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忙总新作：毛主席会怎么干 -- 月树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我也不隐藏自己看这部书（毛泽东传）的目的：解释当下现象，寻找原因答案。可以说是借题发挥。

纵观这部书，我们发现从取得政权后，毛主席一直试图在公平和效率之间保持艰难平衡（最典型就是《论十大关系》）。这基本贯穿他的整个政治生涯。

从技术上来讲，公平和效率是有冲突的，因为涉及到经济学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成果和资源配置。

过度强调公平，就是人为干预成果和资源配置，而不是靠优胜劣汰的竞争来配置，一定会遏制一些竞争能力强的人的创造力和创业冲动，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经济发展缺乏后劲。

而过度强调效率，就是完全靠竞争来配置成果和资源，就是弱肉强食，其结果必然是小部分人获取大部分社会资源和财富，导致社会不稳定，人民普遍的不幸福。

例如为人民服务，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等等（其实毛主席可能是历史古往今来所有政治家中说人民最多的人，没有之一，也是最具有真正的平等公平意识的政治家）公平目标；但是他还同时有一个强国梦，超英赶美，一万年太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等等的效率目标。

毛主席很清楚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所以他一直试图调和，例如农村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城市从公私合营到全民所有制，都是这种调和思想：团结起来办大事，1+1大于2，通过合作走共同富裕道路，通过配额解决有饭大家吃等共享问题等等。

当然他的尝试失败了。不然就不会有后来以效率优先为特点的改革开放什么事情了。

下面怎么办？继续走下去直到翻车为止？还是适当调和公平与效率的平衡？还是彻底反转，走回头路？

如果是走调和路线，怎么走？利益调整从来都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较量，是各个集团之间责权利的重新调整，不动政治体制是不行的。所以政治改革势在必行。可是怎么改：

选择什么路径（实际就是责权利的划分和监督体系设计）？改革的社会成本谁来承担，会有多大（当年国企改革可是让几千万下岗职工以血的代价来承担的）？多久见效（时间如果太长，例如50年，基本就不能指望成功了，因为我们积累的资源可能不够消耗这么久，美国也不会给你这么长时间）？安全风险多大（改革失败会是什么结果，国家会象苏联一样瓦解吗）？现有人员操作能力是否可行？这些问题是必须在准备阶段有肯定答案的，否则谁也不敢贸然动手。

（1）、韬光养晦，蓄势待发，顺势而为：

例如延安时期的韬光养晦；57年反右引蛇出洞的蓄势待发；67年文革的顺势而为。

（2）、深谋远虑，整体权衡，抢占大场：

例如抗美援越的深谋远虑；解放战争的整体权衡；抢占东北的抢占大场。

（3）、积极主动，集中力量，夺得先手：

例如48年关住锦州的积极主动；集中力量的抓住淮海；夺得先手的困住平津。

（2）、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群策群力；深入现场。

（3）、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力量，利用一切可能利用力量。

（4）、武装斗争：知己知彼，充分准备；主动灵活，集中力量。

（2）、准备全（抢占东北）

（3）、计划周（渡江战役）

（4）、论证严（粟裕过江）

（5）、方案精（淮海战役）

（6）、行动快（平津战役）

★政：组织结构，权责划分，决策流程

★治：法律法规，监督控制

★人：甄别，任用，升迁，监督，奖惩

★道：意识形态塑造，宣传舆论控制

（2）、经济：要点是生存和发展----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Gdp增长速度：消费和投资比例；三大产业比例：先建设，后生活（见《论十大关系》）

★就业保障：人人有饭吃，事事有人做

★财政收入平衡：不借钱，不被老百姓戳脊梁骨（见《陈云传》）

★通胀（物价）控制：不准向国民党学习靠印钞票搞经济（见《陈云传》）

★国际收支平衡：又无内债，有无外债（见《周恩来传》）

（3）、外交：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保障和获取----保证子孙后代不骂娘。

★合作：拉住亚非拉

★竞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对西方采取对抗下的接触，接触下的平衡，平衡下的分化瓦解，孤立一个，拉住一帮。（例如与西欧国家的勾兑，尤其在法国的突破）

（4）、安全：力量平衡和威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跷跷板平衡：在美苏争霸全球中成为第三极（三个世界理论）

★鱼死网破威慑：大打人民战争，做好准备打核战争，帝国主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5）、教科文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教：实用实干，又红又专

★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卫：全民健康，富国强兵

（6）、内务司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内外有别：区别人民内部矛盾

★阶级斗争：持续无产阶级专政

（2）、问题识别和任务分解：例如《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3）、解决问题创意（多模型）：例如淮海战役吃一个，看一个，夹一个。

（4）、方案（多备选，多讨论）：例如先打锦州或先打长春的权衡。

（5）、计划（制定上报批准执行）：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参看《周恩来传》和《陈云传》）

（6）、计划格式：决心；步骤；次序；要点：例如辽沈战役指挥电报。

（1）、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礼：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法制体系建立和控制。所以政法委是所有级别的政权组织都有的机构，通过它来实现对法制系统的绝对控制。

★乐：包括意识形态控制和思想宣传。宣传部是一直掌握在各级党委手里的核心部门，也是不变色的第一道免疫防线。

★征：包括各种政治利益，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扩张，例如海外利益和国内利益。一直由外交，统战和计委控制。

★伐：包括内部的各种监察和惩罚。由纪检委控制。

（2）、最重要准则：党指挥枪，党管干部原则。由组织部控制。

其实这些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上述现象抓得不可谓不紧，措施不可谓不多，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效果往往是差强人意，走过场比较多。国内民众对政府管理能力下降十分不满，甚至到灰心的地步。

原因是什么？当然简单直接的说就是：治国能力不足。

几乎所有人都能说出一大堆，例如中央令不行，禁不止；基层政权执行力消，只会好口号，编故事，搞政策传销；选人上搞精英淘汰，逆向选择，无德无能之辈充斥；地方诸侯经济割据，逐级博弈；吏治全面腐败，公权私用，贿赂风行；最后民怨沸腾，怨声载道，人心丧失等等，等等。

但是这些并不是问题，而只是这个社会生病的症状，类似人发烧、咳嗽、腹泻、吐血等等症状，症状不是问题，也不是病，真正的问题实际是30年来的经济改革。

这样，没有椅子的与有椅子的立即分化成两个集团。随着坐椅子的人不断利用其优势地位获得更多的利益和机会，没有椅子的就越来越着急，担心利益被抢完，没自己分；越来越愤怒，因为贫富悬殊越来越大。这样要求重新再来一回抢椅子游戏的呼声越高，压力就愈大。

而坐到椅子的人则越来越坚决反对重来一次抢椅子游戏，也对自己处境越来越担忧，所以会尽快套现其坐椅子时期的既得利益，实际上再改革呼声越高，坐椅子的人自己认为面临的危机越紧迫，权力套现速度就越快。这样社会腐败速度就越快，社会就越来越不稳定。

这才是一切问题的真相。

所以目前的经济改革模式已经进入死胡同，除了进一步加大社会不稳定，不公平外，毫无好处。

其实在2004年、2005年Tg中央就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探。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结合部，是涉及执政权核心利益的改革。

例如2009年以来，也试图通过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投入部分财政资金进入民生和社保领域，来弥补一些。但是只是杯水车薪，聊胜于无罢了，对整个社会财富进一步向少部分集团集中的大趋势没有根本改变作用。

又例如政府也是试图减少不必要的管制，给民营经济更公平的环境，国务院下达了好几个文件，例如试图开放金融通讯等高端服务业给民营企业，试图在基础设施上诱导民营企业进入等等。

再例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从90年代就已经讨论得很热烈，但几经酝酿，几经流产。

再例如十七大提出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人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这些目标在逻辑与表达上都无懈可击。但是没有怎么干的说法，也就是一种试探而已。

所有目前这些试探都举步维艰，各种试探性的政策执行都如石沉大海。

原因一是30年来改革诞生了一个权贵资本怪胎，在1992年以后，权力与资本结合而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改革一旦要触及他们的利益，几乎就寸步难行。在他们干扰下，只能进行“增量改革”，也即做大蛋糕改革。任何想动现有利益格局的“存量改革”的思路都会胎死腹中。这就是现在的现实。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拿走的太多。政府通过税收，通过审批，通过行政垄断，从社会财富的大蛋糕上切走的太大，而留给老百姓的太小，形成“国富民穷”。而这种局面已经形成习惯，想改变这种利益分配模式，等于是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是不可能的。因为目前Tg现实情况是政府是唯一掌控着调整利益分配杠杆的力量，而现在的利益格局说明分配杠杆掌控不力。让裁判把自己罚下是不可能的。同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例如目前全国公车消费，公款招待，公款出国，在2001年时加起来一年在9000亿左右（最近几年，每次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都要求财政部公布新的数据，财政部一直拒绝。我们有理由相信应该三公经费已经超过3万亿人民币）。你让政府自己再过穷日子是不可能的了。

其实政府这种失职，导致Tg没有抑制住贫富差距过大和城乡、地区差距扩大的问题。

当然这种情况原因是自从286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在“效率优先”的旗帜下，蔑视“公平”问题。

第三个问题实际就是管制能力下降，凝聚官员向心力，保证官员忠诚，只能靠分赃制。目前实际情况就变成触犯了官员们的利益，改革就困难。

例如凡是改老百姓的，不管是征地还是下岗，动作都很快，效率都很高；凡是改政府自身的，改官员自身的，都步履艰难、困难重重，甚至连启动都启动不了。

例如公车改革搞了N次，都以失败告终。一个副部级官员，退休后还要配专车，这是世界奇闻；公费医疗中相当份额是被“干部”医疗花掉的；还有就是老百姓最愤怒的以权谋房。国外哪怕你是总统，任期一结束，就要把房子空给下一任。而且现在Tg官员调动、挂职锻炼，都有好几套房。人走了，房子还给他留着等等，等等。

一个是轮流坐庄模式，轮流坐椅子，一人坐五分钟，实现利益均沾。这种设想来自于美国的模式，强调规则。

第二种模式是限制权力模式，也即把目前四条腿，稳固的很的椅子拆成3条腿，而且3条之中还有一条是活动的，由没有坐椅子的人群掌握，看你不顺眼，拿掉这条活动的腿，让你椅子轰然而倒，做不成。这种设想来自欧洲模式，强调监督。

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从来都是经济问题政治解决，政治问题经济解决。上面设想显然是从政权游戏规则上来试图解决经济问题：增长后劲问题和分配不公问题。

但是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走掉。

你想让坐椅子的人同意轮流坐庄，或者让你把一只一只腿掌握在手中，就是梦想。但是这种梦想，就是中国继续前进的动力，也就是改革的动力。

这个团体有多大呢？据中央党校资料，中国目前吃财政饭的人与人口比例是1:27，吃财政饭的人为5000万人。但是，实际是除了财政负担的吃皇粮人员外，还有村、乡、县各级不吃财政皇粮，而靠向农民和企业收费来吃饭的人群，我们叫吃准皇粮的人员。

中国有74万个村，4.3万个乡，2700个县，如果吃准皇粮的人员每个村、乡、县分别按照各自负担10人、200人、1000人计算，则由老百姓和企业供养的吃准皇粮的1870万人。因此，吃皇粮和准皇粮的人员规模达6870万人。这样人民就不是27个人养1个人，而是19.65个人养1个人。如果这些人的工资、福利、奖金、办公、出差、车马、招待、办公楼等等费用，按每个人每年12万元计算，消耗8.2万亿国民收入，占整个2010年39.8万亿GDP的20%。也就是说，占总人口1/20的吃皇粮和吃准皇粮的人，消耗了全国总的GDP的20%。

负债也越来越重。据中央党校调查，估计全国平均村一级平均可能欠债100万元，乡一级可能欠债100万元，县一级平均可能欠债3亿左右，这样村级欠债7400亿，乡级欠债4300亿，县级欠债8200亿左右，全国村乡县行政欠债总计可能达2万亿左右，再加上省市一级10万亿，债务已经接近GDP30%，存在相当危险。

村乡县级政治体制的膨胀，来自于中国“政治体制设置的上下对口”原则、各级领导的“加强管理、组织落实”治理理念和“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检等对应”的要求。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要求上下对口原则，于是上面多个委办、多个处室，下面一堆机构、一群官员、一堆冗员，县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乡里六办七科八股九站十所、什么都有。有的西部的一个五、六万人的农牧业县，基本上没有多少工商业，但是，各种政府机构如经贸委、工业局、科技局、商委等等，一应俱全，应有尽有。上下对口，下面可以以对口的机构去上面要经费，上面可以到下面对口的机构去下乡，有接待的人，有向上跑项目、跑钱、跑审批的人，上下都受益，就是国家要付出大量的经费来满足上下对口。

现在的游戏规则是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一个地区，发生了一些问题，报告给上级领导，并认为如要解决问题就要加强管理，而要加强管理则要组织落实，就要设立新的部门和机构，于是各类部门和机构越来越多，吃皇粮的、当官的也就越来越多了。著名的世界级笑话就是郑州市政府的正处级“馒头办”。

面对这种超级重量级的对手，怎么办呢？

现在真的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

第一是要找到一个可操作的方案或一条可行的道路。

一般来说成熟的政治家优先考虑的是可行性。再好的方案，前景再描绘得天花乱坠，如果没有可行的路径，对他们而言就没任何价值。

当年美国某经济学家来忽悠紫阳真人，紫阳真人听得不耐烦：你不用再说资本主义好，你告诉我怎么干好了。这就是政治家的思维方式：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

第二是这种改革是循序渐进，逐步逼近目标，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不可能一劳永逸。他是持久而漫长的，而且需要前赴后继。

所以必须寻找到一条长期的道路，而不是几个概念或建议。就像毛主席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从农村合作化和城市公私合营开始，逐步走向人民公社和全民所有制，再后走向计划经济，一大二公，这是一个每一步都有目标，有手段的政治方案实现路径。

而现在对下一步政治如何改革，朝野基本都还处于大打口水战阶段，讨论名词阶段，离制定道路还有十万八千里。

第三个是必须充分认识到这是Tg内部的内生改革，外人插不上手。

治国是一个实践过程，单纯的理论高手没有任何用处，就像外科医生，没有操过刀的，是没法独立上手术台的。现在有实践经验的全部在TG内部，就算江湖上有个别天纵英才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是个团队作战，得有前锋，后卫，中场，守门员，专业配套齐全。所以能够做这件事情的，唯一可能就是TG内部。所以这将是一场自内而外的改革，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得有一个愿意做事情，实事求是，兢兢业业，不混吃等死，或者吐口水作秀的团队。这点目前只能审慎乐观。

这是影帝的套话，你千万别信。因为你如果问一句：什么是你心目中的民主政治？什么是你认为的公平正义？你的实现路径是什么？他立即给你翻白眼，吐口水。其实不过是在鹦鹉学舌，照稿念经。

当然也不能说TG高层都是在这样的演戏，实际上286在1980年就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586 在2010年9月1日在中央党校提出的“权为民所赋”观念，则是开始正视执政权合法性问题。这是很大的突破。以前TG是坚决回避“凭什么Tg坐江山”这个问题的，57年有人想问，结果成了右派，劳改农场的干活。（当年陈云和王震的回答是：3千万颗人头）

近年来，国内推崇鼓吹西方民主政治形成风气，甚嚣尘上。但是在目标上就错了，就像找和尚进了尼姑庵。因为民主政治试图解决的问题是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问题。

但是我们政治改革的目标是解决公平正义问题，或者说通过政治架构和权力调整，来保证利益分配公平，来稳定政权基础，凝聚社会合力，继续积蓄国家上升的力量，取得全民对国家扩张的共识。

显然在目标上是南辕北辙。这也是鼓吹西方民主体制的人在国内一直受到人民鄙视的原因：我们要的是吃肉，你们却告诉我们不用吃肉，唱歌就行。

所以我们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试图解决两大问题：

第一是国家组织结构的现代化。

第二是社会公平正义。

第一个问题实际是对执政当局进行权力限制。把目前的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全能政府转变成一个与市场经济相协调，有限权力，高效廉洁的政府。

目前我国小到单位，大到中央，各个层次中的政治权力居于核心地位，全面管理经济、社会、文化等几乎所有方面。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实行市场经济，传统的万能国家组织结构就必然导致政府一边当裁判，同时当运动员的问题，政府权力过大，政府控制资源，必然造成寻租和腐败，也影响经济运作的效率。

同时这种不受限制和不受监督权力，必然导致政府逃避其应该承担的职责，形成收钱时讲国际惯例，承担义务时讲中国国情，让大量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产品市场化，社会化，导致政府权力的寻租和腐化。

但是，中国的现实是非常矛盾的，老百姓一方面仇恨政府不作为，但是又把实现公正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政府身上，这种要求又导致政府权力更大扩张，形成对老百姓的更大压制。

第二个问题就是利益分配体制的公平和透明。

后来经过8平方血的教训，以及这几年西方民主丑陋的表演，我们终于知道中国的道路不能模仿别人，还得自己走出来，拓荒出来。我们都是拓荒牛。

经过现实教训和反思，目前看来中国走西方民主化道路既不可行，也不安全。

首先，中国在传统上形成多民族、多文化的格局，世界上并无在这种格局下实行民主的成功先例。德国政治学家卡尔·施密特讲：民主制度实现的前提之一是社会的同质化，在一个存在多元认同的社会，民主制度可能会强化不同群体的认同，削弱共同体的基础，导致国家瓦解。例如苏联就是例子。

第二，由于民主在本质上是数人头，在任何社会，穷人总会多于富人，民主可能会导致社会福利主义，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效率。中国有均富的传统，有孕育民粹主义的深厚土壤，这使得民主转型更为困难。

第三，西方实现民主转型时，基本不存在敌对的外部环境。但今天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远非友善。最近一些年来，西方国家往往利用一些国家刚刚建立的民主框架直接或间接干预其内部政治，增加了这些国家民主转型的困难。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受到外界“关注”的程度远超过许多小国。这是在考虑中国民主转型问题时不得不倍加重视的现象。

第四，文化传统问题。民主在本质上是数人头，数人头是一种程序正义。只要某人得到多数选票，不论其品行如何，政绩如何，人们必须忍受他在任期内的统治。

尤其在美国的所谓民主实践中，我们发现数人头并不能实现公共理性，51%的人同意，49%的人不同意，最后按照51%的意志做，结果就选出来小布什和奥巴马这样的败家子。

中国文化有重视实质正义的传统，一个领导人即使在数人头过程中得以胜出，如果他被认为品行不端，或行政无能，人们往往不会接受他具有合法性。

在这种重视程序正义的文化氛围中实行民主制度，人们往往会有很高的期望值，期望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是类似圣人般的德才均备，一心为公的领导人。否则少有不如意，就会对现实不满。这样一种政治文化难以支撑程序性民主。

所以民主的数人头方法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往往会很快转为失望。

这些后遗症导致社会分化、阶层对立的格局正在形成，权钱结合的强势群体获得了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地位，弱势群体则受到权力和财富的歧视和排挤。结果导致民众对TGT和政府的行为能力产生不满，失去了当初对整体改革的广泛共识，一部分人开始激烈反对经济改革。这种社会的紧张最终必然会危及到政权根基和社会稳定。

当然这些“后遗症”并非TG有意造成，而是因为对形势缺乏预见性，出现问题又一味推诿回避，因循投机，解决无方。

缺乏预见性最典型的有两条，一是“渐进改革优于激进改革”，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先于政治体制改革”。

这两条长期被Tg高层当作中国之所以保持社会基本稳定、获得经济高速成长，而前苏联和东欧之所以社会剧烈动荡、经济急剧下滑的主要原因。

其实这两条在逻辑上并无错误，但是在执行上出了问题。

这两条本来只是特殊天时地利人和情况下的一般政治判断，但是被后面的继任者固化和教条化，甚至牌位化，便演化成为“能不改的绝对不改、能慢改的绝不快改、能小改的绝不大改”的保守政策，尤其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市场体制成熟、物质条件具备、国民素质提高、社会高度稳定后才可以考虑启动。

这实际上是想回避政治改革给执政地位带来的风险。结果就形成现在局面：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只有政治体制根本不改革，才是最稳定、最安全、最正确的选择。

继任者当然有政治义务去解决这些问题。

1980年底，286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克服官僚主义、反对家长制，实行权力分散和集体领导，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党内民主，并且提出了党政分开、党不代政的改革思维。

286在1986年9月会见日本竹入义胜时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但他又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现在还在讨论。”

这表明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高瞻远瞩的洞察力，政治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内容、改革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始终模糊不清。所以286后来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为政治改革划定了边界约束条件。这不是告诉别人哪些地方能改，而是警告人们哪些地方绝对不能改。

1982年，胡耀邦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被他称为“极其重要的原则”。同年通过的新宪法中设立了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这是胡耀邦想实施军队国家化的制度改革设想的第一步，并把“领导制度改革”演变为“政治体制改革”，当时大谈“政治对话”、“政治透明度”、“政治公开性”。当然8平方血的教训证明这一切都是极为幼稚且无知的幻想。

此后，谁也不明确地反对政治改革，但改哪里、如何改、何时改、改到什么地步、改向什么目标，则从未明确过。实际是谁也整不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20多年来连“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差额选举这样简单的事情也还没有真正做到。

相反，经济改革要简单得多，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不涉及某些集团损失什么，大家都有所得，只是多少问题，容易形成共识，容易得到支持。所以有一个大致可操作的判别就可以推行，因为危险不大，不会导致政权瓦解。所以才有“摸着石头过河”----生产上去了，产品丰富了，收入多了，利润大了，即使有意无意地闯了旧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禁区，也是好的，至多也无大过。

而政改不行。政改是在虎口拔牙，而不是经济改革是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

而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出现大规模财富兼并，一个王朝就进入不稳定的多事之秋了。很多王朝覆灭的起因也就是兼并。

目前更为让当政者寝食不安的尤其是诸侯经济博弈，已经影响中央大政方针的制定与实施，导致执政能力下降，出现管制危机前景：权力失控，社会秩序混乱，地方尾大不掉，经济下滑等等。

所以政治改革的实质就是要调整权势集团的权力分布，只有这样才能遏制进一步兼并的发生。这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责权利重组行动。包括中央与地方；中央与央企；政府与民间；公权与私权。

所以目前TG中央高层非常清楚，现行体制只能维持，要想巩固执政地位，保持社会稳定，保证经济持续发展（这实际是其执政权力的来源），必须改变目前已经制约或阻碍经济继续发展的政治体制。实际上Tg高层对苏联解体是心有余悸的，也非常重视其教训总结。

从苏联灭亡我们能够看到什么

http://www.talkcc.com/article/2328783

所以政改的动力不是来自老百姓，老百姓只能吐口水。政改的真正推动力量来自TG中央那些头脑清醒，不安于混日子，想继续发扬光大这个伟大的事业，保证江山永不退色，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人。他们要政改，不是为了老百姓，是为了他们自己。

明白这一点，也许就明白很多现象了。

目前宣传的政治改革的目的都是国泰民安，民富国强。但是586在中央党校讲话说得更清楚：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换句话就是巩固执政地位的意思。

基于这个角度，政改的主题就是集权与分权；控制与反控制；集中与民主的平衡和调整。

为了不要让被改的人太难受，一直想找一个软柿子捏，也即选择一个改革阻力最小、改革呼声最大、改革受益者最多、改革受损人的反抗能力最小、改革成功率最高的地方入手。

第一个试验是村民委员会选举，然后过渡到到居民委员会选举，然后建立基层监督机制，权力限制机制和权力透明机制，再自下而上循序渐进，逐步逼近，夯实基础。这种突破口选择是因为这项改革的阻力很小。因为村主任官帽小，油水薄。但是这种试验基本失败。因为村长上面还有党支书，村上边有乡镇政府，在现行体制下，民选的村委会并不能完全独立于上级的乡镇政府和同级的党支部的制衡，必须被领导（党领导一切原则）。所以村民自治只是梦想。

思想权、言论权是行使其他一切政治权利的必要基础，以开放言论权为突破口的政治改革设想是符合逻辑的。所以政务公开、新闻自由也曾经被认为是政改的突破口。但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对贪官污吏、恶法乱令具有直接的杀伤力，所以，开放言论的要求受到强大的阻力，“政治正确”秒杀一切。

从理论上来讲，修改宪法，建立真正的中国宪政制度是最恰当的突破口。但是这种设想必须宪法至高无上，人大掌握最高权力为前提。目前的现实是：宪法矛盾含混、宪法体制违宪不究，人大橡皮图章。

那么党内民主是突破口吗？在现行体制下，所有的组织、所有的机构，全都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解释执行机构，所以，如果让TG党内的6,600万党员真正民主，也等于人大、政府、政协和全社会都有了民主。但是党内民主不仅与党的“民主集中制”固有传统矛盾，也冲击TG的组织原则，纪律性和凝聚力，甚至可能导致其瓦解。所以除非TG内部也出现了一个戈尔巴乔夫这种白痴，否则是没有人会自己上吊的。

为了减轻政改的困难，模仿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能不能先从某个省市县开始一项改革的试点，或从某个具体的经济主体类型开始一项改革试验，根据试点的成效再决定下一步的改革走向，比如建立“政治特区”，实现以点到面的政改突破？（这个设想在海南和深圳都设想过）但经过论证，结论是不可行的。因为地方政治改革前提是需要真正充分的自治权，目前现实却离不开上级党政权力的控制。这样的试点除了做秀，绝无成功的可能性。

所以目前没有真正的突破口。只能等下一届来实验。

从下一届的一些报告中，我们知道三大战役：控制金融风险（主要通过整理控制地方融资平台来交换地方部分权力）；调整产业结构（通过消灭一批高耗能，高污染，高土地消耗，低附加值的企业，强制并鼓励一批企业升级，提高可分蛋糕数量）；调整利益分配格局（通过强化政府公共产品提供能力，减少人民负担和后顾之忧，启动内需消费）。

这三个方向的本质都是在调整中央地方的责权利，要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减少地方自由度，同时做到财权与事权统一。不给地方以涉及安全稳定和谐为借口大肆滥用职权，侵害国家基础的情况。

也许这就是未来的突破口：从调整中央地方收入分配入手，来重新确定权力划分，通过权力划分，来推动或拉动政治结构和分配结构改革。

这就是毛主席的：关内的文章从关外做起。

请看老帖：下任总经理的施政纲领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2708368

TG作为一个整体，是中国目前唯一可以迅速有效地动员起来的有组织力量，政治改革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便只能走向革命或动乱。

但他们同时又是政改的最大障碍，他们既在履行着政权的职能，同时也在经营和维护其个人与团体的利益。他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现行制度使他们成为掌控最多公共权力、支配最多社会资源、占有最多社会财富、享受最多社会保障的既得利益群体。由于他们的独特地位，使他们有能力挫败任何损害他们利益的政治改革。

例如，高级官员的差额选举从程序上和操作上都很简单，之所以不能推行的原因无非是某些官员不敢面对选票的考验。而他们掌握着足以阻挠选举改革的权力和资源。

所以不能指望上述利益集团成为政治改革的推动力量。这是中国政治改革必须面对的难题。

所以政改只能是有限目标和循序渐进。

戊戌变法是因为甲午惨败，清末宪政改革是因为八国联军。大火不上房，人是不会跳烟囱的。

前两类人希望政治体制改革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后两类人希望政治体制改革以建设民主政治体制为目标。这是利益使然，前者希望优势地位长期化，稳定化，后者要夺权，要搞事，不然没法乱中取胜。

显然根据前面分析，未来的政改是TG内部的事情，是权力改革权力，所以基本没有后两类人任何事情，他们的愿望和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或者幻想。我们不必讨论，因为不可行（我们不讨论道德的合理性）。

前两类人的设想是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的。

中国要想重回世界巅峰地位，参照美国发家的模式来看，目前可行的道路仍然是经济实力支撑下的军事实力。所以继续经济发展是必然的选择。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应当放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将目前全能政府转变成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的公共管理型政府，大幅度地减少政府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同时在目前欧美日遏制和攻击的环境下，保证国家政治和社会环境的高度稳定。

所以在政治体制选择上，必然选择一党执政的中央高度集权体制。因为抛开意识形态不讲，中国在三十年内，甚至更长时间内，都不可能有可以跟TG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相提并论的组织。

选择民主化结构，虽然可以防止政府权力过大，垄断、寻租、腐败，但却可能降低机构和运作的效率。因为任何一种政治体制运行都需要成本，集中体制要支付垄断权力导致权力寻租和官僚阶层恶性膨胀的成本，民主也要支付因为事事要协商、事事要投票，意见统一困难，决策缓慢，错失良机的成本高昂成本。

而改革的目的是尽可能减少目前的巨额运营成本，并找到稳定的政治体制。这是一种权衡，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利益之分。

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巨大；农村劳动力转移隐患和后遗症巨多；全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和完善；潜在金融风险咄咄逼人；社会安全和稳定的形势严峻；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导致民怨沸腾；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等等，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体制，政治上不适当集中，就将出现日本软弱无能政府在福岛核事故和海啸地震中的不作为一幕。

同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大部分生产要素如果按收益率将往东部流动，地区发展差距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可能还会拉大，将直接导致边疆的不稳定，甚至分裂。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实行一些特殊的政策，使一部分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尽可能逆市场收益取向而流动，促进西部的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我们将可能真的成为别人七块论的试验品。

而且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更关注能不能就业、孩子能否上学、大病能否治疗、冬天能否取暖、居住条件如何、食品安全质量、出行是否方便、老是否有所养、环境安全如何。如果这些基本的消费和生活需要还没有满足，许多人就不了业，孩子上不了学，大病治不了。这都不是民主能够解决的，不然希腊人就不用上街，英国人也不用烧房子了。民主能够干什么？看看奥巴马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所以我的结论是：在三十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还是要Tg一党领导和执政制度。

这就意味着要选择政治上更为集中的体制与经济上更自由的市场体制相搭配的模式。

这些Tg内部理想主义者或危机感极强的人对中国目前的看法与286在1980年就说的：“Tg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认为，政府公权必然带来管理成本，如果不限制，必然象癌症一样无限膨胀，最终必将导致国家无力承担而瓦解。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权力问题，是政府公权的边界与人民、国民、公民人权、事权、物权的边界问题。所以政改必须第一步解决政府事权与国民事权的边界问题。

也即按照现代宪法政治与共和制度的基本原则----权责对称原则来限定政府权力：对政府事权而言，法许之内的事才能做（《行政许可法》就是这个意思）；对国民事权而言，法禁之外的事都可以做。

这是对政府一切特权的限制原则。

这是符合毛主席在59年前就提出的：“权力民授”原则的。（他提出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了，人民就可以组织起来，将他们打倒”）。这个原则是对传统“君权神授”和世俗“打天下坐江山”观念的颠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直到今天我们执政者也未必真的接受并理解。

那么限制政府权力从何入手？我认为应该从拆庙赶和尚入手：也即先把组织机构精简，简化。

例如，目前县乡村组织机构导致税费供养的吃皇粮人员规模过大且愈演愈烈，如果不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加以抑制和化解，任其下去，必将财政破产、经济崩溃，人民与吃皇粮阶层形成对立，导致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使国家和民族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晚明国家财政破产导致动乱的一幕我们并不会忘记。

而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避免国家和民族长远的经济和政治陷于危机。

现在的争论是取消地级政权，还是取消乡级政权。两种方案的成本、风险、收益和难易程度都在试点评估。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我估计会取消地区一级政权，并同时取消乡镇一级政权设置，进行乡镇合并，对镇派出镇公所。

但是关键的是怎样消肿。当然参照东北国企处理下岗人员办法：自然退休法和自然淘汰法最安全，最稳当，虽然时间长一点，成本高一点，当然我们等得起。

因此政府体制的改革就是要将将行政命令型的政府、将审批收费型的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型的政府。

按照杰克威尔奇的说法：你重视什么，就考核什么，不考核，不重视。

所以Tg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和政府体制，取决于建立什么样的考核体系。

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方式和程序有许多问题，注意力放在GDP上，GDP增长、GDP总量排位、人均GDP指标、农民人均收入等等，成为一个官员们的政绩主要指标，实际鼓励数字当官。

于是虚报数字情况很严重，数字中水分很大。各省的GDP增长速度要比全国的高，各地市的增长速度要比全省的速度高，各县的增长速度要比全地市的高，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农民纯收入，更是全国性的大规模造假。假的小城镇、假的农业科技基地、假的养牛大户等等屡见不鲜。办公大楼、培训中心、大厦、广场、草地等等政绩工程全国到处都是，而且经常挪用社会保障资金和教育资金之类要命钱。借债搞政绩工程更是官员的生活方式。

而目前考核体制又主要考核党委，结果导致党成为十项全能党，代替政府行政。结果反而没有人来执行。经常出现说了=做了情况。

而且现在是对集体领导班子考核，考核集体，成绩是集体的，但是出了问题也是集体的，谁都找不到。而且目前的组织原则是掺沙子，故意在组织程序上就制造班子不合，互相牵制，以免尾大不掉。结果是有人花钱，没人负责。

再说现在官员业绩考核方法和指标也实在扯淡，中央和省的各部门都要求自己部门的工作是一把手负责制，各个上级部门下达的目标太多，而各种目标之间相互冲突，甚至一些目标根本是达不到的。这样由一些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书生闭门造车制造出来的考核指标和考核办法，不但太繁杂，无法实行，指标也脑残到不做假肯定达不到的地步，结果法不责众。

同时目前考核并不与使用和赏罚结合起来。目前使用主要是看跑官的情况如何。

当然要制造出符合国情，不易造假，简单可行，易于操作，成本较低的考核指标体系非常不容易。例如以失业率、社会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率、社会治安发案率等等为考核内容就十分容易造假。

按现在的分税制，中央财政集中过多，省里财政基本满意，地级财政过得去，县级财政很困难，乡级财政基本上依靠向农民收费或欠债度日。中央经常出台增加工资政策，许多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又要由地方承担费用，但是在财力的划分上没有以钱定事；中央和省级财政依靠税收，地级以下财政依靠收费维持，使得企业交了税以后，还要承担很多的费，以养活基层政权，从而抑制了投资和企业的扩大，中小企业很难存活。

同时，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的财政税收和事权关系不顺（例如较好的税收来源、效益好的企业、一些能收费的项目，一级一级上收，而收税麻烦且税少的税项、微利和亏损企业、各种需要拿钱办的事业，都一级一级下放），现在是收入与事情不挂钩，责任与权力不对等，收钱不干事和干事没有钱，出现挂羊头卖狗肉的各种巧立名目收钱剪羊毛事情，例如卖地炒作房地产，大面积制造房奴，导致民怨沸腾。而且这种以企业项下征税为主的税收结构，使销售环节的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比重不大，特别是消费税也在企业项下征收，导致各地重复建设、市场封锁、地方保护等等问题久治不愈。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企业项下税收过多，而投资又不能抵扣税收，产品全面过剩，税收不能应价转移，企业的税负更加沉重。

所以优先考虑的司中央地方财政分蛋糕比例，特别是要考虑基层财力需要的分税体制，加大地方政府对一些地方税种的增税和免税权力，允许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而实行自己财政范围内的退税政策。

同时要划分中央、省、地、县各级的事权范围，界定清楚各级应负的事权责任，在此基础上核定各级政府在财政税收总盘子中分配的比例和规模。如国防安全、社会治安、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城市建设、公益性公路建设等等，哪些应当由哪一级政府承担，都应当责任明确、落实到级。否则，有人收钱，但无人管事。现在的现实就是上级将税收走了，要办的事全部下推给下一级财政，下一级政权没有税收保证的财力，只好向企业和农民增加收费，导致政府与企业和农民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也要调整税收机构，加大销售环节税的征收，使税源大部分从企业项下征收改变为从消费环节、销售环节、个人方面和所得方面征收。从而使地方政府不仅重视企业发展，还要重视市场发育和发展，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有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中央和地方财税和事权体制改革要想成功，必须同时与政权机构和人员的精简，特别是县和县以下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要将养人的钱，逐步地转向为民办事上来。不然将是越改革成本越高。

当然这种改革也要避免中央财力分散而没有权威的情况发生。中国目前现实是如果中央财政在分蛋糕中所占的比重很低，中央政治上的集中度就没有财力的保证，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国防安全、外交事务、大的全国性的工程等等就不能正常进行。而中央向地方借款，中央的权威就会受到威胁。

目前，国有和国有控股资产占到整个社会经营性资产的70%以上。Tg在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之间多次徘徊，又搞了什么国有企业资产多元化的改革方针，又提出建立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相统一，中央和地方两级分别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但是，从效果来看，Tg还没有找到一种最佳的方式。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内部党务系统和企业经营班子形成严重冲突，使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复杂化，加大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党务系统和企业经营系统之间相互形成内耗，磨擦成本极高，甚至出人命。党来任命企业中层以上干部，经营班子无人权却要来领导中层干部经营企业；党要对企业的重大事项进行干预和决策，但是干预和决策的责任按照公司法要由经营班子来负责。结果是杀人的不偿命，偿命的不杀人；表扬A，奖励B，提拔C，羊毛出在狗身上。

所以未来的改革可能是为了真正实现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的统一，在实际运营的企业一级，终将放弃党管干部原则和党委参与经营决策原则。

所以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必然趋势。

而土地制度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宪法、法律、政权结构、国家控制方式、土地所有制结构的政治问题。

从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上讲，土地制度涉及到土地资产的所有和财产保护问题，因此，土地所有和分配方式，几乎是一个国家宪法必及的重要内容。

土地制度是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之基础。如土地农业集体所有，就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基础；而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就是目前摊费入亩、向农民收费、村乡县政治体制生存和膨胀的重要原因。

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包括国家和集体两种所有两种。国家拥有高度集中分配土地资源的权力，国家规定和管制城乡土地的用途，建设用地绝大部分只能用国有土地，集体不可购买国有土地，国家强制征用集体土地。

这种土地制度带来许多问题。一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无性导致实际上农村集体土地实际上是村长所有，导致农村里恶霸的衍生土壤（这个可看胡鞍钢关于农村宗法大家族利用人口优势形成村霸，剥削压榨普通农民的调查报告）。二是集体土地被强制征用为国有土地的不平等性及其衍生出对农民补偿太少、形成越来越多的无耕地无就业无保障的三无农民。三是承包期短使土地无法向规模化农场集中。

由于在相当时间内，我国二元经济还难以完全消除，农村仍然是国家的安全缓冲器，所以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必须合理合法保障，并长期化。不能打着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和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口号，兼并农村土地。否则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所以国家必须一直拥有所有土地的终极所有权，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土地私有化。要将农民承包的土地作为保障财产基础，使进城务工和脱离土地的农民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养老、失业等保障。

同时可能会在法律上保障将衰败农村的宅基地和村公共用地通过复垦变成为耕地，对城镇土地受让和购买后不用或利用率不高的采取无条件没收的做法。

防止政府土地管理中的腐败，降低政府土地管理的成本，减少土地制度中部门和工作人员权力寻租的设置仍然依靠进一步设计土地管理公开、公平、公正的流程和制度，并依靠舆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