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长城那一边：纪念“九一八”事变79周年图文连载 -- 春秋的老胡

荣臻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说出了缺乏补给的东北军的困境：

“此次日军进攻，我军损失极大，弹药无济，死亡约千余人，最可痛心者，受伤军士均无医药，只有听其呻吟……”

而东北军下级军官的两次联合宣言中，记载了更多震撼人心的历史事件。今天再看当年东北军愤懑的心声，于历史事实当有新的认识。

择其一部简介如下——

1931年12月31日第一次宣言首先是东北军与日军曾激战的战地情况：

“日军三路取锦，血战五日死伤枕藉，营沟线田庄台，北宁线白旗堡，大通线白山等处，尸骨暴露，鹰犬争食，触目伤心，无以逾此”。

然后揭露的是：当日军在华北摆出进攻架势，国民政府甚至连抗议都没有——

“日方增兵津沽扰我后方，其军舰十余艘，分赴秦皇岛葫芦岛等处，窥我方防地，其航空队又在兴城连山毁我铁道，绝我后援，迄今一周，末闻中央向日提一抗议。其归路断绝，而锦州前线，尚有取胜之理？”

宣言用讽刺的口气质问国民政府，即使和日方达成妥协了，“亦何妨在表面上作一度交涉，以励我前方将士之心乎？”

文中提到东北军近期闻外交部长“在沪更与三井洋行行长秘密接洽，意在假借总理十年实业计划，向日方大举借款……”东北军愤怒地问道：

“试问一方面向人举债，而一方面又严电我东北将士向人拼命，岂我党国诸公之意，欲此日方借来之金钱，转以供给我前方将士对日作战之需乎？”

到1932年1月3日的宣言，东北军的揭露更加犀利，文中的愤懑之情也更见诸于字里行间。例如——

揭露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李文范“妄称锦州问题中央除嘱我主官死守以外只能战而不宣，以为抵抗云云”。

东北军的宣言谈及此处，怒斥李文范“夫以堂堂内长，岂不知不宣战则无以巩回津榆后防，更无以死守锦州乎？乃既不宣战何必高唱抵抗？既高唱抵抗矣，又何为而不宣战？”“凡此矛盾之谈只能昏夜独自言之”！

这几句话带有讽刺，更是蕴含着痛心。

1月3日宣言明确指出了，从九一八起一直受各方指责的东北人民，是“实际抵抗之人”：

“……六日以来，我前线将士之在锦东，出生入死，努力杀敌，非敢抗中央之命，违民众之意，欲以血肉之躯，为捍卫中央所认为已失之地土而已”。

“今以血肉当人锋镝者，无论为义勇军，或为正式军队，皆为东北人民，如是不抵抗者，乃系实际抵抗之人”。

宣言的结尾，以这样的语句为东北军的不公平遭遇而呐喊：

“如此而谓共赴国难，岂不令生者寒心，而死者不瞑目乎”。

这两次联合宣言，不仅是东北军官兵的申辩，更记录下一些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史实。

翻开尘封的史册，走近这些现在几乎没人提到的史实，才可以促成于“锦州撤退”的重新审视。

1931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致电张学良，提到了“积极抵抗”——

“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本日决议，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据此电令张学良“仰即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

日军大军压境，国民政府仅仅以连落款才八十一个字的电报，给东北军发出指示。

电文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作为给张学良下令具体依据，却又甚至都没有提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里面，应“积极抵抗”的，是仅仅东北军，还是国民革命军？是只有东北军“应尽力之所及”，还是中国军队都“尽力之所及”？是不是只需张学良“积极筹划自卫”，就万事大吉了？

12月25日的当天，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2月15日刚就任这个职务），介绍了当前的战况：

日军大举西进，已自马(二十一日)开始实行，北路则进攻法库，以窥彰武，经我保安队及援军竭力抵御，死伤甚多，不得已退出法库；南路则由营口攻取田庄台，我甲车与日军甲车正激烈冲突中，日方遽增多数骑步兵，向我甲车两侧猛攻，经我竭力奋斗，并增兵应援，激战甚久，伤亡甚多，田庄台卒被其占领，我军犹电集车站，力图恢复；中路沿北宁干线，虽尚未积极前进，然彼集中新民之军队，约在一师团以上，一二日内势将向西猛烈出动。至其军队屯驻沈阳附属各地，以备随时应援者，为数尤众，情势迫切，良以迭令前方各部队，严加防范。

根据战况又表达了两个忧虑——

第一个忧虑是严重缺乏军饷和弹药。

现在网络上有人对东北军缺乏军饷和弹药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东北军独立了几十年，跟‘中央’打内战的时候倒不担心饷弹械，外地入侵了要抗战了就没饷弹械了？”

这样的指责是没有考虑到史实：从九一八起，东北军失掉了东北大部，没有了绝大部分的军饷来源，军工厂和主要弹药库更是已落入日军之手。经历这样猝不及防之变，到了1931年底，弹药和军饷补给明显会出现问题。

尽管补给发生困难的情况，国民政府稍稍关心一下东北军的话，不会到锦州开战时依旧是不知道，但是张学良还是先详细介绍了一下补给困难的背景和实情：

“……东北根据，既已全失，枪炮弹药，极感缺乏，稍一支撑，即难为继。至饷项一端，尤无办法，此间收入，以之供平时开支，尚属不敷；战时需款浩繁，更何以筹措？”

“此间官兵对日方暴行，极为愤慨，但值此冰天雪地，冬服尚不完备，郊寒侵迫，言之痛心！凡此困难情况，谅邀鉴察”。

叙述了很明显的困难情况，他才列举出了具体需求（从张学良开出的军饷和弹药需求清单来看，他确实是准备在锦州打一场大战的）：

“伏乞俯鉴愚忱，洞察真相，火速饬拔现款100万元，用发目前伙食饷需。亦知中央财政同感困难，然对士兵饱暖，不得不请。并请速拨枪弹某口径者1600万发，某口径者800万粒，某生的重炮弹1万发，某生的野炮弹7万发，某生的某野炮弹3万发，某生的野炮弹8万发，某生的某山炮弹3万发，某英寸迫击炮弹23万发（注：这一份电文公开发布时为保密，隐去了口径大小），步枪1万支。所有弹款，务请于一星期内发到。而子弹需用最急，尤请日内照拨；步枪如一时不便，稍缓亦可”。

张学良的第二个忧虑，则是日军或会在华北其他区域也发起进攻：

“且自锦县以西，如秦皇岛、塘沽、天津，地处滨海，门户洞开。锦县一带，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证以昨得日方大兵轮三艘，开进塘沽之报告，知此种推测，必无错误，顾此失彼，必不能免”。

东北军虽有20万的兵力，可是需守备华北的广大区域。日军在华北另有“支那驻屯军”，而且可随时在华北沿海登陆。东北军面临的局势是——日军在锦州拉出了架势，在华北其他地方也是虎视眈眈。一旦锦州战事胶着，日军明显会在华北沿海别的地方出击以牵制东北军。

于是，张学良提出：“……仍乞调遣大部援军，以厚实力，而资抵御”。

张学良只用这一句话具体提到援兵的问题，以举国之力进行抵抗，更多只是他的期待。这一份电文最关注的，还是军饷和弹药的补给问题。

次日（1931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回电张学良，电文简短且口气很“公事公办”：

“限即刻到。张主任汉卿先生勋鉴：有寅电悉，已由府秘令财政、军政、参谋各部，迅即筹发，并分送特种外交委员会矣。特复。国民政府印”。

大敌当前的关头，国民政府回电的仅仅表示军饷和弹药处于“迅即筹发”之中，而关于援军的问题、日军在华北调兵的问题则只字未提。

得到了国民政府军饷和弹药“迅即筹发”保证的张学良，于26日当天立即致电国民政府，首先即不到了决心：

“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

这一份电报中，张学良进一步具体提到了最关注的两个问题——

“战端一开，非一时所能了；关于补充增援诸项，必须筹有确切办法”。“再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

随之再次向国民政府表达了决心和担忧：“良部官兵，已有牺牲决心；但事关全国，深恐无补艰危”。据此提出了“善后问题，不可不预加筹计”。到了这一份电文的结尾处，张学良以这样的口气询问国民政府：“…究应如何处理之处？敬请统筹全局，确切指示为祷！”

这一封紧急电报发出后，在27日一天战事趋紧的情况下，得知张学良宣布“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的国民政府竟没有任何回应。

到28日张学良才接到了回复，却居然只是国民政府的文官处一封打官腔的简单回电——

“限即刻到。北平张绥靖主任汉卿先生勋鉴：宥酉电奉悉，已分交参谋军政两部核办矣。奉谕特复。

国民政府文官处。俭印”。

26日发出的电文中，张学良又一次陈述了“日军倾全国之力，我仅一隅之师。彼则军实充足，器械精良，陆空连接，大举进犯；我则养饔不充，械弹两缺，防空御寒，均无准备。实力相较，众寡悬殊……”的情况，而国民政府文官处的电报中，于东北军的困境却是没有任何表示。张学良25日即提出“子弹需用最急，尤请日内照拨”。三天过去了，这个最急切的要求也继续是“核办”之中。

于是28日的当天，张学良再次直接把电报发给国民政府主席，电文的开头增了这样的语句：“万急，限即刻到”。

此次电文的内容完完全全是催促“款项械弹”“火速照拨，以济眉急”了，已经没有只言片语提到援兵和华北全局如何处置的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钧鉴：

前为防守锦县，恳请筹拨款项械弹，旋奉电示，已饬主管各部分别照办。仰见关念边陲，保国卫民之至意。惟迩来日军着着进逼，锦县危急万分，我军誓死抵御，敌人迄未得逞，然士气虽壮，款弹两缺，敌如大举前进，即举东北士兵尽数牺牲，亦难防守。事关全国，钧府既迭责其尽职，自应即援以实力，事出急迫，惟应仍恳俯赐查照前电，迅饬主管各部，火速照拨，以济眉急。

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叩。勘印。”

第二天(1931年12月29日)，却还仅是国民政府的文官处给张学良回复了电报，回电也仍是继续跟张学良和东北军打着官腔：

“限即刻到。北平绥靖主任汉卿先生勋鉴：勘秘电所陈各节，已妥密交各主管机关迅速办理矣。特复。

国民政府文官处。艳酉印。”

实际上在往来电文的遮掩下，国民政府给东北军的也只有官腔而已——26日已明确表示“迅即筹发”，29日又说是“妥密交各主管机关迅速办理”（这次不止说是迅速，多用上一个形容词“妥密”）的“款项械弹”补给，从东北军战后的申辩来看，到1932年元旦之后都还没有发到东北军手上。即使东北军从锦州撤退后，参谋长荣臻对《大公报》记者还是这样抱怨：

“东北军为国难牺牲亦无不可，而饷、弹、械均无接济，如何作战？中央仅下令死守，不见补给岂欲军士徒手搏敌耶？”

12月30日，无声无息三天了的国民政府，终于致电张学良（也终于不是以“文官处”名义），继续说“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望该主任深体政府之意”。

结合当时的实际局势，国民政府姗姗来迟的这一份电报，是足以让东北军上下都觉得悲凉的——

国民政府在这份电文中说“御敌情形，殊堪嘉许！”，“陈述困难各节，均所深悉”。

可是，抗击着日军侵略的东北军，让国民政府“嘉许”的东北军，为国民政府“深悉”困难的东北军，他们急需的补给呢？在国民政府的文官处前几天打了两次官腔之后，到30日这一天国民政府终于又有了动静的时候，反复催促的补给，还是一枪一弹、一毫一厘也没有送到东北军手上。

26日张学良就在询问“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的“预筹应付策略”，到30日在这一份电文中，国民政府才回应天津一地的问题，且居然拖了好几天才给出的“预筹应付策略”，就是叫东北军“须预先防止”而已：

“日军攻锦时，天津或有异动，亦须预先防止”。

于是乎，东北军如果下决心全力在锦州作战，那也得独立顾着天津的局势。而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的回答和没有给出任何回答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张学良就是傻瓜，也知道天津的“异动”是“须预先防止”的。张学良连续发电报给国民政府，是需国民政府告诉他“须预先防止”吗？

张学良看到这一句话，怕是连哭笑不得的心境都没有了。

更为关键的是，东北军在锦州面临日军重兵的进攻，日军会“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顾此失彼，必不能免”的问题，国民政府却连一句具体回应都没有。

一切都是东北军的事情，国民政府无需统筹全局也无需给东北军补给，他们的“抗战”就是给东北军发几封电报（这电报还可以有几封让文官处发），足矣……

虽确是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情况下从锦州撤退，可是在这样孤立无援背景下的撤离，东北军是否带有无奈和痛心的心境呢？

12月31日和1月3日，撤出锦州的东北军以“东北军下级军官”名义，两次发出了联合宣言。

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事已进行这么多天了，东北军发出的两次联合宣言，竟还是需继续提到25日国民政府就保证“迅即筹发”的军饷和弹药补给问题：

“乃自一中全会开会之后，三次转电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是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12月31日）。“对东北前线将士之呼吁，迄无一弹一钱之助”。

“六日以来，数电中央，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回视枪中炮中则弹药仅存数发，而中央所持为死守者，又只电文数纸……”（1月3日）

到1931年12月31日，从国民政府保证“迅即筹发”起已有六天了，东北军仍是“无一弹一钱之助”。到1932年的1月3日，东北军还是可以说“请械请弹无应”！

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日军大举来袭之际，是怎样触目惊心的史实。

（待续）

1931年12月底的“锦州撤退”，各种指责多汇集在张学良身上，常常被认为是张学良“不抵抗”的又一个表现。

笔者根据史料具体分析，认为“锦州撤退”需进行重新审视。

下文结合手上收集的史料记载，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讨论完全从史料记载入手，欢迎大家以“有一份史料说一分话”的态度进行商榷）：

1931年10月，东北军向锦州一带陆陆续续增兵，且直接支援义勇军的战斗。

日军的战史《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于此有很明确的记载：

“锦州方面的中国军当局，10月以来逐次增加兵力，活动甚为积极，甚至嗾使土匪及别动队扰乱南满各地治安……”

11月下旬到12月初，“锦州的军政当局更加积极地充实战备的同时，还嗾使土匪和义勇军积极活动”。

东北军的作战也甚为积极，例如，日军混成第四旅团、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11月27日向大凌河一带进军。日军方面的记载“装甲列车前面开道，午前9时左右，在青岗子和敌装甲列车遭遇，敌人顽强抵抗，战况无进展。战斗到午后3时才勉强击退敌人……”（关于东北军装甲列车的战斗，萨苏兄《战锦州——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有更多的记录）

可见，在日军注意力集中于马占山部的时候，锦州的东北军不是无作为的（而且，东北军官方出面参与组建的义勇军，也是向日军发起猛烈反攻）。在有“不抵抗”政策限制的情况下，东北军在锦州附近的备战架势，也给予关东军沉重的压力。

即使到12月初，距锦州战事发生只有半个月左右时，企图进攻锦东义勇军的日军关东军，仍是不觉得其有实力可以挑战锦州一带的东北军。关东军甚至认为与锦州的东北军开战，会“陷我军于危急状态”——

“（关东）军虽痛感有迅速讨伐这些匪贼的必要，但顾虑以现有兵力不但不能迅速受到效果，而且会因讨匪和锦州中国军队主力发生冲突，以致陷我军于危急状态。”

关东军随之开始求援了——

“为此12月13日向中央部申请增派兵力。中央部也关切关东军的苦衷，12月4日及17日经天皇批示准予增加兵力。”

12月13日关东军申请增派兵力前，12月4日日军实际已第一次“经天皇批示准予增加兵力”，而关东军12月13日申请仅仅过了四天，日军于12月17日已经又一次“经天皇批示准予增加兵力”。

日本决策层于支援关东军的积极程度，根据这段记载可见一斑。

日军第二次“经天皇批示准予增加兵力”之后一个多星期，随着日军援兵滚滚而来，张学良认为日军的进攻即将是“倾全国之力”。于是，东北军也开始向南京的国民政府求援了。

然而，出乎张学良和东北军将士意料的是，东北军的求援和日军关东军的求援，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待续）

1930年双十节，“北大营”阅兵仪式更多的照片：

沈阳兵工厂制造的”野战炮“

臼炮

摩托车

骑兵

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鼓噪：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不抵抗”完全是张学良下的令，而与身处长江中“永绥”军舰上、不知道日军已在沈阳动手的蒋介石彻底无关。

实际上，学界早先有论述：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的七、八月份，张学良与蒋介石早已达成了“不予抵抗”的基本共识，待事变发生时，请示与否使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因为大的应对方针早已确定了。

下面的讨论完全从史料出发，就这一个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

前一篇《“九一八”之前，国民党中央喉舌的独家“预警”》曾提到1931年9月19日的《中央日报》，当天的报纸不仅是有日军“报复手段，已有具体协议；军事行动，尽早准备充分，颇有一触即发之势”的“预警”报道，同时还刊发了一篇《日军队横行东北》的报道。

这文章开门见山也写了这样一句话：“日人野心勃勃，意欲实行武力侵略”。文中具体记载了三件事，一个是日方报纸报道“参谋本部近发一命令”。日军参谋本部借口“近来东北地方多匪”，下令“满铁守备队采取相当之防卫行为”，《中央日报》一针见血指出这一个事情的本质：“日人籍口匪徒，竟派兵横行于我领土，直侮视我国权如无物”。

另两个是两个日军在东北袭击中方军警的事件，分别发生于9月13日和15日：

“本月十三日晨，在抚顺之日守备兵一队四十名，突入抚顺附近操演，我方巡警及驻抚顺保安队见日兵在我领地内操练，立即警告日兵退出，日兵竟撕毁我方警告文，且突向我军警包围，并以机关枪威胁，我方巡警派出所人员仅有四人，保安队人数亦仅十三名，众寡不敌，且毫无准备，仓促之间突被四十名武装日军包围，未加抵抗，日兵竟将我方军警一律解除武装，一哄而去”。

让人唏嘘的是，这一次抚顺的日军袭击中国巡警和保安队的过程，和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军在多地袭击的情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中方“未加抵抗”，给日军“一律解除武装”。

而另一次日军的袭击行动，则引起了中国军队的还击——

“……更有一事，足证日人对我武力挑战之积极态度，十五日，距长春十英里之杨森站突来日兵三十名，荷枪实弹，测量地形渐向满铁道域外我国屯垦军营地推进测量险要，我方阻止其测量，日兵竟向我方军队发炮，我方军队为自卫计亦还击，此役据日方宣传有日兵一名被轰毙，恐又将无理要求之张本云”。

从“我方军队为自卫计亦还击”的记载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前三天，东北军面临日军袭击时，还是会随即予以自卫还击的。

而《中央日报》在谈及“据日方宣传有日兵一名被轰毙”，唯一的评论竟是这句“恐又将无理要求之张本”，可以看出九一八当夜的“不抵抗”之令，究竟是出自怎么样的考虑。

这样的考虑是：日军会借口中村事件采取某种报复的军事行动，为不给于日军更多的口实，对于日军的挑衅仍是需采取“不抵抗”方针（若有抵抗的行动，“恐又将无理要求之张本”）。

根据前一篇《“九一八”之前，国民党中央喉舌的独家“预警”》展示的《中央日报》报道，现在已可以知道，事变前国民党决策层确已知道日军会有军事行动（近期本文补充更多有关史料）。那么，国民党决策层是不会是仅仅含蓄“预警”，而不制定任何有关方针，放任张学良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的。他们在开始在授意喉舌《中央日报》“预警”的同时，百分百也会形成一个如何应对日军军事行动的具体预先方针。而这样的一个方针，也明显会是可以约束到即将面临日军袭击的东北军的。若是约束不了东北军，成为一项“方针”则毫无意义了。

那么需讨论的关键问题则是，这个方针又究竟是什么？若是“不抵抗”方针，在九一八事变前是否已明确是国民党决策层的“国策”？

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的日记写到：

“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话绕了几道弯，“忍耐至相当程度”的意思，却不过是“不抵抗”的另一种表达。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演讲词》中的“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也仍是这个“不抵抗”的意思。

九一八事变明确讯息让国人知晓的第五天（9月24日）之前，蒋介石给中国军队具体下令实施了“不抵抗”方针。纠缠于9月19日凌晨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于蒋介石无关的人们，常常略掉了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史实，他们更略掉这样一个事实：

张学良9月19日凌晨下令不抵抗，是出于日军只是寻衅、不能给日军更多口实的判断；而蒋介石19日到24日前的某一天下令不抵抗，已可以知道日军志在占领东北了。

1931年9月23日的《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很巧妙地用“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这一句表示了已下令军队“不抵抗”的事实。时任辽宁教育会副会长、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的王化一，写于1931年9月23日的日记，则明确记载了这一天（或之前）有“不抵抗”的命令下达给张学良等：

“到协和医院，负责诸人均在此，楚囚对泣，无相当办法。已请示南京，命令关外不准抵抗，静候交涉，大好河山，行将断送倭奴之手。”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王化一是辽宁教育会副会长、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王化一担任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是义勇军的发起人之一）

9月19日凌晨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蒋介石则是到9月22日明确下令“不抵抗”。

那么第一个“不抵抗”是张学良独立决断的，还是某个“不抵抗”方针的具体体现而已？换句话说就是，打着“忍耐”、“求公理之战胜”旗号的“不抵抗”方针，是不是九一八事变前已有的既定方针？

大家看1931年9月27日《民国日报》的报道《孔祥熙谈对日方针》——

国民党决策层的成员孔祥熙在此次采访中，说“漏”了这样一句关键的话：

“中央对日方针与步骤，早已决定。一切应付办法，早有准备”。

于是，很多问题随之迎刃而解了……

究竟何谓“早”呢？

孔祥熙是9月26日接受采访，仅仅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的第七天（距蒋介石到南京“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更是只有五天），若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才有了方针，孔祥熙又如何会使用“早有”这个词呢？

而且，这一段孔祥熙都是在上海养病，他可没有参与南京方面的讨论。

可见，国民党决策层的喉舌透露出已经掌握日军的“军事行动，尽早准备充分，颇有一触即发之势”的时候，国民党决策层的“对日方针与步骤，早有决定”，同时“一切应付办法，早有准备”。

这样的政策方针，在已披露的事变前电文中也可以看出端倪，九一八前2个月又6天，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很明确的指示“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有明确的记载：

１９３１──中華民國二十年 辛未

７﹐１２（五，二七）

乙、蔣中正電張學良，謂現非對日作戰之時。

７﹐１３（五，二八）

乙、于右任電張學良，中央現在以平定內亂為第一，東北同志應加體會。

1931年的那一个夏天，张学良的思想变化是有一个明确脉络的。

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记载有张学良8月份给蒋介石的两个请示电（日本特务机关当时获取的密电）：

“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苏联，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

实际上，跟蒋介石说“非藉武力无以确保”、又明了日本“有急侵满蒙之意”的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前，曾一度考虑的已经是“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的问题。

《顾维钧回忆录》中提到：“……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但是，到了事变前几天的9月6日，张学良却给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发出这样的电报：

“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不难看得出，跟蒋介石说“我方亦应有所自省”、“吾人自应早为之计”的张学良，到九一八前夕，思想也统一到国民党决策层的“早已决定”的“对日方针与步骤”、“早有准备”的“一切应付办法上”了……

（本文近期拟补充更多史料）

• 这叫愿望和现实的区别—实际上东北军9月15日还曾自卫还击
• 有一份史料说一分话吧
• 早先写了篇《“不抵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