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忙总新作：毛主席会怎么干 -- 月树

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改革是先于经济改革和引发经济改革的，首先有了文革的重新评价、有了对冤假错案的逐步平反、有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有了对左倾势力的组织清理，才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与地方权力运作的规则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其后才有了经济改革的正式启动。但是这种政治改革在引导出经济改革后就从此止步不前了。

1980年底，286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克服官僚主义、反对家长制，实行权力分散和集体领导，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党内民主，并且提出了党政分开、党不代政的改革思维。

286在1986年9月会见日本竹入义胜时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但他又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现在还在讨论。”

这表明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高瞻远瞩的洞察力，政治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内容、改革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始终模糊不清。所以286后来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为政治改革划定了边界约束条件。这不是告诉别人哪些地方能改，而是警告人们哪些地方绝对不能改。

1982年，胡耀邦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被他称为“极其重要的原则”。同年通过的新宪法中设立了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这是胡耀邦想实施军队国家化的制度改革设想的第一步，并把“领导制度改革”演变为“政治体制改革”，当时大谈“政治对话”、“政治透明度”、“政治公开性”。当然8平方血的教训证明这一切都是极为幼稚且无知的幻想。

此后，谁也不明确地反对政治改革，但改哪里、如何改、何时改、改到什么地步、改向什么目标，则从未明确过。实际是谁也整不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20多年来连“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差额选举这样简单的事情也还没有真正做到。

相反，经济改革要简单得多，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不涉及某些集团损失什么，大家都有所得，只是多少问题，容易形成共识，容易得到支持。所以有一个大致可操作的判别就可以推行，因为危险不大，不会导致政权瓦解。所以才有“摸着石头过河”----生产上去了，产品丰富了，收入多了，利润大了，即使有意无意地闯了旧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禁区，也是好的，至多也无大过。

而政改不行。政改是在虎口拔牙，而不是经济改革是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

30年经济改革实质是从限制个人能力充分竞争的公有制转变为自由竞争的私有制，这是一种弱肉强食的竞争，结果必然就是财富高度集中，出现典型的兼并现象：权势优势的阶层通过各种手段，例如房地产，国有资产MBO等等剪普通百姓羊毛，由此引起阶级固化现象。

而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出现大规模财富兼并，一个王朝就进入不稳定的多事之秋了。很多王朝覆灭的起因也就是兼并。

目前更为让当政者寝食不安的尤其是诸侯经济博弈，已经影响中央大政方针的制定与实施，导致执政能力下降，出现管制危机前景：权力失控，社会秩序混乱，地方尾大不掉，经济下滑等等。

所以政治改革的实质就是要调整权势集团的权力分布，只有这样才能遏制进一步兼并的发生。这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责权利重组行动。包括中央与地方；中央与央企；政府与民间；公权与私权。

所以目前TG中央高层非常清楚，现行体制只能维持，要想巩固执政地位，保持社会稳定，保证经济持续发展（这实际是其执政权力的来源），必须改变目前已经制约或阻碍经济继续发展的政治体制。实际上Tg高层对苏联解体是心有余悸的，也非常重视其教训总结。

从苏联灭亡我们能够看到什么

http://www.talkcc.com/article/2328783

所以政改的动力不是来自老百姓，老百姓只能吐口水。政改的真正推动力量来自TG中央那些头脑清醒，不安于混日子，想继续发扬光大这个伟大的事业，保证江山永不退色，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人。他们要政改，不是为了老百姓，是为了他们自己。

明白这一点，也许就明白很多现象了。

目前宣传的政治改革的目的都是国泰民安，民富国强。但是586在中央党校讲话说得更清楚：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换句话就是巩固执政地位的意思。

基于这个角度，政改的主题就是集权与分权；控制与反控制；集中与民主的平衡和调整。

实际上近10年来，Tg中央一直在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而且不是在理论清谈层面瞎侃，是在操作层面的试探。

为了不要让被改的人太难受，一直想找一个软柿子捏，也即选择一个改革阻力最小、改革呼声最大、改革受益者最多、改革受损人的反抗能力最小、改革成功率最高的地方入手。

第一个试验是村民委员会选举，然后过渡到到居民委员会选举，然后建立基层监督机制，权力限制机制和权力透明机制，再自下而上循序渐进，逐步逼近，夯实基础。这种突破口选择是因为这项改革的阻力很小。因为村主任官帽小，油水薄。但是这种试验基本失败。因为村长上面还有党支书，村上边有乡镇政府，在现行体制下，民选的村委会并不能完全独立于上级的乡镇政府和同级的党支部的制衡，必须被领导（党领导一切原则）。所以村民自治只是梦想。

思想权、言论权是行使其他一切政治权利的必要基础，以开放言论权为突破口的政治改革设想是符合逻辑的。所以政务公开、新闻自由也曾经被认为是政改的突破口。但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对贪官污吏、恶法乱令具有直接的杀伤力，所以，开放言论的要求受到强大的阻力，“政治正确”秒杀一切。

从理论上来讲，修改宪法，建立真正的中国宪政制度是最恰当的突破口。但是这种设想必须宪法至高无上，人大掌握最高权力为前提。目前的现实是：宪法矛盾含混、宪法体制违宪不究，人大橡皮图章。

那么党内民主是突破口吗？在现行体制下，所有的组织、所有的机构，全都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解释执行机构，所以，如果让TG党内的6,600万党员真正民主，也等于人大、政府、政协和全社会都有了民主。但是党内民主不仅与党的“民主集中制”固有传统矛盾，也冲击TG的组织原则，纪律性和凝聚力，甚至可能导致其瓦解。所以除非TG内部也出现了一个戈尔巴乔夫这种白痴，否则是没有人会自己上吊的。

　

为了减轻政改的困难，模仿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能不能先从某个省市县开始一项改革的试点，或从某个具体的经济主体类型开始一项改革试验，根据试点的成效再决定下一步的改革走向，比如建立“政治特区”，实现以点到面的政改突破？（这个设想在海南和深圳都设想过）但经过论证，结论是不可行的。因为地方政治改革前提是需要真正充分的自治权，目前现实却离不开上级党政权力的控制。这样的试点除了做秀，绝无成功的可能性。

所以目前没有真正的突破口。只能等下一届来实验。

从下一届的一些报告中，我们知道三大战役：控制金融风险（主要通过整理控制地方融资平台来交换地方部分权力）；调整产业结构（通过消灭一批高耗能，高污染，高土地消耗，低附加值的企业，强制并鼓励一批企业升级，提高可分蛋糕数量）；调整利益分配格局（通过强化政府公共产品提供能力，减少人民负担和后顾之忧，启动内需消费）。

这三个方向的本质都是在调整中央地方的责权利，要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减少地方自由度，同时做到财权与事权统一。不给地方以涉及安全稳定和谐为借口大肆滥用职权，侵害国家基础的情况。

也许这就是未来的突破口：从调整中央地方收入分配入手，来重新确定权力划分，通过权力划分，来推动或拉动政治结构和分配结构改革。

这就是毛主席的：关内的文章从关外做起。

请看老帖：下任总经理的施政纲领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2708368

中国历史上，政治改革从来就是权利与权力的较量，而中国目前只能以权力改革权力。

TG作为一个整体，是中国目前唯一可以迅速有效地动员起来的有组织力量，政治改革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便只能走向革命或动乱。

但他们同时又是政改的最大障碍，他们既在履行着政权的职能，同时也在经营和维护其个人与团体的利益。他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现行制度使他们成为掌控最多公共权力、支配最多社会资源、占有最多社会财富、享受最多社会保障的既得利益群体。由于他们的独特地位，使他们有能力挫败任何损害他们利益的政治改革。

例如，高级官员的差额选举从程序上和操作上都很简单，之所以不能推行的原因无非是某些官员不敢面对选票的考验。而他们掌握着足以阻挠选举改革的权力和资源。

所以不能指望上述利益集团成为政治改革的推动力量。这是中国政治改革必须面对的难题。

　

所以政改只能是有限目标和循序渐进。

戊戌变法是因为甲午惨败，清末宪政改革是因为八国联军。大火不上房，人是不会跳烟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