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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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十,再踏征途,1971,1

大卫.斯科特上校

肯尼迪角,佛罗里达

在阿波罗15号发射前夕,每天早上我都要开车前往肯尼迪角发射台附近一座废弃的海滩小屋。这个地方很破败,只有少数几个宇航员与一位厨师有这个房间的钥匙。厨师在这个房间里装了个冰箱存放橘子汁。在房间里换完了衣服,喝上两口橘子汁以后,我就独自到海滩上去跑步,陪伴我的只有头上盘旋的海鸟。

通常这一路上除了前一夜海龟在沙滩上爬行留下的痕迹以外就没有其他生命的迹象了。有时附近一间温室的保安也会出来远远观察我的行动。不过这里还是个挺不错的地方,空气清新凉爽,能有这么一段宁静独处的时间的确很不错。

从我跑步结束返回训练基地吃完早饭开始,直到晚上为止训练日程都十分紧张:模拟训练,管理层会议,地理报告,讨论任务规范,制订飞行计划,检查飞船,等等。一切都为了1971年7月26日的发射期限而紧张进行着,丝毫没有松懈的余地。不管我走到哪里都有人问我:“嘿,大卫,有空没有?”

不过每天清晨的跑步给了我一点时间来安静地考虑任务本身,体味我们即将踏上的冒险征程究竟是如何的气势恢宏。有时候我会从老一代探险家的事迹当中寻求激励,其中我最欣赏的是詹姆斯.库克。巧合的是,1771年7月12日,几乎就在阿波罗15号即将从佛罗里达升空并开始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月球科学远征之前的200年,库克船长的“奋进号”(Endeavor)返回了英国,完成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洋科学考察。库克这次探索南太平洋的远航历时3年,有 70多名水手随行。为了纪念他的成就,我们将这次的指挥舱也命名为“奋进号”。此外我们还从罗得岛纽波特市的海洋博物馆请来了一片当年库克座船艉柱上的木片带在身边。

库克船长并不是唯一激励我的探险家。18个月之前我我曾作为NASA代表团的一员在南极洲呆了一周,观察科学研究如何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直到现在此地依然是探险的前沿。这不是训练的一部分,我完全是来参观的。我随身带着一本描写当年英国探险家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船长与他的挪威对手阿诺德.阿蒙森在二十世纪初在南极洲竞赛的书。当年他们能依赖的只有一小队人马和几条狗,这和我们拥有的40万人团队与庞大的技术支持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年阿蒙森与斯科特在探险期间连续几个月都接触不到文明社会,而我们在整个任务的大部分期间都能与休斯顿保持联系。不过他们当年的孤独感多少还会使我们心有戚戚,因为我们将在距离地球25万英里的月球表面停留。

在地球上没几个地方可以让你对月球生活做好心理准备。但是1970年1月在南极度过的那一周可能是与我即将面临的某些挑战最为接近的经历。日夜不分的南极极昼,反射阳光的冰面很像同样有强烈反光的月球表面,在南极出行的重重困难也为我们日后在月球表面充满各种限制的行动提供了参照。

这次南极之旅还激发了我对科学进一步的兴趣。我曾经在巴尔第摩冰川的一个营地里目睹过一群地理学家与古生物学家如何为了论证大陆漂移与构造板块理论而废寝忘食。一片两亿年前的非洲古树叶在一块变质页岩上留下了清晰的印痕,这一发现让整个营地都为之痴狂。尽管这次阿尔.沃顿与吉姆.艾文都没能成行,我们对于科学项目的热情却是共通的。

我们三个是第一批全空军出身的阿波罗组员。因此这次的月球舱是以美国空军学院的吉祥物命名的,即“猎隼号”(Falcon)。我对我的组员再称心不过,早在给阿波罗12号当后备的时候我们就合作紧密。吉姆.艾文是共同登月的最佳人选,他为人聪颖安静但从不松懈,永远保持风度,经常提建设性的意见,而且很好合作。阿尔对我们是很好的补充,他为人很独立,这也是任务的需要。他必须不借助我与吉姆,独自在指挥舱里完成一系列任务。我们三个与各自的后备合作得也很密切:迪克.戈登,文斯.布兰,杰克.施密特。

任务准备期间一切都很顺利,尽管高强度训练的确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影响。在发射前的最后几个月,吉姆在某天早上找我谈话,他担心长期不在家对他的婚姻造成了影响。幸运的是,他和他的妻子玛丽最后还是解决了问题。

阿尔就没这么幸运了。在这次谈话之前几个月,他来向我请教他的婚姻问题。

“家里的事看着是不行了。”他说,“但是我不想冒险危及我在任务当中的位置。”

这话要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理解。当时的观点是只有根红苗正、有家有业的美国小伙才能上天。因此当时有不少人就算婚姻出了问题也下不了决心离婚,尽管有几位上过天的已经走出了这一步。

我去向迪克.斯雷顿请教。他的反应是:“只要他在工作上不出问题,别的什么都好说。”可惜的是,在发射之前阿尔还是离婚了。

幸运的是,萝坦也是部队出身,她对我的工作给我自己以及我们的家庭带来的压力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她能接受这一点。她甚至还在休斯顿某大学里参加了地理速成班,好在吃晚饭的时候能与上门做客的地理学家们聊上几句。就我来说,我尽量让自己不在家的时间比远洋海员短一些。的确我没能参加孩子们所有的课外活动。翠西当时9岁,非常喜欢芭蕾舞。道格7岁,喜欢橄榄球与游泳。我在周末有空的时候都会和他一起去游泳。此外,孩子们都为他们爸爸“了不起的大冒险”而兴奋不已。

发射前几周,吉姆、阿尔和我进入了隔离状态,以防我们患上传染病。这一规程的正式名称是“航天乘员健康稳定项目”,实际上就是住在位于模拟训练楼内的一个落地玻璃组成的房间里。我们依然与全体技术支持人员以及一部分NASA的管理人员保持着直接联系,他们每天都要接受体检并领取通行证才能进入我们的居住区。

不过我们唯一与家人见面的机会就是在发射前夕,他们会隔着会议室的窗户来祝我们好运,然后就去参加为我们举行的欢送派对。我们自己自然是不能去的,但是他们说自己玩得很愉快,而且大家都很想我们。

随着发射日益临近,我们的健康状况一直良好,没像阿波罗9号那样出问题。一切进展顺利。这种感觉很不错,我的精力完全集中在任务上。这就好比参加大型体育比赛之前不能过早达到最佳状态一样。但是我知道我们的时机恰到好处,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任务的所有方面都经过了无数次演练。决不能心存侥幸,这是尼尔在双子星8号任务时教给我的。

我们的地理考察练习已经全部结束了,所有的新设备已经装上了飞船。这次的飞行总指挥是我的好友盖瑞.格里芬(Gerry Griffin)。这对我是个好消息,我很信任他。

一切各就各位,这感觉就像我们正乘着一片滔天巨浪,浪头即将拍在发射日这个沙滩上,巨大而无情的能量即将一次性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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