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红西路军形象从来都是正面的——对刘仰先生的批评 -- 双石

我不反对双石对刘仰那段话进行批评的初衷. 但是, 那段话的原文是特定历史年代的产物, 最好在弄清楚历史来龙去脉的情况下, 进行批评.

西路军的历史冤屈, 在双石来看, 似乎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无稽之谈. 但若放在历史当中考察它的来龙去脉, 则并非如此. 在这种情绪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下, 它是文革后拨乱反正思维的典型体现, 既有合情合理的一面, 也有矫枉过正的不当之处.

我认为西路军历史上的冤屈, 大致是指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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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由于毛泽东在1936年写道, "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于是在此后的诸多文献当中, 包括毛泽东本人的著作注释, 就根据其含义, 总结成"西路军执行张国焘路线". 而这几个字, 也正是李先念最耿耿于怀的地方. 徐帅略有不同, 他的心病还有自己在西路军失败中所犯的战略过失.

对此应注意到, 所谓"执行张国焘路线", 是个历史判断, 更是个政治判断, 政治影响不小. 事实上, 如果不借助政治定性的话, 单纯从历史事实上说, 这两种说法实际上难以有效区分:

A) 西路军执行了张国焘路线;

B) 西路军的形成, 西进, 西路军的作风, 西路军领导人的风格, 都受到张国焘的不良影响或张国焘领导时期的不良影响;

而且, 张国焘路线在革命史上的最大负面影响, 在于反对中央, 另立中央, 部队和干部的作风问题都还在其次. 在才是张国焘路线真正的"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徐李二人都试图强调西路军确实服从了中央的命令.

这个政治结论的一个直接影响, 在历史文献中容易注意到, 那就是西路军出身的干部必须以此为标准, 来记录自己的经历, 交代自己的问题. 例如李卓然在39年写下了《十五年与一年》的个人总结, 认为自己入党16年, 有15年是执行正确路线的, 西征那1年算是犯了错误. 而它的最大影响, 则是造成了部分西路军干部在运动中受到冲击, 西路军战士长期无法落实待遇.

所以, 李先念和徐帅争论西路军问题, 所争的既是有现实重大影响的政治问题, 也是历史的问题. 这两个方面纠缠在一起, 是正确认识历史的不幸; 但从政治问题出发, 它同样有合理诉求的一面. 况且, 解铃还系令人, 政治定性只能由中央更改过来, 这场官司并没有别的上诉法庭可以去.

需要说明, 政治决议虽然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影响, 并被某些人歪曲利用为"反毛", 但并没有给历史研究本身划出禁区. 我找到的历史研究论文当中, 指出西路军战略战术和军队作风上的问题, 并把这些作为西路军失败主因的, 其实不少, 其中还有一些委婉指出了徐帅观点的错误. "毛泽东陷害"的阴谋论, 同样有论文进行驳斥. "毛泽东陷害"论一度大行其道, 在一开始或许是政治干扰下历史研究的问题, 到了如今, 已经变成了传播领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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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西路军本身的另一个突出遭遇, 十分值得同情, 那就是战俘问题. 在战俘问题, 以及流落失散战士的问题上, 这虽然不是我军战士的唯一特例, 但是归结为最悲惨的几个例子之一, 是没有问题的. 西路军共计被俘约一万二千人, 其中有三四千人被活埋, 一千多人被枪杀或残酷虐杀, 余下的很多战俘艰难的活了下来. 被俘人员当中还有至少几百名女战士. 直到八十年代, 他们还有一千多人幸存. 这些被俘战士原本生长在千里之外的土地上, 却被迫在荒僻的西北农区牧区度过余生. 有些还成了回人. 而且他们往往还不到老红军的待遇. 不少人因为被俘经历, 运动中受过冲击, 晚年则生活在贫病之中.

他们的遭遇确实值得同情. 乍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政策性遗漏, 在长期累计之下, 却产生了这种让人难以忽视的后果. 这样的政策在党内政治文化中又有深厚的根基, 让我们很难把它归因于某一时间少数人的过失或罪责. 况且, 西北地区本不富裕, 贫穷艰难的生活是许多西北农村的共同点. 不过, 西路军幸存战士, 毕竟和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居民不同, 他们有着完全别样的革命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 从这个角度出发, 他们的倾诉至少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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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部分西路军干部因为张国焘路线或被俘经历, 在整风, 文革等斗争中挨过整.

这种说法, 见于谢觉哉夫人, 西路军战士王定国在八十年代调查后写给中央的报告, 一些长期研究西路军的学者也说过这样的话. 不过, 这其中多少有官方政治结论影响下的因素.

高华的红太阳一书认为, 在整风之前的肃托, 部分西路军干部虽然和托派无关, 确是三种主要的肃托对象之一. 但是他的证据来自陈复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 是孤证.

42年8月, 在整风正式开始差不多半年后, 中央发文件指示, 对张国焘路线, 分清单纯追随者和积极帮手. 这反应肃清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是整风内容之一. 但这个文件的存在, 既可能表明之前对西路军或四方面军有不恰当的指控, 也可能表明这之后就对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干部网开一面.

徐帅, 李先念, 为西路军问题积郁多年, 依常理看, 和此不无关联. 当然, 他们的感触再深, 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实际情况.

受迫害最为典型的, 当然是陈昌浩, 张琴秋二人, 张国焘路线成为他们的主要罪状, 导致了他们的自杀. 而在有些人如黄火青那里, 西路军历史问题只是他们的许多个"罪证"之一, 是否"罪魁祸首", 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在整风和文革等政治运动中, 西路军出身的干部和战士们究竟受到了多大影响? 限于个人对历史的了解, 这个问题我无法确定的进行回答. 不过, 我相信这些文字至少可以说明, 凭借少数缺乏代表性的证据就对它轻易否定, 这种态度并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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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的革命史上, 西路军这样的"冤屈"可能算不得多么突出, 只是在整风或文革这样的"特殊时期"才有集中体现. 这里加上引号, 并不是要钻牛角尖, 而是想说明: 对于环环相扣的历史, 如果用对某些片段进行选择性忽视来做"正常化"叙述, 也就必然同时把另一些片段"荒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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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西路军"喊冤"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的今天, 刘仰文中那段表述的历年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对此不加修改的引用无疑是不妥. 但我不同意双石的地方, 是他暗示了, 自己的判断不仅仅针对当下, 甚至连几十年的历史都包括了进来:

- "西路军的形象从来都是正面"

- "文革时期, 我在读小学, 就看到了红旗飘飘, 星火燎原, 气壮山河"

- "20多年后，当西路军蒙冤平反之说, 沸沸扬扬之时，笔者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

这样的表述, 忽略了历史的发展过程, 不符合历史. 在历史上, 西路军的形象固然有鏖战西北光辉而悲壮的一面, 有失败后仍然忠于革命事业的坚贞不屈的一面. 但同样有错误路线阴影下, 注定了失败的一面, 更有令当事人苦涩的种种个人经历, 冷暖自知. 后两者, 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用"从来正面"概括进来的.

当双石读到《星火燎原》时, 很可能丛书编辑的工作已经都中断了, 编辑们正在为保存手稿而奔波; 他读到《气壮山河》时, 作者大概已经被抄了家, 连自己都没有保存到一本. 对时局的影响, 双石在文中表现得一无所知. 却在"二十多年后", 对于那样影响所造成的强烈反应, 他倒表现得十分疑惑. 只是, 这种疑惑, 该向何处追问, 答案还不明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