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长城那一边：纪念“九一八”事变79周年图文连载 -- 春秋的老胡

1931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致电张学良，提到了“积极抵抗”——

“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本日决议，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据此电令张学良“仰即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

日军大军压境，国民政府仅仅以连落款才八十一个字的电报，给东北军发出指示。

电文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作为给张学良下令具体依据，却又甚至都没有提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里面，应“积极抵抗”的，是仅仅东北军，还是国民革命军？是只有东北军“应尽力之所及”，还是中国军队都“尽力之所及”？是不是只需张学良“积极筹划自卫”，就万事大吉了？

12月25日的当天，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2月15日刚就任这个职务），介绍了当前的战况：

日军大举西进，已自马(二十一日)开始实行，北路则进攻法库，以窥彰武，经我保安队及援军竭力抵御，死伤甚多，不得已退出法库；南路则由营口攻取田庄台，我甲车与日军甲车正激烈冲突中，日方遽增多数骑步兵，向我甲车两侧猛攻，经我竭力奋斗，并增兵应援，激战甚久，伤亡甚多，田庄台卒被其占领，我军犹电集车站，力图恢复；中路沿北宁干线，虽尚未积极前进，然彼集中新民之军队，约在一师团以上，一二日内势将向西猛烈出动。至其军队屯驻沈阳附属各地，以备随时应援者，为数尤众，情势迫切，良以迭令前方各部队，严加防范。

根据战况又表达了两个忧虑——

第一个忧虑是严重缺乏军饷和弹药。

现在网络上有人对东北军缺乏军饷和弹药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东北军独立了几十年，跟‘中央’打内战的时候倒不担心饷弹械，外地入侵了要抗战了就没饷弹械了？”

这样的指责是没有考虑到史实：从九一八起，东北军失掉了东北大部，没有了绝大部分的军饷来源，军工厂和主要弹药库更是已落入日军之手。经历这样猝不及防之变，到了1931年底，弹药和军饷补给明显会出现问题。

尽管补给发生困难的情况，国民政府稍稍关心一下东北军的话，不会到锦州开战时依旧是不知道，但是张学良还是先详细介绍了一下补给困难的背景和实情：

“……东北根据，既已全失，枪炮弹药，极感缺乏，稍一支撑，即难为继。至饷项一端，尤无办法，此间收入，以之供平时开支，尚属不敷；战时需款浩繁，更何以筹措？”

“此间官兵对日方暴行，极为愤慨，但值此冰天雪地，冬服尚不完备，郊寒侵迫，言之痛心！凡此困难情况，谅邀鉴察”。

叙述了很明显的困难情况，他才列举出了具体需求（从张学良开出的军饷和弹药需求清单来看，他确实是准备在锦州打一场大战的）：

“伏乞俯鉴愚忱，洞察真相，火速饬拔现款100万元，用发目前伙食饷需。亦知中央财政同感困难，然对士兵饱暖，不得不请。并请速拨枪弹某口径者1600万发，某口径者800万粒，某生的重炮弹1万发，某生的野炮弹7万发，某生的某野炮弹3万发，某生的野炮弹8万发，某生的某山炮弹3万发，某英寸迫击炮弹23万发（注：这一份电文公开发布时为保密，隐去了口径大小），步枪1万支。所有弹款，务请于一星期内发到。而子弹需用最急，尤请日内照拨；步枪如一时不便，稍缓亦可”。

张学良的第二个忧虑，则是日军或会在华北其他区域也发起进攻：

“且自锦县以西，如秦皇岛、塘沽、天津，地处滨海，门户洞开。锦县一带，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证以昨得日方大兵轮三艘，开进塘沽之报告，知此种推测，必无错误，顾此失彼，必不能免”。

东北军虽有20万的兵力，可是需守备华北的广大区域。日军在华北另有“支那驻屯军”，而且可随时在华北沿海登陆。东北军面临的局势是——日军在锦州拉出了架势，在华北其他地方也是虎视眈眈。一旦锦州战事胶着，日军明显会在华北沿海别的地方出击以牵制东北军。

于是，张学良提出：“……仍乞调遣大部援军，以厚实力，而资抵御”。

张学良只用这一句话具体提到援兵的问题，以举国之力进行抵抗，更多只是他的期待。这一份电文最关注的，还是军饷和弹药的补给问题。

次日（1931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回电张学良，电文简短且口气很“公事公办”：

“限即刻到。张主任汉卿先生勋鉴：有寅电悉，已由府秘令财政、军政、参谋各部，迅即筹发，并分送特种外交委员会矣。特复。国民政府印”。

大敌当前的关头，国民政府回电的仅仅表示军饷和弹药处于“迅即筹发”之中，而关于援军的问题、日军在华北调兵的问题则只字未提。

得到了国民政府军饷和弹药“迅即筹发”保证的张学良，于26日当天立即致电国民政府，首先即不到了决心：

“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

这一份电报中，张学良进一步具体提到了最关注的两个问题——

“战端一开，非一时所能了；关于补充增援诸项，必须筹有确切办法”。“再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

随之再次向国民政府表达了决心和担忧：“良部官兵，已有牺牲决心；但事关全国，深恐无补艰危”。据此提出了“善后问题，不可不预加筹计”。到了这一份电文的结尾处，张学良以这样的口气询问国民政府：“…究应如何处理之处？敬请统筹全局，确切指示为祷！”

这一封紧急电报发出后，在27日一天战事趋紧的情况下，得知张学良宣布“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的国民政府竟没有任何回应。

到28日张学良才接到了回复，却居然只是国民政府的文官处一封打官腔的简单回电——

“限即刻到。北平张绥靖主任汉卿先生勋鉴：宥酉电奉悉，已分交参谋军政两部核办矣。奉谕特复。

国民政府文官处。俭印”。

26日发出的电文中，张学良又一次陈述了“日军倾全国之力，我仅一隅之师。彼则军实充足，器械精良，陆空连接，大举进犯；我则养饔不充，械弹两缺，防空御寒，均无准备。实力相较，众寡悬殊……”的情况，而国民政府文官处的电报中，于东北军的困境却是没有任何表示。张学良25日即提出“子弹需用最急，尤请日内照拨”。三天过去了，这个最急切的要求也继续是“核办”之中。

于是28日的当天，张学良再次直接把电报发给国民政府主席，电文的开头增了这样的语句：“万急，限即刻到”。

此次电文的内容完完全全是催促“款项械弹”“火速照拨，以济眉急”了，已经没有只言片语提到援兵和华北全局如何处置的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钧鉴：

前为防守锦县，恳请筹拨款项械弹，旋奉电示，已饬主管各部分别照办。仰见关念边陲，保国卫民之至意。惟迩来日军着着进逼，锦县危急万分，我军誓死抵御，敌人迄未得逞，然士气虽壮，款弹两缺，敌如大举前进，即举东北士兵尽数牺牲，亦难防守。事关全国，钧府既迭责其尽职，自应即援以实力，事出急迫，惟应仍恳俯赐查照前电，迅饬主管各部，火速照拨，以济眉急。

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叩。勘印。”

第二天(1931年12月29日)，却还仅是国民政府的文官处给张学良回复了电报，回电也仍是继续跟张学良和东北军打着官腔：

“限即刻到。北平绥靖主任汉卿先生勋鉴：勘秘电所陈各节，已妥密交各主管机关迅速办理矣。特复。

国民政府文官处。艳酉印。”

实际上在往来电文的遮掩下，国民政府给东北军的也只有官腔而已——26日已明确表示“迅即筹发”，29日又说是“妥密交各主管机关迅速办理”（这次不止说是迅速，多用上一个形容词“妥密”）的“款项械弹”补给，从东北军战后的申辩来看，到1932年元旦之后都还没有发到东北军手上。即使东北军从锦州撤退后，参谋长荣臻对《大公报》记者还是这样抱怨：

“东北军为国难牺牲亦无不可，而饷、弹、械均无接济，如何作战？中央仅下令死守，不见补给岂欲军士徒手搏敌耶？”

12月30日，无声无息三天了的国民政府，终于致电张学良（也终于不是以“文官处”名义），继续说“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望该主任深体政府之意”。

结合当时的实际局势，国民政府姗姗来迟的这一份电报，是足以让东北军上下都觉得悲凉的——

国民政府在这份电文中说“御敌情形，殊堪嘉许！”，“陈述困难各节，均所深悉”。

可是，抗击着日军侵略的东北军，让国民政府“嘉许”的东北军，为国民政府“深悉”困难的东北军，他们急需的补给呢？在国民政府的文官处前几天打了两次官腔之后，到30日这一天国民政府终于又有了动静的时候，反复催促的补给，还是一枪一弹、一毫一厘也没有送到东北军手上。

26日张学良就在询问“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的“预筹应付策略”，到30日在这一份电文中，国民政府才回应天津一地的问题，且居然拖了好几天才给出的“预筹应付策略”，就是叫东北军“须预先防止”而已：

“日军攻锦时，天津或有异动，亦须预先防止”。

于是乎，东北军如果下决心全力在锦州作战，那也得独立顾着天津的局势。而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的回答和没有给出任何回答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张学良就是傻瓜，也知道天津的“异动”是“须预先防止”的。张学良连续发电报给国民政府，是需国民政府告诉他“须预先防止”吗？

张学良看到这一句话，怕是连哭笑不得的心境都没有了。

更为关键的是，东北军在锦州面临日军重兵的进攻，日军会“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顾此失彼，必不能免”的问题，国民政府却连一句具体回应都没有。

一切都是东北军的事情，国民政府无需统筹全局也无需给东北军补给，他们的“抗战”就是给东北军发几封电报（这电报还可以有几封让文官处发），足矣……

虽确是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情况下从锦州撤退，可是在这样孤立无援背景下的撤离，东北军是否带有无奈和痛心的心境呢？

12月31日和1月3日，撤出锦州的东北军以“东北军下级军官”名义，两次发出了联合宣言。

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事已进行这么多天了，东北军发出的两次联合宣言，竟还是需继续提到25日国民政府就保证“迅即筹发”的军饷和弹药补给问题：

“乃自一中全会开会之后，三次转电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是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12月31日）。“对东北前线将士之呼吁，迄无一弹一钱之助”。

“六日以来，数电中央，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回视枪中炮中则弹药仅存数发，而中央所持为死守者，又只电文数纸……”（1月3日）

到1931年12月31日，从国民政府保证“迅即筹发”起已有六天了，东北军仍是“无一弹一钱之助”。到1932年的1月3日，东北军还是可以说“请械请弹无应”！

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日军大举来袭之际，是怎样触目惊心的史实。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