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战略动态系列（一）朝鲜二题 -- 南渝霜华

《标准周刊》 2011年11月28日

《广告克星》的编辑卡勒拉森“占领华尔街”的呼吁今年九月得到了积极响应。从那时起，到占领者的帐篷城市一游并评头论足，就成了记者、博主和拍客的人生典礼。上周，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命令纽约市警察局拆除曼哈顿南部祖科蒂公园中的帐篷城市，《纽约时报》第二天就此事发表了不下半打文章。记不得有哪一次，这么小的一场政治运动赢得了媒体如此这般多得不成比例的关注。也记不得有哪一次，一场运动被如此广泛而详细地考究，得出的结论却错得如此离谱。

如果收入不平等是新的政治宗教，那么被占领的祖科蒂公园就是它的麦加。自由派记者蜂拥而至，慷慨挥毫，高谈阔论抗议的价值、占领者的创造性和自发性、再分配的紧迫性和社会正义的信条。“占领华尔街”被比作阿拉伯之春、茶党和民权运动。然而，当很多自由派记者离开公园的时候，他们哀叹“占领华尔街”这场运动的组织不够严密。他们担心，直到示威消散，也无法开列合理的诉求，或为相关政策设定日程。营地内的各种偷盗、性侵、破坏和污秽也让他们感到疑虑，因为占领者的呼吁会因此受到局限。

保守派的反应是一样的。很多保守派对帐篷区的情况津津乐道，高呼美国人永远不会让一堆肮脏邋遢的嬉皮士牵着鼻子走。他们贬低这场运动，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极左翼倾向与形形色色的流浪汉、精神病人和混混相结合的胡闹。在他们看来，民主党拥抱“占领华尔街”这场表达经济和社会方面挫败感的运动，可谓大错特错。

不过，有一小部分保守派认为占领者并非一无是处。银行的权力确实太大。薪水停滞不动。这些保守派说，问题是“占领华尔街”实际上并不知道如何应对任何一个他们所哀叹的问题。所以这一小部分保守派，以及大部分自由派，很愿意为占领者们献上装着经济议程的锦囊。

但他们可能也在对牛弹琴。左派和右派都认为推动“占领华尔街”的势力意在民主政治和解决问题——两边都错了。如今，这些抗争有终结于暴力、放纵行为和树倒猢狲散的趋势，左派错误地认为这是误入歧途，而右派把整场运动视为婴儿潮一代对新左派的怀旧加上找工作的困难引发的千禧年式牢骚，从而不屑一顾，也是错的。暴力并不是误入歧途，对“占领华尔街”也不能一笑置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种陈旧政纲的最新表达。全球经济的失败和后现代技术的力量让这种政纲重获生机。

的确，很多涌向帐篷的人是普通的民主党支持者和关注失业问题、贫富差距的独立人士。支持占领者的联盟是这个群体。但他们对劳工的关注与“占领华尔街”的那些理论家和主要推手关心的东西几乎没有交集。相比之下，占领者和如今已有几十年历史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共同之处要多得多。他们与制造混乱的维基解密和“匿名者”等黑客活动家联系更为紧密。

当警官和清洁工夺回祖科蒂公园时，“占领华尔街”的支持者大叫大嚷：“正在壮大的思想，你们是赶不走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是不是真的理解这场运动的思想和方法可是个大问题。其思想，就是乌托邦社会主义。其方法，就是革命无政府主义。

1825年2月25日，美国首都被占领了——以罗伯特欧文，一个成功的威尔士商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方式。不过他并不是站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挥舞标语牌，而是在众议院的讲坛上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他的演说，总统詹姆斯门罗和已经当选总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来听了至少一部分。正如乔舒亚穆拉维齐克在《人间天堂》这部社会主义史中所说，欧文的计划让民选官员们沉醉。

在演说中，欧文分享了他的合作村庄之梦。这些村庄将缓解工人的贫苦，改造他们的精神。在苏格兰的新拉纳克社群，欧文取得了成功：雇佣工人生活舒适，他们的孩子接受幼儿和小学教育。受此鼓舞，欧文希望给美国带来精心规划的空间，催生更加进步的新人类。欧文设想，他那以科学方式组织的村庄“实际上将通向过往圣贤预言过的美德、睿智、享乐和幸福之国，并将在遥远的未来成为整个人类的命运！”乌托邦，在欧文看来，并不是文人意气。乌托邦能够实现。

他的美国乌托邦选址于印第安纳州西南瓦伯什河畔的新和谐。那年四月，欧文欢迎了移居其殖民地的民众。“我来这个国家，”他说，“是为了引入一种全新的社会状态，为了把社会从无知、自私的体系改造成一个开明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将逐渐把所有人的利益融为一体，并消除所有造成个人纷争的根源。”在新和谐，不会有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对立。

然而，情况并不如所愿。按照理性思路构造社群是极其困难的。没有足够的熟练工人。许多居民十分懒惰。短缺司空见惯。中央计划阻碍了餐食的有效分配。大群体不断分裂出小宗派。社群密切监视每一个成员的活动和信念。禁止饮酒。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被迫分开，其中一个后来说她“两年中只见了她的父亲和母亲两次”。欧文驱逐了感到不满的人。新和谐仅仅是因为他的慷慨捐助才没有解体。

但也没撑太久。欧文的“和平与善意之新帝国”分崩离析只要了四年。不过，社会主义乌托邦冲动至今犹存。尤其是在美国，不同的人携手共建理想社会已经成了一个闻名遐迩的悠久传统。在这些世俗乌托邦中，竞争被合作取代，私人财产化为社群公有，传统家庭结构变成人类大家庭，宗教被科学人文主义精神挤到一边。任何学习美国史的学生都对这些社群的名字耳熟能详：布鲁克农场、奥奈达、北美法郎吉。没有一个延续下去。没有一个实现了他们的创建者所期望的极乐。

历史学家JP塔尔蒙在《政治弥赛亚主义》（1960）中写道，美国和欧洲的乌托邦主义者“都对某种命定的、无所不包的、唯一的人间图景有极权民主式期待。他们认定，这种图景代表人们更好的自我、真正的利益、真切的愿望和真实的自由。”参与乌托邦运动的男男女女从宣扬所有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也从认为生而自由平等的人们被社会体制和私人财产奴化和异化的让-雅克卢梭的政治哲学中汲取灵感。去除阻止人活出真实自我的障碍之后，人们可以重获失落的自由。按照理性思路重构社会，我们就可以回到从前失落的自然极乐。

正如灯光吸引飞蛾，乌托邦思想吸引傻瓜。后革命思想家沙尔傅立叶就是一个经典范例。“他是个古怪的老单身汉，”塔尔蒙写道，“一个寄宿公寓的常客，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学究，喜欢猫和鹦鹉，伺候花卉；他那些诡异嗜好和神秘气质相当可怕；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沉思，但一旦有人最轻微地打扰了他一下，他就会大发雷霆。”傅立叶的梦想令人惊讶。傅立叶相信，如果他的计划付诸实践，有一天“反狮子”（傅立叶想像的新物种。——译者注）和“反鳄鱼”会承担穿梭世界各地的交通。母鸡会下足够多的蛋，以至于英国国债几个月就能付清。在傅立叶心中，海水变成柠檬汽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傅立叶的梦想世界中，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法郎吉。六百万个法郎吉足以容纳所有人类。关于他所幻想的环境，傅立叶在每个方面都把错综复杂的细节规划进去了。每个结构——从寝室到马厩再到餐厅——都精确设计。一旦人们住进法郎吉，就不需要财产，也不需要法律、上帝、家庭和约束。每个人都会和同伴以及自然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个自我管理的社群将释放每个人心中的创造潜能。儿童是傅立叶塑造新人的黏土。“法郎吉提供的不同职业总数极其庞大，”他写道，“孩子不可能在这些职业中找不到满足他的一些主要本性的机会。”在傅立叶的理想社群中，不会有怨恨，也不会有对他人的嫉妒。激情将自由奔涌。每一个需求都会得到满足。它将是真正的天堂。

当乌托邦主义者放眼世界时，他对两种事物特别反感。一是私有财产。“文明秩序，”傅立叶写道，“不能够进行公正分配，除非在资本领域，”你的投资回报是你的投入的一项功能。如果不是那样，市场体系就是不公正的。经济是零和博弈。一个人拥有财产，是以另一个人为代价的。对另一个十九世纪法国乌托邦主义者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来说，财产就是偷窃来的东西。

私有财产体现了压抑人的社会链条。如塔尔蒙所说，对乌托邦主义者而言，财产是“非理性和自私剥削的工具；不是扩大我们的人格的媒介，而是主宰贪得无厌的有产者以及生命的成长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遭受奴役而异化的无产者这两类人的暴虐主人。”并且，因为财产是不平等的根源，真正的平等只有通过社群对用品的重新分配才能实现。

乌托邦主义者的另一个深仇大恨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文化。一夫一妻制，一神教，自制，节俭，清洁，坚韧，利己劳动——这些都是乌托邦主义者的敌人。“道德教导人跟他自己作战，”傅立叶写道，“让他抗拒自己的激情，压抑它们，相信上帝不能够睿智地统合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激情。”所谓资产阶级美德，设计出来是为了维持不公正的社会关系，并阻止人活出真实自我。因此，为了恢复一个人的自然状态，他“需要从所谓的资产阶级道德开始，进行宏大的‘去神圣化’，” 二十世纪的乌托邦主义者丹尼尔格林写道，“基督教谆谆教诲的道德偏见对大众影响特别深。”

因此有必要把人们从他们的社会和性道德中解放出来。“家庭，将不再像在文明中一样，作为排他性单位而存在，”塔尔蒙写道。在1841建立于马萨诸塞州并延续到1847年的布鲁克农场，鼓励男人和女人作为完全平等的社会、政治和性个体互动。纽约州北部的奥奈达社群（1848-1880）的居民参与“复合婚姻”。在这种婚姻中，公社的年长成员“引导”年轻成员进入性爱。奥奈达人还致力于选择性生育。这些在当时惊世骇俗的行为，此后成为左翼运动的特色。例如，与1960年代的新左派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的自由性爱，今天已经全然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只有社会保守派还把这当回事。

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二百年来经久不衰，令人印象深刻。改变的只有服饰规定和小玩意儿。如果沙尔傅立叶穿越某个“虫洞”，在位于华盛顿麦克弗森广场的“占领华尔街”华盛顿特区帐篷城市现身，他会宾至如归。“占领”或“占据”这些词正是对私有财产的攻击。“占领华尔街”运动中频繁见诸报道的盗窃和破坏也一样。乌托邦对中产阶级规范的拒绝，合乎逻辑地流淌出为了颠覆而对习俗进行的嗅探、攻击和拒绝，以及对泛神精神的拥抱。布隆伯格市长在祖科蒂公园的营地发现的那些令人讨厌的东西——“即将危害抗议者和周围社区的健康和消防安全”——并不是偶然的。它们是乌托邦这道菜的配料。

在整个十九世纪，对理想社会的各种追求可以归为两大类。有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尝试，无产阶级先锋队试图打倒资产阶级，实现历史法则注定的无阶级社会。也有通过抹平等级、废除权威来实现乌托邦的革命无政府主义事业。

这两类在某些要点上重叠，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视无政府主义者为蠢材，而无政府主义者视马克思主义者为极权主义者——他们当然是。如果科学社会主义比革命无政府主义名头更响，那只是因为它在二十世纪成功地占领了世界上不少地方。共产主义给人类造成了无法计算的损失，无政府主义者的毁坏行为因此被掩盖了，但实际上也非常大。

无政府主义经常被贬为小流氓行为的合理化。但这是错的。无政府主义有理论，甚至还有经典：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戈德曼，等等。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是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大的傅立叶式法郎吉。“在每个历史阶段，我们关注的都应该是终结各种形式的权威和压迫。在过去的年代，因为需要安全、生存或经济发展，它们可能具有合理性，但现在它们加剧了——而不是缓解了——物质和文化的弊端。”诺曼乔姆斯基在他为丹尼尔格林的经典著作《无政府主义》撰写的导言中说。终结“这个体系”，我们就自由了。

无政府主义者觉得自由企业和国家社会主义没什么区别。只有任何人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财富或权力，他就高兴不起来。“任何能够自圆其说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应该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作为这个体系一部分的薪资奴役（wage-slavery），”乔姆斯基写道，“因为这些与劳动应该自由从事并由生产者自己掌控的原则水火不容。”乔姆斯基的意思是你可以正当地种你自己的番茄，但你决不能雇任何人来帮你摘。

无政府主义不会区分不同种类的政府。民主对他而言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控制。还是乔姆斯基的话：“当工业体系被任何形式的专制精英控制，无论他们是有产者，经理和技术官僚，‘先锋队’政党，还是国家官僚系统，”（或者银行家！）“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伪饰。”投票，格林写道，是“一种只对联合起来的工业、商贸和资产巨头有利的欺诈”。

这种永恒的反叛引起一些可想而知的后果。无政府主义者否定了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从而削弱了他们影响人们生活的能力。他们不搞最低工资运动，也不就布什税率展开辩论。无政府主义者不相信工资，当然也不相信赋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如是说：“参与政策辩论，最多不过对破坏加以限制，因为其基本前提与人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一主张是背道而驰的。”“占领华尔街”没有议程的原因是无政府主义不要议程。无政府主义者能做的就是做个表率——或通过暴力摧毁现存秩序。

正如对财产的敌意与乌托邦社会主义密不可分，暴力也和无政府主义紧密相联。“无政府主义拒绝国家和所有那些国家使之而成为可能的、系统的不平等形式，”格雷伯写道，“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迫使政府进行改革，也不是由他们自己掌握国家权力。他们希望使用尽可能与他们的目的一致，并体现这些目的的手段摧毁那种权力。”看上去漫无目的，一片混乱，其实目标明确。通过“直接行动”这种手段——游行，占领，封锁，静坐——无政府主义者“向前推进，视国家如无物”。不过，一个人言行举止好似政府不存、法令不行，不说是罪犯，那也是不法之徒。

当你看到占领者在布鲁克林大桥上与纽约市的警察们冲突，或是戴着面具的小青年在奥克兰市中心砸碎商店橱窗、纵火焚烧，你就看到了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为“占领华尔街”辩解的人可能会说，只有极端分子才使用这些“黑色集团”（Black Bloc，一个推崇暴力的抗议组织，主要由极左派和激进无政府主义者组成。——译者注）战术。但辩护者没说到点子上。那些头戴阿拉伯头巾、制造混乱的黑衣青年不过是按照革命无政府主义的逻辑，走向其暴力结局。极端并不是例外，而是常规。“直接行动”注意遵守法律那才是例外。

革命无政府主义的不稳定性意味着基于这些战术的运动很快就会爆发出来。想想国际工人联合会这个1880年代芝加哥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例子。根据迈克尔卡津在他的美国左派史《美国梦想者》中的详细记述，国际工人联合会敌视政府、市场和选举。他们不角逐政府官员的职位。他们纵火。“他们相信，男人和女人可以把自己的事管得好好的，不需要任何老板或专家的帮助，即便他们是工人国家的一部分。”但拒绝民主政治是死路一条，后果自然是暴力：1887年，四名国际工人联合会领导人因在干草市场爆炸案中谋杀八名警察而被处决。这个组织随即瓦解。

通过革命无政府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尝试很容易短命。在美国的最后一次爆发是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新左派和“气象员”（Weathermen，美国极左派组织，组织了多起爆炸案、暴动和监狱骚乱，宗旨是建立秘密革命政党，以暴力推翻美国政府。——译者注）发动的城市暴乱、恐怖主义和街头行动。这一浪潮直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兴起、苏维埃帝国覆灭才消退。乌托邦理想似乎已经声名狼藉。傅立叶和乔姆斯基的教导似乎只在学院通行。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舞台正在为一种新的无政府主义搭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种。

大卫格雷伯认为1994年1月1日是反全球化运动的诞辰。在这一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而萨帕塔分子在墨西哥的恰帕斯发动了叛乱。二十一世纪无政府主义的模范就此形成。“萨帕塔分子，”格雷伯写道，“放弃了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控制权的老式游击战略，转而要求建立自治、民主、自行治理的社群。他们与志同道合的全球民主革命者结成同盟，以往往十分美丽的诗化语言，成功地把此前的年月中缓慢累积的紧张对立结晶出来。”在一个“扁平的”、国界和政府越来越不重要的世界，新无政府主义不再追求以武力夺取国家权力。无政府主义形式的组织，格雷伯写道，“会在各个想像得到的层面，重合、交叉我们能够设想的以及很多我们可能想像不到的方式，参与类型无穷无尽的各种社群、协会、网络和规划。”

驱动新无政府主义的引擎是经济和政治全球化。旨在削弱“新自由主义”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G20、各国央行——的世界运动积聚了力量。无政府主义者1999年出现在西雅图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2000年出现在洛杉矶的民主党全国大会，2001年出现在意大利热那亚的G8峰会和破产的阿根廷，2002年出现在纽约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2004年和2008年分别出现在纽约和圣保罗的共和党大会。在乔治W布什任期内，有一段时间“全球正义”运动和反战运动缠绕在一起。但是，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说，“战争浪潮正在退落”（或看上去如此）。随着2008年的大衰退和金融恐慌，以及紧缩政策和主权债务危机开始，经济回到政治生活的前台。

长期失业（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这个群体）和经济增长不力不仅让新无政府主义者有机会招兵买马，也使得区分极端分子和他们那些感到痛苦的旅伴更加困难。让信息和资本以光速穿梭于各个大陆之间的技术进步也为无政府主义者提供了扰乱市场和政府的手段。暴乱和毁坏所使用的黑色团体战术，在互联网上对应黑客团体“匿名者”对政府和工业计算机服务器发动的拒绝服务攻击，以及维基解密未经授权发布机密信息。如我们在去年夏天的英格兰和别处发生的城市暴乱中所见，人们借助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先警察一步快速行动。新无政府主义看不出批评财产和资本主义与拥抱资本主义公司创造的技术有什么矛盾。说到底，既然一开始就没有秩序规则或者逻辑，怎么会有矛盾？

占领祖科蒂公园的呼吁发表在Twitter上，“匿名者”的蒙面发言人也在YouTube上宣传他们的运动，这一点都不奇怪。侵蚀全球资本主义的知识、金融、技术和社会基础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年，我们现在正目睹其最后展现。“占领华尔街”运动遍及全球的营地，正是大卫格雷伯在书写萨帕塔分子时设想的那种社群。占领者的帐篷城市是自治的，公共的，平等的，而且形成了网络。它们拒绝日常政治。它们培育波希米亚主义以及与民选权威的对抗。它们是经过了后现代升级的法郎吉和新和谐，扑通一声掉在我们的城市中央。

这个阵营中的活动家可能并不多。他们可能显得蠢笨，甚至怪诞。他们可能会抵制“议程”和“政策”。他们可能在想要什么东西和什么时候要这些东西等问题上并不一致。此外，在冬季来临，自己的公园被他们占据着的自由派对这些人失去耐心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此消失。但乌托邦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会再次出现——明年的党派大会无疑是个爆发点——纵容，利用或无视他们都是错的。应该面对他们，不是用法律，而是用思想。只要还有人相信财产不平等是不公正的，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可以实现，占领就会层出不穷。（南渝霜华译）

http://www.weeklystandard.com/articles/anarchy-usa_609222.html?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