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中国通史》（live） -- 普罗丁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发布告示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在秦孝公看来，秦国的历史就是维护周王室神树之健康稳定的历史，故而得到了“伯”的高贵称号。但相比之下，晋国被划分形成的三个世俗政权，却有“侯”这个更高的称谓。所以黄河以西这块土地，就成了两家必争之地，否则当年秦穆公开创的基业就是无谓之事，是一种贬谪而非荣耀。

在这个意义上，秦国的“富强”是与先祖的光荣和存在意义密切相关的。而商鞅之所以在此地得到重视，与他懂得“富国强兵之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传统价值和体系的改变能够换来国家的富强吗？富和强二者是一致的吗？对这个问题，秦廷内部爆发了激烈的辩论，最终以商鞅一方获胜。他提出的最终理由是“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也就是决策者不可能通过民主咨询而获得有益的建议，只能依靠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试图推行几个方面的变革：

1. 关于人际关系的变革，包括把原有的以血源家族为核心的社会，改造成以“社区”为核心的、15户为一单位的社会结构，各单位内部人员相互承担法律责任。为此，父和子、兄和弟乃至乡亲这些亲密关系都需要加以约束和重构。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并诸小乡聚集为一县，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2. 关于产业发展的变革。商鞅把他对于各种产业的评判运用于实际，试图打击第三产业和鼓励农业。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废井田，开阡陌）

3. 加强国家的税务和征兵制度，建立新型的等级观和荣辱观。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平斗、桶、权、衡、丈、尺· 更为赋税法，行之。)

我们并不知道商鞅的新政中，哪些得到了贯彻而哪些没有，以及贯彻到了什么程度。可以明确的是，他需要大量的资源来实施每一项政策，而能够提供这些资源的人，未必能够从变法中直接获益，反而可能大受其害。比如商鞅对军功的鼓励，与重新定义和分配具有神圣性的爵位关系密切。秦国很多文官反对增加和重新分配爵位，认为那是许多家族世代努力的成果，但商鞅对这些成果并不关注，而较多关注吸引东方人口进入秦国和发展军力。简单些说，他试图让秦国停止“文化”的脚步而回归从上至下的具有军事化特征的管理。实际上，他本人也充任武将，并且在与魏国的战争中获得胜利。

在上层，商鞅受到了以贵族公子虔为显性代表的阻力，而在民间，原有的家族和乡治体系也不断制造障碍，商鞅采用严酷的刑法（包括死刑）加以镇压，使新政的影响，维持了20年左右。秦孝公死后，商鞅到处逃窜，但终究被秦人抓回而施以车裂。他的统治模式，也开始被视为错误的典型。

那么，秦国究竟从商鞅变法中获得了什么？短期的观察似乎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往下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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