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大卫.斯科特

我们并没有立即得知尤里.加加林的死讯。当媒体开始报道他的葬礼时，谣言也随之泛滥起来，搞得我们也不清楚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传言里说他喝醉了并在打猎时丧生。但是报道称他死于坠机，这一说法更为可信。我们都认为，进入太空的第一名人类居然是如此的结局实在是太悲惨了。我们这边也因为坠机而损失过好几位宇航员。不过眼下我们必须将这些想法放到一边。1969年春天，我的第二次太空任务即将开始了。

3月3日的清晨——阿波罗9号发射的日子——发射台的景象和昨晚的一片繁忙相比大不相同。发射台四周一个人影也没有，好像一座空城。火箭已经加满了燃料，随时可以发射。工作人员都在位于火箭顶部的“白屋”里，等着帮我们进入指挥舱。除此之外就没别的人了。发射台周围很危险，不允许人员在附近聚集。但是整个场地如此安静依然引人注目。

吉姆和拉斯蒂先一步进了“白屋”，而我则在升降机外面又等了几分钟，因为升降机马力不足，不能拉我们三个人一起上去。作为指挥舱导航员，我的座位在中间，所以我最后一个进入飞船。吉姆要进入太空船并爬到左边，拉斯蒂则爬到右边，我正在等待时，朝阳升了起来。站在离地360的半空，四面通透，天空一览无余，一个美好的清晨展现在在我的面前。

“好了，”我心想，“要出发了。”

阿波罗的发射和双子星给人的感觉大不一样，力道要强大得多。土星5号的推力和震动强大得不可思议。发射两分半之后第一节火箭脱落，简直太猛烈了！就好像有人用巨型弹簧把我顶向控制台的方向，而挽具又把我们紧紧地勒在座位上。这感觉和遭遇火车相撞差不多，身边的一切都在摇晃并咯吱作响，此外还有火箭震耳欲聋的轰鸣。

从舷窗看出去，我们能看到各种碎片在我们眼前掠过。第二级火箭一点燃我们又被推回了座椅上，不过这回要相对柔和一些。发射后11分钟，第三级火箭启动并把我们送进了地球轨道。

我们的任务共计十天。前五天要完成与月球舱和指挥舱相关的一系列操作，飞行开始3小时内我们必须把月球舱从发射适配器内部的储藏间里取出来，这意味着要让指挥舱与火箭分离，调头朝向火箭顶端并与月球舱对接。

这是我身为指挥舱导航员的职责。不过我很快就遇到了问题。用来进行侧向移动的火箭推进器没有启动，我们开始漂移起来。

“靠，怎么又是这一出？”我心想。双子星8号时尼尔和我遭遇的麻烦还历历在目，眼下我可不想再来一回。

要是不能把月球舱取出来，我们的任务根本无从谈起。有这么一会儿，这次的任务看起来似乎又要失败了。我努力维持着指挥舱与土星-4B火箭的相对位置，吉姆和拉斯蒂则试图查明问题的所在。他们把各个开关和指示灯都检查了一遍，吉姆发现有几个飞行姿态指示灯没有出于开通状态。原本那一片仪表盘上所有的灯都应该亮起来的，但现在却亮得像理发店门口的灯箱一样。也就是说，这几盏指示灯对应的引擎燃料箱阀门是关闭的。

所有的阀门在发射前都接受过检测，这种情况绝对不该出现。地面控制中心认为一定是我们当中的哪一个在发射的时候在舱室里乱撞，不小心碰到了这些开关。不过我们都被挽具固定在座位里，所以这一点不可能发生。之后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发射时的震动触发了这些开关。又是个不大不小的惊喜。吉姆重新打开了这些阀门，这下我可以操纵指挥舱与月球舱对接并将其拉出来了。任务正式开始。

不过任务开始一段时间后我们又遇到了新问题。拉斯蒂不太适应失重环境，在第三天出现了严重的晕船症状，或者说是“太空适应综合症”。弗兰克.鲍曼在执行阿波罗8号任务时也遭受过这种病，不过他在任务结束之后并没有接受相关检测，所以我们对这种毛病知之甚少，尽管眼下拉斯蒂也发了病。

我们的任务结束之后，拉斯蒂自愿前往了佛罗里达州澎萨科拉海空军基地的晕机研究中心配合研究。这实在是勇敢的行为，因为所谓的“配合研究”，就是连续几个月每周至少接受一次晕机行刑室的折磨，行刑室内有旋转椅，倾斜房间，平衡木，还有专门刺激人眩晕的电影。最终的研究结果表明，大约有40-50%的人在进入太空时会遇到这个问题——具体症状和晕船十分类似——并因此无法正常执行任务。研究没能找到有效的预测方法；有些人在测试中很敏感，但在太空里表现良好，还有人在地面上没反应，进入太空以后才出现症状。

研究表明，要想适应失重状态——或者任何运动环境——就要在不至于触发晕眩反应的范围里尽可能快地运动头部。研究人员画了一张“不适等级图”，比方说一般性的呕吐就是第四级，那么适应方法就是要把头运动到2a的程度然后停下来。眼下拉斯蒂的应对方法——也是一般人的自然反应——是尽可能的让头部保持静止。结果这只是延缓了适应的过程，直到第三天任务最需要他的时候为止。

按照原计划，拉斯蒂要在第三天和吉姆转移至月球舱，之后两舱减压，而拉斯蒂则要进行一次两个小时的太空行走。这是为了证明万一两艘飞船之间的通道在对接时堵住了，组员依然可以通过出舱行走的方式从月球舱进入指挥舱。但是拉斯蒂这一病——尽管此时他已显露出了种种好转的迹象——计划不得不遭到修改。出舱行走的时间缩短了，拉斯蒂不再进入月球舱，而是在其入口处停留片刻，而我则打开指挥舱门为他拍摄。

一段时间以来，宇航员队伍里一直有人主张任务乘员有权为太空船命名。NASA之前的态度是：“飞船没有名字，只有任务序号。”具体原因没有说明。有时我觉得他们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但是到了阿波罗9号的时候，我们要操纵月球舱和指挥舱两艘太空船，为了两船之间的通信，我们必须给它们各起一个代号。

训练期间我们将月球舱昵称为“蜘蛛”，因为它的外侧有几条长腿，于是“蜘蛛”就成了它的正式代号。指挥舱是用一辆卡车拉到肯尼迪角来的，当时它看上去就好像蓝色玻璃纸裹着的糖果，于是它的代号就成了“软糖”。媒体打听到了这两个代号并将其当作了飞船的正式名称。

最后还是形势比人强，NASA终于允许宇航员为自己的飞船命名了。阿波罗10号的乘员将自己的飞船称为“史努比”和“查理布朗”。之后NASA认为名称和任务的关系应当再密切一点，因此阿波罗11号历史性的任务就使用了“哥伦比亚”和“雄鹰”这两个代号。不过我们的“蜘蛛”和“软糖”也就这样了。任务进行到第五天，两船分离的时候到了。

我作为指挥舱的驾驶员操纵“软糖”，而吉姆和拉斯蒂则驾驶着“蜘蛛”进行它的处女航。两船将在分离状况下飞行5个小时，距离最远时将有100英里左右。吉姆和拉斯蒂面临的风险尤其大，因为“蜘蛛”上没有隔热层，也就是说他们无法自行返回地球。一旦出现什么情况，我必须去救他们。

两船分离之后，指挥舱里就剩下了我一个。开战斗机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独自飞行的感觉。当年在欧洲我驾驶了1000多个小时的F-100超级佩刀。我很喜欢那种掌控一切的感觉。不过在离地面30000英尺的空中驾驶战斗机和在离地面200英里的操纵飞船相当不一样。不过我也很放心地知道，万一出了问题，任务控制中心帮助我的能力远远超过任何空管台。

问题很快就来了。

会合动作做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看不到“蜘蛛”了。直到那时为止我在每一个为期45分钟的光照期内都能通过六分仪看到“蜘蛛”表面反射的阳光。而在黑暗期间，我能看到飞船上的指示灯。但现在是黑暗期，飞船却不见了。

是他们出了问题还是我出了问题？是他们的轨道错了还是我的轨道错了？是仪器的问题吗？也许他们的灯灭了。我是否应该假设他们正处于正确的位置？我该不该去找他们？任务控制中心说我们都没出问题，正处于正确的位置。所以我只好老老实实的等着，希望等到下一个光照期“蜘蛛”能重新进入我的视野。

太阳又出来了，飞船也出现了。通过六分仪，我能看到明亮的天空映衬着飞船笨拙的侧影。

“嘿，哥们儿，”我用无线电和吉姆通话道，“我看见你了。”

“我的老天，”吉姆很明显松了一口气，“你不知道我听你这么说有多高兴。”

但是正当“蜘蛛”和“软糖”拉近距离准备对接的时候，我们似乎又遇到了更严重的问题。本来对接应该由月球舱里的吉姆来完成，但是此刻他的视野正对着太阳，晃得他无法对齐两艘飞船。于是我借助瞄准装备指挥着吉姆完成了整个操作，过程中也免不了若干紧张时刻。指挥舱上部的短隧道顶端安装的探针插入了月球舱上部的短隧道顶端的浮动机构，触发三个捕捉闩，两艘飞船就此完成了“软对接”。

“我抓住了，”我向休斯顿报告说。然后探针被收了回来，以便启动若干更强力的钩形闩将两船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完成之后我通知休斯顿“硬对接”也完成了。

通道确定密封之后，我启动开关为通道充气。然后我打开的“软糖”通向通道的舱门并手工收起了探针，接着又触动了“蜘蛛”舱门上的一个阀门以平衡两船之间的气压。这一系列程序都完成之后，拉斯蒂打开了“蜘蛛”的舱门，他和吉姆两人就这样转移回了指挥舱。以上这些步骤要是有哪一项没能顺利完成，我们三个就得全体穿上太空服，他们两个进行出舱行走，我则要打开“软糖”的舱门放他们进来。这一过程将会极其费时费力。

我们的转移方式体现了美苏两国间登月理念的最主要不同。苏联人计划用出舱行走的方式来在绕月舱与登月舱之间进行转移。但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宇航员穿着衬衣就能完成这一操作。

会合的顺利完成让我们全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兴奋之余，我们觉得自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最困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任务的后半段我们有了更多思考的时间。和我与尼尔那次短暂而紧张的双子星任务相比，这次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宇宙中群星与地球究竟美丽的多么惊人。

有一次，我们关闭了飞船内部的灯光，以便最大程度欣赏我们上下左右的美景。最动人心魄的是暴风雨中一道道闪电在锋线上与热带气旋里刺穿云层的摄人景象。电光闪烁之间我们能看到脚下天空中有一道道细微的条纹。这些条纹如此之细，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甚至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眼花了。我记得第一个开口说话的是拉斯蒂。

“没错，我们也看见了。”我和吉姆答道。我们很快就明白了：这些是流星，是进入大气层并燃烧起来的陨石。没过多久我们又意识到，如果现在它们“在下面”，那它们之前一定是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的。

任务的最后五天里，我们拍摄了数以百计的照片，我还和拉斯蒂聊了好几回天文学，就像当年我们刚加入NASA那会儿在沙漠里接受生存训练时那样。他在这方面所知甚多。他这人文化底子很深，在任务当中他随身带着伊丽莎白.芭蕾特.勃朗宁和索尔顿.怀尔德的作品，我随身带着的是国旗，贴纸，领带夹和史努比漫画。他还想在任务期间播放拉尔夫.威廉姆斯的磁带。我对古典音乐不大感冒，于是趁他不备把磁带藏到了我的贴身口袋里，直到任务快结束的时候才还给他。这事他一直都没有原谅我。

吉姆的性格与拉斯蒂很不相同。他更加保守，更有军人气质。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任务行将结束的时候吉姆显露了疲态。我们返回地球前的最后一晚，轮到拉斯蒂睡觉，我们两个则为返回大气层做准备。这时他转身对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任务了，大卫。我累了，真的累了。”他说得不错，他指挥了一次极其困难的任务，担负了极其巨大的责任，而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我们一回去他就改行做了管理工作。弗兰克.鲍曼在完成了阿波罗8号任务之后也是如此。参加一次任务就能很容易把人熬干，再也不想上天。杰出的NASA团队是得太空飞行看上去轻而易举，实际上这很难，真的，真的很难。

阿波罗9号的着陆极其成功。我们正中目标，就落在回收船旁边，直升飞机早已在我们头顶盘旋，一顿大餐正等着我们。返回休斯顿的途中我们在巴哈马停了一下，我们的家人正在当地机场的跑道上等着我们。

我刚下飞机，我的女儿翠希就给我看了一篇我们执行任务期间她在语文课上写的作文。题目是我们全家到月球上度周末。我不知道她的材料是从哪里找来的——她当时只有9岁——但是在她的作文里，我们都在月球表面蹦蹦跳跳，从氧气罐里呼吸。

“那里的尘土实在太重了，”她在作文结尾写道，“所以我们决定，下个礼拜六还是去动物园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