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3人人都歌唱的时代 上 -- 桥上

《自由的文化》（A CULTURE of FREEDOM——Ancient Greec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2），副题是“古希腊与欧洲的起源”，克里斯蒂安?迈耶（Christian Meier）著。此人是慕尼黑大学古代史荣誉退休教授，前德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前德国语言与文学学院院长。译者是史国荣。

克里斯蒂安?迈耶的方向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古希腊和我们的春秋时代大体同时，而《自由的文化》这本书正是介绍古希腊历史的，所以我找了来读。下面是该书的一些摘抄和我的几点感想：

古希腊城邦的性质

但古希腊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古希腊实行的既不是君主制也不是贵族制，而是由广大的自由公民组成的多数人的统治，这种统治出现在数以百计的希腊城邦中。不可否认，贵族作为上层阶级最初势力非常强大，但他们只关注维护自身的自由和独立，却无意于征服。其实，贵族和其他财产拥有着之间并没有清晰明确的界限。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平等的生活在一起，而不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p 011《第一部分 关于起源的问题?02自由的挑战》）

对于希腊历史中的“黑暗时代”（前1200—前800年），我们知之甚少，而关于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也非常有限。分散的墓葬和城墙遗迹所反映的条件和变化引起了史学家们的兴趣。从那些孤立的农场、分散的村庄和群落乃至小镇，我们了解到这时期的希腊人似乎过着一种松散的小群体生活，他们耕种牧场和农场，从事狩猎和捕鱼，后来又充当海盗和经营海上贸易。（p 055《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08迈锡尼文明之后的全新开始：希腊特性的起源》）

从最初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海的开放性就好像人们在自家或附近小区域的生活。在辽阔无际的大海上航行，需要这种共同体间的亲密生活。对大多数人而言，大海意味着自由和流动。共同体对于成员资格的规定在各地有所不同，但人们可以跨越广阔的空间进行多方面的接触，如通过熟人、宴请、通婚和共同工作等。在周边甚至更远的地方，希腊男子成为海盗，他们寻求冒险、捋掠物品。于是，一种创业精神出现在这片广阔的大海上，但它很难被掌控。（p 061《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08迈锡尼文明之后的全新开始：希腊特性的起源》）

当爱琴海沿岸的希腊人进入黎凡特、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化的边缘地带时，他们也开始了向西部、北部和南部的海外殖民探险。（p 079《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10希腊人和东方的关系》）

贵族们参与海外劫掠，财富增加相对容易。但在荷马史诗中，外行从事抢劫通常比较危险。年迈的派罗斯国王涅斯托尔曾吹嘘，他年轻时曾偷盗过很多牲畜。在冥府中，奥德修斯问阿伽门农的鬼魂，他是在海上遇难还是保卫自己的家园时，“或者被心怀敌意的人杀死在陆地上，当你劫掠他们的牛群和羊群时？”希腊入侵者蹂躏并烧毁了没有防卫的城市和村庄，杀死男子，瓜分妇女和货物，用奥德修斯的话说：“我能肯定人人都得到了相称的份额。”根据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记载，希腊人的野心导致了这些劫掠，其目的不外乎为了一己私利或者为了供养共同体中的弱者，但战利品不会平均分配。正因为如此，劫掠不会给人们带来耻辱，反而会令其名声大震。根据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法律，人们为了“获取战利品”组成的联盟直接与商人以及负责葬礼和献祭事物的社团并列，但它们都要遵循相同的规则。（p 138《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15城邦个人主义和泛希腊背景：竞争的冲动》）

希腊人也可能通过海上贸易来获取原材料，并用自己拥有的物品来换取流行物品。随着海上贸易的激增，越来越多的希腊人开始与海盗作战，这种情况至少出现在爱琴海的部分区域。（p 139《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15城邦个人主义和泛希腊背景：竞争的冲动》）

桥：如上，我阅读《自由的文化》之后的感觉之一是，古希腊那些城邦在一定程度上是海盗的据点，也是海上贸易的据点，和我们殷商时期商人在各地的据点也许有点像，但与我们周代和春秋时期周人的各“国”是全家族在“国”周围经营田地在性质上大不相同，因此他们的“创业精神”也就和我们这里在方向上完全不同，而两边的社会与政治结构也就有了不一样的特点。

民主（Democracy）的起源

如果我们只看雅典僭主政治的实际情况，那么庇西特拉图和希庇亚斯实行的统治也算得上仁政。他们致力于雅典内部的和平与稳定，实现了法律保障和经济繁荣，以及对神祗的崇拜。但在城邦间的贵族竞争中，他们却大肆吹嘘自己的财富、权力和豪宅。从历史角度看，他们对雅典城的稳定和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这非常重要。那就是他们所能做的。统治者不可能融入城邦，因为城邦就是全体公民。个人统治最终也不会实现合法化。（p 269《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23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庇西特拉图曾经公开宣称，雅典人应该关心自己的家事，而公共事物是僭主的职责。从长远角度看，这个观点没有未来。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以贵族斗争代替宽容有益的僭主统治，广大民众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在此期间，其他城市的广大公民确实在政治领域发挥了更加积极和稳定的作用，但像雅典这样大规模的城邦是否可行还不清楚。希腊人确实理解了参与和到场的概念，因此反对僭主的人多数是贵族，而僭主要维护自己的统治首先要提防的就是这些贵族。（p 270《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23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许多雅典贵族流亡异乡，他们中有出身显贵的米太亚德（Miltiades），他在庇西特拉图的帮助下，在色雷斯切索尼斯（Thracian Chersonese）的赫勒斯滂建立了统治。后来，僭主让几个竞争对手返回雅典，麦加克勒斯的儿子克里斯提尼甚至被允许担任雅典的执政官，但其后不久他再次遭到流放。（p 270《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23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值得注意的是，流放期间克里斯提尼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尽可能地放眼世界。他非常聪明，并充分认识到自己拥有的聪明才智和政治头脑，知道在自己需要时该向谁求助。鉴于刚回雅典时的情况，他最初只是满足于击败伊萨哥拉斯。但他是否已经有了全面改革的长期计划，这还不确定。想法可能还未形成，即使这样，还不能说他确实想这样做。毕竟，为了让其成员在雅典任职，在相对较远的距离内对众多公民进行重组并非易事。（p 274《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23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可能是受到了谋士的激励，也可能是阿提卡公民对他寄予愿望，又或许是他突然决定要冒险一试。不管怎样，克里斯提尼公开了他的计划，并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史料对此没有记载，但公民大会肯定批准了他的计划，并授权他实施计划。（p 274《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23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这就是我们所知的克里斯提尼的“部落改革”，虽然这个词听上去乏味且官僚气十足，但丝毫不会掩盖这次改革的伟大历史意义，这是对雅典公民本体的彻底重建，具有持久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克里斯提尼把雅典的大多数人从政治权力有限的城邦成员变成完全希腊意义上的公民：他们不仅把政治视为生活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因为共同利益团结在一起，其目标不仅是参与，还有在公共领域和共同体中的身份。这就是雅典公民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上升的表现，这在当时的社会非常典型，而且对于广大民众的参与菲常有意义。这些共同利益促成了同阶层的广泛团结。在希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男人们想成为公民，或者利用政治来谋取家族或着经济利益，就不能成为中产阶级，因为那将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并再次导致纵向占优势的情况。（p 274《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23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这种变化发生在目前为止最大的城邦中，但它不只是与雅典人有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项改革具有世界历史意义。（p 274《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23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通过改革，公民集体出现了新划分。最基层单位由139个“德莫”（Demo）、小镇和村庄组成，有时是几个村庄或雅典城区及周边地区的总和，还包括港口所在的海岸。（p 276《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23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这些德莫被划分为十个“部落”（phylai），所有公民都属于其中的一个部落。阿提卡被分为三个不同的地区：雅典城区（asty，包括周边的平原和港口），内地（mesogeia）和沿海（paralia）。每个地区再被分为十部分，称为“三一区”。从每个大区各抽一个三一区，合成一个地域部落，也就是说每个部落都包括有城区，内地和沿海各一个“三一区”。根据历史传统，这些都是由抽签决定的。这会导致部落间的不均衡，虽然抽签可能只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如在规模大小差不多的两个“三一区”之间做出选择。但非常有趣的是，任何部落中的“三一区”通常不会彼此相邻。更为重要的是，每个部落的人数都不会超过全体公民的十分之一，并且所有部落都包含了来自三个地区的公民。如此一来，这种新设立的地域部落比原来的民族部落更有利于不同公民之间的联系和团结。结果是，“中产阶级”为整个城邦和各个部落带来了崭新的群体精神。（p 276《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23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自此以后，德莫中的集体生活就按照基层民主的精神继续进行。在人们彼此认识的小团体中，往往缺乏能够大胆发言和重视共同任务的杰出人才。有待解决的问题不仅涉及地方事物，还有保管重装步兵的人员名单。共同的宗教仪式将人们团结在一起。（p 276《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23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每个部落大约由两千到四千公民组成，部落的任务是分配任务和权力。然而，他们也有意识地培养一种集体精神。无论是个人还是德莫都不会迷失在整体中，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为了让这些地域部落成员形成一种共同的自豪感，他们会被编排在方阵的同一区域，而在由部落成员组成的大酒神节歌队比赛中，他们也会相互竞争。所有的地域部落都有各自的守护英雄，这些部落不仅以英雄的名字命名，还因此拥有了共同的祭祀仪式。克里斯提尼派人将写有一百个名字的预选名单送往德尔斐，神谕从中挑选出了十位英雄。拥有共同祖先的谎言使得各部落成员紧密团结在一起。（p 276《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23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首先，部落成员将在一个新成立的议事会中共事。五百人议事会是这个新制度的核心，由每个部落选出五十人组成。议事会成员很可能按比例从德莫中产生——开始可能是抽签，或者最初由投票选出——他们的任期为一年。克里斯提尼规定，议事会成员每年轮换一次。从每个部落选出五十人——代表公民集体的任意横截面——任职时间为一年的十分之一。这可能是新制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p 277《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23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如果总人数是35000人，那么每七十人就会产生一位议事会成员；如果两人交替任职，那么比例会是1:35；如果是四个人交替任职，那么比例将小于1:20，因此，议事会成员保持着自己的小圈子，因为他们来自那里最终还要回到那里。（p 277《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23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通过这种方式来自阿提卡不同地区的议员同胞合作，广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有时间和财产可以任职）获得了先前只有贵族才能得到的优势。他们开始互相了解。由于邻居们隶属于不同的部落，熟人的关系网络迅速扩大。（p 277《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23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然而，不是所有公民都参与了城邦政治，议事会的轮流任职也只是相对多数人罢了。在个别地区和中心区域建立一种循环，这种制度成功创立了一种直接参与城邦管理的政治模式，这对公民而言是可行的。此外，保持议员与德莫之间的关系，可以使他们少受有权势者、主流趋势和城市的当前政治情况的影响，当然除了政治比较偏激的地方。如果考虑到许多人愿意离开自己的小村子或地区的事实，那么参与城邦管理的另一个好处便是可以打破阿提卡许多地区的孤立状态。但由于距离的原因，议员们的旅行不会太频繁。（p 277《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23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五百人议事会的主要职责是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和筹备决策，这种提前审议无疑是确保决议有效的必要条件。议事会还可以阻止小群体贵族与他们的盟友和支持者通过维护自身利益的决议，此时议事会具备了过滤器的作用。我们不清楚战神山议事会成员是否可以担任五百人议事会的成员。官员、战神山议事会和五百人议事会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模式。（p 278《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23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克里斯提尼保留了先前四个部落和各种组织的划分，如氏族仍然负责接收和登记新出生的婴儿，以及决定是否接纳他们为公民。但在这些老部落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贵族人数逐渐减少，而公民整体的力量却越来越强。因此，没有必要消除这种古老的组织，而他们的政治力量必然会削弱。（p 278《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23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作为十部落的领袖，十将军由选举产生，并成为雅典最重要的官职。议员也要发表就职宣言，他们要发誓“不分裂德莫”。最初德莫（Demo）指的是一种组织形式，是克里斯提尼任命和参与政治活动的公民，是五百人议事会的代表。但这个术语很快成为了整个秩序的代名词，它也是第一个被理解为民主（Democracy）的术语。早在公元前500年，雅典人在城市广场上建立了公民整大会的新会议地点——普尼克斯（Pnyx）。（p 278《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23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可能再没有别的希腊共同体是建立在广大民众基础上——假设雅典贵族很难控制。在阿提卡，越是距离遥远，越需要付出努力将其联系起来，那么共同体拥有的活力就越多，也就更加自信。（p 279《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23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放弃作为农民、商人和工匠的特殊利益，这些公民才能代表城邦，他们发现公民身份高于一切，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不得不发展一种公民身份，加强相互之间的手足意识。参政就是目的本身，它不止是实现其他纯粹个体和私人目标的手段。（p 279《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23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桥：以上是迈耶先生对“民主”（Democracy）的最初形态“德莫”（Demo）及其缘起的介绍，和现在的民主可说是大不相同，当然条件也大不相同了。

希腊史的资料

有关公元前1000至前500年的希腊史资料非常贫乏，只有四部著作被完整保存下来（桥：都是诗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赫西俄德的《神谱》以及我们的当前目标有着特殊价值的《工作与时日》。里士满?拉铁摩尔的译本（《伊利亚特》平装本，芝加哥，1961年版；《奥德赛》平装本，纽约，1975年版）比较贴近于希腊文。唐纳德?菲格尔斯（由伯纳德?诺克斯引入，纽约，1990和1996年版）和斯蒂芬?隆巴多（由希拉?莫纳汉引入，印第安纳波利斯，1997和2000年版）的译本更加现代、自由和容易阅读。至于赫西俄德的作品，阿波斯托洛斯?阿萨那萨克斯（第二版，巴尔的摩，2004年版）和M?L?韦斯特（牛津，1988年版）带注释的翻译更容易让读者理解。（p 315《参考资料和延伸阅读?证据》）

大部分流传下来的抒情诗和哀歌诗都是残篇，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其中包括了雅典改革家梭伦的大量诗歌。希腊文的抑扬格诗和哀歌诗被M?L?韦斯特收入诗集Iambi et Elegi Graeci Ante Alexandrum Cantati中（第一版，牛津，1971年版；第二版，1992年），被布鲁诺?根迪利和卡洛?普拉托收入诗集Poetae Elegiaci（两卷本，莱比锡，1985-8年）。罗叶布古典丛书（剑桥，马萨诸塞州）包括希腊语和英语两个版本：《希腊哀歌集》，由道格拉斯?E?戈贝尔（1999年）主编；《希腊抒情诗》，由大卫?A坎贝?戈贝尔（五卷本， 1982-93年）主编。在哀歌诗和抒情诗的几个译本中，M?L?韦斯特（《希腊抒情诗》，牛津，1994年版）的译文容易理解；带有注解的是傅汉思（赫尔曼?弗兰克尔）的《早期希腊诗与哲学》，由摩西斯?哈达斯和詹姆斯?威利斯翻译（纽约和牛津，1974年版）。（p 316《参考资料和延伸阅读?证据》）

赫尔曼?迪尔斯和沃尔策?赫朗兹汇编了早期哲学家的残篇，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三卷本，第10和11版，苏黎世和柏林，1961和1964年版），凯瑟琳?弗里曼翻译了Ancilla to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平装本，剑桥，马萨诸塞州，1983年版），G?S?柯克、J?E?拉文和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第二版，剑桥，2007年）翻译中带有注解；还有弗兰克尔（前面著作）选集（带有注解）。（p 316《参考资料和延伸阅读?证据》）

人们可以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中收集更多的信息，这两部著作分别创作于公元前5世纪末期和公元前4世纪早期，（两部著作有多种译本，经常用到的是雷克斯?华纳的企鹅译本）。亚里士多德学派（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对雅典宪制的历史和运作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该著作被完好保存下来：Anthenation politeia（《雅典政制》——桥：约五万字），还有P?J?罗德的《关于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注释》（牛津，1981年），以及他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哈蒙兹沃斯，1984年）.此外，我们还把参考文献分散到稍后的著作中，使它们在下面的研究成果中被引用（结合相应的考古发现）。（p 316《参考资料和延伸阅读?证据》）

桥：看上去古希腊的文献资料还不如我们春秋时期的资料详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虽然比《诗经》篇幅大，但从性质上讲不靠谱的东西就很多（关于荷马史诗与《诗经》的比较，我前面曾经涉及，如有兴趣可移步《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史诗的遗迹上》和《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史诗的遗迹下》）。而我们这里可以与亚里士多德学派等的著作相应且更早的则是《左传》（现存十八万多字），是严肃的教材，相对而言，作为历史资料相当可靠，又非常丰富，分量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