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人人言国民党军队“兵好官不好” -- gaogeli

1935年5月至1939年，我先后担任金华团管区、衢县团管区和叙泸师管区兼泸县团管区司令，1939年担任第三十二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承办兵役历时五载有余，现就我所知情况写述如后。

一、浙江金华、衢县征兵情况

1935年至1937年，我曾担任金华团管区司令和衢县团管区司令，这一时期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机构设置 金华团管区与其上级机构金严师管区同于1935年5月成立，团管区除上校司令外，下设中校部员或少校部员1人、上尉部员2人、中尉部员1人、中尉书记1人、上尉医官1人（主办壮丁身体检查）、士兵约7人，官兵总共10多人。看来人数还不算多，实际上是人浮于事，因为征兵这一工作，主要是靠地方行政人员和乡镇保甲长。拿当时的金严师管区来说，司令部约30人，常年累月是无事可做的。军政部当时也感到这种情况有些浪费人力和财力，到1937年才改为师管区司令兼驻在地的团管区司令。

（二）适龄壮丁的调查和免役申请 适龄壮丁的调查和免役的申请审核，是推行征兵制度的基本工作，是决定谁该否当兵的准绳。当时征兵原则有一条就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但国民党地方行政官吏，对国民党政府征兵法令并不是认真执行。适龄壮丁的调查是由乡镇保甲长来办，免役的申请手续，也是他们来办。他们与县市政府的兵役科又是互通声气，互相勾结的。有钱有势的官僚子弟、地主、富农和城镇有钱的人，哪怕是兄弟七八个也没有一个适龄壮丁不是免役的；至于穷人，哪怕是独子独孙，也难免于被列为适龄壮丁之列。此外，那些头面人物的佃农或雇工因为与他们本身利益有关，他们想方设法找乡镇保甲长说情，乡镇保甲长不敢不买账，就为这类人的佃雇农和雇工去办一个免役的申请手续。

免役申请书，由县政府送团管区是一个例行手续，只要县政府核定认可，团管区是没有不准的，不准也是枉然。因为团管区不可能派人到各县去逐户清查，纵然有时也曾派人到县到乡镇保甲去抽查，也只是形式主义。团管区是希望应征适龄壮丁人数越多越好，免役的人数越少越好，而县政府就与此相反。我记得有一次我对金华县县长陈开泗说："陈县长，贵县的应征适龄壮丁人数比较起来是少一些，而申请免役的人数多一些，将来征起兵来，就会成问题，能不能再重新进行一次调查呢。"陈县长就面红耳赤，认为我这话伤了他这县长的体面。他说："我们都是按照兵役法规定的办法去做的，你说多一些少一些究竟有什么根据呢，你认为不合法，顶好是你们团管区去进行一次总清查。"我见他给我一个难题，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想如果把县长得罪了，我这团管区的事情会更难办，因此，我对于适龄壮丁的调查和免役的申请核定，就从没认真去对待。

（三）身体检查和抽号入营 适龄壮丁（当时为18-25岁）通过调查和免役申请核定后，第二步工作就是对应征壮丁的身体检查和抽号入营。在1936年至1937年的两个年头都曾按照军政部之规定，在开征之前，团管区成立征兵事务处，团管区司令兼征兵事务处处长，下设征兵事务所2一3个，由团管区派员和县政府兵役科组成，到各县较大的乡镇公所对应征适龄壮丁进行身体检查，检查合格的才有服行常备兵役的资格，不合格的淘汰。检查之后，即举行抽号入营手续，按抽号次序，抽在前头的先征，抽在后头的后征。但经过的事实，却有以下一些情况。

第一，参加身体检查的人，尽是穷人子弟，富裕人家即使有的话，也是拿钱请来代替的。这些代检的人，不是五官不全，就是得了不治之症。征兵事务所虽然知道，也是无可奈何。

第二，参加身体检查的人，有的远道而来，要花一个整天，不仅误他们一天的生产，还得饿着肚子回去，再等通知参加抽号。未应征入营之前，就得先尝几天苦头。可是乡镇保甲长却借口为壮丁办理身体检查和抽号入营手续，还向壮丁本人勒派一份开支。而征兵事务处则借此机会向军政部浮报一些旅费，从中捞一把。

第三，检查合格的壮丁参加了抽号，本应按抽号号次应征入营。可乡镇保甲长在这方面也有敲诈勒索的机会，他可以任意颠倒入营的先后，谁有钱使，谁就可以晚一步入营。但到最后仍然要应征入营。要想逃避应征，以一般的劳动人民来说，是千难万难的。

（四）衢县火车站惨案 1937年11月，衢县王县长征集到壮丁20多人，问我送到哪里，我要他直接送到金华师管区。王县长派了几名武装警察像解犯人一样把壮丁解到衢县火车站，专车解金华。20多名壮丁在严密监视下正在月台上车之际，忽然日机三架飞临上空，押送人员既不肯让壮丁自由散开又不将壮丁带离月台，结果20多名壮丁就在日机的轰炸下惨死，血肉横飞，无一完整的尸体。惨案发生后，我向军政部报请对受难壮丁颁发抚恤金。可是军政部对于这种严重惨案却毫不加以理睬，连批复都没有，20多名壮丁就这样白白地断送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五）升官发财之道 自1935年至1937年两年多的时间，我从金华、衢县等15个县征壮丁5000多名。按军政部的分配壮丁数额超额完成任务，并从中侵吞壮丁费法币2万元之多。如1937年，军政部规定每一入营壮丁发法币两元作为入营旅费，但未即时发下。拖了很久后，金华师管区司令萧钟钰（湖北汉阳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才将这笔钱领下来。他扣留了一半，发给我一半，有2000多元。我昧着良心掠为己有。萧钟钰虽然是我的上级，由于他分了赃，自然不敢向我追询这笔款子的下落，壮丁的家属更是毫不知情。

1937年秋冬之交，军政部派以邵某（四川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为首的三人视察小组到衢县团管区视察。他们刚到之初，问长问短好像抓住了我的什么尾巴似的。我见事情不妙，怕他们在何应钦面前说我坏话，就花了一笔钱给以殷勤的招待。果然钱可通神，他们都改变了态度，异口同声地说，周司令的兵役办得不错，成绩很好，超额完成任务，不是容易的事，我们要据实报告部长。我见他们都是兵役司长朱为珍的亲信，就又买了一些土特产如金华火腿一类的东西送给他们，并托他们带给朱为珍一份。是年11月，军政部长何应钦下达一道命令，谓衢县团管区司令周建陶办理兵役卓具成绩，应予传令嘉奖，并以师管区司令记升，有缺即补。1938年当四川省成立六个师管区之际，我就被调升为叙泸师管区司令，由上校级爬上了少将级。我的部下小同乡上尉张善湘、晏远风等人都随我一同人川并升级，大舅子呈鲁春是一个土包子，也当上了师管区的少校副官主任。

（一）四川省六个师管区的成立 四川省一向是四川土皇帝刘湘的统治区，为什么会让蒋介石一次成立六个师管区征兵呢？这首先是由于国共合作全国一致抗日的形势所迫；其次是刘湘死了，四川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这也是通过蒋介石的代表、重庆行营副主任贺国光与四川军阀邓锡侯、潘文华、王赞绪的往返洽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实现的。第一，在四川征到的壮丁，四川地方军队有优先补充之权利。第二，师、团管区人选，由四川军方推荐三分之二，中央委派三分之一。如成都师管区司令龙杰三、川北师管区司令苏紫文、嘉定师管区司令黄汉熟、渝万师管区司令徐思平等，都是四川军方所推荐。只有涪陵师管区司令韩文源和叙泸师管区司令是中央推荐。

1938年3月，我奉军政部长何应钦之命，被调升叙泸师管区司令，何要我入川之前去见他一面，有所指示。我到汉口拜见了何应钦，他说，现在需要大量的兵员以作补充，四川的情况还不甚稳定，征兵的问题不一定很顺利，务须排除困难，努力完成任务，到了重庆，先去见贺主任，快点去。从何应钦的谈话，可见蒋介石当时急于利用四川省的人力，而与四川省军阀之间尚存有一定的矛盾。4月中，我到重庆拜见了重庆行营副主任贺国光（这时国民政府尚在武汉）。贺一见面就问："你是第一次入川吗？"我说："是，对于四川的情况，我是陌生的，关于川省的征兵工作，究竟要怎样做合适，请主任指示要领俾有遵循。"贺说："四川的情况，与外省不一样，事情还得慢慢来，不得操之过急，免得把事情弄糟。"我想，何应钦交待需要兵员补充甚急，他却说是要慢慢来，我就有些耐不住说，现在日本人快打到武汉来了，难道四川人就不着急吗？贺说："急也枉然，兵总得要征，现在所有的师、团管区司令都到了重庆，你和他们一道，先到成都去走一趟，了解一下情况而后再去泸州工作。泸州叙府一带，还驻有川军新十师和新十八师，地方秩序还不大好，你是中央派来的，一切言行，还须谨慎，不要得罪地方。"我说："我只办我的兵役，不会涉及其他，请主任放心。"贺说："就是办兵役，也得注意地方环境，办起来才会更顺利一些。"从贺的谈话，也可见四川省当时的局势确实还不甚稳定。见了贺后，我与川省全体师、团管区司令会合，又一道去重庆行营听了贺国光的一次训话。主要内容无非是说明，他在蒋介石与四川地方当局之间做了一番调和工作，我们当师、团管区司令的都应该感激他。我们随后就联名宴请行营科长以上人员，师、团管区司令之间又互相应酬了一番，大家才于一周后去成都。在成都我们像进庙拜菩萨一样，由一个衙门拜到另一个衙门。拜过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副主任潘文华，也拜过省主席王赞绪。王赞绪兼军管区司令，他召集我们训了一番话，要求我们师、团管区司令与地方行政专员、县长在有关兵役行文方面注意辞令。当时中央规定，师、团管区司令对专员、县长、市长行文，不准用令，只能用代电，用令有伤专员、县长、市长的体面尊严。我们在成都逗留了一星期，每天都是应酬。到1938年5月上旬，我才到泸县组织成立叙泸师管区司令部，开始对泸州、宜宾、资中等三个行政区20个县征兵。我在这次由浙入川的活动中，总共耗去旅费和应酬费达2000多元，超过了当时师管区司令部一个月的经费（当时师管区司令部一个月的经费为1900元）。这笔支出，到后来都取之于征兵费用。

（二）征补训一元化 1938年4月，四川师、团管区尚未成立前，已经有部分地区开始征集壮丁，由重庆行营负责主其事。如泸县地区就曾设有重庆行营的一个壮丁编练大队，大队长为黄士兴，下设中队多个，常驻泸县小市地区，到各县接了壮丁再转送到各部队去补充缺额。各县市征集壮丁也无一定的规章办法，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壮丁编练大队，军纪荡然，压迫剥削壮丁，蹂躏地方人民，无恶不作。泸县人民恨之人骨。在叙泸师管区成立之后，壮丁编练大队撤销了，泸县人民曾认为可能会好一些。可事实恰恰与人民的愿望相反，尤其是在实行所谓征补训一元化的情况下，劳动人民所受的迫害更是日甚一日。

征补训一元化，即壮丁之征集、拨补与训练三者的结合，亦是所谓兵政与地方行政相结合的方针，是四川省军管区参谋长戴高翔与兵役署署长程泽润、副署长朱为珍相互勾结搞起来的。戴为人阴狠，诡计多端，地位不算高，野心却不小。因为他是陆军大学毕业，与蒋介石有过师生关系，他就向蒋建议，每一个县、市成立一个国民兵团，由县长、市长兼国民兵团团长，专设副团长一人主其事。国民兵团下设义勇壮丁大队（大县为大队，小县为中队），把壮丁的征补训练统一于国民兵团，以军管区统之。以较大的县来说，一个国民兵团义勇壮丁大队（四个中队）经常保持五六百壮丁，就等于一个营的兵力，蒋介石闻此自然同意。戴从而掌握了四川省国民兵团，培植了他的私人势力，大发壮丁横财，更进而取得蒋介石的宠信。所以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极为重视他，派以国防部兵役局局长之职，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拉壮丁，以支持打内战。

（三）抓壮丁、买卖壮丁和兵贩子 征补训一元化的实施，始于1938年秋。以叙泸师管区来说，自1938年秋至1939年就曾先后成立补充团达四个之多。由于军士的缺乏，又曾成立一个学兵营（两个连），招收了一批青年为学兵，经过短时训练，以供补充团队之需要。资中团管区和宜宾团管区，也各自成立了补充营。后来，军政部又相继成立几个补充兵训练处，每一个处有辖三个团的，也有辖四个团的。1939年冬，我曾兼充第三十二补充兵训练处处长（辖四个团），也正在这一时期，每个常备师增设了一个补充团。我记得仅在1939年度，军政部指派的军、师补充团和补训处补充团到叙泸师管区索取壮丁的单位总在20个以上，有许多都是指定限期交清。军政部长何应钦常向我下达这样的命令：限于某月某日以前，交拨某师壮丁×千×百名，如有违误，即以贻误戎机论罪。壮丁要靠县市政府去征集。在1936年至1937年，我在浙江省团管区任内时期，征集壮丁实行过适龄壮丁的调查和免缓役申请审核以及检查身体和抽签入营等程序。自1938年始，这一套形式上的手续都取消了。因需要的紧急，在这时已经来不及搞这一套，只好任凭县市政府怎么办就怎么办。县市政府如果不能如期将壮丁送到泸县，我就采取突击办法，商求到师管区接取壮丁的部队长派遣干部到各县、市政府去坐索，这样自然要快一些，接收壮丁的人，也乐于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县、市长也就不得不紧张起来，发动乡镇保甲长抓。这一时期与其说是征，不如说是抓，更为名副其实。

抓壮丁主要是靠乡镇保甲长，但是师管区补充团、补训处、常备师接收壮丁的部队、过境的部队、当地驻军（如驻泸县川军新编第十八师），大家也都抓壮丁。乡镇保甲长也就更加狐假虎威，借征兵之名，向劳动人民进行无情的讹诈勒索。每抓到一个壮丁，只要壮丁的家属有钱使，就可以赎回去，但过些日子，乡镇保甲长又会再将他抓去。甚至勒索多次，而仍不免于被抓。有的壮丁正在办喜事也被抓去了；有的壮丁正当他的亲人死了，还没有来得及入殓就被抓去了。抓壮丁不仅是乡村，较大的城市也抓。如泸县县长袁守诚多次借清查户口为名，于夜半动用军警在泸县城镇大肆搜索，只要是他认为身份不明之人，就被抓去充当壮丁。当地行政专员张清沅是国民党CC集团的一员大将，对袁守诚这种行为，不仅不予谴责，相反地予以支持，认为这是一举两得，既清查了户口，又抓到了壮丁。

师管区和补训处补充团以及县、市国民兵团义勇壮丁大队到各县、市去接收壮丁的人员，乡镇保甲长会和他们直接打交道，常常是送钱不送人。但一旦接到命令要把壮丁交拨出去或是送出川外交拨时，他们就临时抓一些壮丁来凑合顶替，应付过关。有的在宿营地抓，有的在行军途中抓，所抓的自然是贫苦的劳动人民。

还有一种兵贩子，专门靠卖壮丁为业。乡镇保长从劳动人民身上讹诈一些钱，自己分得部分，以一部分给兵贩子去冒名壮丁。部队中的连级干部也以少数的钱收买一批兵贩子去顶替缺额，或者是以其充当临时班长，随壮丁一起到常备师团。这类兵贩子本领高强，几天以后，他们就能够开小差返回来，再做同样的买卖。

（四）压迫和剥削壮丁 当壮丁被抓后，乡镇长首先就会将他捆起来送交国民兵团义勇壮丁队。义勇壮丁队与县政府看守所没有两样，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有的县里虽然向军管区领了服装费，但只花少数的钱去买一套破旧的军装给壮丁穿上，连汗褂、内裤都没有，还得将壮丁原有的便衣裤剥掉，说是怕他开小差。有的县里只领到半数服装费（其余一半被军管区分赃），连旧军服都不买，壮丁就只能穿他自己原有的破衣烂衫。吃的就更不用说，有的县里连稀粥也不给喝饱。关上十天半个月不等，而后才能送到师管区补充团，或者直接送交常备师的接收单位。

壮丁到了师管区的补充团，待遇也好不了多少，发一套军服和一套汗褂裤，有时候能两人发一条薄棉被或者一条毯子。天冷时，就只能盖稻草加棉军服；天气暖和时，有些连级干部为防止壮丁冲营逃跑，常强迫壮丁脱了裤子睡觉。每日两顿饭，也是经常吃不饱的。在1939年，每一壮丁规定每天粮食22两（1938年还是20两）。但国民党部队许多后勤官员都是穷凶极恶的剥削鬼。米里都掺有沙子，大秤称进，小秤称出。团级干部打一个折扣发到连上，连级干部再克扣，壮丁每日只能吃到十几两带沙子的糙米饭，虽然也有点微不足道的副食费，在法币不断贬值、物价日益上涨的情况下，有时就只能喝点盐水或是用几颗咸蚕豆下饭；医药卫生更谈不上，害了病是没有药吃的。不少壮丁在补充团队被虐待致死，活着的也是面黄肌瘦形同骸镂。

1939年春夏之交，我奉军政部和何应钦之命，指派第一团团长李光父率壮丁2000名经重庆坐船送到宜昌附近某师交拨。该团到达宜昌后，某师已经开去广西，我向军政部长何应钦请示怎么办，他回了一个电话：赶送广西交拨具报。这一批面黄肌瘦的壮丁身上穿的仅是一套棉军服和一套汗褂裤，打着赤脚，日晒雨淋，风餐露宿，徒行千里，到达桂林只剩下一千二三百名。接收单位见壮丁质量不好，拒不接收，经再三哀求才勉强接收过去，一面交接，一面就有倒毙在地上的。

补充兵训练处处置逃跑壮丁，不择手段，残酷无情。1940年夏，驻泸县石洞镇第三十二补训处第一团团长钱鹤阜（浙江吴兴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将一个不堪压迫而逃亡的壮丁抓回来说要惩一儆百，我就擅自同意将这个年仅20岁的壮丁枪毙了。还有驻内江第十四补训处张世希（安徽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所部曾发生活埋壮丁的惨案多起。

（五）杭日救国志愿兵团征兵情况 蒋介石在抗战一开始，开动他的宣传机器，大肆宣传青年从军抗日救国。各地区就搞起一种所谓抗日救国志愿兵来了。这里我只叙述一下泸县抗日救国志愿兵团的真实情况。

泸县，在叙泸师管区范围是一个较大的县，人口比较多，被摊派的应征壮丁员额也就多些（兵源最急需年份大约每月配征额为800一1000名）。由于兵役的办理不善，拖欠的壮丁人数很多，我乃与泸县县长袁守诚洽商，要泸县成立一个抗日救国志愿兵团，每一个志愿兵准其抵一个应征壮丁名额。袁县长自然乐为，遂保举泸县国民兵团义勇壮丁大队长为志愿兵团团长。报经军政部批准，照师管区补充团待遇，并规定能号召40名青年的为排长，120名的为连长，500名的为营长，1500名为一个团。于是一大批曾在川军干过排连营长的恶霸地主、兵痞流氓，在泸县广大农村和城镇威逼利诱，连拉带骗，经过三四个月搞到大约1000名的壮丁，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兵贩子，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地方舆论哗然。我见情况不妙，才停止进行，将志愿兵团撤销，千名壮丁拨归师管区补充团接管。由于都是被强迫拉来的，接收时跑了一大半。而袁县长将1000名壮丁抵补了该县应征壮丁配额，算作一份成绩，我则从中造了一笔假账报销，捞了一笔钱。

（六）趁火打劫发壮丁财 国民党承办兵役人员，绝大多数都是趁火打劫发壮丁财、发国难财的。官越大掠夺的财富越多。他们经常拖延拨发壮丁经费，以挪用的款项买黄金、买美钞、买棉花纱布，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开办被服厂为壮丁置办被服，偷工减料，以少报多；克扣壮丁的鞋袜费、医药费。我在叙泸师管区司令任内，总共只一年多，就侵吞了10多万元：与团长文蔚雄、张贵乡勾结，提前谎报壮丁入营日期，不仅吃了壮丁的主副食费，也吃了壮丁的饷款；壮丁死了并不是都有棺木埋葬，却上报棺葬费，入了私人腰包；设立被服厂为师管区补训处的壮丁承制夏服和棉被几万件，借承制壮丁被服为理由，派人到宜昌贩运花纱布到泸州出售，发了壮丁财。我在家乡买水稻田200多亩，在株洲买房地产业多处，在浙江建造住宅，在长沙市买屋基地，还在重庆南温泉买临时住宅一处作为躲警报休养栖息之处。在同僚嫉妒揭发控告下，于1941年，我受到了军法司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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