅斯克-萨辛斯克的顿涅茨河重要渡口之上。

在以后两天，霍利特集群的处境变得更为紧急。不仅正面已经被透入，同时其侧面和后方也已经完全没有保护了。敌人现在在原由意大利集团军所担负的地区中已经可以自由运动了。不要多久，在契尔河下游的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也就注定要受到这种危险情况的影响。

霍利特集群所要作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即为大致在与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平行的位置上，建立一个新正面，以便能同时掩护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侧面、莫罗佐夫斯克与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它们也是对斯大林格勒空运补给的必要基地。同时也应尽可能保护顿涅茨河在福彻斯塔特和卡缅斯克-萨辛斯克的重要渡口能够畅通无阻。

非常明显，这些临时性应急措施最多只能使集团军群左翼暂时稳定两三天而已。早在十二月二十日，集团军群就发电报给陆军总部，明白指出如果敌军在突破意大利集团军的正面之后，决心作扩张行动，他就会一口气冲到罗斯托夫，把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一网打尽。这又恰好碰上了统帅部中的流行怪现象，那一天恰好希特勒正在与意大利的一个代表团进行谈判――只有统帅部的代表参加――甚至连陆军总参谋长都无法把这个紧急报告送到希特勒手中。我们得到的惟一答复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收到的陆军总部命令，指定霍利特集群应改守某一条防线，而事实上那里早已沦陷了。同时在那一天，想靠这个集群的一点兵力从正面撤出来建立一道新防线，也未免颇有疑问。

由于意大利部队的崩溃，在我们的正面与B集团军群之间已经被撕开了一个大裂口，本集团军群很明显已经不可能盼望统帅部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来稳定形势。它甚至连从A集团军群方面迅速借调一个步兵师以保护罗斯托夫的请求都加以拒绝了。所以我们能做到的就只有抽调我们自己的资源――这个决定非常痛苦，因为事实上只有抽调我们的右翼兵力，就是现在正在顿河东岸苦战的部队。可是现在已无犹豫余地，因为在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霍利特集群的危机已经达到最高潮。三个敌方的坦克和机械化军，已经从意军及罗马尼亚第三师的正面缺口冲入。其中两个军(第二十五坦克军和第五十机械化军)早已接近在莫罗佐夫斯克和塔特辛斯卡亚两地的重要空运基地；其中第三个军(第八坦克军)则迂回到这个集群的后方，而这些部队却还正在契尔河的中游或上游地带浴血苦战。

当集团军群的左翼，尤其是暴露中的西方侧面已经变得日益严重时，我们却还希望能够救出第六集团军，这一方面要靠希特勒肯放弃其坚守斯大林格勒的意图，另一方面则有赖于该集团军愿意冒险一试。第四装甲集团军此时正尽其全力来完成向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一跃，但同时也希望第六集团军能够发动向西南的突击以使其任务可以比较易于完成。

在十二月十九日到达梅什科瓦河以后，次日这个援救集团军开始陷入苦战，敌人从斯大林格勒不断抽调生力军，一波又一波来攻，以阻止其继续前进。尽管如此，第五十七装甲军还是在北岸上占据了一个立足点，经过一再扩张之后，终于将其构成一个桥头阵地。敌人虽然大举进攻，但结果只是徒然受损而未能撼动我军。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该军的先头部队早已能够看见斯大林格勒周围的炮火反光了!如果第六集团军能够在此时乘机发动攻击和至少牵制敌军不让他们再抽调生力军来挡住第四装甲集团军的进路，则成功似乎还是有望的。可是由于上面说过的理由，第六集团军的攻击始终未曾实现。

到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集团军群被迫不能不顾及其左翼的情况，必须把兵力向该地区调动。在契尔河下游的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奉命抽出第四十八装甲军军部和第十一装甲师来稳定集团军群右翼，为了补充这个损失，第四装甲集团军又只好拨出一个装甲师给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若没有这个师的补充，则契尔河下游正面也就不可能守住了。

第二天的发展足以证明这个措施是如何的迫切需要。塔辛斯卡亚机场已经丧失，从空中补给第六集团军的工具也随之丧失了一个。直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才将其夺回。

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知道第六集团军决不会乘机突围了，于是才作出这个痛心的决定，从第四装甲集团军中抽出一个完整的装甲师。甚至到现在，也是因为第十六摩托化师已经可以参加作战，它才可以抽出。直到十二月二十日，陆军总部才算批准了我们的要求，允许从B集团军群中抽调“维京师”来代替在耶列茨的这个师，但不幸的是，这个换防程序需要十天才能完成。自从集团军群第一次要求调用第十六摩托化师起，中间整整耽搁了十天的时间!如果能够一要求就获批准，则该师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就能立即用来参加契尔河的战斗，于是第五十七装甲师就可以不必抽调那个装甲师了。正像往常的惯例一样，这都是希特勒犹豫不决的后果。

虽然希特勒现在也允许把第七装甲师拨给本集团军群，可是对于已在进行中的救援作战已经远水救不了近火，同时因为第一个虎式坦克营就要到了，所以希特勒现在希望局势可以好转，但这种希望也同样被证明是荒谬的。除了虎式坦克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以外，因为它们还从来没有经过实战考验，所以最初问题极多，一时毫无价值。希特勒对新兵器的威力总是估计过高，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于是，在顿河以东的战场上，主动权也开始转移到对方手中去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五十七装甲军在梅什科瓦地区遭到强大攻击，敌人的兵力不断增强，我军终于被迫退回到阿克赛河。在以后几天，俄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从东西两方包围这个军。

在第四装甲军北面和东面的正面上，发现了俄军两个集团军的番号(第五十一集团军和第二近卫集团军，共辖三个机械化军，一个坦克军，三个步兵军和一个骑兵军)。这些兵力中的大部分都是从斯大林格勒前线抽调出来的，不过有一部分是越过伏尔加河前来增援的。

在一两天之内，敌人所集结的强大兵力开始压迫第四装甲集团军一直撤到科帖尔尼科沃，这正是它在十二月十二日开始向斯大林格勒进攻的起点。当第五十七装甲军在阿克赛河苦战时，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的部队却无力担负对其侧面的保护，所以这种撤退遂无可避免。负责掩护第五十七装甲军东西两方侧面的罗马尼亚第六和第七两个军已经丧失了斗志――部分原因是由于指挥人员未能努力维持士气。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的司令面对这种崩溃现象也毫无办法。最后，我们只好将这些部队从前线抽回，将其送回罗马尼亚去加以整补。

从十二月十二日开始的救援第六集团军的企图已经失败了，至少就目前而言是如此。从最近的发展判断，是否尚有卷土重来的希望呢?今天事后看来，从B集团军群地区的情况变化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不过在当时却还不能预料，在意大利集团军遭到惨败之后，在一月尚未结束之前，顿河上的匈牙利集团军地域又会遭到一个更惨重的灾难。

因此，尽管存在一切的反对势力，本集团军群仍然不愿意放弃援救第六集团军。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它又把下述建议向陆军总部提出。

为了维持集团军群左翼，敌人正威胁着要从那里向罗斯托夫突破，所以至少在一个有限的时间之内，我们要陆军总部把一个集团军型的“战斗群”立即投入战斗。它是早已在米涅罗沃地区开始集结，恰好位于B集团军群右翼后方。此外我们又要求从A集团军群的第十七集团军中调出一个步兵师，迅速接管罗斯托夫地区，以便对它提供直接保护。此外，那个暂时已准拨给本集团军群的第七装甲师，对于顿河以东的战斗虽然已经太迟无法赶上，可是对集团军群左翼的战斗却可以有所贡献。

在集团军群中央正面所预计的最坏情况即为撤到顿河-顿涅茨河之线。此外，契尔河下游的情况在最近几天也已经略形松懈，因为敌人已经集中其兵力在较西方面以求攻占我方在塔特辛斯卡亚和莫罗佐夫斯克的机场。

对于斯大林格勒是否还应作第二次解围企图，主要关键就要看我们能否在顿河东岸集结足够兵力来使第四装甲集团军得以击败现在正在追击它的敌军。为了这个目的，顿河集团军群又要求陆军总部立即从第一装甲集团军中抽出第三装甲军和一个步兵师来增援第四装甲集团军――早在十二月十八日甚至更早的时候，我们已一再提出了此项要求。这支兵力若与第十六摩托化师(它的到达也应尽量加速)加在一起，照集团军群总部的判断，足以使第四装甲集团军再度向斯大林格勒前进。此外，我们认为在六天之内可以把这些兵力调齐。在同一时间之内，应该可以把燃料一千吨和粮食五百吨飞入包围圈以满足第六集团军的紧急需要。此时，统帅部也已经允许供给更多运输机。塔特辛卡亚和莫罗佐夫斯克的机场在一两天之内也都可以再度使用。同时我们又一再要求应允许第六集团军有行动自由。尽管他们自己可能仍认为在此时突围是没有希望的，但集团军群总部却坚决认为除此更无其他办法，因为根本不可能使在包围中的集团军获得持续不断的补给。不过从一般情况和第六集团军部队的现状来判断，我们认为突围时间最迟应在新年附近，到那时第四装甲集团军可以再度向包围圈进攻――当然，其先决条件为增援能够准时到达。但是即使这次突围能够成功，却已经不再能希望第六集团军在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会合时仍然是一支完整的部队了。尽管如此，却仍可假定有相当数量的部队可以杀出重围。

问题就在于第一装甲集团军能否在这时抽出上述兵力。希特勒与A集团军群总部却都认为是不可能的。这种拒绝的态度是否合理应该留待旁人去判断。

无论如何，顿河集团军群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曾把一个兵力比较表送给陆军总部(请希特勒注意)，上面指出调三个师给我们的计划是绝对可行的。依照表列数字，在A集团军群地区中德军对敌军的比例，毫无疑问要比顿河集团军群地域中的比例较为有利。此外，顿河集团军群的部队在过去一个半月内一直都在苦斗之中，所以实力也已相当消耗。顿河集团军群现在必须在开阔地区进行战斗，而自从高加索的攻势顿挫之后，A集团军群就已转取守势，他们现在所据守的阵地已经相当坚强。而且即令第一装甲集团军在减少三师兵力之后就不再能抵挡敌军的强大攻击，但它仍然可用弹性战术来迟滞敌人前进，直到援救第六集团军的作战已经决定了成败为止。不过希特勒却不肯承认这种可能性，尽管我们总部早已几次指出，即令我们能够救出第六集团军，但高加索正面却还是无法坚守。我们建议的“大解决”是从斯大林格勒救出第六集团军，然后再在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整个地区改作机动性的作战――这却是希特勒不能采纳的。

除了不愿意放弃任何东西的基本态度以外，希特勒之所以拒绝减弱A集团军群，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相信他手中还有另外一套法宝足以救出第六集团军，尽管时间上还要延迟很久。

依照我们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接到的陆军总部的训令，希特勒已经决定从西线把一个党卫军装甲军调来东线，这个军是已经休息和整编好了的，下辖“生命“、“骷髅”和“帝国”等装甲步兵师。这个军将在哈尔可夫附近集中，并从那里向斯大林格勒发动一个救援的攻势。不过从有限的铁路能力上来观察，其在哈尔可夫地区中的集结在二月中旬以前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第六集团军在这段时间内如何活下去，这个训令却未提及。即令当时还不能预料在匈牙利集团军地域也会发生一个像在意大利集团军地区一样的灾难，但是从B集团军群与顿河集团军群之间地域情况日趋严重的事实看来，也可以知道这个党卫军装甲军是的确需要的。可是如果认为这一个军的力量就可以发动一个攻势直达斯大林格勒，未免是太天真了。在十二月从科帖尔尼科沃到斯大林格勒，其间距离不过八十英里，当时第四装甲集团军若有足够增援将完全可能到达。反之在二月份从哈尔可夫前进，距离却达三百五十英里，那根本就是幻想而已。如果希特勒真的相信这种进攻是可能的，就足以证明我们在上一章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

当希特勒拒绝了顿河集团军群在十二月底所提出的一切迅速增援第四装甲集团军的要求之后，第六集团军的命运也就终于确定了。我们虽然已经把所能动用的每一个人和每一颗炮弹都孤注一掷的用在援救第六集团军的作战中，但结果还是徒劳!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都未曾放弃希望，而且不惜把整个集团军群的命运来当作赌注，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从一月以后，在顿河集团军群的地区中的作战大致就可以分为两个平行的部分：（1）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周围的战斗；（2）为了维持整个南翼的奋斗，包括A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和顿河集团军群在内。后者为了作战的连续性起见，将在下一章分别讨论，前者则构成本章的最后一部分。从这里可以看出第六集团军的最后战斗与德军整个南翼的保持之间的关系。

第六集团军的最后战斗

第六集团军的垂死挣扎是在新年前后开始的，这个故事的痛苦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在无可奈何的环境中，均能视死如归恪尽职守，真是可歌可泣。

不过站在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地位，有一个问题是我必须回答的。要求我们军人作这样的牺牲是否合理或必要――如果真是如此，其期限又应该有多长?换句话说，第六集团军的最后苦斗是否能达到任何有用的目标?要想对这个问题获得一个适当的答案，必须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判断，而不应以德国最后的失败为基础。

十二月二十六日，第六集团军司令把下述电报送达我们，我们马上转呈陆军总部，我们的政策一向是毫无掩饰的表现该集团军的立场。(从这时起，包围圈和外面的联络就只能靠无线电和飞出来的人员。超短波的电动打字谈话已经中断。)保卢斯上将的电报全文如下：

“流血的损失，寒冷，和不适当的补给最近已经使各师的战斗力大受影响。我应该报告下述各点：

（1）本集团军仍能继续击退小规模的攻击和应付局部性危机达相当长时间。不过条件却是补给能够改善，补充人员能够尽量迅速飞入。

（2）如果敌人从赫特(第四装甲集团军)方面或其他方面抽调相当大量的兵力来对斯大林格勒要塞发动大规模攻势，则我们就不能再长期支持下去。

（3）除非先打通一个走廊，使本集团军获得必要的人员和物资补充，否则不可能执行突破作战。

所以我要求向最高当局表示，除非全盘情况迫使本集团军有牺牲之必要，否则应立即加速援救行动。本集团军自应竭力坚守直到最后一分钟为止。

我同时也必须报告在今天只飞入了七十吨物资。有些部队已经开始断粮。所以现在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这个报告的内容充分证明保卢斯的参谋长是如何荒谬，仅仅一星期前他还说只要有适当补给，第六集团军可以在斯大林格勒过复活节。

这个文件也可以证明，一星期以前由于第四装甲集团军迫近该城，集团军群命令该集团军突围时，那不仅是其可以获救的第一次机会，而且也是最后一次。

可是在十二月底和一月初，除了局部攻击以外，第六集团军正面还相当平静。原因有二：一方面敌人可能是累积其炮兵弹药以便发动大规模攻势；另一方面，他们正调集一切兵力以先击毁第四装甲集团军和在顿河大河弯中获得成功。

一月八日，胡伯将军在晋见希特勒之后返防时，顺便到集团军群总部中来与我晤谈。希特勒命令胡伯从斯大林格勒飞注洛森，以便将第六集团军的情况当面向他报告。胡伯告诉我，他把包围圈中的一切实际情形毫无掩饰的告诉希特勒。(事实上，这与集团军群总部的每日情况报告中已经说明的内容并无太多区别，可是希特勒在末获更进一步的证据以前却不准备相信我们的报告。)

虽然如此，值得注意的却是胡伯在洛森小作勾留之后，他却受到希特勒的影响而开始感到有信心了――不管真的还是假的。希特勒向他宣称将倾全力以使第六集团军可以长期获得补给，并且还提到以后的救援计划。在重建信心之后，胡伯回到包围圈中，不久又奉希特勒之命再度飞出以便在外面指挥空运。不过，甚至他也无法改进空运效率，因为并不是实际组织有什么弱点，而是天气不良和飞机资源不适当。胡伯有一句话最使我个人感到刺激，因为在第六集团军中正流传着一种谣言，说我曾发出这样一个电报：“不要放手，我就会救你们出来：曼斯泰因。”虽然我是不惜用一切的手段来将第六集团军救出斯大林格勒，但是我却从来没有这样的习惯会对部队许出任何诺言，因为是否能使这种诺言兑现，我并无绝对把握，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胡伯将军倒是个无畏的硬汉，他居然敢向希特勒说，象第六集团军被围这种事情对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威望是一个巨大损失。因此，他建议希特勒应该把他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军人去执行――至少在东线应该如此。由于胡伯在前往洛森时曾先与我们会晤，所以希特勒毫无疑问会假设胡伯是受了我的鼓动才会放这个“大炮”的。事实却绝非如此。

斯大林格勒陷落之后，我自己曾向希特勒建议改组最高军事指挥组织。因为他早已有了预先警告，所以就断然拒绝考虑这个问题。若非这样，他也许会比较能接受我的意见，尤其在当时，他对第六集团军的丧失多少还有一点责任感。

一月九日，敌人向第六集团军招降。在希特勒命令下，这个要求被拒绝了。我对希特勒在军事领域中的一切决定和行动总是很少完全同意的，但对他此时的决定却完全表示支持，因为不管从人道观点上来看那是如何残酷，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必要措施。

我不拟在此讨论那种纯粹军人精神的观点，就是说任何军队只要尚有战斗力就绝对不许投降。如果放弃这种精神，军人这一职业也就结束了。除非世界进步到了无战争和军人的境界，否则这种军人荣誉观念就必须维持。即使投降可以避免显然毫无希望的战斗，但这一点本身仍不能当作投降的理由。如果所有指挥官在他认为毫无希望时就马上投降，那么谁都不会赢得战争了。甚至在绝无希望的环境中也常常可能死里求生。从保卢斯将军的观点来看，不管怎样，基于军人的责任他都应该拒绝投降。只有惟一例外，就是这个集团军已经别无用途，继续抵抗根本上已无意义。这可以说明希特勒的决定是合理的。不管第六集团军继续抵抗，就长期观点来说如何没有希望，但就全盘战略情况而言，它却已经到了决定性的地位，它必须尝试尽可能牵制围攻兵力达最长时限。

十二月初，在该集团军周围的包围圈上发现一共大约六十个敌人大部队的番号(即为步兵师，装甲和机械化旅等。)当第四装甲集团军进攻时，毫无疑问其中有一部分兵力必然暂时被拉动，但却又有新的部队补充进去。到一月十九日，据报顿河集团军群所面对着的二百五十九个敌方大部队中，有九十个是用来包围第六集团军的。如果第六集团军在一月九日就投降了，那么这九十个部队中的大部分就会像潮水一样放了出来，于是顿河集团军群和整个南翼的地位也就不堪设想了。

这个集团军还能打下去，即使从其本身来看已是毫无意义的了，可是它的坚持能力对整个南翼却具有决定性。第六集团军能够多牵制敌军一天，对整个东战场而言也就多一份贡献。今天虽然有人认为我们最后还是失败了，若能早日结束战争岂不可以使我们免受许多痛苦。不过这都是“后见之明”。在那时，就军事立场来看，并无理由认为德国一定会失败。一个军事性僵局也可以在政治方面引起同样作用，所以只要德军南翼能够稳定，这种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而这个首要的先决条件，就是第六集团军应该尽量牵制敌军到最后一分钟。这个残酷的需要迫使最高统帅要求在斯大林格勒的英勇部队必须作出最后的牺牲。至于这位自立为王的统帅应对该集团军的覆亡负其责任，那却是另一个问题。

在一月九日第六集团军拒绝投降之后，俄军即开始从各方面进攻，首先是猛烈的炮兵准备射击，继之以大量的坦克支援。主要压力是指向马利诺夫附近的西突出部，敌人已在几个点突入。

一月十一日，情况变得益为危急，由于缺乏弹药和燃料，该集团军已经无法恢复失地。由于卡波夫卡谷地――尤其是那里的居民地――的丧失，使西面守军丧失了御寒的保护物。此外，气候情况也使空运的希望断绝了。

一月十二日，第六集团军有一个特别报告足以说明其困境，集团军群总部也立即将其转达陆军总部。内容如下：

“尽管部队英勇抵抗，但是最近几天的激战已使敌人作了深入穿透，仅仅在极端困难之中才堵住了。已经没有预备队，而且也无法再编成。重兵器已经丧失机动性。严重的损失，不适当的补给，加上严寒，已经使部队的抵抗力相当的减低。如果敌人继续用现有兵力进攻，则要塞正面最多只能支持几天。以后的抵抗只不过是局部行动而已。”

一月十二日，天气又使空运停止了，并且也阻止了空军支援守军的艰苦战斗。

那天黄昏，空军方面负责主持空运的佩克特将军飞出包围圈。他将城中的情况描绘出一幅惊人的图画，并认为该集团军的继续抵抗能力只两天到四天的限度。由于部队的英勇和自我牺牲，证明这个估计是不正确的。照佩克特将军的意见，即令空运的情形改进，从现在起也不会再有什么差异，因为陆军的资源已经不能填补敌人所造成的缺口。

佩克特也为我们带来了保卢斯(他现在已经升了一级上将)的一份报告，对包围圈中的战术情况供给了下述报导：

在西北方面，敌人已经在攻击中使用了十到十二个师的兵力。第三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的一部分已经从北面受到迂回并被击碎，结果那一方面似乎已经没有重建防线的可能性了。这两个英勇的师已经击毁了一百辆坦克，但敌军似乎仍有五十辆完整无恙。

在包围圈南面，尽管第二十九步兵师曾作英勇抵抗，但经过两天猛烈炮击之后，敌人终于突破了。这一方面也没有更多兵力来填塞缺口。俄军在一个地区的攻击中使用了一百余辆坦克，有四十辆已被击毁。

包围圈的东面目前仍在坚守，不过敌人也正在施加重大压力。

在东北方面，敌人也在几个地点透入颇深，第十六装甲师的战斗力已经用尽。

保卢斯又说该集团军将战到最后一弹为止。胡伯将军现在正向希特勒建议缩小防御圈，事实上这种行动只会加速崩溃，因为所有重兵器都已不能移动了。(注：当时为了突破的需要累积兵力时，希特勒却命令禁止这种行动。因为空运是永远不会适当的，所以现在也就再无改进的希望。这个集团军还能抵抗多久就完全要看敌人攻势的强度了。)

同一天，皮托姆尼克飞机场也陷失了，此后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只有古姆拉克一个机场可用了。

不过在夜间，保卢斯又报告说，如果能飞入几个营的兵力，并携带全套武器，该城仍有继续抵抗的希望。他早已一再要求飞入几个人来补充他的损失，但是集团军群总部却无法答应他的要求，因为它自己也已经没有必要的补充兵源了。而且自从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救援作战停顿之后，也就再没有把增援兵力送入围城的理由。有许多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假期届满之后纷纷飞回围城，这已经是一件够令人痛心的事情。这些军官――有许多都是系出名门，例如俾斯麦和比洛的后人――他们自己坚决要求返回部队，这可以表示德国军人的自我牺牲和袍泽友爱传统是经得起最严格考验的。

一月十三日，保卢斯的副官贝尔上尉――一个早已赢得武士级十字勋章的优秀青年军官――飞出来见我们，并带来了该集团军的战争日记。他告诉我们部队是如何英勇战斗，不分上下都能视死如归。

贝尔带来了保卢斯和他的参谋长的信函，信中充分表现出德国军人的传统思想，勇气和完整的人格。他们也充分认识到了集团军群为了救出第六集团军已经尽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反过来，他们对空运补给的诺言未能兑现却不免很感怨恨。我所能说的就是里希特霍芬上将和我本人都从来没有作过如此许诺。这个应向他们负责的人是戈林。

一月十六日，这个集团军所有正面上又再展开了激烈战斗。有一段时间，任何飞机都已不能降落，因为敌人的地面火力和战斗机使它们受到了无法忍受的损失。所以现在主要只能在夜间飞行或是空投补给。用后述方法，必然有相当部分物资都浪费掉了。

同一天，希特勒改派米尔契元帅负责主持空运。一月十七日，该集团军用无线电通知说，古姆拉克机场又可以使用了，但空军却不同意。不过集团军群总部却坚持应尝试在那里着陆。

一月十九日，我与米尔契作了第一次谈话，他受了一点轻伤，因为前一天他的坐车与一个火车头相撞。我告诉他尽管第六集团军的情况已经绝望，但空运仍有立即彻底改善的迫切需要。除了事实上对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围城中的战友必须维持其补给到最后一分钟以外，这个集团军也正在担负着一个最重要的作战任务，继续牵制九十个敌军大部队。由于本集团军群正面的其余部分和B集团军群的暴露侧面上的情况极为危殆，所以我们若能使第六集团军多支持一天，那都是具有决定价值的。米尔契允许立即动用在德国国内的一切可能动用的资源，包括运输机和维护修理的技术人员在内。后者在目前尤为重要，因为莫罗佐夫斯克和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现在都已沦陷,空军必须以诺夫切卡斯克和罗斯托夫甚至更远的机场为基地。

从米尔契所告诉我的话来判断，若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即奉命主持这个工作，情况也许可以早就有了相当改善，因为他可以动用国内的资源，这是里希特霍芬所未有的权力。换言之，戈林更应该负责，因为他并未使这些资源在适当时机能够发挥作用。

一月二十四日，陆军参谋总长蔡茨勒将军把下述的通报给与我们：

“本部收到下述无线电报：

‘要塞只能再守几天了。由于没有补给送达，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兵器也都不能移动。当最后一个机场丧失之后，补给即将完全断绝。已经没有据点可以继续执行死守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俄军早已能够透入许多地点，许多地区因为人员全部阵亡而丧失。不过军官和士兵的英勇末减。为了作最后一击起见，应该命令各部队分组向西南突围。有一部分人员将可透过，可在敌后造成混乱。若不采取行动，无异于使所有人员同归于尽，或是被俘，或死于饥寒。我并建议飞出少数人员(军官和士兵都在内)，当作未来作战的专门人才使用。适当的命令也应立即颁发，因为着陆的设施不会存在太久。请列举姓名，当然不包括我自己在内。

保卢斯。’

“本部已给与下述答复：

‘来函敬悉。与我本人四天前所作的建议完全相同。再度呈明之后，元首已作下述的指示：

（1）关于突围方面：元首保留最后决定权。必要时请再请求。

（2）关于人员的飞出方面：元首目前不拟考虑。请派兹维茨来此再作申述。我将带他去见元首。

蔡茨勒。’

关于保卢斯上将要求把其集团军中某些人员飞出围城，我愿作下述的评论。从纯军事利益观点来看，对重要的专门人才若能尽量救出，自然是最合理的――不过其选择是与阶级无关的，若从人道观点来看，更应该设法使每一个人都能出险。不过同时又有军人道德的问题也应加以考虑：负伤人员应优先飞出(事实上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作了相当程度的努力。)但是专门人才的撤出却又毫无疑问将影响负伤人员的后送。此外，多数应该飞出的专家又必然是军官，由于训练的困难，军官当然的比士兵的价值要高得多，后者很少有够专家的资格。可是在第六集团军这种情况中，德国的军事规律却要求当生命感受威胁时，军官应该让士兵先获得安全。因为这些原因，集团军群并未要求希特勒接受保卢斯的建议。

至于在最后关头分成小组突过敌线的企图，希特勒的“最后决定”始终末成事实。尽管如此，集团军群却仍曾设法想帮助他们获得生存，例如在敌后某些地点投掷食物，并派侦察机去搜寻他们。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到达集团军群正面，同时我们的飞行员也没有任何发现。

无论如何，保卢斯的电报却指出直到最后一分钟，第六集团军官兵只要尚有余力，仍未丧失其战斗意志。的确，我们也知道有一些青年官兵也还准备突围杀出。这也是我们采取上述措施的理由，尽管结果是毫无所获。

一月二十二日，俄军到达古姆拉克机场，结果补给已经再也不能着陆了。在报告他已经无力填塞空洞，弹药及粮食也已断绝之后，保卢斯现在希望希特勒准许他与敌人谈判投降。关于这一点，我曾与希特勒在电话中作了长时间辩论。我力劝他批准投降，因为该集团军的抵抗已经日益减弱，对于整个集团军群已无作用，所以现在应该结束这个英勇的苦斗了。在这种苦斗中，第六集团军为了牵制一个远为强大的敌人，已经用尽了最后的气力，所以对整个东战场的前途是已经作了决定性的贡献。从现在起，第六集团军已经不再能够牵制任何敌军了。

在长时间和激烈的辩论中，希特勒拒绝了保卢斯和我所作的要求，并命令该集团军抵抗到底。他的理由还是说，能多抵抗一天，则在斯大林格勒的俄军不能转用于其他地区。事实上，全盘情况现在已经够严重了，俄军在顿河已经击溃了匈牙利集团军，B集团军群在地图上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从顿涅茨河上的伏罗希洛夫格勒起到顿河上的伏洛尼兹为止，已经裂开了一个大缺口，大量敌军可以从此涌入，几乎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在这种环境中，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现在正从高加索撤退中)能否救住，似乎都已经大有疑问了。

希特勒认为第六集团军现在即令已经不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正面，但仍可以分为几个小包围圈，再继续抵抗达相当长久的时间。最后他又宣称投降根本上不可能，因为俄国人从来不会遵守他们的诺言。

第二个预测就原则上来说是很正确的，尽管表面上并不如此，事实上落在俄国人手中的战俘总数为九万人，今天能够不死的不过几千人而已。而且此处应该强调说明，当时俄国人有完整的铁路线直达斯大林格勒。若他们能有善意，则对战俘是可以供养和撤出的。固然寒冷和疲惫足以丧失很多生命，但死亡率还是高出了应有标准。

当希特勒拒绝了我的要求不准第六集团军投降之后，我自然面临一个私人问题，是否应该辞职表示我的不同意。我是起了这个念头，也不是第一次。当一九四二年圣诞节前后我未能说服希特勒准许第六集团军突围时，这个问题尤其压迫着我的良心。在以后几个月中，我又一再碰到这个问题。

我想任何人都应能谅解我当时的心情。一个人在作任何紧急军事行动时，都必须先要与自己的最高统帅进行一番神经紧张的拉锯战，这会使任何人都感到吃不消，而想摆脱责任。当时我的作战处长布歇上校曾向第六集团军的工兵指挥官说：“如果我不是为了部队的缘故一再恳求他(曼斯泰因)留下来话，他早就向希特勒掼了纱帽。”布歇是我最亲密同僚之一，他的话很能代表我在当时的态度和立场。

但是对于一位高级指挥官在战场上辞职的问题，我也有略加评论的必要。第一，高级指挥官也象普通士兵一样，并不能随意卷起铺盖回家。本来就无法强迫希特勒接受辞呈，在这种情况中尤其如此。在战场上的军人，所处的地位并不象政治家那样自由，后者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军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服从命令作战到底。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位高级指挥官发现若要执行某种命令时就会与他的责任感冲突。于是如塞德里兹在佐恩多夫会战时说的：“在会战之后，国王可以随他的意思来处分我，可是在会战中他却应准许我用自己的头脑。”任何将军在战败后都不应宣称他是违反自己的判断被迫执行某种命令，所以才会失败――这种借口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形下，他惟一应该采取的路线就是不服从，因为他应向他自己的头脑负责。成败往往足以决定他的是非。

这就是我在十二月十九日违反希特勒的命令下令第六集团军立即向西南突围的理由。事实上，仅仅因为第六集团军未能执行这个命令，所以才会无所成就。以后我在必要时也常常违反希特勒的命令行事。成功证明我是对的，所以连希特勒也得容忍。（注：不过越轨行动却不可有，因为那会使邻近的集团军群感到手足无措。）

不过辞职问题除了上述理由以外，还有另外一种考虑。这就是说高级

指挥官对其部下也应有责任感。在这个时候，我所要考虑的还不仅只是第六集团军。我们整个集团军群，连同A集团军群在内都在危难之中。我若在此时抛弃我的职责，就希特勒拒绝批准第六集团军投降一事的人道性动机而言，尽管是合理的，但对那些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以外正在作生死搏斗的其他英勇部队而言，不免殊深愧对。

以后顿河集团军群还是稳定住了战争中最困难的局势。足以证明我当时没有由于纯粹的感情用事而辞职的决定是合理的。

要了解第六集团军的艰苦抵抗究竟有多大重要性，只要把顿河集团军群，A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在一九四三年一月间的情况发展作一个简明的分析即可。

十二月二十九日，陆军总部终于拗不过顿河集团军群的坚持，开始命令A集团军群撤出高加索，最初从左翼开始――即第一装甲集团军――撤到库玛河之线。(在萨尔斯克河东南面约一五五英里。)因为想救住那些装备，所以行动非常迟缓，暂时没有任何兵力可以抽动。

到一月九日，即第六集团军拒绝投降之日，第一装甲集团军仍未能达到库玛之线。

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任务为掩护A集团军群在顿河以南的后方，并同时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不被切断。它在顿河南岸与极大优势的敌军(共三个集团军)苦战之后，已经被迫通过科帖尔尼科沃向西撤退。到一月九日，它正在萨尔河与马立克河之间的库伯勒河沿岸上艰苦防御，而我们可以看出敌人有从两面向其包围的意图。俄国第三近卫坦克军本在顿河上的康斯坦丁诺夫斯克附近，现在正向东南旋转，直扑第四装甲集团军后方的普罗里塔斯卡亚。同时，从卡玛克大草原方面前来的俄军第二十八集团军，也沿马立克河企图向南执行一个大迂回运动。

霍利特集群在顿河大河弯中一番苦战之后，被迫退到卡加尼克河地区。甚至在这里，敌人也早已突破了其阵地的南侧面，一月七日，一支小型的敌军已经在诺夫切卡斯克(即集团军群总部所在地)的东北面渡过了顿河。在这个集群的北翼，第七装甲师正用局部突击战术来迟滞敌军向福彻斯塔特的顿涅茨河渡口前进。对于卡缅斯克渡口，只能用一些临时部队和少数尚未脱离战场的罗马尼亚部队来加以掩护。

从这一点向西北，即为意大利集团军崩溃所留下来的巨大缺口。在米涅罗沃附近战斗，一度几乎完全被包围的则是属于B集团军群的脆弱的弗雷特-皮科战斗群。

一月二十四日，第六集团军最后在斯大林格勒城和其附近被压碎，变成三个孤立的小包围圈，已不再能牵制大部分俄军兵力了。当时其余正面的情况是这样的：

A集团军群的北翼仍在贝拉亚-格林卡附近，甚至于更向南，在阿马维尔之东，距离罗斯托夫在一百英里到一百二十五英里左右。把第一装甲集团军的主力从罗斯托夫抽回的计划，现在终于获得陆军总部批准。

在顿河集团军群方面，第四装甲集团军正在罗斯托夫东南拼命苦斗以确保顿河渡口畅通，使第一装甲集团军便于撤退，我希望该集团军能够加在本集团军群的左翼以扼守伏罗希洛夫格勒以上的顿涅茨河防线。

霍利特集群正在防御顿涅茨河防线，从顿涅茨河与顿河的交点起到福彻斯塔特为止。

弗雷特-皮科战斗群(下辖两个残破的师)，正在卡缅斯克两侧防守着顿涅茨河。

由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集团军都已溃散(后者此时在顿河上也已被击溃)，所以自从一月十九日起，从顿涅茨河上的伏罗希洛夫斯克到顿河上的伏洛尼兹，中间已经裂开了一个宽达二百英里的缺口。自一月二十三日起，直到斯塔罗比尔斯克为止的正面就都改由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在那个地区中实际余留下来的惟一兵力即第十九装甲师的残余部队，面对苏联的三个军，在苦战之后终于放弃了斯塔罗比尔斯克。

当第六集团军于二月一日停止其最后抵抗时，敌人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地区正准备以三个坦克军，一个机械化军和一个步兵军所组成的集群渡过顿涅茨河进犯。此外面对该河之线，从里斯扎斯克到查拉扎斯克为止，另有一个集群(包括三四个坦克军和一个步兵军)也似乎正要进攻。

如果不是第六集团军的英勇抵抗，在斯大林格勒牵制敌人巨大兵力达那样长的时间，则从一月九日到二月一日之间的情况发展以及以后的演变都将会不堪设想了。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这个集团军方面，看看其最后的情形。

一月二十四日，正面破裂，缩成三个小包围围，一个在斯大林格勒的中央，其他两个分别在其南北周界上。

一月三十一日，刚刚升任元帅的集团军司令和集团军部人员都做了俘虏。二月一日，第十一军残部在城北投降，最后的战斗终于结束了。

第六集团军的苦斗终于完毕！

德国军人在弹尽援绝，饥寒交迫之下才开始投降，而被俘之后，由于虐待和饥寒，更是死亡枕籍。不过应该感谢空军人员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围城中还撤出了三万多名伤员。

若人有追究斯大林格勒悲剧的责任，那么希特勒亲口所说的话应该算是答案。二月五日，我被召往统帅部，我曾力劝希特勒本人到前线去亲自视察一次，或至少应派参谋总长或约德尔将军前往，但却不能打动他。

希特勒在这次会晤中，大致是用下述语句作为开场白：

“我对斯大林格勒应单独负责!我也许可以责备戈林，怪他对空军的实力不应作不正确的估计，但是他已经被我指定为继承人，所以我们不能把斯大林格勒的责任加在他身上。”

这一次希特勒居然肯勇于负责，而不是去找替罪羊，总算难能可贵。但是使我们感到遗憾的却是他并不承认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其领导错误。

这些英勇牺牲的军人在德国军事史上是永垂不朽的。其全部番号如下：

（1）第四军，第八军和第十一军，第十四装甲军；

（2）第四四步兵师，第七六步兵师，第七九步兵师，第九四步兵

师，第一一三步兵师，第二九五步兵师，第二九七步兵师，第三O五步兵师，第三七一步兵师，第三七六步兵师，第三八四步兵师和第三八九步兵师；

（3）第一OO轻步兵师和第三六九克罗蒂亚团；

（4）第十四装甲师，第十六装甲师，二十四装甲师；

（5）第三摩托化师，第二九摩托化师，第六O摩托化师；

（6）还有许多集团军和集团军群部队，高射炮部队和空军的地面部队；

（7）最后还有罗马尼亚第一骑兵师和第二O步兵师。

原作者：弗里茨?埃利希?冯?曼施泰因

第三编 东线战役/第十一章 最高统帅希特勒

第十一章 最高统帅希特勒

我被任命为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后，第一次直接受到希特勒指挥，因为他兼任三军统帅和陆军总司令。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亲眼看他除了国家元首的职务以外如何尝试战争最高统帅的任务，过去我一直都觉得他对军事决定的影响，最多不过是间接和遥远的而已。因为凡是有关作战的事务都受到严格保密限制，所以很难有任何确实判断。

在波兰战役中，我们没有感觉到希特勒对陆军领导权的干涉。他两次视察伦德斯特元帅的集团军群总部时，对我们的战况汇报都很同情的听取，并且同意我们的意图，毫无干涉的意思。

至于说到挪威的占领，局外人对这个计划始终莫测高深，希特勒对西线攻势的态度在前文已详细讨论过。在这个事件上他完全越过陆军总部虽使人骇异和不满，不过他的基本原则是认为解决之道必须是进攻性的，从军事观点看一点都不错，尽管他原定的时间并不妥当。当然他拟定的计划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结果，理由我已分析过了。在那个阶段，他可能并没有想到会获得那样伟大的胜利。不过当A集团军群的计划使他有了这种机会时，他马上就抓住这个思想，并且去适应它――尽管因为怕冒险曾经加以某些限制。他在敦刻尔克城外命令停止装甲兵的前进，虽然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但是当时局外人却很难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从滩头留下来的装备数量看，任何人都很难想到英国人撤运部队过海的工作会获得那样大的成功。

不过由于缺乏一个“战争计划”，所以使入侵英国的作战缺乏适当准备而未能配合时机，这一点足以显示德军领导阶层的失败，也就是说应由希特勒本人负责。反之，任何不在实际现场的人却很难判断，为了政治原因转过头来对付苏联的决定是否真正无可避免。俄军在德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边界的部署的确使人感到惊心。

以一个军长和集团军司令的地位，我对希特勒在原始攻击计划和第一阶段战役的作战指导，以及一九四二年夏季攻势计划的影响作用，都没什么认识。无论如何，希特勒对克里木战役的指挥并未干涉。当我在一九四二年春季去谒见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同意我们的意图，并且毫无疑问尽可能使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获得成功。不过我认为在该要塞陷落之后，第十一集团军的调动是不合理的，这已见前述，不再赘论。

现在我以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身份，第一次直接受到希特勒指挥，这也是我对其最高统帅权的执行第一次真正的体验。

分析希特勒作为军事领袖的地位时，我们决不可以鄙薄他，认为他只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下士而已。

毫无疑问，他对于作战是别具慧眼的，象他采纳A集团军群的西线计划即为一例。事实上，许多业余军事家都有这种天才，否则历史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王公都变成指挥官了。此外，希特勒也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想像力，使他对一切技术和军备问题有迅速的了解。他对敌方最新兵器的性能十分熟悉，并且能够将敌我双方的战时生产数字整套背诵出来，如数家珍。事实上，每逢他谈到他所不愿听的问题时，就会把这套法宝请出来作为抵制对方的工具。毫无疑问，在军备方面的许多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远见和过人的精力。但是他对自己在这方面的天才却过份自信，结果又常常导致不幸的后果。他的干涉妨碍了空战装备的顺利发展，而火箭推进和原子兵器的发展也都受到了阻碍。

此外，由于希特勒对所有技术问题都深感兴趣，结果使他对技术资源的重要性不免估计过高。在某些情形中必须要用大量部队才能有成功希望，而他却相信少数的自行火炮或新型虎式坦克就足以应付了。总而言之，他所缺少的就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军事能力，这是他的“直觉”所不能代替的。

希特勒对战术机会固然别具慧眼，能够迅速抓住机会，但他却缺乏能力无法决定某种作战计划的先决条件和实际可能性。他不能了解作战目标和最后限度必须要与时间和兵力成正比，至于补给的可能性更是不在话下。他也不会认识到任何长程的进攻作战所需要的兵力必须逐渐增大，远远超过原始突击时所需要的兵力。在一九四二年夏季攻势的计划与执行中都很明显的呈示出上述弱点。另一个例证就是他在一九四二年秋季对我说的，他希望用一个摩托化集团军群从高加索一直进入近东和印度。

在政治方面也和军事方面一样，希特勒对于什么是可以达到的，什么是不可达到的，完全缺乏判断力。在一九三九年秋季，虽然他看不起法国的抵抗力，但他最初却没有认识到一个有正确计划的德军攻势即足以拥有获得决定性成功的把握。可是当他实际成功之后，因为条件改变了，于是他又错过了更好的机会。在每种情况中，他所缺乏的就是在战略和大战术领域中的真正训练。

所以这颗活跃的心对一切足以勾起其幻想的目标无不感到兴趣，这样同时追求几个目标，而且常常在战场上距离极远，就使德军的实力消耗殆尽。他完全没有了解下述基本规律――在重点上的兵力决不嫌强大，为了得到决定性的目标，甚至于不惜牺牲比较不重要的方面，或是不惜接受相当的冒险。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的攻势中，他都不能倾全力以求成功，而当情况逆转时，又不愿意采取任何紧急补救措施。

至于说到希特勒的战略目标(至少就与苏联的冲突而言)，那大部分是受到了政治考虑和德国战争经济需要的影响。在有关俄国战役的导言中，我已经有所论述，以后在分析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之间的防御战时，还要再度提到。

在决定战略性目标时，政治和经济性的问题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不过希特勒的错误却是过份重视了这种成就，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保有地理性目标要重于击败敌方军事力量。事实上，从对苏联的战争就可以看出当军事性的胜负未决之前，要想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地理性目标，是颇有疑问的，而想长期保持则更不可能。在那时，还不能用飞机或导弹来毁灭敌人的生产中心和运输体系。

战略毫无疑问应该是政治领袖手中的工具，但是他却决不应忽视一个基本事实。在任何战争中，战略的目标还是击碎敌方的军事防御能力。只有在确保胜利之后才能实现政治性和经济性的目标。

这样就要说到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希特勒的意志力，这对他的领导性格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他对这种意志力却未免估计过高。他认为这种意志力可以贯彻到每个士兵的心灵中，这也就足以使他的决定和命令获得成功。

很明显，最高统帅的坚强意志是胜利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因为在紧要关头，领袖突然丧失意志力，结果往往就会功败垂成。不过这种必胜的意志却又与希特勒的意志不同，后者的根源是他自信具有“天命”的任务。这种信念必然会使人丧失理智，而认为他自己的意志足以克服现实――不管敌人的兵力是否远占优势，不管时间与空间的条件，也不管敌方的领袖是否同样的具有坚强的意志。

大体说来，希特勒在作自己的计算时很少考虑到敌人的意图，因为他深信他的意志一定能够获得最后胜利。任何报告，不管如何可靠，只要一说到敌人的优势，他就不愿采纳，尽管敌军要比他强过几倍。希特勒会毫无理由的随便驳斥这些报告，或者是故意夸大敌人的弱点，以及引述德国的生产数字，滔滔不绝，使人不能开口向他进言。

在他的意志前面，任何军事指挥官在作决定时来当作基础的情况研判都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希特勒就是这样不顾现实。

希特勒对自己的意志力虽然如此的估计过高，并且也如此忽视敌人的资源和可能的意图，可是奇怪的却是其决定的果敢程度并不能与此相配。直到一九三八年为止，希特勒在政治方面是节节胜利的，可是这个人却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赌徒，在军事领域实际上却是不敢冒险的。希特勒本人所作的惟一果敢的军事决定，也许只有对挪威的占领，甚至原始计划还是雷德尔海军元帅提出来的。尤其是当在纳尔维克战况不利时，希特勒几乎要下命令撤出该城，结果就无异于牺牲了整个作战的基本目标――使运输铁矿的路线畅通。在西线战役的执行中，我们在前面也曾说过，希特勒是不敢进行军事性冒险。归根结底，攻击苏联的决定，也是因为不敢渡海攻英而引起的必然结果。希特勒认为侵英作战太危险，所以不敢一试。

在对俄国的战争中，希特勒对于冒险的畏惧，也可以从两方面显示出来。一是他在一九四三年以后，拒绝采取弹性作战方式。在那时只有自动暂时放弃已经征服的土地才能应付危局。二是他不敢放弃次要战场和尽量抽调兵力来应付主要决战，尽管不这样做就可能引起极大的危险。

希特勒为什么在军事领域中不敢冒险，其理由可能分为三点：首先，他可能秘密的感觉到他自己缺乏应付这些危机的军事能力。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更不相信他的将领们具有这种能力。其次，他也像一切独裁者一样，害怕任何的挫败都足以使其威望发生动摇。事实上，这种态度足以造成军事性错误，而更加丧失其威望。第三，希特勒对权力有一种贪欲，他不愿意放弃任何已经到手的东西。

在我任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时期，我与陆军参谋长蔡茨勒上将曾经花了无限的精力，想来矫正希特勒的错误思想，但结果还是枉然。

当他面临着一个决定是他所不愿意而又是无可避免的话，希特勒就会尽可能拖时间。当我们感到时机迫切有立即调动兵力来阻止敌人的作战成功或制止其扩张行动时，经常会遭遇到这种困难。参谋本部要与希特勒苦争几天之久，才能够从威胁较低的地区抽出一点兵力来援救紧急地点。在大多数情况中，总是当时机已经太迟的时候，他才肯给与很少的兵力――最后的结果是花了比原定数量超过几倍的兵力，还不能达到原定目标。为了放弃一个不能守住的地点，例如一九四三年的顿尼茨地区和一九四四年的第聂泊河弯，常常要争论达几个星期之久。有时为了想抽调一点兵力而放弃不重要的突出地带时，结果也一样难免一场争论。

希特勒可能是希望事态最后还是能变得合于他的想法，于是他就可以避免作出他本不愿意的决定。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决定是为了适应敌人的行动。他对自己的意志力既然具有无比信心，所以他不愿接受机动作战中的任何冒险，例如迂回的攻势，其成功是事先无法保证的。他也不愿意自动放弃任何东西。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因素对希特勒的军事领导方式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寸土必争的顽固防御也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公式，而终于断送了这种军事领导。所以，当德军在战争初期，凭借作战的机动性已经赢得那样优异的成功之后，希特勒对在莫斯科前线上所发生的首次危机所采取的对策却是斯大林的死守任何阵地的观念。在一九四一年，这种政策几乎使苏俄一败涂地，所以当德国人发动一九四二年攻势时，他们也终于放弃了这种思想。

因为在一九四一年冬天我们部队的英勇抵抗，终于击退了俄军的反攻，于是希特勒深信他禁止任何自动撤退的命令已经挽救了德军，使其不至于重蹈拿破仑的大军团在一八一二年遭遇的命运。他的宠信人员和某些指挥官对他的歌功颂德也增强了他的信心。所以当一九四二年秋季，德军的攻势在斯达林格勒和高加索发生顿挫，一个新的危机又正在兴起时，希特勒马上就再度想到他的老办法，认为只要不惜一切代价抓住已经得到的东西不放手即能确保成功。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使他放弃这种思想。

现在大家似乎都已经公认，在两种形式的战斗中，防御是较强的形式。不过这却是有条件的，只有防御是如此有效，足以使攻击者在攻击防御阵地时会因流血过多而自动送命才能行得通。在东线上这种理论却文不对题。德军的数量根本就不够组织如此坚强的防御。敌人的兵力比我们要强过好几倍，在那样宽广的正面上，可以集中兵力在任何选定的点上达到突破目的。结果，大量的德军就难免被包围的命运。只有在机动性作战中，德国参谋人员与战斗部队的优势才能发挥作用，结果才能使苏联的大军感到无用武之地。

希特勒这种不惜任何成本去坚守不动的倾向与日俱增，等到下文叙述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东线防御战时，还要更详细的加以分析。他之所以如此坚持，也许要在其本性的深处去发掘。他对战斗的看法，是只注意到其极端野蛮的一方面。他的思想是只能了解挺着不动，而让敌军碰在我们的防线上流血致死，但却不了解一个高明的拳师往往会后退一步，以便发动一个决定性的突击。他不懂得战争的艺术，而只懂得蛮力，而且认为意志足以保证成功。

因为希特勒重视蛮力远过于心灵，所以他陶醉在德国军需工业的生产数字之中，甚至于忽视了敌人的生产数字还要更高的事实。他忘记了必须有训练和技巧才能使一种新兵器发挥充份效力，只要新兵器到了前线，他就感到满足了。至于部队是否已经学会了使用方法，以及这种兵器是否已经在战斗条件下通过了考验，他却丝毫不予注意。

同样的，希特勒又经常命令成立新的师。虽然我们部队的数量增加是很好的，但是因此而使已经编成的部队缺乏补充兵员却是得不偿失。这些老部队几乎已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而那些新成立的部队因为缺乏战斗经验所以死伤特别严重，空军野战师、党卫军师和所谓人民步兵师都是例证。

最后还有值得提出的一点是，虽然希特勒的打扮很英武，并且喜欢追求其作为一个前线军人时所获得的经验，可是事实上他却缺乏一个军人的性格，他的思想与情感都不合于普鲁士传统。

希特勒从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报告中无疑清楚的了解前线的情况。此外他也经常召见刚从前线回来的军官。所以他不仅了解我们部队的成就，而且也知道自从俄国战役开始以来，我们部队就在不断忍受过度的折磨。也许这正是一个主要原因，使我们从来无法劝说希特勒去接近最前线。要请他来视察我们的集团军群总部都已经是够困难的了。至于再向前走一步，对他来说已经根本上不可能了，他可能是害怕在前线的所见所闻会打破他的美梦。

希特勒虽然尽量强调他过去的前线军人身份，但是我却从来感觉不到他的心是属于战斗部队的。部队的损失对他而言不过是数字的减少而已。他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人来看待。(注：有人认为希特勒内心是柔弱的，他是过份的受到情感支配，所以他害怕这种弱点会影响他的决心，因此不敢到前线去看一看。不过希特勒这个人却非常奇怪，很难了解，如果说他内心是柔弱的，那么为什么他的统治又会那样日趋野蛮和残酷呢?)

不过有一点，希特勒的表现却是完全像军人的，那就是对战功的嘉奖。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使勇士能够获得荣誉。

上面所说各点足以证明希特勒不适宜于作军事领袖。不过如果他能完全信任一个有经验而负责任的总参谋长，那么这些缺点多少可以获得一点抵补。无论如何他也有几种特长，那都是一个最高统帅所不可缺少的：坚强的意志，能够抵抗最严重危机的神经，极端敏锐的头脑，在作战领域也具有某种天才，还有能认识技术可能性的能力。如果他知道如何利用总参谋长的技术来抵补其在军事领域(尤其是战略和大战术方面)所缺少的训练和经验，那么尽管有上述弱点，也还是照样可以建立有效的军事领导。但这却正是希特勒所不愿意接受的办法。

正因为他相信他的意志力所向无敌，所以他的政治成就和战争初期的军事胜利(他认为这是他个人的成就)都足以促使他在估计其能力时会丧失一切的比例意识。照他的想法，如果接受一个联合负责的总参谋长的意见，这对他自己的意志不是一种补益，而好像是屈服在他人的意志之下了。此外由于受到传统和背景的影响，他对军事领袖有一种根本的不信任心理，后者的生活规律和思想方式都与他不同。所以他不准备有一个真正负责的军事顾问在他身边。他想做另一个拿破仑，只容许奴才在他下面，驯服的执行他个人的意志。不幸的是他缺乏拿破仑一样的军事经验和军事天才。

在前一章中说到有关侵英计划的问题时(第七章)，我曾经说希特勒所组织的最高统帅部，其中并无一人有权可以向他就大战略问题提出顾问性意见，或是拟定一个战争计划。三军统帅部的“作战处”，就理论上说应该担负这个任务，可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军事秘书处。它的唯一工作就是把希特勒的想法与指示用军事术语改写成正式命令而已。

但是更坏的却是，希特勒把挪威定为三军统帅部的战场，这是陆军总部无权过问的，这只不过是扰乱陆上作战的第一个步骤。以后几乎所有其他战场都逐渐变成了三军统帅部的私产，最后只有东战场还属于陆军总部，可是陆军总司令却又已由希特勒自已兼任。所以陆军总参谋长对其他战场所具有的影响力简直小得可怜；同样的，其他两个军种的总司令对大战略也是毫无影响作用。陆军总参谋长对陆军兵力的全盘分配根本没有发言权，常常不知道那些部队和物资将会送往其他战场。在这种环境中，三军统帅部的作战处与陆军参谋本部之间的冲突也就无可避免。希特勒似乎是故意造成这种冲突，以便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有决定权。自然这种恶劣的组织注定要使整个高级军事领导归于崩溃。希特勒对自己的意志力和军事能力估计过高，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后果，那就是他用个别手谕来直接指挥下级部队，这种情形日益恶劣。

德国军事领导体系中经常强调一个特点，即希望各级指挥官都能发挥主动精神并敢于负起责任。一切措施都以发挥这种特点为理想。所以原则上来说，较高级指挥部的“训令”和中下级指挥部的命令，对下级部队都是只以“指定”任务为限度。至于如何去执行指定的任务，那却是下级指挥官本身的事情，上级不应加以干涉。德军注往能够战胜敌人，这种处理命令的制度要算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敌方的命令常常是非常详细，把所有下级指挥官的行动都限制住了。除非万不得已，德军方面总是以尽量不侵越下级单位的权限为原则。

可是希特勒却认为坐在办公室中要比前线指挥官对情况还有更好的了解。他忽视了标记在他那幅太详细的地图上的情况，是事实赶不上战况的发展。而且从那样远的距离，他也不可能判断前线行动什么是适合和必要。

他已经逐渐养成一种习惯，爱用手令去干涉集团军群、集团军和更下级部队的行动，这是与他所应关心的范围完全不相干的。虽然过去在我自己的指挥范围内一直没有受到过干涉，但是当我从维帖布斯克前往罗斯托夫时，中途在一个火车站曾经与克鲁格元帅会晤，他却给我一个预先的警告。他说在中央集团军群，任何兵力超过一营以上的行动，他都得事先与希特勒商量一下。虽然我以后总算未受到这种无法忍受的干涉，可是由于希特勒多管闲事，已经使我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有了够多的冲突。

这种个人性的命令，通常对指挥和作战都只有妨碍作用，相反，希特勒又极不愿意颁发长期性作战训令。当他愈是把“不惜一切成本以死守”的原则作为其政策的要点时，于是也就愈不愿意颁发长期性训令。因为他已经不信任其部下，所以担心这种长期训令会使他们获得行动自由，以至做出他所不愿意的事情。不过，这样的结果却使一切领导作用都丧失了。长久之后，甚至连一个集团军群若无统帅部的命令都无法行动了。我们时常回忆起我们在克里木时的情况，那时我们可是有充份行动自由的。

有许多的记录都说希特勒态度粗野，有时口喷白沫，甚至有时还会咬地毯。当然他有时是会丧失自制能力。不过当我在场时，只看到他发过一次坏脾气，那就是与哈尔德的争吵，上文中已经说过。很明显，希特勒是看人打发的。专就我个人而言，他一直都还能保持应有的礼貌。即使我们意见冲突，也都没有红过脸。

希特勒要算是一位心理专家，对于凡是来见他的人，他都有一套办法来说服他，并使其接受他的观点。此外，他当然也知道任何来见他的人的动机，并且早已准备好一套答辩的理论。他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足以说服他人接受他的信念，不管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尤其是某些刚刚从前线回来的军官，对他素无认识，更易受到他的欺骗。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出发时，他心里只想把前线的事实真象告诉希特勒，可是回来时却完全被希特勒说服了，而且充满了信心。

当我在任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时候，为了作战问题常常与希特勒辩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实在是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几乎一争论就是好几个钟点，有时他的来宾会达到目的，但多数却是空手而回，最好的安慰也只不过是空洞的诺言而己。我认识的人中没有那个在这样的讨论中具有与他同等的持久力。与一个前线指挥官之间的争论，最大限度的时间充其量不过几个小时，可是总参谋长蔡茨勒上将为了要希特勒采取必要行动，常常是一争就是好几天。当这种争论进行之际，我们总是惯于问蔡茨勒，他们是已经达到多少“回合”了。

此外，希特勒用来为其辩护的理由(我在这里所指的包括纯军事性的在内)通常也还是不易加以驳回的。尤其是在有关作战意图的任何讨论中所要争论的事件，其后果几乎是任何人都无法作出绝对正确预测的。在战争中没有一件事能够确定，不管是说的还是做的。

当希特勒自己感觉到他在战略方面的意见不能给人以任何良好印像，他马上会从政治或经济的领域中去寻找理由。因为他对政治和经济情况的知识是任何前线指挥官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他的辩论在此时通常就更显得理直气壮。作为最后手段，我们就只好坚持如果他不同意我们的建议或是要求，那么在军事方面一定会发生恶劣后果，结果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会随之受到恶劣的影响。

反过来说，尽管他不愿意接受要求，可是却常常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善听者，而且有时他也能作客观性讨论。

这样一位定命论主义的独裁者，他所想的就是他的政治野心，而且生活在他的“天命”信仰之中，所以与其军事将领之间自然很难发生任何亲密关系。很明显，希特勒对个人因素是最不感兴趣的。照他看来，人类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达到其政治野心而已。他自己与德国军人没有任何感情上的联系。

一方面由于希持勒的个性，另一方面是由于统帅部的组织，就使德国的军事领导的缺点日趋明显。于是自然引到一个进一步的新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局面有所改善呢？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我在本书中决心不加分析。

为了使战争可以有比较合理的指导起见，我曾经至少作过三次努力来劝诱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中接受某种改革。据我所知，还没有第二个人敢于像我这样直率，当面批评他的军事领导是不适当的。

我当然完全了解，事实上，希特勒决不肯公开放弃其最高指挥权。作为一个独裁者，他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因为照他看来，这对其个人威望将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打击。所以我的意见是只想劝诱希特勒在名义上保留最高统帅的地位，但是事实上却把所有军事行动指导权交给一个负责的总参谋长去执行，对东战场则另外特任一位总司令。我这些企图不幸都未能获得成功，在以后叙述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之间的事情时，对此将要作更进一步的讨论。对我个人而言，这些努力尤其困难，因为希特勒完全知道当时在陆军中有许多人都希望我能出任真正有实权的总参谋长或是东线总司令，所以我的处境更显得窘迫。

我在这里不拟讨论用暴力手段来改变国家领导的问题，例如一九四四年的七月二十日事变，虽然也许有一天我会发表我的意见。在这本战时回忆录的范围内，我要说的就只有以下几句。站在负责指挥一个集团军群的领导地位，我认为在战时我是无权发动政变的，因为这样可能会使整个前线崩溃，甚至会使国内发生混乱。此外还有军人宣誓效忠的问题。

正如我在接受战犯审判时所说的话：“任何高级军事指挥官经年累月都在希望他的部下为胜利而捐躯，那么当然也不会用他自己的手来造成失败。”

无论如何，在那时我们也都已经知道，即使发动政变也还是不能改变联军的无条件投降要求。而且当我尚握有兵权时，我也还觉得我们还没有达到要把这种行动当作惟一出路。

原作者：弗里茨?埃利希?冯?曼施泰因

第三编 东线战役/第十章 列宁格勒――维帖布斯克

第十章 列宁格勒――维帖布斯克

当第十一集团军所属各师休整时，我也前往罗马尼亚度假，只留下一些参谋人员负责拟定一个渡过刻赤海峡进攻的计划。此时德军已经在南翼发动了大攻势，本集团军即准备加入这 一攻势。在我度假期间，我的作战处长布歇上校一直与我联络，使我不至于与这些准备工作脱节。可是不幸的是这一切完全都是白费工夫，希特勒又犯了老毛病，同时追求了过多的目标，并对这次攻势的最初成就估计过高，因而放弃了原有的打算，不再考虑将第十一集团军加入南线作战。

八月十二日，我回到克里木，发现最高统帅的命令正等着我，使我大惑不解的是，原定整个集团军越过海峡进攻的计划已经被取消，代替它的却只是第四十二军军部、第四十六师和某些罗马尼亚的兵力。第十一集团军本身奉命攻占列宁格勒，本来用在塞瓦斯托波尔攻城战中的炮兵部队早已开始向北转移。更加不幸的是我们的兵力又被抽去了三个师。第五十师仍留在克里木。第二十二师现在奉命改编为一个空降师，并送往克里特岛――尽管它是我们最好的部队之一――在战争剩余时间中，几乎一直是闲在那里无所事事。最后，当我们开始行动之后，第七十二师又被拨交给中央集团军群去应付一个局部危机，所以留在第十一集团军的原有部队只剩下第五十四军军部、第三十军军部、第二十四、第一三二、第一七O三个步兵师和第二十八轻装甲师而巳。不管最高统帅部意图如何，把一支部队如此肢解，总归是不妥当的，这些部队已经在一起作战了很长时间，从苦战中得来的互信和认识，在战争中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而决不应加以忽视。

不过更重要的却是另一件事。当第十一集团军摆脱了克里木的束缚之后，是否应该把它从东线的南翼抽出，而用在另一个不太重要的任务(征服列宁格勒)上去呢？就德国方面来说，在一九四二年夏季战局中，只有在战线南端才能获得决定性结果。对这个任务而言，我们的兵力是唯恐不够强大，尤其现在更为显明，因为希特勒是想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斯大林格勒与高加索――所以使攻势分为两个方向，因此越向东走，则攻击矛头的北侧面也就会拉得越长。

以后事实证明，如果能够把第十一集团军保留在南翼，那么不管是越过刻赤海峡阻止敌军退回高加索还是跟在攻击集群后面作为预备队，结果都会好得多。

当我飞往北方担任新职时，中途到希特勒大本营去请示命令，其间与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详谈过这个问题。哈尔德清楚表示他完全不赞成希特勒的意见，即在执行南方的攻势的同时 又想攻下列宁格勒，但是他说希特勒坚持这一点，拒绝放弃他的主张。不过当我问他是否认为把整个第十一集团军从南面撤走不会影响战局呢，他却说应该不至于。我自己却很感疑惑，当然却无法事先驳斥总参谋长的意见。

同时，我对希特勒与总参谋长之间的恶劣关系也殊感骇异。由于俄军在中央集团军群地域发动了一个有限的攻势，造成一个局部危机，于是这个问题被提到每日汇报中加以讨论――事实上，这个危机使我们不能不拨去了第七十二师。希特勒乘这个机会，谴责在前线上战斗的人员。哈尔德却不惜犯颜力争，他指出部队实力早已消耗过度，而军官和士官的 大量损失更会产生影响作用。虽然哈尔德所说非常客观，但却激起了希特勒的怒火。他用极粗野的口气，质问哈尔德是否有权利与他唱反调，并且宣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前线步兵，因为哈尔德从来没有这种经验，所以他认为要比哈尔德有更好的判断能力。

这个场面如此难堪，所以我立即离开了兵棋室。直到希特勒平静之后才请我再进去。事后我受到良心压迫，不得不把这个不幸事件向人事处长施蒙特将军提出――他同时也是希特勒的侍卫长。我告诉他，总司令和参谋长之间不可能如此相处，希特勒必须听从其参谋长的意见，并且至少对他表示应有的尊重，否则哈尔德就只有自动辞职。很不幸，双方都未能如此，直到六个星期之后哈尔德才终于被免职。

八月二十七日，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到达列宁格勒前线，并研究在第十八集团军地域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及拟定攻击该城的计划。其意图为一旦攻势发动后，我们应接管第十八集团军朝北的那部份正面，而第十八集团军则仍保持其在沃尔霍夫河上的东段正面。拨给第十一集团军的正面可以分为三个部份：(1)涅瓦河地区从拉多加湖起到列宁格勒的东南为止；(2)在列宁格勒以南的实际突击正面；(3)在芬兰湾南岸上奥拉宁包姆附近的正面，其中还包括仍然扼守在俄军手中的巨大桥头阵地。

除了强大的突击炮兵以外(其中一部份是从塞瓦斯托波尔运来的)，本集团军所能运用的兵力超过十三个师，其中包括西班牙的蓝色师、一个装甲师、一个山地师和一个党卫军旅。不过因为在(1)(3)两个正面上各需两个师的兵力，所留下来可以用于攻击列宁格勒的兵力只有九个半师。对面的敌军有一个集团军，共计十九个步兵旅，一个国际守卫旅，和一两个独立装甲旅。

从这里相对的兵力数字上看来，如果已经有兵力封锁列宁格勒北面的卡累利阿地岬的芬兰人能够参加攻势，那么对我们自然极有帮助。不过当德国驻芬兰总部的联络官埃福斯将军把这个问题提出时，却遭到芬兰当局拒绝。据埃福斯将军说，芬兰人的理由是说自从一九一八年他们建国以来就决心不对列宁格勒构成威胁。于是芬兰对进攻的参与就排除考虑之外。

第十一集团军现在发现它必须倾其全力以来执行这个任务。我们都深知这个作战能否成功颇有疑问，尤其是事实上，这个作战本是不必要的，所以更使我们不愉快。在一九四一年夏季中，我们很可能有用突击方式把列宁格勒攻下的机会。虽然在最初阶段中，希特勒本人曾经认为提早攻陷该城的工作是应列为最优先的，但因为种种原因，这种机会却终于还是错过了。以后希特勒认为他可以用饥饿来迫使列宁格勒投降。于是苏联就用越过拉多加湖的路线来补给该城，夏季用船只，冬季用铺设在冰面上的铁路线。现在德军所留下来的一条正面，是从拉多加湖起到奥拉宁包姆以西为止，对于他们的资源而言是一种经常的消耗。若能撤退是最合理想的，而当南翼方面正要寻求决战的时候，又想同时进攻该城，那实在是一个可以争辩的论点。正如席勒所说的，“差了一个小时，也就是丧失了永恒。” (一失足成千古恨)。

不过我们既然奉命进攻该城，所以还是必须作最好的准备。

任何人若沿着列宁格勒以南的前线去实行侦察时，都会感觉到这个城市是似乎已在掌握之中，尽管它享受着严密的保护，纵横分布的野战要塞工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网。我们可以看见在涅瓦河上的科尔皮诺工厂，它还在继续生产坦克。在芬兰上的波尔科瓦造船坞也遥遥在望。再远一点即为圣伊萨奥大教堂、海军部的尖塔，和彼德及保罗等要塞的轮廓。在晴明的天气中，也还可能看见在涅瓦河上有一艘被炮火所击毁的战列巡洋舰。那正是我们在一九四O年卖给俄国人的一艘一万吨的军舰。有一些旧皇室的故宫也都已在战争中被毁，我在一九三一年曾经在那里凭吊过，听到这种消息是益增惆怅。那都是苏联的炮弹所焚毁的。

从侦察的结果中，我们认识到第十一集团军无论如何都不应卷入列宁格勒建筑地域内的任何战斗，因为如此则实力马上就会迅速消耗完毕。至于希特勒所相信的只要第八航空军的恐怖性空袭即能强迫该城投降，我们对此颇无信心，而该军有经验的指挥官里希特霍芬上将也与我们有同感。

所以我们的意图是首先在最大限度的炮兵与全军的支援之下，突破在列宁格勒以南的正面，但不应越过该城南面周界作更进一步的前进。接着两个军应向东转，迅速渡过该城东南面的涅瓦河，以来毁灭夹在该地与拉多加湖之间的敌军，切断越过该湖的补给线，并从东面孤立列宁格勒。这样就可能像华沙的旧例不必经过任何严重的巷战，而使该城迅速陷落。

不幸的是席勒的名言不久就证明是太正确了。这非常自然，敌人不会不注意到德军在列宁格勒地区中的增兵，早在八月二十七日，他就对第十一集团军的东面战线上发动了一次攻击，迫使我们把刚刚到达的第一七O师投入战斗。几天之内，明显可以看出，俄国人正在执行一个强力的援救攻势，目的为消化我们的攻击。

九月四日下午，我接到希特勒亲自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为了预防沃尔霍夫正面上出乱子起见，我有立即采取干涉行动之必要，他要我负起全面指挥之责，并用攻击行动来恢复情况。在那一天内，敌人在拉多加湖以南第十八集团军的单薄正面上，进行了一次宽广而深入的突破。

很明显，我们的处境颇为窘迫。当我们正要进攻列宁格勒之际，又加上这些额外的负担，对所有参谋人员而言都是不愉快的。对列宁格勒的攻击计划只好暂时搁置，而改在拉多加湖以南进行新的战斗。

在从列宁格勒向东行的铁路线以北的地区中，敌人已在第十八集团军的正面上突破了一个五英里宽的缺口，并透入了八英里的距离，到达米加以上的几点。第一个问题就是用第十一集团军的兵力来阻止敌军前进。经过几度苦战，在以后几天之内终于达到这个目标，于是在集结其余部队之后，第十一集团军就能够开始发动攻击了。那是从尚未动摇的两个侧面上进攻，以求从根本上切断敌军的矛头。

南面的攻击由第三十军负责指挥，下辖第二十四，第一三二和第一七O三个步兵师再加上第三山地师。北面的攻击则由第二十六军负责指挥，下辖第一二一步兵师，第五山地师和第二十八轻装甲师。经过激烈的战斗，到了九月二十一日，敌人的突入兵力终被切断。以后几天之内，敌人的生力军为了援救被围的矛头部份，又一再从东西两面发动猛烈攻击，也都被击退。列宁格勒的俄军也曾用八个师的兵力越过涅瓦河和从列宁格勒以南进攻，同样未获成功。

不过同时，我们还得要消灭围困在盖托诺瓦与米加之间的强大敌军。依照惯例，尽管其处境是已经毫无希望，而且从整个作战的观点上来看，继续抵抗也毫无意义，但是敌军却绝无放弃的意图。相反，他们却一再突围。因为整个地区都是厚密的森林(在这种地区，我们是决不会尝试突破的企图)所以如果我们的步兵企图去消灭敌军，势必会受到惨重的损失。所以第十一集团军尽可能从列宁格勒正面上调集最大限度的炮兵火力，以便不分昼夜，二十四小时不断向这个包围圈中轰击。这样的轰击了几天，再加上空军的轮番轰炸，终于将这个地区变成了荒原。从一位苏联团长的日记中可以发现我们已经获得的战果，同时也可以指出那些政委们是如何冷酷无情，强迫被围的部队作无益的抵抗。

利用这种方法，到了十月二十二日，我们终于结束了这次包围战。敌人的第二突击集团军一共曾经把十六个步兵师，九个步兵旅和五个装甲旅投入战斗。其中有七个步兵师，六个步兵旅和四个装甲旅已在包围圈中同归于尽。其余部队因为想援救被围的兵力也已经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损失。一共俘获一万二千人，另有三百余门火炮，五百门迫击炮，和二百二十四辆战车不是被俘就是被击毁。敌军死亡数字要比俘虏数字超过几倍以上。

当恢复第十八集团军在东线位置的任务完成之后，我们自己的各师也已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而原定用来攻击列宁格勒的弹药数量也已消耗不少。因此，我们已经不能立即再行发动新的攻势。虽然如此，希持勒仍不愿意放弃攻下列宁格勒的意图。第十一集团军却坚持认为，若无适当的休息和补充决不能进攻该城。在这种讨论之中，一个计划压一个计划，十月就如此拖过了。

当我们南面的攻势正在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的城下似乎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时，我们在北方却胶着不动，这实在使人很感困惑。那是毫不足怪的，我的副官斯皮赫特中尉因为在司令部中无事可做，感到十分的闷气。我知道他的苦闷，就派他到第一七O师中去参加涅瓦河上的战斗。他在克里木时也曾参加该师的战斗。这个可怜的孩子因为中途飞机失事而送了性命，我们在十月二十五日为他举行葬仪。他的死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沉重打击，而尤以我本人为然。我们再也不能听到他那悦耳的笑声。我怎么可以丧失这个一直与我共患难的青年伙伴!在我的好伙伴纳格尔之后，在东线战争中他是我的亲传人员中第二个丧失生命的。

在斯皮赫特的葬仪之前，我恰好要飞往最高统帅部去接受元帅的权杖。他若能与我一同前往，那该多好呀!

直到此时，希特勒对我还是礼遇有加，他对第十一集团军的部队在拉多加湖之战中的表现深表赞许。我就乘这个机会向他说明对我们的步兵已经要求过度了。在东线当与俄国人这样顽强的敌人战斗时，我们的损失注定非常惨重，所以各步兵团必须经常的使其迅速恢复实力，而决不可以延迟，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自从俄国战役开始以来，补充的兵员从未能准时送到，所以步兵部队经常被迫要用不足额的兵力进行战斗，其必然结果就是时间愈长，战斗部队的实力也就消磨得愈厉害。

现在我们知道，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德国空军正在着手组织二十二个所谓“空军野战师”，从这里可以抽出十七万人来。这是毫不足怪的。戈林在他自己的领域中一向非常阔绰，不仅经费和设施如此，在人力方面也是一样。空军有十七万人可以抽调，这是老早就应该利用的剩余人力，自从不列颠之战以后，战略性空中战争的梦想实际上即已幻灭。

现在这十七万人就准备集中编成空军的私房单位，来供地面战斗之用。因为空军有广大的人力范围可供选择。所以毫无疑问这些师将会由第一等的军人所组成。若是在一九四一年秋季，能够用这些人员来补充陆军各师，使后者得以保持充足的战斗实力，则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之间的冬季，许多危机也许就都可以平安渡过。但若把这些优秀部队在空军的结构中编成师，真可说是岂有此理。他们将在那里去获得必要的接近战斗训练和与其他部队合作的经验呢?他们从那里去获得战斗经验呢，这是东线上最重要的东西，空军又从那里去寻找师长，团长和营长呢?

当我与希特勒交谈时，对所有这些方面都曾加以详细分析，不久，我又提出一个备忘录请其注意。他很注意的听取我的意见，但却坚持说他对这个问题已经作过了充分的考虑，所以决定不改变他的决定。不久，中央集团军群的前作战处长曾经把戈林要求希特勒准许空军单独编师的理由讲给我听。这个人与希特勒的侍卫人员有深厚的友谊，所以深知各种内幕。戈林宣称他不能把他的部下交给陆军，因为他们都是在国社党的精神中培养长大的，而陆军中却还有牧师，而且陆军军官们都还受到德帝国时代的传统支配。他早巳告诉他的部下说，空军也必须牺牲，不应让陆军专美于前，这就是戈林说服希特勒的理由!

我们的列宁格勒任务现在是快要告一段落。当我在芬尼特沙时，希特勒曾经说过我的司令部可能要移到中央集团军群所属的维帖布斯克地区，因为敌人正有在那里发动巨大攻势的迹象。假使真是如此，则我们的任务就是也发动一个攻势来对抗它。不过同时他又说，如果他和他的大本营离开芬尼特沙，则我将奉命指挥A集团军群。自从利斯特元帅因为意见不合而被无理免职之后，希特勒又自兼这个集团军群总司令――就长期而言，这是一种不可能的安排。最奇怪的是他在当时对我所说的话。他说他希望明年能用一个摩托化的集团军群，从高加索直入近东：由此可知他对于全盘军事情况和战略可能性所具有的认识是如何不现实。

× × ×

我在列宁格勒前线的最后几天又遭到了一个极大的不幸。我的长子格罗战死了，这对于我的妻子，我本人和我的孩子们都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十月二十九日，他为祖国殉难，他的职位是我的老十八师中第五十一装甲步兵团中的一个少尉。在我指挥之下的德国青年捐躯殉国的成千累万，所以对这种纯粹个人性的损失似乎不应在此提及。我的儿子牺牲生命与无数的其他德国青年并无二致，对于他们的父母也一样。不过在我个人的回忆录中，对于一个捐躯殉国的儿子却应该有所记载。他像许多其他同样殉国的青年人一样，永远活在亲人的心中。

我们的格罗是一九二二年除夕出生的，二十岁时就战死了。从出生起，他就是一个文弱的孩子。他幼年多病，仅赖我的妻子小心抚养，才使他的身体能够适合于作一个军人。因为多病，使他在童年中丧失了许多乐趣，但这也使他变得特别少年老成，并决心排除一切困难，以来做生命所要他做的一切事情。

格罗是一个极可爱的孩子――老成，有思想，但却总是快乐的，一九四O年在高中毕业之后，他就表示志愿从军，并加入我自己所属的那一个兵种――步兵――在德国步兵被称为战场上的女王，因为自从有史以来，都是由步兵担负战斗的主责。这是不用说的，我们做父母的很了解这种承继祖先遗业的愿望，但是我们却并没有任何左右其对职业选择的意图。完全是因为血统遗传，使他想做一个职业军官――在平时为德国青年的训练者，在战时则为其领导者。

所以中学毕业之后，他就在利格尼茨加入了第五十一装甲步兵团。在一九四一年的夏季战役中，他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份在俄国境内作战。他升了下士，并因为与其他志愿人员救回了在巡逻中负伤的战友而获得铁十字勋章。一九四一年秋季，他被送往军官学校受训，并于一九四二年春获得军官的任命。

经过一场重病休假回来之后，又重新到了他所热爱的团中，该团现在正在依尔门附近作战，由第十六集团军指挥，但他前往报到时曾经路过我的防区，那正是拉多加湖会战时，他在我的旅行车中小住一个短时间，以后在十月十八日，当我到第十六集团军司令部中去访问我的老友布施上将时，我又和他见了一面。布施邀请了格罗，于是我们父子，布施和我的副官斯皮赫特在一起渡过了一个愉快的黄昏。几天之后，斯皮赫特就战死了。

一九四二年十月三十日上午，在早晨情况报告已经送入之后，我的参谋长萨尔茨将军把这个坏消息告诉我――格罗在前一天夜里被一颗俄国炸弹炸死了。他是以营副的身份到前线传令而遭遇不幸的。

次日我们把这个亲爱的孩子埋在依尔门的岸上。第十八装甲步兵师的克鲁格牧师在致词开始时说： “一位步兵少尉。”我的儿子应该是可以瞑目了。

在葬仪之后，我又飞回家去与我的老妻在一起过了几天，对她而言，这个孩子一向是特别钟爱的对象。他幼年多病，曾经使我们伤了许多脑筋。现在我们就把他的灵魂交付给上帝。

格罗像许多其他的德国青年一样的殉国了。当我在利格尼茨时，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已经从列宁格勒移到了中央集团军群地域中的维帖布斯克。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没有什么重要事件可以叙述。在尚未采取任何步骤来对抗预料中的攻势之前，东战场南端的情况又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任务。

十一月二十日，我们奉命成立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群”，指挥斯大林格勒两侧的地区。我正在与我的作战处长布歇上校一同视察部队，由于一颗地雷在我们的火车下面爆炸，所以中途耽搁下来。在那个地区到处都有游击队活动，所以旅行必须使用装甲车辆或有特殊保护的火车。

因为天气太坏不能飞行，我们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只好坐火车离开维帖布斯克，中途又为地雷所阻。直到十一月二十四日，正好是我的五十五岁生日那天才到达B集团军群司令部，我们的未来战区还是暂时由它负责。我们在这里才知道第六集团军和其附近的第四装甲集团军，第三和第四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情况。这些都留在斯大林格勒那一章中再详述。

原作者：弗里茨?埃利希?冯?曼施泰因

第三编 东线战役/第九章 克里木战役

第九章 克里木战役

我现在叙述第11集团军及其罗马尼亚战友在克里木的战斗历程，主要是为了记念那些在克里木集团军中的伙伴们。同时，我也愿意把整个战局对那些戎马余生的伙伴们再讲述一遍，因为即使在当时他们对全局也不是完全了解的。

这些人在1941年到1942年间的克里木战役中有过伟大表现，面对占有数量优势的对手屡战屡胜。无论是进攻还是追击，他们的进取精神是无与伦比的。即使情况似乎毫无希望，他们依然挺身战斗，毫不动摇。他们也许常常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强迫他们完成那些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转战于半岛各地。可是他们却将忍耐能力发挥到极限来执行这些命令，并且绝对信任其领导者。

不过除了那些直接参战人员以外，第11集团军在克里木的战役还有其他值得注意之处，因为这是少数例证之一，一个集团军能在一个隔离的战场中独立作战，一切由其自主，可以不受最高统帅部干涉。战役经历了十个月苦战，包括进攻和防御、具有充分行动自由的机动战、势如破竹的追击战、在敌人控制的海域中登陆、游击战，和对坚强要塞的攻击等都有。

最后，这个战役也非常有趣，因为在黑海半岛上，至今天还可以找到希腊人、哥特人、热那亚人和鞑靼人的遗迹。在1854年到1856年间的克里木战争中，这里一度成为世界的焦点，当时曾经大出风头的地名，现在又再度露面了。

不过就作战方面来说，1854年到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与1941年到1942年间的战役是无法相比的。在1854年到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中，西方国家享有海上优势；而在1941年到1942年间的克里木战役中，控制黑海的是俄国人。我们第11集团军不仅要征服克里木和塞瓦斯托波尔，而且还要对抗苏联的制海权。

我接管指挥权时的情况

1941年9月17日，我到达尼古拉耶夫的第11集团军司令部接管指挥权。这是设在布格河口上的苏联海军基地。

我的前任舒伯特上将于前一天安葬在该城。他视察前线时，座机误落在俄军雷区中，他和他的驾驶员同时被炸送命。德国陆军因此损失了一位人格完整、经验丰富的前线战将。他的部队愿意跟着他走向任何地方。

第11集团军司令部人员毫无例外都是最优秀的，以后他们也成为顿河集团军群总部的核心。在两年半的艰苦战争中，这些优秀军官给与我的帮助值得我永远记忆。我们之间相处极为融洽。当我于1944年解除兵权时，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愿意与我同去而不想继续干下去。

我的新职十分奇特，不仅是指挥权由一个军扩大到一个集团军。直到我到了尼古拉耶夫之后才知道除第11集团军以外，我还要兼管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

因为政治原因，在东战场的这一翼，实际指挥体系很不容易安排。

轴心联军的指挥权是由罗马尼亚的国家元首安东尼斯库元帅负责，包括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第4集团军和德国的第11集团军。但同时他又受伦德斯特元帅的南方集团军群总部节制。而第11集团军司令部在安东尼斯库元帅与集团军群总部之间就成了一个联络站，并且就作战事务向他贡献意见。

不过我到达时情况又改变了。安东尼斯库直接指挥的只剩下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该集团军奉命进攻敖德萨。第3集团军则由第11集团军指挥，并直接接受南方集团军群总部的命令。

一般情形下，要一个集团军司令部除本集团军以外同时控制另一个独立的集团军已经很困难了，而这另一个集团军又是同盟国部队，困难当然更会加倍了。使事情变得更为困难的不仅是两个集团军的组织，训练和领导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这本是联军惯有的情形――而且他们的战斗素质也大不相同。所以我们对同盟军的作战，被迫不得不作较严密的控制，这对我们自己的兵力通常是不适用的，并且从良好关系的维持上来说也似乎不适当。

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还是能与罗马尼亚的司令部和战斗部队合作无间，从末发生任何真正的磨擦，主要是因为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司令杜米特雷斯库将军的忠诚。他以后升了上将。对所有罗马尼亚部队直到师级为止我们都派有德军联络组，他们的机智坚定对这种合作也大有贡献 。

不过在这方面，更值得一提的却还是安东尼斯库元帅本人。不管以政治家的身份他受到怎样的批评，安东尼斯库却是真正的爱国者，一个良好的军人，而尤其是我们的最忠实盟友。一旦决定使罗马尼亚与德国共休戚，他就竭其全力动员罗马尼亚军事和战争潜力来供我们使用。如果说事实未能完全如他理想的那样，原因应在他的国家和政府的内在环境中去寻找。无论如何，他对他的盟友始终忠诚，我对他的合作只有感谢而无其他批评。

至于说到罗马尼亚陆军，毫无疑问是有相当多弱点。虽然通常都是农民出身的罗马尼亚军人在物质要求上都非常低，而且也都能勇敢善战；但由于其―般教育水准都太低，所以要训练他们成为一个有思想能力，能够个别作战的战士通常会很困难，更不必说要他们变成够标准的士官。其中有些日尔曼少数民族能符合必要标准，但是罗马尼亚的民族偏见却使他们难于获得晋升机会。结果促使日尔曼祖籍的罗马尼亚军人都设法转入德军服役，当后者奉命不准收容他们时，又都投入德国党卫军之中。

就罗马尼亚部队的内在安定性而言，其最大弱点就是缺乏一个如我们所了解的士官团。我想今天的德国人也许都已忘记过去对我们优良的正规士官团所负的债务是如何巨大。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罗马尼亚的中高级军官中，有相当比例也都不够水准。在多数情形中，罗马尼亚官兵之间缺乏密切联系，这在德国陆军中被视为当然。管理他们的人完全缺乏那种“普鲁土”式的传统。

因为他们并无战争经验，所以罗马尼亚的战斗训练完全不合于近代战争的要求。这又引起了不必要的损失，并且也注定会影响士气。

他们的军事领袖从1918年以来一直受法国人影响，所以思想跳不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圈子。兵器与装备一部分已经陈旧，同时也都不适当。反坦克单位尤其如此，所以当他们遭遇到苏联坦克的攻击时，很难希理他们能够守住阵地。德军在这一方面能否给他们以比较有效的援助在很多情形中就是一个先决条件。

关于罗马尼亚部队在东战场上的使用还有一个最后的弱点，那就是他们对俄国人有一种敬畏心理。在困境中这很容易产生恐惧现象。任何对俄国的战争，一旦牵涉到东南欧民族，这也就是一定要考虑的问题。就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而论，其斯拉夫种族意识更足以增强其内在的不安定。

在对罗马尼亚部队的战斗效率进行研判时，还有一个因素也不能完全忽视。当我们与罗马尼亚人打交道时，罗马尼亚早已达到其基本战争目标，即收复比萨拉比亚，今天叫做“外尼斯提亚”的地区，也就是夹在聂斯特河与布格河之间的地区，虽然是希特勒劝说他们接受的，但却并非其真正愿望。所以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要他们向俄国境内深入，而俄国又是他们一向都那样害怕的，对多数罗马尼亚人而言，这当然不会是受到热烈欢迎的想法。

尽管有上述一切缺点和保留，但罗马尼亚部队却还是尽到了最大努力。尤其是他们经常愿意接受德国人的军事领导，而不像其他的同盟国总是把面子问题摆在实际需要前面。毫无疑问，安东尼斯库的军人心理在这方面能发挥一种决定影响。

总结言之，当时我的顾问人员告诉我的结论就是，一旦受到了任何实质性损失时，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就会丧失攻击能力，而且只有用德军为骨干来增强之后，才能适合于防御。

我所指挥的这个地区构成了东战场正面的最南侧翼。概括言之，它包括克里木和扎波罗日以南的第聂泊河弯部分。它与正在第聂泊河以北前进的南方集团军群主力并无直接接触，专就第11集团军的作战自由而论这实在是好事。我在俄罗斯北部森林地区感觉到一个装甲军的运用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却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草原上，那里几乎没有任何天然障碍，尽管它也不能提供任何掩蔽。那是一个理想的坦克战场，但不幸的是第11集团军却没有坦克。

地形方面的惟一变化只有小河，它们的河床在夏季中会完全干竭，形成深陡的峡谷。虽然如此，大草原如此单调的景色却使它风光奇异。每个人都可能会被这种无限风景所迷惑，你可能只靠罗盘定向，驾着车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中途一点起伏都没有，而且也看不到一户人家。遥远的地平线好像一座远山，也许在它后面就是天堂，可是行行重行行，天堂却永远达不到。只有英伊电报线的电杆足以打破这种永恒的寂寞。可是在日落时，这个草原却变得光辉夺目，气象万千。在罗格斯克大草原东部，绕着梅特托波尔东北，我们遇到一些德国名称的村落。它们座落在丰饶的果园中，建筑良好的石质房屋足以显示其过去的繁荣。居民还说着纯粹的德国话，但几乎全是老人，妇女与小孩。男人都已完全被苏联当局发配了。

× × ×

最高统帅部给与第11集团军的任务必然要使它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进攻。

一方面，在南方集团军群右翼前进，意图为继续追击向东撤退的敌军。为了这个目标，集团军主力应沿亚速海北岸，大致向罗斯托夫方向前进。

另一方面，这个集团军同时也应攻占克里木――对这个任务给以特殊的优先。理由之一是攻占该半岛能对土耳其的态度产生有利影响。另外还有一个更迫切的理由是敌人设在克里木的空军基地对罗马尼亚油田能够构成巨大威胁，而这些油田对德国却有极重要的关系。在克里木被攻克之后，第11集团军的山地部队就应越过刻赤海峡向高加索前进，以便增强越过罗斯托夫的攻势。

所以在那时，最高统帅部对1941年战役仍然保有极大的目标。不过不久就显示出分配给第11集团军的双重任务是不合现实的。

9月初，第11集团军已经在布列斯特瓦尔强渡了下第聂泊河――这是第22步兵师的杰作。虽然如此，从这时起就已经发现这个集团军的双重任务必然将使其前进轴线发生分裂。

当我接受指挥权时，发现所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

两个军――萨尔穆茨将军所指挥的第30军，下辖第72步兵师、第22步兵师以及党卫军“生命”师；库伯勒将军所指挥的第49山地军，下辖第170步兵师、第1山地师及第4山地师――已经继续东进，追击在第聂泊河遭到惨败的敌军，已快要接近从梅特托波尔到扎波罗日以南的第聂泊河一线。

另一个军――由汉森将军所指挥的第54军――已经扑向克里木的门户彼烈科普地峡。第50步兵师已从希腊调来，一部分由在敖德萨前方的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指挥，另一部分则正在参加黑海岸上的扫荡战。

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下辖一个山地军(第1，第2和第4山地旅）和一个骑兵军(第5，第6和第8骑兵旅)，仍留在第聂泊河以西，准备在那里休息一下。原因可能是想避免越过该河前进，因为越过布格河就早已超过了罗马尼亚的政治目标。

面临着双重目标，一方面朝东向罗斯托夫追击敌人，另一方面征服克里木，并通过刻赤进向高加索，第11集团军现在应决定是同时执行两种任务呢，还是照先后次序来执行呢?这个决定本是最高统帅部的责任，现在就交由一个集团军去负责。

毫无疑问，使用我们现有的兵力不可能同时解决这两个任务。

要想攻占克里木，需要远比第54军更为强大的兵力，他们现在正面对着彼烈科普。虽然我方情报证实敌军可能只有三个师经由第聂泊河逃入这个地峡，但是在克里木本身俄军有多大兵力却搞不清楚，尤其以塞瓦斯托波尔为然。不久就证明敌人在地峡的战斗中所能用的不是三个师而是六个师。以后防御敖德萨的俄军也从海上调来增援。

不过从地理情况上看，甚至三个师的敌军若能顽强防御，也都可能阻止第54军进入克里木，或至少能使他们在通过地峡之战中受到相当损失。

克里木与大陆之间被一个所谓“懒海”分隔着，这是一种泥泞的沼泽，几乎是步兵所无法通过的，又因为它太浅，所以对突击船只也是一种绝对障碍。克里木只有两个门户，西面是彼烈科普地峡，东面是格内切斯克以西的一个陆地瓶颈。后者是如此狭窄，只能容纳一条栈桥和一条火车轨道，中间又夹着长段的桥梁，所以对攻击目标而言根本派不上用场。

即使彼烈科普地峡也只有不到五英里的宽度，攻击必须是纯粹正面性的，并且要经过全无掩蔽的地面，因为两侧都接近海水，所以侧面攻击完全不可能。此外它也早已装备着坚强的野战防御工事，地峡中部横贯着一道“鞑靼壕”，这是一个古代工事，深达50英尺。

一旦突破彼烈科普地峡之后，在依雄以南还有另一个瓶颈地带，许多咸水湖使实际突击正面减到只有两英里宽度。

由于地面情形如此困难，而敌人又拥有空中优势，所以我们预计将有一番苦战。即使我们在彼烈科普已经突破成功，这个军是否还有余力在依雄进行第二次战斗也似乎有疑问。无论如何，两三个师的兵力决不足以征服整个克里木，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在内。

所以为了迅速占领克里木，这个集团军必须不惜一切成本，从正在向东追击的集群中抽回强大兵力。当敌人仍在继续撤退时，剩下的兵力还可够追击之用，不过如果他们停下来构成一条新正面或增调生力军，那么对如此遥远的罗斯托夫而言，这些兵力就未免太单薄了。

如果认为向罗斯托夫的前进至为重要，克里木就应该暂时搁置下来。不过在这种情形中，征服这个半岛所需要的兵力能否供给却很难断言。此外，在享有制海权的敌人手中，克里木对东线的深入侧面足以构成严重威胁，其空中基地也可以继续威胁罗马尼亚油田。

如果企图用两个军向罗斯托夫实行追击，同时留下一个军企图征服克里木，结果就是两个目标都不能达到。

第11集团军如果决定把优先给与克里木方面，而且无论如何我们都决心不用不充足的兵力来达成这个任务，因此，我们把集团军所能动用的炮兵，工兵和高射炮兵都完全拨给第54军，此外又命令第50步兵师从后方位置前进，至迟也要赶上第二阶段的战斗，即依雄地岬之战。但是这还不够。为了在突破之后能够迅速征服克里木，必须还要加上第二个军的兵力――即使在通过依雄湖沼地带的战斗中实际上不需要他们。我们决定这应该是一个德国山地军。最高统帅部在训令中，已经指定它以后应该通过刻赤向高加索前进。就目前而论，这个部队最好用在克里木南部山地中，那要比在大草原地带合用。

此外，我们又决定一旦突入半岛本身之后，就应该用摩托化部队的突然袭击来攻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因为这个目标，所以当第54军趋前突击时，党卫军“生命”师就应集结在它后方。

这样的部署自然将使本集团军的东方正面相当减弱。为了补充那方面的兵力，除了从在克里木北面担负海岸防御任务的第22步兵师中去抽调，就只有动用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尽管有上述种种障碍，我还是和杜米特雷斯库将军作了一次私人谈话，要求他的集团军迅速渡过第聂泊河。

显然第11集团军所采取的措施相当冒险，因为东面的敌人可能会停止退却而再度发起主动反攻。不过如果我们想避免用不适当的兵力攻占克里木，这却是一个必须付出的代价。

两面的战斗

在彼烈科普的突破与亚速海的战斗

由于补给困难，使第54军对彼烈科普地峡的攻击准备一直拖到9月24日才完成。而当我军正照上述路线进行重组时，本集团军东面的情况从9月21日起已经开始有改变的迹象。

敌军已经进入了正面线从梅特托波尔以西沿展到第聂泊河弯为止的既设阵地，结果使我军的追击必须停止。虽然如此，本集团军还是继续抽回德国山地军，并命令留下来的德军部队与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所属各单位混合编组，以使冒险程度减到最低限度。在这个正面的南部地区的罗马尼亚骑兵军被并入德国第30军，而在北区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中加入了德国第170步兵师，以增强罗马尼亚山地部队。

到9月24日，第54军已经可以进攻彼烈科普地峡了。尽量给与了最大量的炮兵支援，但是第45和第73步兵师还是要在最艰苦的条件下战斗。他们要在骄阳照耀之下越过盐质草原，上面既然无水源也无掩蔽。敌军已经把这个地峡变成了一个坚强的防御体系，纵深约达十英里。他们将于每一条堑壕，每一个据点都作寸土必争的苦战。

尽管如此，在击败了敌人的强烈反击之后，这个军在九月二十六日占领了彼烈科普，并越过了“鞑靼壕”。再经过三天苦战，就通过了敌军防区的其余部分，在攻占了坚强据点阿米扬斯克之后，就开始进入比较开阔的地区。敌军退到依雄湖之间的地区，除了惨重的死伤以外，在我们手中还有一万名俘虏，112辆坦克和135门火炮。

但是这难得的胜果――对克里木的最后突破――却还是未能立即摘取。虽然敌军损失惨重，但这个军此时所面对的敌军总数却已经增加到了六个师。由于双方相对实力相差太远，而且我军也已受到巨大牺牲，所以想一口气直扑依雄瓶颈，对我军而言实在是一种过度要求。

第11集团军的原定计划是准备在这时就把援兵(山地军和生命师)投入。可是这个计划却已为敌军破坏。很明显，他们已经预测到我们有迅速征服克里木的意图，所以就在亚速海与第聂泊河之间的正面上增加了新的生力军。

9月26日，敌人用两个新集团军，第18和第9集团军，一共包括十二个新到和最近已经休整过的师，向本集团军的东正面上发动攻击。在第一波攻击中，他们对我们的第30军方面并未获得任何成功，虽然这里的情况也已经变得非常紧张。但是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地域，敌人却击溃了其第4山地旅，并在正面上撕开了一个十英里宽的缺口。这个旅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炮兵，似乎是已经到了筋疲力竭的程度。其他两个罗马尼亚山地旅也遭到严重损失。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余地，只好命令已向彼烈科普调动的山地军向后转来稳定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同时第11集团军也被夺去了惟一可用的快速部队――党卫军“生命”师，我们奉统帅部的命令把该师控制不用，并且不久即将其移交第一装甲集群，以便参加向罗斯托夫的进攻。所以我们也无法再用该师来扩张在这个地峡的成功，它已经奉命调回东正面上。

为了能够接近两方正面起见，本集团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门于9月21日已经在罗格斯克大草原的阿斯卡尼亚?诺瓦设立了一个战术指挥所，那本是德国人的故居。

那是一个典型的农庄，现在却变成了集体农场。所有建筑物都已残破不堪，俄国人撤退时把一切农具都毁了，并且把石油倒在堆积如山的小麦上，纵火焚烧。这样烧了几星期之久，我们也无法将其扑灭。

由于前线情况日趋严重，所以9月29日，我们又率领少数幕僚移到比较接近危险地点的地域。在危机发生时，这总是一个便利措施，它至少可以预防下级部队的指挥所过早向后移动，从而对部队造成恶劣影响。在目前情况中，因为许多罗马尼亚的司令部人员都有过早移动的趋势，所以尤其适用。

同一天，山地军和党卫军师向敌军南侧面发动了突击，在那里他们虽然突破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但却并未能对其初步成功作适当扩张。当这里的情况稳定之后，在第30军的北面侧翼又正酝酿着一个新危机，因为有一个罗马尼亚骑兵旅已经溃退了。我只好亲自去作强力干涉，阻止它仓惶逃走。然后再把党卫军师调过来阻止敌人突破。

在我们东面的情况虽然已经变得如此紧张，但同时也制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想挫折我们对克里木的意图，敌人一再发动攻击，把他们的全部兵力都牵制在正面上，没有预备队来保护第聂泊河在扎波罗日和第聂泊彼得罗夫斯克的渡口，于是克莱斯特上将的第1装甲集群就可以从那里突破其北侧面。在几天以前，我就要求南方集团军群总部命令该集群参加作战，现在于10月1日已经颁发了命令――当第11集团军用力牵制攻击中的敌人时，装甲集群就从北方不断施加压力。现在敌人开始退让，10月1日，第30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也开始转入进攻。以后几天，在与第1装甲集群合作下，我们在波尔?托克马克-马利诺波尔-彼得扬斯克地区包围和歼灭了大量敌军。德军一共俘虏了65000人，坦克125辆和火炮500门以上。

征服克里木

在亚速海会战之后，德军南翼的战斗序列也开始改编，最高统帅部现在似乎已经认识到任何一个集团军都无法同时向两个方面作战。所以现在向罗斯托夫的前进交给第一装甲集群负责，第11集团军奉令把第49山地军和党卫军“生命”师移交给它。

第11集团军现在就使用剩下来的两个军，专门担负征服克里木的任务。其中第30军下辖第22，第72和第170三个步兵师；第54军下辖第46，第73和第53三个步兵师。后者有三分之一的兵力仍留在敖德萨城外。

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现在又交还给安东尼斯库元帅指挥，仅担负黑海和亚速海的海岸防御。不过在我与他直接谈判之后，他同意把一个罗马尼亚山地军拨交给我指挥，下辖一个骑兵旅和一个山地旅，随同一路进入克里木担负掩护东部海岸线的任务。

现在第11集团军的任务已经单一化了，就是征服克里木。不过最高统帅部却变得十分不耐烦，希望有一个集团军尽最快速度越过刻赤海峡趋向库班半岛。

从这种要求上，可以看出希特勒对敌人的实力估计太低。第11集团军感到必须指出这种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先完全肃清克里木。敌人毫无疑问的会为这个半岛苦战到底，甚至于宁可放弃敖德萨，而不放弃塞瓦斯托波尔。

实际上只要俄军在克里木还有一个立足点，那么把第11集团军的一部分(现在一共只有两个军)通过刻赤送往库班的问题也就根本不应考虑。于是我们乘此机会要求再增加一个军(三个师)，可能主要是由于要满足希特勒的上述要求，几星期之内，我们又获得第42军，包括第132和第24两个步兵师。以后由于俄军在克里木作困兽之斗，所以这些增援证明是绝不可少的。

争夺依雄地岬

不过眼前的问题还是继续打开克里木的门户，并通过依雄地区。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另一次进攻作战而已。不过这十天的苦战却不只是一种正常的攻势行动，而是一个光辉的例证，足以表现德国军人的进取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

我们几乎缺乏一切优势，那通常被认为是在攻击要塞阵地时的必要先决条件。

享有数量优势的是苏联守军，而不是德国攻击军。第11集团军一共只有六个师，面对着八个苏联的步兵师和四个骑兵师。从10月16日俄军撤出了敖德萨――直到此时它一直是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累攻不克的目标――并把守军从海上送往克里木增援。虽然德国空军宣称已经炸沉了32000吨船只，可是从敖德萨撤出船团的大部分，仍然还是能够在塞瓦斯托波尔或半岛西岸的各港口登陆，当我们攻势开始不久，这个苏联集团军的第一个师已经在战场上出现了。

德军炮兵毫无疑问是比敌军优秀，对攻击中的步兵能够提供有效支援。但是敌方装有钢甲的海岸防御炮却可以从克里木西北岸和“懒海”南岸参加作战，而德国的火炮最初却无法击毁它们。此外俄军有充足的装甲部队可以供反攻之用，而第11集团军却一辆坦克都没有。

尤其是高级指挥官也没有任何机会能够用战术活动来减轻部队的沉重担负。在那种情况中，对敌人根本就没有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只要坐在构筑良好的野战工事中等候德军攻击。正如在彼烈科普的情形一样，一面是海，一面是“懒海”，对敌人不特无侧击可能，甚至连纵射都不可能。相反，必须沿三条狭窄的路线(中间为湖沼所分隔)作纯粹的正面攻击。

由于受到这两条地带宽度的限制，我们最初只能使用第54军的三个师(73，46，和22)。第30军必须等到向南进展，有了较大空间之后才能加以运用。

这个地岬中的盐质草原，平坦得象平底锅一样，上面毫无植物供攻击者作掩护。上面的天空也在苏联空军控制中，他们的战斗机与战斗轰炸机对任何可以找得到的目标都不断加以俯冲攻击。不仅前线步兵和野战炮兵必须挖掘工事，甚至连在战斗地区后方的某一车辆和马匹都得挖掘工事来应付敌机攻击。情形坏到如此程度，高射炮都不敢发射，否则就有被立即炸毁的可能。直到最后阶段，在莫德尔斯(为第二次大战中德国的著名空战英雄)和他的战斗机群来协助陆军作战，空中的敌人才算是肃清了――甚至于也只限于白天。在夜里连莫德尔斯也爱莫能助。

在这种战斗条件下，而且又面对着一个寸土必争的敌人，所以对攻击部队的要求势必高到不正常的程度，损失也非常可观。在整个阶段中，我经常在路上跑，以便亲自看看战事的进行和对苦战中的部队能否提供帮助。

对战斗力的退减情形使我都感到惊慌。担负这个艰难任务的各师在彼烈科普和亚速的战斗中都早已作出惨重牺牲，所以他们能否攻占这些狭窄的走廊，以及在突破之后面对实力日益增加的敌人，是否还有余力能赢得整个克里木，似乎都使人感到大有疑问。

到了10月25日，部队似乎已成强弩之末。有一个素质特优的师，其师长早已两次报告他所指挥的各团已经筋疲力尽了。在这种战斗中，迟早会达到这样一点，战斗的胜负好像摆在剃刀边缘一样。这时就要看攻击者是否有足够坚强的意志，能把物质的忍耐力发展到最高极限，这样才能克服防御者的抵抗。

因为有这样的危险――可能一切的牺牲结果都是白费，所以是否应要求作最后的最大努力，这也是指挥官最难决定的。不过若非部队深具信心，并决心不放弃战斗，那么即使指挥者的意志也毫无用处。

结果，部队的不屈精神终于还是克服了敌人死守的决心。又经过了一天苦战，10月27日终于获得了最后成功。10月28日，这是十天苦战的结束，俄军的防御完全崩溃。第11集团军可以开始追击了。

追击

这次追击又是一个光荣的例子，足以证明各级指挥官的果敢主动以及战斗部队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些部队不仅受到了惨重损失，而且也已精疲力尽，但是却不顾一切向克里木的南部海岸狂奔，这不免令人想起1796年拿破仑的集团军在意大利境内的情形。

到11月16日，这个猛烈的追击已成过去，除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地区以外，全部克里木都已经落入我们手中。第11集团军的六个师已经击溃了敌方两个集团军(共计十二个步兵师和四个骑兵师)的极大部分。敌军最初实力约为二十万人，在战斗和追击中，一共有十万人以上变成了德军的俘虏，此外我们还俘获了火炮700门和坦克160辆。那些逃入塞瓦斯托波尔或越过刻赤海峡的俄军都只是些残部，而且也无任何重武器。事实上那些逃入要塞的人员之所以能立即并组成适当部队的主因，是由于敌人拥有制海权，能够用最快速度把补充和装备运来。

当第11集团军的行政部门移到了扎姆菲罗波尔之后――那是克里木境内的一个俄罗斯化大城，我们的战术指挥所就移驻扎拉布斯，那是该城北面一个相当大的村庄。我和参谋长住在一个小农庄中，每人有一间小房。我自己所用的家具也是最简单的，当然我们可以从扎姆菲罗波尔去并找一些用具，不过因为一般部队都很苦，所以我们司令部中的人员自认为不应讲求舒服享受。

除了中间曾经短期移驻刻赤前线和塞瓦斯托波尔前线以外，我们几乎一直都留在这里，直到1942年8月为止。在过惯了游牧生活以后，这种定居生活对我们是一个完全改变，但这种生活却并不一定受欢迎。当一支部队的司令部静止不动后，其必然结果就是会纸上谈兵。

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问题，这是我常常感到非常关心的。指挥一个集团军的人，同时也是它的最高裁决者，所以最困难的任务就是要他批准死刑宣判。一方面维持纪律是他的本职，而为了部队本身的利益，对违法犯纪的人员也有严刑峻罚的必要。可是另一方面，大笔一挥即断送一条生命，这的确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当然在战争中每天都可以使一万人丧命，每个军人都应该准备战死沙场。可是在战场上光荣殉国与被自己的长官执行枪决，其间却大有区别。

当然的，当一个军人作出某种卑劣行径，使整个陆军的荣誉都为之蒙羞，或是使其同胞丧失生命，这是罪有应得，难逃一死。但是也有许多情形，并非完全由于本性不良，而是因为某种人性过失所造成的，那却未免情有可原。尽管如此，军法审判还是必须依照法律宣判死刑。

每逢要批准死刑判决书时，我总要亲自把所有档案都仔细研究一番，然后再作决定。当开战之日，我的军中有两个士兵奸杀了一个老妇，被判处死刑，这当然罪无可恕。可是下述情况却完全不同。有一个曾在波兰战役获得过铁十字勋章的人，在负伤出院之后被分发到一个陌生单位去服务。他到达的第一天，他的机枪班中的全体同僚都战死了，他神经错乱于是开始逃走。依照法律他应该判处死刑，但是情节却有可原谅之处。因为我并不能立即取消军法审判的判决，所以我在这种情形中采取的办法就是与这个人的团长磋商，征得他同意后，把死刑延缓四个星期再加以执行。如果这个人在四个星期之内能够将功折罪，我就取消这个宣判。如果四个星期过去了，那就还是要照样执行。在所有那些获得缓刑的人员中，只有一个逃到敌方去了，其他人不是立有战功以来赎罪，就是克尽军人本职，光荣战死在沙场上。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第一次突击

现在第11集团军的任务就是攻克克里木的最后据点塞瓦斯托波尔。这个任务愈能提早完成，则敌人用来组织防御的时间也愈少，而成功的机会也就愈大。而且更能减少敌人从海上增援的机会。

依照我们的计算，必要的部队运动和弹药储积到11月27日或28日即可全部完成，所以我们也就定这一天为攻势发动日期。

可是这时俄国的冬天却赶上了我们。它用两种不同形式表现，所以影响就更为激烈。在克里木境内是雨季来临，不久使一切没有铺设路面的道路都无法使用。另一方面在北面的大陆上早已为严冬所苦，在第聂泊河以南一共只有五个可用的火车头，却已经弄坏了四个。结果第11集团军每天所能获得的补给减到只有一辆列车而已。第聂泊河上虽已冻冰，但仍不能通车，而又没有不受冰冻影响的桥梁。

所以攻击准备一再拖延下去。11月27日的死线早已过去，迟到12月17日，才开始作初步轰击。最后经过三个星期的延迟――以后证明这是至为紧要的――第30和第54两个军才能分别向南北两地区发动攻击。但在此以前，第11集团军已经要面临一个困难的决定。10月17日，在罗斯托夫附近战况逆转，使集团军群总部命令我们把第73和第170两个步兵师送往增援。尽管我们提出了一切警告，说这样将使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变为不可能，结果我们还是只被允许保留第170师，它正沿海岸运动以加入第30军，似乎也不可能准时赶到罗斯托夫。所以这个让步并不能改变事实，由于第73师的调动，使我们在北区的攻击中缺乏必要的预备队，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必须要再下决心，看是否应该进攻。结果我们还是决定冒险一试。

在这里不可能对攻击过程作详细叙述。第一个任务，就是用从东面的突然袭击，驱逐敌军离开他们在卡扎与别尔别克之间的前进地区，同时也要攻占其在别尔别克谷地和南部高地上的据点。接着就应通过别尔别克以南的要塞前斜坡进攻，直到斯维尔那亚湾为止。这个战斗成败的主要责任就落在英勇的第22步兵师和它的杰出指挥官沃尔夫中将的身上。该师肃清了在卡扎与别尔别克之间的前进地区，与第132步兵师一同攻占了别尔别克河谷以南的高地，并冲入南面的要塞地区本部。但是这个攻击矛头却益趋狭窄，因为奉命从东面向斯维尔那亚湾进攻的第50和第24步兵师，在困难的山地中(几乎到处都是无法通过的丛林)并未能获得任何真正的进展。敌入拼命死守，所以激烈的碉堡争夺战正不断消耗我军的实力，而严寒的天气也使他们的体力感到吃不消。虽然如此，在12月底的最后几天――战斗在圣诞节那天都没有停止――矛头尖端已经接近斯大林堡，这个要塞若是攻克，至少可以使我们的炮兵可以控制斯维尔那亚湾。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生力军。向海湾的进攻是注定可以成功的。但自从第73师调走之后，这也正是我们最感缺乏的。

正当此时，俄军却已经先后在刻赤和菲奥多西亚登陆。这个威胁是致命的，因为整个集团军的兵力，除了一个德国师和两个罗马尼亚旅以外，都已全部集中在塞瓦斯托波尔周围！

非常明显，我们应用最快速度从塞瓦斯托波尔地区抽调兵力投掷在感受威胁的地点。若是略有延迟，即可造成送命的错误。但此时似乎只要再进一步即足以获得斯维尔那亚湾的控制权，是否应该放弃这个良好机会呢?

此外，如果在北面地区获得胜利，再撤回正在交战中的兵力也就比较容易。所以第11集团军决定再冒一次险，暂缓撤退部队。最初只有第30军奉令停止攻击，与第170师奉派前往刻赤半岛。同时，在获得第54军军长和其所属各位师长的同意，决定在北区再作一次最后努力以达到斯维尔那亚湾为目标。

这一次部队还是竭尽全力。第22师的前卫第16步兵团，在肖尔蒂茨上校指挥下实际已经透入斯大林堡外围。到此时，所有精力都已用尽。12月20日，攻击师的师长们都报告说，任何进一步的攻击企图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了。在用电话向集团军群总部提出紧急要求并说服希特勒也承认行动是必要的，于是第11集团军司令部下令停止攻击。尤其是它勉强下命令把北方正面撤退到别尔别克河谷的北面高地上。但若不如此，则必要的兵力就不能抽出――而且事实上这个狭窄的矛头部分也决难久留。希特勒否决了这个决定――但事实上却不能阻止它――因为这与他严禁任何自动撤退的命令是完全冲突的，但他却不知道主将对于已作这样多牺牲的部队是负有责任的。

就这样，攻击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第一次企图终于失败了。

斯大林攻势

俄军在刻赤半岛上的登陆，恰好是第11集团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北方正面的战斗进入最紧急阶段时，不久就发现这不仅仅是敌人的牵制行动而已。苏联的无线电广播宣称这是一个全面攻势，以收复克里木为目的，由斯大林个人计划和指挥，它威胁要把第11集团军从地图上抹去。不久从敌方所用兵力看来就可以认识到这种威胁并非空言。从其兵力消耗的猛烈程度就可以闻到他们后面的斯大林的兽性。

12月26日，在渡过刻赤海峡之后，敌人即开始在该城两侧用两个师的兵力登陆。接着在半岛北岸也作了较小型的登陆。第42军仅靠第46步兵师一个师的兵力防御该半岛，其地位当然岌岌可危，于是该军军长施波内克将军要求撤出半岛，希望能在帕尔帕克将其封锁住。第11集团军不同意他的意见，因为如果敌人能够在刻赤建立一个稳定的立足点，结果就是在克里木开辟了一个第二战场，那么当塞瓦斯托波尔仍未攻克之前，对整个集团军而言就会是一种极端危险的情况。所以我们命令第42军，应乘敌人登陆尚未恢复平衡之际，就立即向他们发动打击，将他们赶下海去。同时，为了使整个第46师可以自由担负这个任务，我们又派罗马尼亚第4和第8两个山地旅――前者在扎姆菲罗波尔附近，后者在防守克里木东海岸――到菲奥多西亚去，以防敌军可能在这个要点登陆。同时又命令留在克里木境内的第73师的惟一的一个团――即第213加强步兵团――从格尼齐克前往菲奥多西亚。

到了12月28日，第46步兵师实际上已经肃清了刻赤南北两方的敌人滩头阵地，只有在北岸仍有少许敌军在苦战之中。尽管如此，施波内克伯爵又再度要求撤出刻赤半岛。这当然受到我们的严厉禁止，因为我们仍然深信若放弃刻赤半岛将会造成一种使这个集团军用现有的兵力无法应付的情况。

此时，12月28日，第54军已经开始出发对塞瓦斯托波尔展开最后一次攻击。

可是敌人在此时也正在要作一次新的打击。12月29日清晨，我们听说他们已经在强大海军兵力掩护下在菲奥多西亚作了一次夜间登陆。我方在那里的微弱兵力(一个工兵营，一些反坦克部队和海岸炮兵)未能阻止这次登陆――罗马尼亚部队直到次晨才到达。我们与位于半岛中部的第42军军部之间的电话连络中断了，但是在上午10时，我们接获无线电得知施波内克伯爵因为看到敌军已在菲奥多西亚登陆，已命令该军立即撤出半岛。虽然我们立即发出一个制止命令，可是第42军的电台却始终没有收到这个命令。当然我们也充分了解该军的焦躁心理，害怕在菲奥多西亚的敌人会切断他们的退路，不过我们仍不认为在这种情况中非立即撤退不可。

在制止撤出刻赤半岛同时，第11集团军又命令罗马尼亚山地军利用上述那两个旅，再加上一个正在运动中的罗马尼亚摩托化团，把已在菲奥多西亚登陆的敌军全部赶下海去。虽然我们对这些罗马尼亚部队的攻击能力不存幻想，但是敌人目前在菲奥多西亚的兵力还非常有限，如果真正具有攻击决心，似乎可以抓住他正处在不利的地位上来加以歼灭。我们觉得在最坏的场合，罗马尼亚部队也应能把敌军控制在狭窄的滩头地区以等待德军到达。

刻赤半岛上的情况发展

不过即使是这个希望终于还是落空了。罗马尼亚山地军不特不曾向菲奥多西亚作彻底攻击，实际上却让少数几辆苏联坦克将他们一直逐退到斯塔里克里姆以东。

在一连串强行军之下，第46步兵师终于到了别尔别克狭窄颈部。不过在强行军途中，他们却把其大部分火炮都丢弃在冰盖的道路上，而且当部队到达时也已经完全筋疲力尽了。从刻赤北面保留的小型滩头阵地中，敌人能够立即开始追击，由于海峡上已结冰，所以其增援可以迅速达到。如果苏联指挥官知道充分发挥其优势，对第四十六师和罗马尼亚部队都拼命穷追，那么整个第11集团军的命运就会危在旦夕。可是很侥幸，他们并不知道把握这个良好时机。或者是他不曾认识到这个好机会，不然就是不敢冒险。

所以，在第46师、第213步兵团(刚刚赶到)和罗马尼亚部队同心协力之下，终于建立了一道防线――虽然极为单薄――夹在亚拉山地与“懒海”之间。为了增强罗马尼亚部队和确保其重兵器起见，所有一切能抽调的德军官兵，包括第11集团军司令部的人员都奉命配属在罗马尼亚部队之内。

到1月15日，第30军和第42军已经准备就绪，要在菲奥多西亚前线发动反击。决定冒险进攻是很困难的，因为一共可用的兵力只有三个半已经减弱的德国师和一个罗马尼亚山地旅，而面对着的敌人，此时兵力却已经增加到八个师加一个旅。此外，敌人还有少数坦克可供使用，而我们却什么都没有。空军支援也只是聊甚于无。因为恶劣天气阻止它们在最后几天向菲奥多西亚作任何出击，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冒险一试。

感谢部队的英勇用命，攻击成功了，到1月18日，菲奥多西亚又落入我们手中。除了死亡6700人以外，敌人还损失了俘虏一万名，火炮177门和坦克85辆。现在才发现空军在菲奥多西亚港口还是完成了良好的任务，尽管飞行条件恶劣，但仍能击沉一些运输船只。

我们在菲奥多西亚的成功自然使我们考虑到应立即扩张战果，把俄军完全逐出刻赤半岛。虽然这是非常合理的，可是经过了详细考虑之后，第11集团军认为用现有资源无法达到这个目标，尤其是原已允许给我们的一个坦克营和两个轰炸机大队――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现在又被集团军群总部收回了。

所以第11集团军决心放弃任何迅速扩张胜利的机会，而只想把敌人逐回到别尔别克瓶颈，那是在黑海和亚速海之间，对刻赤半岛可以产生封锁作用。这个决定并没有任何懦怯的意味，因为我们认识到部队已经竭尽了全力，现在再作过度要求，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挫折。

斯大林攻势(续)

虽然菲奥多西亚的收复和刻赤半岛的封锁，已经暂时打消了一个致命危险，但我们都并不因此而产生虚假的安全感。尤其在那个特殊时候，敌人在东线正在到处想弥补他们在前一个夏季的失败，并且恢复主动权。他们为什么在克里木会有所例外呢?在这里，因为他享有制海权，所以更有良好的成功希望。这里的成功对整个东战场都具有决定性影响――政治方面，可以影响土耳其的态度，而在经济方面，又可以恢复一个攻击罗马尼亚油田的空中基地，此外还有一点也应该考虑到，因为苏联的宣传已经把对克里木的攻势与斯大林个人发生了密切联系，所以更是骑虎难下，不好收场。

的确如此，我们不久就发现敌人正向刻赤增援。因为他们占有封冻的海峡，所以可以抵补菲奥多西亚港口的损失。空中照像不断显示出敌军已经在黑海港口和高加索北部地区的机场集中兵力，而早在1月29日，情报研判估计在帕尔帕克一线的敌军，一共有九个师，两个步兵旅群和两个独立坦克旅以上。

塞瓦斯托波尔方面也开始活跃起来，尤其是以炮兵为然。

经过几个星期的外弛内张之后，敌人终于在2月27日发动了大攻势。

在帕尔帕克与塞瓦斯托波尔两线，激烈战斗一直不停，直到3月3日为止。接着双方都因为疲惫而暂时停息一下。在帕尔帕克方面，我们利用沼泽地带阻止了敌军在其北区的突破，不过战线现在虽然连续不断，但在其北段却已经向西后退了很远。

3月13日，敌人又开始发动了另一次巨型攻击，所用兵力多到八个步兵师和两个独立装甲旅。虽然我们在头三天就击毁了坦克136辆，但却已经发生了好几次危机。下述事实足以证明战况的激烈：第46师各团，这一次是首当其冲，在三天之内，他们分别击退了10次到22次攻击。

3月18日，第42军报告它已经不再能抵挡任何主要的攻击了。因为新组成的第22装甲师，此时恰好赶到前线，这是陆军总部刚刚拨给第11集团军的，于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中，我们决定用它来发动一次反击，我们的目标为夺回原先设在帕尔帕克地岬真正颈部的主阵线，并切断在北面突出地区的两三个师的敌军。

我带了少数僚属，把指挥所设在感受威胁地区的紧接后方，以便监督第42军对这个反击的准备工作。

攻击于3月20日开始，两侧由第46师和第170师担负支援，但结果却失败了。这个新编的装甲师在晨雾中冲入一个俄军的集结地区。很明显我们已经犯了一个错误，对这个新编单位没有经过训练，就把它投入了主要会战之中。尽管只用来对付一个相当有限的目标，这次攻击还是失败了。但这同一支部队经过战时条件的训练之后，几个星期后就能够达到理想的标准了。不过在那样的环境中，我们除了冒险把它投入战斗还有什么办法呢?至少它也足以使敌人大吃一惊，并阻止他们在这个紧要关头准备发动的另一次大攻击。等这次攻击在3月26日实现时却又被第42军所击退。这一次敌军只用了四个师的兵力，原因或者是因为其他部队都已经疲惫不堪，或者是因为第一次看到我们已经有了坦克，所以宁愿限制目标。

此时，当第22装甲师抽出战线去休息和整备时，第28轻装甲师的前卫却又已经到达战线后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放心去对付敌方的任何新攻击了。(注：这个新的轻装甲师与过去不同，它不再是装甲师和摩托化师的折中体，而是一种在组织与装备上比较接近山地师的部队，以后改称“突击师”。)

这次攻击是敌人为了收复克里木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时间为4月9日，使用兵力为六到八个步兵师，支援坦克共160辆。到了4月11日就被击退了，敌人受到了惨重损失。到此时，敌人在这个战场上的攻击能力也就变成强弩之末了。

那些英勇的师，在亲眼看着这次防御战斗成功之后，虽然已经疲惫不堪，现在却已经可以松懈了，尽管仍然不能退出战线。

可是在另一方面，集团军司令部的情形却完全不同，经过整个冬季的空前考验之后，现在却马上要开始准备进行下一个任务――发动一个攻势把敌人完全逐出克里木。

刻赤半岛的收复

在最后的防御战之后，安东尼斯库元帅来到克里木，与我一同视察罗马尼亚部队和塞瓦斯托波尔前线。他的军人风度使他造成了一种优良印像，那些罗马尼亚的高级军官似乎非常怕他。我尤其感谢他允许再增拨两个师的兵力给我，因为除了早已到达的两师德军(第22装甲师和第28轻装甲师)以外，陆军总部对我们正在计划中的攻势，就再也不能增加任何的兵力了。

依照陆军总部的命令，克里木的攻势，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在内，预定要在最高统帅部所计划的东线总攻势之前发动，并作为后者的序曲。

第11集团军的第一目标当然是先毁灭在刻赤半岛的敌军。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不可能预测肃清塞瓦斯托波尔的作战将要花多久时间。不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刻赤方面的敌人比较容易获得增援，将继续构成对第11集团军的严重威胁。在这一方面的敌人，应使其没有时间来恢复其攻击失败后的损失。塞瓦斯托波尔将暂时搁起，直到在刻赤半岛中的俄军全部被肃清为止。

不过从双方在克里木境内的实力对比上来判断，对这两大艰巨任务似乎并无可以乐观的理由。敌人在克里木一共有三个集团军，最近还成立了一个克里木方面军总司令部以统一指挥。该总部的位置可能在刻赤。

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仍继续由其“滨海集团军”负责防御。在二月间所证实的兵力为七个步兵师，一个步兵旅，两个海军旅和一个徒步骑兵师。在我们的刻赤攻势中，我们留下来监视这些兵力的部队在该要塞北面和东面只有第54军和新到的罗马尼亚第十九师。后者调换了德军第50师，以便可以转用在刻赤方面。留在塞瓦斯托波尔南面的兵力只有第72步兵师。

罗马尼亚山地军，只指挥一个第4山地旅，负责防御整个克里木南岸，以防海上的突然袭击。所以第11集团军已经把其他方面的兵力抽调一空，以便可以用最大兵力来发动对刻赤的攻势。

在刻赤的正面，敌人还有第44和第51两个集团军。在1942年4月底，他们一共有十七个步兵师，三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两个骑兵师和四个独立装甲旅――一共有二十六个单位。

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我们使用的兵力只有五个德国步兵师(包括从塞瓦斯托波尔调来的第50师在内)和第22装甲师。此外还可以加上新到达的罗马尼亚第7军，下辖其第19师，第8骑兵旅和第10师――后者将从西岸调来。罗马尼亚军队在攻击任务中的用处极为有限。在这个代号为“鸨”的作战中，双方兵力在数量上的对比比以前各次攻势要更为悬殊。

同时更应记住，这个通过帕尔帕克地岬的攻击，在最初阶段必须是纯正面性的，因为两侧都是海水，根本就无迂回可能。此外敌人的防御部署又有相当的纵深。在这种环境中，面对至少为二对一的优势敌军，我们如何达到毁灭其两个集团军的目标呢?

有一件事至为明显：对这两个集团军正面压迫，甚至是一个单独的突破，都不能使我们达到任何目标。即使丧失其在帕尔帕克的阵地，敌人还是可以在任何地方重构正面，而我方的作战也必然会发生顿挫。愈往东走，则刻赤半岛的正面也就愈宽，于是敌人的数量优势就愈能表现出来。对于在帕尔帕克宽度仅达11英里的地岬，我们六个师的德国部队可以都用在攻击中，而俄军却不能把所有兵力都用上去。但是当我们向东进展之后，正面扩宽到25英里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所以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突破敌军的帕尔帕克正面和深入敌后，并且还要在第一次突破过程中，同时击毁其主力，或至少是其实质部分。

在这方面，敌人自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在南部地区，即夹在黑海与科伊阿森之间，敌人还留在其原有的帕尔帕克防线上，并据守着极坚强的阵地。反之，在其北部地区，敌方的战线却凸出成为一个宽广的弧线，向西直到基特为止，自从他们击溃罗马尼亚第18师之后，一直停在那里没动。

敌人的指挥官似乎是判断我们将会尝试切断这个突出部，所以他们对兵力的分布也就以此为根据。依我们的情报，敌军把其兵力的三分之二(包括第一线和预备队都在内)都集中在北面地区和后方。反之在南面，第一线只有三个师，另加预备队两三个师而已。很可能因为以前第22装甲师的攻击目标是企图切断在科伊阿森以西地区的敌军防线，所以才使俄军作了这样的部署。

当第11集团军拟定其“鸨”作战的突击计划时，作为基础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意图是并不立即向西突出的地区作决定性突击，而首先沿着黑海海岸向南部地区透入。也就是打击在敌人所最意料不到的地方。

这个任务由第30军担负，它现在指挥着第28轻装甲师，第132步兵师、第50步兵师和第22装甲师。虽然第170步兵师在最初阶段为了欺骗敌人仍然留在中部地区，但以后还是要跟着向南进攻。

这个计划是30军应用多到三个师的兵力突破帕尔帕克阵地，并向东方肃清反坦克壕，以帮助第22装甲师越过这些障碍。等到第22装甲师越过之后，全军就向北旋转，冲入集中在北区的敌军侧面和后方。接着在与第42军及罗马尼亚第7军合作之下围歼在半岛北岸的敌军。保护第30军的东侧面以对抗敌军从刻赤方面所作的攻击，这个责任交给一支机动部队担负，它叫格罗迪克旅群，是由德国和罗马尼亚的摩托化单位混合组成。它的任务就是应迅速向刻赤前进，以攻为守，同时可以阻止敌军后方的部队溜走。

为了方便这种困难的突破工作，第11集团军也准备作一次敌后登陆，这可能是过去没有先例的。有一个营的兵力乘突击艇从菲奥多西亚出发，在拂晓时投掷在帕尔帕克阵地后方。

这个军所作的决定性攻击不仅有强大炮兵的支援，而且还加上整个第8航空军。

第8航空军，同时包括强大的防空部队，从其组织来看，要算是支援陆军行动的最强大和最适宜的空军部队。指挥官里希特霍芬伯爵也的确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杰出的空军将领之一。他对他所指挥的部队常作极严格的要求，但他自己总是亲自监督他们所应作的重要攻击。此外，在前线上也经常可以遇见他，因为他总是去访问最前线部队，以衡量对地面作战给与空中支援的可能。我们之间一向都处得很好，起先在第11集团军方面，以后又在南方集团军群总部。我永远记得里希特霍芬和他的航空军的成就，并深表敬佩和感谢。

在帕尔帕克正面上的其余部分，第42军和罗马尼亚第7军奉命实行佯攻以牵制敌军。一旦在南面的突破完成，他们也就应加入主力攻击。

这个作战的成功要靠两件事。第一就是我们应有能力使敌人始终相信我们的决定性攻击会来自北方，直到他发觉时就太迟了，已经无法脱离陷阱和把预备队投入南面地区。

第二为第30军――尤其是第22装甲师――向北进攻的速度。

第一个要求利用广泛的欺敌手段，终于达到了。除了无线电欺骗以外，我们在中部和北部地区也作了虚假的炮兵准备，并在同一地区把部队调来调去。显然这些手段完全成功了，因为敌方预备队的主力始终留在其北翼后方，等到想调动时已经来不及了。

当攻势正要开始之前，我们却失去了经验丰富的参谋长沃勒尔将军，在前一个冬天的困难日子中，他给与我无价的帮助，而在“鸨”作战的准备中，他也负责领导任务。当我们刚刚可以获得主动时，我们却要分手了，这使我们两个人都感到非常难过。不过沃勒尔已经升任中央集团军群的参谋长，所以我当然无法留他。

沃勒尔的后任为萨尔茨将军，他也是一个优秀的顾问和朋友。在1943年冬季战役最艰苦阶段以及我们在营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中，他对于我的帮助都是无价的。除了具有伟大的个人勇气以外，他也有钢铁一样的意志，并对战斗部队的饥寒和需要特别关心。当他担任一个军参谋长时，就早已在最困难的情况中赢得了武士级的铁十字勋章。以后，他在南方集团军群任军长时也表现出其伟大的能力。

× × ×

5月8日，第11集团军开始发动“鸨”作战。

第30军越过了反坦克障碍物，并进入了敌军的前进阵地，而水上的远征由于获得了突然袭击的效力，也使我军右翼沿海岸前进时得到了相当的助力。尽管如此，战况还是不轻松。在堑壕那一面所获得的地面还太狭窄，不足以供装甲师运用，而第42军的后续攻击也只获得了极困难的进展。虽然如此，我们却已经与十个师的敌军发生了接触，并击碎了其南翼，可是其预备队仍无从北翼调动的迹象。

直到5月9日，第22装甲师开始有使用的可能性，而且当他们转向北面之前，还得击退一次强大的坦克攻击。于是天下雨了并且整夜下不停，使5月10日上午，空军无法作密切支援，坦克也无法立即前进长驱直入。虽然下午天气晴朗了，但二十四小时的延迟对这种时间至上的作战实在是极大的损失。不过使人感到欣慰的却是在大雨降落之前，格罗迪克旅群早已向东作迅速挺进了。这个事实打消了敌人在后方建立正面的一切企图。很明显，这个向敌方交通地区深处所作的果敢挺进，是完全出乎敌人意料的。不幸这位英勇的指挥官格罗迪克上校在作战中受了重伤，不久就光荣殉国了。

从5月11日起，作战的进行就一直很顺利。第22装甲师一直达到北面海岸，一路切断了八个师的敌军。于是集团军部下令开始追击了。所有部队，包括罗马尼亚的在内，都倾全力来执行这个命令。5月16日，刻赤为第170师和第213团所攻陷。甚至直到此时，激烈的战斗仍要继续不停，因为在东海岸还有许多敌军残部需要加以肃清。

在攻势发动之前，我就巳把指挥所移到了前线的后面。现在我整日忙于视察各师部和前线部队。对军人而言，这种舍命穷追是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情。在道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车辆，坦克和火炮，到处可以碰着长列的俘虏。我与里希特霍芬将军在刻赤附近一个小山上会晤，看见的景色真有叹为观止之感。在我们下面，阳光照耀着刻赤海峡――这是梦想了许久的目标。在前面滩头上，挤满了俄军的各种车辆，敌方鱼雷快艇一再企图救出俄军人员，但每次都被我们的炮火逐回。为了不让我们的步兵再作任何进一步的牺牲，并迫使正在海岸上作困兽之斗的敌军提早投降，我们就集中炮兵的向这些最后的抵抗圈猛轰。

到5月18日，刻赤半岛的战斗已经结束。不过还有少数敌军在政委的疯狂压迫之下，在刻赤附近的岩洞中继续顽抗达数星期之久。依照报来的统计，我们一共俘获了战俘约十七万人，火炮1133门，坦克258辆。

五个德国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师，加上两个罗马尼亚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已经完全歼灭了两个苏联集团军的全部实力，共为二十六支部队。只有极少数的残余敌军越过刻赤海峡逃回塔曼半岛。这是一个真正的歼灭战，已经光荣的结束了!

征服塞瓦斯托波尔

第11集团军仍然面临着一个最艰巨的任务：征服塞瓦斯托波尔。

四月中我到希特勒的总部中去过一次，并将我们有关这个要塞攻击战的意图当面报告希特勒。自从1940年2月把有关西线攻势的意见当面向他陈述之后，这是我第二次谒见他。在这次会晤中，我获得的印象还是他不仅对一切的战斗详细情形都有非常良好的了解，而且对向他所作的作战性解释，也有彻底的欣赏能力。他很注意的听取我说的一切，并完全同意第11集团军对刻赤攻势和塞瓦斯托波尔突击战的一切计划，他毫未干涉我们的计划，而且也不像以后常见的那样，喋喋不休的引述许多生产数字。

不过在这次会晤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却未加以讨论：即就计划中的乌克兰总攻势而言，把第11集团军的全部兵力用来攻击这个坚强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是否正确合理。因为成功之期很难正确预测，尤其是刻赤半岛的胜利已经解除了克里木境内的威胁。这个问题显然是最高统帅部的事情，而不是我们自己司令部可以决定的。就我个人而言，不仅当时，直到现在我也还相信，第11集团军决定先攻下塞瓦斯托波尔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只想围困该要塞，我们就要把三四个师的德军加上罗马尼亚的部队――即相当于第11集团军的一半继续保留在克里木境内而不能加以抽调。

不过当塞瓦斯托波尔如期陷落之后，最高统帅却把第11集团军从东线南翼抽回，并用在列宁格勒方面或是用来填补战线上的空洞，这却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决定。当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之后，这个集团军应依照原定计划越过刻赤海峡，进入库班半岛，以拦截面对着A集团军群的敌军从顿河下游向高加索退却。如果时间因素不允许采取这样的行动，无论如何它也应保留在南翼后方充当总预备队。若能如此则斯大林格勒的悲剧就可能不会上演。

在刻赤作战之后，第11集团军立即开始重组，以便执行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

第42军负责确保刻赤半岛与克里木南岸的安全。为这个目标只留下一师德军，即第46步兵师，此外全是罗马尼亚第7军的部队，它包括第10和第19两个步兵师，第4山地师(即以前的第4山地旅，罗马尼亚当局虽然把所有的山地旅都改名为山地师，但事实上兵力却并未增到一个师的标准)和第8骑兵旅。其余所有兵力都调往塞瓦斯托波尔方向(注：第22装甲师已经交还给南方集团军群总部)。

毫无疑问现在攻击这个要塞要比去年12月还更困难，敌人又有了半年时间来加强其要塞工事，增强人力使编制足额，并从海上运来许多补给物资。

塞瓦斯托波尔的要塞强度，并不在于其现代化的要塞工事(虽然也有一部分是存在着)，而是地形特别险恶，上面布满了无数的小型防御工事。这些据点构成一个厚密的网，掩盖着从别尔别克河谷到黑海岸为止的整个地区。

在别尔别克河谷与斯维尔那亚湾之间的全部地区，尤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坚强地区。

北面防线沿着别尔别克河的南岸开始，不过在该河北岸，环绕着列别莫夫卡和它北面，敌人也有一个坚强据点。河谷本身和南岸都受到一个305毫米的炮台的纵射掩护，这个炮台叫作“高尔基一号”，有非常现代化的钢甲保护。河岸斜坡上面掩盖着厚密的工事网，有一英里宽纵深，其中一部分工事也是混凝土的。在这个地带后面有一连串坚强据点，彼此间有地下工事相连，我们部队给它们取了一些绰号：“斯大林”，“伏尔加” “西伯利亚”，“莫洛托夫”，“GPU”，“赤卡”等等。沿着斯维尔那亚湾北岸又有最后一道障碍线，也是由许多据点组成的防御区，包括“邓尼茨”，“顿河”，“列宁”等据点，巴尔特耶夫卡要塞化镇市，旧有的北炮台和海岸炮台等。在俯视海湾的岩山中，俄军也开钻了山洞来储存物资和弹药。

东面防线与北面防线衔接点是在别尔别克村以东一英里半远的地方，并受到险陡的卡米希里峡谷的保护。这个东线的北段通过瓦依拉山地的险峻戟岭，上面盖满了矮树丛林。在这些丛林中布满了无数小型据点――有些就藏在岩洞中――那是攻击者的炮兵轰不到的。东线北段以格塔尼南面和东南面的悬岩为终点。

虽然再往南去丛林逐渐稀少，但地形愈向海岸延伸则愈险恶，完全像一座岩山一样。

在从南海岸通到塞瓦斯托波尔的公路两侧，南部要塞地带前方，首先由一连串的圆拱形山岭所封锁，俄军把这些山顶都改变成强力的要塞。克里木战役的老兵们一定还能记着“锥形山”、“北鼻山”、“教堂山”、“废墟山”等地名。接着就是有坚强防御的卡玛里村，最后才是在巴拉克拉瓦湾东北面的巨岩。1941年秋天，第105步兵团奋勇攻占巴拉克拉瓦炮台时，敌人就是退守在这里不动。因为这些山岭彼此可以互相掩护侧面，所以要想透过这个由山顶和悬岩组成的防线，就尤其困难了。

在这第一道防区之后，在从塞瓦斯托波尔来的道路北方，又有费耶基尼高地，它一直向南延展到海岸为止，上面也布满了据点，例如“鹰巢”和卡迪科夫卡村等。所有这些据点又都是敌方最坚强要塞线的前卫，后者沿着萨曼高地来建筑。这是―连串东面为险坡的山地，从英克尔曼的悬岩为起点，控制着考尔拉亚河的河谷，直到格塔尼南面为止。于是转向西面封锁到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最后经过“风磨山”――海岸山脉的西部戟岭――与海岸连成一片。这个萨曼阵地，因为坡度险陡和可以互相侧射，所以使步兵极难攻击，站在山上的炮兵观察员，穷目力之所能及，可以看到整个要塞地区。在克里木战争中，西方国家在攻击塞瓦斯托波尔时就扼守着这道高地以对抗俄军的援兵。

攻击者即使到达这个控制地位，困难还是没有结束。沿海岸还有海岸炮台， 其中包括“高尔基二号”在内，它有装甲保护。环绕着塞瓦斯托波尔城本身，还有一道宽广的半椭圆形连续防线，从斯维尔那亚湾上的英克尔曼起，经过斯特里特斯卡亚湾回到海边，包括一道反坦克壕，一道有刺铁丝网和许多碉堡，还有在该城东南的英军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坟场也已被改建为一个坚强炮台。

最后，沿该城边缘还有一道要塞线，同时还有几条纵贯的防线，屏障着东面的哈尔森半岛。俄国人对野战工事的布置和伪装技巧闻名于世，现在更加上地利，使他们可以获得优良的侧射机会。此外地面的岩石性质也使其火炮获得了极好掩护，除非直接命中就无法将其击毁。又因为我们所应付的是俄国人，所以必须考虑到地雷阵的使用，不仅在防区前方，连内部也在内。

当考虑到如何攻击的问题时，第11集团军获得的结论还是与前一个冬季一样。我们决不能在中部地区作任何具有决定性的行动，因为我们的两张王牌，炮兵和空军的支援，在这个丛林地带中都不能充分发挥威力，而我们的损失将会十分巨大。所以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还是只有从北面，东北面和东区的南段进攻。

这一次――至少在开始时―――主攻还是位于北面，固然敌人的工事在北部是要远比南部更坚强，但地形较为平坦。尤其是炮兵和空军往北部要远比南部山地中更能发挥效力。

当然的在南面还是有发动攻击的必要。第一是有同时从几面进攻以分裂敌方防御的必要。第二，敌人在失去斯维尔那亚湾北面的要塞地区后，还可能继续死守该城本身和哈尔森滩头。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任务不仅只是攻克一个要塞，而且还要击毁一个数量与我们相等的集团军，尽管在装备方面居于劣势。(注：依照第11集团军获得的情报，当时在要塞地区的俄军战斗序列是：滨海集团军司令部，司令为彼得诺夫将军，下辖第2，第25，第95，第172，第345，第386，第388等步兵师，第40骑兵（徒步)师，和第7，第8，和第79三个陆战旅。那些过去被击溃的师现在的实力都已补充足额了。

在上次冬季攻击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尽量提早获得海港的控制权。但只要第11集团军能获得第八航空军支援，敌人就不再能自由从海上获得补给了。

以上所述就是第11集团军拟定作战计划时的基本考虑，代号就定为“鳄鱼”。

我们的意图是攻击北面防线和东面防线的南段，而在梅根西亚到维克-切根之间的中段地区，只以牵制敌军为目的。在北区的第一批目标为斯维尔那亚湾的北岸和格塔尼周围的高地；在南区则希望占领从南海岸和巴拉克拉瓦到塞瓦斯托波尔之间的公路两侧的萨曼阵地中的控制性高地。

北面的攻击由第54军负责，下辖第22，第24，第50和第132四个步兵师，师长分别为沃尔夫、蒂陶伯爵、施密特和林德曼，加上一个加强第213步兵团。该军所奉命令是应把兵力绝对集中在主攻方向上，正对斯维尔那亚湾东部以北的高地进攻。所有要塞地区中被绕过的部分都应将其钉住，以便以后尽量从后方来攻克。该军左翼奉命进占格塔尼高地和其东南方的地面，以便为罗马尼亚山地军尔后向南面的进展开路。

在南面的攻击由第30军指挥，包括着第72，第170两个步兵师，和第28轻装甲师。师长分别为穆勒-吉布哈尔德、桑德尔和辛胡伯。第一任务就是趋向萨曼高地前进，获得起线和炮兵观察所。要达到目标，必须首先攻占以“北鼻山”，“教堂山”，“废墟山”，卡玛里和“高岩”(在卡玛里以南)等据点基础的敌方前进防御地带，并消灭南方巴拉克拉瓦以东岩质高地中的侧面火力。为解决这个问题，第72步兵师应沿着到塞瓦斯托波尔的公路两侧前进；而第28轻装甲师――依照其特殊编制――应攻占巴拉克拉瓦湾以东山脉的最北面诸顶点。第170师暂时保留作为预备队。因为这个地区的地形特别险恶，所以只有用非常小心准备的局部攻击，才能解决这里所说的任务。

夹在这两大突击集群之间，罗马尼亚山地军的最初任务就只是钉住在其正面上的敌军。罗马尼亚第18师应执行一个局部攻击和炮兵轰击来保护第54军的左翼，使其免受敌军从南面发动的侧击。更向南面，罗马尼亚第1山地师应该攻占“锥形山”山顶以支援第30军的北翼。

在作炮兵准备时，第11集团军不用我们对方所惯用的猛烈弹幕射击。因为地形的特殊和敌军工事数量的无限多，这种办法是既不可能有任何决定性效力，而我们也没有那样多的弹药来消耗。反之，在步兵突击开始前五天即已作准备，最先是空中攻击和炮兵的全面轰击，以敌军的补给线和已知的预备队集中点为目标。在以后五天中。我方的炮兵就不断以精确的观察火力，击毁敌方的炮位和软化敌方最前进防御地区中的阵地。在这个阶段，第八航空军则继续攻击城市港口，补给站和飞机场。

现在对我们的炮兵实力有略加说明之必要。

第11集团军自然已经要求凡是可以到手的炮兵都参加攻击，而陆军总部也供给最重型的火炮。第54军的军炮兵指挥官为萨克托特将军，他一共指挥56个重型和中型炮兵连，41个轻型炮兵连和18个迫击炮兵连，另外加上两个突击炮兵营。总数为121个炮兵连，另有两个观察营来供支援之用。

重攻城炮兵有口径达190毫米的加农炮，以及榴弹炮和重榴弹炮，口径分别为305毫米，350毫米，420毫米不等。此外还有两门特制的600毫米加农炮和著名的800毫米大多拉炮。这个巨怪的原有设计是为了轰击马奇诺防线的最坚强部分，但却未能如期完成赶上西线作战。从技术成就而言，它要算是个奇迹。其炮管长达九十英尺，炮车高度与两层楼房相当。要六十辆列车才能使它进入射击阵地，那是在特设铁路轨道上，经常要用两个高射炮群去保护它。毫无疑问这样大的巨炮，其真正的效力是与所花的制造努力和成本不成比例。尽管如此，它的一颗炮弹却击毁了斯维尔那亚湾北岸埋在天然岩石下达九十英尺深的一个大型弹药库。

第30军的炮兵由马丁尼克将军指挥，他是一位杰出的炮兵人才，过去是奥地利陆军的将官。很不幸，以后他升任军长时在东战场上战死了。

这个军一共有25个重型和中型炮兵连，25个轻型炮兵连，和6个迫击炮连，此外还有一个突击炮兵营和两个观察营。同时还配有第300坦克团，它的坦克是遥控的并装有高爆炸药。

罗马尼亚山地军共有12个中型和22个轻型炮兵连以执行其牵制任务。

第8航空军军长里希特霍芬将军又把他的高射炮群中的一部分移作地面性使用，这对突击炮兵的全体而言是一件值得欢迎的好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德军方面而言，再没有比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所集中的炮兵更多的――尤其以大口径炮为然。不过若与俄军在开阔地区寻求突破时所使用的炮兵数量相比，则又未免是小巫见大巫了!在塞瓦斯托波尔之战中，攻击军在22英里长的正面上，一共展开了208个炮兵连(高射炮不在内)。这就等于每英里长正面平均还摊不到十个炮兵连，不过在实际突击地区中，比例当然较高。可是一九四五年的苏联攻势中，其所定标准都是每英里突击正面配炮四百门!

在攻击前几天，我到南岸去作了一次短期巡视，以对第30军的准备工作作密切监督。我们的指挥所设在黑海岸悬岩上的一个小型离宫中，那本是一位大公爵的财产。在最后一天我乘坐我们仅有的一艘军舰――一艘意大利的巡逻艇，沿海岸线作了一次侦察，直到巴拉克拉瓦附近为止。我的目的是要看海岸道路上有多少部分可以从海上加以轰击，因为我们一切的增援和补给都必须经过那条道路。以后因为害怕我们的空军，苏联的黑海舰队并未冒险采取这种行动。

当我们回航时，在雅尔塔附近却遭到一次意外打击。事先毫无警告的，机关枪弹和炮弹突然像雨点一样从天空中向我们飞来。有两架苏联战斗机背着日光向我们扫射，它们的轰鸣声却被我们船只自己的强力引擎声所掩盖，因此事先根本没有注意到。几秒钟之内，船上的十六个人中已经死伤了七个。火焰更使船外悬挂着的鱼雷有爆炸的危险。船长是一位青年意大利少尉，行为非常勇敢，他用尽心机来拯救我们和船只。我的副官不顾水雷威胁，跳入水中游向岸上，在那里全身赤裸拦住了一辆卡车赶回雅尔塔城，找到了一艘摩托艇，将我们的船拖回港内。这是一次倒霉的旅行。一个意大利海军士官死了，三个水兵负伤。雅尔塔港的港口指挥官魏德尔上尉也遇害了，但是躺在我脚下的却是我最亲信的战友，驾驶兵纳格尔，他的胯上受了重伤。那位意大利少尉撕下他自己的衬衫做成一个临时绷带，但仍不能阻止血液从动脉中流出。

纳格尔自从1938年起就是我的驾驶兵。我们一向生活在一起，亲密有逾家人。当我在第56军时他已经在我身边受过一次伤。在这些日子中，他是一个忠诚的部下而且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朋友。我们一上岸就赶紧送他进医院。虽然动了手术，但因失血过多，所以在夜间这位年轻人就逝去了。我们把他与其他所有战死的战友一样葬在雅尔塔坟场。坟场高悬在海岸上方，也许是这条海岸线上风景最佳的地方。我把我在他下葬时的悼词，抄了一个副本寄给他双亲。

× × ×

但是战争却不等任何人，甚至连他的思想都在内。几天后，第11集团军的战术司令部，已经减少到最低限度的人数，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正面后方设立了一个指挥所。那个地方叫作扬克哈里?加拉利斯，这是一个鞑靼小镇，位于岩山间的狭谷内。俄国人可能已经知道有一个司令部连同其通讯部门已经移驻那里，因为每天夜间，他们的飞机都要来投弹，但很侥幸，从来都没有命中。在这个村子上即为切尔科斯-科曼山脉，哥特人曾经在其绝顶建立要塞，我们也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观察所。6月6日夜间我们到了那里，以便在次日上午可以亲自监视步兵沿全线发动突击。在紧接观察壕的一个小掩蔽部中，我带着参谋长、作战与情报处的处长和副官在那里沉寂的度过了暴风雨的前夕。

6月7日拂晓，我方炮兵开始猛烈射击，作为步兵攻击的前奏。同时，空军也纷纷攻击其指定目标。在我们眼前的景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在现代战争中，一个集团军司令能够一眼看到整个战场，这种机会实在太难得了。向西北面看，我们可以看见别尔别克河谷以南的地区，向西可以看见格塔尼高地。在它后面就是斯维尔那亚湾。甚至天气良好时，还可以看到哈尔森半岛。往西南方面，可以看萨曼高地和海岸上的岩山。夜间，可以看见敌人炮火的闪光，白天可以看见我方炮弹和炸弹的爆炸烟尘。真是一幅奇景!

在塞瓦斯托波尔之战中，不仅只是一个攻击军面对着一个数量至少与其相等的敌军，也不仅只是现代化炮兵空军与钢筋水泥花岗石要塞之间的对抗，这更是德国军人的精神胜利――发挥了一切的勇气，主动和自我牺牲精神。俄军不仅占有地利，而且也十分顽强，加上苏维埃制度的铁硬压力。这场苦斗达一月之久，天气的酷热程度令人难以忍受，甚至清晨的温度都高到华氏106度。我军在这一战中的成就的确是可歌可泣，不过这里受篇幅限制，只能简略叙述。

在第54军的右翼，第132师奉命越过别尔别克河谷，向南岸的控制高地进攻，暂时留下敌军在列别莫夫卡的桥头阵地。在其左面，第22步兵师的任务为从东面经卡米希里沟攻入别尔别克河南面，为第132师越过河谷的行动开路。再左面，第50步兵师通过卡米希里前进，然后从西南向上加入攻击。在该军的最左翼，第24步兵师应透过山地丛林地区向格塔尼高地进攻，其左侧面则受到罗马尼亚第18师掩护。

由于强大突击炮兵的压倒性支援和空军的猛烈攻击。所以在第一天即能越过卡米希里沟和别尔别克河谷，并在后者以南的控制高地上获得一个立足点。

在南面的第30军，其最先任务就是为自己的攻击获得出发位置，那个在通向塞瓦斯托波尔的公路两侧的攻击是预定要迟几日才开始。

第二期攻势直到6月17日才结束，在两方面的前线上都是寸土必争，每一个碉堡和每一条堑壕都要经过浴血苦战，俄军一再发动反攻以夺回所丧失的东西。无论是大型据点也好，小型碉堡也好，他们都常常会打到最后一人一弹为止。虽然战斗的主要责任是由步兵和工兵来担负，可是炮兵的前进观察站却特别值得一提，因为主要是由他们来指导火力，才能把个别的据点和碉堡攻下来。他们与突击炮配合起来，成为步兵的最好助手。

6月13日，第22师中的第16步兵团，攻克了“斯大林”堡垒，前一个冬季的攻势就停顿在这里。一位伤兵高喊着：“现在我们攻下了斯大林，死也瞑目了”，由此可以见我军士气之一斑。

6月17日，我军付出了重大代价，终于深深楔入北面要塞地带。第二道防线中的阵地，如“赤卡”、“GPU”和“伏尔加”等都已经落入我们手中。

同一天，第30军也已冲入萨曼阵地前方的前进防区中。苦战之中，第72师攻占了“北鼻山”、“教堂山”和“废墟山”，而170师则攻下了卡玛里。在该军北面，经过了一连串失败后，罗马尼亚第一山地师也终于攻克了“锥形山”。另一方面，第28轻装甲师在沿海岸的岩山上却进展得极慢，那就是所谓“玫瑰山”和维米伦一号和二号炮台等，因为只能采取蛙跳形式，由一点到另一点，损失相当重大。

尽管我们对于这些成就已经付出了如此高价，可是攻势的前途仍不可乐观。我们自己部队的耐力也已经显著降低。在第54军方面，必须暂时抽回第132师而用第24师来代替它。

同时第11集团军也受到陆军总部压迫，认为除非能够有把握迅速攻下塞瓦斯托波尔，否则就要抽回第8航空军去支援乌克兰的攻势。我们却坚决认为，必须不惜一切的成本直到最后成功为止，而第八航空军保留又是一个必要条件。结果还是我们的意见胜利了。

不过在那时，眼看着我们步兵实力日减，谁又有把握能够保证这个要塞能够早日陷落呢?因为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部队有过早消耗完毕的危险，第11集团军又要求再额外给我们三团步兵――陆军总部这一次照准了。他们至少应能在最后关头赶到。

在现有的环境中，我们在两个军的方面，都可以发挥攻击者的惟一优势，即能任意调动主攻方向，于是也就能使敌人受到突然袭击。

第54军向西转，把第213步兵团和第24四师当作主攻兵力。在希兹费德上校领导之下，第213团攻克了“高尔基一号”炮台。它的火炮中有一门早已为我方的攻城炮直接命中而丧失了作用。另一门则为工兵所炸毁。可是其中守军却负隅顽抗，直到我方工兵将要塞炸穿才出来投降。到了6月21日，第24师已经能够肃清沿着西海岸的北部地区中所有的残敌，直到保卫斯维尔那亚湾出口处的要塞为止。

在第30军方面，也因为攻击重点作了突然改变而在6月17日获得了重要成功。该军决定暂停北面的进攻，集中兵力在大路南面作一个突然袭击。第72师越过敌军阵地，其搜索营在巴克少校率领之下，一直冲到萨曼战线前方的“鹰巢”为止。6月18日清晨，该营攻占了“鹰巢”阵地，并坚守到援军赶到为止。此后，我们就可以向北透入敌方防御体系了。

在以后的第三阶段中，由于攻击重点的突然移动，又再度获得成功。在北面就是说已经完全达到第一目标斯维尔那亚湾；在南面就是说已经占领了向萨曼战线发动突击的出发位置。

在北区方面，全部的炮兵火力都集中起来以使第24师能够攻占控制斯维尔那亚湾出口的半岛要塞。其中最坚强的是号称“北堡”的古老据点。

第22师控制了俯视斯维尔那亚湾的高岩。第22师与第50师分界线上铁路山洞曾发生极惨烈的战斗，敌军用一个最近由巡洋舰运来的旅在这里发动了一个反攻。最后用炮弹击破其出口，才攻占这个山洞。其中出来了几百名俄军，但还有更多平民，包括妇孺在内。要想肃清北岸那些地下仓库尤其困难。它们都装有钢门，在政委压迫下，其中的俄军绝无投降的表示。我们必须逐一将其炸毁。

第50师在丛林地带经过苦战之后，也已到达斯维尔那亚湾东端，并占领了足以控制卡尔拉亚河谷口的格塔尼高地。

在它的左面，罗马尼亚山地军的右翼，在格塔尼东南山地上的丛林地区寻路前进。拉斯卡将军是这次前进的灵魂人物――他以后在斯大林格勒被俘。

第30军也突然改变了攻击方向，从而有了新的收获，利用第72师攻占“鹰巢”的有利形势，它把第170师从南面旋转过来，攻击菲德扬基尼高地。敌军正朝东注视，以为我军将攻击萨曼高地，所以受到了完全的突然袭击，该师能够相当迅速的攻占该高地。这样获得了一个坚定的基地，以便向萨曼防线作决定性攻击。

在这几天内，罗马尼亚山地军的左翼(第1山地师)也获得了相当的进展。

6月26日上午，第11集团军发现几乎已经把这个要塞的全部外围地带都攻占了。敌军已经被逐入要塞内层地区，北面战线为斯维尔那亚湾的南岸悬岩绝壁处所构成，而东线则从英克尔曼高地起，沿着萨曼山脉直到巴拉克拉瓦周围的岩岸为止。

第11集团军现在就要决定如何突破这个要塞的内圈。很明显，塞瓦斯托波尔的敌人会继续抵抗到底，他们绝无准备撤出的表示。另一方面，虽然敌人的预备队可能大部分都已用尽，但德军的攻击能力同时也已成强驽之末。

最近几个星期之内，我每天上下午都在视察各军部，炮兵指挥所，师，团，营部和炮兵观察所等等。我对部队的情形可以说是太了解了。有些团只剩下几百人，我还记得有一个连在撤出前线时只剩下了一个军官和八个士兵。

那么现在我们要怎样才能结束塞瓦斯托波尔之战？第54军的前面是斯维尔那亚湾，第30军的前面则为萨曼高地，那都是易守难攻的。

此时理想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把整个攻势重点，移到南翼的第30军方面。事实上这却是不可能的，单是把这些师调动一下就要好几天，在这段时间内，敌人也就有机会来恢复实力。在前线地区，两个地段间只有一条窄路相连，这是我们在前一个冬季中花了不少气力在山地中建筑完成的。无论如何它是吃不消重炮兵的重量，要想把那样多的火炮和弹药绕道雅尔塔送往南段，至少要有几星期的时间。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最高统帅部希望能尽早把第8航空军从克里木撤回去。

当第22师达到斯维尔那亚湾之后，我就立即往前方视察其每一个团，以便从北岸的一个观察所对情况作一个概括的鸟瞰。在我前面是一条狭窄的水面，宽度在半英里到一千码之间，过去俄国整个舰队投锚在这里。在彼岸右端为塞瓦斯托波尔城。正前方为一道岩石的墙壁。上面的敌军阵地像蜂窝一样密集。照我看，从这里――即从侧面上――应该可以毁去萨曼防线的枢纽，因为敌人似乎决难想到我们会越过斯维尔那亚湾进攻。

当我第一次与第54军和一些下级指挥官讨论这个计划时，他们大多数都摇头表示怀疑。他们问面对敌方要塞和火力，突击船怎样渡过如此宽的水面?而且即使渡过了，可是上岸的路径只限于一两条峡谷，那都是在敌方火力封锁之下的。

不过正因为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若能越过斯维尔那亚进攻，敌人即将受到突然袭击，于是这也正是成功的钥匙。所以不顾一切反对，我坚持我的计划――尤其是我个人因为地位限制不能亲自参加这种冒险工作，所以这种决定就更显得困难。

不过一旦下了决心之后，所有有关人员又都能倾其全力来执行这个命令。在这里对工兵尤应加以赞扬，在以前碉堡之战中，工兵早已有了优良表现。

对于要塞内层的总攻势预定在6月29日清晨开始。第54军越过斯维尔那亚湾，第30军则攻击萨曼高地。早在6月28日，第50师已渡过了卡尔拉亚河下游并攻克了英克尔曼。在这里发生了一个悲剧，可以证明共产党的绝灭人性。在岩洞中住着几千名伤兵和难民，当我们进入英克尔曼时，俄军自己加以爆破，所有人都活埋在岩洞中。这可证明他们是如何视人命如草芥。

在28日到29日之间的午夜，我们准备渡过斯维尔那亚湾，所有人心里都感到十分紧张。为了掩蔽北岸的一切噪音，第八航空军持续不断的对塞瓦斯托波尔城实行空袭。所有炮兵都屏息以待，只要南岸敌军一有任何火力发出，表示他们已经发现我方行动时，马上就应向南岸的岩顶敌方阵地开始作猛烈轰击。但是对岸却毫无声息，突击船下水和装载的工作，丝毫未受阻扰。凌晨一点，第22师和第24师的第一波兵力开始向对岸进攻。这次抢渡明显使敌人受到了绝对的突然袭击，结果也获得了完全的成功。等敌人的守军开始采取行动时，我们的步兵也已在对岸站稳了脚跟。他们爬上绝壁，将敌军逐一击毁。于是萨曼阵地的侧面也就开始脱离了铰链。

在第54军的左翼，第50师与新加入的第132师(它已由第46师的步兵团所填补)，从格塔尼附近和南面突击英克尔曼与其南面某高地。这个攻击受到斯维尔那亚湾北岸炮兵侧射火力的支援，而罗马尼亚山地军右翼也加入行动。

第30军也在拂晓时，开始向萨曼战线作决定性挺进，由第54军的长程炮兵和空军的集中攻击来加以支援。当利用炮兵造成一种幻像，使敌人以为我们是采取宽广的攻击正面时，第30军却已经集中第170师在菲德扬基尼高地附近的一个极小地区当作一个任务部队。后者在突击炮，第300坦克团和一个高射炮群的支援下，不久即到达公路两侧的高地。利用敌方的混乱情况，该师向北，西，南三方尽量扩张，以便该军可以将其他师送上高地的顶点。

我们渡过了海湾，英克尔曼高地已经陷落，而第30军也已经透入萨曼阵地，所以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此后的苦斗既不能挽救守军的最后失败，而对俄军的全盘作战也毫无补益。甚至从军事荣誉上来看也无此必要。因为俄国军人的表现早巳够英勇了！但是其政治制度却要求这种无目的的苦斗继续下去。

在攻占了海湾南岸上的岩壁之后，第54军的各师早已进入该城外围。所以当一部份兵力向南攻击以肃清外围防线时，该军主力也就向西旋转，直接进攻周边要塞和城市本身。等到著名的马拉哥夫堡被攻陷――在克里木战争中曾经为它流了大量鲜血――第54军也就进入了塞瓦斯托波尔城内。

此时在6月29日终了之前，第30军的第28轻装甲师和第72步兵师，本是在宽广正面上担负佯攻任务，现在也透过第170师向前挺进了。等到达后者已经攻占的萨曼阵地之后，就马上成扇形展开，以攻占哈尔森半岛为目的。

第28轻装甲师攻克了英军坟场，突破了塞瓦斯托波尔东南面的外围要塞圈。俄军已经把这个坟场发展成为其外围防线的一个主要据点，纪念英军的大理石华表现在已变成了废物。这次战斗中的死者就躺在被炮弹炸开的坟墓上。于是该师向城南挺进，以便从西南攻入该城和制止敌人的突围。

第170师的目标为哈尔森半岛西面顶端的灯塔。第72师则沿南海岸前进。它向南卷过萨曼阵地，首先攻下“风磨山”，然后攻占通往塞瓦斯托波尔的主要道路以供该军之用。跟在它的后面为罗马尼亚第四山地师，它从后面包围巴拉克拉瓦附近的敌阵，俘获了一万人。

根据我们的经验，可以假定敌人必然会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内作最后苦斗。斯大林的命令从无线电中一再传来，要守军打到最后一人为止，我们也知道所有平民都会被征集参加作战。

我们的司令部如不考虑此种可能性，则对第11集团军的官兵而言就要算是有亏职守了。在城内的巷战将会使攻击军受到更重的损失。所以在各师尚未继续进攻之前，我们就命令炮兵和空军先尽量轰击。目的是要使敌人认识到，他们不要再希望从巷战中使我们流更多的血。

所以从7月1日开始，我们对该城周边和城内的敌方据点不断集中轰击。不久侦察机报告说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严重抵抗了。轰击这才停止，各师继续前进。敌人似乎已经在前一夜将其主力撤向西方。

但是战斗仍未结束。虽然俄军已放弃该城，其目的只是想在哈尔森半岛去继续作困兽之斗――或是为了执行斯大林的死拼到底的命令，或是希望乘黑夜等海军救出部分人员。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的高级指挥官和政委被鱼雷快艇接出，包括集团军司令彼得诺夫将军在内。当他的继任者也想用同样方式逃走时，却为我方的意大利巡逻艇所截获。

哈尔森半岛的最后战斗一直持续到7月4日。当第72师攻克“高尔基二号”炮台之后，其他各师就把残敌逐渐逐到半岛顶端。俄军一再企图向东突围，希望能加入亚拉山地的游击队中。他们一再向我方猛冲，损失非常可怕。

最后敌军残部都躲在海岸的大岩洞中等候海军营救，结果还是落空了。当他们于7月4日投降时，仅从这一小块地面就钻出了三万人。

在这个要塞地区，我们一共收容了九万多名俘虏，敌军的死亡数字更是几倍于我们。俘获的战利品多到无法计算。一个具有天然形势的坚强要塞，在整个集团军防御之下，终于陷落了。从作战观点上来看，现在应该立即把第11集团军用在东线南翼以扩张德军攻势。

7月1日夜间，我和几个最接近的僚属，驻在扬克哈里-加拉利斯的指挥所中，那是一个鞑靼人的小村。我们正在回想这几个月来的战斗经过和那些已经不在我们身边的战友。

从收音机中听到最高统帅部对征服塞瓦斯托波尔发表的特别公报。不久，电动打字机中传出下述命令：

“受文者：克里木集团军司令曼斯泰因上将 为了感谢你在克里木境内所建立的奇功，我现在升你为元帅，并对所有参加克里木战役的人员颁发纪念臂章。我代表全国人民对你所指挥部队的英勇成就表示极大敬意。 希特勒?”

原作者：弗里茨?埃利希?冯?曼施泰因

第三编 东线战役/第八章 装甲军长驱直入

第八章 装甲军长驱直入

一九四一年二月底，我在海峡岸边交卸了第三十八军军长的职务，改任第五十六装甲军军长，它正在德国内地成立军部。对我而言，总算是满足了一个心愿，因为早在西线战役开始之前，我一直很想指挥一支机械化部队。

当然以军长的地位，事先是无权过问对俄战役的一切问题的。我个人是到一九四一年五月才接到作战命令，也不过是指示我这个军属于那一个装甲集群而已。

所以对一九四一年对俄作战的一切实际指导，我不能象对西线战役那样的加以评论，因为西线作战计划的最后形成曾经受到我个人的影响。

不过，我想有两个因素可以加以探讨：第一是希特勒所犯的错误――如果别人都没有犯错误――那就是对俄国的资源和红军的战斗素质估计过低。因此，他的一切想法都是假设可以在一个战役中就用军事手段把俄国打倒。即便这是可能的，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还必须设法使俄国同时发生内在的崩溃。可是希特勒的政策却恰好适得其反。他在东欧占领地区的政策由盖世太保执行，完全抵消了军事当局的一切努力。也就是说，他的战略政策是希望用最快速度摧毁俄国的制度，而他的政治行为却恰好与此目标完全相反。在其他战争中，政治和军事领袖在目标上发生差异固然常有，可是这次的情形却又不同，因为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领导权都握在希特勒一个人手中。结果是他在东战场的政治措施完全违反了战略要求，于是丧失了一切可能速战速决的机会。

第二个因素是在最高阶层――即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未能获得战略上的统一。这种批评对全盘作战计划和一九四一年战役的执行都同样适用。希特勒的战略目标主要是以政治和经济考虑为基础。其内容为：①占领列宁格勒（他认为这个城市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摇篮），利用这个手段，他认为还可以与芬兰人携手支配波罗的海。②占领乌克兰原料地区、顿涅茨盆地的军备生产中心和高加索油田。他希望占领这些地区即可使俄国的战争经济完全崩溃。

反之，陆军总部却认为必须首先击败红军，然后才能征服和守卫这些重要性毫无疑问的战略地区，他们认为只有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才能遭遇到俄军主力，因为这个城市是俄国权力的焦点，那是这个政府不敢冒险丢弃的。这又有三个原因：①比起一八一二年的情形，莫斯科现在已经真的变成了俄国的政治中心。②如果在莫斯科以东和环绕该城的军备生产地区丧失了，那么至少可以使俄国的战争经济遭到严重损失。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从战略观点来看，莫斯科恰好处在俄国欧洲部分交通网的中心。该城如果丧失，那么俄军的防线就会裂为两段，而俄国统帅部也不再能进行统一协调的作战了。

从战略上来说，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的分歧似乎就是：①希特勒希望在两翼寻求决战。（照当时双方兵力的对比和战场的辽阔程度来判断，德国的力量似乎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决战）。②陆军总部却想在中央寻求决战。

德军对作战的指导，最后就是以这种基本的战略分歧来作为基础的。虽然希特勒同意陆军总部建议的兵力分布，把两个集团军群配置在普里皮亚特大沼泽地的北面，而只把一个集团军群配置在它南面，可是在整个战役中，对战略目标的问题始终争论不决，其必然结果就是，不仅希特勒无法达到他的目标，那是过于遥远了，而且也使陆军总部的目标发生了混乱和动摇。

希特勒在《巴巴罗萨》命令中所规定的“一般意图”全文如下：“用果敢的作战，包括装甲先锋的深入突破在内，毁灭位于俄罗斯西部的俄军主力，并阻止其有战斗价值的部队退入俄国腹地。”从根本上来说这只能算是一个战略公式，甚至是战术公式。应该感谢德军优秀的参谋业务和战斗部队的英勇善战，所以才能获得惊人的成就，而且差一点就使俄国军队濒于失败的边缘。但是这种公式并不能代替真正的作战计划，它的准备与执行都要求高层的意见应完全一致。基于双方兵力比例和攻击距离的遥远，似乎应假设要分两次战役才能毁灭俄国军事力量。

不过以我这个军长的身份而言，当然对最高统帅部的计划与意图不够资格过问。因此，我在当时自然没有怀疑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存在着这样重大的战略分歧。可是不久甚至于在我这个阶层也开始感觉到这种分歧。

第五十六军属于北方集团军群的第四装甲集群，预定从东普鲁士进攻。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李布元帅）的任务为从东普鲁士前进以毁灭位于波罗的海地区的敌军，然后再向列宁格勒前进。

第四装甲集群（司令霍普纳上将）则奉命挺进到德文斯克对岸直达杜纳河上以占领一切渡河点，并继续向奥波切卡方向前进。

在第四装甲集群右面的是第十六集团军，司令为布施上将，应通过科维诺前进；在它左面是第十八集团军，司令为库茨勒将军，向里加方向前进。

六月十六日，我到达第五十六装甲军集结地区。霍普纳上将对第四装甲集群的前进已经下达命令：

第五十六装甲军（第八装甲师、第三摩托化步兵师和第290步兵师）应从梅梅尔河以北和蒂尔斯特以东的森林地区向东突破以达通向科维诺东北德文斯克的大路。在其左面，第四十一装甲军，军长莱因哈特将军，下辖第一和第六两个装甲师，第三十六摩托化步兵师和第二六九步兵师，应向贾科勃斯塔特的杜纳河渡口前进。党卫军“骷髅”师也属于这个集群，一开始跟在后面前进，然后再跟在进展最快的一个装甲军后面前进。

要想切断在杜纳河前方的所有敌军并赶上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期限，那么完整无恙地夺占杜纳河上的桥梁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这条大河是个可怕的障碍物。第四装甲集群的前进也就是一场赛跑，看哪个军先到杜纳河。第五十六装甲军注定了要做优胜者，因为根据情报显示，我们面临的抵抗将比第四十一装甲军轻微。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它比我们军多一个装甲师。

我曾建议由我们军担任主力，以便找到敌人的最薄弱环节。但装甲集群司令部并不支持这个意见。在我尚未开始叙述五十六装甲军的作战之前，首先应说明一个事实，这足以说明军人的标准与政治领导之间的不同。

在攻击展开前几天，我们接到一个最高统帅部命令，就是所谓《政治委员命令》。主要内容就是对俘获的俄国政工人员一律就地枪决以示反共精神。

我认为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这些所谓的“政委”，其身份的确很特殊。他们不能算是军人，但又不像牧师、军医和战地新闻记者可以获得非战斗人员的身份。反之，他们是一种疯狂的斗士，如果从传统的战争意义上来看，他们的战斗活动几乎可说是非法的。他们的任务不仅是监视俄国军人，而且还要最大限度地把残酷带入战争中，这与军人行为的传统态度完全不合。使战斗方法和俘虏待遇完全违反海牙公约的规定都应该归咎于这些“政委”。

不管对政委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应采取哪种看法，可是要将俘虏就地枪决还是违反了军人传统。如果执行这类命令不仅有损军人荣誉，而且更会打击士气。所以我责无旁贷，向上级报告说在我指挥之下的任何人都不会执行这个命令。我的部下大都完全赞同我的意见，行动都完全一致。我的上级也赞成我的态度。不久，要求撤销这个命令的努力也终于生效了――因为很明显，这个命令只会促使俄军的政委们用一切最野蛮的手段迫使其部队拼命打到底。

六月二十一日十三时，我们奉命于次日凌晨三时开始攻击。骰子已经掷下。

因为在梅梅尔河以北森林地区分配给我军的空间极为有限，所以只能先让第八装甲师和第290步兵师向敌军边界阵地实行突击。这时第三摩托化步兵师还留在河南岸。

最初我们在边界附近地区只遭遇到轻微抵抗。但不久就被有良好准备的碉堡网所阻，直到正午，第八装甲师在梅梅尔河以北才突破了敌人的要塞，克服了这一关。

在第一天，俄国军队已经露出真面目。我们前进不久就发现以前被敌军切断的一个德军巡逻队，所有人员都被杀死，尸体也已被分解。我和我的副官惯常于在敌人尚未肃清的地区中来往，看了这种残酷的景象，都认为碰到了这种对手，最好是不要被他们所俘虏。以后，我们常常碰到俄军举手投降，可是等德国步兵走近之后，他们会马上抓起武器射击。还有俄国的伤兵也会装死，等我们部队走过之后，就从背后放枪。

照我们获得的一般印象，前线敌军部队似乎并未感受到突然袭击的压力，可是俄国的指挥体系至少不能说是反应敏锐，所以他们虽然有强大的预备队，却始终没有以任何协调的方式投入战斗。

关于俄国部队的部署究竟是防御性的还是攻击性的，曾引起很多辩论。不过如果考虑到在俄国西部所集中的兵力数量，以及在比亚威斯托克和腊瓦两个地区附近所集中的强大装甲兵力，那么我们也许应该附和希特勒的说法，那就是俄国迟早会采取攻势。不过反过来说，俄国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的兵力展开，又不能说俄国是准备立即采取任何以侵略为意图的行动。

我认为最接近事实真象的应该是，俄国部署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应付各种不同情况――为了占领波兰东部、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三国，俄国早已使用相当强大的兵力。无疑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俄国部队还是散布在这些纵深地区中，所以只可能用于防御性任务。不过一旦德国的政治或军事情况发生任何变化，那么这种部署的形式也是可以立即转变的。不需任何延误，俄国部队就可以马上转向进攻。所以虽然直到六月二十二日为止他们在形式上还是采取守势，但俄国的部署对于第三帝国而言却的确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只要一出现有利机会――军事的或政治的――俄国就可能会直接向德国发动攻击。

当然，在一九四一年夏季，斯大林是可能宁愿避免与德国发生冲突的。但是如果国际情况的发展迟早变得使俄国当局认为可以向德国施加政治压力甚至可以采取军事行动时，那么这种临时性的防御部署也就可以迅速转变为攻击性质。也就是我所说的足以应付任何情况。

现在再回到我们第五十六装甲军方面。

如果这个军要想达成完整占领杜纳河渡口的任务，必须集中全力于两件事上。第一天，它必须突入敌境达五十英里以攻占在埃罗戈拉的杜比萨河上的渡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我对杜比萨河地区颇有认识。这是一个深陡的峡谷，任何坦克都无法爬上那样陡的斜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的铁路工程师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建好一座木桥。如果敌人现在来得及把埃罗戈拉的大型公路桥炸断，那么本军就会无法前进，而敌人也就有时间在该河对岸陡坡上建立防御阵地，那无论如何都将是难以突破的。于是我们也就失去了用突袭方式攻占德文斯克的桥梁的可能。埃罗戈拉的渡口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必不可或缺的跳板。

军部的要求虽然似乎很过份，但是勃兰登堡将军的第八装甲师还是完成了任务――我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与该师在一起。在突破敌方的边界阵地和压倒其后方的一切抵抗之后，终于在六月二十二日黄昏时分用一支搜索兵力攻占了埃罗戈拉渡口。第290步兵师也用打破纪录的行军速度跟在后面前进。正午，第三摩托化步兵师也开始渡过梅梅尔河并指向埃罗戈拉以南的渡口。

第一步已经成功了。

要想在德文斯克获得成功，第二个条件是本军应不顾其两侧的部队能否齐头并进，都必须勇往直前冲到该地为止。我们能否完整地攻占那些宝贵的桥梁，就要看敌人是否将遭受到完全的突然袭击而定。自然我们也深知这个行动不免要冒相当的危险。

一切不出我们所料，本军运气不错，遭遇到的是敌军防区中较弱的一段。敌军虽然一再反击，有几次也发生了激烈战斗，但我军还是很快击破了敌军的抵抗。当我们左面的第四十一装甲军在沙夫利附近被敌军坚强阵地所阻，而在我们右边，第十六集团军的左翼还正在争夺科维诺镇的时候，到六月二十四日，第五十六装甲军实际上已经在维尔科米尔地区到达了德文斯克公路，已经深入敌境达105英里远，不仅超过了两侧的德军部队，更把边界地区中的俄军丢得老远。现在只要再前进八十英里，就可以到达德文斯克诸桥。但是我们能否维持这样的速度呢？敌人必然会用其精锐的预备队向我们反攻。而且他们至少可以暂时填补我们后方的空隙来切断我们的补给线。但是尽管装甲集群司令部已经向我发出了警告，可是我们却不愿意由于谨慎缘故而让幸运之神溜走。虽然第290步兵师自然赶不上本军的其他部队，不过由于有这个师跟在后面，却使我们获得了相当的安全保障――尤其是它也更加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否则那些敌军就可能攻击我们的后方。此时，军部正率领两个机动师向德文斯克的目标猛进――第八装甲师走上了公路，第三摩托化师则沿着公路以南比较困难的小路前进。这两个师一路击退了敌军用来反攻的预备队。在这些战斗中，有些颇为激烈。敌军损失了七十辆坦克（约相当于我们全部坦克兵力的一半）和许多火炮。在这个阶段，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和人力来收容俘虏。

六月二十六日清晨，第八装甲师已经到达德文斯克城外，上午八时我在该师师部接获报告，得知我们的冲锋已经夺获了两座大桥。在该城内和杜纳河对岸，战斗仍在进行之中，但是大公路桥已经完整无恙的落到我们手中。奉命炸桥的哨兵在距离桥口几码远的地方被击倒了。铁路桥也只受到轻微的炸伤，可以照常使用。第二天，第三摩托化步兵师又用突袭方式攻克了该河上游的另一个渡口。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在进攻尚未开始之前，有人问我如果可能，我们预计要多少时间才能到达德文斯克。我回答说如果四天之内达不到目标，那么我们也就很难完整的攻占这些渡口。现在从零时算起，我们的确在四天又五小时之后完成了我们的任务。照直路算，我们已经一口气冲入敌境达二百英里。我们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功，原因是上下一心，都不惜冒最大的危险，直向目标冲进。当我们驱车越过那些大桥进入德文斯克城时，的确感觉到不胜荣幸，尽管敌人在撤出该城时已经将城市的大部分都焚毁了。尤其是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并不太高，所以更加感到满足。

当然仅就杜纳河北岸而言，我军的地位也不能算是太安全的。第四十一装甲军和第十六集团军的左翼都还在我们后方，分别相隔六十英里和一百英里的距离。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夹着几个俄国军，现在都正向杜纳河撤退。我们一方面要严防敌人在北岸全力攻击我们，另一方面又要监视南岸，以对抗从南面逼近的敌军。我们的处境极为危险。不过我们对目前这种孤立的情形却并不感到焦虑，因为这种情形决不会无限期拖下去，相反，使我们最焦虑的却是下一步行动的问题。我们的目标倒底是列宁格勒还是转向莫斯科呢？六月二十七日，装甲集群司令坐了一架轻型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来看我们，但却没有带来任何消息。

我们应该合理假设，作为一个装甲集群司令，对未来目标总应该有一点概念，但是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而我们的热情却被下达的命令所打消――那是要我们拓宽德文斯克周围桥头阵地并保持渡口畅通。我们必须等候第四十一装甲军和第十六集团军左翼的前进，他们奉命在贾柯布斯塔德渡河。

虽然这的确是最“安全”的参谋大学的答案，但我们却有不同的新思想。照我们看来，当我军突然在敌人深远后方出现时，一定会使敌军发生相当的混乱。他们很明显是想倾全力把我们赶过河去，并且到处搜罗兵力来参加攻击。所以我们挺进得越快，他们就越难有机会用优势兵力有系统的对抗我们。如果我们笔直向普斯科夫挺进――当然同时仍应确保杜纳河渡口的安全――而同时，装甲集群又用另一个装甲军紧随在我们后面，通过德文斯克前进，于是最可能的就是，敌人还是会用手头一切可以使用的兵力向我们发动零星的反攻，至少就现阶段而言，他们无法打一次正式的会战。至于那些留在杜纳河以南的敌军残破兵力，就可以留交后续的步兵集团军去加以扫荡。

不用说当一个单独的装甲军――甚至整个装甲集群――冒险深入俄国腹地时，当然是越深入就越危险。反而言之，一支在敌后作战的坦克部队，其安全程度大致依赖于持续运动的能力。一旦它停止不动，马上就会从四方八面受到敌军预备队的攻击。

但是最高统帅部不同意我们的见解，不过这并不怪他们。就目前而言，列宁格勒的目标似乎正向远方移去，却让我们在德文斯克干等着。一切都如我们所预料的，敌人现在到处抽调援兵――不仅从普斯科夫，甚至还从明斯克和莫斯科。不久我们就被迫击退他们在北岸的攻击，有几处阵地已经变得很危险。在反击过程中，第三师收回了一些暂时放弃的地域，我们部队发现有三个军官和三十个士兵的遗体留在一个野战包扎站中，那本来都是留在那里的负伤人员，但却遭到屠杀。

在以后几天，俄国空军也倾全力来破坏已经落入我们手中的桥梁。他们以疯狂的勇气，一个中队又一个中队进行低空攻击，但却被我们的战斗机和高射炮击落。曾经有一天他们就损失了六十四架飞机。

最后在七月二日，我们又能够再次运动了，此时党卫军骷髅师已加入本军作为第三支机动部队，而第四十一装甲军也已在贾科勃斯塔特渡过了杜纳河。对于继续前进的任务，第四装甲集群所分配的是尔热希扎-奥斯特罗伊-普斯科夫轴线。所以现在总算是认定列宁格勒为目标了！

虽然如此，从本军用突袭手段冲到德文斯克时算起，已经糟踏了六天时间。敌人已经有时间来恢复震惊，本来当德军突然在杜纳河北岸出现时，他们已经感到手足无措了。

本来象第五十六装甲军对德文斯克进行的这种坦克深入突击，必然会在敌人的交通地区造成混乱和恐怖，它切断了敌人的指挥体系，使他们实际上不可能协调一切对抗措施。可是现在由于第四装甲集群决定巩固杜纳河阵地，就使这些优势开始动摇――尽管集群总部的动机很好，但是结果却可能完全相反。我们是否还有那样的好运呢？这似乎值得怀疑。很明显，惟一机会就是这个装甲军集群应该以一个整体来采取行动。不过，它却恰好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敌人的抵抗并不足以阻止其前进。

不过在开始时，这个装甲集群却是很平均地从德文斯克-贾科勃斯塔特一线向普斯科夫方向前进。第五十六装甲军沿着德文斯克-尔热希扎和奥斯特罗伊-普斯科夫大路之东前进，而第四十一装甲军则在其左方。敌军的抵抗已经比在战役最初几天更为顽强而有秩序，但是仍然一再被我军击败。

装甲集群现已接近斯大林防线，这是一条实力不均的要塞线，沿着原有的俄国边界构筑，从普斯科夫以西的普斯科夫湖的最南端起到大卢基为止。在这个阶段，集群司令部又把主要道路分配给第四十一装甲军，由它继续向奥斯特罗伊前进。而第五十六装甲军则转向东面对大卢基和奥波切卡前进，这个意图是我们应该突破斯大林防线，并从东面迂回假设以普斯科夫为基地的俄国强大装甲部队：如果这支部队确实存在，而第五十六装甲军又能迅速执行这个行动，那么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不过照我们看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如果按照所命令的方向前进，那么这个军必须要越过斯达林防线前方的大沼泽地，所以我们表示强烈反对，主张两个军都应维持原有的前进轴线直扑奥斯特罗伊，结果还是毫无效果。我应该抱歉说，我们对那个沼泽地的忧虑终于不幸而言中了。第八装甲师到达了越过沼泽地的木质栈桥，但是它早已被一个俄国摩托化师的车辆所阻塞。要花好几天时间才能把道路清理出来并修好已被炸毁的桥梁。等该师最后从沼泽地中钻出来时，又遇到了强烈抵抗，经过相当激烈的战斗才把敌人击退。第三摩托化师只找到一个狭窄的栈道，这是他们的车辆所无法通过的。所以只好又撤回来，奉命跟在第四十一装甲军后面向奥斯特罗伊前进。

当党卫军“骷髅师”向大卢基前进时，它遇到的地面较好，虽然包括了一道坚强的混凝土要塞线在内。现在该师就显出其内在弱点，由于军官和士官缺乏认真训练和适当的经验，所以这也注定了无可避免。单就纪律与外表而论，这个师毫无疑问可以使人获得良好印象。我甚至有理由称赞他们非常良好的行军纪律――这对摩托化部队的有效运动而言是一个极重要的条件。这个师在攻击时非常勇猛，在防御时也十分坚定。以后我曾经好几次指挥过它，认为它是我所见过最好的党卫军师。当时它的师长也是一个勇敢的人，不久就负伤死去。

尽管如此，这些优点加起来还是无法抵消其领导者在训练方面的缺点。这个师遭受了惨重损失，因为部队直到进入战斗为止还没有学会那些陆军部队早已学会的一切常识。他们的损失和经验的缺乏又使他们错过了许多有利机会，于是使他们要多打许多不必要的仗。结果是我一再去援救该师，但仍不能阻止死伤数字的激增。十天以后，这个师的三个团必须改组为两个团了。

虽然党卫军师一向能够英勇作战，而且也有一些成就，但是把它们编成一种独立的军事组织却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有许多经过挑选的补充人员，本来可以用来填补陆军中的军士空缺，但都大规模消耗在党卫军中，这种血液的损失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这当然不能责备党卫军部队本身这种对人力的不必要消耗，主要应由那些野心家负责，他们纯粹是为了政治动机，不顾所有军事权威的反对而硬要成立这些特殊单位。

不过在任何环境中，我们都不应忘记党卫军确实是良好的战友，当他们在前线与陆军并肩作战时，经常表现出他们的勇敢可靠。毫无疑问，其中有许多人都十分愿意脱离像希姆莱那种无耻小人的控制而正式并入陆军部队。

* * *

在回过头来叙述第五十六装甲军的作战之前，我应该先把上次大战中一支坦克部队指挥体系如何工作的实际情形简略地叙述一下，以便让读者获得一个概括的印像。

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时，我的祖父还是可以把他的幕僚都集中在一个小山上面，从那里他可以了望整个的战场，并亲自指挥他那个军的一切行动。他甚至可以直接骑马跑到前线去视察那些正在展开的团。这种情形当然早已成为过去。由于炮兵射程日益伸长，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司令部就逐渐向后退，同时由于战场辽阔，目力观察和亲自指挥也从根本上变得不可能了。从那时起，有效的电话连络就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施利芬想象中的大元帅坐在办公室中用电话下达命令的情况已经真正成为现实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带来了全新的指挥方法，尤其是对高度机动性的部队而言，由于情况的变化是如此迅速，有利机会稍纵即逝，所以任何装甲兵指挥官都不能让自己被拘束在后方遥远的指挥所中。如果他在太远的地方等候前线部队的报告，那么作决定就会太迟缓，从而错过一切机会。而且当一次成功的行动刚刚完成，指挥官就又必须立即设法消除战斗疲倦的自然现象，使他的部下获得新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因为新型的运动战对官兵的精力所作的要求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较高级指挥官更要以身作则，尽可能与前线部队生活在一起。普通士兵常会感到高级长官只是躲在后方享福，并且完全不知道前线的真正情况如何。所以如果他能看到高级将领也能身先士卒，亲冒矢石，那么立即可以使他获得一种满足感。而且也只有天天与战斗部队在一起，才能知道他们的需要，听取他们的怨言和设法帮助他们。一个高级将领不应只是要求部下去完成任务，他自己也应该是一个战友，与士兵同甘苦。此外，当他访问前线部队时，也可以使自己获得新的精力。经常的情形是，当我在各个师部中，总是听到为了战斗部队士气减退和疲劳过度而感到忧烦焦急的言语。这是较高级指挥官一天到晚感到头痛的事情，因为这是他对团营等单位所应负的责任。可是当我走上最前线之后，我却常常大喜过望，因为我发现他们的信心和乐观都超过了我的想像。于是当我坐下来与一辆坦克的乘员同抽一支烟，或者是与一个步兵连的人员进行一次闲谈，我马上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充沛精力，这也是德国军人的商标，于是使我精神一振。这类经验是一位高级指挥官所最希望的好事。不幸的是官阶愈高，这种机会也就愈少，集团军司令或集团军群总司令就不能像军长那样方便了。

当然，即使军长也不能永远在路上跑。如果一个人经常在前线冲出冲进，而且当需要时老找不到他本人，那么实际上也就无异于把指挥交给了幕僚。在许多情形中，这也可能是一件好事，但却决不正常。

当然最后的关键还是指挥业务应有合理组织，对于高度机动化的部队而言尤其如此，应不惜任何成本使其维持连续性。

军部的后勤部只能几天移动一次以便使补给物资不脱节。可是军长和他的作战部门为了使他们与机械化师经常保持接触，其战术司令部每天必须推进一次甚至两次。所以这个军部必须具有高度的机动性，要把人员减到最低限度，而且一切都不能讲究。

我们从不浪费时间来寻找安居之所。在法国作战时我们住的都是城堡别墅。可是东战场的小型木屋却丝毫不能引人入胜，尤其是里面充满了臭虫。所以我们的战术司令部几乎经常住在帐棚里，另外加上一些通讯指挥车辆。我自己总是与我的副官共用一个睡袋睡在一个小帐棚中。在这次长驱直入的行动里，我睡过不到三次床铺。惟一不肯睡在帐棚中的人就是我的首席军事助手，他宁愿睡在自己的车子里。不幸的是他的长腿必须留在车门外面，所以经过一夜大雨之后，潮湿的靴子就会无法脱下。

我们通常在主要前进轴线附近的森林中支起我们的小帐棚，如有可能，总是靠着湖沼或溪流，可以在吃早饭之前匆匆下水洗个澡，或是在从前线上回来时洗去满身的尘土。

参谋长自然总是留在指挥部应付工作和电话，而我在白天――常常还包括夜晚的一部分――经常在路上跑动。通常我总是在接获了拂晓时的情况报告和发出必要的命令之后，就趁一大早出发去视察各师部和前线部队。中午我又回到指挥所中停留一下，然后又去视察另一个师。等到我再回到指挥所时，它可能已经换了新位置。这时天色已黑，而我们也疲惫不堪了。在这种情形下，通常总是应该感谢我的第二助手雷曼少校的远见，他会预备一只烤鸡和一瓶好酒来特别的款待我一次。

当然，这种有弹性的指挥方法只是因为有了无线电之后才有可能性。我总是带着一辆无线电通讯车一同行动，我的通讯官科勒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员，他以后成了一位少校参谋。他使我与军部之间从不失去联络，对于前线情况可以经常获得报告，并且我在前线所作的决定也可以立即传达回去。更应补充说明一句，当我在战后坐监狱时，科勒更证明自己是一个不自私的朋友，对我的妻子曾有许多帮助。

除了我的驾驶员纳格尔和舒曼以外，经常陪我旅行的人就是我的副官斯佩切特中尉。他是一个最好的骑兵军官，敏锐勇敢，不怕危险，态度乐观，是我的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他最喜欢陪同我一起去进行搜索行动。我当军长时，这种机会较多，几乎天天都可以上前线。以后当我升任集团军司令后，就不能那样天天往前线跑，于是他就变得很不高兴。这是一位青年军官的常态，我总是设法使他有领导战斗的机会。在克里木，他曾两次率领搜索中队，发挥出极大的机智与勇敢。当我们在列宁格勒前线时，我又派他到一个师去服务，但是中途因为飞机失事而送了命。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 * *

现在再回到第五十六装甲军方面。到七月九日，很明显可以知道第四装甲集群的企图――派我这个军从东面迂回在普斯科夫的敌军――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了，原因有二，一是沼泽地，另一就是敌军的猛烈抵抗。现在已无其他途径可以选择，只有抽回军部和第八装甲师，让他们再沿着原有向北的轴线向奥斯特罗伊进发，第三摩托化步兵师早已走上了那条路。尽管如此，自从离开德文斯克以来，依照七月十日所获得的情报，本军也已经击溃了敌方的四五个步兵师、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师――这些兵力远比我们自己要强大得多。除了我们已经收容了好几千名俘虏以外，自从离开德国国境以来，我们的战利品一共有六十架飞机、316门火炮（包括反坦克炮和高射炮在内）、205辆坦克和六百辆卡车。不过敌人虽已被迫向东退却，但却并未遭到毁灭――不久这个事实就变得很明显了。

现在这个装甲集群已经集中在奥斯特罗伊周围，我们军部希望能迅速向列宁格勒前进：我们自己通过卢加，而第四十一装甲军则通过普斯科夫。照我们看来，这样可以使我们获得最好的机会，不仅能迅速攻占该城，而且还能切断面对第十八集团军的敌军，不让他们经过里窝尼亚退入爱沙尼亚。在东方侧面上保护这个作战的责任则应由跟在第四装甲集群后面前进的第十六集团军来担负。

不过装甲集群司令部所决定的办法却完全不同，这可能是根据最高级当局的命令。

第四十一装甲军奉命沿着大路，通过卢加向列宁格勒前进。第五十六装甲军又再度被拉向东方，奉命通过波科霍夫-诺夫哥罗德进向丘多沃，以求尽量提早切断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之间的交通线。这个任务固然也很重要，但却又再次使这两个军分开得太远，结果使每个军都缺乏必要的打击力量。尤其是在这一面的地形遍布着森林和沼泽，事实上很不适宜大型装甲部队的行动。

更令人遗憾的就是党卫军骷髅师又不由第五十六军指挥了，它在大卢基奥波切卡地区中的防务改由第290步兵师接替。这个党卫军师现在留在奥斯特罗伊以南担任装甲集群的预备队。于是又像离开德国边界时的部署一样，集群主力再次放在左翼的第四十一装甲军方面。至于第五十六装甲军则奉命只用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的兵力向东往丘多沃进行大迂回运动，而且由于党卫军师不再在其右面成梯次跟随前进，所以南翼也就缺乏必要的保护。如果再考虑到敌军虽已被击败，但却并未被歼灭，就可以明了这种危险的程度。

尽管如此，我们却仍然坚信本军将继续从运动速度中去寻找安全保障。

第三摩托化师在奥斯特罗伊归还本军，它经过一场苦战之后已于七月十日攻克了波科霍夫，现在奉命沿着一条次要道路向北前进。第八装甲师奉命通过佐尔基什前进以夺占姆沙加河流入伊尔门湖处的重要渡口。

经过一连串战斗，其中多数都很激烈，本军在以后几天之内仍能继续前进。除了七月十四日清晨敌军曾在斯赫伦河北岸攻击本军指挥部以外――很显然是敌方的搜索兵力――敌军就未曾威胁过我们南翼的开放侧面。同一天在我的坚持之下，第八装甲师在击败了有炮兵和坦克装备的敌人，攻克佐尔基什之后，挺进到姆沙加河地区，不过却发现桥梁早已被炸毁了。

此时，装甲集群司令部已经把它的前进主力向卢加公路的西面拉移。它已经把第四十一装甲军的三支机械化部队都向北调动以阻止第十八集团军前方的敌军从普斯科夫湖以北通过纳尔瓦撤退。该军只有一个步兵师（第二六九师）还留在到卢加的公路上。所以第五十六装甲军在向丘多沃的大迂回运动中，现在就更感孤立。所以我们立即向集群司令部提出要求，指出如果我们这个军还想达到原定目标的话，就必须立即获得党卫军骷髅师和第十六集团军第一军的密切支援，他们都与我们相当接近。

不过在这个要求尚未获得答复之前，第五十六装甲军却已开始遭遇困难。七月十五日清晨，我们在佐尔基什以西和斯赫伦河岸边的军部指挥所中接到了几个极不愉快的报告。敌人已经向第八装甲师的侧翼（现在一直延伸到姆沙加河上）发动了强大攻击，同时又从南面越过斯赫伦河进攻。这就是说位于佐尔基什与姆沙加河之间的第八装甲师战斗部队的主力与该师的后方支队（军部也在一起）之间的连络将被切断。不仅如此，敌人还在我们后方造成了合围之势，其强大兵力正从南面向我们的补给线进攻。同时，已经向北面前进得更远的第三摩托化师，也发现自己正受到敌方优势兵力的攻击，那是从乌托戈什的北面和东北面发动的。

很明显，敌人的意图是想包围孤立中的第五十六装甲军。因为党卫军“骷髅师”未能沿我们后方右侧面作梯次跟进，所以才使敌人可以集中位于我们南方的兵力，越过斯赫伦河向我们进攻，同时，由于第四十一装甲军已经离开卢加公路，结果在那一面又放出了强大的敌军，他们现在正向我们北方侧翼进攻。

我们此时的处境实在很难令人乐观，我们自己也在怀疑这一次所冒的危险是否太大。我们是不是因为过去的成功而不免粗心大意，所以对南侧的敌人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呢？但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又是否还有机会完成任务呢？照现有事实看来，我们所能选择的唯一途径就是经过佐尔基什把第八装甲师撤回以避免受到包围。第三摩托化师也应该摆脱战斗以使本军恢复行动自由。以后几天，敌人都在倾全力执行包围作战，除步兵师之外又加上两个装甲师，并有强大的炮兵和空军支援。第八装甲师终于还是从佐尔基什向西突围并实行重组，尽管一度曾经暂时依赖空中补给。第三摩托化师在摆脱敌人之前，一共击退了十七次连续的攻击。同时，当装甲集群司令部又把党卫军师再度拨交我们指挥之后，于是就可能肃清本军补给线上的残敌了。

到七月十八日，这个危机已经成为过去了。本军现在在德诺附近已经建立了一个坚强正面，大致面对着东面和东北面。由于第十六集团军的第一军现在已经冲向德诺附近，所以我们原来在南翼的威胁也已解除。

我们俘获了一架联络飞机，有伏罗希洛夫元帅的一封亲笔信，这也使我们更感到放心。我于一九三一年在莫斯科与伏洛希罗夫元帅有一面之缘，他现在正指挥着面对我们的这个方面军。这封信的内容不仅证实了俄国陆军的相当部分都已被歼灭，而且特别提到了在佐尔基什附近的战况。

当被包围时，我们与后方之间的联系就只有飞机和无线电。可是等我们的交通线恢复之后，官样命令又马上如雪片一般飞来。其中有件事值得一提，那是从最高统帅部发来的电令。因为莫斯科的无线电广播对本军的被围曾经举行了一个过早的庆祝节目，并报告说已经俘获了某种有关我方多管火箭发射筒的机密资料。俄军对这种新兵器明显感到厌恶，因为它们可以发射燃烧弹，面对着我们的俄军早已用明码无线电向我们提出警告，说如果我们不停止使用这种武器，他们就会用毒气来报复――当然这只是一种空洞的威胁，因为俄军自己的化学战防御工具是完全不适当的。

在这种情形下，所以当他们俘获这些资料之后，自然要大吹大擂一番。现在最高统帅部就要我们解释为什么这种机密文件会落入敌人的手中。很明显那不是从战斗部队手中夺去的，而是当俄军切断我们补给线时从某个运输纵队缴获的。当装甲部队在我方正面深远前方作战时，这类事情必然是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对最高统帅的查询据实呈报，并补充说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今后我们深入敌纵深以不超过六十英里为原则。

七月十九日，装甲集群司令部告诉我们，现在已计划派第五十六装甲军通过卢加向列宁格勒前进。已经集结在卢加公路上的第二六九步兵师已拨交给我们指挥。我们所主张的集群全部兵力应集中在一起的建议，还是未被采纳――我们主张宁可跟着第四十一军从纳尔瓦以东前进（那里有四条可用的道路直达列宁格勒），而不愿沿着卢加轴线前进，因为那必须通过森林厚密的地区。

此外，我们必须首先与第一军配合向东攻入姆沙加河地区，那是我们曾经到达过的。很显然最高统帅部还是不想放弃大迂回运动的计划，甚至还准备绕到伊尔门湖以东去。就目前而言，我们与第一军不得不又卷入新的战斗中。敌人也终于被赶到姆沙加河对岸去了。

七月二十六日，陆军总部第一副总参谋长保卢斯将军来我军视察。我把当前情况讲给他听，告诉他我们这个装甲军是如何在一个最不适宜使用装甲部队的地区中把实力逐渐消耗掉了。我也请他注意到分散这个装甲集群兵力的不利。我军的三个机动化师所受到的损失已达六千人之多，而部队和装备也都已经用到了最大限度，尽管第八装甲师在休息几天之后还是能够使能用的坦克数量从八十辆增加到了一百五十辆。

我告诉保卢斯，最好的办法是把整个装甲集群从几乎毫无希望迅速前进的地区中撤出来，而转用到莫斯科方面去。反之，如果进攻列宁格勒和穿越丘多沃执行大迂回运动的计划一定非保留不可，那么就必须使用步兵直到肃清森林地区之后，我们这个军必须保留起来以便对列宁格勒作最后突击，否则等这些机动化师到达列宁格勒时就会不堪一战。我又指出，无论如何这样的作战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我们想迅速占领列宁格勒城和海岸线，那么惟一的办法就是应该集中装甲集群的全部兵力在纳尔瓦以东地区并且向该城进攻。

保卢斯将军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可是事实的变化却与这种想法大相径庭。当第十六集团军，包括第一军和刚到达的另一个军，已经接替了伊尔门湖以西姆沙加地区的防务之后，第五十六装甲军就应该从通过卢加的道路改向列宁格勒进攻。而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总共只分配到三个师：第三摩托化步兵师，第二六九步兵师和新到的党卫军警卫师。

这种办法是把装甲集群的机械化兵力更进一步分散了。党卫军骷髅师仍留在伊尔门湖边，由第十六集团军指挥。而第八装甲师则由集群司令部收回作为预备队，它暂时被用来肃清交通线上的游击队――这个任务不仅太浪费，而且也极不适当。这个军现在只有一个机动师（第三摩托化师）在卢加地区，而第四十一装甲军在纳尔瓦以东的战斗中却用了三个师。古德里安上将对装甲兵的使用曾拟定了一条格言，就是“不准分散，只准集中――。”而我们的情形恰好与这种理论相反。我们一切要求保留这三个机动化师的努力都完全失败了。经验早已证明，当兵力日益缺乏时，只有极少数指挥官还能设法维持一种整齐的战斗队形并避免分散他们的部队。

如果要我对卢加附近的战斗加以详细叙述，也许需要太多篇幅。的确那是非常艰苦的战斗。几个星期以前，敌人在这个地区还只有相当微弱的兵力，现在却已经增加到一个完整的军，下辖三个师，并有强大炮兵和装甲部队支援。尤其是卢加附近本是俄军的一个训练地区，所以敌人对周围的情形非常熟悉，此外，他们也有足够时间构筑适当的工事。

当这些战斗仍在进行时，我军又分配了新任务。最后，它终于奉命与在北面的第四十一装甲军汇合起来向列宁格勒进攻。可是即使到现在，还是只有军部和第三摩托化师能够调动，而第八装甲师和党卫军骷髅师仍然继续执行其现有任务。

八月十五日，我在卢加的任务移交给第五十军，该军军长为林德曼将军，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朋友。接着我们开始向北移动。我们的新指挥所设在纳尔瓦西南约二十五英里远的楚德湖畔。道路是那样糟糕，我们花了八小时才走过一百二十五英里的距离。当我们到达楚德湖之后，那天夜间又接到集群司令部的电话，命令我们停止第三摩托化师的前进――它是跟着我们走的――并于明日清晨再转回去，改向在德诺的第十六集团军报到。我们，连同第三摩托化师和党卫军骷髅师是刚从伊尔门湖地区抽回的，现在又马上要重新加入那一方面。对这样的调动，当然不会有人表示满意。也许唯一的例外就是我们的军需处长克莱因斯密特少校，虽然这个消息要使他的补给运输安排转上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圈子，可是他却依然兴高采烈，毫无怨言。

所以在八月十六日，我们又沿着那条坏路再回德诺去。这一次的距离为160英里，一共走了十三个小时。侥幸的是第三摩托化师还没有向北走多远，所以很容易将它调过头来，不过部队的感想如何却是我们不愿想像的。这种改变的最后原因，或许还是因为我们的总兵力不适当以及在列宁格勒、普斯科夫和伊尔门湖之间是完全不适于坦克作战的地区。

当我们到达第十六集团军司令部时获得的情况大致如下：第十军本来在伊尔门湖以南集团军右翼作战，现在受到远为优势的敌军（俄国第三十八集团军，包括八个师和骑兵部队）的攻击，正在节节败退。它正在伊尔门湖以南，正面向南进行困难的防御战，而敌人明显想从西面实行迂回。第五十六装甲军的任务就是紧急援救该军。我们这个军应采取的行动――可能的话应尽量不引起敌人注意――就是让它的两个机动化师进入德诺以东的敌军西侧，当敌军忙于攻击第十军时，就可以出其不意席卷他的正面。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任务，而党卫军师又归我们指挥也很使人感到愉快，惟一遗憾的却是第八装甲师未能参加这次作战。

到八月十八日，这两个师秘密进入敌人西侧的伪装集结地区的行动可以说是完全成功了。当本军于次日清晨发动攻击时，敌人遭到了完全的突袭。我们从侧面席卷敌人正面的计划完全成功了，在以后的战斗中，第十军也转守为攻，与我们联合起来围剿溃败中的俄国第三十八集团军。到八月二十二日，我们已经到达斯塔拉雅-鲁萨的东南，虽然在沙质地面上几乎完全没有道路，但两个摩托化师的步兵还是继续徒步作战。在这几天，单是第五十六装甲军就已俘获一万二千名俘虏、坦克一四一辆、火炮二四六门，以及许多自动武器和摩托化车辆。在战利品中有两个有趣的东西。一个是一门崭新的德国八十八毫米高射炮，那是一九四一年才制造的。另一个是俄国的多管火箭炮，这是第一次落入德军手中。我特别希望把这件战利品送往后方，却发现车胎已经被人拆走了。调查之后发现这是我的第二助手雷曼少校所干的好事，他发现这些车胎非常适合用在我们自己的指挥车上。当他奉命归还原物时，表现十分幽默。

当战斗部队用尽精力之后，于是就可以享受一次短假，于是又有撤回第五十六装甲军用在其他方面的议论，结果是第十六集团军还是在伊尔门湖以南继续东进。不过到八月底，夏天的第一场大雨开始把所有路面都变成了泥沼，于是两个机动化师都暂时不能动弹。同时，敌人也在调集新的兵力来代替已被击败的第三十八集团军，沿着柯尔门-伊尔门一线，又有新的集团军番号出现――第二十七、第三十四和第十一三个集团军。于是又有新战斗发生，但是为了节省篇幅起见，不拟详述。

第五十六装甲军在强渡波拉河之后，一直挺进到杰米扬斯克附近为止。除了敌军的抵抗已经日益顽强以外，沿着泥泞数尺深的道路前进，也使人员与装备都感到吃不消。在这个阶段，我的全部时间都花在各师方面，但即使是我那辆坚固的指挥车，也时常还是要用牵引车拉动才能继续行走。

在这个阶段中我们更能感受到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在目标上的分歧。前者为列宁格勒，而后者则为莫斯科，第十六集团军司令布施上将告诉我说他的意图是一直向东推进到瓦尔代高地为止，以便以后可以向加里宁-莫斯科轴线前进。可是北方集团军群总部却不同意。九月初，第五十七装甲军从中央集团军群地区加入北方集团军群作战。九月十二日，我们又奉到指示，说不久就要向南移动，改归中央集团军群的第九集团军指挥。甚至一位军长对这样的调动也感到莫测高深的，不过我却得出了一个总结论，一切都是因为希特勒和陆军总部之间对战略目标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

无论如何，在这几个星期，第十六集团军（连同第五十六装甲军在内）所进行的战斗却可说是非常成功。到九月十六日，德军统帅部就能够宣称俄国的第十一、第二十七和第三十四这三个集团军的主力都已经完全被击溃了。有九个师是被认为已经毁灭，另外还有九个师也被认为已经受到了惨重损失。

不过我们对这样的成就却还是缺少真正的满足感。因为谁都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或者说这些仗究竟是为什么而打。不管怎样，像我们在德文斯克进行的神速前进已经不会再有了。

我当第五十六装甲军军长的时间现在已经不多了，九月十二日的夜间，帐棚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我与一两位参谋正在打桥牌以消磨时间并等候黄昏情况报告。突然电话铃声响了，我的朋友集团军司令布施上将要与我讲话。通常这时来电话总不是好事，可是这次布施却把一个命令宣读给我听。

“步兵二级上将曼斯泰因应立即前往南方集团军群总部报到，并接任第十一集团军司令。”

从此以后我就可以率领一个集团军独当一面了，任何军人都可以了解我此时的愉快和骄傲的心情。对我而言，这好像就是我戎马生涯的顶点了。

第二天清早我就向所辖各师道别――可惜只能用电话――接着又向军部人员致谢。我对第五十六军所属的全体官兵深致谢忱，因为在过去几个月中，军部和各师已经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

对于新职务和较大的任务，我当然感到很愉快。但是我却深知在军人生活中，最满意的阶段也许从此不会再有。这三个月中，我与战斗部队共同生活在一起，共患难也共享成功的愉悦。今后，由于地位的关系，也许就不能再和部队如此亲密接近了。

在战役最初阶段，第五十六装甲军的长驱直入，真可说是把一个坦克兵指挥官的梦想都达到了。这种生活经验也许今后不会再有了。离开我的军部僚属，也使我内心感到悲伤。尤其是我那有经验的参谋长埃尔维菲尔特上校，他是一个冷静超群的好顾问，其他人员也同样非常杰出。

当我于九月十三日正式向我的老友布施上将告别时，我所携带同去的人就只有我的副官和两个驾驶兵。他们现在都已经作古了。

原作者：弗里茨?埃利希?冯?曼施泰因

第二编 西线战役

第七章 两次战役之间

法军放下武器的那天，德国人抹去了心中最黑的烙印――那就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

日在法国福煦元帅停在贡比涅森林的专列上签订的停战条约。现在法国人在同一地点和

同一车厢中签订了他们自己的投降条约。

一九四0年六月二十二日可算是希特勒一生事业的顶点，自从一九一八年以来，法国军事

力量就始终是悬在德国头上的巨大威胁，现在却已完全被打倒，不再是第三帝国的对手

了。英国虽未遭到最后失败，却已经被逐出了欧洲大陆。俄国现在已经成了德国的邻居

，尽管有莫斯科公约，不过它仍足以在东方构成潜在威胁；不过由于德国在波兰和法国

一再取胜，所以在最近的将来，它也不太可能敢向德国挑衅。如果克里姆林宫的确想趋

德国忙于西线战役时乘机进行更进一步的扩张，那么显然已经丧失了时机――它不应等

到德军赢得如此迅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再动手。

德军虽然在波兰和法国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但这并不是说其领袖自从第一次贡比涅

之后就一直在准备进行复仇战争。与所有敌意的宣传家所说的情形恰好相反，在一九一

八年到一九三九年之间德国参谋本部的政策，绝对不是为了打一次报复性或侵略性的战

争，而只是为了确保德国安全。不过我们也应承认，军事领袖们最后却终于容忍了希特

勒操纵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承认了政策的优越地位，尽管他们并不同意这种政策――但

除了发动政变之外就无法推翻它。

希特勒虽然曾竭尽全力重整军备，但这并非成功的惟一原因。当然，凡尔赛和约使德国

处于无防御状态，所以再武装是战争胜利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德国的军事准备无疑并

不充分――陆军不如俄国，空军也不如西方国家。甚至单就部队、坦克和火炮数量而言

，西方国家至少与德国相等，在某些方面条件可能更为优越。决定西线战役结果的不是

军备，而是德军部队素质较佳以及领导能力较强的原因。虽然没有忘记战争中那些不变

的法则，但是从一九一八年以来，德国国防军却只学会了一两样新东西，如此而已。

休战之后，陆军总部开始采取步骤使相当数量的师复员。同时某些步兵师也开始改编为

装甲师或摩托化师。第三十八军的军部最初移驻萨姆色雷地区――在罗讷河中游――负

责处理某些师的改编工作。我们离开了那个古色古香的堡垒，移驻一个较小的别墅中。

我们的新居是一种假古董，为一位酒商的私人产业，到处都显得趣味极为低劣。惟一值

得一提的就是从小山顶可以眺望罗讷河谷。

七月十九日，所有高级将领都被召往柏林参加德国国会的开幕典礼，希特勒在那里正式

宣布西线战役结束，同时为了表达国家对军人的感谢，他给予部分高级军官以荣誉，仿

佛战争已经完全胜利了一样。当然，德国人民应该感谢军队，但我们军人却感到这种赏

赐在性质与范围上都有点过度。

希特勒同时任命了一打陆军元帅和一位海军元帅，这种行动毫无疑问足以使这种官阶贬

值，过去在德国这是一种极高贵的荣誉。除了威廉二世曾在和平时期任命过几位元帅以

外，其余人都必须亲冒矢石立下极大战功才能获得这种尊荣。

波兰战役结束时，陆军总司令与两位集团军群总司令是符合这种要求的，但希特勒却未

将他们升为元帅以表示对陆军的感谢。现在他却一次制造了一打元帅。其中除了曾经指

导了两次卓越战役的总司令以外，还包括三军统帅部的主管在内：他既不是指挥官也不

是参谋长。另外还有空军部的副部长，他的组织功绩固不可没，但却不足以与陆军总司

令相提并论。

希特勒最狂妄的举动是把戈林升到陆海两军总司令的头上，任命他为帝国大元帅，并使

他成了铁十字勋章中的大十字级勋章的惟一受领者。在这种情形下，这种褒奖方式似乎

是故意贬抑布劳希齐，明显表露出希特勒对陆军总部的看法。

在这天，我也获知我这个军已经有了新任务。我们应移驻海峡海岸并准备入侵英国，有

三个步兵师交给我们指挥。我们的营区设在列-托库特，这是靠近包罗根的海滨胜地，有

许多英国人在那里建有美丽的别墅。我们军部设在一个非常豪华的大旅馆内。我和几个

机要人员则住在一个小别墅中，那是属于一位法国船主的，虽然主人已经逃走，但是他

却留下他的家务管理人员照料一切。与以后联军在德国的行为恰好形成对比的是，我们

德国人在法国并未以主人自居，对敌人的财产从不敢任意占有。由于部队纪律严明，我

们在法国居留的六个月之内，从未与平民之间发生过激烈争执。

当我们在海岸驻防时，直到十一月中旬都有洗海水浴的机会，这对我的随从是一件颇为

愉快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忘记了英吉利海峡高低潮位的落差可达二十六英尺，所以几

乎出了危险――这对渡海攻英的也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因素。

但是这个美丽国家的享受和吸引力，以及胜利之后的休整，都没有软化我们的部队――

通常这是占领军难以避免的。因为我们有训练部队执行全新任务的必要，所以大家一点

都不敢懈怠。部队每天都在沙丘上演习，那里有许多地方都与想象中的登陆地区相似。

等渡海工具到达之后――改造后的莱茵河和易北河上的驳船、小拖船和摩托船等――在

风平浪静的天气中，我们就可以和海军一同演练上下船的工作。这些船员对他们的新任

务也不太熟练，不过我们深信只要有时间就可以学会。

海狮作战

我想这是一个适当位置，可以让我在这里对希特勒的入侵计划和他放弃该计划的理由略

加评论。

如果希特勒真的相信法国被击败就代表他赢得了这次战争，而征服英国不过是一个时间

问题，那么他才是大错特错。英国人对他的招降的反应冰冷，证明英国政府和人民都是

无法说服的。

于是希特勒和三军统帅部就不得已退而思其次了。

当战争中突然发生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时，任何一位政治家或者最高统帅都要面临同样的

问题――或是军事上的挫败，或是政治方面有意料之外的发展，比如有另外的强国加入

了敌方。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许毫无选择余地，必须把现有的“战争计划”完全丢弃

掉。同时，大家也许会认为他对自己的资源估计过高，而对敌人又未免估计得太低，所

以才会失利或者是在政治判断方面犯了错误。

但是当他的军事作战目标已经完全达到，而且已经远远超出其最初的料想，那么国家元

首或最高统帅在研究“下一步骤”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当时德国究竟有无所谓“战

争计划”，实在是个很大的问号。

当然并没有任何战争是完全依照某方面的固定计划发展的。但是自从一九三九年九月起

，希特勒就已冒险与英法两国作战，那么他也就有责任事先考虑到各种不同的可能发展

以及应付的方法。非常明显，在对法国的攻势尚未发动之前，甚至在攻势期间，德国最

高统帅部都没有拟定一个“战争计划”，以决定一旦赢得所期望的胜利之后应该采取什

么措施。希特勒希望英国人会自动投降。至于他的军事顾问们，态度好象是觉得应该等

候“元首的决定”。

上述情形是德国缺乏完善军事性高层组织的必然后果。当希特勒自兼最高统帅之际，他

并没有建立一个帝国参谋本部来负责处理大战略的问题。很明显，在负责作政治决定的

国家元首之下，没有一个军事权威当局被授权负责拟定这种全盘战略。从一开始，希特

勒就把最高统帅部当成一个军事秘书处对待，至少它的负责人凯特尔是最没有能力向希

特勒就战略问题提供顾问意见的人。

至于说到三军总司令，希特勒实际上完全不允许他们对大战略发生任何影响作用。他们

虽然偶尔在私人谈话中可以发表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但是最后希特勒主要还是根据自

己的思考来作决定。希特勒是如此坚持认为只有他有权决定一个政策，除了在对挪威的

作战中，雷德尔也许作过最初的建议，据我所知再没有其他有关全盘战争政策的基本决

定是可以归功于任何一位三军首脑的。

因为没有任何机构获得草拟“战争计划”的授权而最高统帅部更是橡皮图章，结果是所

有人都只好听命于“元首的直觉”。象凯特尔和戈林之流一直视希特勒为天生圣人，所

以甘愿俯首贴耳。而布劳希齐和雷德尔也只好默然接受。事实上三军参谋本部在其内部

虽然也都进行对长期政策的研究，但这对大局却毫无补益的（例如早在一九三九年到一

九四O年冬季，雷德尔元帅就曾命令海军参谋本部研究在英国海岸登陆的技术可能性与要

求。）德国没有一个真正是希特勒认为不仅是专家或执行者，而且是有资格负责主管全

面战略的总参谋长。

由于这种指挥形式，结果就如我在上文中指出的，当西线战役结束之后，我们马上就面

对下一步骤应如何进行的问题。

除此之外，德国最高统帅部又有两个全新的事实要应付：

1.有一个尚未击败的英国存在，它依然不愿与德国媾和。

2.我们的新邻居俄国有出面干涉的危险，不管它现在如何假装爱好和平。在一九三九年

十一月，当希特勒强调说明在西线有速战速决的必要时，他就已经认识到这种威胁。

基于这两个事实，很明显第三帝国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应该赶紧结束与英国的战争。只有

这样才能使斯大林错过渔翁得利的机会。

如果无法使英德之间获得谅解，那么德国就必须尝试用军事实力来消灭其最后对手――

英国。这实在是一个悲剧，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双方都没有尝试用常识作为基础以一劳

永逸地决定今后欧洲的命运。事实上希特勒一直避免与英国进行生死决斗，因为他的真

正目标在东方。

不过在法国战役结束之后，他在德国国会发表的和平试探讲话却未免过于空泛，不可能

引起良好反应。此外，希特勒此时因获胜而骄横，对他自己的每战必胜已经有了狂热的

信心，所以即使对方同意和谈，他是否肯接受一个以理智和正义为基础的和约也似乎颇

有疑问。更进一步说，他现在已经成了他自己行为的俘虏。他已经把波兰的一半和波罗

的海国家都送给了俄国，只有凭一次新的战争才能收回这些土地。他允许意大利吞食法

国领土，使他自己依赖其同盟国。最后，自从吞并捷克之后，他的信用在全世界都已经

破产，即使他愿意签订任何协定，可是却没有人愿意再相信他。

如果希特勒在击败法国之后就能用谈判手段建立一个合理的和平，那么德国人民就会对

他高呼万岁了。

德国人并不想把那些波兰民族占绝对多数的土地并入帝国版图之内；他们更不想收回过

去曾经一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地区。所谓优秀种族应该支配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的念头

，除了少数狂热的党徒以外，在德国并没有人真正把它当一回事。希特勒只要吹一声口

哨，命令他的宣传队向后转，那么德国人民拥护合理和平的呼声马上就会自动表现出来

。

不过在另一方面，英国的民族性――邱吉尔个人就是其标准代表――却很可能阻止英国

人在战争的这个阶段或任何以后阶段中，对一个合理的和平解决作任何认真的考虑。英

国人的韧性是值得敬佩的，他们一旦投入战斗，不管当前情形如何艰险，他们都有打到

底的决心。尤其是他们只知道无条件地痛恨希特勒和他的政权，还有所谓的“普鲁士主

义”，但却忘记了俄国是更坏的政治制度，对欧洲也是一个更大的威胁。

此外英国政策也有一种传统的偏见，就是维持欧洲权力的平衡。英国投入战争的最直接

动机就是重建这种平衡，因为德国在欧陆上过于强大，所以英国才想打败它。但是英国

人却没有认识到世界局势已经改变，俄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害，所以世界性的权力平衡才

是更重要的。

除此以外，邱吉尔这个人也许过份具有战士的气质。他心中注意的问题只是战斗和最后

胜利，视线并没有超出这些军事目标而进入政治前途的领域中。几年以后，当俄国人进

入巴尔干之后，邱吉尔才开始注意到这种发展的危险。可是到那时，他已经无法与罗斯

福?斯大林的联合势力相抗衡。

此外，象邱吉尔这种人当然不会忽视俄国对德国的潜在威胁作用。不过单就战争而论，

他却认为这是对英国有利的。他从来没有想到，假如此时与德国妥协，那么不久之后两

个极权国家就会互相火并。事实上如果邱吉尔对德俄两国的强弱进行冷静的估计，他就

一定会认识到这将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就会自动使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成

为世界的主宰――且不说这种斗争又更足以决定这两个极权统治者的最后命运。

在一个独裁、思想斗争和“十字军”的时代，群众的感情被放纵的宣传所操纵，所谓“

理性”简直就不存在。所以对双方人民和整个欧洲而言，这是至为不幸的，英德两国终

于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只好继续打下去。

所以在西线战役结束之后，德国最高统帅部对于下一步骤的问题的答案就是继续对英国

作战。但是由于事实上德国方面并没有一个超出欧陆西战场范围以外的战争计划，所以

也就注定要产生严重后果。现在当希特勒考虑入侵英国的计划时（他也并未真正下决心

），一切达到这个目标的实际准备却都没有完成。因此，我们错过了一个立即利用英国

弱点的最好机会。现在才开始准备，终于浪费了许多的时间，结果登陆能否成功，单是

天气的原因就大有疑问了。

这个最后的事实，再加上其他因素（下文中将详述），终于使希特勒有理由（或者说是

借口）放弃了入侵英国的计划，而直接回头去打击俄国。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在我尚未说明这个决定性转变的理由前，我觉得应该首先分析一下，如果希特勒发动对

英之战，成功的机率有多大。

我们可以使用三种方法，第一是切断海上补给线来迫使英国人屈膝。因为德国现在已经

完全掌握了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海岸线，可以利用它们作为空中和潜艇战争的

基地，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德国的前景是比较有利的。

至于说到资源方面，却不是那样有利。就海军而言，潜艇的数量距适当的标准还差得太

远。而重型战舰更谈不上，尤其是航空母舰。即使对潜艇战而言，这些军舰的合作也是

必要的。此外，当我们尚未能使英国空军丧失作用之前，英国的反潜防御也还会较占上

风。至于说到空军，它的任务应该分为下述三个方面：

1.获得制空权，至少应消灭英国空军参加反潜战的能力。

2.瘫痪英国的港口。

3.与我方潜艇有效合作以攻击敌人的船只。

实际上，这些工作就等于要压倒英国空军并毁灭它的生产中心。不列颠之战足以证明，

在一九四O年，德国空军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如果在那一年八九两个月中的天气

不那样坏，或是德国当局不把它的攻击重心从对英国空军的战斗转变为对伦敦的轰炸，

结果是否不同，却是无法断言的。

不过总而言之，由于德国轰炸机数量还非常有限,

而长程战斗机又非常缺乏，所以在一

九四O年夏季想迅速达到压倒英国空军和毁灭其生产中心的目标似乎是不可能的。战斗如

果单凭物质资源的单纯数量来决定，那么所需时间和力量常会超出原有的估计。而一旦

双方多少势均力敌时，战斗就只有凭优越的领导才能达到速决目的，而很少是靠实力对

拼。

所以我们必须准备进行长期战斗。正好象为了保证成功，潜艇舰队必须首先加以扩充一

样，对空军方面也必须采取相似步骤。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用杜黑将军想象的“

战略性空中战争”的方法来迫使一个象英国这样的大国屈膝，至少就当时而言，实在是

一种天真的想法。后来联军对德国的空中战争也一样没有效果。

无论如何，一旦决定要用切断海上交通线的方法来迫使英国屈膝，那么德国的全部战争

潜力就应完全用来生产潜艇和飞机。为了这个目标就必须裁减陆军，以便把人力转用到

工业方面去。

这种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也是其危险所在。谁都不知道俄国人会安静多长时间。德国如

果裁减它的陆军并且将全部空中力量用来对付英国人，那么俄国即使不发动战争，也至

少可以进行政治敲诈。

另外一个危险是美国也许不会坐视英国慢慢地被德国绞死，从而可能提早出面干涉。如

果就空军和海军而言，他们可以很快参加战斗，不过如果德军实际侵入了英国，那么他

们也许会迟了。不过尽管如此，如果德国有一个真正的战略性政策，那么这个行动是有

成功希望的。

当然我们随时都应提防美俄两国干涉的可能性。而且也必须坚持毁灭英国空军和切断英

国补给线这两个主要目标。凡是想用对城市的攻击来打击敌方民心士气的企图都只会妨

碍胜利。

第二个可能击败英国的方法，我称之为争夺地中海。希特勒――甚至包括全体德国军事

领袖人物在内――都曾经被指责为不能跳出“大陆”式思想的圈子，从来没有认识到地

中海作为不列颠帝国生命线的重要意义。

也许这是事实，希特勒的思想是仅以大陆为限，不过英国如果丧失了地中海，是否就会

被迫放弃战斗？另一方面，地中海的征服，对德国究竟有些什么后果，似乎都是颇有疑

问的。

无可置辩的是，地中海的丧失对英国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印度、近东以及石油供应

可能产生的效果都将会十分严重。此外，地中海的封锁也足以使英国的粮食问题变得更

为严重。

但是这个打击是否致命呢？我看不会。英国人绕过好望角，还是可以与中东和远东取得

联系，除非用潜艇和飞机严密封锁英伦三岛，否则这种交通线还是无法切断――也就是

说还是要用上述第一种方法。可是单单第一种方法就可能耗尽德国空军的全部资源，使

它没有余力来应付地中海方面了！英国人如果丧失了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它在埃及及近

东的阵地，固然会感到极大的痛苦，但却绝对不至于送命。而且以英国人的民族性来看

，只会更加增强其民族意志。英国人是决不会认输的，只会打得更凶。地中海是大英帝

国生命线的口号实在是个谎言。同时英国的各自治领也决不会撤回它们对英国的支援。

第二个问题是地中海争夺战对德国本身有什么后果。第一点，意大利虽然可以作为一个

良好的作战基地，但是它的军事力量在这场战斗中只能作出非常微弱的贡献。这是众所

周知的。尤其是意大利舰队绝对无力将英国舰队逐出地中海。所以斗争的重担就会落在

德国人头上，可是意大利却又把地中海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并会要求拥有全盘指挥权

，事实上只会使德国人更加感到困难。

如果我们想剥夺英国人在地中海的地位以使其受到致命打击，那么马耳他和直布罗陀必

须攻占，并且还要把英国人逐出埃及和希腊。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德国想将战略重点移

到地中海方面，那么这个任务就必须用“军事”方式加以解决。

但问题却不仅此而已。要想夺占直布罗陀必须首先获得西班牙同意――事实上是永远不

可能的――或是对西班牙人施加压力。这两种做法的意义都是要使西班牙的中立状态告

终。不管能否获得马德里和里斯本同意，德国都将毫无选择余地，必须保护整个伊比利

亚海岸线并保障那个地区的补给。这两个国家都有抵抗的可能，尤以葡萄牙为然，因为

它的殖民地将立即被英国所占领。无论如何，伊比利亚半岛从长期观点上来看，将会吞

没相当数量的德国陆军，而德国强占西班牙与葡萄牙，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引起的反应也

将十分有害。

由于意大利和西班牙都要求分享法国的殖民地，所以与法国之间难以获得真正的和约。

最后德国将被迫占领法属北非以防止英国这样的海军国家企图在地中海再获得一个立足

点。

一旦英国人被逐出埃及和希腊，德国人似乎又有进入近东的必要，尤其是为了切断英国

的石油供应来源。有人认为在近东建立一个基地，对德国有两大益处：①有威胁印度的

可能性，②可以威胁俄国侧面，以阻碍其干涉德国的行动。我觉得这些说法是不现实的

。除了德国部队进入这些国家之后会对当地人民造成不良反应以外，还有两个方面也必

须注意。

从近东地区向印度和俄国作战，仅仅因为补给的原因就决不可能真正成功。因为英国是

一个海权国家，所以它在这里可以较大的张力。此外，由于德军在近东出现，结果也许

足以促使俄国提前发动对德国的战争。

在我看来，地中海整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虽然英国人丧失了地中海，但却并不足以决定

其国家的命运。进一步说，如果为了争夺地中海的主权，而要进行决定性战斗，最后将

会牵制如此大量的德军并足以引诱俄国向德国发动侵略，如果我们考虑到俄国也许会感

兴趣的战利品――巴尔干和在近东的影响势力――也就更会觉得它有向德国发动战争的

必要。

想从地中海打击英国的想法，事实上与拿破仑想取道埃及征服印度以打击英国的妙想颇

为相似。这条路线将使德国的兵力长期使用于不具有决定性的方向上。此外，它也可以

使英国本土有时间来重整军备，而且也使俄国对德国感到有隙可乘。

由于地中海路线并不能使我们对英国本土发生决定性作用，也就使我们要考虑第三条路

线，就是侵入英国本岛。

在没有说到这一点以前，我应提到我们地中海战略的实际结果。正象以后在俄国常犯的

老毛病一样，希特勒总是不能在适当时机使用适当兵力。他的最大错误就是没能一鼓作

气攻下马耳他，这在最初阶段几乎毫无疑问能够成功。他的这一失误对以后北非的丧失

和其他后果都具有决定性。

一九四O年六月，希特勒开始构思侵英计划（不过如我所说，并无真正决心），并命令开

始进行适当准备。这个作战被定名为“海狮”，但是只有当某些先决条件完成以后才准

备付诸实行。这个计划在执行方面的准备以及许多争执（主要是海陆两军之间的），都

早已有他人讨论过了。因此，本书对于这部分内容完全不加赘述。

这里所要做的，就是对以下三个重要问题的检讨：

①入侵英格兰能够迫使它放弃斗争吗？如果这个行动成功，是否足以决定全局？

②入侵的确有成功的希望吗？如果失败后果将如何？

③希特勒根据什么理由终于放弃这个计划（也就是放弃解决英国的念头）而转向俄国进

攻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说入侵是压倒英国的最迅速方法。其他两个方法都不

能达到速决目的。但这是否就是最后结局呢？即使英伦三岛沦陷了，邱吉尔政府很可能

会迁到加拿大继续打下去。至于其他自治领是否仍服从它的领导却无法预知。不过无论

如何，征服了英伦三岛还是不等于大英帝国的完全失败。（注：英国人民是否会继续抵

抗，或是否会有傀儡政权出现，这也是无法预测的。）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断定的。如果德国征服英伦三岛，则将使对方丧失向欧陆发动

海上攻击所绝对不可或缺的基地――至少就那时而言是如此。即使美国投入战争，在那

时没有这个岛屿作为跳板，要想越过大西洋入侵欧洲是绝无可能的。如果不列颠被占领

，英国空军被消灭，英国舰队被逐出大西洋，这些岛上的战争潜力都完全化为乌有，于

是德国就可以安然应付地中海，而不用担心任何牵制。

而且即使英国政府在丧失母国之后决心打下去，它也还是很少有赢得胜利的希望。在这

种环境下，所有的自治领还会继续支援它吗？

如果俄国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对所谓第二战场已经不再寄以希望，那么它对德国的潜在

威胁还有什么意义呢？在希特勒默许之下，斯大林是否会将注意力转向亚洲呢？如果美

国人知道他们将单独承受战争重担，他们还会对德国发动“十字军”吗？

今天对这些问题都无法找到确实答案，将来也是如此。当然德国隔着海洋无法迫使他国

接受和平。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如果能够攻占英国，那么德国所处的地位无论如何总

要比希特勒以后所造成的好得多。

从军事观点看，如果有成功的希望，在一九四O年夏季入侵英国，毫无疑问将是一个正确

答案。应该采取何种步骤以使德国在胜利后可以获得谈判桌上的和平，这应该是一个合

理的德国政策目标，不过它不属于这本军事学书籍范畴之内。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军事方面，分析如果在一九四O年入侵英国，是否有成功的希望。我相

信关于这一点的意见一定不会一致。“海狮”作战毫无疑问包含着巨大的风险。

虽然如此，但我们却不能因为看到联军在一九四四年入侵欧陆时拥有大量技术装备，于

是就断定那个依赖比较原始的渡海工具的德军是注定非失败不可的。同样，联军在一九

四四年在空中和海上也拥有绝对优势，而且也的确具有决定性，但这对一九四O年的情形

却并不适用。

当然在一九四O年六月，德军并没有这种绝对优势，但它却有另一个决定性的利益，那就

是英国海岸线上最初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有组织的防御。英军缺乏适当的装备、训练和领

导。其陆军在一九四O年夏天至少是这样的。不列颠大体上毫无防御。如果希特勒在敦刻

尔克不让英国远征军逃去，那么英国的无防御程度也就可以说真正圆满了。

在一九四O年夏季对英的入侵战要想获得成功，有赖于两个因素：

①应尽量提早执行入侵计划，这样就可以趁英国在无防御状态之下，向它发动打击，并

且能够利用夏季的好天气，（照我们自己的经验看来，海峡在每年七八月间和九月初都

还是风平浪静的。）

②在渡海过程中和以后一个阶段内，我们应有抗衡海峡地区英国空军和舰队的能力。

所以，当我们对天气和德国空军获得最低限度空中优势的能力没有把握时，“海狮”作

战也就注定要冒巨大的风险。因此，德国军事当局对这个计划的执行不免感到犹豫不安

。希特勒本人的决心也不象过去那样明白坚定。在各阶层都缺乏通常惯有的从上而下的

推动力。联合作战处的主管人约德尔将军就认为以整个情况而言，入侵企图只是一种无

可奈何的措施而已。

空军总司令戈林根本就不认为他的空中攻势是入侵计划的一个完整部分。反之，他却不

断分散和浪费空军的实力，这足以证明他是把对英国的空中攻势当作一个独立作战对待

。

海军总部是第一个提出入侵不列颠问题的权威当局，至少它曾根据其实际研究，认为只

要某些先决条件能够满足，那么这个作战是具有可行性的。此外，它也比任何方面更担

心其装备的不适当。

观点最积极的毫无疑问是陆军总部方面，不过在法国沦陷之前，它却似乎并没有考虑入

侵。有一件事却是必然的。如果“海狮”计划真正付之实行，那些第一批要经受考验的

陆军部队，也是对准备工作最有热心和信心的。因为我指挥的第三十八军就是预定在第

一波中渡海的，所以我有资格这样说。虽然并不低估危险，但我们对成功却很有信心。

同时，我们在当时对其他两个军种的忧虑情形并不了解。

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是根据两个理由（或者是借口）才最后取消了“海狮”计划。第一是

准备时间太长，使第一波兵力至少要到九月二十四日才能渡海。这个时间已经不再有可

能性，因为即使第一波能够成功，可是后续部队渡海仍需要良好的天气。第二，事实上

直到这时为止，空军也没有获得必要的空中优势，这也是一个真正的决定性理由。

即使上述两个事实足以作为一九四O年九月中止入侵计划执行的理由，不过它并不能证明

，如果德军统帅部对事件的处理采取不同的方式，那么入侵是否同样的不可能。要批评

希特勒决心避免与英国决一死战以便转过身来对付俄国的想法，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基础

。

问题就在于是否上述两个事实都绝对无法避免，而是必然的呢？

专就第一点而论，即把登陆之期延到九月底，这毫无疑问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早有一个

战争计划，并且以击败英国为重点，那么在西线战役尚在进行之际，相当部分的技术或

准备工作也就可以同时进行了。如果早有这种计划存在，那么无论希特勒的动机如何，

在敦刻尔克容许英军逃走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了。如果至迟在法兰西沦陷时（即六

月中旬）德国人已经决定入侵英国，而不迟至一个月后（即七月中旬）才作决定，那么

登陆之期最迟也不会拖到深秋了。七月间下达命令，九月中旬就可以完成一切必要准备

，如果早四个星期决定，可能在八月中旬就能渡海了。

至于说到放弃“海狮”作战的第二个理由，即不列颠之战的进度不能令人满意，那也可

以这样评论：在入侵之前好几个星期就执行一种孤立的空中战争以企图争取不列颠上空

的空中优势，这是一种领导错误。想在入侵之前获得不列颠上空的空中优势，目的当然

是为了想保证入侵成功。不过结果却只是在不利条件下作战，徒然过早地消耗了空军的

实力。

德国空军当局对敌我双方实力的对比如能进行一个冷静估计，那么他们至少应该会怀疑

自己的实力能否执行这种攻击英国空军和其生产中心的作战。

第一，德国空军总部对英国战斗机部队的实力估计过低，对自己的轰炸机效力估计过高

，此外对方有一个有效率的雷达体系存在，也使他们受到了突然袭击。其次，轰炸机的

航程和透入地区都远赶不上要求（战斗机更是如此）。结果使英国空军可以逃避歼灭性

打击。在英国上空，德国战斗机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与对方交战。轰炸机也常常不能获得

战斗机的适当保护。

这些考虑应该足以迫使德国空军总部决定拒绝与英国空军摊牌，应该等到实际入侵行动

开始时再参加作战，并迫使英国空军在双方相似的条件下接战――即在海峡上空决战。

最后，德国当局又犯了另一个重大错误，当双方实际上恰好打成平手时，却又突然转换

了空中攻势目标。九月七日，攻击重心移到了伦敦城――这是一个与入侵准备毫无作战

关系的目标。

在入侵之前首先获得空中优势的想法固然不错，但是如果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进行慎重

分析，就应该使德军当局认识到空军的决定性打击应该与入侵作更密切的配合，当然有

人会表示反对，说这样一来，空军的任务实在太多了，那就是：攻击英国南部的空军基

地；掩护法国港口中的装载工作；保护运输船渡海；支援第一波兵力登陆；与海军和海

岸炮兵合作，阻止英国舰队的干涉。

不过所有这些任务并非同时进行，它们可以连续地加以解决。举例说，英国舰队――除

了驻在英国南部港口中的轻型兵力以外――可能只有等第一波兵力已经登陆之后，才会

加入作战。一切都有赖于一次大空战的结局，这是当海陆军一发动入侵时就应该在海峡

或英国南部上空进行的。德国空军在这个会战中所处的环境将会远比深入内地进行空袭

要更为有利。

自然，这种行动方式有孤注一掷的意味。不过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要冒险入侵，势必要准

备付出这种高价。

当希特勒基于前述理由在一九四O年九月放弃入侵英国的计划时，这些理由在当时也许很

动听。不过事实上，仅仅是因为在德国最高统帅部中，除了希特勒这个政治家以外，就

没有任何权威能对全盘战略政策负总责，所以这种理由才会有出现的机会。德国没有这

样一个权威当局，能够在适当时机拟定一个包括英国在内的战争计划并对入侵进行有效

指导，把它当作一个三军统一作战来看待。

如果说德国统帅部是自动放弃了这次对英国作最后打击的成功机会，那么其理由就不仅

要在参谋组织的缺点中去寻找，而且更要注意希特勒的政治思想。

无疑希特勒总是想避免与英国人和大英帝国发生冲突。他曾一再声明说，大英帝国的毁

灭对德国毫无益处。他也欣赏这个帝国，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成就。即使我们不愿

意承认这些话的表面价值，但有一件事却是可以确定的：希特勒知道如果大英帝国毁灭

了，那么继承者将不是他本人和德国，而会是美国、日本或俄国，根据这种现实的看法

，所以他对英国的态度并不虚伪。他不希望也不期待对英战争，所以他希望尽量避免与

英国摊牌。

这种态度，加上他完全没有想到对法国可以那样轻松取胜，这足以解释希特勒为什么没

有采取一个以击败英国为目标的战争计划。问题是他根本不想在英国登陆。他的政治思

想与西线胜利后的战略要求发生了冲突。最令人惋惜的就是他的政治思想并未得到英国

人同情。

反之，希特勒对俄国的态度却完全不同，尽管他在一九三九年与斯大林缔结了同盟。他

一向不信任和瞧不起俄国人。他也担心俄国人的扩张传统，尽管他自己签订了莫斯科条

约，为俄国打开了西进的门户。

我们应假设希特勒明知当两个极权强国变成了近邻之后是迟早会发生冲突的。此外，他

也坚持其生存空间观念，这也只能向东方去寻求。这些理由都足以证明迟早要与俄国发

生冲突。法国沦陷后，希特勒似乎感到自己已经是欧洲的主人翁，所以他认为可以动手

了。同时俄国正在德国东界增兵，因此也引起了希特勒的猜疑。

希特勒现在面对着侵英问题。他深知这个行动所包含的高度危险。如果入侵失败，那么

参加作战的海陆军将会全军覆没，甚至空军的实力也会大形减弱。虽然从纯军事观点来

看，入侵失败并不会使德国军事权力受到无法补救的损失，但是更为重大的影响还是在

政治方面。一方面，这种挫败将增强英国人继续抗战的决心，另一方面又足以影响到美

俄两国的态度。更重要的却是军事上的大败又将使这位独裁者在德国与全世界的威望受

到严重打击。

这却正是这位独裁者所不敢冒的危险。正好象他对大英帝国的一般态度经常使他不想与

它摊牌，又好象他对于英国人心理的误解使他希望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一样，现在他也不

想冒险而自动撤退了。他希望能避免与英国决战的危险。他不想毁灭英国的强国地位，

而只想打掉它手中的最后武器，以使英国知道有和平解决的必要。

可是在这里，希特勒还是犯了一个最大的判断错误。因为有一件事是必然的。如果希特

勒在这个对他自己最有利的时机放弃了对英决战的机会，那么结果迟早德国会被迫处于

一个更糟糕的情况之中。对英国的战争拖得愈长，俄国对德国的威胁也就会愈形增大。

当希特勒在一九四O年夏天未能冒险对英国进行决定性打击时，他也丧失了惟一的机会。

他不能再等待了，只有在这时，他还可以冒险去发动一个预防性战争以图消灭俄国的威

胁而暂时不必害怕在西方受到敌人牵制。

事实上，这也就是说因为他不愿意接受侵英的冒险，结果反而作了更大的冒险――就是

两面战争。同时拖了那么久才终于放弃了入侵计划，希特勒也就浪费了一年时间。在这

一年中，德国很可能获得最后的解决。这种延迟是一个永远无法补救的损失。

当九月底“海狮”作战取消之后，第三十八军也恢复了正常训练。渡海装备都撤入港口

中，在英军空袭之下，它们早已损毁了许多。这时我们对希特勒有关俄国的意图还一无

所知，他的最后决心可能是在以后才下的。直到一九四一年春季，我才得到一点风声，

那时我正调了一个新职。

第二编 西线战役

第六章 旁观的第三十八军军长

以后我在西线攻势中所担负的任务是如此不重要，所以即使不将这段经历记入回忆录，

也无关本书主旨。我之所以要将其记录下来，主要是为了对当时我指挥的部队的勇气和

成就表示感谢之意。另外，当德军在索姆河上获得突破之后，第三十八军的作战也可以

作为一个追击战战例，我们从塞纳河一直前进到了罗讷河，不让敌人有喘息之机，直至

最后崩溃为止。当别人正继续为实现我的理想工作时，我本人却在斯特岑闲看着我的军

部从事集中工作。同时多次奉命去视察正式在波美拉尼亚和波兹南编组中的新师。

1940年5月10日，在利格尼茨，我从无线广播中收听到德军已在西线发动攻势的消息，当

时我正请了短假在那里休息。不用说在以后几天，我的一切热烈的愿望都完全寄托在经

过阿登向前进攻的部队身上。他们能否在强大法军赶到之前就先冲过卢森堡国境，从而

在巴斯托根两侧渗入比利时防线呢？当装甲部队在色当渡过马斯河时，是否能够保持冲

击力从而形成包围敌军北翼的基础？

读者一定能理解我对那些暗箭伤人的家伙心生怨恨――在我奋斗了很久之后，当我的计

划终于在西线战场开花结果的时候，我自己却投闲置散，坐在德国的心脏地区干巴巴地

看着。

五月十日夜间，第三十八军军部奉命移往布伦斯维克，然后进驻杜塞尔多夫，并由B集团

军群指挥。在以后几天之内，我还是无事可做，只是到处游逛，视察已被我军攻陷的比

利时要塞，偶尔也去B集团军群总部和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听取有关作战进展的简报。在那

里我发现他们对敌人的最后意图仍无明确概念。同时，陆军总部似乎也没有这种认识，

因为它对未来始终继续保持沉默，而不是把两个集团军群的分界线向西北作更进一步的

延伸。

五月十六日，我们的军部改由A集团军群指挥，次日我在巴斯托根向我的老长官伦德斯特

上将报到。在那里我受到他、我的继任者索顿斯滕将军以及旧日同僚们的热烈欢迎。并

且也终于得知通过阿登山地和渡过马斯河的作战已在顺利进行之中。我们这个军拨交第

十二集团军指挥，它是担负向西直趋索姆河-杜塞尔多夫的任务，新成立的第二集团军则

正面向西南方向，准备夹在第十二与第十六两个集团军之间。

我刚到第十二集团军司令部时，就体验到一次希特勒直接干涉军事行动的事件，奉希特

勒指示，陆军总部命令克莱斯特装甲集群此时不得越过奥塞河前进，而第十二集团军则

应转向西南并转入防守。第二集团军现在直插入第四与第十二两个集团军之间，并接替

向西前进的任务。据说原因是元首希望不惜一切成本使德军避免遭受任何挫败，因为即

使只是暂时的挫折也足以使本已降到深渊的法国士气重新高涨起来。他担心第十二集团

军如照原定计划继续向西直冲索姆河下游，那么侧翼就有暴露的危险。如果法军从南面

向马斯河以西发动反击，德军就可能遭受挫折。

也就是说政客的宣传利益已开始对最高统帅的职务产生了妨碍。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

如果命令克莱斯特装甲集群悬军于奥塞河畔，就可能丧失毁灭比利时北部敌军的战机，

这个装甲集群本来预期要从后方包围敌人。另一方面，命令第十二集团军面对西南转入

防守，结果也无异于在马斯河与奥塞河之间放弃主动权。事实上，当时没有任何理由可

以预料敌军会在这一地区进行大规模反击。照A集团军群判断，敌人那个军的确有这样一

个想法，但却至少要多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才能集中必要兵力来发动这样一个反击。

不过，更重要还是在去年冬天A集团军群一再向陆军总部陈述的基本思想，就是当扑向索

姆河下游时，要想确保南翼安全，就只能以进攻来解决问题。

现在已经很明显，希特勒虽然缺乏足够勇气敢在德军攻势的南翼接受暂时性冒险，但他

却已宣布他有权对陆军作战进行一种个人性的琐碎的控制。

不过在这个关头，希特勒之所以能用预防德军遭受暂时性挫败的理由来作为他干涉作战

的借口，可能还是应该归咎于陆军总部无能。尽管A集团军群早已提出忠告，可是当第一

支德军渡过马斯河之后，陆军总部并未立即将第十二集团军插入正面中――它可以插在

第四与第十二两个集团军之间并向索姆河下游前进；也可以插在第十二与第十六两个集

团军之间以在马斯河与奥塞河之间向西南攻击前进。陆军总部未能做到这一点，不能推

诿于前线的空间不够，无法容纳这么多师。因为当作战地区逐渐展宽后，可以容纳更多

兵力的空间也自然有了。

这个例子不过证明了即使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计划的执行也总难完全符合其最初设计思

想。

这一次希特勒的干涉并未使作战受到太严重影响（不像以后在敦刻尔克郊外命令克莱斯

特装甲集群停止进攻那样严重），但是他指派给第十二集团军担负的防御任务，还是使

敌人获得了在埃纳河重建新正面的机会。以后在法兰西战役的第二阶段，不得不进行苦

战才再度将其突破。如果在这个决定性地段采取攻势，足以使任何完整的法军防线都无

法建立，这个机会却被浪费了。这一点，加上对敌军北翼的包围，也就是当我们考虑到

无可避免的德军第二阶段攻势时，向陆军总部提出的建议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基本思想。

此时，我们的军部也已推进到了克里尔夫，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卢森堡小城。这时我已

经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指挥几个师跟在第二集团军后面走。当敌军北翼马上就要遭到决

定性失败的时候，却去担负这种无关大雅的任务，实在让人丧气。

大约正是这个时候，我获知我的妻弟罗伊斯赫在布鲁塞尔附近失踪了，他是一个俯冲轰

炸机中队的队长。罗伊斯赫是我妻子的幼弟，当他在德累斯顿和马德堡读书时，总是住

在我家里。他是我妻子最喜爱的兄弟，有如我们的儿女一样亲密，他的年轻太太现在还

在利格尼茨和我们住在一起。以后几个星期中，她和她的母亲、我的妻子，一直忧虑不

安，因为关于他的飞机和乘员都一直毫无消息。唯一证实了的事情就是罗伊斯赫是在攻

击中失事的。直到法国战役结束之后，我才能去进行调查，经过长期搜寻之后，才在布

鲁塞尔附近找到飞机的残骸。询问附近居民的结果，得知它刚要进行俯冲时就被高射炮

击中。有两个乘员跳伞逃命，当场被比军击毙，一个在半空中，一个在地面上。我的妻

弟和另一个乘员则死在飞机里面。

5月25日，我们军部奉命接替第十四装甲军的任务。克莱斯特将军将第十四装甲军的军部

以及第九装甲师和第二摩托化师都留在埃伯维利――亚眠地区以确保自己在索姆河下游

的后方安全。我们于5月27日接防。

这时我们在索姆河下游地区还没有一个固定正面。第十四装甲军的第二摩托化师在该河

南岸贝艾维里周围据守着一个桥头阵地。第九装甲师则在亚眠担负同样的任务。中间地

区则只加以监视。第57步兵师奉派接替第二摩托化师的防务。不过敌军也无法集中足够

兵力沿着下索姆河河岸构成一条新防线。我们在亚眠的桥头阵地显然面对着一个法国的

殖民地师和一些英国部队。埃伯维利桥头阵地则面对着一个英国师。

我们的任务就是守住这两个桥头阵地。最初第九装甲师与第二摩托化师在交出埃伯维利

的防务后，本来预定留在索姆河以北作为机动预备队使用。但不久之后它们也不声不响

地抽回到海峡海岸参加那里的战斗。

交接防务时，第十四装甲军军长威特谢姆?军对我说，他不相信敌人会有任何大规模豢动的可能。不过他刚离去不到一个小时，就传来报告说两个桥头阵地受到猛烈攻击，两

边都有敌人的装甲部队出现。到下午，攻击终于被击退，在亚眠击毁了几辆法军的重型

坦克，在埃伯维利击毁了三十辆英军的轻型及中型坦克。在埃伯维利，一位名叫布林弗

斯的炮手，一个人就击毁了九辆。他是由我第一个授与武士级十字勋章的士兵。

我认为这些攻击足以证明敌人或是希望将一支援军送过索姆河以救援正在遭受严重压迫

的北翼，或是想在下索姆河构成一个新正面。这就使我们面临着一个同样问题，就是我

在前面谈论希特勒给第十二集团军颁发的命令时已经分析过的：我们是应该在索姆河的

下游仍然采取守势还是应设法保持主动呢？很明显第十四装甲军是奉命采取守势的，结

果毫无疑问就让敌人沿着下索姆河建立了一道新防线。的确，如果敌人一旦再调来生力

军，那么我们是否仍能守住亚眠和埃伯维利两个桥头阵地就颇成问题。暂时留在索姆河

北岸充当预备队的两个机械化师，对于任何为桥头阵地而进行的战斗都极不适宜，因为

它们不能填入桥头阵地以增强防御，而且必须等敌人实际上铲除桥头阵地并渡过了索姆

河，它们才能用来担当反击任务。

根据上述分析，我认为我们应使用这两个机械化师（或是替换它们的步兵师）在两个桥

头阵地之间进行一次渡河突袭，并向敌军侧翼进行攻击。我几次向第四集团军司令克鲁

格将军提出意见――我们现在已拨交该集团军指挥。我心里想象的是在索姆河南岸（前

方）进行一个机动性作战，直到比利时北部的战斗已经结束，德军北翼可以向前旋转渡

过索姆河为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阻止敌军构成一个连续的正面来挡住我军渡河。当然

，无可否认的是，当这个军在该河南岸孤军奋斗时，这种战术可能会使我们遭遇到非常

困难的情况。这是一种冒险，不过为了战略上的连续性起见，却是必须接受的，因为如

果敌人有时间稳定和巩固索姆河正面，当我们再想攻击它时就更为困难了。

不过很不幸，第四集团军司令对我们的一再要求都完全不加理会，同时也不肯抽调二线

师，事实上那是可供渡河之用的。这是他个人的决定还是根据陆军总部的指示，我也无

从知道。结果我们只好在两个桥头阵地之内进行防御，听任敌人在两个桥头阵地之间，

沿河建立一道连续正面。其实大家对河川防御所知道的通常似乎不外两点，一是在河川

后面实施防御，另一就是维持固定的桥头阵地以使其开放。用在河川前方地区进行机动

作战的方式来掩护河川线的办法，却是教科书中所不常提到的。

在以后几天，敌人一直都在攻击这两个桥头阵地，有一段时间在亚眠周围的阵地似乎很

危险。不过当我对部队观察一番之后却认为一切都没有问题。在这次防御战中，第―一

六步兵团曾经有极其英勇的表现，它是由我在第三近卫步兵团中的老战友，未来的希尔

林将军指挥的。

另一方面，埃伯维利的情况在五月二十九日却发生一个重大变化。在那里，第五十七步

兵师经过一连串强行军之后接替了第二装甲师的防务，该师在过去完全没有战斗经验。

当该师到达不久后，敌人在强大英军装甲兵力支援下发动了攻击，德军阵地有好几处被

突破，不仅死伤惨重，而且事后发现还有人被俘虏。我亲自驱车赶往埃伯维利，恰好遇

到一营德军，可能误解了命令，已经撤出了阵地，正通过渡口向后走。我立即命令他们

回到原来的阵地，不久该师也开始控制住情况。

因为克鲁格将军实际上已授权我们于必要时可以撤出这两个桥头阵地，所以当我们再度

要求从埃伯维利两侧渡过索姆河，用钳形攻势击退敌军时，当然又遭到他的拒绝。这可

证明最高层领导是希望避免冒任何风险，必须等到在比利时北部的战斗完全结束之后才

再对敌人现在正在构成中的新正面进行“有秩序”的攻击部署。

不用说敌人同时也利用这段时间来调集自己的预备队，并从加利格朗地区马其诺防线的

终点到索姆河为止，建立一道新的正面。在奥塞河与马斯河之间，由于希特勒早已放弃

主动权，所以使敌人能在埃纳河建立正面。现在在索姆河以南保持主动权的一切企图也

都放弃了。

向罗讷河突击前进

在西线战役的第一阶段，由于命运支配，使我几乎完全成了旁观者。但在第二阶段，却

使我获得一次充任大部队指挥官的经验。

我们虽然一再企图说服上级，允许我们在敌人组成一条完整防线之前先发制人渡过索姆

河，但却毫无结果。现在在六月初，我们就开始准备计划中的攻击，这是第四集团军预

定在六月五日发动的。

埃伯维利两侧现在由第二军接管，军长为布罗克多夫伯爵。在该军与第三十八军之间，

又夹着预定在艾里插入的第十五装甲军，军长为霍斯将军。亚眠桥头阵地，包括第九装

甲师在内，仍由第十四装甲军接管（军长威特谢姆将军），同时改由另外一个集团军指

挥。所以第三十八军仅负责佩克奎尼两侧各三十英里地区。在第一线共有两个师，右面

为苏台德的第四十六步兵师，师长为汉斯少将，左面为施维本的第二十七步兵师，师长

为伯格曼中将。施瓦里亚的第六步兵师，师长为比格里本少将，则留充预备队，等领先

的两个师渡河之后，再用来完成突破的任务。

在我们自己这方面，高地是逐渐向索姆河河岸趋于平缓，而且也无森林可供有效掩蔽，

反之在南岸的地形却变得险陡起来，足以使敌人对我方出发阵地可以有充分的观察。不

过河谷的实际宽度只有几百码，而且水边有许多厚密的植物可以掩蔽双方的前线。在南

岸河谷内有几个村庄，较著名的是布莱里、艾里和皮克克尼，敌人似乎都已用重兵加以

据守。象多数法国村庄一样，它们巨大的房屋和坚厚的墙壁，足以为防御者供给优良据

点。在敌人防区后方直到南岸陡坡后的高地上，还有许多村庄和一些相当大的树林，可

使敌人用来作为指挥中心或屏蔽炮兵。

我的军面对着两个法国师――一个是黑人殖民地师，另一个是阿尔萨斯第十三师。情报

指出敌人的炮兵在数量上决不比我方少，甚至于可能更强。根据地形和兵力比例判断，

我认为只有采取突然袭击，我们的进攻才有最大的成功希望。所以炮兵奉命完全保持沉

默，直到攻击开始才准射击，用最强大的火力猛射南岸和河谷中的村庄，以消除敌军对

我军渡河时的抵抗。

我方两师步兵都已在攻击前夜进入河边丛林之中，并携带一切渡河工具。他们的任务是

在拂晓时用突袭方式渡过索姆河，并绕过那些村庄前进。六月五日拂晓，我军沿全线渡

河，使敌人受到了完全的奇袭，顺利成功了。不过在山坡上和村庄中，敌人却开始展开

激烈抵抗。

敌人的作战非常英勇，黑人有一种嗜杀天性，而且也轻视生命，阿尔萨斯人也是以勇敢

善战著称，在第一次大战中他们曾为德国供给了许多优秀战士。在这次战斗中把这些德

国青年当敌人看待，实在是一种悲剧。以后当我与俘虏们谈话时，许多人告诉我，他们

的父亲曾经在德国陆军或海军中服役，并且很引以为荣。我也记得当我在第三近卫步兵

团时，也曾亲自训练过阿尔萨斯部队，其中多数都是极优秀的军人。

我的军指挥所设在一个距离前线很近的小丛林中，从那里监视着攻击进程。当我们对渡

河的大致成功已经很满意后，我就坐上车前进。现在争夺控制高地和河边村庄的战斗已

经开始。有件事使我感到奇怪，就是敌方炮兵的表现相当沉闷，与我们已经证实的炮兵

连个数简直不成比例。很明显法军炮兵还有太多马其诺心理。他们的射击很难适应环境

，集中火力的速度完全赶不上运动战的标准。此外，他们的前进观察技术的发展也赶不

上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专门人才也不能与我方观察营的素质相比。而且一九一八年的胜

利也使他们过分自满，不求进取。无论如何对我们而言这却是一次愉快的突袭，因为敌

人的炮兵甚至还比不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静态战场的火力。

虽然我的渡河行动还是相当冒险的，因为刚刚建好的便桥还位于敌方炮兵射程之内。尽

管如此，我还是平安渡过，一直开到第二十七师第六十三步兵团的位置。该团正由其卓

越的团长格莱勒上校领导，已经攻占了对面的高地――不过损失却很重大。最使我敬佩

的是一些伤兵的英勇，他们必须留在火线等候车辆，在最初阶段是无法将他们后送的。

以后我又回到索姆河上，经过另一个渡口，前往该师的第四十步兵团方面，它构成本军

的左翼。该团在纽里森林前方被钉住了，这个森林大部分属于第十四装甲军防区的邻近

地区，而且还在敌人坚守之中。在这里，我担心也已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因为其后方的

艾里村仍在敌人的手中，使该团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不过控制河谷的高地已经被攻占

了。

在右方，第四十六步兵师也已顺利渡河，现在占领着对方的高地。所以对第一天的战果

应该感到满意，尽管河边村庄的争夺战一直打到深夜才停。在本军两侧，第十五装甲军

也已渡过了索姆河，但却好久不能前进，因为敌军还在坚守着一个叫作艾莱尼斯的大村

庄，阻塞了装甲车辆不可或缺的道路。

左面的第十四装甲师，在准备性炮击之后，才从亚眠桥头阵地出击，因为受到敌方雷阵

阻碍，也似乎已经滞留不前了。因此它奉命向南进攻，结果使我们以后再也没有与它发

生接触。

六月五日的攻击使我们在索姆河南岸获得了这样大的空间，所以在夜间就可以把第一批

炮兵送过河去了。不过，敌人是否已经认输，还是会退一步继续进行顽强抵抗，那却很

难预料。在这种情况中，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却完全缺乏情报来源。敌人的位置与意图

已经掩上了一层不能确定的疑云――这也是战争中一个经常存在的因素。在这种时候，

如果过分匆忙，就足以招致严重挫败；反之如果延误了几个小时，又足以让敌人建立新

正面，而使我们在下一回合中受到重大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野战指挥官的态度如果是坐候正确情报来到再采取行动，那么就很

难希望获得战神的恩赐。所以在六月六日清晨，我就赶往第四十六师指挥所，此时它已

移到该河的南岸。经过一天苦战，每个人都还熟睡着。我向他们指出有立即开始追击的

必要，因为该师似乎已经不再与敌人有直接的接触了。我与师部人员一同前往该师的前

进地区，发现第四十二团的部队正在等候命令，尽管正面上的战斗实际已经停止，我就

命令他们立即前进。接着我就去视察本军的右翼的一个团，虽然事实上它已经准备前进

，但却还正在想等炮兵对其前方的柯赛村和附近高地森林的攻击奏效之后再开始行动。

我感觉到这个村庄，还有高地和森林都可能已经没有敌人占领，于是命令该团团长立即

采取宽广正面前进，同卑驯?力分为疏开良好的小群。如果这些地点仍在敌人据守之挚，他们就一定会自动暴露，于是准备好了的炮兵就可以立即将其击毁。而且当该团照我

所命令的方式前进，也不必担心会遭到严重损失。因此这位团长对我的情况研判明显表

示怀疑，所以我就坐上指挥车领头前进。当我们进入柯赛村时，发现道路被一个栅栏阻

塞，但却无人防守。村里面还可以听到偶然的枪声，很明显是散兵游勇们发射的。经过

简短观察之后，我们就开入村内，发现敌人的确已经撤退，此外高地和附近森林前面也

一样。获得这些情报之后，我又驶回该团，他们现在准备前进了，并暗示他们今后自己

进行侦察工作。虽然一位军长是不应该条自去担负搜索任务，不过我却觉得在这种环境

中有以身作则的必要，尤其是战斗部队对我还没有深刻认识，而我却深信追击的效力主

要仰赖于指挥官的主动精神。我很高兴看到我的副官施维德勒中尉和那年轻的驾驶员拉

吉尔中士对这次意想不到的侦察旅行非常欣赏。

下午我又去视察第二十七师的两个团，他们正在攻击赛斯蒙特村。我偶然在最前线与一

位连长谈话。当他把情况向我报告后，就要求我将大地图展开，把战线周围的情况解释

给他听，等满足了他的求知欲之后我才返回军部，同时带了一个伤兵回来，他对我的情

况介绍也同样极感兴趣。很侥幸这个回程很短，因为我的指挥所已经移到前线附近一个

小树林中。

六月七日，已经在前一天渡河的第六师也在本军右端投入战斗。这些顽强的施瓦里亚人

，一向都是优秀的斗士，表现出可佩的精神。我在下午去视察该师时发现波依克斯地区

的险陡洼地（对敌人来说是一个很有用的掩护）已被攻占。波依克斯小镇也已落入我们

的手中，这个团正忙于攻击这个地区远端的一个村庄。虽然如此，波依克斯和附近的道

路却仍在敌方长程炮兵威胁之下，情形相当不愉快。有一位弹药车的驾驶兵发现自己为

炮火所阻时，就赶紧躲到车底下，却忘记车上装的是炮弹！这是使大家感到精神略为放

松的一个笑话。

那天下午我去视察第四十六师的一个团，它被止住在波依克斯地区前方。不过到黄昏时

，与重兵器和炮兵取得必要的联络之后，它又继续前进了。

第二十七师本来是战斗主力，现在可以改调为第二线，因为追击毫无疑问已在顺利进行

之中。该师在本军左侧的位置改由刚拨来的第一骑兵师接替。六月八日仍继续追击，仍

由施瓦里亚部队决定其节奏。第四十六师报告发现敌军一百辆坦克的集中地，于是俯冲

轰炸机立即奉命攻击。可惜的是该师并未利用这个机会俘获敌军坦克。他们都逃走了，

若采取迅速行动就可以将其一网打尽。

七、八两日的战斗经过使军部获得印象，认为这些顽强的敌人现在所能做的就不过是局

部和暂时的抵抗。但还是可以假设他们会尽量搜集部队并安全地退过塞纳河下游。到那

里如获得预备队协助，很可能又将企图再次挺身迎战。所以就本军而言，一切成败就要

看我们是否能够迅速冲过塞纳河，而不让敌人有时间或机会重建一道防线。所以虽然在

六月八日夜间，本军距塞纳河岸还大约有四十五英里，但是我却命令领先各师，在明天

一天之内要让它们的摩托化先头部队不仅推进到河岸，而且还要实际上渡过该河。步兵

主力和马拖炮兵也都应尽可能用最高速度跟进，预定在六月九日也能到达塞纳河。第六

师的目标为列斯-安德内斯渡口，第四十六师的目标则是维隆渡口。

这些部队在过去四天内一直且战且进，从未停息，所以这对他们实在是一种过分的要求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高级指挥官对他的部下必须作最严格的要求，这样才能使他

的部队在以后免于更艰苦的战斗和受到严重损失。而且全盘的作战情况也要求采取迅速

行动。直到此时，法军似乎已经决心防御巴黎。在巴黎的城防体系中，从奥塞河到该城

北面的马恩河都已驻有强大敌军。如果我们能在巴黎的下方渡过塞纳河，那么该城的防

御就好比是断了较链，于是敌军就必须赶紧撤出，否则就有被切断的危险。

所以本军的情况注定了要向部队作最高要求。它要求所有各级指挥官表现出最大限度的

主动精神，并在行动中采用最高速度。这样有利的机会是应该用双手去抓住的。

在六月九日这一整天内，从清晨到深夜，我一直都在路上奔跑以催促本军领先各师到达

所指定的目标。尽管我们的步兵已经非常辛苦，但他们却极其兴奋地准备凭最大限度的

耐力去达到他们的目标――塞纳河。这种现象实在让人感到愉快。

当然难免有些摩擦发生，虽然在第六师方面一切似乎都极为顺利，清早我会晤了两个师

长，然后前往视察第四十六师。大约正午时，我到达第六师在列斯-安德内斯的渡河点，

发现其搜索营早已到达河岸，师部人员也已经在准备渡河工作，那本是预定在下午执行

的。不幸当搜索部队到达时，河上的桥梁已被炸断。在对岸高处，风景如画的列斯-安德

内斯小镇正在起火焚烧，那是一次俯冲轰炸机空袭的结果。这无异于事先通知敌人说我

们就要来了，所以实在并非如我们所愿。

在第四十六师方面却发生了一两件困难事情。第一，它的行动比预定时间迟了三个小时

。等我视察第六师之后回到这里，发现该师与其搜索营已经完全失去了联络，而这个搜

索营不管已经到了那里，但却可以断定决不会象第?师的搜索营那样已经到了塞纳河笨。我只好指示该师师长在本日黄昏时，应与我在维隆（他的渡河点）碰头，并且还补充

说，他至少要带着那走失了的搜索营一起。

于是我又回到列斯-安德内斯，发现第六师正分三个点渡河，而且只面对着微弱抵抗。步

兵和马拖炮兵也都已经准时赶到塞纳河边。

下午七时我回到维隆，发现第四十六师师长和他的搜索营已经到达。不幸的是敌人还是

及时毁坏了桥梁。因为南岸敌军发射出猛烈的机枪火力，所以我指示搜索部队应在黑暗

掩蔽下再前进。

在这种混乱的追逐中，我无法照我的理想来使用第一骑兵师――此时它已到达本军地域

，位置还太落后，而且集团军部把该师拨交我们指挥有一个前提，就是只准把它用在奥

塞河上以掩护集团军的左翼并应付从巴黎方面来的任何威胁。同时该师虽然还远在后方

，却报告说已经受到了敌方强大装甲部队的攻击。这很明显就是从第四十六师手中溜走

的坦克，现在却威胁到我们延伸得太长的侧翼。

略睡了一觉后，六月十日清晨我又回到维隆，得知第四十六师先头部队也已渡过该河。

所以第三十八军是第一个在塞纳河南岸上建立稳定立足点的部队。部队对他们已经完成

的追击，实在值得骄傲。而我个人更感到愉快，因为这个迅速行动可能使本军在渡过塞

纳河时得免一场苦战。

不过，第三十八军的地位却并不安全。它孤悬在塞纳河南岸。右面的第十五装甲军直到

六月十日尚未能到达塞纳河，以后又转向列-哈维前进。第二军还落后很远。在左侧面的

巴黎是一个大问号，那里可以隐藏着任何数量的敌军。此外，第三十八军还需要两天时

间才能把全部兵力送过河去。在列斯-安德内斯和维隆的两座浮桥一再受到英国空军攻击

，在维隆的那一座一度还被炸断。如果敌方指挥官在这一翼还有可以运用的预备队，那

么孤立在该河南岸的第三十八军必然是他们的攻击目标。

当攻击开始时，第四集团军司令克鲁格上将告诉我，陆军总部给他指定的作战目标是“

在塞纳河南岸获得桥头阵地”。即最高统帅的目标不是想照施利芬计划的方法用强大北

翼绕过巴黎西面，来决定法国战役中第二阶段的胜负，而是想集中装甲部队从西南向巴

黎的东面实行突击；可是这个分配给第四集团军的任务似乎极不妥当。因为这会把向巴

黎东面的突击当作决定性行动，而把C集团军群对马其诺防线的突破和B集团军群向塞纳

河下游的前进来作为次要行动，可是我们却仍有保持主动的必要。A集团军群要到六月九

日才能开始渡过埃纳河的进攻，而且是否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也还是个未知数。同时，

我们应假设敌人对施利芬计划认识有素，所以他不会忽视我们渡过塞纳河下游作大迂回

运动的可能，因此他也可能采取自己的对抗措施。这使我们更有理由在德军右翼有保持

主动的必要，而不让敌人在任何时间在这方面进行防御或反攻的部署。所以照我看，如

果第四集团军的战略任务使我们有理由必须向塞纳河以南继续进攻，那么第三十八军老

待在桥头阵地中等候敌人集中（可能的）优势兵力向它进攻，那才真是错误。

所以我要求集团军部允许一等到我军炮兵渡过塞纳河就立即向南进攻，而不再株守这个

桥头阵地，此时我们已经把它扩展到了诺里河上。为慎重起见，第二十步兵师也已奉命

前进到该河南岸。此外在六月十一日，我又要求集团军部批准把第一骑兵师从奥塞河推

进到塞纳河的南岸，在这一天中，该师对上述敌装甲部队也已获得了一个漂亮的胜利。

在这种环境中，我发现这是非常自然的，应用我们的这个骑兵师来作为追击矛头。我的

意图是尽量提早用它来阻塞通往巴黎的铁路和公路。

不幸我的建议却又为集团军部批驳，因为它要首先等候上面的指示。所以第一骑兵师脱

离了我的指挥，改由在第二线前进的第一军指挥，奉命仍继续监视奥塞河侧面，无论如

何，总还算是留在塞纳河以北。于是使我感到十分遗憾，这个精锐师未能有机会发挥特

长大显身手。

六月十一日发生了两件事，足以证明我的要求是正确的。第六师的第五十八步兵团击落

了敌方的一个驾驶员，发现他身上的文件表明敌人已经下令全面撤退。其次，第四十六

师报告，它正受到敌方坦克的猛烈攻击――这表示敌人已经发现我们在河南的地位并感

到很不舒服。我们如再消极下去，只会帮助敌人改善处境。

同一天夜里，第四十六师也击退了这次攻击，损失却很可观。次日清晨，该师又报告在

其正面的敌人准备再次发动攻击（估计坦克为110辆），并要求紧急援助。我就主动的决

定用我所有的三个师发动一次攻击。这个命令刚刚发出，集团军司令本人来了。他虽然

同意我的决定，但因为陆军总部尚无新的作战命令到来，所以他只能坚持他的立场。他

感到焦虑的是我可能会不顾一切命令我的军向前挺进。所以他严格命令这个攻击绝对不

准越过埃鲁克斯――帕赛之线，为了保险起见，在同一天夜间他把集团军的命令又重述

了一遍。

当左翼的第二十七师在攻击中已有良好进展时，右翼的第四十六师却报告说，因为在南

岸没有足够的炮兵、弹药和口粮，所以迄今未能发动攻击。尽管如此，它也已经击退了

敌军的坦克攻击――不过敌方坦克的数量被证实不过五六十辆而已。

以后几天又变成了一个追击阶段。六月十三日，第二军在我们右嬉捕晒?了塞纳河。目一天我们在法国著名小说家柯内特的别墅中过夜。这幢建筑极其精美。户外的游泳池对

我们大家更是一个意料外的好去处。

六月十四日，陆军总司令来军部视察。我将本军的成就当面向他提出报告，他虽然表示

注意，但对未来的作战意图未作任何透露。

六月十五日，克鲁格上将告诉我，第四集团军的目标现在已经定为列-曼斯，并且强调应

不顾两侧的部队而一直向前挺进。对我们来说这些话实在没有必要。

六月十六日，本军各师沿着维特――色洛切斯――查特诺夫之线又遭遇到有组织的抵抗

。这些兵力为法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三个机械化师的残部，它们在弗兰德之战以后从

敦刻尔克逃去，然后又在布列斯特登陆。同时也发现两个阿尔及利亚旅和一个摩洛哥师

的部队番号。到黄昏时，敌军的抵抗已经崩溃。在这里我特别欣赏第六师官兵的英勇。

那天黄昏我又接到集团军的命令，决定以列-曼斯――安格尔斯为我们的前进轴线。第一

军加入我们的左面，第四十六师拨给它指挥。第十五装甲军（抽去一个师被派攻占瑟堡

）也应进到下罗讷河，并在那里构成桥头阵地。这似乎就是结束了。

六月十七日，法国总理雷诺辞职，贝当元帅奉命组阁。这个老家伙是准备组织新的抵抗

呢？还是法国政客们故意想让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老将来签订降约呢？六月十八日

，我们又接到元首的命令，要求对敌人作无情的追击――这对我们而言并不是一个新观

念。我们进行了强行军，有个团几乎走了五十英里，而林德曼中校的摩托化搜索营实际

上已经到达列-曼斯以西某一点。我在波内塔布尔的中世纪堡垒中过夜。这里一切都是古

色古香，除了我在下文要说到的罗讷河上的堡垒以外，这可能是我进入法国境内以后所

看到的最动人的建筑物。

六月十九日，我乘车前进了三十里，赶上了李德曼的搜索营，一路没有看见一个德国兵

。七十年前，我的祖父曾胜利的进入列-曼斯，现在我就经过那个庄严的大教堂。路上我

遇见许多解除了武装的法国部队纷纷向东行军，还有一整个已向林德曼投降的炮兵团，

携带全部火炮与车辆。敌人显然已经瓦解了。尽管如此，我发现林德曼的营在安格尔斯

的美因河地区中被阻住了。

可以看见对岸有敌军坦克，桥梁也在机枪火力威胁之下。林德曼又用他仅有的炮兵――

一个十坐的摩托化炮兵连去驱逐敌人，但并无效果。我沿着河岸走到距离桥梁相当远的

最前方位置，发现除桥头地区以外，其余地方都很少有敌军。有一个中队长，显然是坐

在河边想看看敌军是否会自动放弃桥梁。我建议他从更下游的地方游过河去，并且还说

如果他愿意，我愿奉陪。这个办法马上发生了效果。不久以后，整个中队的人员都全身

赤裸跳入河中，在敌方注意之外到了对岸。现在桥梁也已经是我们的了。我一直与这个

搜索部队在一起，直到他们在该河彼岸继续前进我才返回军指挥所。因为想到只有极少

数敌方坦克与机枪就使这支搜索部队在美因河停顿达八小时之久，所以我就派资深副官

格拉夫中尉再赶回去直接严厉命令林德曼，在这一夜必须渡过罗讷河。正如我所料到的

一样，格拉夫发现这些部队正拟在该河北岸停下来休息。他严格执行命令，于是全营于

同一夜间渡过了罗讷河，格拉夫亲自指挥领先的橡皮艇。

夜里，军部听到两个师的搜索部队都已渡过罗讷河的消息，我就立即赶往前方，当我到

达时，发现河的宽度实在很够惊人。在西面的渡河点英格拉-德斯有一股强流，两岸之间

的距离达六百码。高桥有两个圆拱已被炸毁，中间必须用浮桥连结。高低几乎相差三十

英尺，中间架着极陡的跳板。甚至一辆指挥车都很难开过去，所以一切重型车辆必须用

渡船过河――由于河川宽广，加上强流和许多沙滩，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

在另一个渡河点，查隆内斯的情况就比较单纯，因为河川在那里分成了三个支流。在北

面两个支流上的桥梁都已完整无恙落入我军手中，所以我们只有一百六十码的宽度要渡

过。在这里，我亲眼目睹一次不平凡的决斗。在上午发现对岸的法军都还是没有武装的

，下午却有重型坦克出现了。我们已经渡河的兵力无法阻止它们，因为截至目前为止，

还没有把任何火炮弄过河去。从查隆内斯的桥上，我看见一门德军的88mm高射炮与一辆

法军重型坦克同时在两岸进入阵地并同时互相开火射击。不幸的是我们的炮马上被击毁

了。但是，我们接着又送来一门轻型反坦克炮，很巧一炮就直接命中了敌方这辆三十二

吨重坦克前方的一个弱点。它立即起火燃烧。

那天夜间，我移驻在查隆内斯附近的色朗特堡垒中。这是一个著名的古迹，其美观壮丽

的程度简直无法形容。不用说，我们对原主人的财产极为尊重，对一切古画陈设都非常

小心的加以爱护。

到六月二十二日，第六和第二十七两个师都已经完全渡过了罗讷河。它们的搜索部队还

更向前推进了一段，接受了无数法军部队的投降。

六月二十三日，我们才知道在前一天已经在贡比涅森林签订了休战协定。法兰西战役已

经结束。在军部颁发的日日命令中，我对我所指挥的各师深表感谢，因为他们具有自我

牺牲、勇敢和合作的美德。我特别指出它们都没有装甲保护或机械化推进。在一连串攻

击作战中，他们已经完成了三百英里的追击。

轮子已经旋转。从1918年的贡比涅到1940年的贡比涅，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路。今后我们

又将何去何从呢？

第二编 西线战役第五章 作战计划的争论

此时似乎希特勒也开始考虑在A集团军群地区使用第十九装甲军以外的问题，就是进一步

考虑如果集中在B集团军群方面的装甲部队不能象预期那样获得迅速的成功，是否应该抽

调额外兵力来支援第十九军。根据最高统帅部记录战争日志的格莱芬堡记载，大约在十

一月中旬，希特勒曾询问陆军总部，如果必要时能否和应用什么方法去增援古德里安的

装甲军，格莱芬堡同时说，大约在十一月二十日，希特勒命令陆军总部拟定一个计划，

以便当A集团军群获得较为迅速的推进和更大的战果时，能迅速把进攻军的主力从B集团

军群方面移到A集团军群方面。

显然是以这个训令为根据，陆军总部在十一月十四日将原来位于莱茵河以东的第十四摩

托化军移到A集团军群集结地域的后方位置。这个军虽然在名义上仍是总预备队的一部分

，但陆军总部却可以按照未来发展来决定最后把它分配给哪个集团军群。

究竟是希特勒自己想到把作战重点移到A集团军群方面来呢还是他已经了解A集团军群的

意见呢？

十一月二十四日，就是希特勒在柏林向三军高级首长训话后一天，他召见伦德斯特上将

、布施将军和古德里安将军。在返回科布伦兹途中，我从布施的谈话中得知希特勒在接

见他们时，对集团军群的观点表示出极大兴趣。如果真是这样，我相信他关心的主要问

题就是增强本集团军群的装甲兵力并在色当突破马斯河一线，以此帮助B集团军群的行动

。我认为伦德斯特不太可能利用这种机会向希特勒当面提出我们自己草拟的计划，尤其

是正当布劳希齐的地位如此危殆时，他越发不会落井下石。

按格莱芬堡的说法，早在十月底，希特勒就已从侍卫副官施蒙特那里知道了我们的计划

内容。至少就时间方面来说这种说法有点可疑。不过施蒙特的确曾奉希特勒的命令来看

望我们，目的是实地考查是否真象我们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恶劣的天气和地面的情况已

使攻势无法进行。利用这个机会，我们的作战处长布鲁门特里特上校和特利斯科中校告

诉施蒙特说，本集团军群总部已经将一个新的进攻计划向陆军总部提出，并认为要比陆

军总部的计划更好。

几天后，布鲁门特里特在我同意后（虽然得到伦德斯特批准，但我还是感到非常勉强）

又把我最后一个备忘录的抄件送给施蒙特。它是被直接转呈给希特勒本人还是给了约德

尔，我却无法断定。不过当希特勒于1940年二月十七日召见我并听取我对西线攻势的意

见时，他却未表示他已经看过我们呈给陆军总部的任何备忘录。

也许在十一月底，希特勒的目标是想保证当作战在进展中时可以把重点从B集团军群方面

迅速转移到A集团军群方面。但这并不代表对现有计划有任何改变，更不代表他已经接受

了我们的想法。尽管第十四摩托化军已经移驻在我们集结地域后方，但原有作战命令仍

然充分的有效。还是像过去一样，首先还是由B集团军群集中兵力向比利时北部挺进寻求

胜利，而A集团军群仍然还是担负掩护任务。唯一差异就是希特勒的这种部署，可以在下

一阶段将攻势的重点作迅速转移，条件却是B集团军群不能如预期那般成功，而A集团军

群又已迅速扩大战果。

我在十一月三十日向陆军总部提出一个新的备忘录，并第一次得到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

将军答复，从他的答复中可以了解上述观念。

照我们看，一个新的攻击点，就是通过A集团军群方面发动进攻似乎已经成形了。只要阿

登的突破能够成功，那么作战范围就会向我们已经说明的方向扩展。哈尔德虽已承认我

们的想法大体与陆军总部一致，但他坚持认为陆军总部有关第十九和第十四两军的命令

并不表示攻击已经有了一个新焦点，只是在必要时有开辟一个攻击点的可能而已。他还

补充说：“由于受到我们控制以外的影响，决定攻击重点究竟应放在那里已不再是一个

计划问题，而变成了作战本身的指挥问题。”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①希特勒认为他作重要决定的权利是连攻势的实际执行都已包括在内了。

②他认为攻势重点的位置应根据攻势发展来决定。无论如何，就目前而论，他不是不知

道我们的计划，就是故意不采纳它。

哈尔德在十二月十五日又有给我打电话，更使我的第二种印象得了证实。

十二月六日，我又以私人名义写信给哈尔德，再度说明有利于我们作战计划的一切理由

。实际上，这封信也就将整个“新”计划都包括在内。因为直到十二月十五日，迄未获

得哈尔德的答复，于是就和首席副总参谋长斯图普纳格尔通了电话，问他陆军总部对我

们的建议究竟准备拖到何时。哈尔德这才打电话给我。他向我保证说，陆军领袖们都完

全同意我们的意见。但他们奉有严厉命令，一定要把攻击重点摆在B集团军群方面，而且

必须等攻势发动之后才能有所改变。

从这里也许应该假设陆军总部的领袖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我们的观点，并已用某种方式把

这种观点转呈希特勒了。但我同时又从瓦尔蒙将军（约德尔的副手）和卢森堡将军（约

德尔的作战处长）方面得知陆军总部根本就没有把我们的建议转告希特勒，让他知道有

这样一种思想存在！所以一切都使我们大惑不解。

不管陆军总部是否会真正同意我们的意见，但这个在攻势未发动前决不把重点放在A集团

军群方面的想法却无论如何与我们集团军群总部的想法完全不相容。当然“坐以待敌”

的观念是拿破仑首创的。对法国人而言这几乎已经变成了一条定律，尤其是自从一九一

四年他们主动发起洛林攻势失败之后更是如此。在1940年，联军统帅部无疑也只能采取

同样的办法。因为他们希望让我们担负发动进攻的沉重成本，所以他们有绝对理由应该

守株待兔。他们的责任就是尽量避免在比利时进行决定性会战，而同时集中一切兵力向

我们攻势的南翼发动强大反攻。

可是在我们自己方面，却绝不能坐候，然后再决定在何时何地打出我们的王牌，因为A集

团军群的作战计划是以突然袭击为基础。敌人不可能猜到会有一支强大的装甲部队穿越

阿登山地前进并且有整整一个集团军跟在它的后面。但这个挺进要想达到目的地――索

姆河下游――那么所有投入比利时南部的敌军也都应击溃。我们必须与这些敌军的残部

同时渡过马斯河，然后才能从后方攻击在比利时北部面对B集团军群的敌人。同样，任何

试图击碎在我方南翼（例如在马斯河与瓦兹河之间）强大敌军预备队的企图，也必须要

让我们有足够兵力以在那一面保持主动时才会有成功希望。这又是为“第二幕”，也就

是毁灭剩余的敌军兵力开辟一个有利的出发点。

如果想等战局发展之后再决定我方作战的重点，也就无异于放弃了从南面迂回以歼灭比

利时北部敌军的机会，也就是说使敌人有足够时间对我军南翼部署一个反击，这也是敌

军获得胜利的唯一机会。

如果说必须要看我们能否用不适当的兵力获得突然袭击的结果再决定是否把适当兵力分

配给A集团军群以进行决定性的主力攻击，那么对这种思想的最好批评就是引用老毛奇的

格言：“一个在展开的最初阶段所犯的错误是永远无法矫正的。”

简而言之，我们决不能坐待攻势发展――到底是B集团军群的集中攻击能够击碎比利时境

内的敌军还是一支孤独的第十九装甲军能够一直突破到色当呢？如果采取A集团军群的计

划，那么从一开始就应给与我们适当的装甲兵力和三个集团军――不过由于空间原因，

第三个集团军可以随后加入。所以我在十二月六日的备忘录中特别声明所要求的不是两

个集团军（共二十二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军，而是三个集团军（共四十个师）和两个

机动军。后来希特勒采纳了我们的计划，实际我们所获得的兵力恰好就是这个数字。

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奋斗。我们现在要争取的主要问题就是从作战开初就不仅只用第十九

装甲军，而且还要加上第十四摩托化军，立即阿登地区突进，在色当渡过马斯河，并一

直向索姆河下游长驱直入。此外，我们所要求的第三个集团军从一开始就应立即向在马

斯河以西我方南翼展开的敌军采取攻击行动。如果我们能使上级接受这两个要求――那

么即使陆军总部不全盘采纳我们的意见――这个攻势还是注定会一直向我们所期望的方

向发展，而达成最后胜利。如果象老毛奇所说，我们自己的作战计划对于与敌人主力第

一次遭遇后的发展还是没有确切把握，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没有适当兵力，那么却可以断

言在最初阶段攻势就会发生顿挫。

可是老毛奇同时又指出，一个军事指挥官的眼光必须要越过这第一次遭遇，而把它定在

最后目标之上。照我看来，那个所谓最后目标就应该是欧洲大陆上的总体胜利。这就是

整个德国的攻势目标，即使必须要分为两个明显阶段来完成也不要紧。

所以拿破仑的那种暂时不决定主攻方向的办法――这也是希特勒所要模仿的――在其他

情况中也许可算是一个良好的解决办法。但在我们所处的情形下，这种模仿的意义就是

不以绝对胜利为目标。

十二月十八日，由于我在十二月六日写给总参谋长的信并未产生预期效果，于是我又根

据我们自己的作战思路写了一个西线攻势作战计划草案交给伦德斯特上将。因为他正要

去与陆军总司令作一次简单会谈，并准备在获得后者同意后一起去谒见希特勒。十二月

二十二日，伦德斯特与布劳希齐举行了会谈，但却并未去谒见希特勒。我同时又用书面

形式将这个草案呈送陆军总部，因为我希望这种简洁干脆的文件也许可以比过去那些纯

理论性的解释更能改变最高统帅部作战处的态度。只是到战后我才知道作战处根本没有

从哈尔德方面收到我们的任何备忘录。

十二月下半月的天气使任何发动攻势的想法都不在考虑之列。无论如何，似乎最好是等

过一段时间再来从头要求改变作战计划，因为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提供了够多的思

想粮食。因此我就可以回家去过圣诞节。当我从利格尼茨返回科布伦茨时，我又顺便经

过佐森的陆军总部，看看我们的计划草案是否已经造成了影响。斯图普纳格尔将军再次

向我保证说，陆军总部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他们却受到希特勒的限制，不敢决定

攻势重点应放在何处。

还是象从前一样，我们并不知道陆军总司令是否已经向希特勒提出了我们的建议。不过

他似乎从未如此做过，因为我从最高统帅部作战处的霍辛格中校方面得知，自从十一月

五日以来，布劳希齐就始终未接近过希特勒。

新年期间，希特勒的气象专家又活跃起来。这种晴朗而冰冻的天气，当然可以使空军行

动，可是寒冷的天气对装甲兵的行动却并不有利――尤其是埃费尔和阿登地区都已被积

雪覆盖。可是不管怎样，希特勒还是发出了“代字”命令，要部队分别进入最后集结地

区。

我们并未因此受到阻吓，在一月十二日又送了一个备忘录给陆军总部。标题为“西线攻

势”，还是老调重弹，说明有以最后胜利为目标的必要。虽然在那个特殊时期已经不太

可能考虑改变作战计划，但我们感到一旦战争开始以后，我们的想法依然有机会实施。

而且无论如何这种发动攻势的命令，过去曾一再被中途取消，所以这次也还是有希望，

我们还有时间要求作根本性改变。

不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要设法搬开一直使我们的计划不被采纳的主要障碍。

这个障碍在哪里呢？依照陆军总部告诉我们的内幕，它就是希特勒本人。陆军总部一再

强调，虽然他们大致同意我们的意见，可是希特勒的命令却是主张在作战尚未开始之前

决不首先确定攻势重点。但是陆军总部事实上是否曾将我们的计划向希特勒转呈呢？因

为这是与他们自己的计划完全不同的。因为截至目前为止，希特勒与陆军总部的首长都

并未认真考虑在西线赢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所以若能直接把我们的计划送给他看，很

可能会使他回心转意。为了一劳永逸，在备忘录之外又附上伦德斯特上将的一封私函，

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现在集团军群既已知道元首及最高统帅对作战保留全盘控制权并保留决定重点位置的

权利（也就是说陆军总部没有下达自己的作战决定的自由），所以我要求将这个备忘录

直接呈请元首核夺。”

这个要求是由我建议的，但是伦德斯特毫不迟疑就签了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不

合乎德国军事传统的，因为只有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才有资格向最高统帅直接提出建

议。

不过，如果陆军总部真正同馕颐堑囊饧?，那么并没有东西能够阻止它采取我们的作湛计划并由其主动向希特勒提出。如果这一次获得成功，就有机会使希特勒对陆军总部产

生良好印象，而恢复它在有关陆地作战方面的一切权威。如果这一次获得成功，也许任

何人都不会比我个人更感到高兴。因为我也是陆军总部的旧人，在弗里契上将和贝克将

军任首长时，我是第一副总参谋长，一心只想使陆军总部的地位提高。（注：我们在集

团军群总部的人员，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向外公布说我们是这一新计划的缔造者。事实上

，直到战后，伦德斯特及布鲁门特里特与利德尔-哈特谈话之后，这个内幕才为世人知晓

。）

反过来说，陆军总部已经向希特勒据理力争而未获成功，那么因为希特勒对伦德斯特上

将的意见十分尊重，所以此时如能把伦德斯特署名的计划呈上去，那么对于陆军总部的

地位一定可以产生相当的增强作用，也许还有机会说服希特勒。照陆军总部告诉我们的

，他本人就是使我们的计划不能实现的主要障碍。

不过对这个备忘录的答复又是令人失望的。说是我们认为陆军总部只想追求有限目标，

实在是一种误解。陆军总部又表示可能把更多兵力拨给A集团军群，但实际时机却应由陆

军总司令决定。所以陆军总部认为没有把我们的备忘录呈送希特勒的必要，并且确实向

我们保证，陆军总司令是同意我们的意见的。

尽管陆军总司令说保证同意我们的意见，但事实上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并不愿意

向希特勒提出按照我们的建议来对作战计划作根本性修改。反过来说，原有的作战计划

仍继续有效。在比利时境内的战果还是想用B集团军群的正面挺进来加以解决，至少在攻

势第一个阶段，主力仍然还是集中在那一方面。

A集团军群仍然还是担负掩护作战的任务。它的任务也并未作任何扩大。至于以后攻势重

点的移动还是要根据作战进展来决定。A集团军群并未获得所需要的装甲兵力，照我们的

计划，必须从作战开始就由我们直接指挥，才会在比利时南部获得突然袭击的成功以及

向索姆河口方向迂回敌后的希望。同时A集团军群也不一定能另外再增加一个集团军，为

了掩护我们的攻击和阻止敌人反击，这也是必需的。

不知不觉中，德国和同盟国的高级统帅部都认为在比利时北部的正面冲突是比较安全的

，都不愿意采取冒险行动。在德国方面就是不愿采纳A集团军群的计划。在联军方面是未

能避免在比利时交战而集中全力打击德军南翼。此时发生了一个意外，许多人认为这是

，促使德国当局从根本上改变作战计划并采纳了A集团军群建议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第七空降师的作战科长意外迫降在比利时境内，结果使第一航空队的作战命令至少有一

部分落入比利时人手中。于是应该假设西方国家已通过比利时了解了德国现有作战计划

的内容。

不过事实上，这个意外事件却并未使作战计划发生任何改变，虽然也许以后使希特勒和

陆军总部更易于接受A集团军群的建议。因为一月二十五日，在彼得戈德斯堡举行过一个

指挥官会议，AB两集团军群和所属各集团军的指挥官都参加了。那距离这个不幸事件已

有相当时日，可是陆军总部的基本态度还是未做任何改变。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任务

大致还是与过去一样。B集团军群的任务略有扩大，第十八集团军现在应占领荷兰全境而

不仅只是所谓“荷兰要塞”以外的地区。至于A集团军群方面则一切照旧。虽然我们设法

使第二集团军部移到了我们的地域，但它也还是象第十四装甲军一样仍由陆军总部节制

。尽管我奉到指挥官指示，说明单把第十九装甲军一个军从阿登地区推进不一定能保证

我们在色当获得成功，因为现在敌人在马斯河上已经集结了相当强大的兵力（法国第二

集团军）。可是布劳希齐却还是拒绝把它们交给我们指挥。由此可以证明高级当局的决

心并无改变，仍然想等到作战开始之后再转移重点。这同时也证明作战命令在比利时的

丧失并未曾改变高级当局的决心。

虽然如此，五天之后，根据我们当时所获得的情报，A集团军群又向陆军总部提出了一个

新的备忘录。我们指出今后可能有强大的法军――尤其是机械化部队――会投入比利时

南部。在这种环境中决不可能希望第十九装甲军能够独力制服这支敌军或强渡马斯河。

二月七日，我们在科布伦茨又举行了一次沙盘演习，这次演习也明显表示如单独使用第

十九军大有疑问。哈尔德将军也出席参观这次演习，我感到他至少也已开始承认我们立

场是正确的。

正当此时，我自己的命运上却发生了突变，一月二十七日，我接获通知说我已被任命为

第三十八军军长，军部正要在国内成立。伦德斯特上将告诉我，在一月二十五日那次会

议中，陆军总司令已把这个决定秘密的告诉他了。理由是现在一成立任何新军部就必须

轮到我去担任军长，因为比我资历更浅的莱因哈特将军同时也要升任军长了。从正常人

事程序上看，这种办法当然是对的，但正当大攻势即将发动前夕却突然调动一个集团军

群的参谋长未免太奇怪了。事实上，那些人事问题的考虑可能都是借口，毫无疑问的，

陆军总部对我这样一再与他们顶撞实在是感到厌烦，所以只想找机会赶快把我这个讨厌

的家伙送走。

在上述沙盘演习结束之后（那还是由我主持），伦德斯特上将就当着所有出席人员向我

致谢，表扬我在参谋长任内的功绩。他在这种场合的措词足以深切反映出那个伟大指挥

官的一切慈爱和侠义的风度。此外更使我感到满足的是我们集团军群中的两位集团军司

令――布施将军和利斯特将军还有古德里安将军，对于我的离去也都表示真诚的同情。

九月九日，我离开科布伦茨前往利格尼茨。我所信任的同僚布鲁门特里特上校和特利斯

科中校却并未因为我的离去而放弃斗争。他们仍继续努力下去。

我相信，可能是出于特利斯科的努力，说服了他的朋友施蒙特（希特勒的侍卫副官），

为我找到了机会让我当面把我们的意见向希特勒陈述。

二月十六日，我奉召往柏林，以新任军长身份向希特勒报告。一同召见的还有其他的军

长，在宴会中照例都是希特勒一个人说话，大家不过随声附和。他表现出对于技术发明

方面具有惊人的知识。当我们在宴会结束起身告退时，希特勒命令我随他去他的书房，

在那里他请我把如何执行西线攻势的个人见解讲给他听。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知道我们的

计划，或是了解到了何种程度。但无论如何，我却发现他了解得非常快，并完全同意我

说的一切。

在这次谈话之后，我立即把内容写了一个节略送给A集团军群总部参考：

“当1940年二月十七日以第三十八军军长身份向元首报告时，前集团军群参谋长获得机

会把本集团军群对西线作战的意见向元首面陈。他的说明内容如下：

A.攻势的目标应为在陆上获得决定性结果。对现有作战命令中所规定的有限目标――即

在比利时境内尽可能击败敌军的最大单位和占领海峡海岸的一部分――而言，这种政治

性和军事性的赌注未免太高。在陆上的最后胜利才是合理的目标。所以作战目标应该是

在法国赢得决定性胜利并击毁法国的抵抗。

B.这就必须修改现有作战命令，绝对要求从一开始起就把攻击重点摆在左翼，即A集团军

群方面；不可以再留在B集团军群方面或暂时不加确定。在现有安排之下，最好的成就也

不过是当英法联军向比利时前进时对其作正面攻击并使他们退向索姆河，到那里作战可

能会发生停顿。如果把主要攻击点移到南面的A集团军群方面，其任务就是冲过比利时和

马斯河并向索姆河下游方向挺进。那么预计在比利时北部出现的强大敌军，当受到B集团

军群正面攻击被迫后退时，同时也会因为后方被切断而遭到全面毁灭。这只有当A集团军

群迅速冲到索姆河下游才有这样的可能。这应该是战役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将是用一

个强力的右翼旋转攻击，包围全部法军。

C.要达成这个任务，A集团军群应包括三个集团军。所以另外一个集团军应加入其北侧面

上。最北面的一个集团军（第二集团军）的任务为越过马斯河，直趋索姆河下游，以切

断位于比利时北部敌军的退路。在其南面，另一个集团军（第十二集团军）应在色当两

侧渡过马斯河，然后转向西南，以便用攻击方式粉碎法军在马斯河以西的反攻企图。第

三个集团军（第十六集团军），最初的任务是在马斯河与莫斯里河之间掩护整个作战的

南翼。空军应尽量提早阻止法军集中，因为如果法军还有任何企图的话，一定就是想在

马斯河两侧进行大规模反攻，可能会延伸到莫斯里河为止。

D.如果单凭第十九装甲军的兵力在色当强渡马斯河，好比是只用一半力量来作战。如果

敌军在比利时南部用强大摩托化兵力迎击我们，那么这个军的兵力过于单薄，不足以迅

速击碎敌军并一直冲过马斯河一线。反之，如果敌人仅用其现有的强大兵力扼守马斯河

一线，该军也同样无力单独渡河。

如果我们准备使用摩托化部队作开路先锋，至少应用两个军同时在夏尔维尔和色当渡过

马斯河。此外第四集团军的装甲部队也应独立地在日韦渡河。所以第十四军从一开始就

应与古德里安军并肩前进，决不可等候未来的发展再决定它应该用在哪一方面。元首对

上述的意见完全表示同意。不久之后，就会有新的作战命令发布。”

可惜的是，这个新作战命令已经不再由我经手。我只知道二月二十日，希特勒命令颁发

它。

它的内容大体上与我长期苦斗的要求相符。其要点如下：

①两个装甲军（古德里安将军所率领的第十九军和威特谢姆将军所率领的第十四军）领

头前进，应在夏尔维尔与色当之间渡过马斯河。他们由一个新成立的“装甲集群”来指

挥，司令为克莱斯特将军。

②原属B集团军群的第二集团军改属A集团军群，并配以所要求的兵力。当第十六集团军

向南旋转有了空间后，可以把该集团军立即插入A集团军群界内。

③原属B集团军群的第四集团军也改由A集团军群指挥，以使A集团军群在向索姆河前进中

，可以获得必要的预备队。（至少以后在前进过程中，A集团军群常常调动这个集团军最

南端的军来扩展其边界。）

依照这个新命令，陆军总部已经完全接受了A集团军群的观点。作战重点已经完全移到了

南翼。同时B集团军群仍有足够强大的兵力，共为三个集团军，足以达成在比利时北部和

荷兰境内的任务。

A集团军群现在就可以冲出阿登，越过马斯河，直达索姆河下游，以突袭敌人。这样可以

阻止在比利时境内作战的敌军退过马斯河。同时也能有效应付任何指向德军攻势南翼的

巨大反击。

× × ×

关于1940年五月间德军突击作战的执行方面，我只拟作下述评论：

应该感谢德国部队的优秀素质，尤其是装甲部队，结果B集团军群的攻击所竦玫某晒υ?比所预期的更具决定性。因为比利时的要塞颇为坚强，而且他们被迫只能作正面攻击，

所以这种成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尽管如此，联军在比利时北部一败涂地的真正决定因素，却还是由于受到了突然袭击。

A集团军群从阿登突出，越过马斯河直达海峡海岸。除了伦德斯特上将的卓越领导之外，

我认为这个成功主要应归功于古德里安将军，他把集团军群的作战原则变成了实际行动

。在比利时北部的成功，并不如预期中那样完全，按照邱吉尔报导的数字，从敦刻尔克

撤出的敌军总数共为338226人，其中2176人为法军，尽管他们把一切重武器装备都丢光

了。联军之所以能够撤出去，是由于希特勒两次命令我方装甲部队停止前进―――次是

在前进的途中，另一次则在敦刻尔克郊外。

对于第二次叫停，有三种不同解释，但真正的效果却无异于在海峡上架设一道金桥帮助

英军撤退。第一种解释是希特勒希望保留德国装甲兵力以供法国战役第二阶段使用，就

这方面说，凯特尔曾告诉希特勒在敦刻尔克附近的地形不适合坦克的使用。第二种解释

是戈林曾向希特勒保证空军足以独力阻上敌军逃出敦刻尔克。戈林死要面子，而且喜欢

吹牛，所以我相信他很可能说过这些话，从军事观点上来看，上述的两种解释都是错误

的。

依照希特勒与伦德斯持的谈话，第三种解释是说希特勒故意让英国人逃走，因为他相信

这样可以增进与英国人之间的谅解。

不管答案如何，敦刻尔克却是希特勒所犯的一个决定性错误。它影响了对不列颠的入侵

企图，并使英国人以后在非洲和意大利能够继续作战。尽管希特勒接受了A集团军群的思

想从阿登冲出，切断在比利时北部的敌军，直趋海岸并直达敦刻尔克的城外，但他却并

未完全采纳其另一个思想，就是同时为第二阶段建立起点。所以德国统帅部为了掩护A集

团军群机械化部队前进并防止敌军在马斯河两岸反攻，只留下一连串兵力构成了一道防

线。很显然它认为用立即向南对马斯河以西地区发动攻击并一劳永逸的撕开敌人在马斯

河与瓦兹河之间的正面以阻止敌人反攻的想法未免太过冒险了。

从以后俄国战役的经验来看，希特勒对作战问题的确有某种天才，但他却缺乏一个军事

指挥官所需要的完全训练。这种训练使指挥官在作战过程中敢于接受相当冒险，因为他

知道他能够控制局势。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希特勒宁愿采取比较安全的防御行动而不愿

接受A集团军群建议的更果敢的方案。这对希特勒而言只能说是运气太好，因为敌人并未

发动任何大规模的反攻，虽然事实上他们是很容易就可以集中五十个师左右的兵力以在

马斯河两侧发动反攻。即使暂时放弃在荷兰和比利时两国要塞地区以外的一切东西也都

不要紧。

所以，在德军攻势第一阶段完成之后，双方又再次沿着一条连续正面互相对峙，这条战

线沿着马其诺防线直到加里格朗，然后再沿埃纳河直达索姆河下游。德军的第一个任务

又是要再度突破这一道正面。所以在德军攻势第二阶段，为什么能使敌军如此迅速全面

崩溃的原因有二：

1.由于在比利时北部受到重大损失，所以已无适当人力据守从瑞士边界直到海岸的绵长

战线。

2.法军的士气早已受到沉重打击，而且没有任何部队可以敌得上德国装甲部队的素质。

如果联军统帅的行动如A集团军群总部所想象的那样，那么他就应在马斯河两侧发起大规

模攻势。依照A集团军群的计划，是应该乘敌军尚在集结阶段就先加以击碎，如果B集团

军群同时在围歼了比利时北部的敌军之后，也在下索姆河按照施利芬计划的模式向前旋

转并包围其余法军，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马其诺防线后方以反正面一战就将敌军全部解决

。

事实上，除了让英军从敦刻尔克逃去之外，我们在法国战场终于还是赢得了一次卓越的

胜利。因此上述分析也似乎多余。不过重要性在于这也许可以证明，即使敌人能更有活

力和更好的判断，这个“新”计划也照样能够赢得这次战役――不过在第一阶段中，在

马斯河与莫斯里河之间，也许将遭遇到紧急场面。

第二编 西线战役

第四章 陆军总部失势

一般都认为自从希特勒免去了布劳希齐元帅的职务，并在三军统帅以外又兼任陆军总司

令之后，陆军总部，或者应该说是陆军参谋本部才完全失去了对陆上战争政策的指导权

利。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波兰战役后不到几个星期，陆军参谋本部实际上就已形同虚

设了。

我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代表A集团军群到佐森陆军总部接受“黄色作战命令”时，

回来后在日记这样写道：“哈尔德、斯图普纳格尔和格莱芬堡的三重奏显得非常低调。

”当时哈尔德上将是陆军总参谋长，斯图普纳格尔将军是他的第一副总参谋长（主管作

战），而格莱芬堡上校是作战处处长。

从这三位绅士的谈话中可以得出清晰的线条，证明是在希特勒的威迫之下，陆军总部才

颁发了这个作战计划。他们，包括陆军总司令本人，对于西线攻势明显有着完全不同的

想法，并认为这不是结束战争的最好方法。从谈话中可以判定他们根本不相信德军能在

西线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他们颁发的作战命令以及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到集团军群

总部累次视察时的谈话，都呈现出这种迹象。

现在已很明显，对德军在西线发动攻势的希望和结果完全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尤其在一

九三九年晚秋和冬季时，更是不足为怪。但使我感到惊恐的却是陆军总部在整个最高统

帅部中的地位已经每况愈下，尤其是它刚刚指导了一次德国历史上最卓越的战役，这种

情况似乎更不应该发生！

当然，过去希特勒也有过不理陆?总部的时候。那发生在苏台德区危机时期。但那时湛论的问题却与现在完全不同――不是一个军事领导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决策的问题。希

特勒与陆军总部间的争论（主要是与总参谋长贝克个人间的争论）并不是军事行动的指

导问题，而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是否会引起西方国家干涉的问题。假如这样，就会

再次引起两面战争，那却是德国无力应付的。不过对这种问题的决定，最后还是一个政

治领导事件，因为只有政治家才能设法用政治手段来取消两面战争的可能。虽然总司令

在这种情况下向政治家低头也负有严重的军事责任，但至少在他自己的领域并未放弃其

军事领导权。当波兰危机发生时，我们并没有听说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有过类似的争

执。实际上我还以为，由于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对西方国家的正确的政治判断

会使陆军总部希望在一九三九年秋的这种判断能够同样正确。我一直相信在八月最后的

紧张阶段，陆军总部也与我们南方集团军群总部一样，都在假设慕尼黑式的政治解决会

再次上演。除了对东普鲁境内的部署表示过意见以外（陆军总部也已同意），总的说来

，我们不认为希特勒干涉了波兰境内的作战指导。

可是现在却完全不同了。在波兰失败之后，战争应如何继续进行的问题，理所当然是属

于全面战争政策的问题，所以最后应由希特勒以国家元首和三军最高统帅的身份来作最

后决定。不过，如果他决定的解决方案是在西线发动攻势，那就要完全由陆军总部来决

定“如何”、“何时”和“是否”能完成这个任务了。就这三方面而言，陆军总部的领

导权威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可是在这三个方面，希特勒的做法却都是使陆军总部去面对既成事实。九月二十七日，

事先并未与陆军总司令商量，他就直接向三军总司令宣布，他已决定在秋季在西线发动

攻势，并且准备侵犯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的中立。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九日陆军总

部颁发的训令中就表达了这个决定。

当我与上述三位军官谈话之后，我感到陆军总部已经完全屈服了。它虽然颁发了一个训

令，可是它自身对攻势是否能够成功（至少就决定性的意义来说）却毫无信心。从西线

双方的相对实力而言，这种疑虑并非完全不合情理。

所以我只能推论，在这种情形下，陆军总部已经放弃对陆地战争的指导权，而心甘情愿

地以一个纯技术性执行性的机关自居。过去，贝克上将和我曾对战时的权责合理划分问

题提出过一项建议，目的就是预防这种现象发生。我们的主张是应该只有一个单独的权

威机构负责对国家元首的军事政策提供参考意见，并同时对陆军的作战进行联合控制，

对战争作全盘性指导。至少当战争胜负是要在陆上决定时，就应由陆军总司令指挥三军

全体，或是设一位三军总参谋长负责全局，同时决定陆军的战略。但却必须避免设立两

套不同的参谋本部――一个是三军的参谋本部，而另一个是陆军的参谋本部――并对陆

军战略都有发言权。

不过现在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希特勒与他的最高统帅部不仅决定陆军应如何作战，而

且连时间和方法也都事先决定了。所以不管同意与否，陆军总部只能奉命行事。陆军总

司令已经丧失了国家元首军事顾问的地位，变成一个绝对服从的下级指挥官。不久，在

挪威居然设立了一个由最高统帅部直接指挥的战场，更是一个明证。

陆军总部竟然如此行事，原因大概有两点：第一是人事问题，第二是打败波兰以后应该

如何继续指导战争的问题。

希特勒――布劳希齐――哈尔德

形成上述现实的主要原因就是希特勒的个人性格和他那永不满足的权力欲望，以及过份

的自命不凡。他那无可否认的成功足以激发他的骄气，而纳粹党徒和他左右的阿谀态度

也都使他感到不可一世。面对军队方面的反对者，他早已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他不仅是

国家的元首，而且更是三军统帅，在军事方面拥有最高权威。此外，他又颇有歪才，能

够突然用政治经济的理由来驳倒他的军事顾问，这是他们所不了解的，而且照常理说，

政治家对这些问题应该具有较高的判断力。

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希特勒对权力的无止境的贪欲，所以才使他在国家元首和政

治领袖的地位之外还想自兼最高战争领袖。在一九四三年，我曾与他进行过一次谈话，

在这方面得到了更具启示性的证明。因为我劝说希特勒接受一种合理的指挥形式，也就

是说将军事行动指导权完全交给一位总参谋长负责。这不过是多次谈话中的一次而已。

希特勒坚决否认他有任何想做军阀的野心，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他对这种野心还是很有兴

趣的。反之他却承认，真正有决定性的却是他必须要有权力和贯彻其意志的绝对权威。

他相信的就是权力，而且更认为他的意志与权力是一体的。此外还有一个合理的假设，

就是波兰战役之后，希特勒害怕将军们的成就会影响到他自己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所

以对于西线战役，他一开始就毫不客气地对陆军总部加以独裁控制。

这个人胆大妄为，天份极高，有一种不屈的意志。布劳希齐与哈尔德所要应付的就是他

。他不仅是人民公认的国家元首，而且在将军们自己的圈子里，他也被拥戴为最高领袖

。的确，即使希特勒的军人对手换成另外两个人，依然是不平等的战斗。

未来的布劳希齐元帅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军官。虽然他的才能无法敫ダ锲酢⒈纯恕⒙椎?斯特、波克、李布等人相当，但是差距并不太远。事实证明他也同样具有一个陆军总司

令所应有的一切素质。

单就布劳希齐的人格而论，可以说是近乎完美的。同时我并不否认他有意志力，尽管以

我的经验来看，那多多少少是消极而无弹性的，缺乏创造性的决断。他宁愿接受他人的

建议，向不愿自己主动作出决定并贯彻下去。事实上，他经常避免做决定，以此希望躲

过与一个他自认为不是对手的争斗。在许多情形下，布劳希齐为了陆军利益不惜作艰苦

努力――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曾努力使希特勒为弗里契上将公开平反，尽管他深

知这个行动会引起希特勒对他的恶感。弗里契逝世之时他所发布的日日命令，也可算是

一种勇气的表现。不过从根本上来说，他不是一个斗士。他从来不能真正凭人格力量来

达到他的目标。贝克上将曾在我面前诉苦，对布劳希齐深表不满，他说在捷克危机发生

时，布劳希齐对陆军总部意见的表达只是半途而废，结果使贝克感到势成骑虎。此外如

前驻罗马大使哈塞尔先生等人又指责布劳希齐对于是否应该用暴力来对付希特勒的问题

犹豫不决。他们错误地忘记了不负责任的人与作为陆军领袖的人，在观点上是应该不同

的。这种改变，在平时可能会引起内战；在战时更可能会使外敌获得胜利。

布劳希齐是一个外表优雅的人，有着一切贵族风度，身上几乎没一处不高贵。他公正，

彬彬有礼，甚至很动人，不过却让人觉得多少缺乏一些内在的温情。他缺乏进取精神，

无法获得对方尊敬，使人感到他缺乏活力。一般感觉他是冷酷而含蓄的，总似乎有点勉

强，而且也确实很敏感。这种性格也许可以赢得同僚的支持，因为他们也许会尊敬他的

绅士作风，不过却不能象弗里契伯爵那样获得部队的认同，更无法左右希特勒这样的领

袖。当然色克特比他更冷酷，甚至无法接近，但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火热，而

且有钢铁般的意志，足以使他成为领袖――布劳希齐却缺乏这种品质，同时他也缺乏军

人的勇敢美德，弗里契就是凭这一点才赢得了部队的衷心支持。

说到布劳希齐与希特勒的关系，我深信他在与这个有着无情意志的人的斗争中已经心力

交瘁。地位、出身和教育都使他对希特勒不能不有所顾忌，反之希特勒处于国家元首的

地位，可以毫不犹豫地使用任何手段。布劳希齐经常恼火得说不出话来，特别是他的口

才根本不是希特勒的对手。所以长此以往，终因心脏病发作，迫使他在最有利于希特勒

的时机自动退休了。

说句公道话，从一开始，布劳希齐在对希特勒的关系上就比他的前任处于远为不利的地

位。自从布隆堡被免去三军统帅职务以后，希特勒就不仅仅是国家元首，而且更身兼最

高统帅。这位军政部长布隆堡对陆军所作的最后打击，就是建议希特勒亲自指挥三军―

―当然，不管有没有布隆堡的建议，希特勒自己肯定也会找到同样的解决办法。

此外当布劳希齐就职时，希特勒对陆军的态度，尤其是对陆军总部的态度已经大不如前

了。无疑在掌权之初，他对陆军将领还是相当尊重的，并且敬佩他们的专业能力，比如

说象伦德斯特元帅这种人，尽管战时两次被免职，但希特勒对他始终保持着相当的敬意

。

在和平的最后阶段，有两点足以使希特勒改变他对陆军的看法。第一，他认识到在弗里

契上将领导下（事实上，在布劳希齐领导下也一样），德国陆军仍坚持其传统思想――

简单、骑士风度和军人荣誉感。希特勒当然不能指控陆军不忠于国家，但陆军很明显不

愿意抛弃其军事性原则来接受纳粹党的思想。同样明显的是，正因为如此，所以军人更

能得到大众的爱戴。虽然最初希特勒拒绝听信有关高级将领的馋言，可是这种由戈林、

希姆莱、戈培尔等人发起的针对陆军的谣言攻势，最终还是产生了效果。甚至连军政部

长布隆堡在强调他使陆军与国家社会主义结合的努力时，也无意中引起了希特勒对陆军

的不信任。当一九三九年春天戈林以国防军高级军官的身份向一群高级陆军将领训话时

，这种煽动的结果也就变得至为明显。他毫不客气地痛斥陆军独立于其他两个军种之外

，保留着一种不合纳粹思想的传统思想。这种演讲使在座诸人包括布劳希齐上将在内都

感到无法忍受。

第二个使希特勒不满陆军总部的原因，就是他以后常说的：“将军们总是迟疑不决”。

对此又有两种不同解释。第一，希特勒认为陆军总部故意阻挠再武装的加速进展。后者

认为进展太快以致影响部队素质。第二，希特勒认为他在外交上的一切成功，都是因为

不听将军们的反对才获得的。将军们每次都过于小心谨慎了。对这种指控也可以用事实

来答复，弗里契上将（即代表陆军总部）对希特勒恢复征兵制和占领莱茵兰的计划都未

表示反对。当希特勒决定入侵奥地利时，贝克将军也没有反对（那时，布劳希齐不在柏

林）。第一个反对征兵制的人却是军政部长布隆堡。当希特勒进兵莱茵兰时，布隆堡听

说法国已经下达局部动员令，马上就劝希特勒把德军从莱茵河西岸撤回来，事先也不通

知陆军总部。事实上希特勒几乎听信了他的话，幸亏当时的外交部长牛赖斯警告希特勒

此时不能神经紧张轻举妄动，这才稳住了阵脚。尽管陆军总部在再武装时一再指出陆军

距完成战备的标准还差很远，但却是职责所在而不能不岢鼍?告。希特勒在表面上也涂意这种看法，不过这也许已经增加了他对陆军总部的厌恶。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中才首次遭到正式反对。出

席这次会议的人有外交部长和三军首长。希特勒表达了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意图。军政

部长布隆堡、外交部长牛赖斯和陆军总司令弗里契都反对他的意见。这使希特勒决心乘

早把这些反对者都清除掉。

今天大家都相信，因为德国的将军们居然能够容忍弗里契上将被黜，没有表示反对，所

以此后希特勒更觉得对陆军总部可以为所欲为了。希特勒当时是否如此考虑，我当然无

法判断。如果他确实这样想，那么他对将军们的看法却不免有误。他们未表反对并非示

弱，而是他们不明事实真象，而且也不相信一国元首会使用那种卑劣的阴谋手段。此外

，在那种环境中实际上也不可能发动政变。

最后，毫无疑问，那些纳粹党高级人员在与希特勒的谈话中，总是一再说陆军级领的态

度是犹豫不决的。所以很明显，当布劳希齐就任陆军总司令之后，就一直感到他在与希

特勒的关系上处于一种非常困难的地位。此外他又误信人言，在人事方面作了几个拙劣

的让步。对一批有着优良记录的将领予以不公正的免职，同时又任命凯特尔将军的兄弟

为陆军人事处长。这是布劳希齐所犯的第一个重大错误。

苏台德危机使陆军总部的地位受到严重打击，应该感谢西方国家的畏怯无能，所以使希

特勒证明了他不顾陆军反对而且依然能够获得胜利。这次布劳希齐牺牲了他的总参谋长

，结果当然只会使他在希特勒眼中更不足挂齿。

在贝克免职之后，陆军总部中第二个与希特勒直接接触的人就是新任总参谋长哈尔德上

将。就军事才能而言，他足以与布劳希齐元帅并驾齐驱。他们之间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

合作无间。当布劳希齐同意哈尔德的建议时，我相信他是出于至诚的。象多数从巴伐里

亚参谋本部出身的军官一样，哈尔德不仅精通一切参谋业务，而且也是一个孜孜不倦的

工作者。毛奇曾经说，“天才就是勤勉”，这也许可算是他的格言。但这个人却缺乏一

种心灵的“圣火”，这是真正伟大的军人所共有的。当他在准备对俄战役时，他的作战

计划是由其第一副总参谋长保卢斯将军拟定的，而保卢斯的计划又是以各集团军群参谋

长的研究作为基础。这虽然表示他具有高度责任感，但事实上，一个战役计划的基本思

想却应该首先从战役指导者的头脑产生。

外表方面，哈尔德不象布劳希齐那样文雅。他的言词极为客观，我亲自听到他坦白的批

评希特勒。他为了部队利益和对错误决定都敢于据理力争。不幸的是，客观和温和的态

度都无法感动希特勒，而他对部队更是缺乏同情感。

照我看来，使哈尔德最后失败的主要理由就是他的双重态度。甚至从他代替贝克出任总

参谋长之日起，他早就是公开反对希特勒的。根据戈利茨在其所著《德国参谋本部史》

一书中的记载，哈尔德在就职时就告诉布劳希齐说，他之所以肯接受这个位置，就是为

了打倒希特勒。他曾多次计划推翻希特勒，虽然实际上却都毫无成效。

另一方面，哈尔德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当希特勒兼任陆军总司令以后，他又成了希特

勒的参谋长。虽然一个政客可以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一方面是负责的顾问，而另一方

面又是阴谋的主持者――但军人通常却不适于担负这种任务。尤其是从德国的传统来说

，如果一位总参谋长对总司令缺乏信心，那才真是不可思议。即使以希特勒的行为而论

，一位总参谋长在平时会计划推翻这种元首也许还情有可原，但是在战时，总参谋长与

阴谋者的双重任务，却毫无疑问会造成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站在总参谋长的地位上，

哈尔德的责任是要使他们共同领导的陆军能够获得胜利，也就是要使总司令指挥的军事

行动获得成功。可是从他的第二个任务上来看，他却又不希望获得这种胜利。所以毫无

疑问哈尔德面临着这种极其困难的选择。从军事责任上来说，他应竭尽全力来为苦斗中

的德军服务。同时他又必须不惜成本来保住他自己的位置，因为他希望有一天可以推翻

希特勒。可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又必须服从希特勒的决定，尽管他本人对此是不同意的

。的确，他之所以迟迟不肯离去，就是希望设法保护德军能够不因希特勒所犯的错误而

受到重大损失。但是这又使他必须执行他内心所不同意的命令。这种冲突使他备受煎熬

，最终还是支持不住。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的，哈尔德之所以恋栈不去，决不是因为他

的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全军利益。

在一九三九年秋季，陆军总部就是在他们两人的领导下，逐渐丧失了权势。从我在上文

中的分析上看，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两位将领，尽管都是第一流的人才，但都不是希特

勒对手的理由。同时当陆军总部刚刚在波兰获得了一次空前胜利之后就马上降级成一个

纯粹的执行机关，理由也与希特勒和陆军总部对今后战争应如何进行的问题各有不同看

法有关。

直到战争爆发为止，甚至到爆发之初，德国人很自然的在西线只准备采取防御态势。谁

都料想不到西方国家在给与保证之后又对波兰见死不救。他们只是向沿着萨尔河的齐格

飞防线的前进地区进行了一个微弱的推进，接着就立即撤回法国境内，这对任何大规模

攻势而言连准备步骤都算不上。因为这种大规模攻势绝对谠ち现?中，所以我们只能卓待，看自己能否守住齐格飞防线，并等在波兰的兵力可以抽出时再转入反攻。不过因为

西方国家按兵不动，情况完全不同了。不管英法如何努力，西方国家在最近的将来还是

不能发动攻势，因为现在波兰已被击败，全部德国陆军都可用到西线方面。最迟到九月

十八日，波兰的命运就已决定，在那一天布祖腊河之战已经结束，而俄军也已于前一天

越过波兰东界。所以关于陆军在西线所应采取的行动，希特勒与陆军总司令之间交换意

见的日期，应该以这一天为“死线”。可是从最近出版的书籍看来，根本就不存在这样

的讨论。（例如卢森堡将军是最高统帅部的高级作战军官，格莱芬堡秘书是最高统帅部

中主管战争日志的人员。他们的书中都没有记载。）

对于在波兰的卓越成功和预料之外的西方国家的不主动，可能希特勒与陆军总部各有不

同反应。希特勒无疑认为英法联军之所以未能发动攻势，实在是一种示弱的表现，这也

使他自己在西线有了发动进攻的机会。此外，在波兰的胜利也使他深信，今后不会有德

国陆军不能完成的任务。可是陆军总部似乎完全不同意他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西方国家

之所以参战不过是为了面子问题。现在有可能设法与他们谈和。同时，哈尔德更想以推

翻希特勒来为和谈铺路，所以在这个时候，德国人如在西线发动任何攻势，似乎都不妥

当。

不管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但陆军总部却敢于断定，甚至在波兰沦亡之后，希特勒都没有

想在西线发动攻势的想法。在1939年到1940年间的冬季，我自己有一次经验可以作为证

明。那时希特勒正在屡次下达攻击令，让部队进入集结地域。有一天，负责支援A集团军

群的空军航空队参谋长施佩尔将军来访，他告诉我空军无法在这种积水的飞机场上起飞

。我反驳说空军不是有几个月时间准备，为什么不构筑坚硬的跑道呢？施佩尔说前一阶

段希特勒一直禁止进行任何与未来攻势有关的工作。此外还有一点也可以作证：弹药的

生产量始终未达到在西线发动大攻势所要求的标准。

很明显，陆军总部假设希特勒的观点不会更改，这对希特勒而言，实在是个错误判断。

格莱芬堡说，在九月下旬波兰战役接近尾声时，陆军总部对战争的未来指导，曾由斯图

普纳格尔将军拟定了一个说明文件。他的结论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德国陆军无法获得

突破马其诺防线所必要的装备。他也未考虑绕道荷兰和比利时的可能，因为德国政府最

近刚刚保证尊重这两个国家的中立。根据这个文件和希特勒过去的态度，陆军总部明显

已经认为在西线仍应继续采取防守战略。所以在波兰战役结束时，在没有希特勒批准的

情况下，就命令增强陆军在西线的防御部署。

由于波兰完全崩溃，结果造成一种新的态势，于是这种政策无异于把拟定任何未来计划

的主动权都拱手让给希特勒。不管战争的未来发展采取何种形式，军事领袖如果希望确

保他们自己的影响，那么这都不是一个正当办法。此外，斯图普纳格尔的结论对德国未

来的战争政策也绝对不能算是答案。如果我们真要等到一九四二年才去突破马其诺防线

，那么西方国家在军备生产方面可能早已超过我们。而且即使能够成功突破马其诺防线

，也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会战。因为自一九三九年起，敌方可用的兵力

至少有一百个师，所以我军不可能获得决定性结果。即使敌人用相当强大的兵力来对马

其诺防线作实际防御，但至少还可以余下四十到六十个师用来组成一个适当的战略预备

队，一旦当要塞线被突破就可用来担负拦截任务。毫无疑问，这种战斗不久就会变成毫

无意义的堑壕战。这当然不可能是德国的战略目标。

当然，我们不可能假设布劳希齐和他的总参谋长竟会相信长期使用单纯防御战略能够获

得任何结果。尽管如此，他们却的确把希望寄托在两种可能性上：一是西方国家同意讲

和，二是西方国家主动发动进攻。可是不幸的是，谈和不是他们可以作主的，而对联军

发动进攻的希望也被证明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从军事观点来看，德国人如希望在西线

发动成功的攻势，那么1940年春季不仅是最早的时机，而且更是最后的时机。

按照格莱芬堡的记载，希特勒并未看到斯图普纳格尔的备忘录，但他还是认识到陆军总

部在西线正准备坚持防御性战略。本来最迟到九月中旬，他与陆军总部之间对于战争的

未来发展应该进行一次切合时机的讨论，可是他却先发制人，让陆军总司令去面对一个

既成事实。九月二十七日，他宣布了他的决定，于是三军统帅在十月九日也就遵照他的

决定下达必要的命令。希特勒事先未与陆军总司令进行任何形式的商议，他不仅命令在

西线采取攻势准备，甚至进一步决定了时间和应采取的方法。所有这些，照理说都必须

经过陆军总司令同意才能作出决定。希特勒要求应尽量提早发动攻势――无论如何要赶

在秋季结束以前。而卢森堡报导说，他原先预定的死线是十月十五日。也就是说最迟在

布祖腊会战结束时，就应从波兰境内抽出全部装甲部队和飞机。希特勒也决定了未来进

攻作战的战略，就是取道荷兰和比利时，绕过马其诺防线发动进攻。

于是剩给陆军总司令的就是对这次作战承担技术性的指导任务。希特勒对这次作战的决

定，事先故意不同他商量，而在一九三九年秋天，他对这次作战实际上也的确没有任何

成功的保障。

有些人会感到怀疑：为什么陆军总司令能够如此委曲求全。格莱芬堡在他所著《高级战

争领导》一书中可能已经给出了一个正确答案。他认为布劳希齐感到如果立即反对，可

能不会有什么结果，他希望能在开始时表现善意，那么最后也许能使希特勒改变初衷。

卢森堡将军对希特勒很有认识，他也有同样的看法。同时布劳希齐也可能希望天气会使

晚秋或冬季攻势到时无法执行。如果能够拖到第二年春天，也许就可以用政治妥协的方

式结束战争。如果这真是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的想法，单就天气这一点而言，他们的

看法应该是正确的。

但是认为可能设法劝阻希特勒执行这一基本决定，我看未免荒唐。即使赖歇瑙将军奉陆

军总部托负去作说客，结果依然无效。唯一的希望就是陆军总部能提出一个更好的解决

方案，那么也许还能使希特勒接受。至于说到用和平谈判的方式结束战争的任何可能性

，在当时根本就不存在。波兰战役之后，希特勒曾向西方国家发出和平试探，却遭到干

脆的拒绝。此外，希特勒对波兰问题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合理的解决，所以与西方国家之

间也绝无达成谅解的可能。尤其是现在苏俄已经吞食了波兰东部，所以这种解决更是不

可想象。另外一个疑问就是当时如果不是希特勒，德国又怎能获得一个光荣的和平，怎

么能将他打倒呢？如果哈尔德将军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准备对柏林采取军事行动，那么我

敢断定那比一九三八年秋季时更难获得部队的支持。

回过头来，布劳希齐顺从了希特勒的意图，依照他的决策，陆军总部拟定了“黄色作战

方案”。到十月二十七日，陆军总司令在总参谋长支持下，打算根据军事方面的理由，

劝说希特勒把攻势发动的日子顺延到一个比较有利的日期，照他看来似乎应该是1940年

春天。格莱芬堡记载说，几天前，赖歇瑙将军也曾对希特勒提出同样的建议――很可能

是布劳希齐要他这样做的。虽然希特勒并未完全拒绝，但他原定于十一月十二日的攻势

发动日仍继续有效。

十一月五日，布劳希齐进行了另一次努力试图说服希特勒。正是这一天，对部队发出了

代字密电，要他们开始进入集结地域，并预定在十一月十二日正式进攻。虽然这次谈话

是秘密的（注：以后凯特尔才被叫进去），但详细内容还是泄露了出来。我相信这次谈

话结果终于使希特勒与将军们之间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格莱芬堡从凯特尔那里获得

的消息说，布劳希齐把他反对在秋季发动攻势的理由写成备忘录，当面读给希特勒听。

除了列举一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如天气情况，新部队准备程度不足等等之外，他又提出

另外一个理由，使希特勒当场大发雷霆――就是对战斗部队在波兰战役中的表现的批评

，布劳希齐说，步兵已不能表现出来象一九一四年同样的攻击精神，而战斗部队的纪律

与持久力也不完全合乎标准，这是由于再武装速度过快的结果。如果布劳希齐是在高级

指挥官们面前发表这些意见，他们当然会了解他的用心。他指控步兵未能表现出来与一

九一四年同样的攻击精神，这一点显然并不合理，至少他用如此笼统的说法来表示就更

加不合理。因为他不了解的是，在两次大战之间，步兵的攻击方式已经有了很大改变。

一九一四年的攻击方法现在已经不在考虑之列。反过来说，无可否认有些部队偶然会出

现混乱迹象，尤其在开战之初，许多没有经验的部队更是如此。不过事实上这毫不足怪

，因为不过几年之间，德国的国防军已经由十万人扩充到几百万人之多，其中有相当大

比例的人员都是总动员之后才第一次过军旅生涯。但是波兰的胜利经验使这些事实都不

能当作德国陆军在西线不能发动攻势的适当理由。如果布劳希齐说新成立师的训练与内

在稳定性都还不够水准，而单凭有经验的师尚不足以发动攻势，那么他的反对理由也可

以如天气理由一般安全了。可是在与希特勒谈话时使用那样笼统的说法却是不妥当的。

希特勒一向以新国防军创立者自居，现在布劳希齐居然敢在他面前说新国防军的战斗素

质有问题，这当然是他所不能容忍的。的确，如果希特勒不是为了政治野心而那样加速

再武装，那么新国防军在一九三九年也许不可能达到它现有的实力标准。不过希特勒却

认为一切都是他个人的功劳，而抹煞了旧国防军的成就。因为如非旧国防军那样苦心孤

诣培养出这样多的军官与士官，那么希特勒就既不能“创立”他的新国防军，又不能获

得在波兰的胜利。

希特勒是一个自命不凡的独裁者，在他的面前说这种话，布劳希齐当然只会获得意料之

外的结果。尽管布劳希齐所说并非没有事实根据，可是希特勒却认为批评是针对他个人

的，于是勃然大怒，结束了这次谈话。他坚持十一月十二日的作战开始日期不准改变。

侥幸的是，天气之神在这时出面干涉了，强迫希特勒不能不展缓日期――直到一月底以

前，这样的总攻令一共有十五次之多。

所以，即使是在攻势日期方面陆军总部都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可是结果却造成领导权力

危机，其后果在战争的未来发展方面更是可怕。当时的结果就是希特勒与布劳希齐两人

不再会谈。1940年一月十八日，作战处的霍辛格上校告诉我，自十一月五日以后，布劳

希齐就未见过希特勒――这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另一个后果是十一月二十三日，Ｌ?勒在柏林总理府召集所有集团军群、集团军和军司令官与参谋长训话。这次训话的内容

在其他书籍中都已有了详细记录，所以这里不再赘述。要点是希特勒重申尽可能提早在

西线发动攻势的决心，并且说明德国能够避免在东方不受攻击的时间倒底能有多久也似

乎颇有疑问。

他认为在西线有采取攻势的绝对必要，并列举事实，单就这一点而论，我认为除了时间

问题以外，他的措词的确经过深思熟虑。另一方面，他的训话不仅对陆军总部，而且对

所有陆军将领都是一个沉重打击。他指责他们总是妨碍他的勇敢和进取行动。就这方面

而言，这是我听到的希特勒训话中最无耻的一次。陆军总司令做了他唯一能做的事，就

是辞职。希特勒拒绝接受，但很明显这并非解决的良策。陆军总部仍处于不愉快的地位

，必须准备一个它所不同意的攻势。陆军总司令对全盘战争政策已经丧失了顾问资格，

而降格成一个纯粹的执行人员。

国家元首与陆军领袖之间的关系发展到如此恶劣的程度，究其原因，决定性因素就是希

特勒的权力欲望与其日益增长的自欺心理，而戈林与希姆莱的“欺君”作风对此大有贡

献。不过同时，陆军总部也未尝不是咎由自取，对于波兰战役结束之后战争应如何继续

进行，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很不妥当。

因为决定在西线上仍然保持防守态势，陆军总部就把主动权让给了希特勒――虽然在迅

速击败波兰之后，陆军总部的职责毫无疑问是立即向国家元首提出今后采取何种作战步

骤的建议方针。

在一九三九年秋天，因为季节已过，而新部队尚未训练成熟，所以在这个阶段采取攻势

是不合理的。就这点而言。陆军总部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只说明这种简单事实，或

仅对西线的防御部署进行加强，而对如何使战争在军事意义上获得一个满意的结束却不

能提供适当的答案。如果陆军总部想对全面战略发挥其影响作用，对这个问题就必须主

动提出答案。

陆军总司令当然的有权利可以建议与西方国家采取政治解决的途径。但是这种解决没有

希望时又将如何呢？对于希特勒这种人，陆军总部必须指出一条用军事手段结束战争的

途径，尽管那时在西线采取攻势似乎并不有利。

所以波兰战役结束之后，应该有三个问题必须加以考虑。

一

.单纯采取防御战术能使战争获得有利的结束吗？或是必须在西线进行一个胜利的攻

势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

二.如果证明这种攻势是必要的，那么在何时发动才有决定性成功的希望呢？

三.这个攻势应如何进行才能在欧洲大陆确保有效的胜利呢？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又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是当波兰沦陷后，德国能与西方国家之间和解

。陆军总部从一开始就对这一点表示怀疑。一方面是由于英国人的民族性使英国不可能

在此时接受和平条件，另一方面是当波兰被击败后，希特勒也不可能再对德波边界问题

妥协。尤其是为了与西方国家达成协议，他必须重建波兰，但因为波兰东部已为苏俄吞

食，所以这也就不复有可能性了。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即使希特勒被推翻，任

何继续执政的德国政府也都无法改变。

第二个使战争成功结束的可能性就是继续采取守势，等待西方国家进攻。这也就使德国

获得一个用反击方式在西线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据说哈尔德的确考虑过这一点。不

过霍辛格将军说，陆军总部到后来才开始考虑这种设计――也就是在十二月，而不是在

九、十月间，这个时间对陆军总部自身的地位却极为重要。

这种反击作战无疑颇具吸引力，因为一方面可以让敌人因为攻击齐格飞防线而消耗实力

或者让他们去承担破坏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中立的罪名。不过至少就可以预见的将来

而言，这实在是痴人说梦。当德军主力被牵制在波兰境内时，西方国家都不敢发动进攻

，何况现在面对着的是德国的全部兵力。所以我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同样不相信这种反击

作战会有任何依据。

当时根据联军统帅甘末林将军的命令，联军方面曾经草拟了一个“战争计划”，对这种

思想可有明确解释。这个文件后来落入了德国部队之手，大致意思是这样的：

***

在一九四一年春季以前，联军还不能集中足够物质力量以在西线对德军发动攻势。为了

获得地面兵力的数量优势，必须争取新的同盟国。

除非德国发生部分的崩溃现象，否则英国人在一九四一年以前不准备参加大规模攻势。

（这当然是指德国国内发生革命，由此即可以证明，如果我们发动政变，结果又将如何

。）西方国家在1940年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法国的领土完整，不过如果比利时和荷兰受

到攻击，当然应该赶往援救。

此外，应倾全力对德国开辟进一步的消耗战场。主要是北欧诸国与巴尔干诸国（假定意

大利仍守中立）。当然也继续企图使比利时和荷兰也加入同盟国方面。

最后，应努力设法使德国不能获得重要的输入物资。方法有二，一为上述的开辟新战场

，另一为增强对中立国的压力，使封锁更加严密。

***

从这个“战争计划”看来，很明显西方国家是想打“消耗战”，并尽可能开辟更多战场

，直到他们获得明显优势以后（决不会早于一九四一年）才会在西线发动攻势。虽然陆

军总部在我们分析的这个阶段不知道联军方面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战争计划，但事实却足

以显示西方国家正在准备打长期战争。

虽然攻击齐格飞防线会使联军遭受惨重损失，但如果希望英法两国人民会对这种“空谈

战争”主动感到厌倦，这对陆军总部的决定而言似乎也不是一个现实基础。德国决不能

坐待敌人增强实力使自己在陆海空三方面都转为劣势――从罗斯福总统的态度看，美国

援助问题当时也应在考虑之列。尤其因为后面又有虎视眈眈的苏俄，所以德国更不能坐

以待毙。此时对于可能从希特勒手中弄到的东西，都已经完全到手了，所以苏俄与德国

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共同利益。所以西方国家愈强大，那么德国的处境就会愈困难。

所以就军事领袖而言，在波兰战役之后应该这样做。上述三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即在西

线仍继续采取守势是否能使战争获得成功的结束），其答案是否定的，除非政治领袖还

有办法与西方国家间妥协。陆军总司令有权劝告希特勒采取妥协的解决方式是毫无疑问

的。即使仅仅是战争的拖延，军事上就不免会有危险产生，这也是正确的。当然，这种

行动包括在西线接受暂时的延迟在内。不过无论如何，陆军领袖对希特勒又有提供军事

性指导的义务与权利。他们应该告诉他，如果不能获得政治性解决时应该采取何种军事

性步骤。也就是说，陆军总部应该向希特勒提出一套备用的军事计划，一旦与西方国家

间不能获得政治性妥协就可立即使用。因为即便是希特勒也明显希望能先获得政治性解

决。他们不应假设一旦波兰被击败后，希特勒仍会继续拒绝在西线采取攻势，同时也更

不应等候他自己来作军事性决定。

除非认为凭空中和潜艇的战争就足以迫使英国人屈膝，也许可以建议在西方继续采取守

势。不过这种假设也是毫无根据的。

所以从军事立场来说，当政治性解决已被证明不可行，那么对西线战争的唯一建议就是

采取攻势。进一步说，当提出这项建议时，陆军总部最重要的是必须保有决定时间与方

法的自主权。关于时间方面，陆军总部与西线部队一致同意的看法，就是认为在晚秋或

冬季发动攻势不可能获得决定性成功。

主要原因是季节。在秋冬两季，天气条件将使德国人对他们的两张王牌――装甲与空军

――不能充分运用。此外，这个阶段昼短夜长，所以一天之内连一个战术性的胜利都不

可能赢得，因此作战速度就会大大减低。

另外的原因就是所有在战争爆发时编成的新部队，训练水准还不够完善。在一九三九年

秋，真正能够适合战斗要求的部队还是那些常备师。其他部队对兵器的运用和在作战时

作为大部队中的一部分还同样缺乏经验，而且其内在稳定程度也不够标准。此外，波兰

战役以后对装甲部队所作的整编工作也还没有完成。

如果决心要在一九三九年秋季结束之前在西线发动攻势，那么在波兰的机械化师必须极

早抽回，但希特勒并未认识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空军方面也存在着严重弱点。所以很

明显，在1940年春季之前在西线发动攻势是不合理的。所以这段时间正好用来寻求政治

性解决，从军事观点上来看，这也是应该受到欢迎的。

关于方法问题，即对西线攻势的战略性准备是下一章的主要内容，所以这里不必多说。

不过有一点也许应该提及，那就是希特勒在十月九日决定的攻击计划，不过是个不彻底

的措施而已，其目的并非是想在欧洲大陆获得一个决定性胜利，至少在最初只是以一种

折中性的目标为满足。

所以这对陆军总部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如果他的陆军顾问能提出一个较好的计

划，那么希特勒也是会欣然接受的。不过这当然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陆军总部自己相

信发动攻势就能在欧洲大陆获得一个决定性胜利。

在波兰战役之后几个重要的星期中，陆军总部的领袖人物对未来政策都采取如此不负责

任的态度，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却很难猜测。他们也许希望能迫使希特勒寻求政治性妥协

。他们也许不愿意触犯比利时中立。不过那时在局外人看来，似乎至少会感到陆军总部

的领袖人物对德军攻势有无决定性成功的把握，还是犹疑不决的。

正因为如此，陆军总部才会把军事性决定的主动权拱手让给希特勒。于是更进一步向希

特勒的意志低头，并且执行一个他们私下所不同意的作战命令。这样一来，从实际标准

来看，它对陆上战争也就完全丧失了权威。

不久，当A集团军群提出有关作战计划的建议时，陆军总部又有了一次收回丧失地位的机

会。可是它却听任这个机会从手指缝中溜走了。到西线攻势正式发动时，应该感谢这些

建议，才使成功程度远超过希特勒的想象。可是从此以后，希特勒却认为甚至连大战术

也都可以不经过陆军总部。

正如施利芬所期望的，希特勒现在已经把国王、政治家和元帅这三个身份集于自己一身

。可是施利芬认为必不可少的“萨缪尔神油”，却似乎并未滴到他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