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泰西英雄传 -- 丁男
参加完埋炮任务,孙连捷因感受风寒,饮食失调,在向朝城以北转移时突然暴病,发起高烧,上吐下泄,战友们虽尽心照料,让其骑在马上随队转移,但连续急行军,又得不到治疗,病情日益严重。苏村战斗已不能动转,突围时幸得林虎、张克信两位战友照料扶持上马,仍时有昏迷。口中含服“仁丹”也无济于事,一夜挣扎从马上摔下两次,只有依靠坚强的意志努力支撑。次日上午到达范县城南丁大寺村,已是昏迷不醒。由于军情紧急,经政治处总支书记黎波同志请示军区政治部王辉球副主任批准,就地安置--暂时寄托在老乡家中,待情况缓和后再送后方医院--给村长留下两袋米,20元钱嘱咐照料。这样,黎波将小孙的驳壳枪和文件包取走,恋恋不舍、忍痛告别; 孙干事便在丁大寺隐蔽下来。
部队急匆匆地离开了丁大寺,小孙感到极度空虚和孤独,象失群的孤雁无依无靠。参加部队4年来,还是第一次离开战斗的集体,而且是在敌情非常紧张,自己又身患重病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单独留下隐蔽养病,前途如何? 很难预料。
丁大寺有五、六十户人家,大都姓丁,仅几户姓蒋。村长叫丁培林,是个富裕中农,50多岁,人还忠厚、正派,丁村长将孙干事安置在村子西南角的蒋士玉家。蒋士玉50出头,尚未结婚,以卖绿豆丸子为生,只有两间草房。其弟蒋士明早已分居另过,有两个儿子。
村长将孙干事抬到蒋士玉家,第一件事就是赶快给其换上便衣,将军服、挎包放进一个水缸,天黑时埋到村外。之后,召集村民开会,讲明八路军的一个同志害了重病,不能行动,安置在蒋士玉家。他说八路军信任我们,我们就要保证他的安全,不能出任何差错。敌人不来便罢,万一来了搜查,就说他是老蒋头的孩子,就是敌人刀架在脖子上,我们谁也不能把真相说出来。就是我们全村牺牲也要保住这位同志。这里是八路军的根据地,敌人“扫荡”过去,我们就把这位同志送回部队。这件事关系全村人的性命,谁走漏了风声是没有好结果的。全村父老都表示不论出现多大风险,都要保护孙同志的安全。
当时敌人正进行大规模“扫荡”,敌情严重,谣言四起,人心慌慌,常常一日数惊,老百姓都躲在村外沟坎树林里,正值农历腊月,遍地是雪,天气严寒,风餐露宿,苦不堪言。孙连捷是垂危的病人,躺在土炕上不能动弹,饭根本不能吃,只能喂点水,大小便也在炕上。蒋士玉老伯是个善良的好心人,日夜陪伴着,对小孙尽心竭力、情同骨肉、体贴照料、无微不至。情况稍为缓和一点,又去做他的小本生意。范县隔一天一个集,丁大寺离县城8里路,他一大清早就挑着担子去集上卖绿豆丸子,晚饭后才回来。去赶集不在家,就托付兄弟媳妇来照看。蒋老伯每次赶集回来,不是给小孙买回一把挂面,就是带回两个白面馒头。经过半个多月中药治疗,加上调养,居然高烧有所减退,上吐下泄止住,能坐起来了。
转眼就是春节,“人逢佳节倍思亲”,久病之后的孙连捷,倍加思念父母兄弟--自己离开泰西一年多了,音讯全无,不知他们现在哪里? 又挂念着部队,想念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半个多月了没有消息,他们现在何方? 小孙整天牵肠挂肚,郁闷不快。蒋老伯看出其心事,再三安慰; 晚上俩人睡在一个坑上,盖着一条棉被,睡不着就拉家常。老人思想开通,见得世道也多,对八路军是五体投地,打心眼里佩服。他说: 自古以来没见过你们这样好的军队,不害民,不扰民,不欺侮老百姓。你们抛家舍业为国为民,流血流汗,还不是为的老百姓。如今你有了病,在我家养着,也是不得已的事。不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你我相距几百里路,怕是请也请不来哩! 你别着急,安心养着,治好了病,想留你也留不住……俩人常说话到深夜。
范县距离朝城约50多华里,朝城的敌人是伪军文大可部。平时本部在范县一带驻扎,伪军不敢近前; 如今,鬼子大“扫荡”,部队离开范县中心区,伪军便乘机到范县一带抢粮抓丁。春节前几天,伪军文大可部一个连窜到丁大寺抢掠,有几个伪军士兵来到蒋士玉家,进门一看,两间破草房,只有一铺土炕,没有值钱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粮食,只有一个面黄肌瘦的半大小子奄奄一息,满屋臭气……他们一听“孩子得了伤寒病”,抽身就走,这一次算是躲过一劫。
阴历除夕,老村长送来几斤白面、猪肉、白菜、粉皮,还有两只老母鸡,安慰小孙过好春节,补养身体,快些好,早日归队。这几天,孙连捷的身体好了不少,又有了这些东西,和蒋士玉老伯、蒋士明一家,过了一个不错的春节。
春节刚过,朝城伪军又来抢掠,这次是拂晓包围、挨家挨户搜查,几个如狼似虎的伪军,冲进草房,把孙连捷身上的被子掀掉,拳打脚踢拖到村公所。村长向伪连长求情,这是老蒋头的孩子,父子俩靠卖绿豆丸子为生,孩子病了一年多,是死里逃生,现在病得不行。
这个伪军连长刁钻凶狠,猛地用马鞭子抽打小孙的头和脸,张口就骂: “妈拉巴子,分明是个小八路,还装什么洋蒜,把他给我吊到树上狠狠打。”几个伪军士兵七手八脚把孙连捷捆绑吊到一棵枣树上,用木棍枪托狠打。
伪连长凶神一样狼嚎: “你他妈的,小杂种姓什么? ”
“我姓蒋。”
“叫什么? ”
“叫蒋玉生。”
“今年多大? ”
“16岁。”
“念过几书? ”
“从小没念过书。”
“当了几年八路? ”
“我从小跟着爹卖绿豆丸子,不是八路。”
“你他妈别骗我,我一看就知道,卖绿豆丸子哪有这细皮嫩肉的? ”
老村长帮小孙说: “他病了一年多,没下过地这我们都知道。”
伪连长不信,喝令伪军继续狠打; 此时孙连捷已昏迷,口鼻流血、耳鸣眼黑,只觉天旋地转。
正在这时,蒋老伯领着一帮子老大爷、老大娘进来院子,一齐跪下向伪军连长求情: “长官,这孩子确实是蒋老头的孩子,已经病了一年多,怎么能是八路呢? 我们以全村人的性命担保,求您高抬贵手,放了这孩子吧! ”
老村长乘机把伪连长请到屋里落座,对蒋士玉说: “天这么冷,长官还没吃饭,你快去预备一下,请长官吃点点心。”随即倒茶点烟。一会儿蒋老伯送来酒菜和两大盆绿豆丸子。老村长说: “这孩子是蒋家独苗,哪里会是八路呢! 他得的是伤寒病,这种病传染,求您老行行好,把孩子放了吧! ”说完塞给伪连长一把票子。吃喝完了,伪连长装模作样对看押小孙的伪军说: “看村长的面子,全村人担保,他又有病,就把他放了吧! ”这样,孙连捷才被放下来,一下子扑倒地下,不能动弹。蒋老伯和几个老大爷七手八脚把小孙抬回去,请老中医把脱臼的两侧肩胛骨接上,对遍体鳞伤进行敷药治疗。
当天晚上,老村长就对小孙说: “孙同志,今天的事真险啊! 不是我们不留你,是已经暴露了,这里不安全了。八路军同志信得过我们,你要在俺们这里出了差错,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孙连捷感谢老村长和全村的救命之恩,真是再生父母、骨肉情深,眼下病已见好,不能再给乡亲们添麻烦,自己还是去找部队,商量好次日启程。当晚,蒋士玉、蒋士明两位老人,又陪小孙长谈至深夜,说不尽、道不完的眷恋之情……
第二天早晨,老村长给孙连捷送来一件棉长袍、一顶帽子、一双布鞋、一个背搭、还有一盒点心、十几个鸡蛋、二斤馒头和20元钱,小孙装扮成走亲戚的模样,拄着一根棍子,离开了永世不忘的丁大寺村。老村长、蒋士玉、蒋士明三位老人家为其送行,送了一程又一程,叮嘱千万小心,找到部队后搭个信来,他们好放心。小孙含热泪,千恩万谢,挥手告别,开始了艰难险恶的孤独行程。
离开难忘的丁大寺村,农历正月寒风呼啸,卷起的黄沙遮天盖日,天昏昏、地茫茫,在这沉寂的旷野上,不见行人,没有飞鸟,久病未愈、身体虚弱的小孙,孤身一人,拄着棍子,迈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蹒跚行进。开始,向东南方向黄河大堤附近旧范县、田堌堆一带走去,30多华里走了一天,真是筋疲力尽。渴了找老乡讨碗水喝,饿了吃块干粮,走走歇歇,一坐下就起不来。孙连捷强使自己挣扎着站起来,只觉得头昏眼花,但也得摇摇晃晃地继续上路。这一天,到处探问,连个八路军的影子也打听不出来。天黑了,到哪里落脚呢? 大村子不敢住,就找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叫开了一家老大爷的门。老大爷开始不敢收留,好话说了不少,看到小孙不象坏人,而且是个半大孩子,才答应在他家地下铺点谷草过夜。
第二天,孙连捷告别了老大爷,顺着黄河大堤向东北方向走,心中又急又气,到哪里才能找到自己的队伍? 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温暖的革命大家庭? 行行复行行,艰难的路程是那么遥远,那么陌生,腿软得直打颤,脚象灌了铅,全身被打的遍体鳞伤钻心疼痛,只觉得天昏地转,拄着棍子一步挪不出四指。这一天,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过走了十几里路,就再也走下动了,只好找个老乡家哀求落脚。
第三天,依然是任何音讯都没打听到; 晚上睡在一个村子外边的破庙里,又冷又累,狂风怒吼,吹得心寒透骨凉,沙土落满了全身。干粮吃完了,水也没有一口,下无铺上无盖,只好蜷缩在墙角里,任凭风沙吹打,冻得瑟瑟发抖。孙连捷似睡非睡,迷迷糊糊,也不知道什么时辰,猛然听到旷野里传来一阵阵刺耳的狼叫,那一声声恐怖凄厉的吼叫,使人毛骨悚然。小孙心里盘算,自己抵击野狼的武器,只有随身拄着的棍子,估计一条狼都难对付,要是一群就没法了。这时,不由想起了从前听人们议论过: 狼是铜头铁尾麻杆腿,便琢磨着怎样才能狠打狼腿。一会儿又想到自己这样总是找不到部队怎么办? 遇到敌人怎么办? 要不然就回泰西吧! 回家治好了病再说! 可转念一想: 这不行,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党和人民培育成长的革命干部,眼下的困难比起红军长征的经历,又算得上什么! 生为革命人,死为革命鬼,绝不能贪生怕死当逃兵。想到入党誓言,想到为革命光荣献身的烈士们,不由得为自己产生怕困难的卑劣念头感到羞愧……此刻,小孙的思想豁然开朗,陡然之间增添了勇气和力量,决心爬也要爬回部队去。
孙连捷一夜未睡。天亮以后,离开破庙往前走,额头格外昏沉,眼冒金花,全身疼痛,软弱无力。这一天,情况更坏,总共只走了七、八里路。就这样,小孙孤独、艰难地在黄河两岸流浪着……
坚持了数日; 已经是第七天了,随身带的干粮和鸡蛋、点心都已吃光,偏又在荒郊野外遇到3个坏人,把棉袍、帽子、背搭、20元钱全都抢去,还把小孙打了一顿。其后,饿得是头昏眼花,有气无力,连爬也不想爬了; 走投无路之下,只好一路乞讨要饭。一些大爷、大娘见他可怜模样,有的给一个生红薯,有的给一块窝窝头,有的给半碗米汤。真是十分苦难,病情又加重了; 可是,不仅找不到部队,连音信也打听不到。
到了第八天,确已筋疲力竭、山穷水尽,上午进到一个叫孔那里的村子,两个身着便衣带枪的年轻人,突然把孙连捷抓住,押进一个院子,有两个人从屋里出来审问: “你从哪里来的? ”
小孙有气无力地回答: “从济南来。”
“你是干什么的? ”
“我在济南学徒,家里老娘病重,回家看老娘。”
“你家在哪里? ”
“我家在范县城南丁大寺。”
“你叫什么名字? ”
“我叫蒋玉生。”
“你爹叫什么? ”
“蒋士玉。”
“你怎么这个熊样! ”
“我在路上遇到坏人,把我的东西、棉袍和钱全抢光,还把我打个半死。我什么都没有了,又有病,只好讨饭回家。”
“你小子一定是鬼子派来的探子,你老实说是不是汉奸! ”
“老总,你看我哪像汉奸,谁要我这样汉奸? ”
“混蛋,你小子不老实,别装蒜,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说实话。”
说着,这两个人就动了武,拳打脚踢,还叫押小孙进来的两个人用绳子将其捆绑吊在一棵树上,皮带抽、棍棒打。孙连捷鼻口流血、浑身疼痛,一下子昏死过去。他们把小孙丢到一间土屋子里,直到下午才缓醒过来。一看房里还关着5个人。天快黑时,进来一个人发给每人一个高粱窝窝头,提来一瓦罐凉水。孙连捷不能吃,也不能动, 只好求人喂几口水。真是酸痛难忍、心乱如麻,闹不清他们是什么人? 是八路军游击队,还是汉奸土匪?
第二天,押孙连捷出去继续审问,这次换了人,是个当官的,还是问那一套,不过这次没有动手。小孙央求他们放了自己,他们不肯; 要求见长官,他们又不许; 问他们是哪一部分的,也不告诉; 真是无可奈何。
当天天黑后,他们把孙连捷等6人用绳子捆好栓在一起,押到村外一个场院边上坐下。小孙猛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再仔细听听,没错,是他,一下来了精神,竭尽全力,大声喊叫: “邹鲁风! 邹鲁风! 你快来,你过来! ”押解的人打了一枪托,不准出声,小孙忍住伤痛继续大声喊叫。场院内集合着200多人都惊呆了,纷纷站起来张望,这是什么人,大声喊叫专员的名字? 邹鲁风的警卫员李迎瑞(孙连捷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跑过来,一看,马上喊道: “是孙干事绑在这里! ”邹鲁风急忙跑过来、解开绳子,小孙又是高兴,又太虚弱,站立不住,一头昏倒在邹鲁风怀里,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这时才知道关押、捆打、审问孙连捷的是鲁西第二专员公署公安队的人员,公安队队长、指导员知道闯了祸,在小孙身边连连赔礼、道歉。
真是巧合,4年后孙连捷任冀鲁豫二分区特务营营长时,这个公署公安队编为第2连,捆打他的那个班长孔祥瑞已经当了排长,那个战士刘长江更是当了自己的警卫员。
提及此事,俩人便很不好意思,一再检讨、赔礼道歉,坦言其时年青幼稚、头脑简单,出于对鬼子、汉奸的刻骨仇恨,认为孙连捷是从济南来的保准是汉奸无疑,所以感情用事,乱来一通--当时,基层斗争残酷、牺牲巨大,普遍存在一种乱捕乱杀的违法乱纪行为,一个村支部书记,一个连长、指导员都可随便乱杀人,后来中央三令五申、严禁乱捕乱杀,才算纠正了这种错误--幸亏那天遇到邹鲁风,不然当天晚上公安队就准备把他们6个人当作汉奸杀掉。孙连捷那么一叫,不仅自己没被糊里糊涂地杀了,连那5个所谓的汉奸嫌疑犯也幸免一死。
流浪、乞讨的苦难日子整整10天,倍尝了忧虑、饥饿和恐惧,如今可算是熬过来了,又回到革命大家庭,心里真是百感交集。
队伍准备出发,但孙连捷连马也不能骑,邹鲁风遂吩咐公安队捆了一副担架抬着行军; 又告知: 春节后军区政治部曾到丁大寺找过,知其已离开,但无下落,便发电报给泰西分区李冠元政委和二专署(当时邹鲁风是二专署专员)查找,现在可找到了,立即向军区报告。军区政治部王辉球副主任接到报告后,派林虎来看小孙并通知卫生处,要求急送后方医院。邹鲁风派专署公安队一个班抬着小孙走了30多里才找到后方医院二所。
说是后方医院,可从外面根本看不到医院的影子,只是分散在黄河岸边的几个村子里,没有病房,只在黄河故道的大堤根部挖成一个个小土洞,洞顶用木板顶住,下边铺些谷草,用木板做成门,里边只能放一个伤病员,白天不看病换药,晚上医护人员来带点稀饭干粮。大小便都在洞内。空气之稀薄和污浊可想而知。军区卫生处长李弈(陕西蓝田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天津市卫生局长、铁路总医院院长)原是运河支队卫生队长,二所副所长秦国贵(贵州人,1935年参加红军,原运河支队卫生队看护长),两位亲自为小孙诊治。到二所后,孙连捷病情急剧恶化,高烧几天温度不降,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即使喝水也吐,肚子涨得像个脸盆扣在上边。李弈同志甚为焦急,决定将其抬回村内请中医诊治,孙连捷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喂了几剂中药并不见效,死神一次又一次在招手,医护人员也认为没有什么希望,但小孙还没断气。李弈焦急万分,又派人从外地请来一位老中医,他医道高超、经验深厚,决定“先泄后补”果然奏效,排出的大便是黑色的液体、腥臭异常。连续服药20多天,把小孙救活过来,并逐渐好转。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处的战友时常来看望,军区首长还批了一部分钱,要医院买鸡、鸡蛋、挂面增加营养,恢复体力。其时已是1941年4月,大地回春,处处一片生机盎然。渐渐地,孙连捷的眼睛能看到东西,耳朵能听到声音,能够进食,也可以在床上坐起,但身体还是极度虚弱。
从1月中旬开始病倒,3个多月没有理过发、洗过澡、换过衣服,浑身又脏又臭,头发又长又粘、滚成一团,身上长满了虱子,真是没有人样。现在,病情慢慢好转,医护人员给小孙彻底进行了清洁卫生,剪去了头上的毛团,擦洗身子,剪了指甲。医护人员都非常高兴,认为孙连捷能够起死回生是意想不到的奇迹! 由于重病卧床时间太久,营养不良,身体极度虚弱,甫一下地,小孙站都站不住。只好由医护人员搀扶,一步一颤地学习走路,经过半个多月的锻炼终于康复。
4月下旬,林虎、张克信同志来接孙连捷出院; 之后,小孙将3个多月的经历如实地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军区政治部进行了审查,确认这100多天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劫难,精神和肉体上遭受无数折磨。政治部王辉球(开国中将,曾任空军政委、沈阳军区顾问)副主任、组织科长范阳春(开国少将)同志表扬了小孙对党忠诚、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对敌斗争顽强、经过考验、矢志不移、精神可嘉。军区政治部于5月5日学习节(马克思诞辰纪念日)授予孙连捷“学习模范”的荣誉。领导还告诉小孙,敌人“扫荡”还未结束时,就派侦察员到隐蔽的丁大寺村去接人,扑了个空,不知下落,军区首长很着急,就发电报给一军分区,李冠元同志亲自到孙家,但没有回家,就宣告他“失踪”下落不明。他父母急得要命,想到湖西来找人。过了一阵,接到邹鲁风报告,军区首长又发电报给李冠元转告孙家,告知平安无事,要家里放心。这些情况,使小孙对组织的关怀感动不已。
1943年到1945年,孙连捷每年都去丁大寺村看望蒋士玉老伯。老人家生活得很好,还结了婚。政治部的同志带了礼品去感谢他和老村长,把孙干事一个月的医药费和伙食费送给蒋老伯。1993年12月,孙连捷再次回到丁大寺村,专程看望救其于危难之中的父老乡亲,蒋士玉、蒋士明以及老村长丁培林均已去世,蒋士明的儿子蒋本隆、蒋本善也都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们还记得孙连捷的名字,孙连捷站在他们面前,使在场的人惊喜异常,大家叙谈很久,真是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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