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泰西英雄传 -- 丁男

1941年至1943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极端艰苦困难的时期。

1941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德国法西斯在侵占欧洲大片领土后，于6月22日突然向苏联大举进攻; 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南亚诸国后，于12月8日挑起珍珠港事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在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加紧诱降，一再拉拢与之和谈; 同时加强对中国的政治分化，竭力挑拨国共冲突。为了巩固占领区，日本帝国主义抽调大批兵力，从1941年春到1942年冬，在华北连续制造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加紧了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清剿”。

国民党当局在复杂的反法西斯斗争中，置中华民族利益于不顾，悍然对坚持抗战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动新的“围剿”。1941年1月7日，令人震惊的“皖南事变”发生了，新四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国民党反动当局变本加厉，竟然进一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并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

至于华北地区，1939年蒋介石为了加强沈鸿烈的权威，在山东实行党、政、军一元化，任命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兼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沈鸿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对蒋介石更加忠诚拥戴。其在山东所作所为，都是看蒋介石的眼色行事。

抗日战争初期，沈鸿烈与八路军及其他抗日力量的合作关系尚好，曾制定实施八条抗日施政方针，与共产党的武装联合抗日。随着蒋介石反共不抵抗政策的推行--竭力强调“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统一政令”、“统一军令”; 大肆叫嚣“防共”、“限共”、“反共”，“三分抗日，七分反共”--沈鸿烈深体其意，根据这种精神，指责八路军“破坏行政系统”、“游而不击”，由联共逐渐走向反共，国民党中央《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发布后，他更是把主要力量用于反共--在党、政、军各种会议上讲话，在各种文电中，十分露骨地提出“宁亡于日，不亡于共”，“亡于日尚有恢复之望，亡于共必无葬身之地”，“宁可匪化，不可赤化”，“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反”，“庆父不除，鲁乱未已”，“灭此朝食，出民水火”等等，号召积极反共。

从1940年春开始，沈鸿烈在山东各地制造磨擦，最初还有所顾忌，比较隐蔽，规模也较小，及至“皖南事变”后，公开地、大规模地磨擦普遍展开，在鲁西北同陈光、杨勇，在鲁北同肖华，在鲁东同罗荣桓，在鲁南同廖容标（江西赣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共产党。开国中将）以及各地八路军领导的游击部队进行磨擦，但每次磨擦，都是以失败告终。

鲁东和鲁南两个山区，是国共两军争夺的重点。国民党中央特派卢斌（湖北黄冈人）来鲁协助沈鸿烈反共。卢斌1921年加入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教官，曾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后被捕叛变，投靠国民党。沈鸿烈派卢斌任国民党鲁东行署主任，负责指挥七、八、九三个专区及青岛、烟台、威海三市的党政军反共，派刘慕琨及八区专员厉文礼为副主任。1941年因内部矛盾，厉部哗变，卢、刘同被击毙，沈鸿烈在鲁东的反共部署彻底破产。鲁南是沈鸿烈亲自负责指挥，在蒙阴、莱芜一带，与廖容标部拉据一年多，伤亡很大，地盘日缩。反共的结果是沈鸿烈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终于感到难以继续; 乃于1941年冬，由教导团护送去渝，经过九天的昼伏夜行，到了河南夏邑附近，突遭日军伏击，几乎送了性命，最后抵达汤恩伯的防区。

当时，冀鲁豫边区面对着日、伪、顽、会（道门）、匪（土匪）的夹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顽固军队主要有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部队4万余人（1940年12月石友三被高树勋活埋处决，后者继任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部2万余人，国民党苏北挺进军冯子固部1.3万余人，朱世勤部1万余人。此外，还有丁树本、杜淑、齐子修、孙秉贤等部，少则2、3000人，多者5、6000人。他们各霸一方，彼此勾心斗角，但在反共反人民、消灭八路军、进攻抗日根据地方面则是统一的、联合的。本部与日伪军作战时，他们往往配合日寇从背后杀来。特别是孙良诚公开投敌后，对根据地造成极大破坏，他的部队长期盘踞在成武、定陶、曹县一带，猖狂进攻根据地，奸淫烧杀、抓丁抢粮，无恶不作，群众无不恨之入骨，其中最疯狂的是段海洲部8000余人，本部经过三面夹攻、5次激战，终于将段海洲部歼灭。

冀鲁豫地区7个军分区，都是在日、伪、顽的分割包围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各个地区都有一些土顽部队，他们大都是由地主、豪绅、恶霸分子的头面人物指挥，是一批凶恶狡诈的地头蛇。另外，还掌握着一批地方民团和会道门，有相当深厚的封建势力为社会基础--你打他一下，他收缩一点; 不久又死灰复燃，不容易彻底消灭--对根据地危害极大。

斗争形势犬牙交错，敌伪顽的联合进攻，形势日益恶化，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根据地不断缩小，部队减员严重，再加上天灾人祸频频，斗争环境极端困难。

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原是冯玉祥部下，曾参加对江西苏区的“围剿”，结果被红军歼灭了1个旅，遂托病离开前线。其部后随赵博生、董振堂等同志在宁都起义，参加了工农红军。为此，高树勋受到蒋介石的通缉，被迫逃往天津英租界避难。1933年5月，他与吉鸿昌将军一同奔赴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将军组织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再度逃回天津英租界隐居。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高树勋接受北平宋哲元将军的邀请，出任河北省保安处长。“卢沟桥事变”后，他集中河北民团近万人在大名整编，组成河北省暂编第1师，自任师长。1939年改编为国民党第十军团第1军，高树勋任军长，受石友三指挥。1940年，第1军改编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新8军，高树勋任副总司令兼新8军军长（石友三任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69军军长）。

高树勋与石友三相识于微时，是结义兄弟、交情不浅; 后者与日军勾结后，数次将高树勋部队行动计划通报日军，并劝其一起投靠日军。高树勋不愿做汉奸，两人矛盾日深。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亦为西北军出身，资格老、威望高，曾是石友三、高树勋的长官。闻知石、高芥蒂日深，便从中斡旋，约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驻地开会，1940年12月1日，高树勋乘开会之机，将众叛亲离的石友三抓获，当夜活埋其于河南濮县柳下屯村外。蒋介石遂任命高树勋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新8军军长，又安排自己的亲信毕广垣担任第69军军长。第三十九集团军拥有两个军，总兵力近4万人，各种炮20余门、轻重机枪400余挺、步枪2万余支，曾多次进攻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也多次遭受抗日军民的打击。

高树勋虽然反共积极，但是还有爱国之心，一直拒不投降日军。1942年5月，孙良诚投降日寇后，日军为迫使高树勋投降，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日军调集步、骑、炮兵近万人，在飞机掩护下，直扑新8军驻地濮阳、濮县一带。由于高树勋部缺乏对日作战准备，又自恃有深沟高垒为屏障，当日军大部队突然袭击，猛烈炮火和飞机狂轰滥炸，土木工事顷刻土崩瓦解，深沟高垒被削平时，官兵伤亡惨重，乱作一团，纷纷向八路军根据地溃退逃避。冀鲁豫军区和教3旅首长，从民族大义出发，考虑到高树勋还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军人，便不念旧恶，给予帮助和支持--危难之际，伸出友谊援助之手，发动群众为其部队带路、筹粮，供应肉菜、烧柴，对其流散人员及武器收容后送归原部。还派教3旅队训科长王正南同志，持杨得志司令员的亲笔信，到高树勋的司令部与其谈判。高树勋亲自接待了王科长，对八路军不念旧恶，团结抗日的热忱表示感谢。王正南同志向他通报了敌情，对其坚决抗日、不投敌卖国的正义行动表示钦佩，并根据斗争形势指出正确出路: 如要真正抗战救国，就必须与共产党、八路军精诚合作，不反共、不害民，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如果还有难言之苦，不便公开与八路军密切合作，联手对日作战，则原驻地濮阳一带很难立足，日寇绝不容其在陇海路近侧安身，那就只有越过陇海铁路退往河南，与国民党汤恩伯集团靠拢，八路军绝不阻拦，而且将给予协助。高树勋踌躇良久，思考再三，决心越过陇海路南下。临别时，他拜托王正南同志转告杨得志司令员: “八路军对我高树勋仁至义尽，不念旧恶，真诚相助，高某从今往后，绝不和八路军作战，请杨司令相信我绝不食言。”遂率部队进至曹县以南，在教4旅掩护下，8月中旬越过陇海铁路向河南转移。

在共产党的长期争取教育下，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将军率领新8军和河北民军部队1万余人，在河北省马头镇举行了战场起义，改编为“民主建国军”，由高树勋任军长。这一正义行动，为国民党陆、海、空军中一切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官兵树立了一面旗帜，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政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高树勋运动”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起来，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