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泰西英雄传 -- 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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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36)争取高树勋

1941年至1943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极端艰苦困难的时期。

1941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德国法西斯在侵占欧洲大片领土后,于6月22日突然向苏联大举进攻; 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南亚诸国后,于12月8日挑起珍珠港事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在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加紧诱降,一再拉拢与之和谈; 同时加强对中国的政治分化,竭力挑拨国共冲突。为了巩固占领区,日本帝国主义抽调大批兵力,从1941年春到1942年冬,在华北连续制造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加紧了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清剿”。

国民党当局在复杂的反法西斯斗争中,置中华民族利益于不顾,悍然对坚持抗战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动新的“围剿”。1941年1月7日,令人震惊的“皖南事变”发生了,新四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国民党反动当局变本加厉,竟然进一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并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

至于华北地区,1939年蒋介石为了加强沈鸿烈的权威,在山东实行党、政、军一元化,任命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兼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沈鸿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对蒋介石更加忠诚拥戴。其在山东所作所为,都是看蒋介石的眼色行事。

抗日战争初期,沈鸿烈与八路军及其他抗日力量的合作关系尚好,曾制定实施八条抗日施政方针,与共产党的武装联合抗日。随着蒋介石反共不抵抗政策的推行--竭力强调“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统一政令”、“统一军令”; 大肆叫嚣“防共”、“限共”、“反共”,“三分抗日,七分反共”--沈鸿烈深体其意,根据这种精神,指责八路军“破坏行政系统”、“游而不击”,由联共逐渐走向反共,国民党中央《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发布后,他更是把主要力量用于反共--在党、政、军各种会议上讲话,在各种文电中,十分露骨地提出“宁亡于日,不亡于共”,“亡于日尚有恢复之望,亡于共必无葬身之地”,“宁可匪化,不可赤化”,“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反”,“庆父不除,鲁乱未已”,“灭此朝食,出民水火”等等,号召积极反共。

从1940年春开始,沈鸿烈在山东各地制造磨擦,最初还有所顾忌,比较隐蔽,规模也较小,及至“皖南事变”后,公开地、大规模地磨擦普遍展开,在鲁西北同陈光、杨勇,在鲁北同肖华,在鲁东同罗荣桓,在鲁南同廖容标(江西赣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共产党。开国中将)以及各地八路军领导的游击部队进行磨擦,但每次磨擦,都是以失败告终。

鲁东和鲁南两个山区,是国共两军争夺的重点。国民党中央特派卢斌(湖北黄冈人)来鲁协助沈鸿烈反共。卢斌1921年加入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教官,曾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后被捕叛变,投靠国民党。沈鸿烈派卢斌任国民党鲁东行署主任,负责指挥七、八、九三个专区及青岛、烟台、威海三市的党政军反共,派刘慕琨及八区专员厉文礼为副主任。1941年因内部矛盾,厉部哗变,卢、刘同被击毙,沈鸿烈在鲁东的反共部署彻底破产。鲁南是沈鸿烈亲自负责指挥,在蒙阴、莱芜一带,与廖容标部拉据一年多,伤亡很大,地盘日缩。反共的结果是沈鸿烈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终于感到难以继续; 乃于1941年冬,由教导团护送去渝,经过九天的昼伏夜行,到了河南夏邑附近,突遭日军伏击,几乎送了性命,最后抵达汤恩伯的防区。

当时,冀鲁豫边区面对着日、伪、顽、会(道门)、匪(土匪)的夹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顽固军队主要有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部队4万余人(1940年12月石友三被高树勋活埋处决,后者继任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部2万余人,国民党苏北挺进军冯子固部1.3万余人,朱世勤部1万余人。此外,还有丁树本、杜淑、齐子修、孙秉贤等部,少则2、3000人,多者5、6000人。他们各霸一方,彼此勾心斗角,但在反共反人民、消灭八路军、进攻抗日根据地方面则是统一的、联合的。本部与日伪军作战时,他们往往配合日寇从背后杀来。特别是孙良诚公开投敌后,对根据地造成极大破坏,他的部队长期盘踞在成武、定陶、曹县一带,猖狂进攻根据地,奸淫烧杀、抓丁抢粮,无恶不作,群众无不恨之入骨,其中最疯狂的是段海洲部8000余人,本部经过三面夹攻、5次激战,终于将段海洲部歼灭。

冀鲁豫地区7个军分区,都是在日、伪、顽的分割包围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各个地区都有一些土顽部队,他们大都是由地主、豪绅、恶霸分子的头面人物指挥,是一批凶恶狡诈的地头蛇。另外,还掌握着一批地方民团和会道门,有相当深厚的封建势力为社会基础--你打他一下,他收缩一点; 不久又死灰复燃,不容易彻底消灭--对根据地危害极大。

斗争形势犬牙交错,敌伪顽的联合进攻,形势日益恶化,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根据地不断缩小,部队减员严重,再加上天灾人祸频频,斗争环境极端困难。

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原是冯玉祥部下,曾参加对江西苏区的“围剿”,结果被红军歼灭了1个旅,遂托病离开前线。其部后随赵博生、董振堂等同志在宁都起义,参加了工农红军。为此,高树勋受到蒋介石的通缉,被迫逃往天津英租界避难。1933年5月,他与吉鸿昌将军一同奔赴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将军组织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再度逃回天津英租界隐居。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高树勋接受北平宋哲元将军的邀请,出任河北省保安处长。“卢沟桥事变”后,他集中河北民团近万人在大名整编,组成河北省暂编第1师,自任师长。1939年改编为国民党第十军团第1军,高树勋任军长,受石友三指挥。1940年,第1军改编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新8军,高树勋任副总司令兼新8军军长(石友三任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69军军长)。

高树勋与石友三相识于微时,是结义兄弟、交情不浅; 后者与日军勾结后,数次将高树勋部队行动计划通报日军,并劝其一起投靠日军。高树勋不愿做汉奸,两人矛盾日深。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亦为西北军出身,资格老、威望高,曾是石友三、高树勋的长官。闻知石、高芥蒂日深,便从中斡旋,约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驻地开会,1940年12月1日,高树勋乘开会之机,将众叛亲离的石友三抓获,当夜活埋其于河南濮县柳下屯村外。蒋介石遂任命高树勋为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新8军军长,又安排自己的亲信毕广垣担任第69军军长。第三十九集团军拥有两个军,总兵力近4万人,各种炮20余门、轻重机枪400余挺、步枪2万余支,曾多次进攻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也多次遭受抗日军民的打击。

高树勋虽然反共积极,但是还有爱国之心,一直拒不投降日军。1942年5月,孙良诚投降日寇后,日军为迫使高树勋投降,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日军调集步、骑、炮兵近万人,在飞机掩护下,直扑新8军驻地濮阳、濮县一带。由于高树勋部缺乏对日作战准备,又自恃有深沟高垒为屏障,当日军大部队突然袭击,猛烈炮火和飞机狂轰滥炸,土木工事顷刻土崩瓦解,深沟高垒被削平时,官兵伤亡惨重,乱作一团,纷纷向八路军根据地溃退逃避。冀鲁豫军区和教3旅首长,从民族大义出发,考虑到高树勋还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军人,便不念旧恶,给予帮助和支持--危难之际,伸出友谊援助之手,发动群众为其部队带路、筹粮,供应肉菜、烧柴,对其流散人员及武器收容后送归原部。还派教3旅队训科长王正南同志,持杨得志司令员的亲笔信,到高树勋的司令部与其谈判。高树勋亲自接待了王科长,对八路军不念旧恶,团结抗日的热忱表示感谢。王正南同志向他通报了敌情,对其坚决抗日、不投敌卖国的正义行动表示钦佩,并根据斗争形势指出正确出路: 如要真正抗战救国,就必须与共产党、八路军精诚合作,不反共、不害民,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如果还有难言之苦,不便公开与八路军密切合作,联手对日作战,则原驻地濮阳一带很难立足,日寇绝不容其在陇海路近侧安身,那就只有越过陇海铁路退往河南,与国民党汤恩伯集团靠拢,八路军绝不阻拦,而且将给予协助。高树勋踌躇良久,思考再三,决心越过陇海路南下。临别时,他拜托王正南同志转告杨得志司令员: “八路军对我高树勋仁至义尽,不念旧恶,真诚相助,高某从今往后,绝不和八路军作战,请杨司令相信我绝不食言。”遂率部队进至曹县以南,在教4旅掩护下,8月中旬越过陇海铁路向河南转移。

在共产党的长期争取教育下,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将军率领新8军和河北民军部队1万余人,在河北省马头镇举行了战场起义,改编为“民主建国军”,由高树勋任军长。这一正义行动,为国民党陆、海、空军中一切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官兵树立了一面旗帜,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政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高树勋运动”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起来,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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