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1君子与圣人 1君子与小人 -- 桥上

君子与小人

前面说到“君子集团”，所以在这里细考一下《左传》中“君子”的概念，以及“君子”这个概念的演变。在《左传》中共157处出现“君子”，其中主要是以“君子曰”、“君子谓”、“君子是以知”、“君子以为”、“君子是以”等等形式引述君子的观点，例如：“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隐五年传》（p 0045）（01050401））“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桓十七年传》（p 0150）（02170802））“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隐十一年传》（p 0077）（01110502））“君子以为知礼。”（《襄八年传》（p 0959）（09080802））“君子以齐人之杀哀姜也为已甚矣，女子，从人者也。”（《僖元年传》（p 0279）（05010701））“君子是以善鲁庄公。”（《庄八年传》（p 0174）（03080202））。以君子的话作为总结是《左传》作为教材的特点。《左传》中还有45处包含了对君子的描述，反映了当时的人对君子的看法和要求。另有12处当时人引用的诗句中有“君子”这个词（实际上诗三百中，有62篇包含“君子”这个词，也不少），当时人引用这些诗句是要说明“君子”应该是怎样的，也就用这种方式对“君子”进行了描述。特别的是，在提到“君子”时，有14处是把“君子”与“小人”对举，从而从这个角度说明了“君子”的概念，也可以说是对“君子”的描述。（以上各类中有一些是重叠的。）

“君子”和“小人”这一对词我们都很熟悉。提到“君子”与“小人”，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君子”是“小人”的对立面，“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二者的区别主要是在道德方面，但是当时并非完全如此。语言这个东西，本来就是飘浮不定的，因此也是非常复杂而模糊的，一个词，一句话，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含义，即使在同一个时代，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很可能也会有理解上的巨大差异，从而造成严重的误解，“君子” 与“小人”这一对概念也不例外。

在我看来，“君子”、“小人”在当时首先是身份的概念。在《左传》中，有不少关于人们身份的概念，包括“国人”，“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等，也包括“君子”与“小人”。

先说“国人”：

当时的统治者，主要以“姬”姓“部族”为主，包括“姜”姓、“姞”姓等与“姬”姓有婚姻关系的“部族”，以及一部分“子”姓、“姒”姓、“妫”姓等旧贵族上层，“嬴”姓、“羋”姓等边缘地区“部族”的上层，还有当时同时活动在中原的“隗”姓等游牧族上层。这些统治者大都住在“国”内，由一圈城墙保护着。在每一个具体的“国（城邦）”中，都有所谓“国人”或类似的群体，这些“国人”互相之间有血缘关系，都源自一个或几个关系密切的“部族（姓）”。就城邦而言，“国人”就是“城里人”，是被城圈保护起来，在城内同舟共济的群体，“同舟共济”这一点与今日的“国人”有类似之处，当然“国”的大小已不可同日而语，国的范围也不再是那一圈城墙之内了。

在《左传》中多次提到这个“国人”群体，上至王城（《僖二十四年传》（p 0425）（05240204）），下至晋国（《僖十五年传》（p 0360）（05150408）），楚国（《宣十二年传》（p 0730）（07120204）、《昭十三年传》（p 1348）（10130204）、《昭二十七年传》（p 1485）（10270301）），齐国（《襄二十八年传》（p 1150）（09281102）、《昭十年传》（p 1316）（10100203）、《哀六年传》（p 1634）（12060302）），秦国（《僖二十八年传》（p 0469）（05280502）），宋国（《僖二十二年传》（p 0397）（05220803）、《文十六年传》（p 0621）（06160503）、《哀二十六年传》（p 1729）（12260202）），郑国（《宣九年传》（p 0703）（07090801）、《宣十二年传》（p 0718）（07120101）、《昭四年传》（p 1254）（10040601）、《昭十六年传》（p 1376）（10160301）、《昭十九年传》（p 1405）（10191001）），鲁国（《襄四年传》（p 0940）（09040801）、《哀八年传》（p 1648）（12080202）、《哀二十七年传》（p 1735）（12270401）），陈国（《桓五年传》（p 0104）（02050101）、《哀十一年传》（p 1661）（12110201）），卫国（《闵二年传》（p 0265）（04020501）、《僖二十八年传》（p 0469）（05280502）、《襄二十六年传》（p 1113）（09260202）），曹国（《成十三年传》（p 0867）（08130501）、《成十六年传》（p 0891）（08160701）），莒国（《文十八年传》（p 0633）（06180701）、《昭十四年传》（p 1365）（10140401）），郕国（《文十一年传》（p 0584）（06110601）），都有这种“国人”群体。上面所列，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的诸侯国，没提到的诸侯国也不等于没有这种“国人”群体。甚至大臣的采邑也可能有类似的群体，《襄二十三年传》有栾盈遍拜“曲沃人”（（p 1073）（09230301）），感谢这些“曲沃人”决定支持他叛乱。《昭十四年传》有：“南蒯之将叛也，盟费人”（（p 1364）（10140201）），这里的“费人”可参加决定重大事务的盟誓（“朝众而盟”）。无论是“曲沃人”还是“费人”，其地位可能都类似于在各个“都城”的“国人”（在《左传》中，有两次也把郑国的“国人”称为 “郑人”（《襄三十年传》（p 1176）（09301003）、《昭七年传》（p 1291）（10070901））。

当时的这种“国人”有很多政治权利，估计是原来的部族时代的遗迹，实现这种政治权利的途径之一就是所谓“朝国人”的制度，在遇到重大事件时，就会“朝国人”（僖十五年传》（p 0360）（05150408）、《定八年传》（p 1566）（11080701）、《哀元年传》（p 1607）（12010401）），以征询意见，做出决定（可以看看《僖十五年传注》（p 0360）（05150408））。国人的向背往往决定了政治斗争的胜负（例如：《文七年传》（p 0556）（06070302）、《文十六年传》（p 0620）（06160501）、《襄十年传》（p 0980）（09100903）、《襄十九年传》（p 1050）（09190901）、《襄二十七年传》（p 1136）（09270702）、《襄三十年传》（p 1176）（09301003）、《襄三十一年传》（p 1189）（09310801）、《昭五年传》（p 1262）（10050104）、《昭十三年传》（p 1346）（10130203）、《哀十六年传》（p 1703）（12160506）），决定了对外政策的走向（例如：《僖二十八年传》（p 0451）（05280101）、《襄十八年传》（p 1041）（09180401）、《昭二十三年传》（p 1444）（10230401））。因此，“国人”有时还会参加决定国家大事的盟誓（例如：《成十三年传》（p 0866）（08130401）、《襄二十五年传》（p 1099）（09250206）、《襄三十年传》（p 1175）（09301002）、《昭二十年传》（p 1412）（10200406））。（《昭四年传》“盟其大夫”杨先生《注》：“襄二十五年传载盟国人于大宫，其初辞曰“所不与崔、庆者”，国人即大夫。”（p 1253）（10040401）此处杨先生以为有时“国人即大夫”，但不妨碍先生也认为“国人”一般是一个比“大夫”范围更大的概念，是与天子之“万民”相当的群体，亦见《僖十五年传注》（p 0360）（05150408）以及《哀二年传》“三揖在下”《注》（（p 1611）（12020201））。）盟誓的场所往往是所谓“大宫”，即该国立国之君的庙，其性质是祖庙，在祖庙盟誓，应该也反映了“国人”之间的血缘联系。由于“国人”在国家稳定方面举足轻重，执政者采取的很多措施的目的常常是“以靖国人”（《文十八年传》（p 0643）（06180801）、《成十五年传》（p 0875）（08150403）、《襄十五年传》（p 1022）（09150301）、《昭二十二年传》（p 1433）（10220201））。

因此，在我看来，当时的“国人”与现在的“国人”最大的区别是当时的“国人”只包括了统治集团，而且是以血缘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统治集团，遇到战争时“国人”则成为军队的骨干。我这里说的“统治集团”其中的下层实际上并非统治者，但作为一个集团，他们有特殊的地位。“国人”包括诸侯、卿、大夫，还包括士。在《左传》中，“士”这个词常和“大夫”这个词一同出现（《桓二年传》（p 0094）（02020804）、《襄九年传》（p 0966）（09090401）、《襄十四年传》（p 1016）（09140601）、《哀二年传》（p 1613）（12020301）），作为比“大夫”低的一个职务等级，其含义或类似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前的“武士”，但与我国后来“士农工商”之“文士”不大相同（其实我觉得春秋制度与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制度有颇多相类似之处，请知道的指教）。

再说“君子”与“小人”：

下面是《左传》中两处对“君子”的描述，一条在《昭五年传》：“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p 1263）（10050106））另一条在《昭二十七年传》：“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p 1482）（10270201））杨先生《注》：““都君子”为亲军之称号征发自都邑者。”则“都君子”或与晋之“公族”、宋之“门官”类似，都是由贵族的嫡子组成的亲军。历代的亲军侍卫往往以亲贵子弟充任。可见“君子”的范围也是从诸侯一直到士兵，似乎与“国人”有很大的重合之处，不过这士兵可不是一般的士兵。而且，所谓“国人”既然是“国”人，就必定在某一“国”之内，而“君子”则不必与特定的“国（城）”联系在一起。

因此，从上面的描述看，“君子”应该包括诸侯、卿、大夫，还包括那些贵族的嫡子，就是有资格继承先人成为族长（宗子），从而担任诸侯、卿、大夫职位的人，也就是有受教育（“公立”教育）资格的人，虽然这些人可能“暂时”也是“士”，但这些人只是“士”的一小部分，因此，“君子”比“国人”的范围小，与“国人”相比，“君子”才是更名副其实的统治者。“小人”则或包括大部分“士”以及“庶人”、“工”、“商”等（《桓二年传》（p 0094）（02020804）、《襄九年传》（p 0966）（09090401）、《襄十四年传》（p 1016）（09140601）、《哀二年传》（p 1613）（12020301））。

其实，“君子”这个词的组成也许就来源于其身份的界定。所谓“君”，自是指统治者，既包括诸侯，也包括采邑的所有者，家族的族长。“子”，则是特指族长继承人，而非一般所指的所有的儿子，《左传》中有好几处在特定语境下提到“子”，都意为可以继承族长（包括诸侯）之位的嫡子（例如：“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昭三年传》（p 1234）（10030302）“子服回之言犹信，子服氏有子哉！”《昭十六年传》（p 1382）（10160701）“余无子，将立女。”《哀二年传》（p 1611）（12020201）），而将“子”用为族长继承人最明确的是《哀二十七年传》：“恶而无勇，何以为子？”（（p 1735）（12270501）），这里说的是已继承族长之位的赵无恤（赵襄子），说你长得这么丑又如此胆小，凭什么当了赵家的族长。我猜想，说不定当时作为敬称的“子”、以及“公侯伯子男”之“子”、“诸侯在丧曰子”之“子”，都是从“族长继承人”这一意义上的“子”衍生而来的。

关于“国人”、“君子”与“小人”这样的区分，还可以参照《哀二年传》的：“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p 1613）（12020301））与《昭六年传》的：“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p 1278）（10060701））以及《论语季氏第十六》的：“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因此，“君子”是统治者及未来的统治者，“小人”则是被统治者，二者的区别是身份的不同。

所以当时的人认为：“君子”应该有统治者的作派：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昭元年传》（p 1217）（10011201）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襄三十一年传》（p 1193）（09311301））“小人”则应该侍奉“君子”：小人之事君子也，恶之不敢远，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贰心乎？（《襄二十六年传》（p 1117）（09260801））而且“小人”不可以参与大事：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五一七年），鲁国的一些公子想推翻执政的季氏，让鲁昭公的侍从传话，这个侍从却遭到鲁昭公的驱赶，鲁昭公的说法就是“非小人之所及也”（《昭二十五年传》（p 1462）（10250604））。因此，“君子”与“小人”所要遵循的行动规范——“道”也不一样，由此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第十七》）所以说：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昭三年传》（p 1238）（10030305））还有一处提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某宋人自称，《襄十五年传》（p 1024）（09150801））提示了“小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也受到限制。而且“君子”与“小人”犯了错误所受到的惩罚也不一样，所谓“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昭六年传》（p 1278）（10060701））“君子废”应是指取消其作为“君子”的资格，不能担任本应担任的官职，所遗留的官职或由本族中本无资格任职的人接任，或被其他家族瓜分。因此，“君子”的地位是天生的，而且“君子”们之间往往是有血缘关系的，所以“君子”们之间的争斗有时候是温情脉脉的，如果没太大的事，各国的大夫犯了错一般是被驱逐出境，而且往往几年后还会再被召回来。

当时的人还认为：“君子”与“小人”身份不同，就应该做不同的事，所谓：君子勤礼，小人尽力。（《成十三年传》（p 0860）（08130202））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襄九年传》（p 0968）（09090502））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襄十三年传》（p 0999）（09130302））君子务在择人。（《襄二十九年传》（p 1161）（09291301））因此，“君子”与“小人”所应具备的技能也不一样，对于君子，有下列说法：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宣十二年传》（p 0734）（07120206））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第二十》）对于小人，则是另一种说法：臣小人也，不知纪年。（晋某舆人自称，《襄三十年传》（p 1170）（09300301））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第十三》）

但是，语言中词语的含义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飘移的，“君子”、“小人”的概念也不例外，“漂移”的方向之一是二者的界限逐渐变得不那么清晰，小人的范围逐渐扩大，逐渐不再仅是身份的分别。下级常常在上级面前自称“小人”，例如：郑大夫颍考叔对郑庄公自称小人（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隐元年传》（p 0014）（01010406））），楚大夫申叔时对楚庄王自称小人（吾侪小人所谓‘取诸其怀而与之’也。（《宣十一年传》（p 0714）（07110502））），宋厨人濮（宋厨邑大夫）对宋元公自称小人（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请待之。（《昭二十一年传》（p 1427）（10210601））），宋卿子罕相对于宋平公自称小人（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襄十七年传》（p 1032）（09170601））），楚薳罢（不久为楚令尹）相对于楚王和当时执政的大臣自称小人（吾侪小人食而听事，犹惧不给命，而不免于戾，焉与知政？（《襄三十年传》（p 1170）（09300101））），晋大夫张趯对郑卿子大叔自称小人（自子之归也，小人粪除先人之敝庐，曰：‘子其将来。’今子皮实来，小人失望。（《昭三年传》（p 1242）（10030702））），然明（郑大夫）对郑卿子产自称小人（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襄三十一年传》（p 1191）（09311101）））。于是更有地位稍高者也对地位较低的人自称小人，例如：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远而慢之。（《襄三十一年传》（p 1192）（09311201））这是郑国的正卿子皮对执政的子产说的话（子皮位列子产之上），但这里的“小人”已经含有“见识”方面的意味了。

由于上述的身份不同，“君子”、“小人”本来就要求见识不同，所以“君子”、“小人”之称就逐渐演变成了“素质”的分别，例如，有见识的，则被称赞为“君子”：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成九年传》（p 0844）（08090901））张趯有知，其犹在君子之后乎！（《昭三年传》（p 1232）（10030101）王曰：“溺人必笑，吾将有问也。史黯何以得为君子？”对曰：“黯也进不见恶，退无谤言。”王曰：“宜哉！”（《哀二十年传》（p 1716）（12200301））没有见识的，则被鄙视为“小人”：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诬乎？（卫老臣公叔文子言阳虎，以其为小人，《定六年传》（p 1556）（11060201））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国家之利也。若何从之？（子产言楚王，以其为小人，《襄二十六年传》（p 1123）（0926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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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人物事略06附：厉杀三郤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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