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人人言国民党军队“兵好官不好” -- gaogeli

从1936年到1945年，我一直在国民党兵役机构中任职，先后担任过团管区司令、师管区司令等职。兹就回忆所及将当时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以供史学工作者参考。

1935年以前，国民党政府一直采取募兵制。由于连年内战的消耗，特别是在江西"围剿"苏区红军，死伤数字庞大，一般民众不愿卖命，一兵源一天天枯竭。为了巩固其政权，决定实行征兵制。1935年春，国民党军政部成立兵役科，朱为铃任科长。不久，朱奉派赴日本考察兵役制度。回国后，他以日本的兵役法做主本，着手制订国民党政府的兵役法。这一兵役法，对当时的社会中上阶层是十分有利的。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服兵役，一些有势力的人谁不能让自己的子弟在机关中挂一个名字呢？中学以上学生不服兵役，这就把有钱人家的子弟全免了，因为穷人家的子弟无钱读书。虽然规定熟练技术工人缓役，但必须企业主证明，这又大大便利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

1936年春，军政部成立了兵役训练班。训练期限是一个月，训练对象是准备担任师、团管区司令和兵役机关高级幕僚的人员。我也参加了受训。训练的内容是学习、讨论如何具体执行兵役法。当时大家觉得在中国实行征兵制是有困难的。在讨论兵役法的具体条文时，有人主张把长子免役改为独子免役；有人担心中学生缓役会影响兵源；有人认为，"担负一家主要生活责任者缓役"的条文易给逃避兵役者造成机会，因为当时男子16岁就可以结婚，结了婚就可以独立成家，这样不少男子都可以成为一家生活的主要负责者。讨论的结果，兵役法还是照旧。

兵役训练班结业后，马上在南京邻近省市成立四个师管区试行征兵。这时并没有废除募兵制，事实上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在募兵。按当时规定每个师管区与一个正规师配合，所征之兵就归这个正规师补充之用。师管区司令由正规师副师长调任，团管区司令由当地行政专员兼任。未设专员的地方设专任团管区司令，管几个县的征兵工作。兵役法规定年满18岁至22岁的男子服常备兵役，23岁至36岁的男子服国民兵役。步兵服役2年，特种兵服役3一4年，运输兵服役1年半，升为军士后就成为职业军人。

我开始被派在安徽芜湖师管区任上校主任参谋，司令是刘秉粹，他是何应钦当教导团团长时的参谋长。这个师管区与陆军第十师配合，由该师派一名上尉参谋来师管区任职，以与第十师联络。我们在南京接受的任务是建立各级征兵机构，在1936年冬征兵600名。我们到达芜湖后，马上成立师、团管区司令部，在各县建立兵役科。在征集期间（每年12月1日为新兵征集日）设立县、区征兵事务所。征兵事务所主办调查适龄壮丁、检查壮丁体格、发榜公布合格壮丁、举行应征壮丁抽签、按签号先后征集壮丁入营等事宜。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手续很周到、很平等，但实际执行并不是那么回事儿。刚开始时，乡、保、甲长在调查适龄壮丁工作中就把有钱人家的子弟不列人名册，一般农民要想逃避，就得花钱去贿赂乡、保、甲长。有的乡、保、甲长就故意把不应列人征兵名册的人也列进去，以便他们敲诈，以后每通过一关就有一次敲诈。起初军医都不愿担任壮丁体格的检查工作，后来争着去，因为只要军医证明身体不合格就可以免役，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受贿、勒索。在征兵工作中权力最大的要算乡、保长，当时皖南老百姓的说法是"过去有灭门县知事，现在有灭门乡保长"。第十师派了一些补充营的干部来芜湖接兵，这些干部也大量地卖放壮丁。他们把壮丁卖了就报逃跑了，而依当时的规定，逃跑的壮丁是要由原县、乡负责补充。因此各县对所征兵额预先就扩大了一些，以便如期补充逃兵所遗的缺额。我们第一期征集的601名壮丁，没有一个不是买卖顶替和抓捕来的。

尽管1936年的征兵试行工作搞得很糟，但使国民党当局找到了一条解决兵源枯竭的捷径，因此军政部兵役科于1937年春改为兵役司（司长为朱为铃）。后来又改为兵役署，并成立八个师管区，以金陵师管区作为机动师管区（即所征之兵由军政部命令拨补任何部队），我也随刘秉粹一起调到金陵师管区工作。

从1938年起，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军、师管区。各县除设有兵役科外，征兵事务所也成了常设机构。为了抓捕、押送壮丁，每县还成立了1一4个常备队。常备队的军官、军士是不拨经费的，当局只发给他们一些军服、武器，粮饷由各县自筹，人员也不往外调拨。事实上他们这些人没有固定的薪饷，他们也不在乎那点薪饷，他们有的是卖放壮丁的收入。各队设有军训教官，由军训部国民训练处派任。这些担任教官的人，都是江西星子特别训练班毕业的，表面上是训练国民兵，暗地里搞的是特务工作。按规定国民兵是不服兵役的，由于兵源枯竭，到后来不仅36岁以内的被征集，连45岁以下的也算合格了。1939年又把教官改为国民兵团副团长，团长由县长兼任。

师管区司令部从1938年起就设立补充营、补充团、模范队、基干团、学兵队等接送新兵的组织，军管区还设有军官大队。

抗战胜利后，陈诚接任军政部长，对一向由何应钦派任的师管区来了个一律撤销。美其名日抗战胜利，停止征兵。另外成立了一个招募处，由陈诚系统的人主持。1946年又借口反共战事扩大，重新建立师管区。这一撤一设之间，师管区几乎全部换上了陈诚的人。陈诚不仅把师管区作为补充兵源的工具，也把师管区作为建立第二线兵团的基础。解放战争中，在国民党正规军大量被歼灭的形势下，每个师管区都有3一5个补充团。这些补充团不只是用来接送新兵了，而是作为战斗部队来编组训练。1947年以后所组建的师，多是由这些补充团拼凑起来的。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后，我在金陵师管区奉军政部命令，组建八个补充营，把所属十县的壮丁全部征集。我们在执行时，既不抽签，也不检查体格，而是见人就抓。我们把八个营的壮丁抓齐不久，南京保卫战就打响了。这八个营总共5000多人，奉命全部拨交给参战的孙元良等部。这些没有经过一天训练的江南子弟，于南京溃退之际，在挹江门至下关的途中死伤无数。

1938年我在渭南团管区任司令，曾处理过几件"离奇"的案子。其中一件就是"装疯"。陕南有一种土药，吃了之后马上神经错乱，许多应征壮丁就服用这种药来逃避兵役。起初仅有少数装疯的，还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后来多了，我们就研究对付的办法，把装疯的人关起来等他的疯病好了（因为此药性只能持续七天左右），再送出去，才算制止了这种风气。此外还有自己弄瞎右眼的，自己砍断右手食指的，自己挖地洞躲藏起来的。最普遍的是被征后找机会逃跑。为了对付逃跑，我们规定壮丁如果在接兵部队接收前逃跑，就要严厉追查其家属责任；如果在接兵部队接收后逃跑，我们就不管了。我们把这些话明确地向壮丁宣布，并且与顶卖壮丁的兵油子订了条件，先交一半顶替费，其余待四个月后才交，这样壮丁逃跑的现象才少了一点。

1940年起，我在淮项师管区工作，正碰上河南省连年大灾，人民没有东西可吃，所以征兵没什么困难。但是那些应征的壮丁都饿得皮包骨头。当时国民党需要大量壮丁运入驻印中国远征军去训练，我们也乐于把壮丁送到大后方去，这样可借机贩运违禁品。我们征的壮丁总是步行几千里由河南经湖北送到重庆，在重庆由补训处接收空运昆明。1000人送到重庆能剩下500余人就算好的了，其中逃跑得很少，绝大部分是在路上拖死了。因为尽管他们骨瘦如柴，也要替送兵干部担几十斤私货，又没食物吃、没鞋穿，一天赶几十里，有病也得不到休息，更谈不上医治了。

1941年春，我回到湖南家乡，看到农村受兵役之害，有不少亲友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同族同村的人都向我求救，于是我就在家乡发起一个买卖壮丁的组织，采取集资买人顶替的办法，自己带头捐出一笔钱，同时发动有钱的人都捐出一些，被征的壮丁家属也出一些，合起来买一些兵油子去顶替。其他的村、乡也有仿着这办法去做的。最后还是失败了。因为越有钱的人越不会被征，他也就不肯出钱；越穷的人越被征得多，他们又出不起钱。而保、甲长又很不欢迎这个做法，因为这样，他们就不好勒索穷人了。

1939年下半年，征兵工作更感困难，各县都不能完成任务，而前方需兵更急。有些师管区就采取在交通要道上抓兵的措施，很能解决问题。军政部知道后，就正式下令各地抓捕"散兵游勇"。我当时所任职的渭南团管区已经积欠兵额5000余人，得到这一命令后，利用所辖九县都在陇海铁道沿线的有利条件，普遍设置卡哨，对过往青年一律加以拘捕，不到两个月我就把5000余名欠额还清了。采取设卡抓兵的措施后，以前不愿当兵的可以往外地逃，从此再也不敢了。许多青年不愿当兵，就只好上山当土匪。到了1940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又以发动志愿兵的名义把那些土匪头子委以团、营长，这样，上山当土匪的青年仍然逃不脱当兵的命运。

当时，人人都知道搞兵役工作是一个发财的差事，搞钱的花样也很多。下面就我的亲身经历谈一谈。

陕西关中师管区是1938年成立的，司令是张鼎铭，我担任渭南团管区司令。我们奉命去成立征兵机构时，三个团管区司令和八个补充营营长就向张鼎铭提出河水井水各不相犯的要求：我们保证完成征兵任务，司令不能干涉我们的经理 (经理，此处指挪用征兵经费做私人生意)，我们也不干涉师管区的经理。张鼎铭答应他，只挪用师管区三个月的经费去做生意，其他不干涉。

我当团管区司令也绝不侵犯下面的利益，就是说下面卖放壮丁的收入，我不会去分肥。我搞钱主要是从征集费上下手。当时军政部规定每征集一兵发征集费2元（后增至5元以上），我只发给乡、县一天的伙食费各2角，办公费每兵5分；由县送到团管区的伙食费按每60里一天，每天2角。这样每征一兵约开支8角，剩下的1.2元就人了我的私囊。渭南九县每月至少征兵1000名，有时达到3000名，平均每月我总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征集的兵到达团管区后就可按月领薪饷。接兵部队来到后，我就故意为难他一下，表示现在无兵可交。他们当然希望马上领回新兵，见我拖延，自然会找我谈条件。条件就是倒填半个月的接兵日期，由接兵部门拨给我半个月的薪饷。起初每兵半个月的粮饷约值银元5元。这样每月我又有几千元的收入。当然有时候这笔收入要与接兵部队长三七分成。这些贪污技法，在当时还算是很凭良心的。既不克扣兵饷，又不背卖放壮丁的恶名。我对下面卖壮丁的花样则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只要他们能如期交上兵来就行。我经常问那些送兵的常备队队长，知道当时卖放一个壮丁的价格由100元逐渐涨到300元、500元。我也亲眼见到接兵部队把新兵接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没收他们的便衣和搜缴随身携带的财物。

各县常备队的军服由团管区转发，由于经常逃人不免有些损失。这些损失是由常备队队长负责赔偿的。我在渭南团管区任司令的两年间，就积存了几千套军服的赔偿费。这笔钱本来应该上缴的，碰巧1940年夏天日机轰炸渭南，团管区司令部被炸，我便乘机与靠近司令部的一个锅厂厂主商量，在他的一间矮房里丢一些军被服，洒上煤油，放了一把火，把焚烧的情景拍成照片，从而报销了几千套军服和其他一些军用品的费用。

1940年冬，我调到河南淮项师管区任代理司令（司令为徐冰，未到差），就没有征集费可揩油了。我就与接兵部队勾结起来做鸦片生意，一共搞了三次，搞一次的利润大概是本金的20倍。接着我就改做粮食生意。时逢河南连续两年大旱，我从安徽阜阳运粮食到灾区来卖，如1.5元一块的豆饼运到灾区就值30元。不过那时候老百姓都没有现钱，一般只能用人换粮食。先是一石小麦换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以后涨到一斗小麦就能换一个女孩子。那时我还不忍心做贩人生意，我的粮食除卖一部分现钱外，大部分是换土地，约20块豆饼可换一亩好地。阜阳也没有多少粮食，到沦陷区去买粮食也很难，用现洋是买不到的，只能用水银去换。而水银是日本制造军火最紧缺的物资，须到重庆去贩取，国民党政府当时也是禁止水银出口的。但是如果用某些沦陷区的货物到重庆去换，却可以得到水银。为了得到水银，我们设法请求把壮丁送到重庆去交，这样由河南送兵到重庆就可以利用壮丁挑运一些物资到重庆去换水银，换回的水银再由送兵干部带回河南。有一次我的一个营长因为携带水银，被湖北某警备司令扣留了，我费了很大的力，才把他保出来。

河南在大灾之年不仅粮贵，柴火也很缺乏。当时规定师管区所属部门的烧柴由各县供应，我按编制向各县要柴草，师管区的补充团、基干团、模范队等部门编制虽庞大，但经常是没有几个人的，余下的柴火，起先是转卖给商人，以后是由各县改交代金。这笔可观收入，就用来改善我们的生活了。当时，河南乡村饿死了不少人，路上随时可以看见饿死的孩子。我家门口经常有牵着小孩子来卖的，最先还要一点钱，以后根本就不要钱了，只求给孩子一条活路。另外，当官的相互间交际应酬还以海洛因作为必需品。

兵役既然办得这么糟，自然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攻击，国民党当局便在法规上订出许多防止弊端的办法，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结果只是多了一些人分肥而已。

1937年我在金陵师管区任职，各地对征兵工作不满的意见不断地传到军政部。军政部就想出一个办法，派员到各县征兵事务所去主持征兵工作。我们明知他们是想插手分肥，也就让他们去了。其中，有一个姓陈的少校科员被派到溧阳县征兵事务所，不久，被当地群众联名告发。司令刘秉粹就派我去处理。我原是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去的，哪知到征兵事务所一看，里面群众拥挤不堪，有的在送钱，有的在谈条件，有的在骂大街。发现我是由师管区派来调查的之后，马上就把我包围起来，逼着我去检查陈某的箱子，当场搜出现洋2000余元和一包海洛因，使我不得不当场把陈某逮捕带回南京。

1940年，重庆当局派了一个兵役视察团经河南到陕西来视察，团长彭某是四川人。他们在河南向搞兵役的人敲了不少竹杠，这些情形我早就得到了消息。他们一来到渭南，我就去欢迎他们，请他们到华山去玩了两天。这位彭团长也想敲我竹杠。他很不客气地说我的工作搞得太糟，引起了我的反感。我就很强硬地让他派人到下面去调查，同时也不再招待他了。他派人到各县查了一转回来，各县都送了他们一些礼物，又打听到我是黄埔一期的倒霉鬼（当时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最低也当了师长，只有我还是一个小小的团管区司令），也就不敢惹我了。回到渭南时彭团长对我说，你们一期的黄马褂，我们惹不起。

接着又来了一个军风纪视察团，团长是广西的覃连芳，钦差大臣的架子摆得十足。人马还没到，大布告就在各县张贴满了。满纸冠冕堂皇的词句，号召群众揭发兵役的弊端，向他们告密。覃不先到渭南而到临潼，当地县长迎接他时，他嘱咐县长不要通知我。我赶到临潼请他们到华清池洗澡，覃很客气地对我说："我知道你的团管区搞得很好，这次不必检查，我们只到各县去看看。"我见他这样客气就没做一点准备工作。哪知他们把各县检查完了之后，三个组都来到了渭南，声言明天就离开。我便请客给他们送行。谁知他们吃完之后，三个组一齐来到我的团管区司令部进行检查，给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当时，我正集中各县办理报销的人员在司令部造假账报销，被他们抓个正着。我再去看覃时，他的态度就很不客气了。晚上覃的一个随从来找我，向我借钱。我告诉副官送给他300元，但要他开一张收据，以作我将来反攻的"武器"。覃回重庆后，立即提出对我的控告。大意是渭南团管区司令李昭良，生活奢侈，强令各县造假账报销，包庇娼妓陈小杏，吸食鸦片。他这一控告的内容马上由军政部一位与我素不相识的科员抄寄给我了。我当即去信感谢这一科员。不久这位科员来信向我哭穷，我马上寄给他400元。以后他还几次来信借钱，也多少应付了一点。接着军政部派人来渭南调查，我作了一番应酬之后，调查人要我提供书面答复。我的参谋捉刀替我做了一篇长文章，除了揭露覃连芳敲诈勒索之外，其大意是：我生活优裕是因为祖产丰富，并不是在渭南贪污得来；如果把造假账报销作为我的罪名，那么请你们到军需署去随便抽查，看哪一份不是假造的；陈小杏以前是个娼妓，但现与我已正式结婚，说不上什么包庇；在渭南吸鸦片并不奇怪，我也是偶尔为之，并未上瘾。结果，调查人得知我与何应钦是世交，又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不敢向我敲竹杠就回去了。过后军政部电我去西安胡宗南第三十四集团军总部作"检查"，胡宗南请我吃了顿饭，从此就没有下文了。

在国民党集团中搞贪污也有出事的。1940年，关中师管区司令张鼎铭就是因挪用公款经商而被撤职的。接任的王建煌司令一到职就跑来找我，要我把张存在渭南的1000多石小麦拿出来与他平分。我很不满意王的这种做法，假装不知道，没有交给王。

县长也有因征兵不力而被撤职的，我在渭南时期就因为我的力争而撤换过两个县长。征兵对被征者是一个灾难，对社会生产力也是一个巨大的破坏，作为县长，一方面想靠征兵去发财，靠完成征兵任务会邀功（当时征兵成绩占县长政绩的50%)；另一方面他又要考虑到征粮任务，要维持地方安宁，而每届征兵任务紧急时，农村田地荒芜，商旅绝迹，土匪横行。因此这些县长们不得不在某一时期（如农忙时期、饥荒时期）采取拖延态度，这样即与师、团管区发生摩擦，当然闹到要撤换县长的地步。此外，还另有一个原因。做县长的哪个没有后台？我要求撤换县长时期是孙蔚如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我们那时就想搞倒这个"杂牌"省主席，好让黄埔出身的蒋鼎文来当省主席，所以有意识地闹一点摩擦，使孙穷于应付，知难而退。

我初搞兵役工作时，觉得当兵总是一件可悲的事，谁无父母，谁无子弟，在我手里不应该征错人家的子弟，所以对征来的兵总是一个一个地询问有无隐情，也替一些壮丁申过冤，退回过一些征错了的人。后来发展到只要能完成任务就行，管他有没有冤情。搞兵役的军官，有些人开始还是有点良心的，认为贪污公家的钱物是可以的，只要不克扣士兵薪饷。后来发展到不仅喝士兵的"血"，而且喝灾民的"血"了。如为了买到水银，就千方百计地活动，把新兵送到重庆去交，经常是以新兵50％的死亡率换来一点水银卖给日本人。国民党征兵弄得天怒人怨一，民心全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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