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忙总新作：毛主席会怎么干 -- 月树

必须考虑三个前提：

第一是要找到一个可操作的方案或一条可行的道路。

一般来说成熟的政治家优先考虑的是可行性。再好的方案，前景再描绘得天花乱坠，如果没有可行的路径，对他们而言就没任何价值。

当年美国某经济学家来忽悠紫阳真人，紫阳真人听得不耐烦：你不用再说资本主义好，你告诉我怎么干好了。这就是政治家的思维方式：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

第二是这种改革是循序渐进，逐步逼近目标，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不可能一劳永逸。他是持久而漫长的，而且需要前赴后继。

所以必须寻找到一条长期的道路，而不是几个概念或建议。就像毛主席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从农村合作化和城市公私合营开始，逐步走向人民公社和全民所有制，再后走向计划经济，一大二公，这是一个每一步都有目标，有手段的政治方案实现路径。

而现在对下一步政治如何改革，朝野基本都还处于大打口水战阶段，讨论名词阶段，离制定道路还有十万八千里。

第三个是必须充分认识到这是Tg内部的内生改革，外人插不上手。

治国是一个实践过程，单纯的理论高手没有任何用处，就像外科医生，没有操过刀的，是没法独立上手术台的。现在有实践经验的全部在TG内部，就算江湖上有个别天纵英才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是个团队作战，得有前锋，后卫，中场，守门员，专业配套齐全。所以能够做这件事情的，唯一可能就是TG内部。所以这将是一场自内而外的改革，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得有一个愿意做事情，实事求是，兢兢业业，不混吃等死，或者吐口水作秀的团队。这点目前只能审慎乐观。

Tg在17大上提出两大任务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两大改革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

这是影帝的套话，你千万别信。因为你如果问一句：什么是你心目中的民主政治？什么是你认为的公平正义？你的实现路径是什么？他立即给你翻白眼，吐口水。其实不过是在鹦鹉学舌，照稿念经。

当然也不能说TG高层都是在这样的演戏，实际上286在1980年就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586 在2010年9月1日在中央党校提出的“权为民所赋”观念，则是开始正视执政权合法性问题。这是很大的突破。以前TG是坚决回避“凭什么Tg坐江山”这个问题的，57年有人想问，结果成了右派，劳改农场的干活。（当年陈云和王震的回答是：3千万颗人头）

近年来，国内推崇鼓吹西方民主政治形成风气，甚嚣尘上。但是在目标上就错了，就像找和尚进了尼姑庵。因为民主政治试图解决的问题是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问题。

但是我们政治改革的目标是解决公平正义问题，或者说通过政治架构和权力调整，来保证利益分配公平，来稳定政权基础，凝聚社会合力，继续积蓄国家上升的力量，取得全民对国家扩张的共识。

显然在目标上是南辕北辙。这也是鼓吹西方民主体制的人在国内一直受到人民鄙视的原因：我们要的是吃肉，你们却告诉我们不用吃肉，唱歌就行。

所以我们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试图解决两大问题：

第一是国家组织结构的现代化。

第二是社会公平正义。

第一个问题实际是对执政当局进行权力限制。把目前的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全能政府转变成一个与市场经济相协调，有限权力，高效廉洁的政府。

目前我国小到单位，大到中央，各个层次中的政治权力居于核心地位，全面管理经济、社会、文化等几乎所有方面。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实行市场经济，传统的万能国家组织结构就必然导致政府一边当裁判，同时当运动员的问题，政府权力过大，政府控制资源，必然造成寻租和腐败，也影响经济运作的效率。

同时这种不受限制和不受监督权力，必然导致政府逃避其应该承担的职责，形成收钱时讲国际惯例，承担义务时讲中国国情，让大量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产品市场化，社会化，导致政府权力的寻租和腐化。

但是，中国的现实是非常矛盾的，老百姓一方面仇恨政府不作为，但是又把实现公正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政府身上，这种要求又导致政府权力更大扩张，形成对老百姓的更大压制。

第二个问题就是利益分配体制的公平和透明。

我们从上到下都曾经天真过，认为实施西方民主化可以解决中国的许多问题。

后来经过8平方血的教训，以及这几年西方民主丑陋的表演，我们终于知道中国的道路不能模仿别人，还得自己走出来，拓荒出来。我们都是拓荒牛。

经过现实教训和反思，目前看来中国走西方民主化道路既不可行，也不安全。

首先，中国在传统上形成多民族、多文化的格局，世界上并无在这种格局下实行民主的成功先例。德国政治学家卡尔·施密特讲：民主制度实现的前提之一是社会的同质化，在一个存在多元认同的社会，民主制度可能会强化不同群体的认同，削弱共同体的基础，导致国家瓦解。例如苏联就是例子。

第二，由于民主在本质上是数人头，在任何社会，穷人总会多于富人，民主可能会导致社会福利主义，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效率。中国有均富的传统，有孕育民粹主义的深厚土壤，这使得民主转型更为困难。

第三，西方实现民主转型时，基本不存在敌对的外部环境。但今天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远非友善。最近一些年来，西方国家往往利用一些国家刚刚建立的民主框架直接或间接干预其内部政治，增加了这些国家民主转型的困难。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受到外界“关注”的程度远超过许多小国。这是在考虑中国民主转型问题时不得不倍加重视的现象。

第四，文化传统问题。民主在本质上是数人头，数人头是一种程序正义。只要某人得到多数选票，不论其品行如何，政绩如何，人们必须忍受他在任期内的统治。

尤其在美国的所谓民主实践中，我们发现数人头并不能实现公共理性，51%的人同意，49%的人不同意，最后按照51%的意志做，结果就选出来小布什和奥巴马这样的败家子。

中国文化有重视实质正义的传统，一个领导人即使在数人头过程中得以胜出，如果他被认为品行不端，或行政无能，人们往往不会接受他具有合法性。

在这种重视程序正义的文化氛围中实行民主制度，人们往往会有很高的期望值，期望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是类似圣人般的德才均备，一心为公的领导人。否则少有不如意，就会对现实不满。这样一种政治文化难以支撑程序性民主。

所以民主的数人头方法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往往会很快转为失望。

“改革后遗症”包括农民的相对贫困和农村的绝对破败；官僚系统的劣质化和贪污腐败的普遍化；道德诚信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教育医疗社保等重大社会目标的退步；地区间差距的加速扩大等等。

这些后遗症导致社会分化、阶层对立的格局正在形成，权钱结合的强势群体获得了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地位，弱势群体则受到权力和财富的歧视和排挤。结果导致民众对TGT和政府的行为能力产生不满，失去了当初对整体改革的广泛共识，一部分人开始激烈反对经济改革。这种社会的紧张最终必然会危及到政权根基和社会稳定。

当然这些“后遗症”并非TG有意造成，而是因为对形势缺乏预见性，出现问题又一味推诿回避，因循投机，解决无方。

缺乏预见性最典型的有两条，一是“渐进改革优于激进改革”，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先于政治体制改革”。

这两条长期被Tg高层当作中国之所以保持社会基本稳定、获得经济高速成长，而前苏联和东欧之所以社会剧烈动荡、经济急剧下滑的主要原因。

其实这两条在逻辑上并无错误，但是在执行上出了问题。

这两条本来只是特殊天时地利人和情况下的一般政治判断，但是被后面的继任者固化和教条化，甚至牌位化，便演化成为“能不改的绝对不改、能慢改的绝不快改、能小改的绝不大改”的保守政策，尤其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市场体制成熟、物质条件具备、国民素质提高、社会高度稳定后才可以考虑启动。

这实际上是想回避政治改革给执政地位带来的风险。结果就形成现在局面：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只有政治体制根本不改革，才是最稳定、最安全、最正确的选择。

继任者当然有政治义务去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