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保守党失去权力之后，往往会闭门反思，努力修炼内功，好在下一次再赢回来，1997年之后的五六年只是个例外而已。工党丧失权力之后，往往也会先深思熟虑一番，然后就把自己拆分成一堆碎片。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尤其是再到八十年代，这一幕一直在英国政坛反复上演。每次事件的实质都是工党左右两派起内讧，但是对于一个利他主义者的党派来说，这些纷争往往掺杂了太多你死我活的个人恩怨。工党内部不像托利党那样有着世家大族，同校旧友或者俱乐部小团体。工党里有的是帮派。艾德礼在自己执政的大部分时期都成功地将社会主义帮置于控制之下，尽管朝鲜战争开始后他的控制力随着重振军备而遭到削弱。从那以后，工党内部就陷入了帮派混战的状态。一边是铁杆左翼，坚持要让英国走上纯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帮人生性浪漫，热爱英格兰及苏格兰的革命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或者两边一起上。这一派系的名称叫“要是……”派。要是工会能被左翼争取过来，那么就能够强迫工党执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政策。要是能把现在当权的那帮人踹下来，要是能逼着工党议员执行来自选区的命令，要是我们能控制国家执行委员会（1），要是我们能把全国前200家企业全部国有化，那么一切就都能得到根本性的匡正。

对于他们的事业来说比较不幸的是，他们当中没几个人是正经工人阶级出身。迈克尔.富特（2）上的是私立寄宿学校，他生在康沃尔一个非国教清教徒家庭，从小嗜书成癖——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兼自由党议员，收藏了52000本书，其中光是圣经就有240本，这很能说明他们家的氛围。即将以日记形式揭开威尔逊执政时期大量内幕的理查德.克林斯曼（3）也是律师的儿子，牛津大学毕业。芭芭拉.卡斯特的社会出身稍微低了一点，她是一名税务官的女儿，不过不管怎么说上的也是布拉德福语法学校与牛津。伊安.米卡多（4）比较特别一些，他的双亲都是贫穷的波兰移民——他父亲的英语极差，他自己说好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以为自己住在纽约而不是伦敦——后来受训成了一名拉比。“要是帮”的第一位领袖是比万，他从前是矿工，后来因为坚持“健康胜于枪炮”的政策而辞职。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他的鼎盛时光已经过去，尽管他依然在反对党的位置上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演说，还不惜在核武器问题上与自己最亲密的支持者决裂，他的大多数表现依然让人觉得失之急躁而且自以为是。他对自己的的大敌休.盖斯克极尽贬损之能事，说他“什么都不是——不是——不是。”还说“他是臭老九，我可是矿工。”卡斯特和比万的关系一贯不融洽，她提到过自己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坐在比万旁边，“结果我发现了一个极其令我不安的现象：比万在纸上随手涂抹的内容全都是他自己的名字。”*33* 比万就如同政界的狄兰.托马斯（5），唯一能与他的才情相媲美的只有他对自身才情的放任挥霍。正如我们所见，他就任大臣之位之时是一位了不起的改革者，任务越艰巨，他就变得越伟大。成了反对党之后，他的魅力无从施展，而他的虚荣心却越发害人害己。总之，他开始变得渺小起来。

他似乎不管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着被他的机智所折服的听众，这对他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尽管这些听众大多也都是聪明人。但是比万具有极富蛊惑力的个人魅力，这使得他成为了左派的焦点，他们的立场包括越发反身自指的反美主义以及对国有化与中央计划的教条式坚持。比万与工党领导层的其他成员一样，十分不信任苏联，对于莫斯科不报任何幻想。在一次压抑怒火的下院晚宴之后，赫鲁晓夫曾经警告工党，必须与俄国结盟，“因为如果不这样，他们就要把我们像虫子一样从地球表面抹去。”*34* 尽管他在1955年党内领导权争夺中落花流水地输给了盖斯克，比万的支持者在这一时期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力量。比方说1952年关于托利党国防支出的一次投票中，足有57名工党议员弃权，这很能说明这帮人的势力。“坚持左倾”团体很快就成了“比万党”，一群狂热的追随者，尽管他们对外一口咬定自己的独立性。他们甚至还有自己的报纸《论坛报》以及自己的社交地点，在伦敦是克林斯曼的郊区别墅，在牛津郡则是布斯考特公园（6），Soho餐厅也是经常性得会面地点。他们视自己为浪漫、欢乐以及自律的一群，专门与工党上层挟权自重的叛徒作对。很快他们就落下了党内之党的名声。

随着疑心的增长，比万对盖斯克的攻击也越发个人化与公开化。由于获得了右翼报业巨头比佛布鲁克勋爵（7）这样既出乎意料又让人不放心的支持者，其他工党领袖开始对比万以及他那一帮人心存忌惮起来。盖斯克曾在一次气氛特别紧张的会议上说，必须阻止“一群满腹怨气的记者实行暴民统治”的企图。工党上层曾经半心半意地试图将比万驱逐出党，而比万一伙也曾半心半意地考虑过另立新党的问题。最终比万以影子外长的身份重返前台，后来又成了工党的代理领袖，直至1960年死于咽喉癌为止。他对新英国很不看好。他在1959年进行的最后一次党内演讲中预言当英国人“摆脱电视带来的谵妄之后”，意识到自己早已贷款过度，并且理解了消费主义导致了“一个庸俗的社会”，他们自然会转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我们应当将我们的人民引领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35*

楚河汉界的另一边是盖斯克和他的帮派。他们一般被人称为弗罗格纳尔团体或者汉普斯特得团体，这都是位于伦敦北部工党领导聊以自娱的别墅，比万党相信他们在这些别墅里阴谋推翻社会主义并将人民领进电视与组合家具统治的地狱。盖斯克也是公立学校出身，1926年大罢工与三十年代维也纳街头的纳粹暴徒使他走上了激进的道路。他和威尔逊一样也是经济学家，战时为政府效力。他为艾德礼担任财长时作风强硬，正是他提出的通过对全民医保收费来资助重整军备的提案导致了比万辞职离开内阁，两人的梁子就是这么结下来的。（算错这笔账的是盖斯克，而比万则是正确的）盖斯克在公共场合总让人觉得像个道学先生，丝毫不带比万身上特有的香槟酒气。盖斯克毕生都爱说实话，尤其是不好听的实话。小时候有一次他坐在推车里唱儿歌，结果吓坏了过路的妇女：“早晚你我殊途同归/坟坑里面各就各位”。他将这一令别人浑身发毛的作风保持了下去。他只当了9年议员就成为了工党领袖，在没有工会基本盘或党内左翼支持的情况下替换了岌岌可危的艾德礼，这不得不说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盖斯克的胆识很快就在苏伊士危机中得到了检测，工党在事件初期民心鼎沸之后捞取政治资本的行为将他推到了托利党的交叉火力面前。如果有人认为近十几年来的下院就像马戏园子一样热闹，那不妨注意一下当年盖斯克曾认真考虑过要退出政坛，因为保守党那边的嘘声与叫骂使得他一进议会就丧失了听力。

今天的历史学家之所以如此追捧盖斯克主要是因为他的年轻追随者中有很多日后都升到了高位，尤其是罗伊.金肯斯与安东尼.克罗斯兰（8），还因为他在56岁那年就突然去世了。他有很多令人称道的品质，其中包括他对文学、音乐、舞蹈以及生活本身极富感染力的热爱。他为人固执、勇敢而忠诚，但是他身为工党领袖的记录却并非完美无暇。他曾认真考虑过要疏远工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放弃推进国有化的努力。这些举动的确十分大胆，但是盖斯克的具体战术却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他不顾新生派党员的意见试图从工党党章中去除倾向工会的第四条，就像多年之后的布莱尔一样。在社会主义盛行的五十年代，这一仗远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盖斯克退休时遍体鳞伤。在英国是否应当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的问题上，他做出了极其有名的承诺，说要战斗、战斗再战斗来拯救自己深爱的政党，将一场失败变成了个人公共关系方面的胜利。但是他刚刚与党内右翼结盟不久，就又给了他们当头一棒，毫不掩饰地对英国在欧洲共同市场中的成员身份报以敌视。此外他还喜欢和托利党眉来眼去，这也无疑在铁杆党员眼中为他造成了减分。

但是盖斯克身为这一时期的政客最有趣的一点在于他对于消费主义的兴起欣然接受甚至还欢欣鼓舞。比万和他的朋友们悲叹一个“富裕的社会”以及“粗俗的消费主义”，对尽管有些萧条但却非常高尚的四十年代大唱挽歌。盖斯克则热衷于随着爵士唱片的旋律起舞，美食与高档服装也很对他的胃口。盖斯克和他的支持者相信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更为平等，同时并不以牺牲生活乐趣为代价的社会。这一思想在克罗斯兰1956年的畅销书《社会主义的未来》中得到了体现。安东尼.克罗斯兰曾经在战时当过伞兵，家道殷实的父母从属于普利茅斯兄弟会教派，他对父母设定的严厉的清教徒式生活原则十分叛逆。克罗斯兰认为对于改革者的目标来说，增长个人权益与消灭资本主义一样重要，而资本主义此时已经被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了。改造社会的关键不是国有化，而是教育。社会主义者必须更加关注例如智障人士、遭到忽视的儿童、离婚及流产相关法律、妇女权益、同性恋法律改革以及取消书籍影视审查制度之类的议题。这些问题在他的朋友金肯斯担任内政大臣期间得到了极大重视。他反对“卫生、可敬、有道德，只是不够优雅的事物与人”。他曾经面对这些信奉工党主义的爱德华时期的圣人们提纲挈领地总结道：“完全的禁欲主义与完善的归档体系现在看来不是通向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正确路标，如果真是的话，那我们当中有些人走不到终点就得倒毙路旁。”*36*这些言论对于位于工党边缘的记者与知识分子来说的确不大中听，但它们很受新兴中产阶级选民的欢迎，而工党十分需要他们的选票。就这样，四十年代的工党结束了，而六十年代的工党开始了，中间一点转折都没有。

工党原谅了盖斯克1959年的选举失利。如果他能活到1964年继续领导工党，那年的选战工党必然能够获胜，如此一来工党的故事也将大不相同。1962年他在工党内部说话一言九鼎，在工党外部也频频抛头露面，被人视为工党的新开始——记者与民间对他的评论与1997年布莱尔得到的评价别无二致。正如布莱尔一样，他的党派性没有这么明显，并且比他的对手、一位十分有趣的未来首相更加“正常”。最终一切都成为了泡影。1963年1月，积劳成疾的盖斯克染上了一种十分罕见的免疫系统疾病，没过几天就去世了。有人怀疑这是克格勃的阴谋，为的是扶植阴谋论者眼中的苏联代理哈罗德.威尔逊上位。不过更有可能这仅仅是生理学干涉政治的又一案例。要是当时的医疗技术再给力一点，病人的运气再好一点，赫伯特.莫里森，拉博.巴特勒，休.盖斯克与伊安.麦克劳德（9）都有可能成为战后英国首相，而不是实际历史当中的艾德礼，麦克米伦，道格拉斯-休姆与威尔逊。但是威尔逊当首相没有这么多的运气因素。比万帮与盖斯克帮之间旷日持久的争斗意味着他当上首相之后的大部分时间精力都花在来平息党内争端上面，反而对国家的走向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1） 工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外链出处

（2） http://baike.baidu.com/view/3317496.htm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Dick_crossman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Ian_Mikardo

（5） http://baike.baidu.com/view/68276.htm

（6） http://www.buscot-park.com/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x_Aitken,_Lord_Beaverbrook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ony_Cros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