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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必坚等中国高层智囊与【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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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11年11月9日 已经有127位读者读过此文

郑必坚等中国高层智囊与【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

作者：穆林 文章发于：民声网 点击数： 24863 4231 更新时间：2011-11-9 顶 荐 【字体：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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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必坚等中国高层智囊与【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

作者：穆林 来源：民声网（www.mshw.org）

在宋鸿兵等国际问题专家眼里，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以及布鲁金斯学会、三边委员会、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等组织，其本质都是【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事实上，伊朗等反抗美帝霸权的国家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安全机构都持类似观点，详见《资料15：关于美国政治势力对我国思想与政治渗透的报告》。苏联亡党亡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情报机构通过类似组织控制了苏共高层身边的智囊，也就影响和控制了苏联高层。

据完全公开的资料统计，中国目前很多高层智囊与上述组织关系密切甚至直接受其培养而成并长期资助，有意思的是这些智囊其理念主张都是反对和仇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西方资本主义政经制度代表了人类普世价值。其中有郑必坚、吴建民、龙永图、高尚全、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邹至庄、董辅礽、杨小凯、许小年、胡祖六、王岐山、海闻、周其仁、周小川、易纲、楼继伟、荣敬本、厉以宁、林毅夫、樊纲、胡鞍钢、吴晓波、张军、赵人伟、刘小玄、哈继铭、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江平、贺卫方、蔡定剑、梁治平、于建嵘等。

详细资料如下：

资料1：“苏共意识形态专家” 毁灭苏联

资料2：“苏共意识形态专家”布尔拉茨基仇恨斯大林

资料3：布尔拉茨基简介

资料4：俄罗斯历史重大揭秘：中情局隐性控制苏共高层

资料5：宋鸿兵：统治世界的精英集团--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

资料6：三边委员会亚太会议召开 郑必坚 吴建民参加

资料7：周小川与“三边委员会”

资料8：龙永图及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

资料9：郑必坚、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战略与管理》离间中朝关系被封

资料10：布鲁金斯学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

资料11：郑必坚与布鲁金斯学会

资料12：福特基金会与共济会

资料13：触目惊心--受福特基金会培养资助的中国智囊

资料14：索罗斯们如何推动中国颜色革命

资料15：关于美国政治势力对我国思想与政治渗透的报告

资料16：中情局加紧渗透中国高校、学术机构、政府机关

资料17：恩道尔：1989年天安门鲜为人知的故事

资料18：案例解析：一个可疑的高层智囊郑必坚

资料1：“苏共意识形态专家” 毁灭苏联

【本书试图按顺序阐述信息心理战进程中的种种事件。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导致苏联解体。战争并没有使用坦克进攻，也没有进行空袭，而是对社会意识展开了不间断的攻击。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完全是“存在决定意识”了。更大程度上是意识受到的直接影响对意识的操纵控制在发挥着作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P1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西斯派往各国的间谍也被称为第五纵队。战后时期在苏联的第五纵队的基干，是那些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人，他们通过潜移默化直接影响社会意识。1948年以后，这些人逐步占据统治地位，到了50年代终于站稳了脚跟。本书使用的专有名词“苏共意识形态专家” 指的就是这些人，因为正是这批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力量有意或者无意地参与了反对我们国家的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P2

资料2：“苏共意识形态专家”布尔拉茨基仇恨斯大林

曾经担任过赫鲁晓夫顾问的自由派人士布尔拉茨基为了说明斯大林影响的扩大，在他的一篇长文中写道：“应当承认一个很难解释的事实：一个幽灵，斯大林的幽灵，在俄罗斯徘徊。”〔俄〕1997年5月22日《独立报》。

资料3：布尔拉茨基简介

《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一位高级顾问的回忆》作者 (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

* 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作者简介：:作者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是苏联哲学博士，人民代表。他于50年代中期获法学副博士后，进入了前苏共中央机关智囊班子，充当谋士，长期为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等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起草文件和讲话稿，在国内外政策的制定方面为其出谋划策。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他离开了中央机关，到《真理报》社、科学院等单位工作。戈尔巴乔夫开始执政后，他又复出。布尔拉茨基曾6次陪同赫鲁晓夫、4次陪同戈尔巴乔夫出访。因此可以说，他是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政坛风云变幻的重要直接见证人之一。

资料4：俄罗斯历史重大揭秘：中情局隐性控制苏共高层

俄罗斯历史学家О.А.普拉托诺夫在《俄罗斯荆棘之冠：共济会历史1731-1995年》一书第25章“共济会一览”揭露，自1945年至1994年，原苏联体制内约有400名以上的党政高级官员加入共济会或隶属共济会的国际组织（如“彼得伯格俱乐部”、“大欧洲”委员会、“国际俄罗斯俱乐部”等），其中包括最高领导人如M.戈尔巴乔夫、A.雅科夫列夫、Э.谢瓦尔德纳泽、Б.叶利钦等均是国际共济会会员。

该书披露大量事实，讲述了共济会秘密组织以及中情局（CIA是隶属美国共济会体系的情报和行动机构）斥巨资在苏联寻找和培养利益代理人的详细内幕，以及这些美国利益代理人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现将该书有关内容摘编如下：

一

一些苏共领袖与共济会建立联系，并非始于80年代改革时期，而是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60和70年代。

戈尔巴乔夫与共济会的最初联系，可能是发生在他在意大利休假时期。А.Н.雅科夫列夫与共济会的联系是他在美国和加拿大出任大使的期间。

有关戈尔巴乔夫作为“自由石匠”（即共济会员）身份的消息，1988年2月1日 首先在德国一份发行量不大的杂志《光明普照》（“Больше света”）上被透露。类似消息也披露在纽约的报纸《新俄罗斯言论》（“Новое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1989年12月4日) 。该报甚至得意地刊登了一幅照片，图中美国总统布什和戈尔巴乔夫见面时，互相做出典型的共济会密语手势。

但关于戈尔巴乔夫共济会身份最有分量的证明，是关于他与世界共济会高层代表的密切接触，和1992年所披露的戈尔巴乔夫是共济会最高国际机构“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的成员。

据西方透露，戈尔巴乔夫和三边委员会联系的中间人是著名的犹太金融家、共济会高级会员、以色列特工机构“摩萨德”的著名间谍索罗斯。由于与“摩萨德”的关系，70--80年代索罗斯曾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出境。

共济会资金供养的美国情报机构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招募了一批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苏联实习生，其中包括未来的“改革”领导人A.雅科夫列夫以及O.卡卢金。

前苏联克格勃主席B.克留奇科夫的回忆录指出：在克格勃档案中至今保留着50年代雅科夫列夫、卡卢金留学时代与中央情报局基干人员的合影。（《青年近卫军》，1992年10月）但克格勃当时并没有弄清中央情报局是否招募了他们，还是只限于一般性接触。

早在80年代，雅科夫列夫就在《文学报》发表的文章，抨击俄罗斯民族复兴活动。雅科夫列夫号召对俄罗斯民族复兴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行政镇压。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这一镇压被付诸行动了。

70年代初，雅科夫列夫被苏联外交部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在那里，他与加拿大总理、著名共济会员特鲁多建立了特殊的关系。看来，正是在那一时期，他加入了与世界共济会秘密组织成为“兄弟会”的一员。众所周知，正是雅科夫列夫成为戈尔巴乔夫时代“新思维”的核心思想人物，这并非偶然的。

20世纪60和70年代，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周围，出现了一个改革思想家集团，该集团成员包括：Ф.М.布尔拉茨基（1964年前），Г.Х.沙赫纳扎罗夫，Г.И.格拉西莫夫，Г.А.阿尔巴托夫，А.Е.鲍文。这些党的意识形态顾问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外壳下，贩卖亲美主义的新思维。他们推动国家政治领导人采取了导致苏联灭亡的第一批措施。

在这些改革智囊人物中，俄罗斯社会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Г.А.阿尔巴托夫是代表和典型，当时，他积极推销亲美国的政策。苏联解体后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表彰说：“自70年代起，阿尔巴托夫先生就是美国在苏联最好的朋友。”

二

70年代共济会资助的未来学组织”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了著名的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的数据表明，全球资源正在以灾难性的速度随人口增加而急剧减少，西方国家正面临着不得不削减福利水平的威胁。

在秘密犹太共济会组织领导人的秘密会议上，共济会关于必须谋建世界新秩序的古老纲领再次被强调。根据这一纲领，必须掌控整个世界的控制权，为西方少数国家的利益制订专门的计划对地球资源实施管理和控制。苏联是建立这一全球秩序道路上的主要阻力，必须摧毁。而与此同时，苏联国土上又存在着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源。

为此目标，70—80年代，美国加速在苏联推进培养利益代理人的计划。

1980年代克格勃获悉这一计划并就此向苏联政治局提交了专门文件，其名称是《关于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公民中招募利益代理人的计划》。该报告指出：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的准确材料，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其专家关于苏联今后发展道路的分析和预测，正在制订加强瓦解苏联社会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敌对活动计划。为达到这些目标，美国情报部门提出任务，从苏联公民中招募利益代理人，对他们进行培训，之后把他们输送到苏联政治、经济和科学管理部门。

中央情报局还制订了对利益代理人单独培训的计划，以使他们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技能，对他们进行集中的政治和思想工作。除此之外，培训这类代理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教授国民经济领导层管理方法。

美国情报部门领导人计划有目的地和坚定不移地寻找具备担任管理机关行政职务人品和业务素质，并能够完成（苏联的）敌人确定的任务的人员，不管花费多大。

同时，中央情报局还考虑，一些执行破坏（苏联）国民经济政策和扭曲（苏联）领导指示任务，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个别利益代理人的活动，将由在美国情报机构框架内建立的统一的中心进行协调和安排。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意图，利益代理人有针对性地活动应促进：为苏联内政制造某些困难；遏制苏联经济的发展；对苏联陷入绝境的领域进行科学研究。

在制订上述计划时，美国情报机构已考虑到，苏联与西方日益增加的接触，为计划在当前条件下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根据直接在苏联公民中从事招募利益代理人工作的美国情报人员的讨论，目前美国特工机构实施的计划将促使我国社会各个生活领域发生质的变化，首先是经济领域。而最终将导致苏联接受许多西方的思想。”（《苏维埃俄罗斯报》，1992年3月3日发表了上述报告）

秘密的犹太共济会组织制订了针对苏联的具体计划以及细节。根据拉脱维亚外交部提供的材料，仅在1985-1992年之间，西方（首先是美国）为“苏联民主化进程”（即消灭俄罗斯）投资900亿美元。这些钱包括购买官员服务，培训利益代理人和为他们活动支付报酬，购买特别的技术设备、资料和聘请教官等。

共济会用大量金钱支付苏联利益代理人的费用，包括：支付他们出国的旅费，国际消费以及各种基金会为书籍出版和文章的发表而提供高额稿酬，演讲和讲课费等。正是在80年代中期，这些代理人的活动特别活跃。尤其是在莫斯科。

三

克格勃情报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上述培训美国利益代理人的机构，揭露这些机构培养的“毕业生”名单，但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任何措施制止叛变者的活动。

不仅如此，他还千方百计为俄罗斯共济会“教父”A.H.雅科夫列夫打掩护和辩护，尽管来自情报部门的有关雅科夫列夫的揭露铁证如山。

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苏联解体后悲哀地指出：

“199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情报和反间谍机构，从几个不同的可靠渠道得到了关于A.H.雅科夫列夫的令人极为担忧的情报。根据西方特工部门的评价，雅科夫列夫持有利于西方的立场，可靠地抵御着苏联的‘保守’势力，在任何形势下都可以坚定地寄希望于他。但看来西方认为，雅科夫列夫应有更加坚决和积极的表现。一个美国代表受委托与雅科夫列夫进行了一次相关的谈话，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在得到这一情报后，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任何措施。”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早与犹太共济会组织融为一体。未来的历史学家还将揭示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变为国际共济会活动家的具体细节。

可以有把握地说，存在收买和行贿问题。 比如，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承认，苏共中央总书记接受过贿赂，包括接受来自韩国的贿赂。有消息称，1990年美国侵略伊拉克期间，谢瓦尔德纳泽因执行亲美政策而得到300万美元的贿赂。普里马科夫也得到了美国的巨额金钱奖励。还有关于进行讹诈和利用苏联领导人中人性弱点的信息。

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终将会真相大白和公诸于世，包括细枝末节。在所谓改革时期，苏共的管理体制，几乎全班人马地改变为两套相互补充和相互交织的秘密权力机构：国际共济会机构和黑社会式的企业家机构。正是这些机构逐步控制了国家的政权。

四

索罗斯于1987年建立了所谓“索罗斯基金会——苏联分会”，该基金会又派生出苏美“文化倡议”基金会。

索罗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有著名的Ю.阿法纳西耶夫，《旗帜》杂志主编Г.巴克拉诺夫，思想家Г.扎斯拉夫斯卡娅，著名律师马卡罗夫，宪法法院法官Э.阿梅基斯托夫。

利用索罗斯的资金支付了一些政治家的解体苏联的政治活动，他们在解体苏联的过程中扮演了可悲的角色。特别是Ю.阿法纳西耶夫。1990年索罗斯资助了以Г.亚夫林斯基为首的“500天”计划制订小组，该计划旨在搞垮苏联经济。之后又资助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盖达尔计划”的成员——盖达尔后来成为总理，推行了导致苏联经济崩溃的500天”萨克斯休克“计划。索罗斯基金还资助了大量新闻记者和电视主博的反苏活动，培训了一批“独立的电视媒体”专家。

1989年，索罗斯在苏联《旗帜》杂志发表文章，号召与俄罗斯民族主义斗争，称俄罗斯民族主义为新世纪和全球化运动的最大威胁。

索罗斯基金会代表机构网点的发展，在苏联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索罗斯基金会的大部分人员是共济会积极分子和西方特工机构间谍二合一人物。由于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力。

根据媒体报道，“索罗斯80——90年代是莱茵河畔到乌拉尔山脉广阔土地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国外》，1993年38期，10页）。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旨在用共济会意识形态改变人们的世界观，灌输西方的生活方式，将俄罗斯的大批知识精英输送引流到美国。

观察索罗斯基金会多方面的活动，人们不仅为它们的规模，也会为计划的缜密性而感到惊讶。不能不意识到，索罗斯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影响力超强的组织。

只是经过若干年后人们才得知，威力无穷的索罗斯基金会其实只是一个可以称之为“托儿”的组织——这个基金会后面的真正主体是共济会。

五

戈尔巴乔夫成为共济会”彼得伯格俱乐部”成员的确切时间是在1989年1月份。苏联变革的这位主要设计师，在这一年与作为“新世界设计师（石匠大师）”和“新世界秩序”构建者的“兄弟会”国际高层成员们的在莫斯科举行会见。

其中包括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的执行主席大卫·洛克菲勒，亨利·基辛格（共济会"圣约信徒"会的领导人），Ж.贝尔特朗，吉斯卡尔·德斯坦以及中曽根康弘。

而作为为秘密犹太共济会信仰另一方的出席人，除М.戈尔巴乔夫外，还有А.雅科夫列夫、Э.谢瓦尔德纳泽、Г.阿尔巴托夫、Е.普里马科夫、В.梅德韦杰夫(编者注：一般为了区分翻译为迈德韦杰夫或麦德韦杰夫，为当时苏联第一副总理，并非目前苏联领导人)及其他一些人。通过一系列秘密会谈，制订了绝密的联合行动协议，其性质当时很少为人知道。

但这一年底，当戈尔巴乔夫率领曾参加与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会见的原班人马在马耳他岛与布什总统会见时，一切就完全揭晓。

“许多专家认为，马耳他是戈尔巴乔夫与布什达成根本性协议之地，该协议不久就导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阵营的剧变”。正是在马耳他——马耳他”圣殿骑士团“的首府，他们签署了重要的历史性协议。

而戈尔巴乔夫作为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也成为马耳他骑士团勋章获得者——这象征着共济会与同意背叛祖国的苏共领导人之间关系进入一种新阶段。

1990年是俄罗斯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年。在很短的时期内发生了国家管理制度的变化。利用过渡时期，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前政治局战友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普里马科夫等）掌控了政治局。

如果以前政治局中有所谓保守势力，那么，在新的条件下再没有人能够限制他们。许多国家防卫机构被有意识地撤除和破坏，取而代之的是秘密的影子权力机构——俄罗斯共济会分会和组织的大规模建立。

六

苏联国土上出现的第一个正式的共济会机构是国际犹太共济会分会"圣约信徒会"。该分会是根据共济会领导人之一亨利·基辛格的请求建立，得到了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批准。

1990年4月法国共济会大东方社主教拉加什在一次记者会上说，许多俄罗斯人加入了他领导的大东社。

晚些时候，拉加什又表示，在前社会主义集团国家建立共济会的过程中，“在俄罗斯我们不得不采取特别谨慎的措施”。

根据拉加什的说法，他首先与俄罗斯驻巴黎使馆一等秘书Ю.鲁宾斯基建立了联系。Ю.鲁宾斯说，在原苏联地区重建共济会现在已完全可能，虽然不会没有来自社会舆论的阻力。

“我们不怕冒险”，拉加什说，“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这必须极度保密。”（《苏维埃俄罗斯报》，1993年9月9日）

其他共济会分会领导人也在叶利钦掌权之后也公开地谈到如何在前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俄罗斯，培养共济会的骨干力量。

一位目睹者称：听他们讲述后不难想象，共济会成员对在西欧，特别是在巴黎出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进行秘密招募工作已经多年。当然，回国之后，他们决不会无所事事。实际上，每一个分会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对这些精神叛逆者进行工作。

1989年5月，巴黎的犹太月刊杂志"L'Arche"刊登消息称，1988年12月23-29日，以马克·阿伦会长为首的法国"圣约信徒会"分会21人组成的代表团造访莫斯科。在访问期间组建该会的第一个分支机构，5月份成员已达63人。当时，还在维尔纽斯和里加建立了两个分支机构，之后，在彼得堡、基辅、敖德萨、下诺夫哥罗德、新西伯利亚市也建立了分支机构。

自1989年开始，共济会会员们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公开的宣传共济会破坏性思想和在俄罗斯招募新成员的运动。进行所谓“外在化”运动，在这一运动的框架内，共济会会员在大礼堂、报刊、广播和电视上举办讲座，做报告。

1991年3月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自由”电台号召苏联居民与他们建立联系并加入共济会分会。进行转播的Ф.萨尔卡扎诺娃通知了共济会地址。按该地址，苏联公民可以加入共济会巴黎分会。该分会不是普通的分会，是专门为“加速俄罗斯共济会发展”和重建那里的“共济会机构”而建立的分会。为了使该分会更有吸引力，共济会弄虚作假，称该会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尽管他们完全清楚，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从来不是共济会员）。该分会的成员们发表讲话号召以美国为样板对社会进行道德和精神的完善，而美国的基础“一开始就是共济会原则”（《俄罗斯通报》，1993年）。

响应“自由”电台关于加入共济会号召的信件纷至沓来。向法国共济会投寄的信件来自维尔纽斯、巴库和基辅。而后对候选人进行了单独的工作。通过挑选和检查后，为候选人举行入会仪式，成为共济会新会员。

七

法国共济会大东社团长拉加什1991年9月曾说：法国的共济会员们竭尽全力“为在东、中欧民主化建设增添砖瓦”。

根据他的讲话，大东方社为此拟增加必要的物资和财政力量（《消息报》，1991年9月13日）。经过一段时间，大东方社团长来到莫斯科，之后又造访了彼得堡，以规范地组织共济会的工作。

同时进行工作的还有共济会法国大民族分会。1991年4月，该会发展了两名俄罗斯公民，他们成为俄罗斯共济会分会“北方之星”的组织者（《莫斯科真理报》，1993年9月2日）。

1991年八月政变开始前夕，俄罗斯共济会分会“普希金”会的一位会员来到莫斯科，他是1922年从敖德萨侨居国外的犹太人（其名字对外保密）。随同他来莫斯科的还有该分会8个会员。这位共济会特使在8月30日开办了新的分会“诺维科夫”。共济会《苏格兰宗教礼仪期刊》对“法国大民族分会推动的”这一事件表示欢迎。该期刊写道，“这意味着，在东方集团人民中，蓝色分会和苏格兰宗教礼仪最高委员会的逐渐恢复，前进了一步。”（《天主教研究》，1992年7月）

由于1991年8-12月政变，秘密犹太共济会组织在俄罗斯的计划实现了。大批共济会成员成为叶利钦政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叶利钦政权的政策提供指导和顾问。

在美国，共济会为这一计划开办了一个新的活动中心，取名为“俄罗斯之家”，由俄罗斯共济会代理人Э.洛赞斯基领导。当然，这个中心所有将在俄罗斯推行的重要决策，都是由国际犹太共济会中枢和中央情报局所设计的。

（注：以上资料系根据马维先先生译文摘编）

资料5：宋鸿兵：统治世界的精英集团--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

我们最好自下而上地来建造“世界秩序的大厦”，而不是相反。终结国家主权（的工作），可以用一点一点进行蚕食的办法，这会比老办法更快地达到我们的目的。[6.18]

里查德.加纳《外交事务》杂志，１９７４年４月

1992 年7 月16 日，当克林顿在民主党大会上接受竞选总统提名后，发表了一番并无新意的有关团结、理想、人民和国家之类的高调。但是在演讲结尾，克林顿突然提到了他在乔治城大学读书时代的恩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 Quigley）对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与肯尼迪总统对他的影响相提并论[6.19]。克林顿在随后的总统生涯里反复提到卡洛.奎格雷的名字，那麽究竟卡洛.奎格雷的什麽主张让克林顿如此刻骨铭心呢？

原来奎格雷教授是研究英美秘密精英组织的权威，他认为这些秘密组织决定性地影响了世界上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换句话说，奎格雷教授是一位“阴谋论”大师。

奎格雷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布鲁金斯智库、美国国防部、海军部任职，并与众多中央情报局的高官过从甚密。作为“圈内人”的奎格雷曾大量接触最高机密的文献和秘密档案，他对英美极少数统治精英对全世界命运安排的“理想”并不反感，只是对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持有保留态度，再加上他的研究晦涩深奥，所以并没有遭到“主流”学者的围剿，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长达20 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接触过大量绝密文献，美国史学界没有第二个人有机会重复他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鲜有挑战者，只要他的学说不危及同时代的当权者，精英圈子也没有必要动他。

在奎格雷教授看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美国外交协会（CFR），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显然是世界政治精英操纵世界局势的核心组织。拥有3600 名会员的外交协会相当于美国的“中央党校”，加入该协会就等于迈进美国政界的大门，成为未来世界政策的制定者。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加上了欧洲的精英分子，而拥有325 名会员的三边委员会加上了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的精英分子。美国外交协会的重量极成员往往也是其它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中的精英们包括叱诧世界风云的重量级人物：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JP 摩根国际委员会的戴维·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英国菲利普王子、在肯尼迪总统政府内任美国国防部长后来又任世界银行总裁的麦克纳马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法国前总统（和欧洲宪法的主要制订者）德斯坦、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还有就是一代宗师凯恩斯。国际银行家正是这些组织幕后的大老板，罗斯切尔德家族主持了很多届彼尔德伯格会议。1962 年和1973 年在瑞典度假圣地萨尔特舍巴登的会议由沃伯格家族主办。

正在读大学的克林顿听了恩师的指点立刻悟出要想在政界出人头地，个人奋斗注定会失败，必须进入权力核心的圈子才能达到“好风凭借力，任我上青云”的境界。

果然，克林顿先后加入了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还是“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这是一个专门培养未来“世界政府”重要“干部”的培训班。克林顿在1989 年加入外交协会，１９９１年，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又出现在当年在德国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6.20]，要知道美国有众多的大州州长削尖脑门儿想要参加这个“超级精英聚会”，果然仅１年之后，名不见经传的偏远的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竟然击败了英名赫赫的老布什而当选总统，难怪克林顿对恩师的教诲念念不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

“如果那些年我们就向公众开放，我们就不可能为世界制定发展计划。不过，世界越来越复杂，并准备向世界政府迈进。由知识精英和世界银行家组成的超国家主权实体肯定好过过去数世纪实践的国家自决。”[6.21]

戴维·洛克菲勒1991 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名字取自荷兰一家旅馆，由荷兰的伯恩哈德亲王（Prince Bernhard）于1954 年一手创立。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国际版”，由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家、政治家、商业领袖、媒体巨擎和著名学者所组成。他们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由罗斯切尔德和洛克菲勒逐一捡选出来的，这些人很多同时又是美国外交协会、朝圣协会（Pilgrims Society）、圆桌协会（Round Table）、和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包括欧盟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联合机构的策源地，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6.22]

该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神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总部设在荷兰西部的莱顿市（Leiden），甚至还有电话号码。

但没有网站。少数独立侦探，如英国的东尼·戈斯林（Tony Gosling）或美国的詹姆斯·塔克（James Tucker）要费尽心机才能获得有关彼尔德伯格会议位址和议程的消息,塔克跟踪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30 年。塔克出版了一本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书。历史学家皮埃尔·维勒马雷斯特（Pierrede Villemarest）和记者威廉·沃尔福（William Wolf）已经联合出版了《拒不让公众了解的事实和

纪事》（Facts and Chronicles Denied to the Public），其中卷1 和卷2 讲述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秘密发展史。比利时社会学家吉尤因斯（Geoffrey Geuens）所著的一本书有一章也是专门讲述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

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前副主席、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达维格农（Etienne Davignon）坚持说“这不是资本家操纵世界的阴谋”。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加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近30 年的蒂埃里·蒙布利亚尔（Thierryde Montbrial）说这只不过是个“俱乐部”而已。例如，彼尔德伯格2002 年会议的正式新闻稿说，“俱乐部的唯一活动是举行年会。会上不提出任

何决议，也不进行投票，不发表任何政策声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只是一个“灵活、非正式的小型国际论坛。与会者在论坛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观点，增进彼此了解。”

英国经济学家威尔·赫顿（Will Hutton）说，每届彼尔德伯格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制定世界政策的前奏”，他的这个说法相当接近事实。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做出的决定稍后会成为8 国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既定方针。

媒体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面前总是温顺得像沈默的羔羊。2005 年，《金融时报》以典型的手法抢先报道，对沸沸扬扬的阴谋论淡化处理。

事实上，任何质疑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俱乐部的人都会被嘲笑成阴谋论者。英国议员或美国决策者等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地方”，一个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

恩达尔（FWilliam Engdahl）在其《百年战争：英美石油政治和新世界大战》（A Century of War:Anglo American 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War）一书中详细讲述了1973 年在瑞典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发生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辛秘。在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后的最初几年里，美元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的信誉和价值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在世界金融风暴之中随风而逝。当时的国际银行家还远未做好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思想和理念也极度混乱，１９６９年“隆重”推出的世界货币“特别提款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根本无人问津。眼看局面即将失控，国际银行家们在１９７３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紧急磋商，试图遏制当时世界金融的危局，重新挽救美元的信心。美国的金融战略家沃特.雷维(Walter Levy)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惊人的计划，放手让世界石油价格暴涨４００％，并规划如何从中牟取暴利。

大石油公司和大财团的８４名成员参加了是次会议。恩达尔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权贵聚集在彼尔德伯格目的是使权力平衡重新向有利于美国金融利益和美元的方向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决定利用他们最珍视的武器－全球石油供应的控制权。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政策就是引发全球石油禁运，迫使全球油价激增。从1945 年起，按照国际惯例，世界石油以美元定价，原因是美国石油公司控制着战后石油市场。因此，全球油价突然上涨意味著世界对美元（用以购买必需的石油）的需求相应激增，从而稳定美元货币的价值。[6.23]

基辛格用“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流入”来形容油价飙升的结果。

三边委员会

“我们的国家能够拥有伟大的民主制度，我们也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并使它们积聚在极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不可能两者同时拥有。”

路易斯.布兰德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显然是三边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也是戴维.洛克菲勒的智囊。在他的建议下，洛克菲勒决心将“将世界上最优秀的大脑整合起来解决未来的问题”。该想法在１９７２年初被首次提出，并在１９７２年的彼尔德伯格年会上，被“集体”广泛讨论并接受下来。

布热津斯基在１９７０年出版了著名的《两个时代之间》（Between Two Ages） ，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政府，该书被认为是三边委员会的“圣经”。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理所当然地“慷慨解囊”，从财务上大力支持三边委员会的运作。

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

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先生。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

布热津斯基曾向戴维·洛克菲勒力荐时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卡特加入三边委员会，卡特在戴维洛克菲勒亲自提名下，被破格吸纳进三边委员会。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也是他和布热津斯基成为莫逆之交的基础和开端。

年青时代的克林顿在恩师奎格雷的指点之下，一直努力向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等组织积极靠拢，最终实现了他的总统梦。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样都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外围机构，最机密和最重要的决策只是在伦敦和华尔街极少数人的圈子里敲定下来。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起到的是“统一思想”、“协调步伐”的作用。

三边委员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不遗余力地宣扬“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宏伟理想，最终为一个伦敦－华儿街轴心控制之下的“新世界秩序”铺平道路。

１９７５年三边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在一份名为《重塑世界贸易与金融概要》（An Outline for Remaking World Trade and Finance）报告中指出：“紧密的三边（美、欧、日）合作，维护和平，管理世界经济，培育经济发展，和减少世界贫困，将增加和平过渡到一种世界系统的机会。”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吸纳了当时的经济后起之秀日本的诸多知名企业家和银行家，扩充了“世界精英”的基础。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懂得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对未来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性。后来随着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逐步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精英分子”也成为国际银行家们青睐的对象。

问题不是一个“世界政府”到底好不好，而是谁主导这个“世界政府”，它是否能真正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富裕和社会进步。从２００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来看，普罗大众似乎指望不上“精英们”的许诺。

经过许许多多的战乱和衰退，小老百姓们终于搞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只是摆设；没有经济平等，民主制度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了任金钱玩弄的道具。

如果说自由的本质就是人民能够拥有选择的权力，那么未来的“世界政府”的道路只有一条，“世界精英”已经替世界人民选择了好了。按照保罗.沃伯格之子，银行家杰姆斯.沃伯格的话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究竟是经由（和平的）共识或是（武力的）征服来产生。”

资料6：三边委员会亚太会议召开 郑必坚 吴建民参加

2005年11月28日 中国青年报

　　本报北京11月27日电 (本报记者 王冲) 1981年“三边委员会”在中国举行会议时，大家谈的是如何对付苏联的威胁；24年过后，这个声名显赫的委员会再次回到北京开会，“中国和平崛起”成了讨论热点。

　　11月25日～27日，“三边委员会”亚太工作组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唐家璇设宴款待，外交部长李肇星到会发表演讲。国内知名智囊人士郑必坚、胡鞍 钢、王缉思、秦亚青均发表演讲，向美欧前政要、智库人士解答了“中国崛起为什么是和平的”这个问题。

　　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评价说，这次会议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召开的一次会议，有助于各国了解关于中国崛起的第一手信息。与会的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认为，虽然通过一次会议未必就能改变别人的看法，但交流一下总没有坏处。

　　吴建民：2005年是“中国崛起年”

　　2005年，西方媒体史无前例地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大篇幅、立体式报道，中国问题研究也成了国际学术界的热点。

　　“2005年将作为中国崛起年被大家记住。我参加了不少国际学术会议，无论主题是什么，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吴建民说。

　　对中国的崛起，有人欢呼，也有人害怕。在吴建民看来，中国的崛起还处在“初级阶段”，是在东亚崛起的大背景下实现的。面对来自各国的智囊人士，他解释说，中国崛起最重要的特征，是和世界其他国家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2004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3.6%，美国的贡献是35.7%，但美国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7倍。他的结论是：中国崛起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而是对所有各方都有贡献。

　　郑必坚：“中国龙”不是“北极熊”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告诉与会的各国前政要，中国和平崛起所做的只是基于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梦”，不是人均消费25桶石油的“美国梦”，不是近代以来曾经有6000多万人向海外移民、到处建立殖民地来实现自身发展的“欧洲梦”，也不是搞军备竞赛、输出革命的“苏联梦”。“我们只输出电脑，不输出革命。”郑必坚被视为中国最重要的政策分析家之一，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演讲时就提出过和平崛起的理论。

　　郑必坚引述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的话概括中国和平崛起的内涵：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给任何国家造成威胁，而是要用富有活力的高尚的民主文化，去点燃人类文明之光。郑承认，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一些干部群众包括青年学生出现了心态膨胀，必须予以引导，使中国既成为政治、经济大国，又使人感觉可亲可近。

　　郑必坚演讲的主题是“当代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文明的复兴”。“‘中国龙’决不会成为冷战时代的‘北极熊’。既然这样，人民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有什么可担心、可忧虑、可害怕的呢？”他问道。

　　世界担心中国什么？

　　当人们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时，当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遭遇政治瓶颈时，当中国纺织品出口规模被迫收缩时，中国国内有些人不理解：世界到底担心中国什么？

　　外界担心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会耗尽世界能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 钢在题为“中国崛起的五大规模效应”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的能源需求给一些国家带来了机遇，同时也会给一些国家带来挑战。他认为，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减少对外界的负面影响。“中国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同时也在重塑世界。”胡鞍 钢说。

　　郑必坚则提醒各国政要注意一个细节：中国在人均消费石油不到1.5桶的情况下，还提出“十一五”期间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降低20%。

　　中国崛起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中日摩擦问题，也被外界所关注。“三边委员会”亚太组主席小林阳太郎认为“中国不是威胁”，他告诉记者：“中国不应该被看作威胁。没有中国经济的增长，没有中国接纳这么多日本公司，过去几年的日本经济不可能取得这么快的增长。”他认为，中日摩擦是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只不过最近几年表现得特别明显罢了。

　　“三边委员会”北美组主席托马斯·福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不愿看到中日政治关系冷却，亚洲的未来应由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决定。

　　对于复杂的中日、中美关系，郑必坚开出了O＆P药方———O代表大局意识(OverallSituation)，P代表务实精神(Pragmatic)。他说：“有了大局意识和务实精神，就可以促进各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三边委员会

　　“三边委员会”是由洛克菲勒、布热津斯基等人于1973年发起成立的著名政策协调机构，其成员包括北美、欧洲、亚太地区的350多位政界、企业界和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该委员会每年都会就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等问题进行研讨，形成政策建议。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七国首脑峰会(G7)机制，就是在“三边委员会”倡议和推动下建立的。 (王冲)

资料7：周小川与“三边委员会”

http://finance.qq.com/a/20080523/000962_2.htm

《商务周刊》2007年11月

十七大召开之际，《华尔街日报》最关心的人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外，恐怕就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篇署名《周小川或将离任，未来平添变数》的分析文章中，《华尔街日报》高度评价了这位清华大学博士的功绩：“5年前担任中国央行行长以来，周小川不断推进对银行业的整顿，对希望更多参与中国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放宽了限制。”

文中列举到，“在美国政治家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时，他主持了10年来中国银行系统最大的一次升值行动”，“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批准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三家到海外上市，因积极推动银行系统的发展而赢得了尊敬……”

无独有偶，英国《金融时报》十七大前也对中国的央行行长不吝赞誉，强调他是“一位异常敢做敢为的央行行长”，“在这个领域(金融)极富经验，而且在全球投资界赢得了尊重”，最后甚至指出，如果周的位置被盛传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取代，“会让很多外国政府感到失望，因为尚缺乏国际经验”。

现年59岁的周小川早在1990年代初，就已经受到美国精英组织“三边委员会”的关注，被视为中国少数能真正领会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领导人之一，尤其是可以用英语发表讲话，并同其他国家央行官员自由交谈。尽管华尔街的观察家对“顶住强大的反对压力推动中国金融领域开放”的周小川未来仕途判断较为保守，但在他们看来一个无法改变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逐步走向金融市场开放”。

通过深刻观察中国高层领导今年以来对金融安全的高调宣传，詹姆斯·彼得拉斯得出判断，“中国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成为激烈讨论和反对的目标”。但他认为，目前自由改革派逐渐占领了阵地，“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虽然暗藏风险，但自由化的进展循序渐进，步伐也越来越快”。

尽管金融自由化带来了一些负面问题，例如1990年的日本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开始于今年7月以来的欧美次级债危机，但中国的银行家们有充分的理由赞美它，比如：

“外国银行的进入将改善金融服务效率，减少腐败，让中国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把中国的金融机构带入新高度”；

“外国银行资本要处于国家监管之下，因此它将服从于中国法律，并为中国利益服务”;

“中国外汇储备在国际市场上的投资，比其留在国内会为国家带来更大的收益”；

“在投资海外市场的同时，中国可以确保能源、原材料和食品等供给链的完好无损，并缩小贸易顺差和消除欧美政策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随着金融部门的开放，中国将获得华尔街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方面的支持”。

所有这些有力的观点，已经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决策层发挥影响了。

中国扩大了外国资本进入证券市场的通道。5月，中国政府批准合资券商进入中国，并扩大了它们的业务种类。现在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经营信用卡业务，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度也从原来的100亿美元上涨到300亿美元。

资料8：龙永图、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

会顶尖精英云集 中国仅2人曾被邀

时间：2010年06月07日 中财网

　　6月4日~7日,世界上最神秘的精英阶层聚会--彼尔德伯格会议（Bilderberg Conference）在西班牙小城希特格斯（Sitges）举行。这座安静的小城距离巴塞罗那20公里远,一向以同性恋者聚集而著称,现在它迎来了100多位政界、军界、商界、金融界和学术界的世界顶级大佬,整座小城顿时戒备森严。

　　秘密聚会

　　英国《卫报》记者查理·斯盖尔顿（Charlie Skelton）在专栏中饶有兴致地描述了他的见闻,他跟其他彼尔德伯格会议的"追踪者"一起绕过盘查,在会议举办地多尔斯旅馆对面架起高倍望远镜,偷偷窥视着会场内的风吹草动。他看到了巴克莱银行董事长Marcus Agius、德意志银行CEO Josef Ackermann、前美国陆军副总司令杰克·基恩将军、奥巴马总统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Richard Holbrooke,以及ING集团主席、芬兰财政部部长……与会者背景之复杂、地位之高,任何其他的国际性会议似乎都无法与之相比。

　　就在一个月前,另一个世界精英集团"三边委员会"刚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了年会,来自北美、西欧、亚太地区的政府高官、学术界领袖、跨国公司老总以及世界银行、IMF等国际机构负责人齐聚一堂。在"三边委员会"官方网站上,我们可以查到会议举办的日期是5月7日~9日。几个月后,我们或许还可以花十几美元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买到这次会议的论文集。

　　然而彼尔德伯格会议却与"三边委员会"截然不同,它的参与者背景更加复杂,也更加神秘。它既没有官方网站,也不发表任何声明,甚至禁止一切新闻媒体拍照或采访。去年《卫报》记者查理·斯盖尔顿在希腊雅典追踪当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时,就曾被当地警方逮捕。有时连举办地政府都不知道彼尔德伯格会议的存在。2000年,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的小城Genval举行,当地市长被追踪者们的电话吵醒,惊讶地说:"你们在开玩笑吧,如果荷兰女王和亨利·基辛格来了这里,我怎么可能没接到通知？"

　　最近两年情况有所改观。《卫报》、《泰晤士报》等媒体开始对彼尔德伯格会议进行有限篇幅的报道,全世界对该神秘会议的关注也与日俱增,这一切应当归功于那些专业彼尔德伯格追踪者的不懈努力。有些追踪者已经研究彼尔德伯格会议长达数十年,拥有独特的情报来源和追踪方法,他们能够提前数天准确报出会议举办的时间和地点,甚至获得部分与会者名单。

　　谁在聚会

　　在追踪者获得的名单中,不难看出这个精英俱乐部的构成。据传参加过彼尔德伯格会议的部分重要人物如下: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从1957年开始,基辛格几乎参加了每一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不过今年没有参加;大通曼哈顿银行前主席大卫·洛克菲勒:作为彼尔德伯格会议所剩不多的元老,比亨利·基辛格的出勤率还高;前美联储主席、现任奥巴马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克尔:从1982年开始,沃克尔参加了几乎每一届彼尔德伯格会议;爱尔兰政治家、BP、高盛等多家跨国公司董事彼得·萨瑟兰:萨瑟兰是彼尔德伯格会议组委会成员,参加了1989年之后的历届会议。

　　在政界,有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1991）:当时克林顿还未当选总统;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1993）:当时还未当选首相;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1991）:当时还未当选首相;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1997）;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美国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据传2008年曾与奥巴马一起参加。

　　在金融和企业界,有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2008、2009）;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2008、2009）;美国前财政部长、美国经济事务委员会主席萨默斯;世界银行现任行长罗伯特·佐立克:最近几年每场必到;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总是与他的老朋友保罗·沃克尔同时出现;戴姆勒·克莱斯勒前CEO Jürgen E. Schrempp:参加了1994年后的历次会议;前巴克莱银行CEO 马丁·泰勒;IBM总裁郭士纳;曾任壳牌石油和诺基亚总裁的Jorma Ollila,等等。

　　《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专业财经媒体每年都会有1~2名编辑出席,不过从未写出过任何一篇报道。据称,1998年,《经济学人》的幕后老板伊夫林·德·罗斯柴尔德爵士正是在彼尔德伯格会议上邂逅了美丽的女记者琳恩·福瑞斯特,二人后来在美国白宫举行风光大婚。

　　中国人曾经两次被邀请参加,分别是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2004）和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副秘书长张毅（2006）。

　　追踪者的情报

　　目前最著名的彼尔德伯格追踪者,当数畅销书《彼尔德伯格集团》作者、俄裔加拿大作家丹尼尔·埃斯图林（Daniel Estulin）,以及美国资深记者吉姆·塔克（Jim Tucker）。他们或是收买会场服务人员,或是通过其他更为神秘的内线,经常能得到不少独家信息。这些信息固然缺乏足够的可信度,不过还是可以让我们从中窥见一些情况。

　　2006年,大佬们在加拿大渥太华聚会,此时美国次贷危机已初露端倪。2007年,彼尔德伯格会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就在会议召开前一天的5月30日,多年来从未缺席彼尔德伯格会议的罗伯特·佐立克刚被提名为世界银行行长。气候问题是2007年彼尔德伯格会议的焦点之一,既不签署《京都议定书》,也不肯为碳减排作出承诺的美国成了大佬们批评的对象,据追踪者爆料,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给会场酒店房间挨个打电话,承诺将在2008年年底前出台碳减排相关法案。

　　2008年度彼尔德伯格会议选择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小城Chantilly召开,一些外国政要借访问华盛顿之机参加了盛会。这其中包括荷兰首相Jan Peter Balkenende,在荷兰驻美大使馆的公告中,坦承首相将借访问美国之机顺便参加一年一度的彼尔德伯格会议,这或许是这个神秘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官方通告中。这次在美国召开的会议得到了更加周到的安全保护,一些追踪者被逮捕。人们注意到,民主党当时两位竞争激烈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几乎在同一时间"失踪"了,有消息称他们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某个地方举行了会晤,而彼尔德伯格会议的举办地正是在这个地区。

　　2009年精英俱乐部在希腊首都雅典聚会,金融危机是其讨论的热点。美国财长盖特纳、奥巴马总统特使Richard Holbrooke等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今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发生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当口,根据丹尼尔·埃斯图林获得的一份议事日程,欧元危机不出意料地成为了头号议题。今年会议,大卫·洛克菲勒和他的朋友保罗·沃克尔再次出现在了参会名单中。

　　而大佬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西班牙,正是欧洲债务危机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追踪者们开玩笑说,去年彼尔德伯格会议在希腊召开,结果那个国家险些破产,那么今年西班牙也得多加小心了。

　　"飞上彼尔德伯格的墙头"

　　彼尔德伯格会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4年,当时由荷兰女王的丈夫贝恩哈德亲王（Bernhard）出面,邀请各国精英到荷兰的彼尔德伯格旅馆举行会议,以弥合欧洲与美国之间日趋扩大的裂痕,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后来这个聚会固定为每年一次,虽然地点变化,但还是保留了最初举办地的名字以示纪念。

　　从成立之初,彼尔德伯格会议就没有把亚太国家包括在内。1972年,大卫·洛克菲勒提出让日本加入会议,遭到拒绝。于是他另起炉灶,成立了"三边委员会","三边"指北美、西欧和亚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三边委员会"盛极一时,成员中包括大量政界要人,有"影子政府"之称。随着2005年该委员会亚太区论坛在北京举行,"三边委员会"对于中国来说已不再神秘。去年,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蕴岭应邀到东京参加2009年度"三边委员会"年会,会议的第一项议题就是宣布接纳中国和印度为正式会员。

　　年会结束后,"三边委员会"把会议发言整理成册,将与会者的真知灼见公之于众,"三边委员会"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个学术论坛。

　　很多人猜测,更具私密性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表达的观点会更没有拘束。在本次彼尔德伯格会议前,英国《卫报》网站搞了一个投票:"你渴望飞上彼尔德伯格会议的墙头一窥究竟吗？"结果有90.6%的人选择"是,他们应该被监督"。(.第.一.财.经.日.报 .乐.平)

资料9：郑必坚、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战略与管理》离间中朝关系被封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大事记

2008年 5月 原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出任我会会长

2006年 5月 我会代表应邀参加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加拿大举行的第54届年会

2009年10月 2009年10月22日至23日，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首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中美双方官、产、学界代表400余人与会，共同研讨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战略关系与务实合作方面的重大问题。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对论坛盛况、会议成果及发展我新能源启示作了专题综合报道。温家宝总理接见了参会主要代表，李克强副总理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刊物《战略与管理》离间中朝关系被封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097989/

香港成报报导，在北京出版的双月刊《战略与管 理》，因为批评北韩领导人和政府，引起平壤方面强烈抗议，结果被勒令停刊。 该杂志一名负责人接受成报查证时，证实停刊消息。据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于 九月十日访问北韩前，杂志已被有关方面勒令停刊解散，作为对北韩的见面礼。 据称，天津社会科学院某研究员在该杂志今年第四期上发表题为《以新视角审视朝鲜问题 与东北亚形势》的文章，尖锐批评朝鲜的内外政策。 文章表示，"朝鲜置本国人民生死于不顾，不去努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去片 面发展核武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为维护家族世袭统治，大搞极左政治与政治迫害 。对我国以往的政治支持与经济援助，毫无感激之情，在关键时刻不能给以充分理解和全 面支持"。 文章又说，"朝鲜不顾国家财力极为拮据，置国际社会一片反对于不顾，肆意妄为，执意 发展核武器及远程战略武器，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国际社会的蔑视和挑衅，是对日韩两国 的实际威胁，也是对我国和俄罗斯的潜在威胁，是破坏东北亚局势的不安定因素，必须坚 决反对"。 据报导，文章刊出后，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高层分别向中共和北京政府的相关单位提出强 烈抗议，北京高层十分紧张。由于恰逢北韩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问题上表现出退缩意图 ，为了照顾大局，稳住北韩，北京当局决定给予《战略与管理》最严厉处分：停刊、解散 。 报导指出，九月十日至十三日，李长春代表北京政府前往平壤进行游说工作，曾就《战略与管理》的文章向平壤方面表示歉意。

关于《战略与管理》杂志停刊的声明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关于《战略与管理》杂志停刊的声明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在此就《战略与管理》杂志停刊事宜声明如下：

　　一、《战略与管理》杂志已于2004年7月1日起停刊，截止于2004年第3期。

　　二、《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已于2004年8月31日解散。

　　三、各订户请直接向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办公室声明办理2004年下半年订费的退款。来函请说明：订阅单位、数量、交款额、应退款额、联系人，并请附交款凭据。

　　四、新的联系方式：地址：北京市景山前街20号北楼410房间。联系人：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办公室王剑，电话：66736129转410房间，传真：66736129转410房间，邮编：100009。

　　五、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向《战略与管理》杂志的全体订阅者、读者、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各位过去一直对《战略与管理》杂志的支持和厚爱。

　　以上特此声明。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二00四年九月二十日

资料10：布鲁金斯学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

http://news.ifeng.com/world/201001/0117_16_1513747.shtml

“奥巴马总统找情报官员谈事时，屋子里常站着24个人。这很说明问题，为什么总统找不到一个可以掌控一切情报机构的人来谈？多并不意味着好。”这是美国前中情局官员、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里艾德尔对美国情报机构去年年底接连出乱子的点评。

美国中情局借人才拉拢破坏伊朗核能力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4/05/content_3167386.htm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成员布鲁斯·里德尔先前是负责伊朗和中东情报事务中情局高级官员。他说，经过多年磨砺，伊朗反间谍机构如今办事效率高，反外国谍报记录颇佳。

http://news.qq.com/a/20100106/001576.htm

据英国《泰晤士报》1月6日报道，伊朗当局昨天宣布，禁止与60多个谴责伊朗当局的西方国际组织有联系，并列出一张黑名单。

这份名单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之声(VOA)和其他有波斯语业务的国外传媒机构，禁止他们的节目在伊朗境内采访或播放。还包括一些智囊团、学术机构和其他来自欧美的非政府组织，具体的有耶鲁大学、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右翼企业研究所、美国著名智库之一的布鲁金斯学会、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美国国际发展署和一些与伊朗的大学和民间机构有联系、并被认为对伊朗不友善的西方国家机构或国际组织。

伊朗情报部表示：“伊朗个人或组织与这份黑名单上的组织的任何联系都是非法和被禁止的，市民应注意防范敌人的阴谋和陷阱。”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朗分析家表示，此举这将极大地削弱伊朗与西方国家之间仅存的通讯渠道；有人表示，伊朗当局偏执地相信这些组织是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有意诋毁伊朗，破坏伊朗政权。

资料11：郑必坚与布鲁金斯学会

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主办介绍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10104/14519201498.shtml

2011年01月04日 新浪财经

　　主办单位领导简介

　　郑必坚，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

　　中国著名理论家、战略家，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是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现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理事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外交学会高级顾问等官方和社会职务。

　　约翰·桑顿，布鲁金斯学会主席

　　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曾担任高盛集团公司总裁，从2003年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及公共政策管理学院教授，以及全球领导力课程项目主任。

第二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开幕

http://world.people.com.cn/GB/57507/13764679.html

2011年01月19日00:00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华盛顿1月18日电 （记者王恬、张旸）第二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1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幕，两百多名中美政界、商界和学术界人士出席了会议。论坛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联合主办。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局主席约翰·桑顿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与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发表了主旨演讲。郑必坚指出，迈进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一个新的重要取向，就是努力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他认为，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的空间广阔，可以成为两国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结合部。

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与中美关系的十点看法——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讲演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hpdl/1125436.htm

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2 月16 日 | 文章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2005年8月11日电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不久前应邀访美期间，曾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就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美关系两大主题发表了讲演

布鲁金斯学会怎样研究中国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2401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排名第一。这个学会目前的研究团队中包括75名资深研究员和十几名研究员，它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许多人称布鲁金斯学会是个跨党派的“旋转门”，共和党当政的时候，它是民主党的“影子内阁”，到了民主党当政的时候，很多共和党官员又来到了布鲁金斯学会，“旋转门”的作用一方面保证了它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它的影响力。

日前，《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该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兼资深研究员李成，请他谈谈学会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点：

首先，与中国“经济50人”俱乐部于今年9月举行对话；第二，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就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在北京、堪培拉和华盛顿举行对话；第三，与某财经杂志的年终会议；第四，继续参与美中经济和战略对话，计划于12月对战略对话的意义、影响力及改进进行全面检讨；第五，就上海建立国际金融和船运“双中心”问题同上海市委经济研究中心合作。

……

我们还同郑必坚的《战略与管理》杂志进行清洁煤方面的研究。我们今年会派一个大型代表团访问中国，同中国政府官员讨论美中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名单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12日11:01 大洋网-广州日报

　　(以姓名拼音字母为序)

　　蔡昉(教授 研究员 博导)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曹远征(研究员)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陈东琪(教授、博导)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陈锡文(研究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樊纲(教授、研究员、博导)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范恒山(教授、研究员) 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

　　郭树清(研究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海闻(教授、研究员、博导) 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贺力平(教授、研究员、博导)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

　　胡鞍钢(教授、研究员、博导)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江小涓(研究员)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李剑阁(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晓西(研究员、博导)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

　　李扬(教授、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梁优彩(高级工程师) 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首席经济师

　　林毅夫(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刘鹤(研究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刘世锦(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伟(教授、博导)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龙永图(高级经济师)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楼继伟(研究员) 国家财政部副部长

　　马建堂(研究员) 青海省副省长

　　茅于轼(研究员)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

　　盛洪(教授)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石小敏(高级经济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宋国青(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宋晓梧(研究员) 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副主任

　　汤敏(博士)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

　　汪同三(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王建(研究员)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魏杰(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温铁军(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吴敬琏(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吴晓灵(研究员)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夏斌(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肖捷(博导) 湖南省常务副省长

　　谢多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总裁

　　谢平(研究员)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许善达(高级经济师)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杨伟民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

　　易纲(教授、研究员、博导)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余永定(教授、研究员、博导)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张曙光(教授、研究员、博导)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张维迎(教授、博导)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张祥(教授、博导)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郑新立(研究员)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周其仁(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培训部负责人

　　周小川(教授、研究员、博导)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注：董辅礽(研究员) 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已经去世)

资料12：福特基金会与共济会

幕后黑手统治着世界——掌握全球经济命脉的“共济会”

作者：宋鸿兵 2008-3-27

　　共济会，又称“光明会”，是来自古代以色列人的一个在幕后左右世界的秘密组织。按照共济会自己的介绍，“早在大洪水之前有一个名叫拉麦的人，他是该隐的后代。拉麦有两个妻子，一个叫亚大，一个叫洗拉。亚大生了两个男孩，他们是雅八和犹八，奇拉生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是土巴该隐和拿玛。这四个人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科学的探索：雅八是第一个研究"地理"的人类，他将家养山羊和野羊群分并且第一次使用石材和木材建造房屋；犹八是世界上第一个音乐家；土巴该隐发现了冶炼钢铁的技术；最小的妹妹拿玛发明了纺织技术……”这些人就是现代共济会的精神始祖。

　　据说共济会是建造巴别塔的石匠的后代，所以共济会的另一个名字叫做“自由石匠”。1717年6月24日"圣约翰日"，四个会所的共济会会员联合成立了第一个总会所，会员投票选举安松·塞亚为第一代总导师，这一天也就是近代共济会运动的开端。

　　当时共济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一共只有约700名会员，很快更多的志愿者希望入会，为了制订内部的条约规则，共济会于1721年开始筹备编纂自己的宪章。总会所委派新教长老派牧师詹姆斯·安德森完成这项工作，安德森根据共济会的古代条文《传统宪章》进行编纂，在1723年（共济会历5723年）出版了《共济会宪章》，这部宪章分为历史、责任义务、通则三个部分。共济会发起了启蒙运动并且在不到50年时间里迅速扩散到西欧、中欧和北美，建立起可以和天主教会匹敌的巨大体系。孟德斯鸠、歌德、海顿、萨德侯爵、莫扎特、菲特烈大帝、华盛顿、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柯南道尔、加里波第……无数共济会会员的名字如同星光一般闪耀在西方近代史的夜幕之中。

　　共济会名义上对志愿者不作限制，人人平等，但是只有白人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可以入会，为了争取更大的影响力，共济会不断地招收贵族入会并且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王室的垂青。北美独立运动的先驱者几乎全部都是共济会会员，签署《独立宣言》的56人中有53名共济会会员。19世纪后期，维多利亚女王及其大部分王子都是共济会会员。共济会通过对欧洲局势的巧妙干预，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则起源于共济会和犹太人社区以及德国民族主义的矛盾。

　　到了1945年以后，共济会的行动更加隐秘，人数基本没有变化，从那时候到今天基本都在600万人以下，几乎都是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白人。根据外电报道，美国目前的国会议员至少有40%是共济会会员，布什家族和肯尼迪家族都是共济会的长期成员，华尔街和硅谷的企业家至少有数千人属于共济会。据说，在美国呼风唤雨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其实都是共济会控制的。共济会的魔掌伸的多远？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CNN记者曾经暗示叶利钦是苏联共济会的首脑，但这个新闻很快受到俄罗斯政府的谴责，不了了之。在东欧各国颜色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金融家索罗斯是公开的共济会会员，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则被外界广泛猜测为共济会在前苏联国家的现任首脑。

　　共济会在伊拉克解体的过程中可能发挥了重大作用。萨达姆在1995年曾经指出，伊拉克共和国卫队混入了几百个共济会会员；某个前副总就是共济会的，他在伊拉克覆灭之后逃脱了法律制裁。共济会还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非洲各国的政变很少看不到共济会的影子。共济会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共济会及其会员究竟有多少资产？即使浮在水面上的资产，也超过10万亿美元，而且他们通过控制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至少掌握了100万亿美元。共济会实际上是掌握全球经济命脉的最大力量。

资料13：触目惊心--受福特基金会培养资助的中国智囊

蔡子尤（民声网 www.mshw.org）

根据完全公开的媒体报道，有两个及其明显的事实：

1、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及政治法律学家，几乎全部为亲美的极右翼学者。

2、中国亲美的极右翼学者几乎全部被福特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机构资助过，或者和这些基金会关系密切。

根据媒体报道，受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有：高尚全、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邹至庄、董辅礽、杨小凯、许小年、胡祖六、王岐山、海闻、周其仁、周小川、易纲、楼继伟、荣敬本、厉以宁、林毅夫、樊纲、胡鞍钢、吴晓波、张军、赵人伟、刘小玄、哈继铭等，与福特基金会关系密切的还有社科院副院长李扬、陈佳贵等人，这些几乎就是活跃在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骨干全部名单。.

根据媒体报道，受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政法系学者有：江平、贺卫方、蔡定剑、梁治平、于建嵘及大批法官等，这些几乎就是活跃在政法领域的西化派、反共派骨干。除此之外，福特基金会还在新闻、教育、艺术、环保等领域广泛活动，培养资助反共势力。

一个中情局操纵下的基金会，用了几亿美元，就培养了这么一大批反共的知识分子精英，这些人后来几乎全部是政府高官、政府智囊及媒体宠儿，美中情局完全主导了中国改革开放。

受福特基金会等美国基金会资助，且拥护毛泽东、拥护社会主义的学者，微乎其微。

具体报道见下文。

一、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关系早已曝光且早已声名狼藉

摘自《美国慈善组织》（加）马耀邦著 林贤剑译、林小芳校

在题为《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的著作中，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揭露，为了发动文化冷战，美国中情局向各类美国慈善机构投入巨款。根据美国国会的评估，在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所提供的700项补助中，有50%来自中情局。中情局与美国著名基金会的合作使其能够掩饰颠覆性的活动。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机构作为掩护，在东道国的大学、工会、青年社团和出版社等组织发起大量的文化活动。1

显而易见，福特基金会就是被用来实现这一目的的一家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认为，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强美帝国的文化霸权，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响。”1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创始人为美国汽车行业的一位传奇人物——亨利·福特（Henry Ford），其宗旨是促进社会正义。然而，二战后，该基金会与中情局在文化领域开始了积极合作。在与苏联进行冷战对抗期间，它欣然充当马前卒的角色。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 Bissell）在1952年被任命为福特基金会主席，他经常与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讨论当时的重大问题。实际上，福特基金会被视为“冷战思潮的先锋”2，一位学者作了如下论断：“有时，福特基金会看起来似乎仅仅是美国政府在国际文化宣传领域的一种延续，它在欧洲有着从事秘密活动的记录，它还与马歇尔计划和中情局官员在特定项目上有着密切合作。”1

比塞尔先生与艾伦·杜勒斯先生关系如此之亲密，以至于他在福特基金会呆了两年后，就离职成为杜勒斯先生在中情局的一位特别助理。比塞尔先生的继任者是约翰·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先生，他曾任美国战争部副部长，驻德国高级专员和代表洛克菲勒集团利益的一位华尔街律师。麦克洛伊先生进一步加强了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关系。结果，福特基金会成为中情局的便利工具，中情局以之向目标组织发放基金和动员其他人反对共产主义势力或左翼集团。正是借助福特基金会和打着慈善的幌子，许多文化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获得财政支持。而且，中情局间谍利用福特基金会员工身份的掩饰，在国外从事秘密活动。1

与中情局的关系曝光后，福特基金会的经营风格稍有变化，但其实现美国文化统治的目标保持不变。它公开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美国政府机构进行合作，支持反左翼的人权组织。这些组织对批评他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没有丝毫犹豫，但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人权纪录视而不见。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机构“不参与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义的群众运动，他们将福特基金会视为一个合法的、慷慨的非政府组织。”1本质上，在后冷战时代，为了实现美国的文化统治，福特基金会以慈善理念作为幌子，扮演着相同的合作角色。

尽管福特基金会的运营经历如此声名狼藉，中国还是允许它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这令人非常吃惊。人们也许会问，哪一个独立国家会允许中情局附属机构从事旨在完成“和平演变”的秘密活动。“和平演变”是杜勒斯所宣称的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尽管中国具有疑虑，在中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福特基金会还是在1988年与中国建立了关系。这是第一家在中国建立办事处的国际组织。此前，福特基金会在美国的大学赞助中国研究计划。在中国，它最初与中国的大学共同致力于发展经济学院和法学院。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形成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经济、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它资助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和智囊团。福特基金会以12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计划，这些计划甚至在政策领域对中国都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它还在美国为中国学生创办研究生协会。3

除了福特基金会之外，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另一家传播美国政治理念的著名美国慈善机构。卡耐基基金会是最富有的基金会之一，美国冷战斗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于1946至1952年担任该基金会主席。杜勒斯是“大规模报复”理论的提出人，曾任美国国务卿。卡耐基基金会为美国外交政策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建立提供了最多的资助。苏联解体后，卡耐基基金会在莫斯科设立了办事处。它通过俄罗斯主管私有化的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向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提出建议。结果，卡耐基基金会获得了中情局“特洛伊木马”的绰号。由于私有化，俄罗斯这个曾经骄傲自大的工业化国家，迅速沦落为一个破产的第三世界国家，无力支付工人工资，需要依靠外资才得以生存，因为其中央银行被取消了制造货币的权力。俄罗斯政府的征税权也受到大幅度的削弱，其社会事业被放弃。

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密切，其两任主席分别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事务主任。该机构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于其在俄罗斯的附属机构，向中国提出私有化计划。它与北京党校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关系密切。4

卡耐基基金会坦率地宣称，其在中国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基地的世界级政策研究中心。从而，到2005年底，它与中国改革论坛签订一项协议，计划共同研究全球化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这便于收集中国国内的观点和信息，使华盛顿的决策者易于掌握它们。与中国的其它合作研究包括新疆的种族研究、能源、防扩散、气候变化和贸易政策，这些课题都是美国决策者非常感兴趣的。该基金会还与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合作，加强对中美危机管理，特别是台湾问题的研究。在卡耐基基金会看来，该研究项目在管理台湾危机上“正在形成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卡耐基基金会将向下一届新政府呈上政策建议。5

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具有广泛联系，尤其是在安全和情报领域。最令人吃惊的是，作为这样一个外国机构，卡耐基基金会已经涉足位于北京的权力中心——中南海。它已经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计划委员会进行合作研究，介入了中国国内议事日程，如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政策、地方政府和有关社会紧张程度的信息。它甚至获得了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凝聚力”的信息。5

注释：

1.Petras, James: “The Ford Foundation and CIA”, December 15, 2001.

2.Voltairenet.org: “Ford Foundation, A Philanthropic faade for CIA”.

3.Chinadevelopmentbrief.com: “The Ford Foundation”.

4.Carnegieendown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Beijing”.

5.Carnegieendowment.org: “Beijing”.

二、福特基金会--中情局“安静的管道”

摘自《中央情报局是干什么吃的？》《读书》2002年第二期　　

作者:王绍光

中央情报局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众所周知，它的拿手好戏之一是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 (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 (1953年)、瓜地马拉的杀人政府 (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 (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 (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军人政权 (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 (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对此也许比谁都清楚，因为她经过数年研究刚刚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任何人看完此书大概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

……

上面提到中央情报局搞宣传的经费充裕，那么到底充裕到什么程度呢？一位它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根本就化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来查帐，真是不可思议”。可以这么说，中央情报局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它取之不尽的银行存款。　　

当然，中央情报局不会傻到公开拿钱出来赞助其重点宣传对象，一切资金运作都是秘密的。它有时会找一些个人、公司或其它机构，请他们将钱以自己的名义捐给中央情报局的赞助对象，或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这些机构和个人在中央情报局的术语中叫做“安静的管道”(quiet channels)。

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 当时也属于这一类。但幌子基金会也有缺点，它们很难做得太大，否则会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民间大基金会洗钱。基金会不象公司必须对股东定期交代帐目，隐蔽性较高。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民间基金会还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门去为中央情报局服务。“凯普伦基金会” (Kaplan Foundation) 便是一个例子。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据透露，在1963-66年间，美国164家基金会共拨发700笔一万美金以上的款项 (当时这是很大的数目)，其中至少108笔完全或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央情报局。　　

三：伊朗将60多个西方国际组织列入黑名单，包括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

http://news.qq.com/a/20100106/001576.htm

2010年01月06日 新华网

据英国《泰晤士报》1月6日报道，伊朗当局昨天宣布，禁止与60多个谴责伊朗当局的西方国际组织有联系，并列出一张黑名单。

这份名单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之声(VOA)和其他有波斯语业务的国外传媒机构，禁止他们的节目在伊朗境内采访或播放。还包括一些智囊团、学术机构和其他来自欧美的非政府组织，具体的有耶鲁大学、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右翼企业研究所、美国著名智库之一的布鲁金斯学会、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美国国际发展署和一些与伊朗的大学和民间机构有联系、并被认为对伊朗不友善的西方国家机构或国际组织。

伊朗情报部表示：“伊朗个人或组织与这份黑名单上的组织的任何联系都是非法和被禁止的，市民应注意防范敌人的阴谋和陷阱。”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朗分析家表示，此举这将极大地削弱伊朗与西方国家之间仅存的通讯渠道；有人表示，伊朗当局偏执地相信这些组织是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有意诋毁伊朗，破坏伊朗政权。

而英国方面有四家机构被列入名单内，分别是英国广播公司、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威尔顿公园”、梅纳斯协会、英国民主研究中心。伊朗当局曾多次指责英国广播公司，并驱逐其驻伊朗记者，并时常干扰该媒体的电视卫星信号。(国际在线 王楠)

四、福特基金会培养资助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情况

1、索罗斯及福特基金会资助高尚全、茅于轼、吴敬琏

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soros.html

索罗斯当时计划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出资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

资助青年学者出国考察，探索经济改革路径

1986年10月，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正式成立，首个重要项目就是资助一批经济学家到匈牙利布达佩斯的马克思经济大学进行研究。曾担任吴敬琏助手的柳红在《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详细描述了这次“历史性的匈南考察”。1986年5月中旬，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带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考察团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考察团的主力军是青年。中匈两国经济学家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现途径等问题充分交流。考察团回国后写了10份报告，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非常重视并听取了汇报。

如今翻阅这批赴海外“取经”的经济学家名单不难发现，那些个普通的名字若干年后几乎成了中国经济领域的“豪华阵容。”马凯成为了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高尚全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1988年，基金会每年接到的申请案增加到2000件以上，当年获准补助的个案有209件。其中包括赞助国内专家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进修，补助重点放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科。前《光明日报》著名记者戴晴也获得赞助，就兴建三峡大坝造成的生态和社会影响进行深入调查。事后，戴晴撰写了著名的《长江长江》一书。

两年多共计赞助300项目，总赞助额250万美元

据不完全统计，基金会在1986年10月到1989年5月两年多时间里，共计赞助了中国将近300多个项目，总赞助额250万美元。资金主要用于派遣赴美学者以及接待美国来华人员、进口美国和西方社会科学书刊、建立讨论性质的沙龙，以及资助体改所以及其他文化事业。1989年，索罗斯基金会退出中国。

开放社会基金会联合福特基金会共同资助了致力于客观和真实地分析报道中外NGO动态和发展的《中国发展简报》，并赞助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

福特资助茅于轼与天则

http://news.163.com/09/0321/06/54TLCREG000120GR.html

1986年,茅于轼作为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

http://news.sina.com.cn/o/2010-03-10/170817196697s.shtml

1982年年底，赵人伟去了英国牛津大学，1983年的1月，吴敬琏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镇——美国耶鲁大学。

茅于轼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 称直接致房价大涨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作者：殷玉生 2008年12月25日

http://house.focus.cn/news/2008-12-25/595163.html

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 “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昨日在北京举行。

茅于轼与福特基金会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1/123140.html

并不需要特别的留意，你就会发现茅于轼身边有一些人，他们有这么一些共同点：他们大名鼎鼎，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地背着一长串的头衔，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成就，一忽儿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奇谈怪论，一忽儿又是匪夷所思的研究成果。　　

其实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不为大众所知的共同点——接受过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各种资助。凡事总有开头，他们的开头是这样的：　　

茅于轼：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吴敬琏：1983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　　

张维迎：1987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英国牛津大学进修　　

并不是接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就是汉奸，就像不接受其资助仍然可以成为汉奸一样（这并不是指任志强，虽然他为茅于轼等人的某些活动提供了不少资金支持），但我们需要了解福特基金会的一点底细。　　

美国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　　

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茅于轼踏上贼船之初，或许出于安全的考虑，也因为国内当时的环境不容，还是比较小心的，最起码没有公开跳出来。如今自知行将就木，苟延残喘之际，想起主子的交代还没有完成，正如那个同样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喇嘛一样，急惶惶扶着着棺材站起来，可惜已经端不得枪，上不去马，能做的只有声嘶力竭地叫喊。就让我们看看他喊了些什么：（见茅于轼《八十回望》）　　

欢迎殖民论：“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那块土地上有我们的同胞，这块土地被别人拿去后这些同胞要做亡国奴，那么我们有义务保卫国土。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喊着喊着就语无伦次了，一会儿要保卫有同胞的国土，一会儿又欢迎殖民了。别的汉奸们只顾跟着起哄，也不帮他兜着点。　　

放弃钓鱼岛论：“钓鱼岛的争夺更是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和日本争夺得很厉害。在我看来，双方都不值得为此伤感情。把争夺钓鱼岛的力气用在国内对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岂不更好．帮助没钱看病的人能看上病，没钱上学的孩子能上学，是不是更有价值．也许有人认为，钓鱼岛虽然现在没有人，也可能将来附近有石油等资源，为什么不值得争夺？但是我感觉大家为钓鱼岛动感情，并不是出于资源的考虑，还是出于主权的考虑．如果是为了资源，根本用不着斗争，坐下来谈判，让政治家退出,请专家拟定开发方案，讨论双方利益分配，得出双赢的结果，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道路。也可以拿它竞价拍卖,出钱多的一方获得开采权.所出的钱成为放弃一方的补偿。” 　　

——茅于轼此论，估计能气得他父亲和伯父坐起来。他这话看起来是同时对中日说的，貌似不偏不倚，实际上是配合他的日本主子的，那边已经把钓鱼岛围得铁桶似的，这边喊别争了别争了，自然是喊给国人听的。　　

汪精卫救世主论：“从人民的角度看汉奸和从国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可能是绝然相反的.卖国求荣的汉奸当然不耻于人类.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

10、长期受福特基金会资助： 林毅夫

http://business.sohu.com/20040916/n222072332.shtml

1993年福特基金会开始帮助中心发展的时候，在北京的项目官员是史蒂夫。正如林教授说的，80年代林毅夫跟他见过面，想回北京，促进中国经济教学的发展。后来1993年林毅夫回来了，正好他在北京做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员，林毅夫去找他，希望成立这么一个中心，校长也已经同意了。目的是一方面进行最高水平的经济研究与教学。另一方面，跟国外最好的高校经济学中心保持很密切的关系，他认为这个梦想很好，马上同意资助。中心1994年就成立了，开始的时候发展计划并不宏伟。没有想到两年之后就已经成为名气越来越大的经济学中心，教的学生多起来了。新来的学者专家云集，著作累累。

11、福特基金会长期资助樊纲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352.shtml

国民经济研究所

西方发达国家一致认为樊纲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其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一直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12、胡鞍钢

http://jjckb.xinhuanet.com/gnyw/2009-09/30/content_183872.htm

1995年初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995年经美国华盛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评选，获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资助”。

13、吴晓波:为中国的企业立传

http://sh.xinmin.cn/minsheng/2009/10/23/2788919.html

2003年左右，吴晓波陷入了焦虑之中。

　　两年前，他写了一本研究中国企业失败案例的《大败局》，一经出版，短时间内销售达20万册，创下了财经类图书销售的奇迹，之后6年内重印28次。随后，企业竞争寓言《穿越玉米地》和分析案例的《非常营销》，虽然都保持了稳定的销量，还是未能企及《大败局》到达的高度。

　　就好像一个侠客拿着一把刀，走到大街上，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砍杀的目标。吴晓波为找不到一个好的题材而苦恼。

　　2004年，在福特基金会的邀请下，吴晓波到哈佛大学做民营企业的课题。在那里，他惊诧于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生活的一无所知，即使是来自台湾、香港的学者，对大陆的认识都是“概念性的、意识形态的，带着许多想象”。此时，吴晓波已经写了六七本财经类书籍，内容涉及中国的乡村经济、国有企业等。

14、张军：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程度还“浅”

http://www.qstheory.cn/jj/jjyj/201110/t20111022_118737.htm

　张军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他是当今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增长和发展政策有深厚的研究。他兼任多个地方政府的咨询顾问，曾参与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欧盟、南非等研究与咨询项目，是国际上十分活跃的中国经济学家。过去十年间，他是Wilton Park Conference、The Chatham House、The Chicago Society、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The Brenthurst Foundation、The Forum Asia（CASA）、Mizuho Global Forum、财富论坛、福布斯论坛等特邀演讲嘉宾。他新近出版的著作包括《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改革、转型与增长：观察与解释》、《这样的故事最中国》，以及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Cengage Learning,2009）和Economic Transi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irty Years ofReform and Opening Up（McGill-Queen University Press，2008）等。

15、邹至庄、杨小凯、许小年

http://old.jfdaily.com/gb/node2/node142/node144/userobject1ai1395546.html

为了帮助中国学生出国留学，邹至庄热心联系，牵线搭桥。1985年、1986年、1987年三年，由他主持、联系，福特基金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办了三届“福特班”（邹至庄在美国汽车业界影响力极大，著名的“邹测评”即是对汽车产业的预测，该论文在美国实证经济学方面是引用率最高的），每年有若干来自欧美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在西方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精英人物前来执教，“福特班”实际上成了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摇篮，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发展、为推动中外经济学学者之间的交流开辟了一条重要渠道。福特基金会还每年资助60名学生去美国留学，选拔考试由邹至庄亲自出卷，国家教委出面组织，命名为“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在全国重点高校中选拔佼佼者。如今已成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周林，当年是第一届的第一名，他说，那是美国学校了解中国学生的开端，为后来大批中国学生留美搭了桥。

杨小凯经历坎坷，在文革中因直言坐过10年牢，没有上过大学却写出了高水准的教材《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1983年，邹至庄在武汉讲学，见到了杨小凯，惊喜于他的才华，很快为他联系到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杨小凯于2004年不幸因癌症逝世，他的遗孀吴小娟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当时由于杨小凯的政治背景，出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邹至庄教授亲自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写信，希望能够给予帮助，此信后转到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办公室。在刘校长的协助下，杨小凯带着仅有的30美元，一个人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有幸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高手迪克西特、格罗斯曼。在普林斯顿博士考试很难，邹至庄常常打电话告诉杨小凯考试成绩，给他鼓励。

经邹至庄如此“间接”培养的英才，有谢丹阳、陈松年、许小年等等。李稻葵1985年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不巧错过了“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的申请日期，就和另外几个获得留学资格的同学一起作为访问学者，去了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那时候访问学者年龄普遍偏大，被称为“老访”，20岁出头的李稻葵就成了哈佛校园里最年轻的“老访”。

徐滇庆：悼念杨小凯

http://finance.sina.com.cn/jingjixueren/20040719/0948878597.shtml

不久小凯和我先后来到美国。小凯在普林斯顿，我在匹兹堡。1985年夏天，我接到小凯的电话，他和钱颖一、于大海正在筹备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研讨会，还从福特基金会申请到了5000美元的经费。当时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5000美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很佩服他们三个的本事，当即表示一定如期来纽约赴会。这次研讨会在纽约总领事馆召开，会议开得非常成功。邹至庄和茅于轼老师都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林毅夫、海闻、田国强、左学今、汤敏、左小蕾、杨文艳、王辉进、文贯中、张欣等人。正是杨小凯在这次会议上发起成立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16、“福特班”

http://news.163.com/09/1024/08/5MCKE4N6000120GR.html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办的三届“福特班”，被喻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摇篮，其资助就来自美国福特基金会，当时该基金会每年还资助60名学生去美国留学，不少人现在都已成为中国经济界的知名人物。

许小年、胡祖六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829/23072400532.shtml

因为中方原因，“邹至庄留学计划”只举办了三期，但是影响深远，堪称经济学界的“幼童留美计划”：一方面这些学生几乎人人都成就斐然，杨小凯、李稻葵、周林等著名经济学家均受益于此，方星海、许小年、胡祖六、李山等财经名人亦系出此间；另一方面，示范作用使得经济学从此成为显学，“只要给予机会，中国的学者和学生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经济学”。

福特项目培养出了数百个经济学博士、一流经济学家

http://www.p5w.net/news/xwpl/200912/t2714411.htm

在经济学教育方面，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取得了一个重要的进展――现代西方经济学开始被引入到中国的大学课程中。在教育部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我们建立了两个经济学研究生培养中心――中国人民大学（1985年至1995年），复旦大学（1988年至1993年）。培养中心会邀请一些国外知名经济学家来教授现代经济学课程。同时通过与教育部的合作，我们设立了一个项目旨在选派研究生去美国和加拿大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些项目培养出了数百个经济学博士，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中国和北美地区的一流经济学家，也有在顶尖的经济学院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国的顶尖学校都很有经济实力，它们提供的薪酬在国际市场上也很有竞争力，并且能够在每年1月份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招聘有能力的青年研究人员。

中国教育部与美国福特基金会1984年达成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

http://www.chinanews.com/edu/edu-zcdt/news/2010/06-23/2359038.shtml

2010年06月23日 17:27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北京6月23日电 (记者 马海燕)

　　中国教育部与美国福特基金会1984年达成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当时成立了由黄达教授担任主席的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成为该项目的首批实施者。自1985年起连续十年举办了10届培训班，共有417名优秀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参加了培训。罗伯特蒙代尔、尼古拉斯斯特恩等六十多位经济学家都曾为该班学生授课，教材也采用的是当时美国最新经济学教程。

　　纪宝成说，该项目的25年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曾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但在邹至庄、帕金斯、黄达等经济学者的推动下，该项目即使在最困难时期也没有放弃。1989年8月23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到访的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委员会主席邹至庄、帕金斯教授一行，成为当时中国领导人接见的首批外国代表团。这也为中美交流开辟了重要渠道。

　　时至今日，培训班学员都已成为中美两国高校、研究机构、政府和知名企业中的骨干力量，在提高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水平，缓解国内高校优秀当代经济学师资短缺问题，促进中美经济学教育与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完)

福特基金会设立的一个经济学家培训项目 美国财长盖特纳：中美要建全新双边关系

http://old.jfdaily.com/news/xwgj/200906/t20090601_657426.htm

www.jfdaily.com 2009-06-01 14:03 稿件来源：新闻晚报

　在北大期间，盖特纳还将与之前的老师碰面，并参观福特基金会设立的一个经济学家培训项目，这一项目正是在他父亲老盖特纳担任福特基金会亚洲事务负责人时设立的。

17、赵人伟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xuejie/20090904/1196255.shtml

1987年，美国福特基金会开始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并计划资助国内的一些经济研究。福特基金会与时任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的赵人伟达成了合作协议。福特基金会赞助了20万美元，赵人伟等人因此开始了中国研究机构最大的一次付费入户调查。

18、刘小玄与董辅礽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824/18086657405.shtml

刘小玄曾经参与董辅礽领导的课题组的工作，她回忆说：“董老非常重视经验数据搜集和实证调查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吸纳西方的先进方法为己所用。他经常为青年学者创造出国学习和进修的机会，让他们把学到的国外先进方法和理论带回国内生根发芽，为了推进研究方法的更新，他力争到了福特基金会的研究经费，为所里购置电脑，建立计算机房，进行调查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在我印象里，他是一个充满活力、思想不老的学者。

19、哈继铭

http://news.hexun.com/2008-03-20/104623790.html

学历：

　　经济学博士，美国堪萨斯大学，1993年

　　经济学博士生，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1987-88年

　　管理学硕士，复旦大学管理系，1987年

　　福特基金会经济学培训中心，人民大学，1985-86年

　　管理学学士，复旦大学管理系，1984年

20、胡舒立

http://liweiao.blog.hexun.com/19826024_d.html

http://finance.dayoo.com/gb/content/2006-08/15/content_2601069.htm

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任《工人日报》记者；1985年，美国“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破格邀请她到美国“访问”5个月，1992年任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部主任；1993年，胡舒立赴美国接受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C0FJ)的专业培训；1994年胡舒立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一年发展经济学，1995年，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颁发给她“杰出新闻记者奖”；1998年胡舒立回国创办《财经》杂志。　　

21、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

社科院李杨批张宏良--谁给了他们裸体做“俯卧伸”的勇气？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88598.shtml

俞飞龙 2008-7-8

昨天晚上，一个朋友给我发来7月6日社科院“银行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长达5万余字的全文记录，仔细阅完不禁拍案而起——我能够想象中国精英为了利益可能无耻，但我没想到某些精英今天竟会无耻到这种程度！当世界各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都在不停地修改政策，限制其他国家参与本国战略领域投资的时候，中国精英们竟依然在不断地把中华民族的战略产业贱价出售——“继续扩大金融领域的开放”，荒唐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清朝战败后与列强签订的、直到今天仍被我们视为耻辱的所有卖国条款——今天上午我特意查了下，当初清朝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厦门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天津条约》、《中俄密约》等等，都只是割地赔款，开埠贸易，还没涉及到允许外国势力参与可以影响甚至控制本国经济的金融行业。甚至在国内舆论对此一片哗然之后，竟还敢于公然在人民网上全程直播他们几乎赤裸裸的卖国主张。在这个几乎汇聚了当前金融界大腕的学术会上，一干人把“引进经验”与“分享利益、分享权力”混为一谈，把“规避金融风险”的道路定向为必须“邀请外国资本参与”，把“账面溢价”（回避了金融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本质）变成“开放有功”的依据……谁给了他们如此大的胆量？谁让他们如此飞扬跋扈、敢于公然与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敌？谁让他们能玩弄中国未来于股掌之间？请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记住这群公然在“银行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上做“俯卧伸”的“学者”——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杨、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全国人大常委辜胜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宋逢明、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郭世坤。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杨因卖国有功，被升为社科院副院长。

李扬副院长会见美国福特基金会副会长约翰·柯本一行

http://sspress.cass.cn/news/19403.htm

作者：夏萌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1-3-29 14:04: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75 期社科院专刊头版文章之一。

　　本报讯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扬在我院贵宾厅会见到访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副会长约翰·柯本一行。约翰·柯本此行旨在深入扩展科研领域、双方学者互访等事宜，加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合作。

　　李扬首先对约翰·柯本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对福特基金会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科研项目和人才培养的资金支持表示感谢，并对双方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表示赞同。他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的学术合作获得了很大成效，相信此次访问对双方今后的合作与发展将起到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扬说，今年“两会”期间，我国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收入分配和通货膨胀问题成为讨论焦点。这些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重点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深入了解和分析研究国外现行相关制度如何运行，有助于推进我国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当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美学者应加强在国际货币体系、汇率、衡量全球经济失衡指标等问题上的交流与研究，有助于双方政府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在很多领域，中美合作不断加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展开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我们将全面推进研究方式与组织方式改革，深化与国际组织、科研机构的合作，聘请国外专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客座教授甚至任职。将来双方的合作领域更广泛、合作方式更多样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愿为双方进一步的合作给予全面支持。

　　约翰·柯本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与帮助表示感谢。此外，约翰·柯本还介绍了福特基金会近年来的科研调整、人事变动以及基金会资助项目调整结果等相关情况。希望在现有合作基础之上，在更广泛的领域内继续深入开展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张友云、局长助理周云帆等陪同会见。福特基金会方面随行的有副会长兼财务总监尼古拉斯·加布里埃尔、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费约翰、代表助理牛彩霞。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夏萌）

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会见福特基金会副会长

http://www.cass.net.cn/file/2005040535019.html

本报讯3月22日，陈佳贵副院长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福特基金会副会长贝瑞·哥博曼先生。

陈佳贵对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说，我院与福特基金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许多研究课题都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我院是一个社科研究单位。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随着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国家要求我院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希望双方今后能继续保持并拓展合作关系和合作领域。

贝瑞·哥博曼对中国社科院多年来对福特基金会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福特基金会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加强与中国社科院的合作。双方还就我国“三农”问题、经济发展以及区域发展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国际合作局局长黄平和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华安德先生等参加了会见。（国美）

陈佳贵主导中国社科院增选学部委员，马列专家难入选，李泽厚可能成“院士”

史元

有着“亚洲第一智库”之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自2010年下半年来一直在“悄悄”地搞着一个“大动作”——增选学部委员。作为中共党中央的思想库、智囊团，中国意识形态的重地，这次增选所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很值得玩味。

第一，最后的时限和耐人寻味的低调——增选背后的矛盾。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产生首批学部委员的同时，亦规定学部委员的增选每2至4年进行一次。那么，根据这个规定，增选期的底限是2010年，也就是说2010年应完成增选，但据社科院网站信息，2010年10月以后，社科院才开始启动学部委员增选工作，至今仅公布了14名正式候

大山中走出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陈佳贵传奇 来源：广安日报　　时间：2006.6.6

　　 广安日报记者 陈卫平　　 编者按 　　 《广安人在北京》采访组历时半个月，先后采访了大批在京广安籍乡友。本报从今天起，将于每周二、五在一版陆续推出其中优秀代表的系列报道，介绍他们勤奋学习、奋力拼搏取得的突出成就，弘扬他们乐于吃苦、敢于争先的创业精神，以鼓舞和激励全市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敬请读者关注本栏目报道。并请向市委宣传部及本报提供其他在京广安籍乡友的相关线索，以便扩大联系面，适时安排新一轮采访宣传。

　　 火红5月,激情无限。 　　 在北京长安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内，我们有幸见到了该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著名经济学家陈佳贵。他那大山般的赤子情怀，儒雅型的学者风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从他讲述自己的一个个精彩故事中，来慢慢解读这位华蓥山之子的传奇人生。

　　 苦难中成长

　　 “苦难是人生的一大财富”。这是陈佳贵对自己及所带博士研究生们常用的名言，也是他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历史写照。 　　 1944年10月，陈佳贵出生在四川省岳池县伏龙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割草、放牛、放羊与上学伴他度过少年时代，日子虽苦，学业却未荒疏。小学毕业，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华蓥初级中学。陈佳贵高兴不已，而他的父母亲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学校离家30多公里路，他们担心小佳贵身体吃不消不说，而每月必须交纳的3元钱伙食费更把一家难住了。求亲告友，东凑西借还不够，父亲一咬牙，将准备盖新房子的木料扛到市场上去卖了，总算勉强凑够了这笔费用。这样的窘况留给小佳贵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影响了他一生。上初中后，为了替家里减轻负担，他常常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去山里挑煤挣钱。他人小个头矮，一次最多只能挑三、四十公斤。每从煤矿挑一担煤到学校所在的华蓥街上，他能挣到的也就2角多钱。暑假期间，为了筹集下学期的费用，他又到渠江边的罗渡煤站挑煤转运到船上外运。每次挑50公斤的，来回走2公里路，上坡下坡，磕磕碰碰，一次只能挣到3分钱，一天苦力下来能挣5角钱就算很不错了。挑完回家，他的肩膀红肿得像生了毒疮一样，火烧火燎般地疼痛，脚也常常被草鞋磨起了大血泡，身子累得像散了架似的，但他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到县城上高中后，由于两个姐夫相继参加工作，有时给些资助，但他仍为交不起每个月的伙食费而发愁，想尽多种办法才维持下去。 　　 生活的困难与艰辛，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而且激发了他努力学习的斗志。从小学到中学，他的学习成绩都很优异，初中毕业时被学校授予优秀学生称号，考入县上重点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山乡第一代大学生。金凤凰，由此从大山飞向了远方。 1964年，陈佳贵迈出家门，走向北京城，开始人生新的驿站。第一次远行，路费，是家里东挪西借的；被子、被面是大姐家的旧床单做的。 　　 不料，上大学时又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在那疯狂的年代，学校领导和不少老师都受到冲击和摧残，连他这个青年学生也未能幸免。运动刚开始不久，有个造反派就把他在党史和政治经济学课程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整成了黑材料，列举了他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十几大“罪状”，在一次揪斗“走资派”、“黑帮”的大会上抛了出来。他被打成“反动学生”、“修正主义的黑苗子”。“十六条”出来后，又被视为“放在运动后期处理”的人物，入了“另册”。远隔千里的父亲，也因解放前为地主当过长工、看过院子而被诬为“管家”批斗，这对他来讲，更是“雪上加霜”。就在他身边，有的同学不堪运动重压，精神失常；有的老师不甘心受侮辱、受摧残，自杀身亡。 　　 面对这一切，血脉中流淌着川北汉子特有的倔强与不屈本性的陈佳贵，不灰心、不气馁、不低头，而是千方百计找书看，求学问，长知识，强根基。在那动乱的年代，不仅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阅读了《国富论》、《企业论》等经济学名著，为他后来做人、做学问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甘肃一个3000多人的纺织厂工作，在大西北严寒与风沙中磨炼近10年。从普通工人到科长，样样干得出色。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使他得到全面的锻炼提高。

　　 苦读中成才

　　 苦读，是陈佳贵人生的一大乐事。在异常艰苦的岁月里，他从未放弃过对知识的孜孜以求。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的消息使陈佳贵精神为之一振。抱着对知识的渴求，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他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0多年之后重做学生，8人同住一间宿舍，他却毫不减当年的学习热情。特别是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先生，他更是倍加珍惜分秒、孜孜不倦勤奋读书。他常常骑自行车前往北京大学等旁听讲座，翻阅书籍，汲取中西经济学理论营养。硕士毕业论文《论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获得专家高度评价。由此，他被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担任蒋一苇所长的助手。刚开始，由于院里条件限制，他长期没有分到房子，只好去租外面的简易房子住，且经常搬家，北京的东、南、西、北城几乎被他住遍了，而唯一不变的是对知识的渴望，对学习的痴心，对学问的执着追求。 　　 1984年，陈佳贵再度师从蒋一苇先生，攻读企业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有机会作为访问学者到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修。在一年时间内，除了开展必要的学术交流外，他还选修了市场学、发展经济学和国际企业等一系列课程。1991年，陈佳贵远赴大洋彼岸，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经济学院如饥似渴地学习经济理论，研究美国经济和企业发展情况，深入系统地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 　　 陈佳贵从事经济学学习和研究20年来，正值中国经济大变革年代。他在自身经历中感受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涛声回荡。如果说时代造就了他，那么他也无愧于时代赐予的机遇，他以一篇篇 饱含智慧的心血之作奉献社会和人民。至今，他已出版专著13余部，发表论文200多篇，总字数达到400余万字的科研成果自成体系，显示出匠心独运的大家风范。科学揭示了企业改革、企业管理和企业发展的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经济理论宝库，奠定了他著名经济学家的应有地位。

　　 苦研中成功

　　 理论的根本落脚点在于实践。 　　 陈佳贵自成体系的经济理论不仅源于实践，而又根植于实践，直接与中国经济之命脉相融通、相作用，产生巨大效能。 　　 1989年，陈佳贵带领一个研究小组，风尘仆仆地来到杭州，参与了杭州万向节企业集团的股份制改造工程。他与小组成员夜以继日地研究、制定方案，为这一乡镇企业成功走向大规模现代化集团公司尽了一份力。该公司上至董事长鲁冠球下至车间工人们无不感到，这样的经济名家才是企业的贴心人。 　　 1982年，陈佳贵参与了首都钢铁公司利润递增包干方案这一重大企业改革的调查研究，参加了递增包干方案的设计和给中央报告的起草工作。后来，国务院批准了这一方案，首钢便成为全国第一家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的特大型企业，推动了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 　　 1982年至1983年，陈佳贵又参与重庆市调查经济体制改革情况，研究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等问题，参与撰写“重庆市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后来该方案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实施，重庆市便成为我国第一个实行计划单列的城市和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 　　 1981年以来，陈佳贵走上领导岗位，先后任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所长、所长、党委书记。1998年至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等。并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他涉及的领域更宽，接触的社会面更广，研究的科研成果也更丰硕。他的专著《现代大中型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获得中宣部颁发的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前不久，陈佳贵领衔研究的另一理论成果“工业发展，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国情分析”，提出了“中国是农民大国，不是农业大国；是工业大国，不是工业强国”的观点，引起了理论界和决策层的极大关注，为更好地掌握国情、制定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陈佳贵有时还直接参加温家宝总理等主持召开的经济理论座谈会、研究会，为国家经济建设建言献策，继续贡献自己的余热。 　　 从华蓥山中走出来的经济学家陈佳贵，就是这样拼搏着、奉献着，一步一步留下了自己闪光的脚印。

陈佳贵-人物经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成员。 男，汉族，1944 年10 月生，四川岳池县人， 1969 年参加工作， 1973 年 陈佳贵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 1964年至1969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学习。 1969 年至 1970 年在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劳动锻炼。 1970 年至 1971 年在甘肃省农宣队平凉分队工作，任组长。 1971 年至 1978 年在甘肃棉纺织厂工作，任计划员、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科长。 1978 年至 1981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1 年至 1985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副主任。 1985 年至 1988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间于 1986 年至 1987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学者）。 1988 年至 1990 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机关党委书记兼研究室主任； 1990 年至 1991 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机关党委书记、副所长。 1991 年至 1992 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院进修。 1992 年至 1995 年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先后任机关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兼副所长。 1995 年至 1996 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 1996 年至 1998 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1998 年11月至2009年7月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陈佳贵-人物成就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 陈佳贵会长、中国经社理事会副主席、中国工业经济联合总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称号。 　　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院长期研修。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称号。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等职。并任工经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兼理事长。 　　曾在企业从事8年计划管理工作和生产管理工作，进入研究所后主要从事工业经济、企业经济、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研究。已经出版著作（包括独著、合著）13部，发表论文200多篇。其中《现代大中型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获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论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论文奖，《市场经济与现代企业制度》获《经济日报》举办的优秀经济读物奖，参与写作的论文多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0余篇论文获优秀作品奖。

中国社会科学院从1987年开始就从福特基金会拿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协议备忘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政府”）的同意，代表中国接受基金会资助的单位，和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州纽约市的福特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

　　本协议于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胡绳

　　　　　　　　　　　　　　　　　　　　　 福特基金会主席　亚历山大·赫德

《中国经济转型30年》发布会暨经济发展座谈会

http://news.qq.com/a/20090605/001200.htm

http://news.QQ.com　 2009年06月05日15:36 　 中国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定于2009年6月1日（星期一）下午15：00，在北京西城区金城坊东街1号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Ritz-Carlton）酒店大宴会厅举行《中国经济转型30年》新书发布会暨中国经济发展座谈会。

谢寿光:

尊敬的佳贵院长，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由福特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中国经济转型30年》新书发布会暨中国经济发展座谈会现在开始！

2009-06-01 14:55:46

谢寿光:

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介绍今天出席会议的专家和领导。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陈佳贵教授，福特基金会白爱莲女士，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柏恩敬先生，本书主编蔡昉先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蔡继辉，工业与信息技术产业部范世涛先生，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安东篱女士，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费约翰主任，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贺康玲女士，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何进先生，清华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胡鞍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黄平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所长，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李文晶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李扬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美大处李斌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李特先生，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李燕女士，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李善同部长，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李萍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美大处刘泉平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刘承芳女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卢迈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研究中心潘家华主任，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施雪华女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童根兴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爱群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汪三贵先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绯，中国社科报王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薛铭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玉海云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张蕴岭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美大处张巧枝女士，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张迎杰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人伟教授，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钟甫宁教授。我们为所有出席今天会议的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22、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庆祝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国际研讨会

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articleid=15552

发布日期：2004/9/8

主办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资助方：福特基金会

时间：2004年9月16－17日

地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

2004年9月16日

8:00 – 8:30 来宾登记 8:30 – 8:45开幕式

主持人：海闻 致辞：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志攀（北京大学副校长）

8:45 – 10:00 主持人：林毅夫 主题演讲：吴敬琏 改革二十五年：经验、教训和比较

第一部分：中国经济改革回顾

主持人：林毅夫

演讲人（每位20分钟）

Dwight Perkins： 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历史和国际的视角

Ross Garnaut：过去二十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樊纲：转型混合体：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制度转型

评论人（每位10分钟）

钱颖一、 Bert Hofman、李稻葵

12:00 – 1:30：午餐 午餐演讲：David Dollar 保持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1:30 – 3:15 第二部分：国有企业和银行 主持人：陈平 演讲人（每位20分钟）林毅夫：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的关系 张 春：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 平新乔：中国银行业的规制和竞争

评论人（每位5分钟） 张新、白重恩

第三部分：中国与世界经济 主持人：李稻葵 演讲人（每位20分钟）

John Wong：中国动态经济增长：对东亚的启示

黄海洲：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发达国家中的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胡祖六：适合中国的长期汇率制度

宋国青：汇率制度与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

评论人（每位5分钟）

施建淮、李扬

第四部分：资本市场

主持人：姚洋

演讲人（每位20分钟）

Andrew Sheng：适合经济增长的最优金融结构：东亚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方星海：中国金融改革的逻辑

张新： 区域资本市场

评论人（每位5分钟）

陈平、李扬

福特基金会培养与资助中国政法系学者及新闻记者

1、蔡定剑

1986年至2003年底，他先后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任职至副局长（副厅级），2004年转入学界，任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北航法学网>>北航法学>>理论法学

王晨光、蔡定剑教授主持的福特基金会项目“中国法制30年”的子课题，特别致谢该课题的资助。

中国法制30年评审会暨理论讨论会纪要

http://www.e-cpcs.org/newsinfo.asp?Newsid=15111

为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福特基金会组织编写一套全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各方面成就的大型研究丛书，其中包括法制卷-《中国法制变迁30年》，蔡定剑教授和王晨光教授应邀担任该书主编。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2494

吴薇开始与中律原法律咨询公司总裁张乐伦一起，对蔡定剑进行口述访谈记录。张乐伦此前服务于福特基金会，曾长期与蔡定剑开展一些国际合作项目，比如就反就业歧视等多个项目展开合作。

http://news.163.com/11/0130/09/6RKSGCAN00014AED.html

20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的艾德华（Randle Edwards）教授即将退休。中国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有过访美经历的政法界人士，不拘年龄和性别，许多人都认识这位精力充沛且富幽默感的艾教授。他主持的中国法项目，尤其是福特基金会支持的美中法律教育交流项目（CLEEC），在十数年的时间里，为许多人提供了难忘的学习机会。作为当时众多受惠者中的一员，我有意编一本文集，用来纪念艾教授的荣休。为了这个目的，文集的撰稿人应当有在哥大法学院学习或访问的经历，最好同艾教授有个人的交往和友谊。我知道定剑曾经在哥大法学院访问，而且同艾教授相熟，所以也约他写稿。定剑高兴地答允此事，并且如约写了文章寄来。

2、江平

江平--——江平先生70华诞人生回顾

http://www.civillaw.com.cn/flxr/jp

中国当代 法学要博采众长、融合中外，必须要了解外国法律和法学。 ’所以，他有一个迫切的念头，就是要组织翻译一套外国法律丛 书。为此，他到美国福特基金会争取资助，并组织了外国法律文库 编委会，丛书的规模，初步确定了30余种。目前，翻译工程接近尾 声，出版计28本，译字总计1000多万，对我国文化建设和法制现 优化事业，价值不可限量。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8373

“外国法律文库”。1991年我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组织了十几位国内的知名教授和中青年学者，又聘请到几位外国的著名法学家，组成“外国法律文库”编委会，开始从事一项大型的外国法律名著翻译工作。目前翻译工程已接近尾声，总计出版了28本译著，达1000多万字。三是“美国法律文库”。这是为落实1997年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中美元首法治计划（PresidentialRuleofLawInitiative）”，由美国新闻总署资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另一大型法律图书翻译项目。此外，我还应邀担任了“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的编委会主任。

3、贺卫方

贺卫方--福特基金会法官培训班协调人

http://www.china-review.com/lat.asp?id=27542

你们都还记得斯坦福大学的那位著名的学者——Lawrence Friedman教授，Friedman教授曾经来过武汉，过去在中南政法那边搞了一个中国地方法官培训班，请了一些外国著名的学者、法官来给中国的法官讲课。多多少少当时人们说这是杀鸡用牛刀。请的人物腕太大了，但是中国的法官都是来自湖北省各县的。他们法院系统的想法不一样，他们说已经取得本科学位的、有严格的学历的，就不用来了。来的都是没有学历的那些人。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我当时作为这个项目的协调人，在武汉协调。我就给来的客人介绍说应该怎么讲，他们的背景是怎样的，也帮助这些法官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之中。当时还有一张跟Friedman教授的合影，觉得很荣光。

http://www.148cn.org/data/2006/0513/article_3115.htm

福特基金会在过去的６年中与中南政法学院以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合作，举办湖北省地方法官培训班，一些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法官来到武汉，为当地的法官讲课，仅湖北一省受到培训的法官便达到６００名以上。通过这样的培训，法官们更系统地把握了法律专业知识，培养了对现代司法理念的认知，也学习到更多的司法技能。近年来全国各地法院也都开展了不同类型的法官培训，这些必将对中国未来的司法公正以及社会秩序的改善产生深远的影响。

4、梁治平：社会转型时期制度建构

http://www.china-review.com/sao.asp?id=3427

本文的写作始于1999年年初，当时我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本文约3分之2的部分是在那里完成。本文其余部分以及对全文的几次修改则是当年秋天我转来设在普林斯顿地方的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后完成的。我想在此感谢美国福特基金会、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高等研究院，感谢它们为我提供了必要的财政支持和良好的研究条件，使本文的写作能够顺利进行。我尤其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艾德华教授、黎安友教授、哈佛大学的安守廉教授、福特基金会的张乐伦女士以及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院的C. Geertz教授、J. Scott教授和M. Walzer教授，我因为他们的帮助而获益良多。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8929

200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的艾德华(Randle Edwards)教授即将退休。中国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有过访美经历的政法界人士，不拘年龄和性别，许多人都认识这位精力充沛且富幽默感的艾教授。他主持的中国法项目，尤其是福特基金会支持的美中法律教育交流项目(CLEEC)，在十数年的时间里，为许多人提供了难忘的学习机会。作为当时众多受惠者中的一员，我有意编一本文集，用来纪念艾教授的荣休。

5、于建嵘

于建嵘是福特基金会重点扶持对象

http://news.qq.com/a/20081211/002116_12.htm

福特基金会找上门来，问于建嵘是否有课题研究需要资金支持，如果需要，请写一份申请，附带一份详细的研究方向说明。数年之后，当于建嵘再向福特基金会申请之时，研究方向说明已经可以省去，“于博士想做研究？好，需要多少？”很快，19.8万美元汇到于建嵘的户头—— 后来于建嵘说 “不怕被开除”，也正是源于此，他不愁没饭吃。

出处：《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46期

6、北大妇女法律中心被撤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0415/2053529.shtml

据悉，自成立以来，该中心一直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每年资金运作规模达100万元人民币以上，这在北京大学240多个人文社科研究机构中也属上乘。同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也为郭建梅鸣不平。“不应该动辄就对境外的资助进行‘妖魔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整个学院都是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资助的呢！”贺卫方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7、福特基金资助“中国调查式新闻记者研修班”

http://home.donews.com/donews/article/7/71524.html

由《南风窗》杂志社与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共同发起,并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的“调查式新闻记者冬令研修班”，将于12月下旬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为期四天，所有课程及在京住宿免费（往返北京的交通费用自理）。

研修班旨在分享调查式报道的技巧和先进理念，搭建全国各地优秀记者间的交流平台，帮助有抱负的青年记者开拓眼界，实现能力增长，并激励广大新闻界同仁树立更高职业理想。

我们将面向全国，邀请40名年龄35岁以下，除北京和广州以外的各省市电视、广播、平面媒体有职业追求的优秀新闻从业人员参与我们的研修班。

培训形式：主题讲座+研讨辩论会+报道案例展示+参观实践

豪华的主讲专家阵容和针对性的课程设计

新闻行业的标竿人物以及新闻传播领域的专家与学员分享职业心得和行业理念：

张良《南风窗》副总编辑

吴思 《炎黄春秋》主编

张洁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

刘春 凤凰卫视 副台长

王克勤《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

卢跃刚《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

胡正荣 北京广播学院 教授

展江 青年政治学院 教授

等

各领域的一流学者和学员交流如何分析事件背后的时代背景，什么是中国当前的真问题？

蔡定剑 北京大学 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研究中心主任

王长江 中央党校 教授

毛寿龙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教授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于建嵘 社科院研究员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高教所教授等

第二届调查记者研修班六月在京开课(附报名表)

http://news.sohu.com/20060522/n243341414.shtml

时间：2006年05月24日

有奖评新闻

　　让有职业情怀的新闻记者携手共同成长

　　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和多家新闻单位共同发起的“第二届中国调查记者研修班”，将于2006年6月中旬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举行，为期四天，路费自理，所有课程免费，并统一提供在京住宿。

　　活动旨在分享调查式报道的技巧和先进理念，搭建全国各地优秀记者间的交流平台，帮助有职业抱负的记者开拓眼界，实现能力增长，并激励广大新闻界同仁树立更高职业理想。

　　我们将面向全国，邀请60名，各省市电视、广播、平面媒体有良知和职业追求的优秀新闻从业人员参与我们的研修班，名额有限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北京，广州之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新闻记者，原则上不接受旁听的申请。

　　培训形式：主题讲座+研讨辩论会+案例展示+分组交流

　　豪华的主讲嘉宾阵容和针对性的课程设计

　　主讲嘉宾来自：

　　*中国新闻行业的标竿人物和学员交流经验,分享职业心得和行业理念，帮助大家实现能力增长，并通过同行间的相互切磋砥砺，激发同仁树立更高职业理想，并以更高的职业标准来要求自己；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顶尖学者和学员交流如何分析事件背后的时代背景，分享自己的视野版图中什么是中国当前的真问题？

　　*中国政界企业界新闻人物和社会热点新闻案例当事人通过对话帮助学员进行案例分析，丰富新闻资源；

　　*来自世界各国和港澳台地区的优秀新闻同行和关注中国问题的知名专家学者和学员通过交流开拓眼界，共同突破认知盲点。

　　参与者的要求：向我们证明你是一个有职业追求的优秀记者。

　　如果您对我们的活动感兴趣，报名材料包括：

　　1.报名表（点击下载）。

　　2.可以体现自己职业追求和水准的作品及推荐信。

　　由专家组根据报名材料确定我们将邀请的学员名单，被邀请的学员将收到具体课程表和报道须知。

　　报名材料发给 联系人 ：郭先生[email protected]，邮件文件名注明“调查记者研修班报名”

　　去年的活动介绍：

　　★ 活动形式

　　主题论坛+研讨辩论会+案例展示+参观实践

　　★ 课程设计（拟邀请主讲嘉宾及研讨内容）

　　职业素质部分：

　　主要是介绍技巧和方法，核心围绕如何能保护好自己同时策略的达到报道目的。

　　内容包括

　　涉及政府问题的报道技巧和尺度

　　调查涉及的法律注意事项及如何保护自己

　　如何说服当事人接受采访

　　如何开展隐蔽式采访

　　如何发现企业问题

　　如何说服主编和主任

　　鼓舞激励部分：

　　通过标杆人士的献身说法，给记者们普遍的职业困惑以启发，激励大家内在的情怀，以更高的职业标准来要求自己。

　　内容包括

　　研讨主题1：什么是我们时代记者职业道德的底线？

　　研讨主题2：什么是中国媒体记者应该坚持的“政治正确”？

　　邀请专家：

　　张良《南风窗》主编

　　张洁《新闻调查》制片人

　　刘春 凤凰卫视 副台长

　　王克勤《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

　　卢跃刚《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

　　胡正荣 北京广播学院 教授

　　展江 青年政治学院 教授等

　　时代背景部分：

　　帮助记者理解新闻背后的时代意义，什么是这个国家当前最痛最痒的地方？中国当下转型期最迫切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比如土地制度，民间自治，公平与效率，政治民主与体制改革等。每名专家在自己的视野版图中围绕什么是中国当前的真问题？展开讨论。

　　最后安排一场媒介人士和专家的对话。

　　邀请专家：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学 教授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教授

　　王长江 中央党校 教授

　　毛寿龙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孙立平 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于建嵘 社科院研究员 底层权力问题专家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高教所教授等

　　案例研讨部分：

　　通过当事人讲述展现典型个案尤其是个案中报道的主要障碍，并分小组讨论如何选取角度报道和披露，最后有每小组的代表发言，并有专家和当事人点评，目的在于巩固温习前面所交流的报道理念和技巧。

　　以下为拟选题

　　案例1，被查封的维权网

　　案例2，被拆迁户维权代表

　　案例3，民工子弟小学在城市的命运

　　案例4，全国人大人大代表的努力

　　案例5，代表公共利益方向的政府改革

　　案例6，出租车维权代表

　　案例7，集资建房发起者

8、福特基金会在华活动：资助“21世纪教育沙龙”

http://learning.sohu.com/20051013/n240531407.shtml

http://learning.sohu.com/s2008/jiaoyuzhichun/

“21世纪教育沙龙”简介及沙龙信息

时间：2005年10月13日10:07 来源：搜狐教育频道

“21世纪教育沙龙”是由《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和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民间开放性的学术交流平台，定期并持续地言谈重大教育政策和教育热点问题。强调政府、学界、企业界、媒体和议政机构之间的无边界交流，以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推动教育实践。

“21世纪教育沙龙”由沙龙运作部——《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工作人员驱动，所有服务强调制度化、规范化。

　1. 第一次21世纪教育沙龙

　　主题：民办教育的发展空间

　　时间：2003年8月22日

　　地点：全国政协礼堂

　　主要参会人员：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法研究所所长劳凯声教授，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朱永新教授，上海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胡卫，浙江大学教科院吴华教授，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任定成主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文东茅副院长、阎凤桥副教授，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蓝劲松副教授，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周海涛博士，英国剑桥教育咨询公司专家胡文斌，香港城市大学人文学院莫家豪副院长，中国公共政策分析年报执行主任岳经纶等；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组组长侯小娟，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副司长孙霄兵，全国人大常务会秘书处副局长蔡定剑，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季平，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文珊等；

　　2. 第二次21世纪教育沙龙

　　主题：高等学校的制度创新

　　时间：2003年10月24日

　　地点：北师大英东学术会堂

　　主要参会人员：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21世纪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邬大光，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张民选，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杨忠，九江学院院长黄保强，苏州工业园区事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单强，以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程方平，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史朝、王保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作宇，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阎凤桥，北京语言大学谢小庆，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盾，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睢依凡、蓝劲松，等等；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傅惠民、李宝芳、范天佑，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文珊等。

　　3. 第三次21世纪教育沙龙

　　主题：营造书香校园

　　时间：2003年11月9日至10日

　　地点：苏州市会议中心

　　主要参会人员：

　　朱永新、中央教科所所长朱小蔓、中央教科所研究员程方平、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谢维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劳凯声、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九俊、原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嘉毅、浙江省教育学院院长方展画、天津教育学院院长张武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张文贤、南京师范大学德育模式研究室主任班华、江苏教育学院教育管理系主任王铁军、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心理中心主任严文蕃、湖北大学教科院院长程斯辉、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田家炳教育书院院长傅维利、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曾天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石中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汉文、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徐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藤星、苏州大学教授范培松、语文教育专家商友敬、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顾月华、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范小青、江苏作家薛冰、陶文瑜、朱文颖等专家、作家

　　4. 第四次21世纪教育沙龙

　　主题：癸卯学制百年纪念——反思中国的教育现代化

　　时间：2004年3月26日

　　地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一层阳光大厅

　　主要发言嘉宾及题目：

　　张杰庭（锡华教育集团董事长）：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和改革

　　陈学飞（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反思我国的研究生教育

　　孙立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断裂社会中的教育与阶层再生产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学统的衰微与“计划学术”

　　康晓光（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

　　谢 泳（著名学者、《黄河》杂志副主编）：1949年之前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

　　雷 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教育改革与社会环境

　　杨东平（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科学发展观与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

9、吴欢：一支冲高急升的艺术股票

http://news.artxun.com/wuhuan-1525-7622566.shtml

吴欢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编剧班毕业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又写出二十多部中短篇小说和电视剧，文字量达到三百万以上。

一九九五年他去香港定居，按他自己的话说“由于不会做生意，只好又拿起笔写作，并恢复了他从三岁开始的书法和绘画生涯。”结果，他只用三篇在香港著名杂志《镜报》上发表的政论杂文，就轰动了新闻界和整个海外文坛。香港作家联合会主席金庸先生爱才心切，惊喜地给他写了四页纸的信，热情的夸奖他“文章立论精当，勇敢锋锐，书画皆有奇气，侠气，甚佩！”

吴欢带着他的笔，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二零零六年三月他的展览居然开到了美国纽约联合国，并由秘书长潘基文为他主礼开幕式。并向二十几个重要国家驻联合国代表赠送了国画，推广了中国文化艺术。这一殊荣令全世界的艺术家为之震动。

接着吴欢又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先生的邀请，做为重要嘉宾赴纽约，为该会成立四十周年庆典题“四十而不惑”五个大字。并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等五百美国政经名流欢宴，向可口可乐公司，强生公司总裁等赠画，表彰他们对中美经济合作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二零零六年六月吴欢又亲赴日本举行画展，得到安倍晋三，福田康夫两位首相的亲自接见，对中日关系的和平与发展再立新功。

二零零六年九月做为中华慈善总会的常务理事，他向汇丰银行全球总裁葛霖先生赠画感谢他对中国捐款的慈善义举。

二零零七年意大利国际艺术节上，该会主席亲自到吴欢先生家中邀请他赴展，并把他安排在最尊贵的一号展位。

二零零八年，吴欢的足迹又踏上了中东阿拉伯酋长国的名城迪拜。他的作品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他的一幅金松图国画以一百万人民币卖出，创造了当代画价高位。

二零零八年春，吴欢受邀参加了“中国人权基金会”，并奉命筹组国际艺术家联盟任主席。在此期间他通过自己在美国政治与经济界的私人关系，积极联络并促成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代表团赴美访问，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会见了许多著名基金会，智库以及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包括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斯塔基金会、花旗集团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战略暨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共和研究所、全国民主研究所、哈佛大学等，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零零九年六月在金融危机遍布全球的时刻，吴欢又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金融大亨索罗斯，听取了他对中国的看法与教益。

总之，吴欢的艺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高端，非比寻常的领域。其实质就是文化与政治在他的身上体现了高度的融合。

资料14：索罗斯们如何推动中国颜色革命

美国"索罗斯基金会"在中国的亮相(来函照登)

周文琪

《中流》编辑部：贵刊1997年第6期转载《当代世界》1996年第8期《美国"索罗斯基金会"简介》一文。其中提到这个披着人道主义外衣的政治间谍组织，从80年代初就打入原苏联和东欧等23个国家，专门从事颠覆这些国家的活动，而"惟独打人中国的企图未能实现"。事实并非如此。采取公开或秘密方式收买和扶植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反动派，支持动乱，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战后历届美国总统的既定国策。1997年3月31日，美国《纽约时报》以大量事实揭露，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以公开或秘密手段干涉别国内政。国会定期拨出数千万美元的公开款项用于影响外国政局。该报披露：15年前为公开进行中央情报局几十年来秘密进行的活动而成立的"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每年花3000万美元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的政党、工会、持不同政见运动和新闻媒介等组织。这个基金会负责东亚计划的路易莎·科恩说，该组织去年为在中国实施政治"制度建立"(应读作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计划花了160万美元。此外还为"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和旨在改善美国在亚洲形象的交流计划花了数百万美元。

"索罗斯基金会"和上述美国在华的活动配合得非常默契。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这个屹立在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反共势力搞"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进入80年代，他们加紧了这一战略攻势。他们利用我国对外开放、加强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的机会，极力拉拢"现在的一代"，收买、培植"亲西方的势力"，并"鼓励和支持"这些人执掌权力或上升到更高地位，妄图对我国的决策发生直接或潜在的影响。据我有关部门的调查材料显示，美国"索罗斯基金会"，把我国务院体改委下属的"农村发展研究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研究学会(四所一会)等机构的某些负责人看成是赵紫阳的"智囊团"，不断地在他们身上下功夫。

1986年初，索罗斯向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表示，他愿意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拿出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同年6月，在索罗斯的资助下，随团出访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北京动乱后，参加了1989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在布达佩斯就在中国建立基金会一事交换了意见。回国后，陈向鲍彤(原赵紫阳的秘书)汇报了此事。10月，陈又和索罗斯在北京会谈并签署了协议，成立"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责成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的李某筹建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据陈说，基金会成立过程中，鲍彤曾向赵紫阳汇报过，赵也同意。随后，索罗斯就传出话来，说他很想与我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就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交换意见。

1986年底，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的李某向美方要钱。1987年1月初，索罗斯向基金会汇来25万美元。据有关部门调查，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笔特别经费，经向中央报告后，1988年1月赵紫阳批示结束体改所和索罗斯的关系。不久，决定将基金会挂靠在"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到1989年5月，索罗斯一共汇来250万美元，指明它的用途有4个方面：一部分用来派赴美国的人员和接待美国来华人员；用50万美元进口美国和西方的社会科学书刊；25万美元建立一个政治性沙龙；明确拨10万美元给体改所专用，可以不经审批。其他用于文化事业。这个基金会的问题，一是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之嫌；二是美方顾问委员会有4人和中央情报局有关系；三是鲍彤和陈一咨与基金会并没有脱钩，索罗斯来华两次，其私人代表来过三次，都和他们有过接触；四是1988年8月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来京，正值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他要求到北戴河(未予安排)。后来他说已与陈一咨通话，已经知道北戴河会议情况，中央领导中意见分歧，经济形势不如去年，知识分子不满情绪很大。他本来要在北京停留两周，但一周后即提前回国。

在1989年"6·4"反革命暴乱中，在幕后进行策划和公开进行煽动的人中，有许多人是拿这个基金会的钱去过美国的。原基金会的中方主席陈一咨表现尤为突出。4月21日体改所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耀邦不死，改革万岁"的大气球就是陈支持搞的。4月24日陈对人说这次主攻的目标是解散中顾委。5月19日，在陈的主持下，以体改所等单位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攻击共产党和政府"违背良知"，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等等。5月20日，体改所等单位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再声明，煽动群众对抗戒严令，提出了罢免李鹏。5月21日，陈一咨派人将2．5万元人民币送交非法组织"高自联"、"外高联"使用。可见，这些所谓赵紫阳的智囊人物实际是美国培植起来的。

就在5月23日，索罗斯给基金会中方主席陈一咨来信说，不得不终止协议，理由是：一、鉴于中国局势；二、赵紫阳先生已离开领导位置。索罗斯在来信中毫不掩饰地说，在过去两年里，我们之间的合作是成功的，今天我对不得不终止协议而表示遗憾。这充分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确决'心，迫使索罗斯亮出了真面目。

原载《中流》1997年第8期

美国伪智库调查：非暴力政权更迭的幕后黑手

2007年12月26日

来源：《环球》杂志 　　

　　在颠覆别国政权方面，美国一直是双管齐下，软硬兼施。对付伊拉克，美国用的是赤裸裸的硬霸权，而相比之下，通过资助、扶植对象国反对派、策动颠覆的招数，则是近年来被美国用得最多的“软手法”。

　　手握这些“软刀子”的，常常是一些披着“智库”外衣、却由政府资助的民间机构。从东欧、拉美，到最近的缅甸，一起起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政治风波背后，都隐约闪烁着这些号称“第二中情局”的机构的身影。

　　那么，这些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它们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惯用手法有哪些呢？《环球》杂志的独家报道将为您揭开蒙在这些美国“伪智库”脸上的面纱。

　　美国伪智库调查

　　——非暴力政权更迭的幕后黑手

　　第二中情局在行动　　文川

　　美国策划和参与“颜色革命”，是通过一系列乔装成智库和基金会的非政府机构进行的。这一类“伪智库”大多由美国政府出钱资助，名为智库，其实不过是替政府执行颠覆使命的工具罢了。

　　这类机构在美国为数不少，林林总总，相互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几个比较突出的是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领导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自由之家和爱因斯坦研究所。

　　“第二中情局”的真面目——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译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的，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拨款。该基金会形式上是私人运作，但其实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国务院、中情局和国际开发署配合行动，有“第二中情局”之称。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自成体系，有4个相关机构：共和党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民主党的全国民主研究所、美国商会国际私人企业中心及劳联和产联的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此外，还有许多所谓非政府组织受其资助，包括《民主杂志》、世界民主运动、国际民主研究论坛、里根-法塞尔奖学金项目及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等等。

　　1982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倡议成立专门机构，以在全球“推广民主”。次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并规定其总部设在华盛顿。该基金会的任务，主要是做一些中情局因美国法律禁止而不得从事的活动，比如支持别国政党。

　　该基金会每年从政府预算中获得拨款，被包括在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当中。在2004财政年度，它的收入为8010万美元，其中7925万美元来自政府拨款，只有少数来自其他基金会捐赠。而向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捐钱的3个基金会，其实也是政府的合同商。因此，从经费来源上看，这一基金会是十足的政府机构。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从性质上说是超党派组织，它每年从国会获得拨款一半分配给其下4个相关机构；另一半则拨给向其申请经费的境外组织。

　　该基金会长期由卡尔格什曼领导，此人曾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高级顾问和美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干事。基金会现任和前任董事中的名人包括“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共同主席李汉密尔顿、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和著名保守派理论家迈克尔福山等。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网络遍及全球，行事方式与中情局十分相似，它支持的对象是全世界的右翼和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政治组织。该基金会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坦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曾经做过的事情。”

　　经典案例——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参与境外颠覆的经典案例是委内瑞拉。自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建立左翼政府后，美国千方百计企图颠覆这一政权，其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扮演了重要角色。

　　该基金会通过设在美国驻委大使馆内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办公室和由美使馆控制的三个“私人”办事处开展活动。这三家办事处同几十家委内瑞拉机构、政党和组织进行联系，向它们提供活动资金。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在委主要活动是通过提供资金、活动场所和邀请访美等手段，支持政治反对派推翻查韦斯政权及其政党联盟，包括向反对派政党、非政府组织、媒体、研究机构、大学、工会和企业主提供资金、培训人员、提出建议、进行领导等，对查韦斯政权实行“静悄悄的干涉”计划。 该计划有短期、中期和长期明确的目标。它始于克林顿政府时期，布什执政以来，这项计划得到加强。在接受该基金会资助的组织和个人中，有一些直接参与了2002年的未遂政变、2003年石油业大罢工和2004年企图罢免查韦斯的公民表决。但这三次阴谋均未成功。

　　据美国媒体披露，该基金会向委内瑞拉反对派组织——争取自由经济知识传播中心和民主协调，提供了113万美元，资助其“建立委内瑞拉共识”计划，用作举行研讨会、开展活动的经费。民主协调在获得经费后，制定了“国家共识计划”即过渡计划，计划的目标是推翻查韦斯政府，建立过渡政府。委反对派另一个组织“请加入”组织获得5万美元资助，专门用来征集反对查韦斯的人的签名，想通过2004年全民公决投票来罢免查韦斯，但遭到失败。

　　在去年大选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千方百计企图阻挠查韦斯再次当选总统，又再次失败。

　　金融炒家帮衬政府——开放社会研究所

　　与美国政府成立的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不同，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由国际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创办的，与他旗下的索罗斯基金会其实是一个机构、两块招牌的关系，总部都在纽约。此外，索罗斯还设立了“西非开放社会倡议”和“南部非洲开放社会倡议”这两个相关项目。

　　尽管不是出自美国政府“嫡系”，但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在全球“推广民主”、颠覆政权方面的目标与美国政府不谋而合，并经常与政府机构相互配合。

　　目前，索罗斯基金会在欧洲、亚洲、拉美和非洲都设有分会，但名号各有不同。这一基金会的活动已延伸到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运作模式通常都是由开放社会研究所提出计划，然后由各地的索罗斯基金会负责实施，两个机构一年的花费分别为5亿美元和4亿美元。

　　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对外宣称，其宗旨是“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但批评者指出，“开放社会”不过是一个招牌，援助和扶贫也不过是装饰门面。索罗斯的真实意图是向那些“不够民主”的国家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掀起“民主浪潮”，通过国家政权更迭为自己的金融投机鸣锣开道。因为根据他的理论，一个“封闭”的社会缺乏金融投资的机会，只有“开放”了，才能让他发财。

　　经典案例——

　　索罗斯出生在东欧，在美国发迹后时刻不忘“改造故乡”。苏联解体后，他的基金会便开始在独联体国家投棋布子：

　　1990年，该基金会在乌克兰创建国际复兴基金会，大搞“民主渗透”。截至2004年，共投入经费8200万美元，除了在首都基辅设立基金会总部外，还在24个地区开设了分支机构；基金会1992年进入摩尔多瓦，推广西方价值观；1993年选中在西方有“中亚民主岛”之称的吉尔吉斯斯坦，重点扶持该国的独立媒体，并以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1994年进军格鲁吉亚，正式跻身外高加索；1995年，索罗斯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试图将其作为进军中亚的桥头堡；1996年打入乌兹别克斯坦。鉴于外高加索的战略地位，1997年，索罗斯基金会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纳入其全球网络。

　　在俄罗斯，不但设有索罗斯基金会分会，还有近10个所谓研究机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在独联体国家活动的目的都是宣扬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为建立亲美政权服务。

　　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美国议员透露说，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在发动“橙色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当上总理的尤先科就是该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黄色革命”。实际上，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吉尔吉斯斯坦开放社会研究所早就为在吉推行“民主”做了大量工作。

　　“老牌颠覆专家”——自由之家

　　自由之家总部也在华盛顿，并在大约12个国家设有分部。该组织最出名的是每年发布对各国民主自由状况的年度评估报告。自由之家创办于1941年，是美国老牌的“颠覆专家”。

　　虽然号称“独立智库”，但自由之家四分之三的经费来自政府拨款。早在冷战时代，它就支持过苏联和波兰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如今，它的触角不仅普遍及独联体和东欧，还在中东、中亚和拉美设立了据点。

　　自由之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商人、工会代表、新闻记者等。前中情局局长伍斯利曾任理事会主席。目前理事会成员中包括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福威茨。

　　由于自由之家经常发表报告对别国品头论足，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不满。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些报告完全以美国的一己之见为标准，充满了偏见。

　　而该组织更重要的任务，是在一些国家推动“人权”和“自由”，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据悉，目前该组织的“工作重点”是朝鲜和非洲。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该组织是受到美国国务院资助、在伊朗进行“秘密活动”的几个机构之一。

　　对于颠覆别国政权的使命，自由之家倒并不讳言。该组织在一篇所谓研究报告中称，“颠覆政权的催化剂在于广泛和非暴力的公民反抗，具体手段包括抵制商品、大规模抗议、封锁、罢工和违抗命令，从而削弱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和他们的支持者，包括军队的忠诚度。”

　　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教授乔姆斯基早在1988年就指出，自由之家与中情局、自由欧洲电台等官方机构沆瀣一气，长期为美国政府和国际右翼势力扮演宣传工具的角色。

　　经典案例——

　　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动动乱，总统阿卡耶夫苦心经营15年的政治基础在一个月之内就被彻底颠覆。据美国媒体批露，自由之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的重要新闻》是吉反对派主办的一份报纸，吉尔吉斯斯坦局势动荡之际，该报至少接受了美国政府7万美元的资助，并由自由之家在吉分会下设的印刷厂出版。在阿卡耶夫下令掐断自由之家分会电力服务的次日，美国驻吉使馆便向自由之家紧急支持了两台发电机，发电机上清楚地标注着“美国政府财产”的字样。

　　在吉议会选举前夕，《我的重要新闻》刊载了一座修建中的阿卡耶夫总统的“豪宅”的照片。此举立即在吉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激起了民众对阿卡耶夫政府的不满。当时反对派领导人在自由之家资助下，成卡车地运送报纸在全国范围内免费分发。

　　缅甸乱局背后的“操盘手”——爱因斯坦研究所

　　这个冠名“爱因斯坦”的研究所乍一听好像是个科研机构，但实际上是一个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以在全球策划不流血“软政变”著称的机构。

　　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吉恩夏普是研究“通过非暴力反抗颠覆政权”的专家。他和该研究所所长、美军退休上校赫尔维为全球各地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培训。塞尔维亚、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缅甸、乌克兰等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曾受过该机构的“教诲”，并在这些国家的政治风暴中加以运用。

　　法国记者梅珊曾经写过《爱因斯坦研究所-中情局制造的非暴力运动》一书，对该组织如何通过“非暴力反抗”进行“软政变”进行了详细披露。爱因斯坦研究所的经费来自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归根到底也是出自政府拨款。

　　据悉，该组织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出意识形态进攻的策略报告和计划，然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多个子机构实施。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该组织的影子。目前，它的工作重点是缅甸。

　　经典案例——

　　据媒体披露，在最近缅甸发生的所谓“藏红色革命”当中，爱因斯坦研究所创始人夏普其实是一系列反政府活动的“总导演”。

　　爱因斯坦研究所自1989年开始便在缅甸活动。据悉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该所5200万美元作为缅甸专用经费。该研究所现任所长赫尔维是美国前驻仰光使馆的武官，也是中情局特工，对颠覆政权十分有经验。

　　1989年，在赫尔维引荐下，夏普来到缅甸，为当地反政府人士提供“非暴力反抗”方面的训练。在此次缅甸动乱中，爱因斯坦研究所借着多年来建立的网络和人脉兴风作浪，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配合行动。

　　“伪智库”声名狼藉

　　这些“伪智库”不仅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了许多抗议。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4年前在国会痛斥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作为，指其以“推广民主”为名推行美国少数利益集团的主张，自身管理不善，贪污现象严重，不但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而且反而在国际上给美国处处树敌，并呼吁国会取缔这一组织。

　　一些美国自由派学者、律师和活动家更是创立了国际民主基金会，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针锋相对。他们指出，“民主在美国已陷入急剧恶化的可悲境地，但美国政府却以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等组织为依托，在海外大肆从事自诩为建设民主国家和促进民主等触目惊心的伪善活动”。相反，他们呼吁全世界人民支援和促进美国自身的民主。

“颜色革命”策动者阴谋中国

作者：王晋燕 2008-3-3

“颜色革命”策动者阴谋中国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王晋燕

　他们往往身居幕后不为人知，但却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生态。他们的身影总是出现在那些刚刚发生“颜色革命”的地方——在塞尔维亚培训反政府学生组织，为乌克兰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在缅甸危机中为僧侣提供指导……他们有的是资深学者，有的曾为军方和情报机构的官员，有的身居政府要职，有的则曾是风靡全球的“金融大鳄”……

　他们拥有充足的资金，以非政府组织和机构负责人的名义在世界各地活动。如今，他们已经把发动“颜色革命”变成一个成熟运作的“产业链条”，自己就站在这个链条的关键节点上，策划活动，组织进攻——尽人皆知的是，在美国政府输出民主战略的背景下，他们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

　鲜为人知的是，这群人也早已把中国列入其目标范围，一直在暗中观察，寻找时机……

“精神教父”20年的阴谋

　在2007年11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上，一篇文章的标题颇为耐人寻味：《你所不知道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文章开头这样写道：“他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理论，对全球民主与独立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他在自己的家乡——美国却鲜为人知。吉恩·夏普也许就是你从没听说过的最重要的人物。”

　哪里有“颜色革命”，哪里就有夏普

　如今已年近80岁的吉恩·夏普，长期隐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东波士顿的一幢公寓里。这个瘦弱的老头，看上去甚至有点腼腆。对外界来说，他的生活始终是个谜——他不仅从没有过妻子、儿女，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朋友。

　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头竟是颠覆过多个国家政权的“总导演”，是一些国家反政府组织的精神领袖。

　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前登上一辆坦克发表讲话的一幕，一直被西方媒体视为苏联瓦解的经典画面。但是，在这个有点闷热的夏日里，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在叶利钦发表演讲的不远处，散落着一些小册子——《非暴力革命指导》；更没有多少人注意小册子上的作者署名——吉恩·夏普。

　那时，夏普还没有成为“颜色革命精神教父”。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末发生的所有世界瞩目的‘颜色革命’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的身影，前苏联、东欧、拉美和中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在介绍吉恩·夏普的文章中，甚至将中国也列进了夏普的“攻击目标”名单。这篇文章透露，“每天，吉恩·夏普都会在他的寓所里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这些电话大多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反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希望获得夏普关于非暴力政权更迭方面的指导，以及资金上的支持。”

　2002年，70多岁高龄的夏普受到“邀请”，来到荷兰的政治中心海牙。当时，他所在的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劝他不要去了，但他说：“这是工作需要，我一定要去。”在海牙，来自很多国家的“非暴力精英”得到了夏普的亲自培训。同一年，在他的得意门生们的策划、活动下，塞尔维亚爆发“天鹅绒革命”，反对派推翻了米洛舍维奇政权。

　夏普在塞尔维亚的“成功试验”，很快引发了连锁反应——据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披露，塞尔维亚反对派推翻米洛舍维奇后，马上帮助格鲁吉亚同行发动了“玫瑰革命”，推翻了谢瓦尔德纳泽政权；而格鲁吉亚反对派则“指导”乌克兰同行发动了“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也是按夏普设定的模式爆发的。

　2007年9月，缅甸爆发被西方媒体称为“藏红色革命”的政治危机。大约3个月后的12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披露，美国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4年，一位颇有远见的美国人，出现在泰缅边境地区。他向那些从缅甸逃出来的学生传播非暴力抵抗理论……”《金融时报》文章提到的那个美国人，正是吉恩·夏普。文章随后透露，在过去的3年中，夏普和爱因斯坦研究所，在泰缅边境地区，培训了3000多名来自缅甸各地的反对派，其中包括数百名僧侣。培训内容除非暴力革命的各种策略和方法外，还包括如何与警察等现政权维护者展开沟通的技巧。此外，爱因斯坦研究所还为这些人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比如为僧侣们提供手机等通讯信工具。这都为2007年9月僧侣们策动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作了铺垫。

　人们发现，在缅甸危机中，反政府人士严格按照夏普的“战斗策略”行动，比如，僧侣们的行动显得很“克制”。他们不与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还自动在日落前解散。这使缅甸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颜色革命圣经”，198种“战法”

　有人说，在发展中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简直就是夏普的“精神信仰”。为此，他苦心钻研，推出了一系列理论“专著”。

　上世纪60年代初，夏普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3年，他开始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主持一个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研究项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当年与他一起从事研究的同事很是惊讶：“我只知道他工作很努力，后来开了一个研究所，但真没有想到他居然做了这么多事情。当时，我们在一起工作时，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也很单纯，从不与人争什么。”

　就是在哈佛大学进行研究期间，夏普在马萨诸塞州筹建了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这家机构的真正使命都不甚清楚。但很快，人们就明白了——这家研究所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通过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因为在这里，夏普很快就出了一本书——《让欧洲不可战胜——非暴力威慑与防御的潜力》。该书刚出版时，谁也不会想到，它竟能引起“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的重视。再版时，乔治·凯南亲自为其作序——“尽管在书中，夏普把这种非暴力运动主要设定在欧洲，但在欧洲之外，这种方式拥有更大的潜力。”

　1993年，夏普又推出了奠定其“颜色革命精神教父”地位的著作——《从独裁到民主》。该书面世不久，就被一些追随者奉为“颜色革命圣经”。在书中，夏普基于亲身实践，总结了198种“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的方法。比如，书中有一章详细论述如何在短期内搞好与军警的关系，从而让军警在司法和心理上都不便镇压抗议活动。该书已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东欧、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多国出版。为了便于“广泛传播”，夏普特许“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传播和翻印此书”——他自然也没放过中国，亲自部署将其翻译成中文。

　夏普对自己的这本著作颇感满意。一次在接受匈牙利媒体的采访时，他毫不掩饰地说：“这本书是一本革命指南。使用它，在发动革命时就能避免受到残酷的镇压。”夏普还得意地提到了在塞尔维亚的经验：“在塞尔维亚革命中，（反对派）就是根据书中介绍的方法，使用了儿童，才使警方不敢动用暴力。后来，反对派领袖又（根据书中介绍的办法）与司法部门进行谈判，和对方沟通并建立关系，才最终达成了协议。”

　中情局的培训师，美国政府的“枪手”

　外界普遍认为，夏普及他的爱因斯坦研究所，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爱因斯坦研究所在建立的最初几年间，一直不为人知。大约到了1989年，由于“成绩突出”，它在学术圈内已小有名气。而且，这个时候，夏普策划的一系列反共产主义运动也“初见成效”。在此情况下，夏普和他的研究所引起了美国中情局的注意。当时，中情局高层日益感到，用暴力方式颠覆别国政权的方法困难重重。而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论，让他们“看到了其中隐藏的希望”。于是，他们向夏普发出邀请，请其出任中情局的“顾问”，专门从事对一些国家进行秘密颠覆活动的策划。与此同时，爱因斯坦研究所也开始秘密为中情局训练“颜色革命”人才。

　自此以后，很多地方爆发的“颜色革命”，差不多都是夏普和中情局合作创造的产物。据报道，早在1989年，爱因斯坦研究所已开始在缅甸展开秘密活动。当时，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该所5200万美元，作为在缅甸活动的专用经费。此后，夏普曾亲赴缅甸，为当地的反政府人士提供理论和实战培训。

　也有报道称，爱因斯坦研究所，还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交报告和计划，在获得许可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具体实施。因此有人说，经过20年的发展，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夏普及这些组织的影子。

“急先锋”曾密赴香港

　被称为“颜色革命”推手之一的罗伯特·赫尔维，是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人物。他曾是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名军官，做过美国驻外使馆的武官，也曾在美国五角大楼工作。丰富的经历和官方背景，为他日后成为“颜色革命”的“急先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偶遇夏普

　从美国马歇尔大学毕业后，赫尔维曾先后在美国陆军参谋指挥学院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深造。

　校园里的赫尔维此时还不知道，在远东的缅甸，美国情报人员正在展开秘密行动。据前民主德国出版的《中情局谁是谁》一书披露，当时，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有44名中情局特工，他们均以外交官的身份为掩护，隐秘地四处活动，目标只有一个——分裂缅甸。不过，美国人的图谋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失败。

　于是，美国政府改变了策略，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缅甸策划、组织了风起云涌的非暴力反政府运动。

　就是在这个时候，赫尔维肩负着五角大楼的指令，来到了缅甸，出任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武官。但赫尔维丝毫激动不起来——他带着满脑子的军事理论而来，结果却不得不服从“非暴力运动”的大局。他当年在缅甸时的一位同事回忆说：“赫尔维一直对美国政府的这一安排耿耿于怀，很多时候，他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生闷气。”

　就在赫尔维心灰意冷之时，在一次有关非暴力抵抗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他与夏普相识了。会议间隙，赫尔维请求夏普解答他的一个疑惑——之前美国策动的颠覆缅甸政权的活动为何均遭失败？夏普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他听自己的发言。“我听完夏普的发言，感觉自己被深深触动了，之前的困惑烟消云散。我决定开始研究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论，并决定放弃公职，加入爱因斯坦研究所。” 赫尔维至今仍忘不掉当年的那一刻。

　从此，赫尔维的人生发生了彻底转变，成了“颜色革命”战场上的“急先锋”。上世纪80年代末，他曾受夏普的指派，专程前往香港，试图谋划针对中国内地的行动。

　“创新”理论

　上世纪90年代初，深得夏普“真传”的赫尔维，再次来到泰缅边境，从事“非暴力革命”培训工作。他还特意把夏普拉到缅甸，为当地的反对派领袖传授“真经”。由于赫尔维有着“暴力革命”的背景，因此他的“革命策略”与其他的“革命者”不大一样，他的“非暴力革命”有时夹杂着一些暴力色彩。赫尔维在泰缅边境从事“非暴力革命”培训工作时，他也在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指示下，秘密为一支反对派提供武器，支持他们对缅甸政府进行“可控制的小规模暴力抵抗”。

　随后，赫尔维又出现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街头，开始谋划颠覆南联盟米洛舍维奇政权。他为“抵抗组织”的头目开设培训课程，帮助他们分析南联盟政府的“弱点”；指导缺乏政治运动经验的学生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参加……

　他甚至结合自己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对夏普的“非暴力革命”理论进行了补充。比如，他曾强调，“在培训反对派领袖时，重要的不是要他们如何推翻现政权，而是要说服他们，告诉他们在新政权里会有他们的位子。”

　2004年，赫尔维推出了《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一书。书中说：“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是靠摧毁对手继续战斗的能力或意志。在这一点上，非暴力战略无异于武装冲突，只是两者所用的武器系统截然不同。”他还在书中列举了非常具体的参考案例，比如在南联盟大选前怎样把60吨传单散发到全国各地；怎样让游行队伍带一块干净的白布，以利于医疗救护；怎样处理伤者，以及如何吸引记者的镜头，等等。

　诱惑学生

　作为推动“颜色革命”的一位“急先锋”，赫尔维还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做年轻人的工作”，而他在一系列新的理论中“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认为“非暴力革命的重点培训对象是年轻人”，他自己也一直实践着这一点，而且“效果不错”。

　国际问题专家注意到，最终使米洛舍维奇政权2000年倒台的，既不是哪个强有力的政治团体，也不是他手下将领的叛变，而是一个学生团体——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

　这个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组织，是赫尔维1998年10月亲手组建起来的。他认为，非暴力革命的重点培训对象是年轻人。

　OTPOR的“成功”，使赫尔维备受鼓舞。于是，在爱因斯坦研究所和美国另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下，他带领OTPOR的骨干成员，在布达佩斯建立了一家“非暴力抵抗中心”，专门培训来自其他地区的“年轻革命分子”。2004年11月，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详细记述了这里的情况：“这些熟练操作电脑的年轻人，挤在一间间狭小昏暗的办公室里。他们都是来自各地的‘革命’骨干。假如你想知道如何推翻控制着大众传媒、法院以及警察系统和投票站的现政权，这里有的是年轻学生等着你去雇用。”

　赫尔维的这些“创新”，随后迅速被运用到格鲁吉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2001年1月，“Zubr!（野牛！）”组织在白俄罗斯创立。8个月后，该组织试图利用选举策动非暴力政变，但惨遭失败。2003年4月，“Kmara!（受够了！）”组织在格鲁吉亚出现。2004年6月，“Pora!（是时候了！）”组织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创立……这些组织的标志如出一辙：塞尔维亚反政府组织使用的标志是紧握的拳头；乌克兰反政府组织的标志则是时钟——暗指时任乌克兰总统的库奇马下台指日可待。此外，网站、博客、车贴、短信、涂鸦等“年轻人喜欢的生活方式”，都成了“斗争手段”。

　这些，都是赫尔维的主意！

麦凯恩亲自上阵

　“美国现在需要一位总统，他必须能够向美国和世界表明，这个国家最好的时光就要到来，必须准备建立基于自由基础上的持久和平。”2007年11月，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麦凯恩，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标榜自己的外交立场——“必须扶持全球民主力量”。

　麦凯恩此文一出，当即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世界上的“颜色革命”或许将更加泛滥。

　遥控指挥中亚国家“政变”

　2005年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即将举行议会选举前的一个深夜，吉首都比什凯克的一家印刷所内，机器轰鸣，人来人往。这是以在全球推广“民主”为使命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专门在吉尔吉斯斯坦开办的。

　在轰轰转动的印刷机旁，“自由之家”的项目总监麦克·斯通，正紧张地等着最后一份报纸印完。这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唯一一份反对派的报纸，正在印刷一期特刊，头版的大标题赫然就是：《现在轮到阿卡耶夫了》。特刊要印20万份，所以斯通在印刷所里等了很久。

　这天夜晚，斯通很“幸运”，因为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没有断印刷所的电。他笑着对助手说：“真得感谢麦凯恩！”

　几天前，在斯通的指导下，这份报纸在头版上方刊登了吉总统阿卡耶夫正在建造的豪宅的大幅照片，下面则放着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小孩的图像。报纸面世后，吉民众对总统的不满情绪迅速被激发。于是，愤怒的吉政府断了“自由之家”这家印刷所的电。

　但斯通无所畏惧，因为他的后台是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

　麦凯恩立刻拨通了吉外长的电话，指责对方压制民主，“让人无法容忍”。吉外长只好连声道歉，并答应立即恢复对印刷所的供电。

　10天后，存在了10年的阿卡耶夫政权，被“倒戈”的民众抛弃了。当时就有中亚媒体指出，“是麦凯恩把阿卡耶夫赶下了台”。因为正是他将斯通派到了吉尔吉斯斯坦，而后者“出色”地打赢了导致这场“软政变”的宣传战。而且，麦凯恩还指令斯通将“颜色革命教父”夏普的《从独裁到民主》翻译成俄文，在吉尔吉斯斯坦广泛散发，成为吉反对派的必读书和行动指南。

　他的背后是布什总统

　作为资深政客，麦凯恩自1992年起，开始担任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理事会的主席。这家成立于1983年的研究所，总部设在华盛顿，宗旨是在全世界推进“民主”、“自由”、“自治”与“法治”。2005年5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该研究所举办的2005年度“自由奖”颁奖仪式上，曾毫不掩饰地说，20多年来，这个研究所“在100多个国家的民主变革斗争前沿努力工作。正是由于它的作用，今天的世界才变得安全了、自由了、平静了。”

　布什的此番讲话，无疑是对麦凯恩的极大肯定。

　早在2004年8月，麦凯恩就曾声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是独裁者”，并宣称要通过正式支持反对派的方法，与白俄罗斯的“暴政”做斗争。随后，他多次在华盛顿接待白俄罗斯反对派的造访，手把手传授“革命秘诀”。一次，在送别白俄罗斯反对派代表团时，麦凯恩意味深长地说：“变革之风正在吹向白俄罗斯。”一旁的人都明白，他就要对白俄罗斯下手了。

　果然，2005年3月25日，白俄罗斯数百名反对派支持者，在总统府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总统卢卡申科下台。但这一次，麦凯恩没有成功。

　不过，在白俄罗斯的失败，并不会让麦凯恩收手。目前，“国际共和研究所”在全球设有多家机构，并为50个国家的非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仗着白宫的支持和雄厚的资金实力，麦凯恩连俄罗斯都不放在眼里。他曾多次以参议员的身份，以“俄罗斯压制民主”为由，要求将俄罗斯开除出八国集团。此外，在不久前刊发于《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里，麦凯恩还对中国发起了攻击——“崛起的中国将是下任美国总统的重大挑战。”

　当下，麦凯恩在共和党的初选中风头正劲，这引起了外界的一丝担忧：这个“幕后导演”，会成为又一个公开推行“颜色革命”的美国总统吗？

帕玛的“15年梦想”

　在“颜色革命”的战场上，马克·帕玛是又一个大名鼎鼎的美国人。《纽约时报》曾将其誉为“西方最活跃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化推动者”。

　帕玛是“自由之家”的副主席。该组织被称为“老牌颠覆专家”，在12个国家设有分部，主要任务就是在一些国家推动“人权”和“自由”，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英国《卫报》曾毫不客气地说：“作为‘颜色革命’主要建筑师之一的‘自由之家’，不过是中情局的门面而已。”如今，该组织不仅活跃在独联体和东欧，还在中东、中亚和拉美设有分部。

　帕玛涉外经验丰富：曾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工作6年；曾担任4年的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卡特执政时，在国务院主持战略核武及传统武器控制办公室任职；里根执政时，作为副助理国务卿，主管美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外交事务……其简历还特别提到了他在东欧国家推动“民主”的工作。

　1986年，帕玛出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从那以后，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俨然成了美国政府推动匈牙利“民主改革”的前沿阵地。匈牙利各路“民主精英”成了他的座上宾，以致当时的匈牙利外长多次要求美国国务院将其召回。

　像帕玛一样，美国一些外交人员也成了“民主变革”的一线“斗士”。比如，在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的行动中，美国前驻南联盟大使理查德·米勒就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时，他“恰好”又在那里当大使。

　2003年，帕玛出版了《粉碎邪恶轴心》一书。该书的副标题是——“如何在2025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帕玛在书中宣称：“如果按1974年以来世界民主化的平均速度计算，也就是每年3个独裁政权结束统治，15年后，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暴君了。即使按再慢一半的速度来计算，2025年之前，所有的暴政也都该结束了。”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帕玛现在的工作重点是中国。2006年6月，他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就曾多次要求美国政府要加强对中国的渗透。他甚至提议让美国驻华大使在北京的公园里与传播邪教的人员一起练功，以此显示美国的姿态。此外，他还倡议每年设立一个“中国民主日”，在全球范围内向中国施压。

索罗斯的另一副面孔

　2003年11月23日晚，在反对派的压力下，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就在辞职前数月，他曾多次透露，华盛顿和“金融大鳄”索罗斯密谋逼其下台。随后的调查显示，谢瓦尔德纳泽怀疑得没错。此时，人们突然发现，索罗斯这位前东欧移民的犹太人后裔，已成为美国推进非暴力政权更迭的领军人物之一。

　如今在格鲁吉亚，到处都有索罗斯的影子——“索罗斯基金会”驻格分支机构，是格现任总统萨卡什维利2003年发动“玫瑰革命”时的“小金库”；在政府中，有1/5的部长曾在“索罗斯基金会”工作过；从总统到街头交警，他们每月的工资中，都有一部分是索罗斯提供的“补贴”。

　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索罗斯宣布，基金会的使命之一是“帮助打开封闭社会”。他直言，基金会的使命是搜寻可能的“民主萌芽”，然后采用各种手段扶植它发展壮大，“这种‘革命’是和平的、缓慢的、渐进的，但从不间断。到最后，它终将导致‘民主’在一些国家中诞生。”如今，“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分支机构已遍布东欧、拉美、东南亚、中东等地的 50多个国家，雇员超过1000人，每年花费超过3亿美元。

　从1990年到2004年，“索罗斯基金会”在乌克兰设立了25个分支，共投入8200万美元，资助反对派组织。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就是“索罗斯基金会”下属“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董事会的成员。

　在俄罗斯，“索罗斯基金会”有专项计划——大规模地向俄地方媒体渗透，企图以此影响当地精英，试图煽动地方分裂主义倾向。同时，基金会还向一些大学提供研究资金。如今，俄罗斯人突然发现，莫斯科一些大学的课程表上，增加了不少传授西方价值观的课程。

　在乌兹别克斯坦，“索罗斯基金会”投入了2200多万美元，用于邀请各类人员出国访问，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精英。

　据报道，2006年6月，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悄然进入中国，出现在中国一家民间组织的资金捐赠者名单上，捐资金额约为200万元人民币。

产业化的“颜色革命”

　在上世纪冷战时的六七十年代，包括5.5万辆坦克、数千架战略轰炸机、上万枚核弹在内的苏联军事力量，虎视眈眈地面对着欧洲大陆；而美国的几十万大军，则正在越南重新体验着血淋淋的战争噩梦。那时，也许不会有人在意一个尚无名气的学者吉恩·夏普，一个在华约国家中穿梭任职的外交官马克·帕玛，一个刚刚创建了量子基金的犹太后裔乔治·索罗斯以及两个在越南战场的军官罗伯特·赫尔维和约翰·麦凯恩。然而，在今天的美国政界，提起他们以及由他们幕后操纵的一场场“颜色革命”，谁人不知？！

　“提起政变，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这样的画面：示威者占领议会大厦，从大厦的窗子里飘出充满硝烟味的滚滚浓烟。可是这些画面也许要永远停留在想象中了。因为，事实上，如今占领议会大厦和取得整个国家完全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这就是非暴力政权更迭。”这是当今美国著名“非暴力革命”专家马克·帕玛对“颜色革命”下的定义。

　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花费数千亿美元、搭上了数千美军生命的伊拉克战争相比，“颜色革命”成本之低，不能不说是美国人把战争思维用在“软实力”上的一个创新。

　2007年9月,缅甸爆发“藏红花革命”后，西方一位政治分析家评论道：“‘藏红花革命’标志着非暴力政权更迭模式的全面成熟。”

　事实也许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股票基金等都成了美国对外推行“颜色革命”的工具。那些挑动“颜色革命”的团队，在其中如鱼得水。一些国家的政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渐渐地，人们发现，支撑“颜色革命”团队的，是一个拥有巨大军事、经济、文化力量的强大帝国，为了让这个帝国永远强大，“颜色革命”已成了这个帝国一个“新兴的特殊产业”。而这又意味着，“颜色革命”必将继续蔓延。

　有分析认为，中国是冷战结束后唯一发展良好的社会主义大国，那些早就提出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西方国家，自然不会放过中国。从1992年开始，西方国家连续11年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反华“人权提案”，就是最好的明证。2001年，小布什视察中央情报局时公开宣布说，“中国是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它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中的重点。”

　对于美国而言，无论从理想主义还是从现实主义角度而言，都有着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内在冲动。一方面，美国向来以“民主的灯塔”自居，并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认为其美国式文明，从价值观到社会制度，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是“世界的楷模”。

　另一方面，美国一直认为在中国实现“颜色革命”对其有着现实的地缘政治利益。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发展成令美国敬畏的强大力量。在部分美国学者看来，如果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化”，实行与美国相同的政治体制，中国将成为一个亲美国家。到那时，中国将不再是一个“挑战力量”，而将成为“美国治下和平”的支撑力量，从而成就并能长时间维持美国的“单极霸权”。

　美国《民主杂志》的主编拉里·戴蒙德曾就如何在中国实施“颜色革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美国对“封闭”的共产党国家进行人权和民主化运动的任务，是要在这些国家“建立文明社会”，其步骤“首先是要突破统治党和政府在新闻、组织和权力方面的垄断”，继而要创建独立的出版物，另立工会、企业等团体和其他组织，缩小政府的权力；然后，由“民主分子”发动一场分享权力的运动，并最终接收权力。

　戴蒙德甚至认为，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条件正在成熟。

曾在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如“索罗斯基金会”、“民主基金会”、“欧亚基金会”等，已开始进入中国。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人员，广泛搜罗中国国内问题和社会矛盾，打着“扶贫”、“技术开发”等幌子进行渗透。此外，一些西方人利用传统媒体扩大其影响力，进行思想渗透，千方百计地削弱中国主流舆论的影响；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与中国争夺思想文化阵地；以多种形式利用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冲击中国的文化市场，实施思想文化渗透；利用某些社会敏感问题，造谣污蔑，恶意炒作，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歪曲和贬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党和政府的形象；曲解、丑化、淡化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等等。他们期望靠这些手段，对中国国家和民族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力。

　由此观之，对抗“颜色革命”、避免国家和民族沦为西方的附庸，已成了中国人必须面临的挑战。

索罗斯基金会与“颜色革命”

王 梦　

【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非政府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政治的各项活动中，其作用及影响也越来越引人注目。索罗斯基金会是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的重要一员。21世纪初，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相继发生了所谓的“颜色革命”，索罗斯基金会便参与其中。本文希望通过对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些国家内部所进行的各项活动的考察以探究索罗斯基金会这一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特点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21世纪初，几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发生了一系列以和平、非暴力手段而实现政权更迭的“颜色革命”。在这些事件发生前后均能看到索罗斯基金会这一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身影。本文希望通过对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些国家内部所进行的各项活动的考察以探究其活动特点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一 索罗斯基金会

索罗斯基金会由金融家索罗斯创办于20世纪70年代。在过去的30年中，索罗斯基金会已发展成为涉及欧、亚、非和南北美洲60多个国家在内的索罗斯基金会网络。索罗斯基金会网络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32个全国性基金会和众多的网络计划。全国性基金会又被称为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索罗斯基金会设在特定国家并在当地开展工作的自治机构，主要设在中东欧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网络计划主要在一个区域内或整个网络范围内的特定问题领域从事各项活动，涉及包括艺术文化、经济改革、教育、信息、法律改革、公共健康及妇女权利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由开放社会研究所－－布达佩斯和在纽约的开放社会研究所总部管理并和各个全国性基金会一起合作执行。每个全国性基金会的理事会根据所在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来制定这些网络计划在所在国的执行策略以及对所有计划成效进行评估。索罗斯基金会网络还分别在布鲁塞尔、布达佩斯、纽约、巴黎和华盛顿设立了办事处，这些办事处为各个全国性基金会提供行政、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同时也开展一些独立的项目。

这一基金会活动宗旨是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开放社会”的建设。“开放社会”这一概念最早源于亨利伯格森的《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卡尔波普尔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将这一概念演化为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波普尔认为“社会主义理想与个人自由水火不容”，将创建“开放社会”视为以言论自由和多元主义为前提的“零星社会工程”。因此索罗斯基金会在推行各项活动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西方价值取向：在努力提高目标国的教育文化水平时，向当地青年们传播反现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索罗斯基金会资助当地独立媒体的建设，但却对这些国家反对党的电台、报刊、电视台情有独钟。更有舆论认为，所谓的“开放社会”只是一种招牌，其真实的目的是向那些“不够民主”的国家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掀起“民主浪潮”，并通过基金会深入实地的活动，获取第一手资料，使其金融投资更加审慎和有效。

二 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及其特点

索罗斯基金会在创立之初即将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将“封闭社会”发展成为“开放社会”作为其活动目标。索罗斯本人极大地继承了波普尔的哲学思想并将其贯穿于索罗斯基金会的各项活动中。

首先，索罗斯继承了波普尔的思想，认为“开放社会”需要建立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自由、法治的社会。当地政府及公共服务改革计划就是索罗斯基金会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国内制定的众多计划中的一项。这一计划不仅创立了实力雄厚的研究网络以向当地政府机构提供高质量的培训工作，还支持围绕法制改革、反腐败、决策制定中的公共参与、公共服务等当地政府问题的深层研究，向当地政府转型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同时资助当地政策中心和智囊团的发展，其目的就是创建更强、更有效的可以参与到当地政策制定中去的社团。索罗斯认为只有完全实现自由市场经济，这个国家才可以充分获得民主。因此，其推行的经济与商业发展计划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催化剂，并加速了当地传统经济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第二，索罗斯基金推行多年的思想库基金就是在中东欧、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内打造一个独立的政策中心，即通过识别和分析政府各项政策来加强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监督政府政策制定过程；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与当地政府进行协商并倡导当地公众表达意见与建议从而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其最终目标就是这些国家实现“包容性政策改变”，也就是将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转变成一个所谓的公开、透明及反映公众利益的过程。这一计划除了对能够在这些国家内煽动公众情绪与引发全民讨论的组织与问题给予大量的资金援助和关注之外，还对这些国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培养相关专家从而能够引导当地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制定进行讨论，确保其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最大化。思想库基金每年还会资助超过十名来自包括乌克兰、格鲁吉亚在内的中东欧、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有才能的青年研究员在中东欧最重要的智囊团里进行三个月以上的学习研究，以不断培养有意愿、有能力影响社会公共生活的年轻一代，为“开放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

第三，索罗斯相信，开放社会是一个物质、资金、人员和信息自由流通的社会，自由、多元媒体的发展是一个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前提条件。因此，索罗斯基金会所推行的大众传媒发展计划就是为了提升这些国家的包括电视台、广播、报纸、广播网、通讯社以及出版社等所有的传媒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这一计划对传播“开放社会”价值观念的媒体出版物的发行给予支持，对违背新闻自由相关原则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反击。还对这些国家整体的传媒体制发起进攻，除了建立了许多如新闻理事会、新闻诉讼委员会等媒体自我管理机制外，还积极促进这些国家媒体所有权的变更，打破当地政府对媒体的垄断地位，从而实现媒体所有权多元化的政策转变，为社会上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得以传播创造制度性条件。除此之外，还特别为那些反对党的媒体出版物和记者提供资金和培训并支持当地独立媒体工会的建立、加强广播频率的可准人性。2003年，该计划更是拉入50多家非政府组织在乌克兰形成了一个新的公众委员会，以帮助非政府组织参与到电视和广播播放的民主法律的发展中，从而使当地媒体最大化的为其所用。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具有自身一贯的特点。首先，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具有长期性。“1990年在乌克兰创建了国际复兴基金会，活动不断；1993年进入吉尔吉斯坦，影响迅速扩大；1994年进军格鲁吉亚，目前除在首都第比利斯设有’国际索罗斯科教计划‘中心等四大机构外，还在全国四个地方设有分支机构”。索罗斯基金会每年都会发布年度工作报告，结束成效不佳或目标任务已基本完成的项目，同时根据所在目标国的实际情况设立新的活动计划。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些国家活动周期之长还可以以此窥见一斑：乌克兰“橙色革命”的领军人物尤先科曾是索罗斯基金会在乌克兰的董事会成员；而格鲁吉亚在革命后新成立的内阁成员中更是有1／5（共4名）曾在索罗斯基金会工作过。第二，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索罗斯曾在回忆录里这样说道：“革命”不应该被引向防御工事，不应该在街道上，而应该在平民的思想里。索罗斯基金会鉴于这些国家大部分民众生活都比较困难，因此从关系到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卫生、文化、教育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通过这些援助计划，索罗斯基金会为自己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从而更利于其向当地民众灌输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此外，索罗斯基金会还对目标国政府的腐败、官僚行为进行无情的揭露，以影响民众的心理，导致时任政府逐渐失去民心。于是，索罗斯基金会就在看似与政权变更无直接联系的各项活动计划中，既隐蔽又富有成效地动摇了时任政府的统治根基，为最后这些国家的“颜色革命”的发生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第三，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受到共同哲学思想的支撑。开放社会研究所首长阿莱奈尔曾发表过以“不断的改变，不曾改变的目标”为题的演说，其主旨就是表明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计划项目是不断变化的，但其活动宗旨却是万变不离其宗。

三 索罗斯基金会所发挥的作用

通过对以上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些国家所进行的各项活动的考察，可以将索罗斯基金会所起作用归纳为三个方面。

1．说服

索罗斯基金会所做的说服工作潜移默化、贯穿始末。索罗斯基金会除了在这些国家全面开展强化民主、增强法制建设、资助独立传媒的创建等工作外，还十分注意这些国家青少年的教育事业。在索罗斯基金会大力宣传和有意渲染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看到的不是自己国家已经发生的进步，也不理解社会转型时期矛盾发生的必然性，而只是一味关注与他们理想的民主政体的巨大差距，最终在“颜色革命”中冲锋陷阵，举起了反政府的旗帜。

2．监督

每年索罗斯基金会的工作报告都会对所谓的影响民主化进程的事件进行评论，还会对这些国家一年内的各项民主化、法制、人权等建设进行评估并根据这些工作带来的监督结果对下一年的工作做出调整。“颜色革命”中，索罗斯基金会更密切关注这些国家国内各种动态信息，及时利用新闻媒体、网络等各种传播手段对当政政府的黑幕和选举过程中的任何舞弊行为进行揭露；还对当地居民就有关如何做理性选举人进行培训，以便对整个选举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索罗斯基金会还会推出针对选举工作的专项监督计划，如乌克兰全民监督委员会就是由国际复兴基金会和许多国家的大使馆为保证乌克兰的选举结果不被歪曲而进行的一项联合举措。

3．施压

索罗斯基金会通常对目标国进行两方面的施压。一方面，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索罗斯基金会大打公益牌，获得民众的信任与好感，再利用公民大众的力量向当地政府施压。如今，“国家形象”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不仅仅是一个主观评价，更重要的是涉及这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合法性问题。索罗斯基金会网络具有极强的渗透力，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将发生在这些国家内部的事件国际化。当地政府只要做出任何有悖于公约和承诺的行为，索罗斯基金会就会马上揭露政府的言行不一，在国际上制造舆论责难，从而向这些国家施压以迫使其遵守承诺或改变政策。索罗斯基金会还借助物质杠杆进行施压。“颜色革命”发生国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在社会制度等各方面发展都比较滞后、不够成熟，都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需要借助外界的援助来达到恢复本国经济的目标。在“不对称性的相互依赖”中，“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将相互依赖作为一种权力来源，在某问题上讨价还价甚至借之影响其他问题。”索罗斯基金会在为这些国家的教育、卫生、人民生活等多方面提供大量的经济、人力等物质援助时，将其与所关注的问题挂钩，迫使这些国家政府以索罗斯基金会所设立的目标进行社会改革，从而为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创造更有利的社会环境。

总体来讲，索罗斯基金会在这些国家所进行的各项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进行了必要的法律建设，为当地自由独立媒体的发展开启了道路，并对这些国家的教育、卫生等民生项目进行投资，满足了一些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无可置疑的是，索罗斯基金会所推行的价值体系是一套纯粹的西方价值观，并且在推行过程中由于没有做到因地制宜、生搬硬套，从而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因此这些国家所建立起的民主体制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从而造成这些国家社会混乱，动荡不断。我们不禁要问，索罗斯基金会的目的到底何在？仅仅出于公益吗？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基金会的创建可以使得索罗斯在美国免于税收。美国税法第501款概括了25种符合免税条件的非政府组织类型，索罗斯基金会就在免税范围之内。索罗斯本人就曾坦言：“创设这个基金会，动机基本上是自私自利，慈善信托是很有意思的避税花招，你把财产交给信托，然后每年提拨一部分的金额到慈善信托。经过若干年的提拨后，本金可以留给自己的后代，不必缴遗产税或赠与税，所以这是我为小孩设立的信托。”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重要，又多为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出产国，向来是美国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而向外输出民主更是美国外交的一大特色，这一点上，索罗斯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可谓异曲同工，不谋而合。因此索罗斯基金会自身遍及全球的网络系统又可以为美国提供现成的平台，自然成为美国政府向这些国家输出民主的首选借助对象。1993年至2003年，美国用于帮助独联体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专项援助就有90亿美元，其中提供给各国中央政府的援助不足1／4，而3／4以上都是提供给这些国家的私有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独立媒体等民间机构的。

四 小结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像索罗斯基金会一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招募自己的支持者，并将自身发展成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全球网络组织，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各个角落。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所体现社会公益性可以弥补国家行为体以本国利益为第一位而可能造成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紧张的不足；还可以凭借其丰富的人力资源及技术优势组建相关国际网络，结成广泛联盟，获取更为准确有效的第一手资料信息，通过呼吁、宣传和辩论等各种形式体现世界各国民众的愿望，反映他们的意愿和要求，促进共同目标的实现，以解决国家行为体在处理全球问题上功能失灵的问题。同时，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自身的非官方性也使其活动具有国家政府不可比拟的灵活性，能够更好地缓解政府间存在的误解紧张状态，加强交流，增进理解，从而促进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国际非政府组织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国家权力被垄断滥用，制约一国政府的决策更加民主化和理性化。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重视，完善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规范，不断拓展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强化与各类国际非政府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某些西方国家利用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我国进行外交政策输出，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企图。

（摘自2011年第3期《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意识形态战争--索罗斯基金会与教育部和文化部的结合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德米特里·拜达 著

中国共产党 谭天宇 译

西方在网络上对我们是无情的思想和信息战。正如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格奥尔基·阿列克谢耶夫所说，“由索罗斯基金会赞助的历史教科书已经在俄罗斯占到了三分之一。他们的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贬低俄罗斯和苏联国家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

俄罗斯历史学会会长В·В·卡尔加诺夫教授得到了大量由索罗斯基金会赞助出版的俄罗斯学校和图书馆里的书籍和小册子。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在这些“书”里“故意歪曲了俄罗斯的历史事实，把俄罗斯‘溶解’在其他文明里。”据В·В·卡尔加诺夫说，主要的问题是索罗斯基金会与教育部和文化部的结合。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历史的“殖民化”不仅为国内所公认，而且是国外专家也认可的事实。在德国举办了一个历史学家圆桌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法国代表坦率地说：“为什么在俄罗斯的美国人被允许给俄罗斯的乞丐作家以金钱，以便让他们在俄罗斯根据美国人的‘定义’来编写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这位法国历史学家指出，如果这种做法继续下去，俄罗斯可能成为世界上唯一历史根据外国人的意旨写成的国家。

在索罗斯基金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都写了些什么呢？

正如В·В·卡尔加诺夫教授所说，在全部读完这些教科书后，你会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历史上没有胜利和荣耀，它所有的只是一系列危机和惨痛的回忆。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像俄罗斯一样，有这么多可以夸耀的军事胜利。几乎每一个时期我们都取得了对其他大多数国家的胜利。希特勒、拿破仑、瑞典的查理——这三个人都横行欧洲，却败给了俄国。波兰拥有两倍于俄罗斯的兵力，却在俄罗斯（当时还是莫斯科公国）被击败。而在这之前的“冰湖大战”、对哈扎尔汗国的战争以及对君士坦丁堡的袭击都取得了胜利。

难道第一个宇航员不是由我们送入太空的？难道不是我们第一次和平利用了原子能，第一次制造了原子能破冰船，创建了第一个同步加速器？难道我们的国际象棋大师和数学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难道世界上三分之一的技术创造（例如广播、电视等）不是由俄罗斯人完成的？在世界上只有3-5个国家有俄罗斯这样值得夸耀的历史。这是我们的光荣历史，而不是索罗斯基金会教给我们孩子的小说！

例如，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为常见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仍是А·А·克列捷尔编写的。（我们注意到，虽然该历史教科书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地区已经被禁止，但是每年该书仍大量再版）

如果按照А·А·克列捷尔的说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重要的战役是中途岛战役和阿拉曼战役，而不是苏联军队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等）。而实际事实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在战争史上具有国际公认的里程碑意义——而在这本教科书里却没有与上述战役相提并论。

“克列捷尔掩盖了苏联在日本战败中的作用（对消灭关东军没提一个字）”，“菲利克斯”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中心的新任主任亚历山大·塔拉索夫表示，“它让学生知道，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仅仅是因为美国对广岛和长崎的核轰炸。”

据亚历山大·塔拉索夫说，根据克列捷尔的“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不良的后果。正如塔拉索夫所说，“根据克列捷尔的逻辑，希特勒被苏联红军所击败导致了一个有害的结果，它引起了中东欧国家‘共产极权主义’的蔓延。”

“从克列捷尔的教科书中”，塔拉索夫继续说，“学生们无法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历史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重大事件，获胜的‘权力之轴’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全球性的人道主义灾难，苏联军队的胜利导致了40年的‘两极世界’，它带来了固有的稳定性和战略平衡。”

然而，国家历史教科书中严重歪曲事实不仅仅是受西方的鼓励。在鞑靼斯坦共和国，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和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杜金说：“这里的历史教科书中把伊凡雷帝和那时的俄罗斯描绘得相当可怕。”

“这一说法开始于车臣的杜达耶夫”，亚历山大·杜金说，“因此现在的俄罗斯在从内到外地毁坏自己。如果人们普遍相信索罗斯的历史教科书，这意味着我国基本上是殖民地。鞑靼斯坦共和国和美国编的历史教科书尽管它们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但两者同样对俄罗斯造成了破坏。”

原文请见： http://kprf.ru/international/91537.html

美国中东“民主干校”真相

岩梦　

在全球各地尤其是年轻一代当中传播“民主观念”和充当“民主教练”，以期达到“社会转型”和改朝换代的目的，美国朝野不少人乐此不疲。

早在两年前，时任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格拉斯曼曾公开承认，“促进全球民主”是美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

《石油战争》－书作者恩道尔指出，从1968年法国爆发反政府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的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其背后都隐约可见“美国教练”的身影。最近席卷整个中东和北非的新一轮动荡，当然也不例外。

“民主教练”四处活动

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近期发布的一份关于美国“促进中东民主”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中东的“民主活动”计划周密、层次分明、分工明确，堪称一项系统工程。

这类活动大体分成三个层面。首先是美国总统或其他政府高官就别国民主问题发表公开声明，对别国“民主人士”进行高调声援，其次是相对低调

法国记者梅珊曾经写过《爱因斯坦研究所——中情局制造的非暴力运动》一书，对该组织如何通过“非暴力反抗”实施“软政变”进行了详细披露。夏普本人则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非暴力革命”的理论权威，他写的有关书籍据说已被译成30多种文字，被许多国家的反政府人士奉为经典。据称，他在书中所列举的“非暴力武器”多达198种。在2009年伊朗发生的所谓“绿色革命”中，其中100多种得到了应用。

在今年的中东动乱中，夏普虽未直接插手，但他的影响却不时显现，而他的学说一再被应用。据《纽约时报》报道，埃及的“4月6日青年运动”从塞尔维亚一个名为“抵制”的组织身上得到过许多启发，而当年“抵制”组织正是由于吸收和运用了夏普的许多理论，才在促使米洛合维奇政权倒台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此，“4月6日青年运动”成员曾亲赴塞尔维亚，向“抵制”组织取经。

此外，埃及侨民在卡塔尔成立的反政府组织“变革学院”，也深受夏普影响，其中不少人回国参加了今年的抗议活动。

（摘自2011年6月16日《环球》）

揭秘美国"第二中情局":颠覆别国政权的幕后黑手

2007年12月27日

文川

在颠覆别国政权方面，美国一直是双管齐下，软硬兼施。对付伊拉克，美国用的是赤裸裸的硬霸权，而相比之下，通过资助、扶植对象国反对派、策动颠覆的招数，则是近年来被美国用得最多的“软手法”。

手握这些“软刀子”的，常常是一些披着“智库”外衣、却由政府资助的民间机构。从东欧、拉美，到最近的缅甸，一起起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政治风波背后，都隐约闪烁着这些号称“第二中情局”的机构的身影。

那么，这些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它们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惯用手法有哪些呢？本报道将为您揭开蒙在这些美国“伪智库”脸上的面纱。

“第二中情局”在行动

美国策划和参与“颜色革命”，是通过一系列乔装成智库和基金会的非政府机构进行的。这一类“伪智库”大多由美国政府出钱资助，名为智库，其实不过是替政府执行颠覆使命的工具罢了。

这类机构在美国为数不少，林林总总，相互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几个比较突出的是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领导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自由之家和爱因斯坦研究所。

“第二中情局”的真面目——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译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的，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拨款。该基金会形式上是私人运作，但其实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国务院、中情局和国际开发署配合行动，有“第二中情局”之称。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自成体系，有4个相关机构：共和党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民主党的全国民主研究所、美国商会国际私人企业中心及劳联和产联的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此外，还有许多所谓非政府组织受其资助，包括《民主杂志》、世界民主运动、国际民主研究论坛、里根-法塞尔奖学金项目及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等等。

1982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倡议成立专门机构，以在全球“推广民主”。次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并规定其总部设在华盛顿。该基金会的任务，主要是做一些中情局因美国法律禁止而不得从事的活动，比如支持别国政党。

该基金会每年从政府预算中获得拨款，被包括在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当中。在2004财政年度，它的收入为8010万美元，其中7925万美元来自政府拨款，只有少数来自其他基金会捐赠。而向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捐钱的3个基金会，其实也是政府的合同商。因此，从经费来源上看，这一基金会是十足的政府机构。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从性质上说是超党派组织，它每年从国会获得拨款一半分配给其下4个相关机构；另一半则拨给向其申请经费的境外组织。

该基金会长期由卡尔格什曼领导，此人曾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高级顾问和美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干事。基金会现任和前任董事中的名人包括“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共同主席李汉密尔顿、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和著名保守派理论家迈克尔福山等。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网络遍及全球，行事方式与中情局十分相似，它支持的对象是全世界的右翼和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政治组织。该基金会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坦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曾经做过的事情。”

经典案例——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参与境外颠覆的经典案例是委内瑞拉。自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建立左翼政府后，美国千方百计企图颠覆这一政权，其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扮演了重要角色。

该基金会通过设在美国驻委大使馆内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办公室和由美使馆控制的三个“私人”办事处开展活动。这三家办事处同几十家委内瑞拉机构、政党和组织进行联系，向它们提供活动资金。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在委主要活动是通过提供资金、活动场所和邀请访美等手段，支持政治反对派推翻查韦斯政权及其政党联盟，包括向反对派政党、非政府组织、媒体、研究机构、大学、工会和企业主提供资金、培训人员、提出建议、进行领导等，对查韦斯政权实行“静悄悄的干涉”计划。该计划有短期、中期和长期明确的目标。它始于克林顿政府时期，布什执政以来，这项计划得到加强。在接受该基金会资助的组织和个人中，有一些直接参与了2002年的未遂政变、2003年石油业大罢工和2004年企图罢免查韦斯的公民表决。但这三次阴谋均未成功。

据美国媒体披露，该基金会向委内瑞拉反对派组织——争取自由经济知识传播中心和民主协调，提供了113万美元，资助其“建立委内瑞拉共识”计划，用作举行研讨会、开展活动的经费。民主协调在获得经费后，制定了“国家共识计划”即过渡计划，计划的目标是推翻查韦斯政府，建立过渡政府。委反对派另一个组织“请加入”组织获得5万美元资助，专门用来征集反对查韦斯的人的签名，想通过2004年全民公决投票来罢免查韦斯，但遭到失败。

在去年大选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千方百计企图阻挠查韦斯再次当选总统，又再次失败。

金融炒家帮衬政府——开放社会研究所

与美国政府成立的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不同，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由国际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创办的，与他旗下的索罗斯基金会其实是一个机构、两块招牌的关系，总部都在纽约。此外，索罗斯还设立了“西非开放社会倡议”和“南部非洲开放社会倡议”这两个相关项目。

尽管不是出自美国政府“嫡系”，但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在全球“推广民主”、颠覆政权方面的目标与美国政府不谋而合，并经常与政府机构相互配合。

目前，索罗斯基金会在欧洲、亚洲、拉美和非洲都设有分会，但名号各有不同。这一基金会的活动已延伸到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运作模式通常都是由开放社会研究所提出计划，然后由各地的索罗斯基金会负责实施，两个机构一年的花费分别为5亿美元和4亿美元。

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对外宣称，其宗旨是“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但批评者指出，“开放社会”不过是一个招牌，援助和扶贫也不过是装饰门面。索罗斯的真实意图是向那些“不够民主”的国家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掀起“民主浪潮”，通过国家政权更迭为自己的金融投机鸣锣开道。因为根据他的理论，一个“封闭”的社会缺乏金融投资的机会，只有“开放”了，才能让他发财。

经典案例——

索罗斯出生在东欧，在美国发迹后时刻不忘“改造故乡”。苏联解体后，他的基金会便开始在独联体国家投棋布子：

1990年，该基金会在乌克兰创建国际复兴基金会，大搞“民主渗透”。截至2004年，共投入经费8200万美元，除了在首都基辅设立基金会总部外，还在24个地区开设了分支机构；基金会1992年进入摩尔多瓦，推广西方价值观；1993年选中在西方有“中亚民主岛”之称的吉尔吉斯斯坦，重点扶持该国的独立媒体，并以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1994年进军格鲁吉亚，正式跻身外高加索；1995年，索罗斯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试图将其作为进军中亚的桥头堡；1996年打入乌兹别克斯坦。鉴于外高加索的战略地位，1997年，索罗斯基金会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纳入其全球网络。

在俄罗斯，不但设有索罗斯基金会分会，还有近10个所谓研究机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在独联体国家活动的目的都是宣扬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为建立亲美政权服务。

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美国议员透露说，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在发动“橙色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当上总理的尤先科就是该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黄色革命”。实际上，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吉尔吉斯斯坦开放社会研究所早就为在吉推行“民主”做了大量工作。

“老牌颠覆专家”——自由之家

自由之家总部也在华盛顿，并在大约12个国家设有分部。该组织最出名的是每年发布对各国民主自由状况的年度评估报告。自由之家创办于1941年，是美国老牌的“颠覆专家”。

虽然号称“独立智库”，但自由之家四分之三的经费来自政府拨款。早在冷战时代，它就支持过苏联和波兰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如今，它的触角不仅普遍及独联体和东欧，还在中东、中亚和拉美设立了据点。

自由之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商人、工会代表、新闻记者等。前中情局局长伍斯利曾任理事会主席。目前理事会成员中包括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福威茨。

由于自由之家经常发表报告对别国品头论足，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不满。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些报告完全以美国的一己之见为标准，充满了偏见。

而该组织更重要的任务，是在一些国家推动“人权”和“自由”，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据悉，目前该组织的“工作重点”是朝鲜和非洲。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该组织是受到美国国务院资助、在伊朗进行“秘密活动”的几个机构之一。

对于颠覆别国政权的使命，自由之家倒并不讳言。该组织在一篇所谓研究报告中称，“颠覆政权的催化剂在于广泛和非暴力的公民反抗，具体手段包括抵制商品、大规模抗议、封锁、罢工和违抗命令，从而削弱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和他们的支持者，包括军队的忠诚度。”

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教授乔姆斯基早在1988年就指出，自由之家与中情局、自由欧洲电台等官方机构沆瀣一气，长期为美国政府和国际右翼势力扮演宣传工具的角色。

经典案例——

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动动乱，总统阿卡耶夫苦心经营15年的政治基础在一个月之内就被彻底颠覆。据美国媒体批露，自由之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的重要新闻》是吉反对派主办的一份报纸，吉尔吉斯斯坦局势动荡之际，该报至少接受了美国政府7万美元的资助，并由自由之家在吉分会下设的印刷厂出版。在阿卡耶夫下令掐断自由之家分会电力服务的次日，美国驻吉使馆便向自由之家紧急支持了两台发电机，发电机上清楚地标注着“美国政府财产”的字样。

在吉议会选举前夕，《我的重要新闻》刊载了一座修建中的阿卡耶夫总统的“豪宅”的照片。此举立即在吉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激起了民众对阿卡耶夫政府的不满。当时反对派领导人在自由之家资助下，成卡车地运送报纸在全国范围内免费分发。

缅甸乱局背后的“操盘手”——爱因斯坦研究所

这个冠名“爱因斯坦”的研究所乍一听好像是个科研机构，但实际上是一个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以在全球策划不流血“软政变”著称的机构。

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吉恩夏普是研究“通过非暴力反抗颠覆政权”的专家。他和该研究所所长、美军退休上校赫尔维为全球各地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培训。塞尔维亚、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缅甸、乌克兰等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曾受过该机构的“教诲”，并在这些国家的政治风暴中加以运用。

法国记者梅珊曾经写过《爱因斯坦研究所-中情局制造的非暴力运动》一书，对该组织如何通过“非暴力反抗”进行“软政变”进行了详细披露。爱因斯坦研究所的经费来自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归根到底也是出自政府拨款。

据悉，该组织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出意识形态进攻的策略报告和计划，然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多个子机构实施。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该组织的影子。目前，它的工作重点是缅甸。

经典案例——

据媒体披露，在最近缅甸发生的所谓“藏红色革命”当中，爱因斯坦研究所创始人夏普其实是一系列反政府活动的“总导演”。

爱因斯坦研究所自1989年开始便在缅甸活动。据悉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该所5200万美元作为缅甸专用经费。该研究所现任所长赫尔维是美国前驻仰光使馆的武官，也是中情局特工，对颠覆政权十分有经验。

1989年，在赫尔维引荐下，夏普来到缅甸，为当地反政府人士提供“非暴力反抗”方面的训练。在此次缅甸动乱中，爱因斯坦研究所借着多年来建立的网络和人脉兴风作浪，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配合行动。

“伪智库”声名狼藉

这些“伪智库”不仅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了许多抗议。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4年前在国会痛斥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作为，指其以“推广民主”为名推行美国少数利益集团的主张，自身管理不善，贪污现象严重，不但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而且反而在国际上给美国处处树敌，并呼吁国会取缔这一组织。

一些美国自由派学者、律师和活动家更是创立了国际民主基金会，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针锋相对。他们指出，“民主在美国已陷入急剧恶化的可悲境地，但美国政府却以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等组织为依托，在海外大肆从事自诩为建设民主国家和促进民主等触目惊心的伪善活动”。相反，他们呼吁全世界人民支援和促进美国自身的民主。

资料15：关于美国政治势力对我国思想与政治渗透的报告

国家安全部1989年6月1日向中共中央报送的报告

（一）国际政治势力的插手

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是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武装干涉讨不到便宜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秉承了和平演变这一宗旨，干了大量颠覆共产党．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卡特鼓吹和平外交，里根推行和平运动，布什强调人权外交，尽管提法不同，其实质都是通过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所谓民主势力，借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动员和组织政治反对派，并拉拢．分化共产党内的不坚定分子，幻想共产党内部和平演变，导致和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发生改变。服从这一反革命战略的需要，他们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

1，对中国实行思想文化渗透。

美国历届政府包括本届布什政府，都没有放松过对社会主义国家执行思想文化渗透的方针。据美国外交官私下称，美政府认为，对中国，美国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都已失败。今后只有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机，通过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对中国进行精神渗透，要用美式文明来影响中国走向自由化。

美国对中国的实施思想文化渗透，其手法多种多样。下面两件事就足以说明：

一是美国的富布赖特计划。中美建交后，美国根据富布赖特计划，派到中国的教授有一百六十二名，分布在全国二十四所重点院校。美国新闻署自一九八三年以来，每年派二十位左右的巡回学者到中国各地大专院校和研究单位讲学。当然，其中不乏对我国友好的人士，但作为美国政府的一项政策，其目的是明确的。

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美一政府机构致电美驻华大使馆，不无沾沾自喜的宣称：从目前中国形势看，我们派往中国的教授对传播美国文明，宣传美国文化，对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起了关键作用。近几年来，美国还陆续派出传教人员以教师．商人．医生和技术人员的身份来华，秘密进行传教活动。美国某教育组织成员，以给中国培训教师为幌子，把宗教理论．美国大众心理学等内容揉和在一起，进行传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的美国某教育组织成员狂妄宣称：要彻底改变中国，要把接受他们培训的人养成具有不同信仰的现代派新人。

二是美国之音的活动。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唯一的全球性国际广播电台，它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政治．思想渗透的重要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之音中文节目就一直是美国政府对我国进行心理战的工具。整个五十年代，美国之音以其赤裸裸的反共宣传而声名狼藉，被全世界正直的人看成是美国政府颠覆共产党的工具，搞暴乱的指挥部。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美国之音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改变手法，更多地使用新闻性．事实性的方法来进行宣传。中美建交后，他们开始举办诸如音乐节目．教英语节目和大量介绍美国的专题节目，投群众之所好，以吸引听众。但是，形式变了，却丝毫没有放弃向中国听众进行蛊惑的目的，即让听众接受他们的观点，竭力培植亲美势力。美国政府认为，现在多数中国领导人是留苏的，没有一个留美的。美应在中国物色培养一批能理解美国政策，具有亲美思想的美国通。为实现这一目标，美除了推动中国各大学建立研究美国的机构，提供大量资料外，还通过国际访问计划，在我党政机构．经济．文教．宣传部门每年邀请一百名对决策有影响或潜在影响的人士访美，特别注意挑选一些现在当权或有可能担任要职的年轻人赴美学习考察，希望在这些人中有朝一日产生身居高位的人。一位离任的驻华大使说，对邀请中国人访美的作用不能只看现在，要有长远目标。

2，在我留学生中培养一批亲美派是美国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美前总统里根曾在内部称：要把接收中国留学生作为一项战略投资。一九八二年，当他得知中国在美有六千五百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时，当即表示六万五千人更好，这是长期投资。美特别重视对我留美学生的工作。

一是重点作留学生中高干子弟和学习尖子的工作，同他们建立私人关系，期望他们回国后担任要职。

二是利用各种形式对我留美学生进行思想影响，使其更多了解美国民主自由和物质文明，等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栋梁后，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逐步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变。

三是对我留学生进行策反。美联邦调查局控制的中国留学生管理委员会负责具体策反活动。对这种活动，连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也很眼红，他于一九八五年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美国在做中国留学生工作方面下手早，收效大，日本已经落后了，要迎头赶上，加强对中国人才的投资。

3，千方百计把触角伸向中国高层领导。

美国的一些人，把体改委下属的或由体改委派人组建的体改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机构的某些负责人看着重点对象，不断地在他们身上下工夫。美国大使馆在这些单位里，经常进行结交的有二十多人。从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仅美国驻华使馆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务，就与体改委系统的十五个人来往近五十次，从来往中收集他们感兴趣的情况。他们认为这些人的学历．背景和思想方法，会对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最高决策机构起潜移默化的作用。美国经常以访问学者的名义，邀请体改委系统的人去美国访问。一九八八年，体改委系统就有十二人安排访美，成行十一人。美驻华使馆那名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在推荐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楼继伟访美时写道：邀请楼访美有助于打开中国国务院神奇的至今尚未打开的大门。

一九八六年初，美国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的乔治，索罗斯向体改委表示，他愿意依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出资不少于一百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与开放的研究活动。同年六月，在乔治，索罗斯的资助下，随团出访的陈一咨在布达佩斯与乔治，索罗斯就在中国建立基金会一事交换了意见。回国后，陈一咨向鲍彤汇报了此事。十月，陈一咨又与索罗斯北京会谈并签署协议，责成青年经济学会的李湘鲁筹建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据陈一咨说，基金会成立过程中，鲍彤曾向赵紫阳同志打过招呼，赵紫阳同志也同意。随后，索罗斯传出话来，说他很想与我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就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交换意见。

到一九八九年五月，索罗斯一共汇来二百五十万美元，这些钱基本上用于四个方面：

一是体改所及其下属机构一些人出访美国的费用开支，以及接待美方来人的开支；

二是进口了五十万美元的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藉；

三是拨出二十五美元计划搞一个政治沙龙性的俱乐部；

四是用于一些文化事业。

经查明，这个基金会美方主席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梁衡有美特嫌疑，基金会的美方顾问委员会里有四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一九八八年八月，梁衡来京时，正值中央在北戴河开会，鲍彤．陈一咨就在北戴河。梁抵京后也要去北戴河（未予安排）。三天后，梁说他已经跟陈一咨通了电话，并说，他已经知道北戴河会议的一些情况，中央有了意见分歧，中国今年形势不如去年好，老百姓怨声载道，知识分子对现实很不满意等。梁本拟在北京停留两周，但一周后说事情已办完，提前返回美国。一九八九年五月，当索罗斯了解到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他们需要联系的人离开了领导岗位，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不能实现的时候，便于五月二十三日给中方主席来信，提出终止协议，关闭基金会。

4，把目标指向未来领导人。

依托美在我国内建立的培训和交流中心，向中国未来领导人进行教育。这几年来，美先后在大连．南京．北京和广州建立了各种培训和交流中心。这样的培训对我方有积极的作用，但美方有自己的意图。美驻华使馆十分重视大连工业科技管理培训中心的作用，认为是向中国，特别是向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全面展示美国政治制度的窗口和了解中国情况的据点。在该中心工作的美方人员承认：这也许是我们在共产主义世界所干的最严重的颠覆事件。

5，通过经济技术援助使中国依附美国。

美国国务院认为，中苏二十多年对立，使美国从中渔利。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应适时调整政策，要在发展美中经济技术合作关系方面下工夫，以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为后盾，争取影响中国政府和人民，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最后在政治上对美国也拱手称臣。

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势力对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渗透，在这次动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尤为露骨，表现为对中国动乱的直接插手和明目张胆地支持。在这场风波中，西方的一些政治势力采取了除出兵以外的各种手段，多方插手，妄图推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主要表现在：

（1）大肆收集我国内政局动向及动乱情况的情报。

北京发生动乱后，美总统布什亲自下达命令，要美驻港总领事馆密切注意当前中国的情况，并专门派一个小组到驻港总领事了解我国内事态的发展。美驻华使馆人员纷纷出动观察形势，并指使其驻沈阳总领事馆，要在东北三省大中学校中各物色二至三名外藉教师收集有关情报。

（2）使用所有宣传手段，为学生传递信息，扩大影响，并不时指点方向，制造谣言，不断促使矛盾激化。

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外国驻京记者很快就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四月十七日下午，大学生刚抵达纪念碑献花圈，就有一些外国记者争先恐后地拍照．录像．录音，对学生开始采访。在非法学生组织成立以后，驻京一些外国记者了解这一非法组织的宣言．号召．部署和各项活动，参加他们举行的各种记者招待会和聚会，义务为他们向全和全中国传递有关信息。北大．清华等五所大学宣布无限期罢课，四二七游行，五四游行等，都是由外电．外台提前宣布的。学生只要有什么活动，外国记者总是先期到场。在此，美国之音等传播了不少谣言，如首钢工人罢工．党和政府已经制造了一份黑名单等。在几个关键时期，他们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制造舆论，进行恶劣导向。四月二十日凌晨，一些人冲击新华门，一时间，四二0血案的谣言传遍各地。四月二十七日以后，政府和学生酝酿并开始了第一次对话，纽约《世界日报》在五月一日却转述一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华府方面认为，这是中共当局很诡谲的一招，可能会造成学生领导的分裂，而有利中共当局的分化和操纵。恣意毒化我国政府与学生对话的气氛与关系。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消息传出后，西方舆论工具更是竭力宣染广场的悲壮气氛和群众的广泛支持，推波助澜，把绝食学生往死路上推。

（3）美驻华机构和人员直接进行策动。

美华使馆一名负责人，连续四周，每晚都与参加学潮的学生接触，声称美政府非常关注这次有意义的运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京办事处主任多次邀请北大．人大．北京外语学院学生到其住所座谈，施加影响。在北大．人大．语言学院等十二所高校学习的一些美国留学生，到处进行煽动。一些驻京记者与高自联的头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美联社记者和《新闻周刊》记者均向吾尔开希等人说：如有必要，美将为他提供庇护，可为他去美国学习提供方便。不仅如此，他们还妄图在中国组建反革命武装。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小组今年五月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民主运动是世界民主运动的一部分，中国面临许多问题，目前农村就有五千万流动人口，这是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同时民族矛盾也有可能激化。报告建议美国在适当时机向中国流动人口提供武器，组建反政府武装。

（4）利用中国留学生进行策应。

在北京发生动乱后，马萨诸塞州纽敦城国际学术中心开放了四条长途电话线路，免费提供波士顿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不断与北京学生及西欧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联系。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大学等校的中国留学生，专门收集有关中国党政领导机关人事变动方面的谣言，利用旧金山一家华文报纸的传真机发到北京．上海．南京等二十多个大城市的高校，煽风点火。

（5）指使中国民联等反动组织插手动乱。

中国民联是在美国政府卵翼下的一夥民族败类搞起来的反革命组织。学潮一开始，中国民联立即呼应，发出以中国民联主席胡平以及陈军．刘晓波等人的《给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煽动中国大学生应巩固在这次学潮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由几名中国民联分子发起组织的中国民主党向国内投寄《告全国同胞书》，公然叫嚣要废除四个坚持。中国民联还伙同亲台的中华公所等成立声援中国民主运动委员会，与吾尔开希．王丹等高自联头头保持密切联系，为他们出谋划策，并提供经济支援和宣传器材。

（二）台港反动势力活动猖獗

在这次运动中，台港反动势力活动猖獗。由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等情报组织已派遣数十名特务，除了收集情报，还进行心战策动，有的还企图与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联络，千方百计地介于学潮当中。台湾特务组织的主要表现在：

1，建立专门机构，指导和组织对大陆的破坏活动。

学潮开始以来，台湾特务组织和境外敌对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散发宣传品，其内容包括：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攻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台湾特务机关连续发出十份所谓号召大陆上的勇于争取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的慰问信等，吹捧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是新制度的开拓者．反共救国的先锋；煽动这次学潮是一次改朝换代的反共运动。有些反动刊物的文章叫嚣放弃四个坚持，躯逐马列主义，消灭共产党，赶走邓家帮；攻击共产党是一个独裁、野蛮．法西斯专政的党；攻击我国现在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煽动学生组织宣传队，走出校园与工人运动结合，进行示威．游行．演讲甚至罢课。台湾特务机关和境外敌对组织加紧派人入境搞串连活动。他们分别以探亲．旅游．经商等名义入境活动。他们的使命是，联络学运，策反学生领袖，沟通各种非法组织，企图引导学运走向所谓的全面抗暴运动。

2，为动乱提供经费．物资。

台湾当局组织各界积极声援这场动乱。国安会秘书长蒋伟国发起送爱心到天安门活动，带头捐款十万元新台币。台湾救总捐款二十万新台币。国民党中央委员黎昌意发起募捐一亿元。香港某些人则以支援学生绝食为名，在市民中募捐二千一百万港元，后又称募集三千万元。这些钱准备分批带入，已派出一个声援团送一百万港元到京。他们不仅提供大量现金，还提供了动乱所需要的种种现代化装备。如高倍望远镜．步话机．帐篷等，以此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的静坐者打持久战。

3，制造和散布了大量谣言。

早在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大学生刚刚抵达在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时，《南华早报》等十多名香港记者便开始采访了学生活动。非法学生组织成立后，《香港虎报》很快于四月二十二日发表评论说；两天前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的第一个非官方学生组织，标志着这个国家的学生运动进入了新纪元。四月二十二日凌晨，一些学生和群众冲击新华门，港台报纸大肆渲染。香港《快报》摄影记者不听劝阻，强行拍照，被制止带离现场后，他向该报发消息说，被三十多名身穿制服的公安人员围殴，致他躺在地上。二十日，《快报》发表郑重声明予以抗议。随后，香港《经济日报》亦称他们的记者也遭扭打拘留。为此，香港记协致函许家屯要求北京解释，从而进一步煽起了香港和内地群众的情绪。对四二七游行．五四游行．学生绝食．宣布戒严行动等，港台报纸．电台都作了大量的歪曲和煽动性。

4，派遣特务，直接插手动乱。

学潮发生以后，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加紧对大陆进行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的同时，指使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分子直接插手动乱，以图使大陆这场所谓的民主运动扩大成为全面的反共抗暴运动。他们还布置潜伏特务密切注视和搜集动乱情况，报送境外特务单位。台湾国民党潜伏特务的这些活动陆续被我安全机关侦破，有些插手动乱的台湾国民党特务被迫投案自首。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于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七日依法拘留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王长洪．钱荣勉．梁强。此外，其它省市也破获了多起国民党特务案件，他们都供认了各自插手动乱的罪行。

资料16：中情局加紧渗透中国高校、学术机构、政府机关

　　文章摘自《谁授权美国统管世界》

　　作者：苏言 贺濒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前苏联解体后，当时的总统老布什认为，“中国是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中国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的重点”。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整个情报体系都在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情报工作。

　　美国在当时的目的，即为制造亚洲紧张局势，发表中国威胁论，意在挑起亚洲各国树敌于中国，以利于美国从中渔利，从而让亚洲各国政府买美国的军火，也就是让亚洲各国人民各国政府为美国军伙商买单，并抑制中国的发展。

　　美国有着庞大的情报系统，它的情报机构包括范围非常广泛，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情报局，即CIA。它的工作重点在于获取外国情报和在海外进行秘密活动。中央情报局是美国庞大情报系统的“统帅机关”。此外，美国还有12个情报搜集机构，包括国防部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家侦察局、联邦安全局等等，就连能源部、财政部、国务院等也都有数量庞大的情报机构，其中较重要的有：国务院情报与政策研究司、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和缉毒局、财政部的秘密勤务局等。

　　据美国作家马克·佩里《美国中央情报局秘闻》一书：自本世纪以来，美国情报机构在一些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加紧特工组织的发展工作，他们有计划地每年在中国政府机关、经济、文教、宣传部门邀请一些对国家决策有影响力或潜在影响力的人士访美或赴美学习考察，从中发现和挑选亲美派，并招募特工人员。

　　另一方面，他们利用高校的各种学生社团组织，以基金会的方式向他们提供美元作为活动经费，在背后操纵各种秘密活动和特工活动。

　　近年来，美国不只是中情局，整个情报系统都日益重视并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情报工作。它在对中国加强特工活动的同时，不断扩大招募反华谍报人员的范围。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从2002年开始，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更显著加强了监控和争取中国留学生的工作，力图从中招募合适人员作为特工。联邦调查局的招募活动主要针对美国大学内的中国内地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主要跟踪的学生专业有核子物理、空气动力学、导弹和空间卫星相关工程、纳米技术、同超级电脑和加密相关的专业。为了跟这些专业中国留学生挂上钩，联邦调查局以招聘中文翻译为由，通过中国学生团体举办了一些座谈会，进行摸底。

　　一些安全雇员猎头公司纷纷出现，以美国凯利联邦安全猎头公司为例，近几年的收入直线上涨。尽管在中情局历史上不乏采用商务身份作为掩护的特工，但新成立的这些公司规模远远大于以前那些只有一两个人的咨询事务所。除了辅助性的职员外，这些新公司通常“雇佣”6到9名海外特工。

　　在此之前，中情局的大多数间谍采用官方身份作掩护，如外交官或政府机构的雇员，这种做法的好处包括可以获得外交豁免：如果被发现从事间谍活动，他们将被驱逐出境，从而避免被判刑甚至被处死的后果。

　　中情局所招募的不仅有情报分析人员，还有特工人员。行动处的谍报岗位是诱人的地方，从业者将被单独派往他们自己的国家从事特工工作，但应聘者必须接受全面的安全检查，包括心理测试和测谎检查，还要查明应聘者的全部个人史，包括在海外的旅行和结交、毒品的使用、犯罪记录、甚至包括性生活史，因为一个人的性生活容易使他或她受到敲诈。新招募人员一律要试用6个月到1年，并切断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正式招募之前，中情局一般会对候选人暗中考察，看他是否具备成为一名特工的基本素质。例如对金钱态度等，如果哪位候选人加入时，第一件事就谈钱，那这种人一定来错了地方。这种人今天在为中情局工作，明天就会变节，给“出价”更高的雇主卖命。

　　新学员进入培训基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脱胎换骨”：姓名、年龄、出生地、爱好、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职业及姓名都要更换。因此，对许多特工来说，做情报工作与其说是一种职业，还不如说是换一种生活方式。

　　在学校学习中，特工业务课程学习时间最长，例如如何窃、拍照。如何在成为人质后逃生，特工学校还特别注意训练“女色特工”和“男色特工”。在特工培训基地，训练的课程包括：如何报偷情报，如何在成为人质后逃生，如何发展下线拉人下水、如何诱捕“猎物”以及反诱捕等等。

　　在中情局中，许多美国特工以非官方身份被安排在大型的跨国公司或其他外资公司里。“一旦有人给公司打电话询问，公司秘书就会说这个人是为公司工作的”，以此为掩护，从事特工活动。

资料17：恩道尔：1989年天安门鲜为人知的故事

根据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公告，刘晓波获奖的主要理由，是他在1989年天安门抗议中扮演了主角，还有2008年他和别人共同起草的《领巴县长》。《时代》杂志称该宪章为“在受压制的共产主义中国呼吁民主政治改革的宣言”。

1989年春天，据说刘晓波从其任教的美国常青藤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乘飞机回到中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活动中扮演了主角。对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1989年6月的天安门广场事件，至今还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当年播出的那个形象。很少人知道，1989年6月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是美国情报机构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事务和实施日后所谓的“颜色革命”的最早的尝试。后来由华盛顿操纵的类似的颜色革命，有塞尔维亚反对米洛舍维奇的革命、乌克兰的所谓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以及其他地缘政治性的动乱，目的都是促成有利于华盛顿的政权更迭。

正如在我的专著《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中详细描述过的那样，天安门事件之后，敦促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政府施加强力制裁的人，是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他是布什的老朋友、中央情报局官员。如果要说李洁明是动乱的承办人，理由是很充分的。波士顿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吉恩·夏普（《非暴力战争》教材的作者）在天安门抗议升级之前，恰好也在北京。据报道，夏普的组织和课本，特别是他的专著《基于平民的防御：后军事武器系统》，在塞尔维亚、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中，都曾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夏普1989年6月正好在北京，这或许是巧合……也许不是。

有消息说，1989年当天安门广场上发生各种事件之时，一个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基金会（即“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参与了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期间推翻中国的活动，后因受到中国官方指控而被迫停止活动。

恰巧在同一个时候，美国情报机构也积极地行动，推翻了苏联，回忆一下这个事实很有用。因此，刘晓波的决定——放弃他在纽约的名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前途远大的学术事业，在1989年的春天，毅然投入进天安门事件的中心，极有可能至少得到过他那些很不对头的美国朋友们的怂恿。

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维斯巴登，2009年版，第43、117页（F. William Engdahl, Full Spectrum Dominance: Totalitarian Democracy in the New World Order, Wiesbaden, edition.

engdahl, 2009, pp. 43, 117）。有关夏普和兰德公司办法更多情况，另见乔纳森·莫厄特：《新的"驱除阴霾"在行动？》，网上杂志，2005年3月19日（As well, for more on the methods of Sharp and the RAND Corporation,

Jonathan Mowat, The new Gladio in action?,

Online Journal, March 19, 2005 , accessed in http://onlinejournal.com/artman/publish/printer_308.shtml）；

资料18：案例解析：一个可疑的高层智囊郑必坚

--透视西方心理战与中国改革

任凭（民声网 www.mshw.org）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08-26/4323.html

一、美国将信息心理战的主要矛头对准中国

《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的作者是俄科学院院士，国家杜马议员利西奇金和数学物理学博士，俄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谢列平教授。该书在俄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第一版在2000年1月出版后，在两个月内即被一抢而空。上至俄罗斯科学院学者，下至实际工作者和普通民众，以及国家杜马，联邦苏维埃、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俄联邦政府的左派和右派政治家，均对此书思想和观点给予了高度评价。该书的中译本2003年9月由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该书在绪论中说：

【本书试图按顺序阐述信息心理战进程中的种种事件。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导致苏联解体。战争并没有使用坦克进攻，也没有进行空袭，而是对社会意识展开了不间断的攻击。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完全是“存在决定意识”了。更大程度上是意识受到的直接影响对意识的操纵控制在发挥着作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P1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西斯派往各国的间谍也被称为第五纵队。战后时期在苏联的第五纵队的基干，是那些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人，他们通过潜移默化直接影响社会意识。1948年以后，这些人逐步占据统治地位，到了50年代终于站稳了脚跟。本书使用的专有名词“苏共意识形态专家” 指的就是这些人，因为正是这批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力量有意或者无意地参与了反对我们国家的战争。】P2

苏联解体，很大程度上是失败于信息心理战，这个结论在今天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苏联在六七十年代就出现了亲西方的、反共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但是这个群体一直是民间身份、民间色彩。但是到了80年代后半期，苏联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都已经被西方控制，从最高国家领导人如戈尔巴乔夫，到苏联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再到苏联的各大媒体，都已经是亲美腔调。当时，美国派遣到苏联的第五纵队已经深入苏共政权高层内部，这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事情。

比如《红旗文稿》《苏共亡党20年：传媒成为实际意义的反对党》一文披露：

【1982—1983年，美国总统顾问团成员，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建议罗纳德·里根签署了三道对莫斯科采取破坏行动的命令：一是通过秘密扶持东欧的反共组织，瓦解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二是通过打击苏联的基础部门（采掘业、能源业、农业）破坏其经济；三是让专门的国家机关集中力量颠覆苏联的体制。美国直接支持早已被他们拉过去的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进行各种叛卖活动。雅科夫列夫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为苏共支配下的传媒加入摧垮苏共立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的信息大潮大开绿灯。苏联几乎所有的报纸、刊物、电台、电视都出现丑化、否定党的领袖人物和党的历史的现象。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一是丑化列宁、否定列宁及其战友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二是渲染和夸大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事件；三是否定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四是诋毁斯大林个人品质、贬低他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作用。雅科夫列夫的身份和地位，使得他为传媒提供的资料具有巨大的轰动效应和强烈的震撼力。】

《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是生动地描述了80年代末期美国对苏联进行信息心理战的详细过程，更重要的是，该书也重点描述了50—70年代，美国所操纵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在苏联的活动。该书将瓦解苏联的信息心理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在这一时期，第五纵队在苏联领导层逐渐巩固，这一阶段信息心理战的显着成果是赫鲁晓夫上台，斯大林被妖魔化。第二阶段为60、70年代到80年代初，第五纵队、意识形态专家们躲在阴影中，实现了对国家的影子领导，并建立了不同政见者体系。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禁止克格勃对苏共州委书记以上的官员进行调查和立案分析，苏共高层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自由，包括卖国的自由。第三阶段为80年代初到1991年，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们获得巨大政治权力，信息心理战大功告成，苏联解体。从此，西方对俄信息心理战进入瓦解肢解俄罗斯民族的阶段。

显然，肢解完苏联后，肢解俄罗斯会是一个更加困难也相对不重要的工作。尽管对新中国的渗透从来没有停止，我们有足够理由判断，在苏联解体后，美国明显已经加大了对华信息心理战的力度，其明显标志是：

1、从90年代开始，在西方媒体及情报机构的运作下，一批妖魔化毛泽东的书籍迅速出笼，其中以《李志绥回忆录》为典型代表，该书整个制作及宣传过程，都得到美国媒体全力支持和配合，美国情报机构介入很深。李志绥此书出版后很快莫名其妙地死亡。李志绥死后，美国方面极力淡化李志绥之死的影响，最终却宣布李志绥死于心肌梗塞。毫无疑问，李志绥知道太多美国信息心理战的内幕，他活着有可能说出美国情报机构介入该书制作和传播的内幕，所以李志绥必然被美情报部门暗杀，使该书尽量死无对证。

妖魔化毛泽东的运动一直持续到网络时代的今天。近年以来，在美国敌对势力的运作下，逐渐形成了海外民运、轮子功的刊物、网站为造假中心，以国内报刊（《炎黄春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及汉奸文人（如高华、徐友渔、秦晖、沈志华、李锐、李慎之、杨继绳等）为深人加工、深入开发中心，以南方系所操控的腾讯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凤凰网、凯迪网（猫眼看人论坛）、天益网、新浪、网易等网络媒体为传播主平台，兼以地下印刷非法资料为辅助手段的一整套推动“妖魔化毛泽东”工程的机构。多年以来，他们炮制了诸如：毛泽东导致了苏区肃反扩大化（反AB团与富田事变），毛泽东的夺权阴谋导致西路军的失败、皖南新四军失败，毛泽东不会打仗、红军全靠朱德，毛泽东打胜仗全靠情报准确，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后使用阴谋导致杨开慧被害，《沁园春.雪》作者是胡乔木，大跃进期间有三千万人被饿死，毛泽东鼓动了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女友众多生活淫乱，毛泽东反右是引蛇出洞，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争夺个人权力，毛泽东挑起了文革期间的武斗，毛泽东的稿费高达亿元，毛泽东的身高才1米72等等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谣言，将毛泽东的整个一生全面颠覆。毛泽东在主流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下，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暴君，毛泽东时代成了最黑暗的年代。

美国信息心理战妖魔化毛泽东战役效果显著，它摧毁了中国人的信仰，尤其是中共干部们地信仰，因此，从90年代开始，腐败无法遏制。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要防止官员腐败，需要两套机制。一是官员自身的免疫力，官员自身要有一定的修养、道德、信仰。二是监督制约机制，来自下层人民群众的监督及来自上层的监督。如果官员们完全没有良知，他们想要要突破一切底线、一门心思追求个人利益，任何法律、任何制度、任何监督制约机制都不会起到作用。

共产党干部要拒腐防变，靠的是干部对共产党核心价值观的信仰，靠的是对党的忠诚，对人民、对国家的感情。但是如果共产党干部受到“妖魔化毛泽东”工程的影响，那么在这些干部看来，原来共产党所谓神圣伟大的东西都是骗人的谎言。假如连共产党及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都是一个生活腐化、堕落无耻、追逐个人利益的小人，如何让这些干部去坚守那些骗人的理念？在中情局的这种心理暗示、心理催眠状态下，腐败、堕落，接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干部们的唯一选择。如果一个基督教信徒，突然发现原来所谓耶稣是个骗局是个邪恶的魔鬼，其精神世界必然陷入混乱。有人研究过大大小小的腐败官员，没有一个人是真心爱戴毛泽东、崇拜毛泽东的，这些腐败官员几乎都是中情局信息心理战“妖魔化毛泽东”工程的受害者。

2、苏联解体后，美国显着地加强了对台独、藏独、疆独的支持力度。从1991年4月开始，老布什总统首开美国总统会见达赖的先河，四任总统，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不管是左是右是哪个党派，无一例外都连续不断地会见达赖，老布什会见达赖一次，克林顿会见达赖次数最多，为五次，小布什为三次，奥巴马截至目前为两次。可见，支持藏独等分裂势力肢解中国，在苏联解体后，已经是美国最高统治集团制定的国策。比如最近，2011年7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在白宫地图室会见了达赖喇嘛，这也是他上台以来第二次会见达赖。中国外交部在此次会见前后的24小时内进行了数次严正抗议和交涉，毫无作用。

其实，美国一直试图肢解中国，这在西方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许多战略问题专家都承认这一点。

比如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2011年8月22日刊登《美中竞争的西藏“棱面”》一文(作者安德烈·阿列舍夫)，文章谈到：

【一些专家认为,美国外交对中方使用的是当初对付苏联的手段,即有选择地合作和坚决地遏制。在中国识破“中美国”概念不过是简单的诡计之后,可以预计,遏制将成为今后的重点。

……众所周知,毁掉苏联的有效方法之一是“民族问题”。

最近,中国民族地区稳定受到严峻考验。例如,西藏议题在西方相当流行……

不管相关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态势如何,都会有人继续利用“蒙古牌”、“维吾尔牌”和“西藏牌”对付中国。】

另外，《谁授权美国统管世界》一书披露：

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rw/2011-08-10/1041289499_3.shtml

【自苏联解体后，当时总统老布什认为，“中国是最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中国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的重点”。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整个情报体系都在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情报工作。……据美国作家马克·佩里《美国中央情报局秘闻》一书：自本世纪以来，美国情报机构在一些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加紧特工组织的发展工作，他们有计划地每年在中国政府机关、经济、文教、宣传部门邀请一些对国家决策有影响力或潜在影响力的人士访美或赴美学习考察，从中发现和挑选亲美派，并招募特工人员。】

二、阻止信息心理战，苏联历史对中国有重大借鉴意义

经过《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作者的努力，人们基本可以还原整个信息心理战的过程，这对中国防止、阻止美国对中国实施信息心理战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信息心理战的第一二阶段，即40-70年代，第五纵队、意识形态专家们显然不能公开地以反共面目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介绍，在这一阶段，意识形态专家们以共产主义拥护者的面目出现：

1、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荒谬化

【他们不断偷换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阉割其实际内容，将其变为一套充满陈腐观念的教条】P79

【通过将马克思和列宁的言论绝对化，制止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任何发展】P81

【造成学者和青年科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蔑视】P101

【使广大群众背离共产主义思想】P173

【“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绝对化了，超出了合理应用的范围而被意识形态专家们到处套用，作为他们反苏的重要武器。】P176

2、离间苏联与亲苏群体，苏联和中间群体之间的关系。

【战后苏联的威信如日中天，尤其在西方知识分子眼中更是如此，败坏苏联声誉之举特别表现为粗暴谩骂西方最著名的学者，谴责他们是唯心主义，其中不乏苏联的拥护者。】P81

【意识形态专家们肆无忌惮地诽谤侮辱包括苏联之友（爱因斯坦、狄拉克、贝尔纳、玻尔等）在内的著名西方学者，谴责他们是唯心主义、恶行累累，造成西方进步学者同苏联之间的隔阂】P101

教条主义，确实是人们容易犯的错误。但是在苏联历史中，有些教条主义犯得实在是离奇。意识形态专家们先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成了人见人厌的谬论，专门干离间苏联和苏联之友的勾当，而等到了赫鲁晓夫时期，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反对斯大林、妖魔化斯大林的先锋。因此，《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作者不得不怀疑某些人是第五纵队。

笔者认为，该书作者的这种怀疑有时候可能并不准确，因为某些人可能确实是教条主义而不是第五纵队，确凿地证实每个人究竟是教条主义还是第五纵队，也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只需要确定，在初期阶段第五纵队的确在打着红旗反红旗就可以了。毫无疑问，《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的整体结构整体分析框架是完全确凿无疑的。而到了80年代，那些从教条主义和极左摇身一变成解放思想和极右的意识形态专家们，一定是第五纵队。

同样，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第五纵队。由于美国对苏联的信息心理战从40年代到90年代实行了将近半个世纪，许多意识形态专家可能在他们暴露真面目之前已经死去。而在中国，毛泽东在世时，西方的信息心理战一直无法对中国下手，因此主要的信息心理战从70年代末才开始的，这样，西方对华信息心理战则是时间短，强度大，因此，中国的意识形态专家和第五纵队们暴露的也更充分。

三、吴敬琏是中国的第五纵队和意识形态专家吗？

在没有证据之前，我们很难判定谁是第五纵队。我们只能根据他们的一系列行为进行怀疑。有些人的表现十分可疑及可笑，如果他们不是第五纵队的话，那一定是头脑简单、幼稚脑残。

比如吴敬琏：

吴敬琏在文革期间正是形左实右的投机分子、极左分子，当毛时代，西方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学被批判时，吴敬琏装得比谁都无产阶级、比谁都革命。例如他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自己的母亲说“你以后不要坐沙发了”，因为“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呢”，他还多次公开表示“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其家人都瞠目结舌。吴敬琏积极参与了批判孙冶方的行动，1964年组织批判孙冶方，吴敬琏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模式进行对孙冶方的批判。吴敬链后又同样的方式猛批自己的老师顾淮。

改革开放年代，西方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吃香了，吴敬琏又表现得比谁都西化、比谁都资产阶级、比新自由主义还新自由主义：吴敬琏因为盲目迷信市场经济万能论，闹出不少笑柄，比如春节火车票要按市场经济涨价之类。再比如，即便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也承认纯粹的市场经济会带来两极分化，因此要靠政府对富人征收税收、增加穷人福利来缓解两极分化。而吴敬琏却死活不承认市场经济、私有制、资本剥削会带来两极分化，他认为中国两极分化只是国企和政府带来的，跟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无关。吴敬琏还反对对中国暴富阶层多征税、对穷人增加福利。吴敬琏如此迷信市场万能论，如此赤裸裸地代表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从2000年左右开始，吴敬琏和《财经》杂志等媒体联合炒作推出“基金黑幕”等系列舆论轰炸，吴敬琏被央视封为“吴良心”，但是，从全球战略上看，吴敬琏的作为使中国股市、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被打压到历史的最低点，于此同时，吴敬琏们积极鼓动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接受极端苛刻条款加入WTO，从2001年开始，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后，大肆收购、购买中国优质企业的廉价股票，吞并中国民族品牌、民族企业及金融资产，迅速控制了中国的骨干产业，高度渗透中国金融产业，吴敬琏对外资可谓居功至伟。当多年后，所谓“引进外资”、“市场换技术”之类已经被相当多的媒体和民族企业家看到是死路一条的时候，吴敬琏又跳出来，力挺“市场换技术”。综合吴敬琏的所有言行，他其实本质上也不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更多的代表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

四、一个最可疑的高层智囊—郑必坚

本文这里不打算把中国的第五纵队一一列举。本文重点分析疑点最多，影响最大的疑似“第五纵队”、“意识形态专家”郑必坚。

对郑必坚的分析和吴敬琏类似，笔者无法断定他就是第五纵队，虽然他们起到的客观效果和第五纵队一样，但其主观动机确实难以在现阶段确凿核实。郑必坚的智商、水平、影响远在吴敬琏之上。这表现在郑必坚近期的的文章、讲话不像吴敬琏那样有那么多的漏洞。郑必坚近期文章和发言的特点似乎是在可允许的范围内，极力淡化毛泽东和社会主义色彩。他极力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却又让你抓不住把柄。郑必坚已经做到了一个体制内学者疯狂反对共产主义却又滴水不漏的极限。

笔者上文如此鉴定吴敬琏、茅于轼之类的人物：要么你是脑残，要么你是汉奸。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首屈一指的高层智囊，笔者无法像鉴定吴敬琏们那样鉴定郑必坚，笔者只能对他作如下结论：如果郑必坚

4、郑必坚、跨国公司与买办资本家

郑必坚如何构建【中美国】？让美国的跨国公司殖民中国是重要一环。

2011年3月1日，跨国公司第九届中国论坛《跨国公司与中国和平发展和崛起》在中国大饭店宴会大厅召开。此论坛由美国垄断资本资助的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主办。

商务部王志乐主持会议，宣布第九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现在开始！头号嘉宾郑必坚做特约主旨演讲。重点嘉宾吴建民做《和平崛起：发挥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演讲。

会议公开的全文记录见：http://money.163.com/11/0301/10/6U27LRKA00254LD9.html

王志乐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著名代言人，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典型的经济汉奸，看看他的代表性言论：“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外资企业并购内资企业是中国企业之间的商业行为，不应当将这种商业行为意识形态化，进而渲染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外资并购并不可怕”、“引进外资越多越经济越安全”、“中国目前是有史以来，起码是从1840年算起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国家的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达能是中国企业，收购娃哈哈并不构成垄断”、“商务部专家王志乐：徐工被外资并购并不可怕”、“商务部王志乐谈外资并购：过度保护国企不可取”……

显而易见，王志乐与郑必坚、吴建民等汉奸之间关系密切。

王志乐说：

【我们今天的论坛安排了一个特别的节目，特约主旨演讲，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先生做主旨演讲。郑校长常年从事党的理论，特别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研究，它最早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理论，同时他也高度关注跨国公司在中国和平发展和崛起中的作用。下面我们热烈欢迎郑校长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关于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与在国际范围全方位的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的几点思考》，大家热烈欢迎！】

郑必坚说：

【尊敬的王志乐所长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我很荣幸有机会参加跨国公司以中国和平发展和崛起为主题的2011第九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我也很高兴各位跨国公司的先生们能够认同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战略理念。】

【中美之间以及中国与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全方位的构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乃是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在21世纪第2个10年的极重要的具体表现。而跨国公司作为国际投资合作的市场主体，则是扩大和深化这种利益汇合点的重要平台，是构建利益共同体的重要载体。】

【中国于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互补和相互依存正在由贸易领域向着投资领域拓展，国际投资合作正在进一部加强。】

【中国和平崛起，世界和平发展的红利带来了跨国公司的重大发展。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先后引进了四五百家国际著名跨国公司，又在持续大力度培养我国的跨国公司，而跨国公司的发展又可以有利于推进各国与中国经济交往的合作，从而有利于营造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应当说跨国公司是扩大和深化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利益汇合点的重要平台，是构建利益共同体的重要载体。】

王志乐说：

【谢谢郑校长，他深刻的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深刻内容……，创造性的提出要全方位的构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他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在21世纪第2个10年极其重要的具体表现。

在阐述国家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构建利益共同体的理论的基础上，郑校长高度的评价了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在看到跨国公司有可能带来的问题的同时，更应该看到跨国公司作为国际投资合作的市场主体，扩大和深化这种利益汇合点的重要平台是构建利益共同体的重要载体，在形成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发展互利共盈的开放性经济方面，已经并且将继续发挥不可忽略，不可替代的重大历史作用。

我认为郑校长刚才的讲演指出了跨国公司今后在中国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融入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崛起的道路。一同时也指出了我们研究跨国公司的方向，也就是把跨国公司研究和国家长远的发展战略联系起来。

郑校长的讲演发人深思，他高瞻远瞩，具有强大的逻辑性，给人以深刻的启迪，让我们再次感谢郑校长的精彩演讲！】

除了与美国主子、美国垄断资本、跨过资本勾结，郑必坚、吴建民们非常热心地参与中国新生资本家阶级的活动。

2011年4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中国绿色公司年会在青岛举行。郑必坚、吴建民们刚在三月份参加完跨国公司的盛会，又马不停蹄地去参加中国资本家们的盛会。除了中国大批著名资本家、汉奸官员参与外，还有就是许小年这样为资本家阶级造舆论的新自由主义狗腿子文人。

此届年会主席是著名汉奸吴建民。

郑必坚发表主题演讲说：

【共同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同世界的利益汇合点较之以前是更多而不是更少，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条件更加充分而不是更为欠缺。……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和平崛起道路需要进一步具化，其中重要趋向是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全方位构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

其实说到底，郑必坚一直鼓吹要把中国利益和美国的利益汇合，和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汇合，和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汇合，原因是恐怕已经将自己的利益与美国垄断资本汇合了。

在演讲最后，郑必坚对中国资本家阶级发表如下热情洋溢的讲话：

【总而言之，我认为在中国和平崛起的伟大历史进程当中，在相关国家和地区全方位构建利益会合点和利益共同体的过程当中，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通过改革开放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历史进程当中，不论我们曾经遇到过以及今后还会遇到怎样的曲折、怎样的不如意，总体而言，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聪明的、有为的、谦虚的、不断进取的企业家，无论企业的大小，机遇是广阔的，作为是不可限量的，责任和使命是无上光荣的。】

什么意思不是很明显的吗？郑必坚不仅将自己的利益与美国大资本家们彻底汇合在一起，还希望中国的资本家们和他一起当汉奸买办，与美国大资本家们的利益汇合在一起。依附在美国垄断资本身上，【机遇是广阔的，作为是不可限量的，责任和使命是无上光荣的】。当然，在台下听郑必坚讲话的资本家，本身很多就是依附于美国垄断资本的买办资本家。

郑必坚显然很看重他跟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资本家们的关系。看看郑必坚是如何在地方招摇撞骗的：

2008-08-07榆林日报报道《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郑必坚来榆林进行调研》：

【郑必坚说，榆林能源化工基地建设要继续坚持“三个转化”的总体思路，“上大项目、大上项目”，同时要将兰炭这项榆林独有的产业做大做强，注重产业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升榆林能源化工基地的核心竞争力。】

【郑必坚表示，今后他将对榆林的能源开发建设继续保持关注，有机会还要带上自己认识的企业家们一起来榆参观考察，扩大榆林的影响，把榆林这座塞上名城、能源新都介绍给世界。】

关注榆林的能源开发、把能源新都榆林介绍给世界、带着国内外的资本家们去榆林上大项目，郑必坚这个大买办想要干嘛，不是一清二楚吗？郑必坚们这些买办从来不想办法迫使美国大资本家们多转让点核心技术给中国，而是整天想着把自己国家的能源资源贡献出去让美国大资本家们来开发！！

作为中共高层头号智囊，不是深入群众跟工人、农民们站在一起，而是整天和国内外的大资本家、大买办们勾结在一起，这也是中共建党90年来的最大奇观吧！

5、郑必坚、龙应台及“历史大变局”

2009年11月3日，郑必坚在台北“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表讲演《中国和平发展与两岸关系的回顾和前瞻》：

http://www.ccps.gov.cn/syzblm/sxlldt/15220.htm

随后郑必坚又把类似的内容发在国内权威杂志《瞭望》上。

详见：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1-11/092119442203.shtml

（为了让读者清楚地了解郑必坚的思想倾向，防止被汉奸势力说成是断章取义，这里较多地引用其原文。）

【郑必坚：纵观中国历史，真正称得上“历史大变局”的有三次。第一次是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解决的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历史课题。

第二次大变局是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间。那次大变动，终结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彻底诀别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社会制度。

第三次大变局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中期发端，世界出现新的大转折和兴起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华民族，包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面临着如何适应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重大转变，在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新形势下努力实现民族振兴，这样一个新的重大历史课题。

《瞭望》：第二次“历史大变局”中的哪些因素影响了两岸分隔？

郑必坚：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1895年，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无疑是中国人民最为刻骨铭心的历史伤痛。

当年走投无路的清朝重臣李鸿章，曾说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事实确实如此，那时的中国已然是瓜分豆剖、危如累卵了！近代以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振兴发展，有多少中国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各种方向的探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其中，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主张行不通，洋务派遭挫折，太平天国也归于失败。孙中山先生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口号，开创了近代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他领导推翻帝制，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中国近代史上树立起一座了不起的历史丰碑。但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国势继续衰落。面对积贫积弱、多灾多难，中国人展开了一次次奋起抗争。

我们全民族浴血奋战，特别是在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中，夺得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台湾才得以光复，宝岛才重归中国版图。那时候，中国曾一度有望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提出的政治主张基础上，调和内部矛盾，在战后的废墟上开展和平民主建设。

然而，国共两党在中国之前途命运的较量中最终还是诉诸战争对决。这样的历史选择使中国付出了1949年以后台海分隔的巨大代价，给海峡两岸中国人留下了几多大江大海般深深的历史遗憾。】

郑必坚的讲话暴露他极力淡化毛泽东淡化社会主义的历史观。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变局，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第二次是鸦片战争之后100多年间，终结了封建社会制度。郑必坚完全越过和忽略掉毛时代：郑必坚说，第三次历史大变局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中期开端的改革开放。

郑必坚演讲及发在《瞭望》文章里正面提到李鸿章、提到孙中山、提到国民党抗日，但是就是不提毛泽东，甚至不提1949新中国的建立，不提新中国前三十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郑必坚三次历史大变局的描述里，1949-1979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被全盘抹去，改革开放却被罕见地高调突出，成为有史以来的三次历史大变局之一。

郑必坚发表演讲及文章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将近90年了。1921到1949年这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被郑必坚一句【第二次大变局是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100多年间】所掩盖，毛主席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功绩竟然在郑必坚那里羞于提起，毛主席的历史地位竟然连李鸿章、孙中山也不如。我猜想，蒋介石已经在台湾臭掉了，因此郑必坚只是吹捧国民党抗日，否则他肯定也会吹捧蒋介石。对于抗日战争，郑必坚如此说道：【我们全民族浴血奋战，特别是在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中，夺得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台湾才得以光复，宝岛才重归中国版图】，这种模糊化共产党抗日功绩的语调和国民党美蒋余孽的宣传一模一样。而1949到1979这三十年毛时代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完全在郑必坚所谓【三次大变局】历史观中彻底抹去。

这样，共产党从1921-2011这90年，郑必坚只承认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而1921—1979这将近六十年的历史要么被郑必坚淡化要么被彻底抹去。这种历史观和美国人拼命赞扬中国改革开放、极力丑化否定中国共产党前60年的历史如出一辙。郑必坚简直像个木偶，而美国人才是最终的操控者。

郑必坚及其美国主子为何仇恨共产党的前60年而独独赞扬改革开放30年？

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个三十年里，把美国在华代理人蒋介石集团赶到台湾，美国失去了中国这个最大殖民地，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在中国共产党在第二个三十年里（1949-1979），中国共产党搞出了两弹一星、搞出了运十大飞机、搞出了一个先进的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让美帝军队吃尽苦头。而只有在改革开放年代，中国重新让美国资本进入中国控制中国骨干产业，为了跟美国搞合资，运十为代表的中国核心技术产业被汉奸强制摧毁，而美国并未给中国核心技术。于此同时，中国向美国廉价出口稀土、煤炭、衬衫等低附加值资源，从美国及美国控制的跨国企业进口铁矿石、芯片、大飞机等高附加值产品。还有，中国将辛苦积累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和两房债券，美国人拿这些钱投向了美国军队国防建设及底层民众的福利，以保证美国在国外的军事霸权和国内的社会稳定，剩下的钱则投给中情局和台独、藏独、疆独们。美国人怎么会不极力鼓励和赞赏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开放？

其实，从人均寿命来分析最能说明问题，人均寿命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综合生活质量和发展水平：1949年，中国人均寿命为35岁,世界平均水平是47岁。中国人均寿命落后世界平均水平12岁。1949年到1976年，搞社会主义，工农当家作主，许多工人拿的工资远远高于干部，搞全民社会保障，搞了全民医疗保障，搞了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了农村。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飞速提高，人均寿命飞速提高。1976年，中国人均寿命65岁,世界人均57岁。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从比世界平均少活12年，提高到比世界平均多获8年。毛时代，中国人口迅猛增加、人均寿命迅速增长。改革开放年代，中国搞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来限制人口总数，在改革开放年代，中国人均寿命增长更快才对，但是2005年，中国和世界平均寿命都是72岁。也就是说，三十年来，中国人均寿命，从超过世界平均水平8岁，下降到和世界平均水平持平，整整下降了8岁，这是由于郑必坚们大搞国企私有化、工人下岗、大搞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等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导致的。

客观的看，改革开放里的成绩主要是那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群众知识分子艰苦斗争取得的，从根本上看，主要是劳动人民艰苦努力取得的。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郑必坚、吴敬琏们搞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比如，假如没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如陈云、李先念、邓力群、马宾、魏巍等人的斗争，中国早就发生了苏联解体那样的亡党亡国的悲剧，何谈发展生产力。但是郑必坚、吴敬琏、茅于轼等人和其美国主子却认为，新中国前三十年一无是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绩，而改革开放的成绩是靠私有化、市场化、外资化的新自由主义道路取得的，是国内外的资本家们取得的。其实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化、引进外资之类新自由主义改革只是在搞破坏，而国内外资本家对中国的贡献远远小于对中国及中国人民的损害。

当前有两种将新中国前后三十年对立起来的观点：一种是以马宾、魏巍等老干部为代表，认为前三十年成绩巨大，后三十年私有制泛滥、资本主义复辟，危害巨大。还有一种，就是郑必坚、吴敬琏、茅于轼们及其美国主子的观点，认为毛时代前三十年都是错的，后三十年走资本主义道路才使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绩，而这些成绩主要是国内外资本家及胡赵等资本主义改革派官员取得的。

问题是当前党中央还是不是要坚持党章、宪法、坚持马列毛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继续坚持，则我党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仅仅是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而我党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如郑必坚、吴敬琏、茅于轼们是敌我矛盾。

另外，郑必坚对国民党失败逃到大陆十分惋惜，他说：【国共两党在两个中国之前途命运的较量中最终还是诉诸战争对决】，【给海峡两岸中国人留下了几多大江大海般深深的历史遗憾。】

郑必坚发表讲话时正是台独分子龙应台热炒其书《大江大海1949》的时刻，该书以历史造假和文学煽情的方式刻意污蔑中国共产党的建国历史。郑必坚讲话中故意用【留下了几多大江大海般深深的历史遗憾】之类词语向反共反华的台独及美蒋余孽们示好，彻底丧失了共产党员地基本原则。

为何郑必坚会格外欣赏龙应台？郑必坚通篇讲话里为何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唯恐避之而不及，却极力讨好龙应台？郑必坚讲话后，他的老朋友、老同事、老战友，胡耀邦的秘书、反共文人阮铭（因为89年过早暴露而流亡海外，沦落为台独分子）在台湾发表文章说出了郑必坚的心里话：

http://www.sudu.cc/front/bin/ftdetail.phtml?Part=1690044014&Seq=76227

【龙应台出了本《大江大海１９４９》，封面题签赫然是「一本书改变一个时代」。我不禁好奇，她要怎样改变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呢？买来一看，原来她要「改变」的，是反法西斯胜利和共产主义瓦解那个「大时代」人们脑中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

有意思的是，这本「向失败者致敬」、「以身为失败者为荣」的书，却获得了「胜利者」的青睐。「两岸一甲子」大会上，中国来的共产党代表、「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原创者郑必坚，在演说中特意引用龙应台的《大江大海１９４９》。郑必坚说：

一九四九年台海分隔，给两岸留下大江大海般深深历史遗憾，如今在历史新起点上，共同迎来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新阶段。

……

为什么毛泽东的「两个凡是」理论家郑必坚，欣赏龙应台的《大江大海１９４９》呢？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只有颠覆反法西斯胜利和共产奴役制度瓦解的历史，才能开辟中国新奴役制度「崛起」的「历史新起点」；只有颠覆TAM屠杀和柏林围墙倒塌的历史，共产中国新奴役制度才能跨越台湾海峡，消灭台湾人民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创建的自由民主制度。】

笔者身在海外，在通过互联网搜索郑必坚相关文章时，无意中发现《纽约时报》原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的文章。

全文见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822659&r=0

此人说，他在04年9月中旬因为在《纽约时报》提前泄露江主席卸任军委主席这一消息而被捕。但是此人说：

【本人向历史坦诚负责地说，本人与江xx退位军委主席这一新闻的第一新闻源，被送到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领导处实在是没有任何关系……

江xx2004年9月1日，正式向中共中央全会提出了请辞最后的军委主席一职。文件于当天下发到了中央政治局和中直机关的部级以上部门主要领导手中，第二天早上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郑必坚，便将江xx辞职的消息转到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领导手中。……】

笔者无法确认赵岩是否在说谎。这里只是记录在此，供各位读者反思、警惕。笔者注意到，以赵岩如此身份又如此重要的文章，海外反共媒体转载几乎少之又少，这种情况非常少见，海外反共媒体似乎在替某些人隐瞒什么。

如果赵岩在撒谎，诬陷郑必坚老先生，那么美国让赵岩这么个重要人物如此恶毒诬陷郑必坚老先生，那么美国一定是对郑必坚恨之入骨了。但郑必坚明明是中国重要的对美友好人士。当年爱因斯坦亲苏联亲社会主义，但却被美国派到苏联的第五纵队攻击，第五纵队离间了爱因斯坦与苏联的关系。如果赵岩文章是诬陷，那么结论可能只有一个：美国中情局也被毛左控制了。

6、最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郑必坚与生产力决定论、补课论

郑必坚几乎所有文章都有一个鲜明地的特点，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生产力决定论。

1986年底，胡耀邦准备起草十三大报告，郑必坚被任命为起草小组组长。1987年1月，胡耀邦辞职后，赵zi yang等人指定郑必坚为起草小组的三名负责人之一。郑必坚负责报告的第二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和第七部分《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的起草工作。正是在郑必坚的笔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正式出台，并提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初级阶段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发展生产力。

在郑必坚为赵ziyang所起草这个十三大报告相关段落中有如下论述：

【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十三大报告中也被加入了许多左派社会主义的内容。那么郑必坚所起草的这份文件的真实内涵是什么呢？郑必坚们提出的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从2007年（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赵ziyang软&禁中的谈话》一书可以看出，赵ziyang、郑必坚们的改革路线，就是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郑必坚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其实就是补课论，走资本主义道路补资本主义课：

【迄今为止，相对而言，当前世界上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社会制度。】（P169）

【所谓要实行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要实行西方的一套。】（《谈话》一书P171）

【今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多元化的出现，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必然要支持不下去，必须改变旧体制，结束一党专政的政体，实行现代民主政治。】（P121）

【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一党专政】（P157）

【改革开放就是高举民主旗帜，要实行民主政治，结束无产阶级专政。】（P129）

【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有矛盾的，使改革深入不下去】（P2）

【政治改革，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这种政治改革也是要求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这就自然要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P184）

【市场经济必须有产权约束（注即私有化）】（P157）

【实行私有化，来发展资本主义。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即便明确地说就是要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也没有什么可以责难的。】（P90）

【不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必须补资本主义这一课。】【这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P86，87）

【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增加社会主义成分，来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P45）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点不在‘社会主义’，而在‘初级阶段’】。（P365）

2008年8月郑必坚发表《改革30年根本经验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一文：

文章说：

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8/10-16/1413944.shtml

【解放思想，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解放生产力，是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中心任务。】

【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把实践这个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决、彻底、鲜明地集中到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要求上来，集中到生产力标准上来。】

【解放生产力，则又涉及众多方面生产力要素的不断放开，以及众多方面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的逐步改变。这里包括：一要搞活资本，二要统筹土地，三要发展科技，四要改善生态，五要扩大就业，六要更好地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各类建设者都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从而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既能更广大地开源，又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对外开放，更充分地调动国外境外资本、技术、人才、资源的积极因素。你看，国内6项，国外4项，共为10项。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新时期一个又一个大段落上的不断解放思想和深化改革，这10项“生产力要素”才能持续地得到解放，并从而隔几年就上一个台阶，一直走到今天，中国实现了历史性的大飞跃。】

2011年06月20日郑必坚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一文：

http://www.people.com.cn/h/2011/0620/c25408-224996789.html

郑必坚认为的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是什么呢？原来是只是生产力。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性、纲领性的基本命题。与此相联系，确认“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且确认直到21世纪中叶即2050年以前中国都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2011年5月北京日报、新华网等官方网站发布《中共智囊郑必坚再论“中国和平崛起”》一文，文章压轴的部分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