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辨伪 -- 弦音醉舸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一卷，称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但在历代典籍中均无记录。由于挂着敦煌遗书的名号，自从此书发表以来，一直广泛引起大家的热情关注，推崇者甚多，甚至献此书的张大昌的徒子徒孙们在出版研究合集之时，为自己的名望争得头破血流。此事颇可笑，或者说可悲，这么一本漏洞百出的伪书，竟然忽悠了那么多专家学者将近40年，当然，我也曾经陷入其中，试图从中挖掘出神秘的“宝藏”。

一、《辅行诀脏腑用药法式》的来源:

1、马继兴先生《敦煌古医籍考释》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的再发现过程：

“十九世纪末，河北威县中医张偓南氏家传医学，所藏医书甚丰。敦煌卷子出土后，闻风前往，曾在驻洞道士手中重金购得医学卷子—轴。书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首尾基本完整，其前尚绘有三皇、四神及二十八宿之图。张氏视为珍宝。殁后传于其孙中医张大昌(为靖)氏。大昌先生多取此书历裁方论治病获有良效，并将此书教授弟子，且录有复本两种。1966年“文革”期间卷子不幸被毁。仅抄本幸免。1974年初张氏用‘赤脚医生”之名将抄本寄送中医研究院。初未引起重视，后此件转交我手，经我反复考察验证抄件中保留与引用的古俗讳字、药名、药量、人名、方名、书名、篇名以及病症名称、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确定绝非今人仿造赝品。其成书下限绝不晚于宋初以前，因而由我写出了对该卷子年代的初步鉴定资料。为了进一步征求有关文史专家的意见，1975年我曾将此卷子释文及其有关情况请教了社会科学院张政烛和李学勤两教授。经他们鉴定，在结论中也提到：“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早到(南北朝)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秒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与此同时我院王雪苔团志也对此书寄予了很大重视，并专门就此事直接去威县张大昌先生处作了详细调查。并进一步获见保存于其弟子处的另一抄本。故本书此次的整理即特约请王雪苔院长据此两本互助而厘定。”

2、王淑民《敦煌石窟秘藏医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解题：

“此方书是1974年，由河北威县张大昌（字为靖）先生，以“赤脚医生”的名义将本书抄本寄赠给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抄本题“华阳隐居陶弘景撰”。大昌云抄本所据原件乃来自敦煌石窟藏经洞。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政烺和李学勤教授均作有书面鉴定意见。马继兴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抄本所据之原书．不论在其所保留与引用的古俗字、讳字、别名、古病证名称，以及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可以确定绝非近世或今人仿造赝品，因而其成书年代下限绝不晚于北宋初期以前，是很值得重视的”（见《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张政烺、李学勤认为：“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早到梁代的作品……疑是后人辑录陶说为之，为了尊崇本师，在书名下加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为了解此书的原委，笔者曾于1991年8月与一同事专程前往河北威县采访八十一岁高龄的张大昌中医师：张先生为我们详细叙述了此书得而复失的经过。张大昌先生的祖父名张光荣，号偓南，晚清时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曾在湖北某军伐（似为王殿圆）手下任军马总稽察。听其祖父说，1915年奉命往张掖收购军马，随从是姚振阳军需官。因早已听说敦煌多古籍，故顺便前去探寻。因遇风沙，遂留宿敦煌千佛洞。有位王道士问他们是何处人、什么事业，张光荣未敢暴露其真实身份，只说是行医的，王道士听罢说：“法国人运走了六骆驼垛子卷子，我在装垛时暗中留下一卷，是医方，先生现在行医，我可以将其卖给你。”索价80块大洋，后经讨价以75元成交，归途路经西安时，在西安画市将其裱背，后送回原籍家中世袭珍藏。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张大昌受到运动的冲击．其家中所藏典籍均被抄没散佚，此卷子也在其中，另外尚有一些竹简。三四年后，张大昌在一村民家诊病时，见此卷子己被剪成了鞋样儿，经询问，是两家孩一子糊风筝所余之物，当时张大昌尚未平反，朝不保夕，故未敢索回余物。说到卷子被毁，大昌先生禁不住痛哭失声。张大昌回忆，此书是写在“绫子”上的，即丝织品。卷子长约一丈二尺，高尺许。卷首有三皇像，在三皇像四周为二十八宿和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象。大昌先生并按记忆画了一张“三皇图”。张大昌先生对医学、文学、佛学等方面均有一定的造诣，他对此卷子特别珍爱，年轻时曾将其熟读背诵，井用其医方行医，八十岁高龄的张先生，对此卷子的段落、医方尚能背诵。”

3.钱超尘自述：

“这个《辅行诀》这个绢子，就到了张渥南的手里，到了他的手里以后，他回过头来，在这个西安，就用了一个裱背店呢，给它裱起来了，然后呢，他就回到了故乡，回去以后，他这个军职他不当了。他抓药了。当医生了，效果非常非常好。后来，他不几年就死了，他就呢，把他这个《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这个绢子写本传给了他的儿子，叫张阿河，没几年他这个儿子也死了，他就传给了他的孙子，叫张大昌，张大昌，非常的聪明颖悟，而且文化水平也很好。他就按照《辅行诀》来治病，临床效果立竿见影。张大昌先生还收了几个徒弟，他的徒弟里边只有一个人见到过这个绢子本，别的徒弟都没有亲眼见过，既然有一个徒弟亲眼见过，那就是说这个绢子本确实是在张大昌家里边存在着。1966年，有一天早晨上班，中午回家，诶哟，张大昌家里边给他翻腾……红卫兵给他翻的乱七八糟的。

红卫兵来了，他首先要找这个《辅行诀》的绢子本，没有了，有的人说是烧了，有的人说呢红卫兵看着这个挺好，给他剪呢，剪呢，剪成糊风筝了。这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损失，我可以这样说，如果《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这个绢子存在到今天，我们在六朝以前的这个医学史，许许多多的重要问题要重新写作。要重新评价了，那么所幸呢传抄本流传下来了，1966年以前，张大昌先生很有爱国的情操，他认为这样一个本子，留在自己的手里边丢失了怎么办？所以他以赤脚医生的名义给中国中医研究院，今天叫做中国中医科学院写了一封信，说我在敦煌里面得到了这么一个《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现在这个原本藏在我的家中，我现在呢根据这个原本抄录了一份，我把这个抄写件寄给了您们，您们需要看原件的话，您们请到我家里来。

这封信呢寄到了中医研究院，好长时间没有答理他，那阵很快的话，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兵荒马乱的，谁还管你这个屁事儿啊？所以呢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六月份红卫兵给他毁灭了。这话说已经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大概1973年左右。大昌先生又第二次给中医研究院又写信。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院长叫王雪苔先生，他把张大昌先生的信又重新读了。然后呢，中医研究院的著名的中医文献学家马继兴教授也非常关注此事儿。于是，王雪苔院长亲自到了河北省威县，拜访了张大昌先生。那张大昌先生，当时带着中央卫生部介绍信去的。县里边一接到这封信，把这个话就传给张大昌先生，所以呢，就跟张大昌先生聊，张大昌先生就把这个《辅行诀》完全背下来了。

啊，9000字背下来了。因为他天天看，他背一句，这写一句，写一句完了以后呢，他说，您再背一背我看我这记的对不对？就有一个记录稿。同时呢，张大昌先生啊还根据自己的背诵的情况还有一个手写稿，这个手写稿对照着背诵稿二者加以校对，王雪苔先生去年根据着张大昌先生的手写稿和背诵稿又重新地校对了一翻。在学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书叫做《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药校注考证》。这个书吧，25万字。”

从上述信息中可以看到：对《辅行诀》首先进行鉴定、校勘、深入研究并肯定非赝品者为马继兴教授,王淑民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委托直接去河北省威县进行调查,获得张大昌弟子手抄本,于是《辅行诀》才保存下来。后来钱超尘又去实地调查并录有背诵稿。

马继兴先生将张大昌记忆本、其弟子手抄本两个本子互相对照进行校勘厘定,收进《敦煌古医籍考释》一书,世人始见《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当时马继兴研究院将此书请求张政烺、李学勤两教授鉴定，他们的鉴定意见如下：

　　“这个卷子实物已不可见，不能直接进行考查，据所说情况有些可议之点。陶弘景的著作今日流行尚多，并无此种，《华阳隐居内传》（宋.贾嵩撰）卷中之末有‘华阳先生在世所著书’十九种一百六十六卷，‘先生在世所著书’十三种五十七卷，其中皆无此书。从书名看，‘辅行诀’三字极可注意，现存佛教典籍有《止观辅行传弘诀》一书，唐释湛然著（类伽精舍本大藏经，阳字五、六、七号），是天台宗的著作，天台宗注重医学，这书里也谈到有些医疗的事，但将二书对照，看不出有什么关系，《止观辅行传弘诀》可以简化称为《止观辅行诀》然如简称为《辅行诀》，把表明宗旨的‘止观’二字省略，便很不妥当了。所以，看不出两部书有关系。‘辅行’二字连文最早见于《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辅行是‘副使’即辅佐或助再之意。只是一个时代的词汇，佛教道教的人都不妨用，不是什么宗教词语。

　　陶弘景著的《真誥》内为《运题象》、《甄命授》、《协昌期》、《稽神枢》、《阐幽微》、《握真辅》、《翼真检》等七篇皆以三字标题，当时道教有此风气，又《华阳陶隐居集》卷二有《发真隐诀序》、《药总诀序》等，知当时作书常以诀字为书名，盖亦风气如此。

　　通读此书数过，从内容上找不出可以肯定或否定的证据，这主要因为我们不通医学，没有医学史的知识，一个感想是，如果此书是近人伪作，总会流露一些近代的词汇，蛛丝马迹，容易查觉，但寻绎文义，亦非陶弘景自著之书，如云‘隐居曰’‘陶氏云’‘陶云’则作者自非弘景本人，疑是后人辑录陶说为之，为了尊崇本师，在书名下加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一行，其实这里边有很多不是陶弘景的东西。

　　“总的意见：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是早到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秒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

　　从上述资料看，张政烺、李学勤两先生提出‘辅行诀’三字及唐释湛然的《止观辅行诀》，张政烺、李学勤两先生的鉴定基本否定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为陶弘景所著。结合此书出现的过程，所谓的原稿只有张大昌和一个弟子见过，则所有的流传过程并无任何旁证，其来自于敦煌藏书的说法也仅仅是张大昌个人的讲法。

二、文字内容方面：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方剂组成上接近于《伤寒》用方，漏洞较少（并不是没有），主治功用上，也都是引用《内经》，此处无漏洞，但除此之外的文字，则疑点重重，漏洞百出。

1、《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提张仲景有三处，如：“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汎、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

事实上，“张机”这个名字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唐甘伯宗《名医录》，王叔和《脉经》、皇甫谧《甲乙经》、葛洪《肘后备急方》、陈延之《小品方》中都只用“仲景”来称呼张仲景，且陶弘景自己的作品《本草经集注》序录上曰:“《神农本草经》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診脈，明氣候，以意消息之耳。”也都是称“仲景”。可见《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直呼南阳张机，不但与那个时代的习惯背离，且与陶弘景自己的《本草经集注》称呼也不符合。

2、关于《伤寒论》的书名，并非原书名，在《脉经》中很明确张仲景原著叫《伤寒》，弦音醉舸:张仲景其人，此后直到唐初，典籍所载，从无《伤寒论》书名，如：陈延之《小品方》序载：“《张仲景辨伤寒并方》有九卷，而世上有不啻九卷，未测定几卷，今且以目录为正。《张仲景杂方》有八卷。”《隋书.卷三十四》载：“梁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亡。《张仲景方》十五卷仲景，后汉人。《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唐.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时仍有“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之叹。

直到唐.王焘撰《外台秘要》（752年），始有張仲景傷寒論之语，《唐會要.卷八十二》“乾元元年（758年）二月五日制。自今已後。有以醫術入仕者。同明經例處分。至三年正月十日。右金吾長史王淑奏。醫術請同明法選人。自今已後。各試醫經方術策十道。本草二道。脈經二道。素問十道。張仲景傷寒論二道。”加上宋校书局校订《伤寒论》普及于是，《伤寒论》才正式作为仲景《伤寒》的正式名字。

3、陶弘景本人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上亦说:“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却说“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为何同是陶弘景作品，却自相矛盾？

4、“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的说法值得商榷：《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在仲景《伤寒论》中六神已居其三，即大、小青龙汤、白虎汤和玄武汤（真武汤），若仲景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为何此三者不避，而避朱雀、勾陈、腾蛇呢？

5、《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提到《汤液经法》亦有三处，如：“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汛]、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陶隐居云：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辟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检用诸药之要者，可默契经方之旨焉。”；“陶隐居曰：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

　　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提到的《汤液经法》，可分三个问题来谈。

　　第一，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曰:“伊尹以亞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记载，但并未写明伊尹所撰，结合皇甫谧在《甲乙经》序“王中宣之死”故事中表现出医学认知的欠缺弦音醉舸:张仲景其人以及“伊尹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之类说法的荒谬（《神农本草》成书于东汉），完全有理由怀疑他“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之论的信口雌黄。而《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明说是伊尹据《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撰《汤液经法》，又牵扯上《桐君采药录》，我在“《桐君采药录》辨析”弦音醉舸:《桐君采药录》辨析一文中，基本将此书的年代定位在魏晋之时，那商代的伊尹往后穿越千年而编成《汤液经法》？

　　第二，陶隐居有没有可能读到《汤液经法》？《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记载，但此书在《隋书.经籍志》中已不载，而《隋书.经籍志》主要抄录梁阮孝绪《七录》和《隋大业正御书目录》而成，则《汤液经法》在梁阮孝绪著《七录》前已经亡失，阮孝绪于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7)有感公私坟籍多所散夫，乃博采宋齐以来图书，集为“七录”一书，故《汤液经法》最迟在宋齐之时已亡失。陶隐居和阮孝绪为同时代人（陶弘景456年～536年，阮孝绪479-536)如何能见《汤液经法》。

　　第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有：“陶隐居云：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考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上）云:“舊說皆稱《神農本草經》，余以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製，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有《桐君采藥錄》，說其華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等，更複損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卅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多少。醫家不能備見，則識智有淺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為主，又進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卅種。精粗皆取，無複遺落。”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已明确指出，在汉末魏晋之际，《神農本草經》所载药物虽有上、中、下三品之分，但所载药物数量经吳普、李當之等，更複損益，并不是三百六十五味，《神农本草经》的“三百六十五味”是陶弘景审定，并加入《名醫别录》副品三百六十五味，合七百卅種为《本草经集注》。那么请问“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中“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的说法可能来自陶弘景么？

6、《汤液经法》图中体用二字值得怀疑，体用并提当在宋代，程颐《伊川易传》云：“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体,指本原、本体；用，指显现、作用。即隐微的理与显著的象，二者统一，没有间隙。无形的理，当以物象来显示其意义和功能,而有形之物,本于无形之理。所谓一源，即源于一理，理为根本。体用并提出现于此图中，显然是作伪了。

7、在《辅行诀》“救五脏诸劳损病方”论中，用到了“先圣遗奥，出人意表”一语，“先圣遗奥”这个用法，常见于清末中医典籍论述中，之前的使用历史无从可查；而“出人意表”一词，最早出于五代十国“宪常招引诸生，与之谈论，每有新议，出人意表，同辈咸嗟服焉。”（《陈书·袁宪传》）。之前亦无使用资料。

8、“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汎、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这段文字，很显然都是师心自用，且不说张机、卫汎与华元化年代孰先孰后，就是华佗医术如何谈得上“师式此《汤液经法》”？皇甫谧在《论寒食散方》中说：“考之于实：佗之精微，方类单省......且佗之为治，或刳断肠胃，涤洗五脏，不任纯方也。”，那么华佗擅用单方，且擅手术，与《汤液经法》应该扯不上关系。退而论治，即便如皇甫谧，考之与《隋书》其医药作品，仅《甲乙经》和《皇甫谧曹歙论寒食散方》，《甲乙经》是针灸书籍，《论寒食散方》则完全是针对服石发动的对症处理，与《汤液经法》何干？吴普为世所知的作品，也只有《吴普本草》！葛洪的作品很多，但《肘后备急方》是收集前贤的药方，取其简要易得者而成之书，与《汤液经法》何干？

一本9000字左右的《辅行诀》，有这么多漏洞可寻，我们再结合张大昌其它的作品《经法述义》，可知其具备作伪所需的释道及医药基础，则《辅行诀》出自张大昌之手，其作伪的思路，就是从皇甫谧

“伊尹以亞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两语，推演以蛊惑媚世，不想效果如此之好，竟然也有那么多所谓的专家们如获至宝，更有些“学者”顺杆爬得更远，如“《汤液经法》是《伤寒论》蓝本”之类！想必张大昌先生一定含笑九泉！

本文参考：罗鸿声《辅行诀脏腑用药法式》真伪考。

• 我真是输给某些爱好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