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龙狮之舞——唐蕃英雄记【贰】 -- 京华烟云AMIP

悉诺逻死后的第二年即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唐、蕃战争进行得更为激烈。

如果您只读了汉文史料关于之一年的记载，得到的印象似乎应该是唐军所向克捷，而其敌人吐蕃则连战皆北。

该年的三月，“瓜州刺史、墨离军使张守硅、沙州刺史贾思顺，领伊、沙等州兵入吐蕃大同军，大破吐蕃，驱剪不可胜计。”这里用了“入”字，其实就是说唐朝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单纯防御，而是主动发起大规模反攻，并进入了吐蕃占领区。

同样在这一年，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的唐玄宗特遣朔方节度使、信安郡王李禕为帅，令其统率河西、陇右兵马，限期攻夺吐蕃河源要塞石堡城。

本朝开国之初，李孝恭、李道宗等宗室曾以显赫的军功扬名天下，但自从高宗朝则天皇后主政以后，李唐皇族饱受猜忌，再也没有掌握军权。李唐复辟尤其是玄宗上台后，宗室们都得到了不错的待遇，但这些锦衣玉食的家伙们多是雍王李守礼（吐蕃王后金城公主的生父）那样的酒囊饭袋，少数几个出类拔萃者以文臣为主，在军事领域少有造诣。

做为少有的宗室将军，这位信安郡王李禕是唐太宗的曾孙，也是唐玄宗的族兄，但按年纪来说他们并不是同一代人——李禕比李隆基大了二十一岁，此时已经六十六岁了。

当年，玄宗祖父高宗李治和李禕的祖父吴王李恪曾是一对竞争皇位的对手。史载李恪是其父李世民晚年最宠爱的儿子，太宗曾亲口对长孙无忌说吴王恪“英果类我”，希望这位权倾朝野的大舅哥同意自己废除晋王（也就是后来的高宗）的太子之位而代之以吴王，结果被长孙宰相硬梆梆地给顶了回去——他正言厉色对皇帝说道道：“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

长孙无忌的拒绝不仅导致太宗的提议就此不了了之——史载“帝乃止”，更为严重的是，它使得宰相和吴王从此结下了梁子，“故无忌常恶之”。后人认为，长孙宰相这翻大义凛然的话并非出于大公无私，而是恰恰相反，他要维护的正是自己亲外甥的利益——李治是无忌的妹妹长孙皇后所生，而李恪的母亲则是隋炀帝的女儿杨妃，她本是李世民弟弟李元吉的妃子，据说曾在他们兄弟争斗时救过秦王的性命，玄武门之变后被太宗纳入宫中并颇为得宠。

唐高宗登基后，他的亲舅舅长孙太尉更加大肆弄权，做为眼中钉的吴王于是在劫难逃，很快便被牵扯进房遗爱谋反一案，太尉“因遂诛恪，以绝天下望”，由此可见这位吴王似乎在天下人心中的地位颇不一般。李恪死后，他的四个儿子都被流放，其中就包括李禕的父亲李琨。当然后来随着长孙的垮台，兄弟几个也都被放了回来。

李琨死后被唐中宗追封为张掖郡王，按道理应该由长子李禕继承，但此时却发生了感人的一幕，李禕坚持要把王位让给弟弟李祗——“禕少有志尚，事继母谨，抚异母弟祗，以友称。当袭封，固让祗”。在亲朋倾轧中九死余生的中宗皇帝感动万分，“嘉其意”，不仅答应了李禕的请求，而且还下令封自己这位友爱兄弟的族侄为嗣江王。

李禕此后出任过多处地方官，史载他为官清廉而且为人严格，“人吏畏而服之”。到了玄宗时期，李禕已经官拜礼部尚书，其封号改为信安郡王，并兼任朔方节度使，也就是说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军事统帅。这次为了拿下吐蕃军事重镇石堡城，玄宗特地派出自己的这位老族兄，统筹指挥河西、陇右两大战区的兵马。

与大非川一样，石堡城也是唐蕃战争史中最重要的地点之一，此后它还会多次出现。据考证石堡城很可能在今青海湟源西南，但具体位置一直都有争议。不管怎么说，从史料记载来看此地位居险要，高踞山巅易守难攻。唐将们都有畏难情绪，纷纷认为“此城据险，又为吐蕃所惜，今总军深入，贼必并力拒守。事若不捷，退则狼狈”，认为“不如按军持重，以观形势”。

面对这一大片反对进攻的声音，主帅李禕摞下了狠话：咱们生是皇帝的人，死是皇帝的死人，想打退堂鼓？门儿都没有！就算真的寡不敌众，大不了大家一块儿死！——“人臣之节，岂惮险不进乎？必众寡不敌者，吾以死继之。”

李郡王接下来的话则掷地有声，足以千古回荡：“苟利国家，此身何惜！”诸将自然不敢再说什么，事情于是就这样定下了。

史载李禕针对石堡易守难攻的特点，大胆决定乘敌人不备发动奇袭。他为夺取此城不惜一切代价，“督率诸将，倍道兼进”，终于率兵突然出现在石堡前。利用敌军毫无防范一片混乱的机会，唐军“并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此战唐军收获相当大，“斩获首级，并获粮储器械，为数甚多。”取得胜利的李禕并没有冲昏头脑，而是马上布置各处范围，防备敌人发动反击，“仍分兵据守，以遏贼路。”

石堡之战的胜利大大拓展了唐朝的西部疆域，史载“自是河陇诸军游弈，拓地千余里。” 皇帝对李禕取得的成功无疑相当高兴，于是特意给石堡改了个拉风的名字——“玄宗喜，更号其城曰振武军”。为了表彰自己这位劳苦功高的老族兄，皇帝特意宣布追封李禕已故的父亲李琨为吴王，并赠工部尚书。

李禕此后更受皇帝重视，屡次率大军出征，三年后的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他在不利的形势下大破契丹，因功加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头衔，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六月，拜太子少师并退休，三年后的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又升为太子太师，同年阴历十月初三，八十多岁的李禕病逝，当时已年过六十的玄宗“闻而痛惜者久之”。

然而，以上石堡之战的内容只是唐朝的单方面记载，而根据同时期藏文史料所透露的信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似乎却是吐蕃一方。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记载道，这一年“论.结桑东则布等于木垒、九垒作战，击唐军多人。” 结桑东则布是继悉诺逻之后统兵的吐蕃统帅，而木垒、九垒一带所指应即石堡城地段，这说明吐蕃方面把此役视为自身的胜利，因为言简意赅的敦煌文书以往记载钦陵等将军取胜时，用的也是“击唐军多人”这种口气。

双方各持一词，我们也无法判断对错，但一个比较合理的猜测是，很可能唐军最终确实攻取了石堡城，但付出的死伤代价却是极为沉重的，远非汉文史书写的那么轻松。这种推测并非空穴来风，要知道整整二十年之后的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唐朝名将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领六万多士兵再次进攻石堡，而吐蕃守军只有区区数百人，最后唐军伤亡数万人方才勉强攻破该城，哥舒翰甚至为此背上了屠夫的恶名，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关于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这一年，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还记载说，该年冬天“大论穷桑……增加预备军旅之数字，引兵赴突厥地，还。是为一年。”所谓“突厥地”指的唐安西大都护府所辖四镇及突厥十姓地，这段话似乎表明吐蕃曾征兵增旅，大举进攻唐朝的西域领土。

这一年恰逢唐朝安西节度使工作交接，上半年的节度使是赵含章，下半年节度使则为吕休琳，但从汉文史料来看，当年都没有关于这两人建树战功的报导，大约西域的唐军未能阻挡吐蕃的强大攻势，被迫收缩固守防线。如果这样的话，则这一年唐、蕃战争的结果仍然是胜负参半。

经历了长达十二年的激烈武装较量，唐、蕃两国都已在这场战争中耗尽了人力、财力，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相互间达到了微妙的实力平衡。恰巧就在这时候，西域的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于是名存实亡的和亲关系再次发挥了其政治作用，再次出现了化于戈为玉帛的历史转机。

自这一年起，吐蕃连续遣使请和，并说明唐蕃交战不已与双方都有关系。唐玄宗却顾及自己面子，因为当初开战是自己不顾张说等大臣的反对做出的决定，此时如果同意讲和，岂不是打自己的嘴巴？李隆基于是故意找茬，宣称赞普送来的国书瞧不起自己这个皇帝，也就是所谓“上书悖慢”根本没有议和诚意可言，并发狠扬言要彻底灭了对方——“朕必灭之”。

就在这时候，一个名叫皇甫惟明的官员向皇帝“面陈通和之便”，此人说话相当有技巧，为了避免玄宗敏感的神经，于是将以往双方开战的责任统统推给“边将”，这些责任人不仅出自对方，也出自己方：

“昔赞普年幼，必是边将好功之人为之，以激怒陛下。”

替皇帝推卸掉责任，皇甫随即话锋一转，分析起战和的利弊来，其结论是咱们已经筋疲力尽了，再打下去是只赔不赚的买卖，不如借吐蕃求和下了这个台阶。不仅如此，针对皇帝认为的吐蕃国书傲慢无礼的问题，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和稀泥措施——您不是认为藏王这小子“上书悖慢”吗，那咱们就不直接理他，别忘了您的妹妹金城公主不正是这小子的老婆吗，咱们的诏书装做是下给公主的不就得了，她自然会转给自己老公的：

“二国交恶必兴师，师兴则隐盗财利，诈功级，希陛下过赏以甘心焉。今河西、陇右贷耗力穷，陛下幸诏金城公主许赞普约，以纾边患，息民之上策也”。

就这样，在金城公主提供的幌子下，唐玄宗欣然采纳了皇甫惟明的意见，并派他和一个叫张元方（不知为什么，在吐蕃文书中他被称为张太保）的宦官为使者，前往赴吐蕃当面赐给金城公主诏书。公元730年，皇甫惟明和张元方终于见到了金城公主和他的丈夫，赞普和公主都非常高兴，出示自唐贞观以来唐朝皇帝给吐蕃赞普的各种诏书，并厚宴唐使。

同年十月，吐蕃派使者随唐使臣入朝。这个吐蕃使臣是谁呢？您猜的没错，他正是唐朝人民的老朋友，那位汉语水平已出神入化的翻译官悉腊。做为本文最大的龙套，说起来悉腊大人已经是第三次出场了，他第一次现身还是在二十一年前的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当时他来长安为金城公主进藏打前站；第二次则是在开元六年（公元718年），他代表吐蕃与唐朝谈判，希望唐朝能把割让河曲落实在纸面上，但这场和谈最终不欢而散。现在，他又来了，并向玄宗皇帝再次递交了国书。

吐蕃在国书中首先表达了渴望和平的强烈思想感情，如“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随后借着唐朝提供的台阶，把唐蕃连年交恶的根源统统推给双方边将，“边将所以互相征讨，迄至今日，遂成衅隙”。

国书中自然也少不了藏王为自己的辩解，比如说赞普“深识尊卑”，之所以发动对唐战争是因为年轻不懂事，受了边将的挑拨，“又缘年少，枉被边将谗构斗乱”，而且这帮可恶的混蛋搞得自己连辩白的机会都没有，“前数度使人入朝，皆为边将不许，所以不敢自奏”。但皇帝舅舅您别着急，您的赞普外甥肯定替您修理这帮混蛋，现在“已处分边将，不许抄掠”。至于那些投奔吐蕃的汉奸们，外甥一定送回去让您处置，“若有汉人来投，便令却送”。

吐蕃这份低调得甚至有些低三下四的国书无疑让玄宗相当满意，皇帝高兴之下立即派派遣御史大夫崔琳持国书回报吐蕃，这次不用再打着金城公主的幌子了，而是分致赞普和公主。皇帝在国书中指出舅舅是宽宏大量的，即“怀远以德，朕之本意”，而且俺和俺妹妹一向团结友爱，“纵有负约之过，讵移骨肉之恩，深明至怀，知得良算”，舅舅和外甥本来就应该和睦相处，“甥舅之礼，万里如初”等等，并同意双方于赤岭（现青海日月山）划界盟誓，各竖分界之碑。

公元733年，在金城公主的努力下，双方再次互遣使臣，交换“定蕃汉两界”的意见。第二年，唐朝派遣李诠为使臣与蕃使盟会于赤岭，并正式分界立碑刻约其上。事后，双方各派遣使臣多人分往剑南、河西诸州县“厉告边州”，说明“两国和好，无相侵扰”。唐朝还同意与吐蕃在赤岭交马，甘松岭互市。

前面我们说过，此次唐蕃和平的直接诱因之一是西域的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那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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