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谈谈文革—(1)儒家的缺陷 -- 猪啊猪

现在论坛对文革的帖子，大多集中在对错这种事实判断，比如总理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文革等等，而历史是可以被春秋笔法的，如果先下一个立论，再在野史中刻意寻找支持自己论据的观点，这样做始终是有可能得手的。在我看来，谈文革，需要使用大旗派的方法论，讨论细化的东西没有意义。谈到文革，就需要提到毛泽东，提到毛泽东，就需要提到五四运动，提到五四运动，就需要提到五四运动为何要打倒孔家店，所以本文的第一部分，是谈儒家的缺陷

有同学说我的前一篇文立论不清晰，立场不坚定，所以这里先给出立论：儒家强调道德的作用，教人成圣，让人温顺，除了法律之外，还给国民戴上道德的枷锁。而道德没有标准，是变量，在不同时期对道德的要求是不同的，甚至同一个人不同时期对自我的道德要求也不同。这样的思想培养出来的人，缺少战斗力，没有侵略性，遇到挫折，喜欢找个地方隐居，“一日三省吾身”去了。按现在的说法，是大面积培养宅男。宅男和西方外向型流氓相互PK，秀才遇到兵，肯定是要吃亏的。所以儒家只能用于守成，而没办法开创。

1，百家争鸣

儒家始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不光有儒家，还有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等派系，儒家当时并不占优势。春秋战国时期一副乱象，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社会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是一个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没事就打仗，是人都想称帝的时期。如此乱世，为何文化上居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壮观景象呢？（注意这个“百家争鸣”，和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在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个主公想称帝，都会养很多“士”（也叫食客或者门客）。如果称帝成功，军事上强的士就变成主公的将领，到处征战解决领土问题，思想上强的士就变成主公的宰相，四处推销普世价值，扫清统一的思想障碍。所以诸子百家的兴起，都是与政权相结合或者说相勾结的，是乱世中普世价值的相互PK过程。

那么，诸子百家的各种普世价值放在一起，相互PK一下，儒家是否成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当时真正成功的，是商鞅，李斯后面的秦，是法家。这里引用两个法家的观点：

商鞅认为孔子诗书礼乐教化与法家农战思想对立：‘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诗》、《书》、礼制、音乐、慈善、修养、仁爱、谦洁、善辩、聪慧，国家有这十种人，君主就无法让民众守土作战，国家用这十种人治理，敌人到了，国土就一定被割削，敌人不来国家也一定会贫穷。国家没有这十种人，敌人不敢来侵犯，就是来了，也一定会退却；如果发兵前去讨伐敌国，一定能取胜；如果按兵不动，不去讨伐，就一定会富足。（读这段再想想清朝的富裕，和对比一下清朝对外战争的羸弱）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圣人治国的方法，不是依靠人人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恶。一国之内为善的人不计其数【这是使社会太平的因素】；法家使少数作恶的【这是社会动荡的因素】）人不作恶，国家便能太平。君王治国，是依靠众人的力量并使（那小部分作恶的人）去除恶。所以，（治理一个国家）不要老是着眼于提倡好的道德，而应致力于建立（那管理少数作恶者的）条文。据此推论，君王只需掌握法律，以法治民，社会就会天下太平，而只以宣扬好的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是徒劳的。（看这段是否和开国时期打击阶级敌人比较相似啊）

时光拉到现代，大家再看看这个帖子：链接出处

主席不光早期思想偏于法家，晚年还写过一首诗给郭沫若，《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须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犹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这里十批指的是郭沫若写的一篇叫《十批判书》，书里面不光批判了儒家，也批判了法家。主席赞同法家思想从幼年直至晚年，堪称知行合一啊）

小结一下。在春秋战国的乱世，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备战经济时期，法家的确可以做到短时间集权到大量力量，就是俗话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但统一成功之后，失去了乱世这个前提，需要稳定发展分蛋糕的时候，法家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儒家则如鱼得水。由于法家和儒家是对立的，很难兼容，商鞅变法中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他最后是被车裂，几千年后毛主席则被泼污水几十年，文革还被官方下了一个十年浩劫的事实判断，这不能说不是法家几千年来历史的轮回。

2，儒家的发迹史

儒家在秦统一的时期遭遇了“十年浩劫”。秦王朝的焚书坑儒政策虽然殃及诸子和各家学说，但儒学受害最深，几遭灭顶之灾，据说《乐经》经秦火一炬，从此失传。儒家真正的得势，始于已经统一的汉朝。当时的汉，地理上已经统一了中原，但是思想上还没有统一，迫切需要一个普世价值。然后董仲舒顺应时代要求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他的社会理想是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他强调“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君王施政不仁，天就会有所表示，称之为“天人感应”，这意味着君权之上还有一个神权，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具体神权如何限制君权呢？事实上是没有办法限制的。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

从汉到清，如此长历史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包括外来的元和清，都是尊儒家的。原因在于儒家提倡中庸，让人顺化，便于君主的统治，利于于士大夫的尊贵。“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互相爱护团结，“尊尊”不仅要求在家庭内部执行，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君臣之间都要讲尊卑关系，讲秩序和等级。亲亲尊尊落实到最后，其目的就是要求任何人都遵守这种原则所确定的礼制，各安其位，不超越自己的地位等级，百姓做顺民，百官做顺臣，这样国家就会长治久安。

儒家第一部成文法典，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出现，名叫《晋律》，再到后来唐朝，才出现中国第一部赫赫有名的儒家法典——《唐律疏议》。《唐律疏议》中许多具体的律文体现了许多儒家思想，例如: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之间发生法律关系时，又要根据不同的亲疏、尊卑、男女、长幼、良贱关系来适用不同的法律

而法家在创立初期就建立了自己的法典。中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李悝的《法经》 共6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商鞅的变法，则一定意义上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比如“国君的宗室亲属如无军功，也照样从王室的宗谱中除名。” “太子犯了法，商鞅准备惩罚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者，不能施加刑罚 。于是就对监督太子行为的老师公子虔施以肉刑，对教太子知识的老师公孙贾也加以了在其额头剌字的刑罚。第二天，秦国的人全都开始遵守法令了。 ”

这一节再小结一下：儒家从创立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具体成文法典的。提倡“出礼入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准五服以制罪”。按照现在的说法解释一下，大概就是：官吏都流着道德的血液。

3，儒家的楷模

儒家主要是靠道德来规范官吏的，而道德是个变量，同一时期，甚至同一个人不同地点，对道德的看法都有不同，所以儒家必须要树立榜样，用榜样来确立道德的楷模，也就是说，给社会一个圣人的模板，然后你自己去学。在我的印象中，至少有三个人属于儒家的楷模，大众的偶像。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

三顾茅庐方出仕，人们通常只注意到《隆中对》对天下大势的分析，而没有注意到“三顾”对王室来说，体现了卖草鞋的王孙也是王室正统；同时，对士大夫来说，摆谱才能体现出和平民的区别。一个“三顾茅庐”的故事，可以同时受到王室和士大夫的支持。

刘备死的时候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刘备的做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史上仅此一例，刘备所说的话是真还是以退为进？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正是因为这段话，诸葛亮才会流芳百世——因为符合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取向嘛。

诸葛亮空城计，草船借箭均为杜撰，在《三国演义》中明显受到了神化。在我看来，空城计,草船借箭凸显的是智力优于实力的小聪明论。发展到后来就成为了义和团刀枪不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文天祥

文天祥没什么好说的，实乃民族英雄。这里想提请注意一下，文天祥政治上遇到挫折的时候，不是想办法去解决，而是直接跑回文山去隐居了，等到君主召唤，才二次出仕。

还有一个是现代的，但我仍然将他归结于儒家的楷模，估计提出名字就会被投草无数，不过自己是怎么想的，也就怎么写了。他的名字是：周恩来。

建国前后，中共历经陈独秀、王明、张国焘、毛泽东四朝领导，而在每一次的内讧与外斗之后，周皆居高位，历史上大概只有四朝内阁首辅杨士奇可以比较一下了。最奇怪的事情，在于周总理从无任何负面评价，网上一搜，随便哪里都是赞美声一片，堪称完美的人。真正做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真正做到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么，这样的伟人，为何没做主席，一直做总理？

我小时候很崇敬总理，看传纪，很佩服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但现在我看政治人物，主要看他的政治主张对中国有什么意义，而总理是没有什么政治主张的。用道德标准去评价总理，总理是一个完美的人，绝对可比诸葛亮，但用道德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这可以归结于儒家的代代传承。

孔明多智近妖，总理完美近神。我现在比较喜欢有缺陷的人，觉得真实。如果现实生活中碰到一个完美的人，多半是会敬而远之的

4，中西方的差异

归根到底，中西方历史发展的差异，我个人认为，在于认同人性是善还是人性恶。

中国古代有承认人性善的，有认同人性恶的，还有认为人性不善不恶的，但后来儒家成了主流，孔孟所支持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每个人都耳熟能详，后来所设计的社会制度，也是以人性善为出发点的：官员都流着道德的血液，用自律与贪污做斗争。出礼入刑，那是需要出格到一定地步，才会入刑的。再加上中庸等儒家观念，这导致所有人的容忍度都比较高，比较有韧性。只要不压迫到最危急的时刻，都很少抵抗。（当然真正要抵抗，力量也是很强大的）江泽民前些年提出的“以德治国”“以德治党”也是儒家思想在当代的延续。道德是一个变量，以德治国能成功吗？反正我是不信的。几年过去了，现在也没人提了。今年看到孔子像搬到天安门广场，再搬出去，还是挺好玩的。

西方《圣经》里面，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由于被化身为蛇的恶魔的诱惑，偷吃了善恶树上面的金苹果，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这一罪过成了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为原罪。总体来说，西方是认同人性恶的，设计的制度是以人性恶为出发点的。演变到后期，就是法不禁止即自由。

总结一下：

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导致了中国人除了遵守法律，还需要遵守道德。而道德作为一个变量需要一个标准，这样就使得中国人抛弃了自我的道德观，以全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标准作为自己的道德观。这样做法的弊端是人得到了共性，却失去了个性，展示自我的人被视为另类，风必摧之。优点是容易认同集体，形成合力。有优有劣是容易认同权威。社会中的人是物以类聚的，或者说分阶级的，在大的道德标准之下，又有小团体的道德标准，这就导致面对不同群体，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经常说一套做一套。道德是一个变量，那么全民共同认同的道德标准也是一个变量，这就容易导致礼乐崩化，过一段时间就需要提出一个新的道德楷模来全民学习，过几十年上百年就得推倒重来一次，放到古代，就是皇帝驾崩或者朝代更替，放到现代，就是军阀割据或者被和平演变

如果说偷吃金苹果是西方的原罪，我想，也许儒家的道德观，就是东方的缺陷——去之则失去根源，荐之则“儒极盛则国速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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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鳖抗铁牛

• 这帖子讨论的东西和我最近写的帖子挺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