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悲哉,壮哉 ─ 苏联、南斯拉夫、还有利比亚 -- seasons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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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写这东西的人反毛也反共,但还没蠢到支持独立活动:

第十三章达赖喇嘛向何去﹖

1﹑“大西藏”的神话

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演说“五点和平计划”时说﹕“中国公民大量移民西藏违反了第四届日内瓦会议﹐威胁藏人作为独特民族的生存。在西藏的东部﹐中国人口远比藏族人口多。举例来说﹐在我出生的安多省(指青海省----引者)﹐根据中国统计﹐有250万中国人﹐但只有75万藏人。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西藏中部与西部)﹐中国官方资料也证实中国人口比藏人多。(1)”如前所述﹐最后一句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布过那样的资料。

三年后出版的达赖自传说﹕“中国公民大量移民西藏直接违反了第四届日内瓦会议﹐其结果是﹐在我国的东部﹐中国人比藏人多。以我的出生地﹑现被划入青海省的安多为例﹐据中国的统计﹐现有250万中国人﹐只有75万藏人。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西藏中部与西部)﹐我们的资料表明﹐中国人也比藏人多。(2)”前面的话一模一样﹐最后一句话把“中国官方资料”悄悄改成了“我们的资料”﹐可见达赖喇嘛自己造谣心虚。

达赖喇嘛这里说的“西藏”当然是指“大西藏”。王力雄对达赖喇嘛说“大西藏”内有750万中国人深感困惑。他说根据中国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与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写的《当代中国西藏人口》﹐1987年西藏自治区汉人只有78800人﹐即便加上一﹑二十万流动人口﹐也不过二十几万﹐怎会超过自治区的藏族人口190万﹖按照同书的数字﹐即便在“大西藏”----西藏自治区加上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与一个藏族自治乡----汉人总数也仅为152.1万(占总人口的26.9%)﹐只有达赖喇嘛所说的五分之一。王力雄认为﹕“在数字化管理越来越成为治理现代国家的关键因素时﹐它(指中国政府----引者)不可能把所有的数字都做成给别人看的假数字。除此之外﹐我还有亲身在西藏的所见。虽然我不可能搞人口统计﹐但以我在西藏接触的范围和深入程度﹐应该已经达到比较充分的随机化。在这种随机化基础上产生的感觉﹐我判断中共方面的数字更接近实际。达赖喇嘛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数字﹐除了他的情报系统有放大﹐以及为了加强政治宣传的效果﹐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即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版图比中共认定的藏区更大﹐进入了汉人稠密区﹐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3)

把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7年的报告《西藏﹕人权与法治》(4)扉页的“大西藏”地图(该地图当然是达赖方面提供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仔细对照﹐就可发现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版图不仅包含了西藏自治区﹐还囊括了整个青海省﹑半个四川省﹑半个甘肃省与四分之一个云南省﹐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部。其面积占中国的四分之一强。其中包含如下非藏地区﹕

青海省的西宁市与海东专区(主要居民是汉族与回族)﹑门源回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河南蒙古自治县﹐还有一个混合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云南省的怒江栗僳族自治州﹑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宁蒗彝族自治县﹑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楚雄彝族自治州北部﹔四川省的混合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西部(包括其首府西昌市)和许多汉人县如平武﹑宝兴﹑石棉﹑盐边等﹔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以及汉人居住的整个河西走廊﹐包括安西﹑玉门﹑嘉峪关﹑酒泉﹑金塔﹑高台﹑临泽﹑张掖﹑山丹﹑民乐﹑永昌﹑金昌﹑武威﹑古浪﹑永登等市﹑县﹐还有甘南汉人县如岷县﹑宕昌﹑武都﹑文县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部。

除藏族外﹐在达赖喇嘛的“大西藏”内还居住着汉﹑回﹑蒙古﹑土﹑撒拉﹑哈萨克﹑栗僳﹑纳西﹑独龙﹑怒﹑彝﹑白﹑裕固﹑东乡﹑羌﹑维吾尔﹑保安等17个非藏民族。达赖喇嘛说他们都是中国政府送去的移民﹐又是弥天大谎。众所周知﹐1949年前的青海省主席马麒﹑马步芳父子都是回民﹐他们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曾在1932年击退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对青海玉树地区的进犯﹐又在1935年消灭了中共红军的西路军。可见青海的回民决不是中国政府移民过去的。达赖喇嘛自己也明白﹐把上述16个非藏非汉少数民族都说成是中国政府送去的移民是无人相信的﹐所以他故意含糊其辞地把他们都叫做Chinese(中国人)﹐从而给西方人以他们都是汉人的印象﹐制造“汉人在藏人自己的土地上(指“大西藏”)淹没藏人”的神话。

那么“大西藏”内的汉人呢﹖众所周知﹐早在两千一百年以前﹐丝绸之路的要道河西走廊就已经是西汉皇朝的领土----凉州。比松赞干布定都拉萨﹐建立第一个藏族国家吐蕃王朝早了七﹑八百年(我把松赞干布建立的吐番王朝称为藏族第一个国家基于如下理由﹕第一﹐据“西藏流亡政府”机关刊物《西藏通讯》每期末页介绍﹐藏族有文字始于松赞干布时代﹐可见此前藏族无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传说中的历史﹐不足为凭。第二﹐藏族的政权从松赞干布开始才与西藏周围的国家如中国唐朝与尼泊尔发生交往﹐用现代的政治术语来说﹐即发生外交关系并获得国际承认。此前藏族传说中的赞普只能算部落酋长﹐算不得国王)。唐王昌龄诗《出塞》云﹕“秦时明月汉时关”﹐这关就是河西走廊的咽喉﹑汉朝建立的玉门关。达赖喇嘛及其“西藏流亡政府”竟然把自古以来属于汉人的河西走廊也划进了“大西藏”﹐足见其领土野心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让我们再来看被达赖喇嘛叫做“安多省”的青海省。达瓦才仁说﹕“青海自古是藏人生息繁衍的地方﹐现在青海境内的各民族中﹐除藏族外﹐其余全是十三世纪后逐渐迁入青海的﹐而汉族迁入更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汉族最早进入青海是新朝的王莽﹐曾拓边到青海并设立西海郡﹐徙犯人屯田﹐不过几年﹐这些地方又为藏人收复。(5)”这话自相矛盾。王莽新朝在公元9至23年﹐达瓦才仁既然承认汉族那时已在青海设郡屯田﹐又怎能说“现在青海境内的各民族中﹐除藏族外﹐其余全是十三世纪后逐渐迁入青海的”呢﹖

看来达瓦才仁对青海的历史十分无知﹐有必要多花点笔墨介绍青海历史。据《后汉书》《西羌传》﹐西羌祖先是三苗﹐原居湖南衡山附近。舜将三苗迁移到三危(今甘肃境内﹐敦煌附近)﹑河关(今兰州附近)西南地区﹐在赐支河(今青海东部黄河弯曲处)沿岸定居﹐其活动范围东起陇西﹐西迄黄河源﹐南下青藏高原﹐西北达新疆中部。羌人的后裔至今仍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生活。

青海的第二代移民是汉人。公元前121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754年)﹐西汉皇朝设立令居塞(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以控制河湟地区。在湟水沿岸筑西平亭(今西宁)﹐设置临羌县(今西宁市境内)﹑破羌县(今青海乐都县境内)﹑浩门县(今青海民和县境内)﹐还设护羌校尉管辖羌人并屯田。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朝﹐在青海三角城(今青海海晏县境内)设置西海郡。1944年10月在三角城遗址挖出一个花岗石虎﹐下有石座﹐上刻“西海郡始建国X河南”九字(第七字不清)。这“始建国”是王莽称帝后第一年年号。600多年后﹐松赞干布大臣吞米桑布才仿照梵文字母创制了藏文字母。

王莽死后﹐西海郡废弃。公元25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608年)﹐东汉皇朝在青海除了恢复原有的临羌﹑破羌﹑浩门三县外﹐增设安夷县(今西宁市东)﹑白土县(今民和县南)﹑龙支县(今民和县境内)﹐又分置临羌县为西都县﹔公元210年设西平郡(今西宁市)﹐复置护羌校尉﹐管辖青海羌人﹐并移民屯田。那时松赞干布与吐蕃王朝尚未诞生﹐何来达瓦才仁所说的“不过几年﹐这些地方又为藏人收复”﹖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汉人比藏人更有权利说﹐青海自古以来就是汉人的地方。

三国年间﹐魏国继续以西平郡管辖临羌﹑破羌﹑安夷﹑白土﹑浩门﹑西都等县。

青海的第三代移民是鲜卑----土谷浑。公元280年﹐辽东鲜卑慕容氏迁移到阴山﹔公元310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323年)﹐再迁到甘肃南部﹑青海与四川北部﹐与当地羌人融合﹐以土谷浑为称号﹐以西晋为正统。《北史》《土谷浑传》云﹕土谷浑“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青海周围千余里”。唐王昌龄诗《从军行》云﹕“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桃河北﹐已报生擒土谷浑。”(诗中“桃”字左边应为三点水﹐我的中文软件没有这个字)这桃河在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内﹐按照达瓦才仁的逻辑﹐土谷浑也有权说﹐青海与甘南自古以来是土谷浑的土地﹐可惜今天已经无从考证其后裔了。

公元596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37年)﹐隋文帝以光化公主嫁土谷浑首领世伏。公元609年(比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早了24年)﹐隋炀帝亲自率军赶走土谷浑首领伏允﹐在土谷浑首府伏俟城设西海郡﹐在赤水城(今青海南部)设河源郡。隋灭后﹐伏允重返青海东部。公元640年﹐唐太宗以弘化公主嫁土谷浑首领诺曷钵。次年﹐文成公主经青海入藏时﹐诺曷钵与弘化公主夫妇为文成公主沿途建行馆﹑设盛宴﹐赠送厚礼。

青海的第四代移民才是藏人。公元660年左右﹐吐蕃王朝恩将仇报﹐袭击土谷浑。663年诺曷钵﹑弘化公主夫妇逃到凉州﹐向唐朝求援。670年唐朝派薛仁贵率军入青海﹐帮助土谷浑收复失地﹐大败。公元734年唐使张守圭﹑李行韦与吐蕃使者奔布支会同在赤岭(今青海湟源县日月山)分别立碑为界。不久﹐唐蕃战事又起﹐唐将哥舒翰屡败吐蕃﹐封西平郡王。《唐书》《哥舒翰传》云﹕“吐蕃盗边﹐翰持半段枪迎击﹐所向披靡﹐虏骇走﹐只马无还者。逾年﹐筑神威城青海上﹐谪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故唐西鄙人诗《哥舒歌》云﹕“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时唐军东调﹐吐蕃趁虚而入﹐于757年占领鄯州首府西平(西宁)﹐760年占领廓州(青海东部)﹐只在这时﹐藏人才控制了青海全境。然而好景不长﹐吐蕃王朝于842年赞普朗达玛被刺身亡后即告崩溃﹐此后四百多年﹐西藏陷入群雄割据﹑争战不休的极度混乱之中﹐直至被蒙古人征服﹐没有统一的政权。

公元1099年﹐宋军收复河湟地区﹐置陇右节度。公元1104年﹐改鄯州为西宁州﹐设陇右都护府﹐是为西宁这一地名的起源。

青海的第五﹑六代移民是蒙古人与蒙古人带来的中亚穆斯林(回族的祖先)。公元1372年明朝改西宁州为西宁卫﹐1375年至1397年在柴达木地区设立安定﹑阿端﹑曲先﹑罕东四卫﹐归西宁卫统辖。清朝年间青海东部属于甘肃省﹐西部由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管辖。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青海东部仍属甘肃省西宁道﹐西部由青海办事长官管辖。

1929年中华民国在青海建省﹐以西宁为省会﹐由孙仲良任省主席。同年中原大战爆发﹐孙率军东去﹐回民马麒代省主席。193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趁国民政府忙于对付国难(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件)﹐派军进袭青海与西藏交界的玉树地区﹐被马家军击败。1936年马麒之子马步芳代省主席﹐1938年正式任省主席﹐直至1949年逃亡台湾(6)。

由此可见﹐中国皇朝最先将青海纳入中国版图﹐治理青海的时间也最长。历代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从来没有统治过青海﹐青海在中共建政之前就是一个以汉人为主的省。连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97年的报告《西藏﹕人权与法治》都承认﹐1949年青海已有70多万汉人﹐只有43万8千藏人(7)。达赖喇嘛总不能说﹐那70多万汉人也是中共移民吧﹖既然青海自古以来是汉人为主的土地﹐此后无论有多少汉人迁入青海﹐藏人都没有资格说三道四。达赖喇嘛借口青海境内有藏人而企图吞并整个青海﹐就像希特勒借口捷克境内有德意志人而吞并捷克一样无耻。

本书第八章开头引用过噶厦政府1949年11月4日给英国的呼吁信﹐信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占领了中国的省份兰州(原文如此﹐当为甘肃----引者)﹑青海和西康﹐因为这些省份邻近西藏边境﹐我们已经给中共政府领袖毛泽东先生发信﹐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可见那时噶厦政府也承认青海省﹑包括甘南藏区在内的甘肃省﹑包括甘孜与阿坝藏区在内的西康省都是中国的省份。

戈伦夫指出﹕“历史事实是达赖喇嘛自从十八世纪中叶从未统治过西藏自治区外的藏族居住区。在1913年的西姆拉会议上﹐十三世达赖喇嘛甚至愿意签字放弃对它们的权利。(8)”戈茨坦也说﹕“无论如何﹐大西藏的目标在政治上是不现实的。西藏已有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未曾统治过那些地方﹐也难以想象中国会将四川﹑青海﹑甘肃与云南的大片土地交出来。那里的许多汉族与回族早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很久就定居在那里了。(9)”连一贯坚决支持藏独的美国人权组织亚洲观察委员会都说﹕“西藏流亡政府提供的关于750万汉人这个数字﹐包括了居住在一些区域例如西宁这个青海省会城市中的汉人﹐这个城市几个世纪以来就不属于藏族﹐而且位于由各类藏人﹑半藏人自治地区所组成的藏族居住区域之外”(10)。

达赖喇嘛把那么多自古以来就是汉﹑回﹑蒙古﹑土﹑撒拉﹑哈萨克﹑栗粟﹑东乡﹑羌﹑保安﹑维吾尔﹑纳西﹑独龙﹑怒﹑彝﹑白﹑裕固等17个非藏民族的土地统统划入“大西藏”版图﹐自然会使藏族人口在“大西藏”内变成少数。按照他的地图﹐“大西藏”内何止750万“中国人”(上述17个非藏民族)﹖单单河西走廊就有好几百万汉族居民。达赖喇嘛在地图上吞并了那么多其它民族的土地后反咬一口﹐诬指“中国移民”使藏族“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正在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民族”(11)。借用达赖喇嘛自己的话说﹐他的指责是“一种卑鄙而令人遗憾的遁辞”(12)。而所谓“大西藏”不过是俄国极端民族主义狂人日里诺夫斯基的“大俄罗斯”(包括整个苏联﹑东欧的大部﹑伊朗﹑阿富汗与美国的阿拉斯加)的翻版。

达赖喇嘛在1987年美国国会讲话与自传里都说﹕“这套移民政策并不新鲜﹐中国曾有系统地在其它地区运用。本世纪初﹐满洲人还是个拥有自己独特文化与传统的民族﹐现在满洲只有两至三百万满洲人﹐却有7500万中国移民。(13)”达赖喇嘛大概从来没有读过中国历史﹐所以不知道满洲人入关后﹐曾用武力向汉族地区大量移民(做官﹑驻军)﹐从而抽空了自己的家乡。满清政府还派出许多蒙古兵去汉族地区镇压汉人﹐使蒙古人口空虚。十九世纪中叶﹐为了抵御俄国的侵略﹐满清政府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允许与鼓励汉族迁入满洲﹑内蒙古与新疆﹐甚至派出“垦务大臣”去内蒙古督办此事(14)。1912年内蒙古的汉人达到100万﹐超过了蒙古人80万(15)。满洲人走得更多﹐汉人去得自然更多。满洲人作为中国的统治民族﹐自愿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传统﹐这也是汉人(达赖喇嘛所谓的“中国人”)的罪过吗﹖

尤为奇妙的是﹐达瓦才仁竟然把其它民族也说成是藏族。例如他说青海的回族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藏人”(16)﹐以此证明青海自古以来就是藏族的土地。他为什幺不把汉族也说成是“不信喇嘛教的藏人”呢﹖那样就可以把全中国都划入“大西藏”的版图了。

注释﹕

(1)(13)Dalai Lama, "Address to the U.S. Congressional Human Rights Caucus----Five Point Peace Plan for Tibet", Congressional Ceremony to Welcome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2)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hp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250.

(3)《天葬》﹐352-353页。

(4)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5)达瓦才仁﹐《谁在制造西藏的神话﹖》﹐《北京之春》﹐1997年2月号。

(6)以上参见﹕青海省志编篡委员会﹐《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1979年。

(7)Tibet: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97), p.101.

(8)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245.

(9)Goldstein, Melvyn C.,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71.

(10)Merciless Repression: Human Rights in Tibet (Washington DC, Asian Watch Committee, 1990), p.74.

(11)(12)《达赖喇嘛在西藏自由抗暴38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国之春》﹐1997年4月号。

(14)翁独健主编﹐《内蒙古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85年﹐276页。

(15)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北京﹐1996年﹐215页。

(16)达瓦才仁﹐《对西藏的殖民与藏人的生存危机》﹐《中国之春》﹐1998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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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新的冷战

第十三章达赖喇嘛向何去﹖

2﹑西藏独立的灾难

我们既已弄清达赖喇嘛的“大西藏”的真相﹐就不难想象“大西藏”独立的后果。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那里的汉﹑回﹑蒙古﹑哈萨克﹑东乡﹑撒拉﹑裕固﹑白﹑彝﹑纳西﹑怒﹑独龙﹑保安﹑维吾尔﹑土﹑羌与栗粟等17个非藏民族一定会奋起反抗﹐那时在中国四分之一强的土地上就会爆发波斯尼亚式的种族--宗教战争﹐这是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族人民都难以承受的浩劫。早在1932年青海的回民骑兵就击退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藏军﹐1993年初甘南与阿坝都发生过因掌权的藏人禁止当地回族修清真寺而起的大规模流血冲突(17)﹐可见回族第一个会起来反抗达赖喇嘛﹐其它穆斯林民族也一样﹐更不必说汉族了。由于达赖喇嘛的扩张主义野心﹐“大西藏”内非藏人口超过了藏族人口﹐即便中国政府从“大西藏”撤军﹐达赖喇嘛也绝无胜利的希望。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可能派兵越过印度洋与南亚次大陆﹑穿过喜马拉雅山与雅鲁藏布江去帮助达赖喇嘛镇压17个非藏民族的反抗吗﹖如不能﹐那么“大西藏”独立就只能是梦呓而已。

更有甚者﹐1993年10月5日﹐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与《西藏论坛》联合召开的汉藏对话会上﹐有藏人扬言要请美国像组织联合国军打伊拉克解放科威特那样组织联合国军打中国解放西藏﹐真是幼稚得可爱。

达赖喇嘛在1987年美国国会演讲“五点和平计划”时﹐还要求“中国人”(上述17个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那里的非藏民族)全部撤出“大西藏”﹐这同“种族清除”有何区别﹖

那么西藏自治区----“小西藏”----有无可能独立﹖

藏族在西藏自治区人口中占96.4%﹐所以如果西藏自治区独立﹐不会爆发种族战争﹐然而达赖喇嘛立即要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养活那里的两百多万藏人。

如前所述﹐中国政府每年都要给西藏自治区三十几亿元财政补贴﹐且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递增﹐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以包养十几万藏族职工(官员﹑干部与工人)及其十几万家属。假如西藏独立﹐中国政府当然没有义务再包养他们﹐那时他们就会向达赖喇嘛要饭吃﹑要钱花。达赖喇嘛有钱包养他们吗﹖如没有﹐这些飞扬跋扈﹑不学无术﹑养尊处优﹑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就会立即失业﹑挨饿。那时他们就会重新上街向达赖喇嘛示威﹐打砸抢烧达赖喇嘛的政府机关。无论达赖喇嘛用来世上天堂去安慰他们﹐或者用来世下地狱去恐吓他们﹐恐怕都无济于事。当然达赖喇嘛有一大法宝----向西方行乞﹐然而苏联与东欧各国“民主化”后﹐也一再向西方行乞﹐西方给了多少﹖

达赖喇嘛还可以让他们回乡种地放羊﹐且不说这些过惯了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的藏族新贵是否还愿意劳动﹐即便愿意﹐也必须把1980年以来分给藏农牧自由经营的土地牲畜收一部分回来重新分配﹐那就会引起藏农牧的坚决反抗。

还有十多万流亡藏人怎么办﹖印度﹑尼泊尔与不丹等国自己人口爆炸﹐那时决不会再收留他们。达赖喇嘛如何安置他们﹖他将面临与养活藏族市民同样的问题﹐甚至更严峻----流亡藏人可是藏独的大功臣哩。

王力雄认为﹐“达赖喇嘛不但不会在西藏复辟旧制度﹐还将在西藏实行远比现在的共产极权制度更有利于人民的民主制度。(18)”如前所述﹐根据《西藏未来政体与宪法特征要旨》(19)﹐达赖喇嘛的“民主制度”就是政教合一﹐那是对民主的讽刺与嘲弄。该《要旨》还说西藏的政治必须遵循佛法的指导﹐多么像中共宪法关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条款。当然﹐那时藏人可以充分享受自由与人权----自由地高喊西藏独立﹐自由地崇拜达赖喇嘛﹐自由地修建无限多的寺庙﹐自由地招收无限多的僧尼﹐自由地打砸抢烧汉回个体户(如果后者赖在西藏不走的话)……自由地做中共现在禁止他们做的一切事情﹔但不能自由地做达赖喇嘛禁止的事﹐诸如崇拜金刚派。还有12%的藏农牧已不信教﹐藏官与藏干不信教的比例恐怕还要高﹐当达赖喇嘛复辟了政教合一的体制后﹐他们的信仰自由(即不信教的自由)还能否得到保障呢﹖焉知达赖喇嘛手下的人不会根据达赖喇嘛制订的宪法迫害他们或强迫他们重新信教﹖王力雄断言达赖喇嘛将在西藏实行民主制度未免言之过早。

而况常识告诉我们﹐除了饿死的自由外﹐世上所有其它自由都要以“有饭吃”为前提。美国前总统罗斯福(Roosevelt)提出的“四大自由”中就有一条“免于匮乏的自由”(其它三条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与“免于恐惧的自由”)﹐达赖喇嘛如何保证藏人享受“免于匮乏的自由”呢﹖

关于西藏独立后的经济制度﹐达赖喇嘛在《西藏未来政体与宪法特征要旨》里只说了三句话﹕“西藏应有独特的经济制度。根据它自己的需要﹐不走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极端。税制以收入为准。”这个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究竟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是不是农奴制﹖----达赖喇嘛语焉不详﹐我不敢妄加猜测。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他要收税。如前所述﹐西藏的企业只亏不赢﹐全靠中国政府拨款维持。西藏一旦独立﹐这些企业就会马上破产﹐叫达赖喇嘛无税可收。所以达赖喇嘛计划中的收税的主要对象只可能是农牧民。然而中国政府自1980年以来就不收农牧税﹐藏农牧已近20年不用缴税﹐早已把不缴税视为天经地义﹐如今达赖喇嘛要叫他们缴税又谈何容易﹖中国政府自1980年以来﹐不仅不收农牧税﹐而且大量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免费或廉价的生产资料与技术以及廉价生活必需品﹐但由于西藏的自然条件实在太差与农牧民人口爆炸﹐藏农牧的人均纯收入也只及全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半﹐大多数只是维持温饱而已。西藏独立了﹐中国政府的资助就没有了﹐藏农牧的收入就要大幅度下降﹐许多人就会落到贫困线以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达赖喇嘛还要向农牧民收税﹐难保农牧民不会起来反抗----不要忘记藏农牧中还有许多与达赖喇嘛同辈的﹑对旧西藏持仇视态度的﹑不信喇嘛教的翻身农奴。达赖喇嘛收不到税﹐用什么钱来养活他的政府与军队﹖没有政府与军队﹐达赖喇嘛又如何收税与镇压反抗﹖

当然﹐最严重的问题仍是藏族职工及其家属----二十几万藏族市民。他们早已被中共的高工资﹑高奖金﹑高津贴与高福利宠坏了﹐把这一切视为天经地义。他们中的年轻人已经像老一代藏人酷嗜喇嘛教一样酷嗜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如果达赖喇嘛没有钱包养藏族市民﹐给予他们同样的收入与福利﹐让他们享受同样的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他们就会像鸦片烟鬼断了鸦片一样难受。这时﹐同样由于失去了权力与特权而像断了鸦片的鸦片烟鬼一样难受的原中共藏官就会组织他们起来造反﹐以要求中国政府重新补贴西藏为号召﹐并联合不愿意缴税的农牧民﹐一起反抗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或者名义上拥护达赖喇嘛﹐却把矛头指向其主要追随者﹐先架空达赖喇嘛﹐然后剥夺其实权﹐将其软禁。中共藏官在藏族职工中约占三分之一﹐有四万人左右﹐加上家属有十来万﹐如把由中共津贴的农牧民干部及其家属也算上﹐就有十几万之众。他们分布在西藏城乡各地﹐有现成的组织联系﹐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可是中共教给他们的看家本领)与广泛的社会影响﹐许多人还受过军事训练。单单他们就完全有能力也有胆量发动内战。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可能派兵越过印度洋与南亚次大陆﹑穿过喜马拉雅山与雅鲁藏布江去帮助达赖喇嘛镇压藏族人民的起义吗﹖如不能﹐那么“小西藏”的独立也只能是梦呓而已。

注释﹕

(17)《世界日报》﹐1993年3月9日。

(18)《天葬》﹐340页。

(19)Dalai Lama, "Guidelines for Future Tibet's Polity and Basic Features of its Constitution", Tibetan Review (Octobe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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