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悲哉，壮哉 ─ 苏联、南斯拉夫、还有利比亚 -- seasonsyan

感谢对手的不杀之恩

作 者： 马悲鸣

　　笔者发表在《华夏文摘（cm9802b）》上的《从王炳章被驱逐离境看中国人权状

况的改善》一文中提到“感谢对手的不杀之恩”，招来众多责难。西方是自由表达

的社会，本人无权阻止任何人的指责。但笔者也有权表达任何奇谈怪论，只要双方

都不违背《反诽谤法》。

　　“感谢对手的不杀之恩”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无可奈何，比如被软禁了半个世

纪之久的张学良。拿放他自由和软禁相比，当然是自由比软禁好多了。但如果自由

不可得，那么和同杨虎城惨遭处决相比，软禁就得算上上了。在自由、软禁、处决

三个级别的待遇里，软禁固不如自由，但总比惨遭处决强多了吧。况且张将军扪心

自问，若是他和蒋先生调换一下位置的话，他是会杀了对方的。自由优于软禁，软

禁优于处决，权衡两人的作为，张学良自会感谢蒋先生的不杀之恩。

　　另一种情况不好举例。让我们做这样的假设，如果蒋先生在审判张学良之后很

快就释放了他，那么张学良是否还有必要感谢蒋先生的不杀之恩呢？答案也有两种

。其一是当然要感谢。自己犯了按照自己的标准都属死罪的待罪之身，人家不但不

杀，连软禁都没有，竟然放你自由，你更应感谢对手的不杀之恩。这是讲道理的态

度。还有一种人不讲理，你若是放了他的话，他就有机会再和你作对。既然还要作

对，释放自己的对手就仍然是自己的死对头。而且反正自己已经不在对方手里了，

谁还感谢他的不杀之恩呢？！

　　对于上述第二种情况下的第二种人，以后若再抓到，千万别又放了。这是再简

单不过的道理，属于人的正常反应，几近条件反射。

　　王丹目前仍在服刑，不比张学良，所以王丹现在不是谢不杀之恩的时候。王丹

在八九民运中领袖群伦，啸聚广场。这在从秦始皇到中共，两千年以来的中国法律

史上都属死罪。辛亥以前属于“大辟”的“谋逆”；解放以后则一律算做“反革命

暴乱”领头的；而在辛亥与解放之间则是围剿的对象。你不能拿美国的法律去给王

丹量刑，因中共只用他自己制定的法律量刑。拿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法律去审

判中国境内的嫌犯都属侵犯国家主权，而中国又从未订立过西方民主国家对付这类

案子的宽容法律。除了按中共自定的法律之外，没有别的合法判决标准。在这种情

况下，中共只判了王丹区区四年的有期徒刑，若非法外施仁，便是玩法轻纵。这里

只谈“法”与“非法”和“罪”与“非罪”，不谈王丹安没安好心。

　　王丹在四年刑满获释之后的数年间，从未听说他感谢过中国政府的不杀之恩和

法外施仁。他又被借故判了十四年。不过王丹自从第一次获释以后到第二次被捕之

间的所做所为倒真的不值十四年徒刑。这大概就如上述对付第二种情况下第二种人

的条件反射在起作用。

　　过去有个“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安定团结”的说法，最初据说出自邓小平之

口。但这话不象邓小平说的。以邓小平一惯沉默寡言、出手狠辣的军事领袖阅历看

，他就是真的杀二十万人也绝不可能事先嚷嚷出来。后来前《世界经济导报》记者

张伟国又说，这话是当年“四个好青年”之一的王岐山说的（其他三个好青年分别

是朱嘉明、翁永曦和黄江南）。但张伟国没有给出证据，而且他本人也是个团干部

出身的前中共党员，有严重的政治倾向性，缺乏正直记者的严格客观态度和专业精

神，出过几回报导上的大错。比如数年前他曾抢报过朱熔基被赶下台的消息就是典

型的一例。所以张伟国把这话栽到王岐山头上似也不可信。

　　王军涛被释放出国以后在《新闻自由导报》上发表的访谈录中说，是他们当时

估计出“中共可能要在北京杀二十万人，然后是一场残酷的清洗”。王军涛并说自

己的出逃正是为了躲避这个自己估计出来的第一波最为残酷的清查。这是到现在为

止，唯一自己承认出来的有关“杀二十万人”说法的出处。如果无法找到邓小平或

者王岐山说过此话的直接证据，那么我们可以推测，这“杀二十万人”的说法，是

“他们”这个广场上的精英领袖圈自己估计出来，再传说出去，经过无数的口耳相

传，又传回广场，以讹传讹，最后变成了邓小平或者王岐山说的话了。而从我们最

近得到的资料看，六四期间北京死五百人上下，外地一百，合计六百人。邓小平并

无杀二十万人的计划。

　　这种自己嘴里说出来的自己的估计，转了一大圈又传回自己耳朵里来而使自己

确信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做“反射弧闭合”。比如手淫就是典型的反射弧闭合现象

。自己的大脑指挥自己的手去刺激自己的生殖器官，自己的生殖器又把快感信号传

回自己的大脑，而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异性在和自己鏖战。

　　现在我们要问广场上的精英领袖圈一个问题：既然你们已经估计出对手要杀二

十万人了，为什么还不撤？！

　　已经估计出对手要杀二十万人以后还硬顶着不撤只有两种可能的企图。第一是

傻瓜，根本不知道这“杀二十万人”的估计和撤离广场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个企

图是将计就计，趁机把更多的群众号召到广场上硬顶以激怒对手，逼他们开枪尽量

多杀，这样就会反过来激起更大规模的民变，就可以趁势推翻共产党的统治，然后

自己就可以首功革命领袖的身分，攫取国家权力。而我们从电影《天安门》里看到

的柴玲录像带证明，她们正是在“杀二十万人”的估计之下作如此打算的，否则如

何说得出“只有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时，他们才能擦亮眼睛”这种话？不杀二十万

人，血如何才能流成河呢？

　　号召广大北京市民去为自己火中取栗，硬顶着不撤，以迫使对手开枪，从而给

自己创造从中渔利的条件和机会。这后一种企图纯属玩坏。若估计不出中共会开枪

，则不足以语中共；若估计得出中共会开枪还硬顶着不撤，他们究竟安的什么心？

广场精英领袖圈如此行事，不是傻瓜，便是歹人。至此，前述包括王丹在内的广场

精英领袖圈子是否没安好心，已经由她们自己供出来了。

　　虽然王丹还在服刑，现在不是谢不杀之恩的时候。但王丹说过，他“在大事上

听军涛的”。王军涛以八九民运“幕后黑手”的身分只蹲了三年监就被放出国外，

而我们从未听说过他感谢中国政府的不杀之恩和法外施仁。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上述

第二种情况下第二种人的行径。

　　感恩情怀很有宗教气息。比如美国和加拿大都有感恩节，专门用来感谢上帝。

而他们在新大陆过的好日子实际都是自己手创的，与上帝并无多少关系。西方人懂

礼貌，屁点儿小事，也是满嘴的“Thanks”。这是人家丰厚的感恩情怀。美国人

和

人打交道之后的告别话语一般都是“Thanks！Bye！（谢谢，再见）”。这已经

是他

们习惯成自然的条件反射了。海湾战争“沙漠风暴”结束之际，双方交换战俘。那

些被伊拉克方面俘虏的美军战俘在交换地点告别伊拉克军方押送人员时会说些什么

呢？当然也不外“Thanks！Bye！（谢谢，再见）”否则就太没绅士风度了。

　　这便是感谢对手的不杀之恩。伊拉克军方毕竟没有处决他们，还管他们吃住。

而伊斯兰教徒确曾有过残杀战俘的传统。比如中国的河西回民马家军就曾大规模屠

杀过红军西路军的战俘，轮奸红军女俘虏。美军战俘和伊拉克军方押送人员告别的

话语，就可以视做他们感恩情怀的表白。

　　在我们中国儒家传统里也很讲究礼节。儒家礼节里也多有感恩情怀。比如提倡

“知恩图报”，反对“恩将仇报”。学生入学要给“大成至圣先师”磕头，感谢他

开创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儒家所提倡的“忠、孝”两字，说到底也就是感恩。感谢

父精母血的养育之恩；感谢师长的教化之恩；感谢“浩荡皇恩”，才有“食人之禄

，死人之事”的忠君爱国。以前我们中原人嘲笑蛮夷是“化外之地”，主要就是指

他们没有儒家的“知书识礼”，分不清恩怨情仇之所在。而从中原精英领袖圈里竟

无一人谢过对手的不杀之恩和西方蛮夷充满感恩情怀的礼貌教养上来看，如今真的

已经是“夷化夏未化”了。

　　如王军涛者该如何行事呢？他在抵达美国第一次向外界发表谈话的第一句，应

该是郑重声明：“感谢中国政府的不杀之恩和十三年徒刑少服十年的法外施仁”。

第二句才是说：“但是，贵我双方，政见不同。本人将继续为改变中国的共产党专

制统治而奋斗，不以贵方对我个人的法外施仁而稍懈。”

　　笔者写出上边这个自然段有“好为人师”之嫌，显得缺乏绅士风度。不过对于

团支部书记出身的二王，权当是东风吹马耳吧。

　　难道说中国的精英领袖人物全都退化成未化之地的牲口了吗？倒也未见得。比

如最近释放出来的魏京生就懂感恩情怀。他出来后就说过邓小平毕竟还是没有毙他

之类的话。其实他不必说此话，因为他不曾有过二王那种领袖群伦，啸聚广场的大

规模刑事行为，只不过在未废“四大”的第四届人大宪法之下说了几句话而已。邓

小平关押他都属过份，更何况处决。另外魏京生在邓小平去世之际还曾发过吊唁信

对这个老对手之死表示悼念。《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也曾吊唁过被他气起的周郎

嘛。魏京生懂得怎么做人。

　　但魏京生的这点感恩情怀和做人起码的礼貌立刻招来了徐文立和王希哲两位民

运名士的痛诋。这除了说明两位名士连《三国演义》都不曾读过以外，还能说明二

位也都是化外之人；跟他们讲做人的道理，纯属对牛弹琴。

　　今天是四月一号。愚人节广播站，刚才说的全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