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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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春秋左传注读后03人人都歌唱的时代 上

我小时候经常听说哪个民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但从来没听说汉族能歌善舞,后来才知道其实汉族也曾经能歌善舞,不过是在遥远的古代,就是在春秋时代和春秋时代以前。(托河里森林鹿的福,得知唐人也曾能歌善舞一把,我觉得那是因为所谓“关陇集团”有很多“胡”人血统所致。不管怎样,谢谢森林鹿了。)在《襄十六年传》中就有“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p 1026)(09160102))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普遍都是能歌善舞的。不过,这里主要想说的是“能歌”这一面,而在《左传》中也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人人都歌唱的时代。

《礼记檀弓下》中有:“晋献文子(赵武)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文子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在《昭二十五年传》中,子大叔(游吉)也说“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p 1457)(10250302))这都反映了当时的人们习惯于通过歌唱来抒发情感。不过,当时的人们并不仅仅通过歌唱来抒发其情感,而且还会在各种场合通过歌唱来交流、交往,《左传》中就记述了很多通过歌唱互相交流、交往的情景。在有些交流、交往的场合的唱歌《左传》中称之为“赋诗”,这种“赋诗”和后来的“赋诗”不太一样,一般说来是要唱的,当时人人都会歌唱。

下面是几个《左传》中出现的歌唱、赋诗的例子。(这些例子本身都很精彩,但我的能力有限,很难用译文把这种精彩表现出来,也难免翻得不准确,但能引起各位的兴趣,自己去读原文,我就心满意足了。)

1、在朝堂上

在《左传》中有两次著名的在朝堂上赋诗。

公元前五五九年(鲁襄公十四年),晋国与一群小国在“向”这个地方会盟,本来是要研究怎样帮助吴国对抗楚国的,但晋国正好没有能力出兵打仗。只好找借口否定了吴国的请求。为了找替罪羊,先把莒国的使臣抓了起来,罪名是与楚国往来,然后,就把眼光转向住在晋国境内的戎人。戎人据说是姜姓,那就与姜太公是同一个“部族”的。不过,成为齐国统治者的那部分姜姓“部族”,即姜太公的后代们,已经变成了农耕族,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与晋国和周朝的姬姓“部族”一致,而姜姓戎(以及其他诸戎)还是游牧族。当时住在晋国境内的这一部分姜姓戎是晋国大约九十年前从今陕西一带召来,让他们住在今山西、河南交界处加强自己的边防的。当时在盟会地布置的朝堂之上,主持盟会的是晋国的中军副统帅(中军佐),按惯例也是晋国排名第二的执政大臣范宣子(士匄gài),范宣子首先责备与会的戎人首领驹支:“来!姜戎氏!过去秦国把你们的祖先吾离赶出了瓜州,你们的祖先一无所有,十分狼狈的向我们的先君惠公求救,我们的先君惠公收留了你们,把有限的田地分给你们,让你们有饭吃。现在,你们忘恩负义,向敌人泄漏我们的情报,造成我国霸业衰落,你别来参加盟会了,你要还敢来偷听就把你抓起来。”听了这番责备以后,戎人首领驹支上前回答说:“过去秦人不讲道理,仗着人多势众,强抢我们的土地,把我们戎人赶出了瓜州,你们的先君惠公英明仁慈,认为我们戎人是四岳的后裔,应该传承下去,于是赐给了我们南边的田地。其实这些田地当时还是狐狸豺狼生活的地方,只长着荆棘。是我们戎人剪除荆棘,赶走了狐狸豺狼。自此以后我们戎人一直安分守法,从没有二心。原先文公时候,晋人与秦人一起讨伐郑国,可是秦人偷偷的与郑人订约,还留下军队帮着郑人守城。所以后来就在殽打了那一仗,你们晋人抓住对方的上身,我们戎人就在下面下绊,秦国的军队被全歼,有我们戎人很大的功劳!拿猎鹿来打比方,你们晋人抓住了鹿的角,我们戎人就去抓鹿的腿,和你们晋人一起把这只鹿给掀翻了。有这样的功劳,还不信任我们吗?自从殽那一仗以来,晋国打的哪一仗没有我们戎人的参与?我们一直尽心尽力,从不落后。现在诸位长官摆不平同盟的小国,就拿我们戎人出气。我们戎人吃的穿的都和你们华人不一样,过年过节也没什么来往,而且语言也不通,就是有秘密泄露,也与我们无关。不让我们参与盟会,有什么了不起。”(范宣子亲数(shǔ)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tiǎn)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洩,则职女之由。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juān)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nì)。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shù)焉,于是乎有殽(xiáo崤)之师。晋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譬如捕鹿,晋人角(jiǎo)之,诸戎掎(jǐ)之,与晋踣(bó)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殽志也,岂敢离逷(tì)?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mèng)焉。”)驹支说了这一番话以后,还唱了一首歌,然后才退下。(赋《青蝇》而退。)这首歌的歌词是:“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小雅青蝇首章》)意思是劝范宣子别受坏人的挑拨(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范宣子听了戎人首领驹支的这番话,又听了他唱的歌,非常惭愧,马上向他道歉,并且请他继续参加盟会。(《襄十四年传》(p 1005)(09140103))

在此时的朝堂之上,虽然戎人的首领驹支讲了很漂亮的一番话,理直气壮,很有说服力。但是到最后还是要用诗歌的歌唱(赋诗)来补充他的说辞,而且补充的很巧妙,达到了用语言直说很难达到的效果,充分展现了在大家都掌握诗歌的条件下,诗歌在各国交往中可以起到的重要作用。另外,与“华人”“贽币不通,言语不达”的“戎人”首领,也能熟练准确的通过歌唱“华人”中流行的诗歌来完成朝堂上的交往,也反映了当时这部分戎人正在向农业化靠拢,已经与华人逐渐融合在一起了。

五十多年以后,公元前五〇六年(鲁定公四年),从楚国逃出来的伍子胥(伍员)领着吴国军队打进了楚国的首都郢,楚昭王逃到了随,伍子胥的好友申包胥跑到秦国去求救,见了当时的秦国国君秦哀公,他对秦哀公说:“吴国就是我们这些高贵国家的祸害,这次攻击楚国只是开始,以后还会攻击别人。我国国君现在逃在外面,让我来求救,我们国君说了:‘吴国这些蛮夷之人,现在打到了楚国,就要与您作邻居了,要是这样,您的边境上就不会安靖了。现在趁着吴国人还没安定下来,您赶紧出兵,可以保证您的利益,楚国要是亡了,您可以取得楚国的土地,您要是有意还保留楚国,我们将世世代代做您的仆从。’”秦哀公回答说:“我知道了,您先去宾馆休息,等我们研究以后再给您答复。”申包胥回答说:“我的国君现在逃亡在外,无法安定下来,我做臣下的怎么能图安逸呢?”(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shǐ)、长蛇,以荐食上国,虐(nüè)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埸(yì)之患也。逮(dài)吴之未定,君其取分(fēn)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于是,申包胥倚靠着朝堂前面庭院的墙不停的哭,也不吃什么东西,一直哭了七天七夜。这时候,秦哀公出场了,乐队奏起音乐,秦哀公为他唱了一首歌。(秦哀公为之赋《无衣》。)这首歌唱的是:“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秦风无衣》,据说可能是秦哀公自己新作的词)不用解释,申包胥明白,秦哀公这是答应为他出兵了,顿时就软了下去,趴在地上,向秦哀公磕了无数个头,然后瘫坐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定四年传》(p 1547)(11040310))

这就是有名的“哭秦庭”的故事。秦国的军队终于出动,帮助楚国赶走了吴国的军队,申包胥实现了他复兴楚国的誓言,楚国最终在战国七雄中占了一席之地。

总之,在朝堂之上,议事之时,虽然主要是靠说话而不是唱歌来交流,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唱歌还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2、在战场上

公元前五五九年(鲁襄公十四年)夏天,当时晋国是中原的霸主,晋国国君晋悼公亲自出马,领着各国的军队讨伐秦国。三年前秦国侵入晋国,两国军队在叫作“栎(yuè)”的地方打了一仗,因为晋军轻敌,所以吃了亏,这回就是要报复。当大军前进到晋国与秦国交界的地方时,晋悼公自己不出境,让手下的六卿率领军队继续前进。晋国的六卿是指晋国三军的正副统帅,也是晋国地位最高的六位大臣,而中军元帅(中军的正统帅,也称中军将)按惯例同时就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大臣。

各国军队继续前进,就到了泾河岸边,当时的泾河与今天不同,水很大,军中对渡河有畏难情绪,而且渡过河去就是所谓戎狄之地了,大家心里没底,所以各国军队就在泾河的这边驻扎了下来。这时,晋国的大夫叔向(羊舌肸)去拜访鲁国军队的统帅叔孙穆子(叔孙豹),叔孙穆子见叔向来了,就为叔向唱了一首歌:“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邶风匏有苦叶首章》)歌的意思是说:匏瓜的叶子有的很难吃,济水的渡口有的很深,水深就脱光了游过去,水浅就挽起裤腿趟过去。(主要根据高亨先生的解释,《诗经今注》 高亨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5 p 46)叔向听了这首歌之后,知道叔孙豹是告诉他鲁国军队即将渡河,就回去搞船,准备渡河。(叔向见叔孙穆子,穆子赋《匏(páo)有苦叶》,叔向退而具舟。)果然,鲁国和莒国的军队首先渡过了泾河。这时,郑国的司马,郑国此次出兵的统帅子蟜去见了卫国的统帅北宫懿子(北宫括),对他说:“帮人不能帮到底,跟人不能跟到底,只会招致更大的怨恨,要是因此为国家招来灾难谁能负责?”(郑-子蟜(jiǎo)见卫-北宫懿(yì)子曰:“与人而不固,取恶莫甚焉,若社稷何?”)北宫懿子很赞成子蟜的意见,于是二人就一起去见各国的统帅,劝他们一起渡河,虽然秦国人在上游下毒,但各国军队终于渡过了泾河。不过由于盟主晋国的将帅不和,这一仗终于无功而返,被称为“迁延之役”。(《襄十四年传》(p 1008)(09140301))(《国语鲁语》中亦有类似记载,不过不在此年。成十三年《传注》征引《鲁语下》,当即此段《鲁语》,认为叔向曾见叔孙穆子,穆子赋《匏有苦葉》,师遂济。当晋厉公时,栾书将中军。当公元前五七八年,距此年十九年。)

叔孙穆子此次赋诗,是利用赋诗表达自己的意向,而且是重大军事行动的意向,而叔向听了以后,不待解释,就回去进行相应的准备,前面提到的秦哀公为申包胥赋诗,也与此类似,确实反映了当时的人们经常用歌唱来交流,用歌唱来表达自己的意向。

七十五年以后,公元前四八四年(鲁哀公十一年),吴国和鲁国的联军一起进攻齐国,已经打到了齐国的中部,当时正是吴王夫差得意的时候,吴兵横行天下,非常强大,所以齐国人已经丧胆了,很多将领都认为自己恐怕活不了了,在战前就纷纷把好东西送人。到要打起来时,齐国的一位将领竟让他的随从唱起了挽歌,也是表示自己不打算活着回去。(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丧气如此,自然就一败涂地,那些预料自己会死的人果然都死了。(《哀十一年传》(p 1661)(12110301))

在战场上歌唱,《左传》中仅此两例,都是在战前。看来要是真的到了战场上,就来不及歌唱了,战争让诗歌走开。当然,要是打了胜仗,那就要“振旅,恺以入”了(《僖二十八年传》(p 0470)(05280601)),“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这也是源远流长的传统了。

3、在劳动中

据说歌唱最初是由于劳动中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左传》中也有两次在劳动中歌唱的描写,这两次都是在宋国,都是描写在筑城的劳动者的歌唱。筑城打夯有夯歌,或者叫号子,由一个喊号子的人领唱,其他人跟着和,歌词往往是现场发挥,即兴创作的。夯歌是民歌的一个重要品种,记得《诗经》中也收有夯歌,而且直到近代的夯歌,还往往是四字句,与《诗经》中最常见的句式一致。《左传》中这两次唱的也是这些人现场即兴创作的歌词,不过这些歌词没有被收入《诗经》,也许是因为其内容不符合《诗经》的要求。

公元前六〇七年,宋国与郑国打了一仗,因为被替自己驾车的羊斟出卖,宋国军队的统帅华元成了郑国的俘虏,宋国只好一批一批送东西给郑国,要赎回华元,东西送到一半,华元自己逃回来了。不久,宋国修补城墙,华元乘车去巡视,正在筑城的人看见他来了,就在夯歌中讽刺他(城者讴(ōu)曰):“睅(hàn)其目,皤(pó)其腹,弃甲而复。于思(yú sāi)于思,弃甲复来。”意思是说有那么一位人,瞪着眼睛,鼓着肚子,长着一脸大胡子,丢盔弃甲打了败仗,他还好意思回来。华元让他的随从回唱:“牛则有皮,犀兕(sì)尚多,弃甲则那?”意思是说丢盔弃甲算什么,我们用牛皮再做,还有很多犀牛,也可以抓来做甲。那边筑城的人就又唱:“从(zòng)其有皮,丹漆若何?”意思是说就算有皮,做甲需要的朱砂和漆你上哪儿去找呢?当时宋国和楚国关系不好,郑国和宋国打仗就是奉了楚国的命令,可朱砂和漆都出于楚国境内,其实犀牛也大都出于楚国境内,所以当时在宋国这几样材料都不容易搞到。华元听了只好对部下说:“赶紧走吧,他们嘴多我们嘴少。”(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宣二年传》(p 0653)(07020105))

在很多情况下,劳动者在劳动中唱的歌是没什么禁忌的,统治者也很难干涉。尤其在此次事件中,劳动者用唱歌来讽刺,被讽刺的人也用唱歌来回复,这让我想起了刘三姐。

后来,五十一年以后,到了公元前五五六年(鲁襄公十七年),宋国的皇国父当了太宰,一上任就开始为国君筑一个台,这时正在农忙时期,于是另一个大夫子罕(乐喜)就请求把筑台这件事往后推一推,等农忙过去再开始,但宋国国君宋平公不干了,非要马上把这个台建好,于是大臣们只好征调人手开始筑台。以上的争论早传出去了,那些筑台的人就在夯歌中唱这件事(筑者讴(ōu)曰):“泽门之皙(xī),实兴我役。邑中之黔(qián),实慰我心。”这里是说:“泽门的那个小白脸(指皇国父)啊,老给我们找事干。城里的那个黑炭头(指子罕),才和我们一条心。”这样一唱,子罕就坐不住了,赶紧拎了个鞭子去监工,谁不好好干就抽谁。他还对那些干活的人说:“我们这些老百姓都有了自己的房子可以挡风避雨,国君要筑一个台,你们还不赶快筑出来,你们还想不想干了?”(子罕闻之,亲执扑,以行筑者,而抶(chì)其不勉者,曰:“吾侪(chái)小人皆有阖庐以辟(bì)燥湿寒暑。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话说到这个份上,干活的人也就不再唱那些发牢骚的歌,很快就把台筑好了。事后有人问到子罕,子罕回答说:“我们这么一个小国,要是还拉一派打一派,那就等着倒霉吧。”(子罕曰:“宋国区区,而有诅(zǔ)有祝,祸之本也。”)(《襄十七年传》(p 1032)(09170601))

在共同劳动中跟着劳动节奏唱歌是古已有之,借此发牢骚大概也是常态,可这回唱出的词实在太敏感,所以被赞扬的人也坐不住了,只好将错就错,作出高姿态,这个高姿态很为当时的“君子”们所看重,后来还以讹传讹安在了名臣晏婴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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