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郑必坚等中国高层智囊与【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 -- wayofflying

三边委员会

“我们的国家能够拥有伟大的民主制度，我们也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并使它们积聚在极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不可能两者同时拥有。”

路易斯.布兰德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显然是三边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也是戴维.洛克菲勒的智囊。在他的建议下，洛克菲勒决心将“将世界上最优秀的大脑整合起来解决未来的问题”。该想法在１９７２年初被首次提出，并在１９７２年的彼尔德伯格年会上，被“集体”广泛讨论并接受下来。

布热津斯基在１９７０年出版了著名的《两个时代之间》（Between Two Ages） ，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政府，该书被认为是三边委员会的“圣经”。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理所当然地“慷慨解囊”，从财务上大力支持三边委员会的运作。

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

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先生。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

布热津斯基曾向戴维·洛克菲勒力荐时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卡特加入三边委员会，卡特在戴维洛克菲勒亲自提名下，被破格吸纳进三边委员会。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也是他和布热津斯基成为莫逆之交的基础和开端。

年青时代的克林顿在恩师奎格雷的指点之下，一直努力向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等组织积极靠拢，最终实现了他的总统梦。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样都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外围机构，最机密和最重要的决策只是在伦敦和华尔街极少数人的圈子里敲定下来。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起到的是“统一思想”、“协调步伐”的作用。

三边委员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不遗余力地宣扬“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宏伟理想，最终为一个伦敦－华儿街轴心控制之下的“新世界秩序”铺平道路。

１９７５年三边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在一份名为《重塑世界贸易与金融概要》（An Outline for Remaking World Trade and Finance）报告中指出：“紧密的三边（美、欧、日）合作，维护和平，管理世界经济，培育经济发展，和减少世界贫困，将增加和平过渡到一种世界系统的机会。”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吸纳了当时的经济后起之秀日本的诸多知名企业家和银行家，扩充了“世界精英”的基础。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懂得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对未来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性。后来随着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逐步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精英分子”也成为国际银行家们青睐的对象。

问题不是一个“世界政府”到底好不好，而是谁主导这个“世界政府”，它是否能真正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富裕和社会进步。从２００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来看，普罗大众似乎指望不上“精英们”的许诺。

经过许许多多的战乱和衰退，小老百姓们终于搞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只是摆设；没有经济平等，民主制度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了任金钱玩弄的道具。

如果说自由的本质就是人民能够拥有选择的权力，那么未来的“世界政府”的道路只有一条，“世界精英”已经替世界人民选择了好了。按照保罗.沃伯格之子，银行家杰姆斯.沃伯格的话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究竟是经由（和平的）共识或是（武力的）征服来产生。”

资料6：三边委员会亚太会议召开 郑必坚 吴建民参加

2005年11月28日 中国青年报

　　本报北京11月27日电 (本报记者 王冲) 1981年“三边委员会”在中国举行会议时，大家谈的是如何对付苏联的威胁；24年过后，这个声名显赫的委员会再次回到北京开会，“中国和平崛起”成了讨论热点。

　　11月25日～27日，“三边委员会”亚太工作组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唐家璇设宴款待，外交部长李肇星到会发表演讲。国内知名智囊人士郑必坚、胡鞍 钢、王缉思、秦亚青均发表演讲，向美欧前政要、智库人士解答了“中国崛起为什么是和平的”这个问题。

　　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评价说，这次会议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召开的一次会议，有助于各国了解关于中国崛起的第一手信息。与会的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认为，虽然通过一次会议未必就能改变别人的看法，但交流一下总没有坏处。

　　吴建民：2005年是“中国崛起年”

　　2005年，西方媒体史无前例地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大篇幅、立体式报道，中国问题研究也成了国际学术界的热点。

　　“2005年将作为中国崛起年被大家记住。我参加了不少国际学术会议，无论主题是什么，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吴建民说。

　　对中国的崛起，有人欢呼，也有人害怕。在吴建民看来，中国的崛起还处在“初级阶段”，是在东亚崛起的大背景下实现的。面对来自各国的智囊人士，他解释说，中国崛起最重要的特征，是和世界其他国家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2004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3.6%，美国的贡献是35.7%，但美国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7倍。他的结论是：中国崛起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而是对所有各方都有贡献。

　　郑必坚：“中国龙”不是“北极熊”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告诉与会的各国前政要，中国和平崛起所做的只是基于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梦”，不是人均消费25桶石油的“美国梦”，不是近代以来曾经有6000多万人向海外移民、到处建立殖民地来实现自身发展的“欧洲梦”，也不是搞军备竞赛、输出革命的“苏联梦”。“我们只输出电脑，不输出革命。”郑必坚被视为中国最重要的政策分析家之一，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演讲时就提出过和平崛起的理论。

　　郑必坚引述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的话概括中国和平崛起的内涵：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给任何国家造成威胁，而是要用富有活力的高尚的民主文化，去点燃人类文明之光。郑承认，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一些干部群众包括青年学生出现了心态膨胀，必须予以引导，使中国既成为政治、经济大国，又使人感觉可亲可近。

　　郑必坚演讲的主题是“当代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文明的复兴”。“‘中国龙’决不会成为冷战时代的‘北极熊’。既然这样，人民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有什么可担心、可忧虑、可害怕的呢？”他问道。

　　世界担心中国什么？

　　当人们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时，当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遭遇政治瓶颈时，当中国纺织品出口规模被迫收缩时，中国国内有些人不理解：世界到底担心中国什么？

　　外界担心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会耗尽世界能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 钢在题为“中国崛起的五大规模效应”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的能源需求给一些国家带来了机遇，同时也会给一些国家带来挑战。他认为，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减少对外界的负面影响。“中国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同时也在重塑世界。”胡鞍 钢说。

　　郑必坚则提醒各国政要注意一个细节：中国在人均消费石油不到1.5桶的情况下，还提出“十一五”期间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降低20%。

　　中国崛起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中日摩擦问题，也被外界所关注。“三边委员会”亚太组主席小林阳太郎认为“中国不是威胁”，他告诉记者：“中国不应该被看作威胁。没有中国经济的增长，没有中国接纳这么多日本公司，过去几年的日本经济不可能取得这么快的增长。”他认为，中日摩擦是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只不过最近几年表现得特别明显罢了。

　　“三边委员会”北美组主席托马斯·福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不愿看到中日政治关系冷却，亚洲的未来应由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决定。

　　对于复杂的中日、中美关系，郑必坚开出了O＆P药方———O代表大局意识(OverallSituation)，P代表务实精神(Pragmatic)。他说：“有了大局意识和务实精神，就可以促进各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三边委员会

　　“三边委员会”是由洛克菲勒、布热津斯基等人于1973年发起成立的著名政策协调机构，其成员包括北美、欧洲、亚太地区的350多位政界、企业界和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该委员会每年都会就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等问题进行研讨，形成政策建议。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七国首脑峰会(G7)机制，就是在“三边委员会”倡议和推动下建立的。 (王冲)

资料7：周小川与“三边委员会”

http://finance.qq.com/a/20080523/000962_2.htm

《商务周刊》2007年11月

十七大召开之际，《华尔街日报》最关心的人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外，恐怕就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篇署名《周小川或将离任，未来平添变数》的分析文章中，《华尔街日报》高度评价了这位清华大学博士的功绩：“5年前担任中国央行行长以来，周小川不断推进对银行业的整顿，对希望更多参与中国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放宽了限制。”

文中列举到，“在美国政治家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时，他主持了10年来中国银行系统最大的一次升值行动”，“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批准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三家到海外上市，因积极推动银行系统的发展而赢得了尊敬……”

无独有偶，英国《金融时报》十七大前也对中国的央行行长不吝赞誉，强调他是“一位异常敢做敢为的央行行长”，“在这个领域(金融)极富经验，而且在全球投资界赢得了尊重”，最后甚至指出，如果周的位置被盛传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取代，“会让很多外国政府感到失望，因为尚缺乏国际经验”。

现年59岁的周小川早在1990年代初，就已经受到美国精英组织“三边委员会”的关注，被视为中国少数能真正领会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领导人之一，尤其是可以用英语发表讲话，并同其他国家央行官员自由交谈。尽管华尔街的观察家对“顶住强大的反对压力推动中国金融领域开放”的周小川未来仕途判断较为保守，但在他们看来一个无法改变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逐步走向金融市场开放”。

通过深刻观察中国高层领导今年以来对金融安全的高调宣传，詹姆斯·彼得拉斯得出判断，“中国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成为激烈讨论和反对的目标”。但他认为，目前自由改革派逐渐占领了阵地，“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虽然暗藏风险，但自由化的进展循序渐进，步伐也越来越快”。

尽管金融自由化带来了一些负面问题，例如1990年的日本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开始于今年7月以来的欧美次级债危机，但中国的银行家们有充分的理由赞美它，比如：

“外国银行的进入将改善金融服务效率，减少腐败，让中国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把中国的金融机构带入新高度”；

“外国银行资本要处于国家监管之下，因此它将服从于中国法律，并为中国利益服务”;

“中国外汇储备在国际市场上的投资，比其留在国内会为国家带来更大的收益”；

“在投资海外市场的同时，中国可以确保能源、原材料和食品等供给链的完好无损，并缩小贸易顺差和消除欧美政策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随着金融部门的开放，中国将获得华尔街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方面的支持”。

所有这些有力的观点，已经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决策层发挥影响了。

中国扩大了外国资本进入证券市场的通道。5月，中国政府批准合资券商进入中国，并扩大了它们的业务种类。现在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经营信用卡业务，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度也从原来的100亿美元上涨到300亿美元。

资料8：龙永图、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

会顶尖精英云集 中国仅2人曾被邀

时间：2010年06月07日 中财网

　　6月4日~7日,世界上最神秘的精英阶层聚会--彼尔德伯格会议（Bilderberg Conference）在西班牙小城希特格斯（Sitges）举行。这座安静的小城距离巴塞罗那20公里远,一向以同性恋者聚集而著称,现在它迎来了100多位政界、军界、商界、金融界和学术界的世界顶级大佬,整座小城顿时戒备森严。

　　秘密聚会

　　英国《卫报》记者查理·斯盖尔顿（Charlie Skelton）在专栏中饶有兴致地描述了他的见闻,他跟其他彼尔德伯格会议的"追踪者"一起绕过盘查,在会议举办地多尔斯旅馆对面架起高倍望远镜,偷偷窥视着会场内的风吹草动。他看到了巴克莱银行董事长Marcus Agius、德意志银行CEO Josef Ackermann、前美国陆军副总司令杰克·基恩将军、奥巴马总统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Richard Holbrooke,以及ING集团主席、芬兰财政部部长……与会者背景之复杂、地位之高,任何其他的国际性会议似乎都无法与之相比。

　　就在一个月前,另一个世界精英集团"三边委员会"刚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了年会,来自北美、西欧、亚太地区的政府高官、学术界领袖、跨国公司老总以及世界银行、IMF等国际机构负责人齐聚一堂。在"三边委员会"官方网站上,我们可以查到会议举办的日期是5月7日~9日。几个月后,我们或许还可以花十几美元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买到这次会议的论文集。

　　然而彼尔德伯格会议却与"三边委员会"截然不同,它的参与者背景更加复杂,也更加神秘。它既没有官方网站,也不发表任何声明,甚至禁止一切新闻媒体拍照或采访。去年《卫报》记者查理·斯盖尔顿在希腊雅典追踪当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时,就曾被当地警方逮捕。有时连举办地政府都不知道彼尔德伯格会议的存在。2000年,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的小城Genval举行,当地市长被追踪者们的电话吵醒,惊讶地说:"你们在开玩笑吧,如果荷兰女王和亨利·基辛格来了这里,我怎么可能没接到通知？"

　　最近两年情况有所改观。《卫报》、《泰晤士报》等媒体开始对彼尔德伯格会议进行有限篇幅的报道,全世界对该神秘会议的关注也与日俱增,这一切应当归功于那些专业彼尔德伯格追踪者的不懈努力。有些追踪者已经研究彼尔德伯格会议长达数十年,拥有独特的情报来源和追踪方法,他们能够提前数天准确报出会议举办的时间和地点,甚至获得部分与会者名单。

　　谁在聚会

　　在追踪者获得的名单中,不难看出这个精英俱乐部的构成。据传参加过彼尔德伯格会议的部分重要人物如下: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从1957年开始,基辛格几乎参加了每一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不过今年没有参加;大通曼哈顿银行前主席大卫·洛克菲勒:作为彼尔德伯格会议所剩不多的元老,比亨利·基辛格的出勤率还高;前美联储主席、现任奥巴马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克尔:从1982年开始,沃克尔参加了几乎每一届彼尔德伯格会议;爱尔兰政治家、BP、高盛等多家跨国公司董事彼得·萨瑟兰:萨瑟兰是彼尔德伯格会议组委会成员,参加了1989年之后的历届会议。

　　在政界,有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1991）:当时克林顿还未当选总统;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1993）:当时还未当选首相;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1991）:当时还未当选首相;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1997）;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美国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据传2008年曾与奥巴马一起参加。

　　在金融和企业界,有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2008、2009）;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2008、2009）;美国前财政部长、美国经济事务委员会主席萨默斯;世界银行现任行长罗伯特·佐立克:最近几年每场必到;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总是与他的老朋友保罗·沃克尔同时出现;戴姆勒·克莱斯勒前CEO Jürgen E. Schrempp:参加了1994年后的历次会议;前巴克莱银行CEO 马丁·泰勒;IBM总裁郭士纳;曾任壳牌石油和诺基亚总裁的Jorma Ollila,等等。

　　《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专业财经媒体每年都会有1~2名编辑出席,不过从未写出过任何一篇报道。据称,1998年,《经济学人》的幕后老板伊夫林·德·罗斯柴尔德爵士正是在彼尔德伯格会议上邂逅了美丽的女记者琳恩·福瑞斯特,二人后来在美国白宫举行风光大婚。

　　中国人曾经两次被邀请参加,分别是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2004）和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毅（2006）。

　　追踪者的情报

　　目前最著名的彼尔德伯格追踪者,当数畅销书《彼尔德伯格集团》作者、俄裔加拿大作家丹尼尔·埃斯图林（Daniel Estulin）,以及美国资深记者吉姆·塔克（Jim Tucker）。他们或是收买会场服务人员,或是通过其他更为神秘的内线,经常能得到不少独家信息。这些信息固然缺乏足够的可信度,不过还是可以让我们从中窥见一些情况。

　　2006年,大佬们在加拿大渥太华聚会,此时美国次贷危机已初露端倪。2007年,彼尔德伯格会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就在会议召开前一天的5月30日,多年来从未缺席彼尔德伯格会议的罗伯特·佐立克刚被提名为世界银行行长。气候问题是2007年彼尔德伯格会议的焦点之一,既不签署《京都议定书》,也不肯为碳减排作出承诺的美国成了大佬们批评的对象,据追踪者爆料,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给会场酒店房间挨个打电话,承诺将在2008年年底前出台碳减排相关法案。

　　2008年度彼尔德伯格会议选择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小城Chantilly召开,一些外国政要借访问华盛顿之机参加了盛会。这其中包括荷兰首相Jan Peter Balkenende,在荷兰驻美大使馆的公告中,坦承首相将借访问美国之机顺便参加一年一度的彼尔德伯格会议,这或许是这个神秘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官方通告中。这次在美国召开的会议得到了更加周到的安全保护,一些追踪者被逮捕。人们注意到,民主党当时两位竞争激烈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几乎在同一时间"失踪"了,有消息称他们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某个地方举行了会晤,而彼尔德伯格会议的举办地正是在这个地区。

　　2009年精英俱乐部在希腊首都雅典聚会,金融危机是其讨论的热点。美国财长盖特纳、奥巴马总统特使Richard Holbrooke等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今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发生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当口,根据丹尼尔·埃斯图林获得的一份议事日程,欧元危机不出意料地成为了头号议题。今年会议,大卫·洛克菲勒和他的朋友保罗·沃克尔再次出现在了参会名单中。

　　而大佬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西班牙,正是欧洲债务危机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追踪者们开玩笑说,去年彼尔德伯格会议在希腊召开,结果那个国家险些破产,那么今年西班牙也得多加小心了。

　　"飞上彼尔德伯格的墙头"

　　彼尔德伯格会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4年,当时由荷兰女王的丈夫贝恩哈德亲王（Bernhard）出面,邀请各国精英到荷兰的彼尔德伯格旅馆举行会议,以弥合欧洲与美国之间日趋扩大的裂痕,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后来这个聚会固定为每年一次,虽然地点变化,但还是保留了最初举办地的名字以示纪念。

　　从成立之初,彼尔德伯格会议就没有把亚太国家包括在内。1972年,大卫·洛克菲勒提出让日本加入会议,遭到拒绝。于是他另起炉灶,成立了"三边委员会","三边"指北美、西欧和亚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三边委员会"盛极一时,成员中包括大量政界要人,有"影子政府"之称。随着2005年该委员会亚太区论坛在北京举行,"三边委员会"对于中国来说已不再神秘。去年,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蕴岭应邀到东京参加2009年度"三边委员会"年会,会议的第一项议题就是宣布接纳中国和印度为正式会员。

　　年会结束后,"三边委员会"把会议发言整理成册,将与会者的真知灼见公之于众,"三边委员会"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个学术论坛。

　　很多人猜测,更具私密性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表达的观点会更没有拘束。在本次彼尔德伯格会议前,英国《卫报》网站搞了一个投票:"你渴望飞上彼尔德伯格会议的墙头一窥究竟吗？"结果有90.6%的人选择"是,他们应该被监督"。(.第.一.财.经.日.报 .乐.平)

资料9：郑必坚、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战略与管理》离间中朝关系被封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