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茗谈（二十九） -- 本嘉明

本来这一篇，是围绕中美峰会来说的。我倾向于认为这次中美峰会，和上一次江总访美（1997年10月，晤克林顿总统）合在一起算“一次”，是中美首脑会晤中并列最重要的一次，超过邓总访美，与尼克松访华等量齐观。

但话中无意带到了孔夫子(其实也是那个雕像引出来的)，大家有争论了，就索性先交代清楚一点点。但只能说得简略，因为不是当前的重点------事实上，我认为孔子永远不会再成为中国人的重点了，我要去跟90后说这个，人家显得很正常，倒是我弱智了。

广场当然可以立像，但应该和其他的学术代表一起立。儒家，只是“百家争鸣”的普通一家而已。前2000年捧得太过了，后来老毛打了几天板子，亢龙有悔，不算冤枉。现在呢，在百家争鸣里头归到前十名的群众积极分子，就差不多了，省得又翘尾巴。这土地流转了，老孔挂帅了，2020年跟1920年，区别在哪里呢？

文化是什么？如果某高僧敢说：“佛是干屎撅”，那么我们说文化也就是吃喝拉撒，生活中的小点滴，恐怕不为过吧？

比如李刚你吧，放学了玩到“枯藤老树昏鸦”，然后你妈叫你回家吃饭，蹬蹬蹬跑回家一看，好嘛，满汉全席。如果一种文化流派算一道菜，如今互联网这双筷子，老长了，古今中外什么菜都够得着，哪道菜少吃几口，也未见得你会营养不良，明天会生食道癌。那儒教是什么？是桌上一道苦瓜炒绿豆。绿豆好啊，包治百病，小本倒也不是过敏忌口，但偏不爱吃，摁我的头我也不爱吃（吃倒是吃过几口了，这不能赖），直截了当就说不吃，而且说的时候基本不经大脑，没有把话想得四平八稳滴水不漏。我是很浅薄一个人，又不是教授啥的，乱说会教坏细路。这多大个事儿啊？不就一道菜嘛。您爱吃尽管吃，2000年如一日地吃，我也不能拦你啊。除了这道菜，咱中华文明就没别的了？这顶多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嘛。

（一）

一个人生下来，有些人认为，就是一个小蝌蚪放到了社会的大池塘里，就自由自在，想游去哪里就游去哪里了？不是的。

更真实的描述是，整个社会是个巨大的蜂巢，里面是一格一格的，每个人就是一颗绿豆，一筛子倒下去，滴溜乱滚，最后各自掉在一个坑里，稳腚。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会有意让绿豆们在一生里挪动几次。资本主义社会，是激发绿豆自己蹦。虽说豆总是绿的（这叫“平等”），但一样米养一百样豆，这绿豆要蹦起来，心思各异，有的喜欢卖苹果，有的喜欢抢银行，属于乱糟糟的布朗运动，没个准，那么国家机器就管制你，逼你定向动，主流是上进。毛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组织”这只看得见的大手，搅动豆们，推着你动，豆们也木得选，半梦半醒跟着走就是了，所以有时候是正走，有时候是倒走，大呼隆。当然，你要是把整个蜂巢兜底翻转一次，那代价就大了，名曰“革命”。

那么孔学是个什么理论呢？孔子认为，豆们是有色儿的，分金豆，银豆，铜豆，铁豆，倒下去后，要各按其位，不可以混占，不许擅自交叉。而且一旦各就各位，核对无误后，再上一遍胶，固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那个时代，孔子这样想是合理的，在今天，你没有感觉到有一点“夸张地落后”吗？

所以，我们就不要大声讥笑印度的种姓制度了，童鞋们醒醒吧，孔学及其发展的儒教，就是“中国特色的种姓制度”，孔子可以容忍小步偷偷改良（比如周公定礼，国君下葬可以以活人殉葬，孔子是暗里反对的），但反对一切革命的精神，质疑天命的精神。大家要把孔家店请回来的话，不如直接移民印度算鸟！

生命在于运动，一个社会能运动，总是好的，因为没有任何大神可以保证自己的“神之选民”只正动，不反动，所以在互联网之前我们人类能做到“正三反一”，已经笑死了。而孔学的荒谬，在于他只推崇“制动”，维持祖宗之法的一潭死水，自己不创造，只盲从，不管你是正动反动，只要敢动，他就跟你拧巴。有时候他拧巴得是对的（比如台湾人就很伪娘地炫耀他们保留了更多的中华文化遗产，而蔑视WG，当然WG确实动得不好），但，偶尔拧巴对了一次，不是你丫轻浮一辈子的本钱。当今社会，环球竞争如此激烈快速，只要你制动，你就失去了球籍------因为很简单，网民们一壮大，加上民智一开，现在很难有大规模的反动了，谁爱制动谁落后。

这里的关键，不仅仅是具备在野精神的网民够多，还在于民智之开------就是独立思考，成熟思考。

（二）

我们回到老孔。

孔夫子的性格魅力，是极其伟大的，我个人认为他的问题，在于学术体系，先天不良。如果孔子搞宗教布道，应该是和耶稣比肩的人物，因为宗教可以回避现实，但孔子有强烈的“入世”情结，要服务于现实社会，所以他伟大的人格，就悲剧性地服务于一种不合实际的理想，因此不但在生前令他颠沛流离，身后还成为帝王们肆意阉割的工具。

我们要认识孔子，先要认识几个关键性的背景。

孔子的理想，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曰仁），这个礼，就是周礼。春秋战国的一地鸡毛，按他的说，就是因为礼崩乐坏嘛，没了规矩嘛，野心任意膨胀嘛（君不君臣不臣）。周礼，是从周文王到周公制定的国家制度。其中很核心的两条，一是“用人唯亲”，二是“姬为上国”。

“用人唯亲”，是完全以血统来延续统治，而且必须是严格的“嫡长子”，庶出的不算（附带提一句，容毅仁是庶出，这是解放时容家举家避走香港，而留下他同TG周旋的重要因素，当然后来是因祸得福）。不但王和公爵如此，所任用的大臣（士大夫）也如此，不是正牌红二代是不能用的。这里面就有中国式种姓歧视的一个方面。

“姬为上国” ，是因为开国时封建，封了很多王国公国，其中有皇家的（“姬”姓），有外姓的（比如封姜子牙于齐，齐王就是姜姓）。两相比较，国不分强弱，必须“以姬为上国”。

孔子是鲁国人。鲁国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封国，姬姓国。周公当过冢宰（总理），地位高于另一个王弟召公，更加高于外姓的姜尚（太公），而且周公为天子定制，就是制礼作乐（别人创作好了，他老人家审批），身兼中组部和中X部部长，D校校长。所以周天子特许鲁国可以使用天子礼乐（拥有第二套国家交响乐团），以褒周公之德。周朝的礼，是个很复杂的体系，繁文缛节，体现在“乐”里的礼，只是一小块。但在“礼乐”这一块，唯独给予鲁国以天子的规格，可见鲁国在一批姬姓国中的地位，也是超然于上的。春秋末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礼崩乐坏”成为必然，因为那一套不合用了。大家用拳头说话，晋楚秦这样的大国就趾高气扬，而鲁国要想在国际秩序中争得有利的地位，打架又不是人家的对手，于是就只好拿“我们祖上怎么怎么”说事。这是孔子一生追求“复礼”的根本原因：复了礼，周天子是爹，我们鲁国就是半个“嫡长子”，红歌一唱，吐气扬眉啊。

第二点就更困难。孔子本人，不是嫡出，连庶出也不是，而是鲁国武将叔梁仡的私生子。孔子本人倒是长得样貌堂堂，身材高大，颇为优秀（一般权贵人家，庶出的都比嫡出的要优秀，一是庶子们母亲的基因会比较好，嫡出的很多是政治联姻，木有优生学；二是庶出的要出人头地，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更会做人。比如袁绍是庶出，袁术是嫡出，袁绍更优秀一点），但就是没资格拿到“士”（低级贵族）的地位。孔子有小姐的心，却只有丫环的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去当平民，不就是去当“贱民”吗？他自己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而绝不会如光棍一条的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因为老陈是真的木有贵种，而在孔丘的心里，是把自己看作贵种，看作“士”的。孔丘少年时之所以有远大的理想，艰苦的努力，原动力，是要整个社会承认他是贵种，是“士”，这靠不到老爹，就靠自己！如果他生来只是个平民，仍能有后来办学的成就，我会更加尊敬他。

所以孔子的一生，首先是在为“小我”的社会地位而奋斗，其次是为同他一样的广大庶子们（“大我”）的社会地位和灰暗前途而奋斗（有教无类），第三是为了祖国鲁国“应得”的国际地位而奋斗。孔子承认，这个社会上，确实分光脚的和穿鞋的，但不是老法那种分法，而是应该由他老孔来分。等他夹带私货分完了，就可以固定了，不许发梦不许质疑，各安其命，是为“礼”。

这里，小本不由想到中外关于贵族和平民的几个掌故，今天看做笑谈，那时是社会常态。

1599年9月，80名商人和冒险家（准确说，就是海盗）聚集在伦敦，向伊莉莎白一世请原，请女王陛下特许成立一家与东印度地区进行贸易的公司。女王是同意的，无非你打劫我也有份嘛，但谁也想不到，事情僵持了，因为朝廷理所当然，内定一个贵族哥儿爱德华-米其本爵士来领导，而胡子们宁死不从，要求来一个“跟他们（平民商人）有同样出身的人”，而不是一个“绅士”。结果拖到1600年12月，商人们获胜，由他们推举的詹姆斯-兰开斯特领导的“东印度公司”成立。该公司在极盛时，拥有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全境和26万私家军队（陆海军），是英国陆军的两倍。

日本明治维新前夕，向外学习的风气渐开，坂本龙马组织了一票亡命之徒，偷越国境到南洋学西式航海，但这其中有武士，有普通平民，经常起冲突，因为武士认为自己高档，不屑于同平民一起干甲板活。坂本大怒，用火枪逼着全体船员统统脱光，然后说：“看看，这就分不出武士平民，还不都是两条腿儿的吗？那兵右卫门，别看你平日老掖着长的短的，硬的翘的，现在呢？神马都是浮云苔司耐。”所以日本近代海军，是从裸奔起跑的。到了日俄战争时，俄国海军还保留着非常落后的制度，军舰上的军官都是贵族，而普通水兵同农奴没有区别（叫作“穿制服的牲口”），尤其是当时军舰还是用煤，在中立国装载煤炭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体力活，以至于对马海战还没有打响，伊万们已经生不如死，可以说未战已败。

所以孔子如果一步踏错，是一定会在社会的底层，光着脚丫不得翻身的。但他人品好的一面是，他把自己的痛苦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按一条光明磊落的道路进行毕生的温和的奋斗，而不是在那个动荡年代里当一个奸人，作价而沽。其次，是孔子的政治主张虽然不得意，但他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支点，撬动了地球。

这支点，就是教育。

而讽刺的是，孔子能得到“士”的地位，居然是由于礼崩乐坏。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礼崩乐坏的鲁国现状，而是在平静的，阶层森严的“礼的世界”里，孔丘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得到“士”的地位。他本人，是他所深恶痛绝的社会现状的受益者。

（三）

孔子的时代，鲁国掌握实权的，不是鲁公，而是三桓（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大夫），其中以季孙氏为最强。鲁襄公十一年，三桓四分公室，把军队一分为四，由三家各领（季孙氏独领两军），而鲁公彻底丧失军权，成为傀儡。

这次分军，不能算全错。三位大夫家里都蓄养了大批家臣，很多就安插在军中。春秋时代，军士是一门专业职业，父老子替。当时的人，寿命虽短，但生孩子多，一旦十几年不打仗，社会生产力又发展了，部队没有战损，顶替进来的下一代就越来越多，这些红二代，劝他们去当平民是不可能的，就只能扩军。所以后来到了战国时代，战争的规模和残酷程度远大于春秋时期近于体育比赛般的“按规则游戏”，动辄“斩首数万”，而且军事改革家如司马骧苴，孙子也应时而生，其中有这个深层原因。而扩军之后，军队变得难于管理。鲁公无能，为防兵变，就不得不分下去，三家承包。

这里，又带出另一个问题：正主和摄政。

所谓正主，就是根红苗正的分封王室嫡长子，他当王是毫无疑问的。摄政王，就是王室近支或外人在王族临时接不上时暂代领国，摄取王权。我们现代社会一个好笑的现象是：凡是所谓民主政体政党轮替的，都把自己看作“正主”，君权神授，搞得再乱七八糟也无所谓，纯粹的死猪不怕开水烫；而某白兔党多少有点“摄政”的心理，自我感觉没有“神授”那么跩，需要执政得当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稍微夹点尾巴。这在海峡两岸，特别明显。

回到鲁国，长期以来的现状就是：三桓虽然勾心斗角，但在管理国事以民为本上，还算小心得当；反而是这几代鲁公，仗着天授君权的正统，无一良善，横征暴敛，都是不堪之材。这种微妙局面，在春秋末期的各国，普遍存在，因为国君同卿大夫通常都互相提防，权臣们为了以防国君突然发难抄家，往往刻意在民间买恩市惠，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民心，两手都要硬。比如齐国司马（国防部长）田乞放赈，借粮给民众渡荒，秋后归还，居然大斗借出，小斗收回，掏空国库，贩卖私恩，年年如此。

但是，一个坏的国君VS三个还算好的权臣，从“礼”的角度说，仍然是大夫们大逆不道。就是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国君再差劲，血统上讲是符合“礼”的，要规劝不能推翻；大夫犯上，哪怕是为民而谏，也是谋逆。所以，鲁昭公需要在朝中培植自己人，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忠君事礼之人。孔丘的出身不能令人满意，但他坚守周礼，事事反对权臣，是鲁公需要的。由于季平子的反对，鲁昭公无法任用孔子为官，但孔子不但得到了士的地位（可以佩剑出门），而且得到了一个吉尼斯记录：开办第一家私学。

鲁昭公发现，贵族们的嫡长子和嫡子血亲（所谓“公子”），都跟随三桓，于是他决定利用庶子和平民子弟，来逐步替换朝中的贵族子弟。但在春秋时期，只有贵族子弟（公子王孙）有权进入官学。而由于书简笨重昂贵，私学开办不起。所以，鲁昭公给予经济支持，孔子办起了私学，有教无类，不管你什么出身地位，只要想学，交十条干肉当学费，就可以入学，决无政审。古代“十（个）”称为“束”，干肉也叫“脩”（读“修”），所以“束脩”在解放前也指老师的报酬，是一种文雅的说法（好比请齐白石作画，酬劳叫“笔润”或“墨润”；小金库给知县老爷发奖金，冬季可以叫“碳敬”，夏季叫“冰敬”）。鲁公的如意算盘，等这些黄埔生毕业，就可以上岗了。

但鲁昭公来不及等到，就因为愤然发兵攻打季氏，而被三桓联合反击，不得不流亡齐国。孔丘认为早晚要株连自己，而主动去国避难，也去了齐国。这一趟远行，让他看到了两点：

1）天下乌鸦一般黑，鲁昭公实在不是什么好鸟。

2）天下乌鸦一般黑，齐国原来也是一本烂帐。

此时春秋各国，大夫坐拥实力，下克上，已经是普遍存在。时代已经变了，进步了。而孔丘的一贯驼鸟态度是：既然一个孩子长大了会出痘，出痘就可能会死，那就捏捏小，再塞回娘肚里，就没事了。

周公制礼，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拿这个乱套现实，不是刻舟求剑，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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