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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龙狮之舞——唐蕃英雄记【贰】 《龙狮之舞——唐蕃英雄记【贰】：热血沸腾的盛唐》
1、河曲之殇——从“先天”到“开元”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十二月庚寅（阴历二十七日），玄宗皇帝高兴地宣布，从今天起大唐将改用新的年号——“开元”。在中国历史上，对于这种年号的改变，我们称之为“改元”。
伟大的开元盛世就这样悄悄地开始了，这段前后长达二十九年的时间成为后世人们永远的梦，许多中国人甚至认为，以国家的实力和人民的富庶而言，开元时期是中国迄今为止漫长历史中所有时期的顶峰……
年轻的皇帝此时肯定想不了那么长远，但他也确实有足够的好心情来宣布改元并随即大赦天下，因为就在这一年的七月，经过一场殊死搏斗，玄宗终于彻底铲除了一直威胁自己地位的太平公主集团，皇帝的这位姑母公主被赐自尽，其党羽则全被罢黜，而识相的太上皇也宣布从此以后凡事由儿子全权处理，自己将不再干涉，二十八岁的皇帝终于彻底掌握了朝政。
可玄宗的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烦心事儿便不期而至。就在这一年，他名义上的妹夫吐蕃赞普派来了使者，除了替王后金城公主带来吐蕃太后赤玛蕾已经驾崩的消息外，还希望唐朝将当初答应割让河曲之地为公主“沐浴之所”的承诺落实到纸面上，即要求双方重新订立盟约。其实，就在唐朝刚刚答应割让河西九曲不久，吐蕃便迅速派兵占据了那里，这次只不过是想将其占领进一步合法化。
大概唐朝当时并没有给予肯定性的答复，于是吐蕃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再次正式致书唐廷，重申“两国地界，事资蚤定，然后立盟书”。
这场会盟最终不欢而散，并导致了双方重新开战。事实上，当初答应割让河曲之后不久，唐朝就后悔了，因为这块地方不仅位置重要而且水草丰美，既适合发展畜牧业又与唐朝临近，是吐蕃进攻中原最好的桥头堡，史载“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堪顿兵畜牧，又与唐境邻接”。另外，这个地区还盛产战马，即有名的“河曲马”，不过这个问题在当初还不成为问题，因为唐朝前期完全可以从突厥地区获得优良的战马。
自稀里糊涂失去河曲后，大唐朝野上下无比愤懑，尤其是人们后来得知，当年那个热心的鄯州都督杨矩提出割地的初衷，竟然并非是出于加强皇室成员间团结友爱的目的，而是他事先接受了吐蕃的重贿，这种愤怒的情绪于是进一步高涨，忧国之士更是预言，河曲失去，大唐将永无宁日！
事实也证明这种说法并没有问题。前面已经讲过，在赤玛蕾太后的推动下，唐蕃双方本来已经于神龙会盟时划分了正式国界，至此又割让河西九曲之地，实际是对这一界约的否定，从而导致了日后无穷无尽的边界纠纷。
从这块土地被割出去的那一天起，帝国首都长安西部最重要的屏障——陇右河西地区就暴露于吐蕃直接威胁之下，吐蕃从此开始由河曲地区屡屡发动入侵，“自是后率兵入寇”。
战争终于开始了，但战场首先却不在河曲而是在西域。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唐朝的北庭都护郭虔瓘大胜吐蕃与突厥联军，史载“斩获不可胜数”，唐军俘获吐蕃军人上万并献俘长安，这些俘虏最后被玄宗统统赦免以示宽大。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八月，战败的吐蕃请求讲和，玄宗答应了。于是，吐蕃王后金城公主奉表谢恩，其言语相当直白易解，笔者就不再翻译了：
“金城公主奴奴言：仲夏盛热，伏维皇帝兄起居万福，御膳胜常。奴奴奉见舅甥平章书云，还依旧日，重为和好。既奉如此进止，奴奴还同再生，下情不胜喜跃。伏蒙皇帝兄所赐信物，并依数奉领。谨献金盏、羚羊衫夹、青长毛毯各一，奉表以闻。”
我们知道，玄宗的父亲睿宗曾宣布将金城公主收为养女，因此吐蕃王后是唐朝皇帝名义上的妹妹，而如果按照真实的血缘关系，奴奴应该是李隆基的堂侄女，因为她的父亲便是玄宗皇帝的堂兄雍王李守礼。
但浓浓的亲情尚未散去，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吐蕃十万大军就再次入侵，他们这回由刚刚建立的河曲桥头堡出发，直扑临洮大肆掳掠，“又进寇兰州及渭州之渭源县，掠夺群牧而去”。临洮不仅是陇西重镇，更是李唐皇室祖先即陇西李氏的初兴之地，而渭源县则是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之地，地处河西走廊的要冲，离大唐的西京长安也并不算远。
消息传来，京师震动，人心惶惶，被对方背信弃义彻底激怒的玄宗皇帝甚至下令进行全国总动员，要求中央府兵和各地方部队火速集结，准备随自己御驾亲征。
这支吐蕃入侵大军的统帅，是一个叫做坌达延赤松的重臣，他的官位相当高，竟然与吐蕃大相乞力徐并列。
前面曾说过，赤玛蕾掌权后，为了避免今后再出现噶尔家族专权的情况，遂把吐蕃朝廷的权力进行了分散布置，她任命乞力徐为大相，却并未授予全部权柄，另一重臣坌达延赤松也拥有类似大相的权力，两相牵掣以分其势，同时外戚尚赞咄热拉金等人也入朝参政。
参照同时期的汉藏史料记载，吐蕃重臣们的具体分工，很可能是乞力徐主政，坌达延赤松掌军，尚赞咄热拉金则负责管理宫廷事务，他们互相之间没有事实上的隶属关系，而是共同对赤玛蕾负责。
说来可能让人难以相信，掌握吐蕃兵权的坌达延赤松竟然是一位吐谷浑人。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以及后世藏文史书《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都记载说，吐谷浑被吐蕃灭亡后，原吐蕃妃（她是吐蕃王族公主，嫁给吐谷浑先王为妃）所生的吐谷浑王子坌达延赤松受到吐蕃的重用，被赞普称为“外甥”。此后，“外甥”这个词似乎成为吐蕃赞普对吐谷浑王子的特定称呼，如同藏王常常对唐帝自称外甥一样。
按照史料记载，吐谷浑人坌达延曾多次参加代表着吐蕃最高权力的王臣集会议盟，并为吐蕃“征吐谷浑之大料集”——前面也提到过，所谓的大料集，就是检阅部队、征集兵马、粮草、户丁、劳役等，这都是当地军政长官的工作，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他其实就是吐蕃所委任的吐谷浑藩王，代表吐蕃全面管理吐谷浑辖区，即敦煌文书中所说的“吐谷浑小王”。
其实，与许多人的想法恰恰相反，公元670年的唐蕃大非川之战后，吐谷浑被吐蕃彻底灭亡，但其王族得到的待遇并不坏，甚至可以说相当好。除了坌达延王子一直受到重用外，在公元689年，吐蕃王室又将公主嫁给一位吐谷浑王子为妻，而到了更后面的公元728年，敦煌文书说吐蕃王朝还“任命外甥吐谷浑小王等三人为大论。”
这些都无疑说明吐谷浑王室成员在吐蕃政权中取得了很高的职务。由此可见，吐蕃王朝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依赖于吐谷浑和党项等藩属，同时也以婚姻作为联系这些藩属的重要手段，这无疑在文化、心理以及血缘上加速了这些属部对吐蕃的认同进程。
学者们研究后相信，在整个吐蕃王朝时期，吐谷浑人都保持了一定的相对独立性，直到吐蕃灭亡以后，这个慕容鲜卑的后裔民族才在整体上消失，逐渐融合于当地各族之中。
在吐蕃朝廷里，吐谷浑贵族坌达延的资格相当老，很可能在大非川之战结束甚至更早就出仕吐蕃了。按照史料推测，坌达延后来曾一度与噶尔.钦陵走得很近，钦陵也对他相当信任——按照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钦陵出征时，吐蕃朝政就由钦陵的两个弟弟（即噶尔.努布芒辗细赞和噶尔.悉多于）以及坌达延赤松负责，由于坌达延身兼吐谷浑藩王的特殊身份，他很可能还掌管着钦陵大军最重要的后勤基地——青海。
此后，噶尔.悉多于率兵出征西域，结果兵败失踪，如此一来坌达延的地位就更加重要。再往后，噶尔.努布芒辗细赞被吐蕃赞普赤都松赞设计诱杀，而坌达延却安然无事，成为钦陵安排留守吐蕃本土的几位重臣里的唯一活着的人。可以说，此后钦陵的战争资源就基本上全靠坌达延来保障了。
利用钦陵在外与唐朝进行冗长的拉锯谈判的机会，赤都松赞突然对噶尔家族的亲信党羽展开了大屠杀，死者达两千多人，但其中并不包括一向受到钦陵重用的坌达延。当然了，也有一种可能是这位吐谷浑藩王当时并不在朝廷而在自己的青海封地，所以没有被杀。但事情真是这样吗？
藏王马上亲自率兵，讨伐身在青海的钦陵。钦陵的军队未战先溃，上百名将领跟随钦陵自杀，可是这些殉葬者中也不包括与钦陵过从甚密的坌达延，恰恰相反，他在事后不仅没有受到赞普的反攻倒算，甚至还得到了吐蕃王室的提升，直至官位与大相并列。
因此，在这段充满着血腥和阴谋的动荡期里，坌达延赤松，这位决定了权力天平倾斜方向的吐谷浑王爷究竟做了什么，就相当值得后人猜想，从而给噶尔.钦陵这位吐蕃战神的死亡之谜又蒙上了一层诡异的色彩。
（记得前面曾有人质疑藏王是否有能力控制钦陵军队的后勤供应，以上内容也许可以回答一二吧。）
也许是受钦陵的影响实在太深的缘故，在吐蕃朝廷中坌达延是一个坚决的鹰派，在赤玛蕾太后当政期间，他有力无处使，只能拿反叛的属国出气。现在老太后已经死了，小藏王还不到十岁，执掌吐蕃国政的三大巨头中，掌兵的坌达延赤松和主政的乞力徐都主张对唐开战，另一重臣、当初促成金城公主和亲的尚赞咄热拉金尽管对唐比较友好，但他管理的是宫廷内务，对王族外部的发言权有限。因此，王廷里再也没有人能制约蠢蠢欲动的吐蕃军团，这些藏族武士们也实在憋得太久了。
唐朝方面的情况其实也大致相仿。当年以鸽派面容出现的中宗和睿宗皇帝，这两个被强势母亲折腾得九死一生的难兄难弟，早已在流放和软禁中磨光了所有的棱角和锐气，因而再也不想折腾，他们与吐蕃鸽派的代表赤玛蕾自然一拍即合。现在这两个老家伙都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想起祖先太宗天可汗的无上光荣，大唐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早已经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因此，在指责对方负盟并表现得义愤填膺的同时，玄宗皇帝也未必不长舒了一口气：被和平枷锁约束了十余年的大唐彻底得到解脱，自己也终于可以把那纸盟约撕开来擦屁股了！
在大臣们的极力劝阻下，玄宗所宣称的亲征最终没有成行，薛仁贵之子薛讷被皇帝任命为主将，率大军反击吐蕃。
这位被后世神化的薛丁山（薛讷字丁山）当时已经六十八岁。尽管有个勇贯三军的老爹，但薛讷却并不以武艺著称，恰恰相反，他本来是个文官，而且是个相当称职的地方官，在担任蓝田县令期间竟然敢拒绝权势喧天的酷吏来俊臣的不合理要求，颇为世人称赞。一直到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五十岁的他才由文职改为武职，出任左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略。
真实的薛丁山并没有一个叫做樊梨花的厉害老婆，他的夫人也从来没有奇遇过什么黎山老母。而且，也许是因为半路改行的缘故，薛讷的战绩并不像其父薛仁贵那样突出，他曾率军先后与突厥、契丹等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作战，有胜有负。尤其是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做为主将率兵六万征讨契丹，在滦河（今河北承德滦河山谷）中了埋伏，唐军全军覆没，薛讷“脱身走免”。随后发生的一幕让人不禁怀疑起这位薛将军的人品——他向皇帝上书，将战败的责任推给八名部将，导致这几个倒霉蛋全都被皇帝下令斩首，而薛本人仅仅免官了事。
玄宗之所以这么处理，很可能是因为薛讷以往留给他的印象实在是太好了。史载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月初十三日，终于彻底掌权而志得意满的玄宗在骊山下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共有二十万唐军参加，但其中一些将领率领的部队军容不整，队形散乱，让本来兴致勃勃的玄宗大为扫兴继而大发雷霆，阅兵总指挥、时任兵部尚书的郭元振差点因此丧命，只有薛讷率领的部队威严齐整，让皇帝最为满意，从此这位治军严整的将军便简在帝心。
而遭到皇帝故意敲打立威的郭大侠，曾几何时，这位卓越的战略家几乎以一己之力主持设计和实施了武周时期那些取得重大效果的对蕃措施，但此时皇帝已经不再需要他。他随后被恼羞成怒的玄宗流放到遥远蛮荒的新州（广东新兴县），不久便抑郁而终，享年五十七岁。
郭元振的离去，从另一个角度也标志着唐朝对吐蕃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跃跃欲试的玄宗将亲自主持一切，原来胡萝卜加大棒的软硬兼施很快转变为血腥残酷的以牙还牙。
吐蕃这次入侵后，军容威风但打仗确实稀松因而有着“薛老太太”（史载为‘薛婆’）之称的薛讷，被一向欣赏他的皇帝乘机起用，罢官后还是平头百姓的他以“摄左羽林将军”的身份出任陇右防御使并统兵出征，麾下包括右骁卫将军郭知运、大仆少卿王晙、杜宾客（薛讷的老下级，也是滦河之战中唯一没有受处分的将军，因为他事先曾劝说过主帅不要冒进）以及安思顺（他的一个本家弟弟后来更有名，这厮名叫安禄山）等将领，先锋官为丰安军使王海宾。
就在这时候，当得知自己当年那条倒霉建议所造成的灾难后，割让河曲的始作俑者杨矩在愧疚和惊恐的巨大压力下自行了断，“悔惧自杀”。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十月，唐蕃两军在洮河会战，吐蕃大败，尸体堆积如山，甚至让汹涌的洮河为之断流。仅一场战斗中吐蕃就被斩首一万七千名级，损失马七万四千匹，牛羊四万头，最后不得不从河曲退却，唐军乘胜毁掉了敌人在河曲建立的桥头堡和挺进基地。
史载，洮河之战进行得极其惊险和惨烈，当时唐军已经被吐蕃军队分割成两部分，形势十分危急。就在此时，唐军先锋官猛将王海宾率先拔阵，他“盘矛赴敌”，“跃马先其掩袭，挫彼锋锐”。在王将军身先士卒的激励下，唐军一举突破吐蕃军阵地，原来被吐蕃人分割的两支部队则趁机将劣势演化为优势，他们“犄角夹攻之，大破贼众”。
吐蕃主帅坌达延率残部退到一个叫长城堡（在今甘肃临洮）的地方，再次结阵拒敌，此时他们已经背水一战退无可退，只能拼死向前。王海宾仍纵马横枪，率先领兵冲向敌阵，随即被敌人团团包围，双方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
但就在这时候，唐军将领们纷纷展现出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史载“诸将嫉其功，按兵不救”。最后，孤军奋战的王将军血战陨身，吐蕃军亦遭受重创损失惨重。
见到两败俱伤，薛讷等唐军将领知道摘果子的机会终于到了，于是“将士乘势进击，又破之，杀获数万人，擒其将六指乡弥洪，尽收其所掠羊马。并获其器械，不可胜数。”
得到捷报后，本来一直嚷嚷要亲征的玄宗皇帝顺势借坡下驴，史载“时有诏将以十二月亲征吐蕃，及闻讷等克捷，玄宗大悦，乃停亲征”。
因这次战功，唐军主帅薛讷受封为左羽林军大将军，并恢复了当年在契丹战败而被剥夺的平阳郡公的爵位。与民间传说和演义里不同，薛丁山并没有射死父亲薛仁贵，他自己也没有死于满门抄斩——洮河之战四年后，七十二岁的薛讷在家中安详地去世，死后赠太常卿，谥“昭定”。
关于这位薛丁山，还要提一点的是，“节度使”这个代表着唐朝后来藩镇割据的标志性官职就是由他发源的——景云元年（公元710年），薛讷被睿宗皇帝任命为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史载“节度使之名自讷始”。
玄宗随后做的一件事则让人们感动不已。皇帝宣布，自己将收养洮河之战大英雄王海宾烈士的遗孤、当时年仅九岁的王训，并将孩子改名为“忠嗣”，从此“养于禁中累年”，与李嗣升（后改名李亨，即后来的肃宗皇帝）等皇子一起长大。这个叫王忠嗣的男孩后来成长为大唐一代名将，是吐蕃人挥之不去的梦魇，此处暂且不表。
此后，唐朝右武卫将军郭知运（洮河之战时薛讷的副将，很可能唐将们对王海宾见死不救时他也有份，因而战后并没有获得提升）和松州都督孙仁献又先后击败吐蕃军队，唐军俘虏了大量敌人，并将他们向皇帝“献于阙下”。唐玄宗仍没有杀掉这些俘虏，而是把他们分配诸州编户，并下旨说：“吐蕃孤恩，负约忘义。卿等受委，逆挫群凶，焚溺之余，俘获仍众，览今献捷，深用嘉焉。”
在这种情况下，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唐玄宗再次收到了金城公主或吐蕃以公主名义的上书，里面强烈呼吁双方讲和，并请皇帝尽快在和平条约上签字画押，信是这么写的：
金城公主奴奴言：“季夏极热，伏惟皇帝兄御膳胜常。奴奴甚平安，愿皇帝兄勿忧。此间宰相向奴奴道，赞普甚欲得和好，亦宜亲署誓文。往者皇兄不许亲署誓文，奴奴降蕃，事缘和好，今乃骚动，实将不安和。矜怜奴奴远在他国，皇帝兄亲署誓文，亦非常事，即得两国久长安稳，伏惟念之!”
内容相当亲切温馨，公主（更可能是打着公主名义的吐蕃决策者们）主动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很可怜的位置，似乎处处为对方着想，冠冕堂皇且言辞恳切，读起来充满了亲人的关怀。但是，如果结合前面提到的背景，读者也许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可以说，此时的唐朝已经基本掌握了唐蕃战争的战略主动权，处于劣势的吐蕃于是不得不再次向唐朝皇帝套近乎。如果并非翻译或史官故意有所丑化的话，按照汉文史书的记载，随着战争的不断失利，吐蕃的言辞也越来越肉麻，甚至在堂堂国书中以赞普赤德祖赞的口吻自称为“外甥”，左一个“皇帝舅”右一个“阿舅”地叫着，其主旨无非是要舅舅快点儿罢兵，外甥已经实在有点儿吃不消了。
我们说过，如果按照名分，赤德祖赞应是李隆基的妹夫，而按照血缘，赤德祖赞则是李隆基的堂侄女婿，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两人都不具有“舅舅”和“外甥”的关系，最多勉强可以认为皇帝是赞普孩子们的舅舅。但对双方这种已经约定俗成的称呼，我们就不必过于计较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玄宗收到了金城公主这封充满温馨、呼吁和平的信，至于它是否又是吐蕃的缓兵之计，亦或笔者纯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恐怕就要读者自己判断了。
而唐玄宗的反应是，……他根本没做反应。
皇帝对此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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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6、何惜此身的王爷与筋疲力尽的和平》 悉诺逻死后的第二年即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唐、蕃战争进行得更为激烈。
如果您只读了汉文史料关于之一年的记载，得到的印象似乎应该是唐军所向克捷，而其敌人吐蕃则连战皆北。
该年的三月，“瓜州刺史、墨离军使张守硅、沙州刺史贾思顺，领伊、沙等州兵入吐蕃大同军，大破吐蕃，驱剪不可胜计。”这里用了“入”字，其实就是说唐朝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单纯防御，而是主动发起大规模反攻，并进入了吐蕃占领区。
同样在这一年，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的唐玄宗特遣朔方节度使、信安郡王李禕为帅，令其统率河西、陇右兵马，限期攻夺吐蕃河源要塞石堡城。
本朝开国之初，李孝恭、李道宗等宗室曾以显赫的军功扬名天下，但自从高宗朝则天皇后主政以后，李唐皇族饱受猜忌，再也没有掌握军权。李唐复辟尤其是玄宗上台后，宗室们都得到了不错的待遇，但这些锦衣玉食的家伙们多是雍王李守礼（吐蕃王后金城公主的生父）那样的酒囊饭袋，少数几个出类拔萃者以文臣为主，在军事领域少有造诣。
做为少有的宗室将军，这位信安郡王李禕是唐太宗的曾孙，也是唐玄宗的族兄，但按年纪来说他们并不是同一代人——李禕比李隆基大了二十一岁，此时已经六十六岁了。
当年，玄宗祖父高宗李治和李禕的祖父吴王李恪曾是一对竞争皇位的对手。史载李恪是其父李世民晚年最宠爱的儿子，太宗曾亲口对长孙无忌说吴王恪“英果类我”，希望这位权倾朝野的大舅哥同意自己废除晋王（也就是后来的高宗）的太子之位而代之以吴王，结果被长孙宰相硬梆梆地给顶了回去——他正言厉色对皇帝说道道：“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
长孙无忌的拒绝不仅导致太宗的提议就此不了了之——史载“帝乃止”，更为严重的是，它使得宰相和吴王从此结下了梁子，“故无忌常恶之”。后人认为，长孙宰相这翻大义凛然的话并非出于大公无私，而是恰恰相反，他要维护的正是自己亲外甥的利益——李治是无忌的妹妹长孙皇后所生，而李恪的母亲则是隋炀帝的女儿杨妃，她本是李世民弟弟李元吉的妃子，据说曾在他们兄弟争斗时救过秦王的性命，玄武门之变后被太宗纳入宫中并颇为得宠。
唐高宗登基后，他的亲舅舅长孙太尉更加大肆弄权，做为眼中钉的吴王于是在劫难逃，很快便被牵扯进房遗爱谋反一案，太尉“因遂诛恪，以绝天下望”，由此可见这位吴王似乎在天下人心中的地位颇不一般。李恪死后，他的四个儿子都被流放，其中就包括李禕的父亲李琨。当然后来随着长孙的垮台，兄弟几个也都被放了回来。
李琨死后被唐中宗追封为张掖郡王，按道理应该由长子李禕继承，但此时却发生了感人的一幕，李禕坚持要把王位让给弟弟李祗——“禕少有志尚，事继母谨，抚异母弟祗，以友称。当袭封，固让祗”。在亲朋倾轧中九死余生的中宗皇帝感动万分，“嘉其意”，不仅答应了李禕的请求，而且还下令封自己这位友爱兄弟的族侄为嗣江王。
李禕此后出任过多处地方官，史载他为官清廉而且为人严格，“人吏畏而服之”。到了玄宗时期，李禕已经官拜礼部尚书，其封号改为信安郡王，并兼任朔方节度使，也就是说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军事统帅。这次为了拿下吐蕃军事重镇石堡城，玄宗特地派出自己的这位老族兄，统筹指挥河西、陇右两大战区的兵马。
与大非川一样，石堡城也是唐蕃战争史中最重要的地点之一，此后它还会多次出现。据考证石堡城很可能在今青海湟源西南，但具体位置一直都有争议。不管怎么说，从史料记载来看此地位居险要，高踞山巅易守难攻。唐将们都有畏难情绪，纷纷认为“此城据险，又为吐蕃所惜，今总军深入，贼必并力拒守。事若不捷，退则狼狈”，认为“不如按军持重，以观形势”。
面对这一大片反对进攻的声音，主帅李禕摞下了狠话：咱们生是皇帝的人，死是皇帝的死人，想打退堂鼓？门儿都没有！就算真的寡不敌众，大不了大家一块儿死！——“人臣之节，岂惮险不进乎？必众寡不敌者，吾以死继之。”
李郡王接下来的话则掷地有声，足以千古回荡：“苟利国家，此身何惜！”诸将自然不敢再说什么，事情于是就这样定下了。
史载李禕针对石堡易守难攻的特点，大胆决定乘敌人不备发动奇袭。他为夺取此城不惜一切代价，“督率诸将，倍道兼进”，终于率兵突然出现在石堡前。利用敌军毫无防范一片混乱的机会，唐军“并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此战唐军收获相当大，“斩获首级，并获粮储器械，为数甚多。”取得胜利的李禕并没有冲昏头脑，而是马上布置各处范围，防备敌人发动反击，“仍分兵据守，以遏贼路。”
石堡之战的胜利大大拓展了唐朝的西部疆域，史载“自是河陇诸军游弈，拓地千余里。” 皇帝对李禕取得的成功无疑相当高兴，于是特意给石堡改了个拉风的名字——“玄宗喜，更号其城曰振武军”。为了表彰自己这位劳苦功高的老族兄，皇帝特意宣布追封李禕已故的父亲李琨为吴王，并赠工部尚书。
李禕此后更受皇帝重视，屡次率大军出征，三年后的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他在不利的形势下大破契丹，因功加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头衔，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六月，拜太子少师并退休，三年后的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又升为太子太师，同年阴历十月初三，八十多岁的李禕病逝，当时已年过六十的玄宗“闻而痛惜者久之”。
然而，以上石堡之战的内容只是唐朝的单方面记载，而根据同时期藏文史料所透露的信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似乎却是吐蕃一方。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记载道，这一年“论.结桑东则布等于木垒、九垒作战，击唐军多人。” 结桑东则布是继悉诺逻之后统兵的吐蕃统帅，而木垒、九垒一带所指应即石堡城地段，这说明吐蕃方面把此役视为自身的胜利，因为言简意赅的敦煌文书以往记载钦陵等将军取胜时，用的也是“击唐军多人”这种口气。
双方各持一词，我们也无法判断对错，但一个比较合理的猜测是，很可能唐军最终确实攻取了石堡城，但付出的死伤代价却是极为沉重的，远非汉文史书写的那么轻松。这种推测并非空穴来风，要知道整整二十年之后的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唐朝名将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领六万多士兵再次进攻石堡，而吐蕃守军只有区区数百人，最后唐军伤亡数万人方才勉强攻破该城，哥舒翰甚至为此背上了屠夫的恶名，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关于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这一年，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还记载说，该年冬天“大论穷桑……增加预备军旅之数字，引兵赴突厥地，还。是为一年。”所谓“突厥地”指的唐安西大都护府所辖四镇及突厥十姓地，这段话似乎表明吐蕃曾征兵增旅，大举进攻唐朝的西域领土。
这一年恰逢唐朝安西节度使工作交接，上半年的节度使是赵含章，下半年节度使则为吕休琳，但从汉文史料来看，当年都没有关于这两人建树战功的报导，大约西域的唐军未能阻挡吐蕃的强大攻势，被迫收缩固守防线。如果这样的话，则这一年唐、蕃战争的结果仍然是胜负参半。
经历了长达十二年的激烈武装较量，唐、蕃两国都已在这场战争中耗尽了人力、财力，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相互间达到了微妙的实力平衡。恰巧就在这时候，西域的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于是名存实亡的和亲关系再次发挥了其政治作用，再次出现了化于戈为玉帛的历史转机。
自这一年起，吐蕃连续遣使请和，并说明唐蕃交战不已与双方都有关系。唐玄宗却顾及自己面子，因为当初开战是自己不顾张说等大臣的反对做出的决定，此时如果同意讲和，岂不是打自己的嘴巴？李隆基于是故意找茬，宣称赞普送来的国书瞧不起自己这个皇帝，也就是所谓“上书悖慢”根本没有议和诚意可言，并发狠扬言要彻底灭了对方——“朕必灭之”。
就在这时候，一个名叫皇甫惟明的官员向皇帝“面陈通和之便”，此人说话相当有技巧，为了避免玄宗敏感的神经，于是将以往双方开战的责任统统推给“边将”，这些责任人不仅出自对方，也出自己方：
“昔赞普年幼，必是边将好功之人为之，以激怒陛下。”
替皇帝推卸掉责任，皇甫随即话锋一转，分析起战和的利弊来，其结论是咱们已经筋疲力尽了，再打下去是只赔不赚的买卖，不如借吐蕃求和下了这个台阶。不仅如此，针对皇帝认为的吐蕃国书傲慢无礼的问题，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和稀泥措施——您不是认为藏王这小子“上书悖慢”吗，那咱们就不直接理他，别忘了您的妹妹金城公主不正是这小子的老婆吗，咱们的诏书装做是下给公主的不就得了，她自然会转给自己老公的：
“二国交恶必兴师，师兴则隐盗财利，诈功级，希陛下过赏以甘心焉。今河西、陇右贷耗力穷，陛下幸诏金城公主许赞普约，以纾边患，息民之上策也”。
就这样，在金城公主提供的幌子下，唐玄宗欣然采纳了皇甫惟明的意见，并派他和一个叫张元方（不知为什么，在吐蕃文书中他被称为张太保）的宦官为使者，前往赴吐蕃当面赐给金城公主诏书。公元730年，皇甫惟明和张元方终于见到了金城公主和他的丈夫，赞普和公主都非常高兴，出示自唐贞观以来唐朝皇帝给吐蕃赞普的各种诏书，并厚宴唐使。
同年十月，吐蕃派使者随唐使臣入朝。这个吐蕃使臣是谁呢？您猜的没错，他正是唐朝人民的老朋友，那位汉语水平已出神入化的翻译官悉腊。做为本文最大的龙套，说起来悉腊大人已经是第三次出场了，他第一次现身还是在二十一年前的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当时他来长安为金城公主进藏打前站；第二次则是在开元六年（公元718年），他代表吐蕃与唐朝谈判，希望唐朝能把割让河曲落实在纸面上，但这场和谈最终不欢而散。现在，他又来了，并向玄宗皇帝再次递交了国书。
吐蕃在国书中首先表达了渴望和平的强烈思想感情，如“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随后借着唐朝提供的台阶，把唐蕃连年交恶的根源统统推给双方边将，“边将所以互相征讨，迄至今日，遂成衅隙”。
国书中自然也少不了藏王为自己的辩解，比如说赞普“深识尊卑”，之所以发动对唐战争是因为年轻不懂事，受了边将的挑拨，“又缘年少，枉被边将谗构斗乱”，而且这帮可恶的混蛋搞得自己连辩白的机会都没有，“前数度使人入朝，皆为边将不许，所以不敢自奏”。但皇帝舅舅您别着急，您的赞普外甥肯定替您修理这帮混蛋，现在“已处分边将，不许抄掠”。至于那些投奔吐蕃的汉奸们，外甥一定送回去让您处置，“若有汉人来投，便令却送”。
吐蕃这份低调得甚至有些低三下四的国书无疑让玄宗相当满意，皇帝高兴之下立即派派遣御史大夫崔琳持国书回报吐蕃，这次不用再打着金城公主的幌子了，而是分致赞普和公主。皇帝在国书中指出舅舅是宽宏大量的，即“怀远以德，朕之本意”，而且俺和俺妹妹一向团结友爱，“纵有负约之过，讵移骨肉之恩，深明至怀，知得良算”，舅舅和外甥本来就应该和睦相处，“甥舅之礼，万里如初”等等，并同意双方于赤岭（现青海日月山）划界盟誓，各竖分界之碑。
公元733年，在金城公主的努力下，双方再次互遣使臣，交换“定蕃汉两界”的意见。第二年，唐朝派遣李诠为使臣与蕃使盟会于赤岭，并正式分界立碑刻约其上。事后，双方各派遣使臣多人分往剑南、河西诸州县“厉告边州”，说明“两国和好，无相侵扰”。唐朝还同意与吐蕃在赤岭交马，甘松岭互市。
前面我们说过，此次唐蕃和平的直接诱因之一是西域的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那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请继续关注下节《饕餮大食——哈里发的东方攻略》。
家园 请教：吐蕃哪里来的铁？ 吐蕃能与大唐对抗，应该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吧？。。。俺想知道，吐蕃会炼铁吗？
家园 吐蕃冶炼业应该相当发达 笔者在“吐蕃王朝的崛起”里写过，茹拉杰王子是智慧的化身，人类社会萌芽期的许多发明创造都归功于他，其中就包括冶炼矿石为金、银、铜、铁等。
当然，这可能只是传说，但雅鲁藏布江区域和尼洋河谷一带的工布（也就是现在的林芝地区）确实有着丰富的森林及铁矿资源，从而为吐蕃人冶炼工作提供了材料和燃料。比如易贡的铁矿质量就相当好，著名易贡藏刀千百年来就只能由这种铁打造。
至于炼钢的重要添加剂——铬铁，西藏资源更是丰富。根据现代勘探，西藏铬铁矿矿点分布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集中在藏北班戈湖至怒崐江大断裂与雅鲁藏布江深大断裂两个岩带上，已探明的储量居全国之首，西藏山南地区曲松县境内的罗布萨铁矿现在还是中国最大的铬铁矿生产基地。
《册府元龟》记载说，吐蕃男子“惟以淬砺为业，罕务农耕耘”，当时的吐蕃冶炼工业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制造刀剑等兵器和劳动工具时多采用淬火和磨砺的技术。
另外，吐蕃曾在古神川（金沙江）丽江至中甸段架设了连接大江东西两岸的庞大铁索桥，这座桥相当有名，后来南诏偷袭吐蕃时专门毁掉了它，以表示自己与吐蕃彻底决裂，其遗址至今尚存。
至于吐蕃人冶炼出的产品质量，也是相当精良，比如唐朝人说吐蕃军队的锁子甲“其制甚精”，“非劲弓利刃所能伤也”。
吐蕃人并非茹毛饮血的野蛮人，藏文明也曾经创造过自己的辉煌。
家园 谢谢～
家园 记得吐蕃的文明程度挺高的 自己的冶铁技术不错，而且还靠着古印度这个冶铁技术很高的邻邦
家园 《5、瑜亮争锋——悉诺逻与萧嵩》 《龙狮之舞——唐蕃英雄记【贰】》之《热血沸腾的盛唐》
5、瑜亮争锋——悉诺逻与萧嵩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得到王君勠突然被杀的噩耗，大唐“河、陇震骇”。就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候，一位年届六旬的朝廷重臣悄悄来到凉州，接替了王遗留下的河西节度使之职并“判凉州事”。此人的名字叫萧嵩，时任大唐帝国位高权重的国防部长即兵部尚书（另有史料说他时任朔方节度使，调任为河西节度副使。）
吐蕃统帅悉诺逻恭禄出身于西藏名门望族韦氏，他的新对手萧嵩的家族则更加高贵，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场大唐和吐蕃“官二代”之间的争斗。
萧嵩来自南朝萧梁皇族，他是后梁明帝萧岿的玄孙，其曾叔祖是大唐高祖、太宗朝宰相、受封为宋国公的萧瑀。尽管没有魏“镜子”那样名声显赫，但萧瑀也是贞观时期的著名谏臣，史载此人生性“骨梗”，大概是说他性子比较直而且讲话不太中听的意思，每每惹得太宗大光其火却又无可奈何，因为当年李二郎做秦王时被老爸猜忌，“恐惧畏祸”，亏了萧瑀仗着李渊好友兼亲戚（萧瑀是独孤家的女婿，而独孤氏则是隋炀帝和唐高祖的母家）的身份，屡次在高祖面前苦苦劝说，才让父子关系有所缓和。因此，小李欠老萧一份大大的人情。
后来小李当了皇帝，特意向老萧赐诗以示感激，这就是那句著名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来历——然而，还有一说此诗的原创可追溯到隋炀帝甚至更古，小李其实有转贴之嫌，姑且存疑。综观整个李唐王朝，萧家确实是一等一的名门望族，先后竟然有八人担任过大唐宰相，故号称“八叶宰相”，风光一时无两，史载“名德相望，与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萧瑀自然是萧家“八叶宰相”中的第一“叶”，而这位萧嵩就是这第二“叶”。当年，萧嵩还没有当官的时候，曾与自己的连襟陆象先（就是那位给后世留下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名句的仁兄）一起相面，相者的结论是“陆郎十年内位极人臣，然不及萧郎一门尽贵，官位高而有寿”。据说“时人未之许”，也就是说大家都对这个结论不以为然。
但最后的结果却证明，真理果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看相的这家伙确实是个半仙——陆象先在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拜相，他最后活了七十二岁，在那个年代无疑高寿，可他的萧连襟更狠，不仅在玄宗朝一直出将入相，更是在八十二岁的高龄才寿终正寝。
王君勠被回纥袭杀后，花甲之年的萧嵩临危受命，出掌河西军政。他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同时任命裴宽与牛仙客为自己的主要助理即节度判官，这看似简单的人事安排其实里面却大有学问——刑部员外郎裴宽是萧嵩自己人，他的提升自然不必多说；而牛仙客却是前任节度使王君勠的心腹，萧嵩留任他是为了向大家表明自己不分新旧一视同仁，而且牛此前战功赫赫深得将士拥戴，赢得他的支持无疑对初来乍到的萧尚书大有裨益。从后来情况看，这一任命果然发挥了预期效果，史载“人心浸安”。
前面已经说过，吐蕃攻陷王君勠故乡瓜州后不仅大肆抢掠，还摧毁了瓜州城墙。萧嵩上任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任命建康军使张守珪为瓜州刺史，火速率部队重新修筑瓜州城。事实证明这一安排既及时又明智，因为在这一年的农历七月，吐蕃人很快就重新杀过来了，而此时尽管唐军加紧赶工，但瓜州城墙却还没有最后完成。
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面对着敌人即将兵临城下而“城中相顾失色，莫有斗志”的险恶形势，张守珪刺史果断做出了判断：“彼众我寡，又疮痍之余，不可以矢刃相持，当以奇计取胜。”既然打不过敌人，他决定冒一下险，唱一出空城计。
于是，当吐蕃军团终于杀到瓜州城下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奇特的一幕：城楼上的唐军竟然在开狂欢PARTY——瓜州最高长官张守珪正“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一头雾水的吐蕃人疑虑重重，搞不懂对方是什么路数，自然而然地“疑城中有备”。为保险起见，于是吐蕃军团“竟不敢攻城而退”。
此时的张守珪无疑一身冷汗，这场京剧中诸葛亮“西城吓退百万兵”式的赌博竟然成功了。但与一生惟谨慎的诸葛亮相比，武将出身的张刺史又要大胆得多，他立即下令出城追击敌人，本来就疑心中了埋伏的吐蕃人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无心恋战的他们在唐军追杀下损失惨重。
吐蕃人退走后，张守珪“乃修复城市，收合流散，皆复旧业”。因此功劳，张守珪被加封为从三品的银青光禄大夫，为了进一步嘉奖他，朝廷同时宣布将瓜州升格为都督府，于是张刺史自然提升为了张都督。事实上，尽管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因而富得流油，但从自然环境来看瓜州并不是什么好地方——这里临近沙漠，地多沙碛，不适合种庄稼，另外由于每年少雨，只能以雪水溉田，但用于灌溉的水利系统此前都已经被吐蕃人摧毁，而当地又少有林木，对这些毁坏严重的基础设施根本没办法修葺。
于是，张都督又使出了茅招，他竟然充当起了临时神棍，而且效果出奇的好——史载“守珪设祭祈祷，经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涧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于是水道复旧，州人刻石以纪其事。”尽管这事儿是出于正史的记载，但却怎么看怎么都像神话或编出来的，亦或这位张都督就像前面说过的雍王李守礼那样，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天气专家？
就在张守珪获胜的同一个月，辖区在今天青海西宁附近的唐鄯州都督张志亮又大破吐蕃军队，并且乘胜追击，一直占领了大莫门城，“擒获甚众，焚其骆驼桥而还”。后人研究认为“大莫军城在九曲”，是吐蕃所建九曲二城之一，由此可见唐军已转守为攻，一度深入到双方有领土争议的九曲之地，但并未留兵屯守，也说明唐军这时候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对该地区进行持久的占领。
这一年的八月，萧嵩对吐蕃实施了进一步打击，这次的战场在青海东北部与甘肃西部边境的祁连山，“遣右金吾将军杜宾客击吐蕃，战于祁连城，大破之，获其大将一人，斩首五千余级。”为了策应陇右、河西战场，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同时在西域发动进攻并取得战果，“败吐蕃于曲子城”。
由此可以推测，在瓜州之败以及王君勠被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补充，唐军已经逐渐恢复了元气和士气，唐蕃双方重新回到了谁也无法一口吃掉对方的僵持态势。
然而，以上战争仅是一系列边境冲突，吐蕃军团的实力并未受到太大削弱，他们那位连猛将王君勠都不敢直面其锋芒的统帅悉诺逻恭禄在此期间并没有战败的记录，史载此时的悉诺逻“威名甚盛”，萧嵩对他肯定感到无比头疼，但却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继续等待。
这一年的十月，机会终于来了。就在本月，打得都已经筋疲力尽的两国重新启动和谈，吐蕃使者再次来到长安，忐忑不安的他却出乎意料地受到唐朝方面的隆重接待，不仅被皇帝授予“镇将”（唐代在边防要地设镇，镇将是镇的最高长官）的头衔，还被赐予只有四、五品官员才允许穿的红色官服即所谓的“绯”。最后，经过一翻好吃好喝好招待，唐廷又客客气气地送走了他。
显然这次和谈并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但就在谈判结束后不久，吐蕃统帅悉诺逻恭禄突然厄运临头，按照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中《大事纪年》的记载：“韦.达札恭禄获罪谴”，藏王赤德祖赞随即任命出身于吐蕃另一名门庐氏的穷桑卧儿为新大论。其实，所谓“获罪谴”是一种委婉的说法，通常意味着此人已经被处决甚至被抄没所有财产，也就是说悉诺逻竟然被自己的主君给杀了！
对于这位吐蕃名将之死，言简意赅的吐蕃历史文书并没有透露出更多信息，人们无从知道他为什么被杀，以及究竟什么地方得罪了脾气还算不错的藏王——按照史料记载推测，与一直笼罩在伟大父亲阴影中的唐高宗李治相似，这位在强势祖母赤玛蕾羽翼下长大的赞普似乎相当仁弱，一些时候甚至有点儿优柔寡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同时期的汉文史料中，身为悉诺逻敌人的唐朝史官们则毫无忌讳地记录下了其被杀的真正原因：
“萧嵩纵反间于吐蕃，云与中国通谋，赞普召而诛之。”
联想到此前刚刚结束的唐蕃和谈以及吐蕃使者受到的不同以往的优厚待遇，我们难免不怀疑其中有什么猫腻儿存在，就如同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蒋干盗书”的故事里那样。我们也知道，类似的事情在此前此后其实一直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大约九百年后那起著名的“反间”，而这次的受害者是人们相当熟悉的袁大督师。
唐人忌惮的吐蕃统帅悉诺逻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了。对于这一重大胜利，唐朝方面无疑弹冠相庆，加之前一阶段的丰富战果，史载“玄宗大悦”。皇帝论功行赏，萧嵩不久后便被招回朝廷升任宰相，“恩顾莫比”。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八十多岁的太子太师、徐国公萧嵩病逝，死后追赠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头衔。
萧嵩罩着的小弟们都获得了提升，从此飞黄腾达。萧嵩带来的那位节度判官裴宽随萧一起回朝，升任皇帝机要秘书即中书舍人，后来成为天宝年间的朝廷重臣；另一名节度判官牛仙客则心满意足地接替了萧留下的河西节度使之职，后来在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被提升为宰相；刚刚升官的瓜州都督张守珪不好马上再提拔，但也调任为更为重要的鄯州都督，后来他又主持东北针对奚和契丹的防务，在此期间他欣赏并提拔了一个日后闯下滔天大祸的胡人，这厮的名字叫做安禄山。
估计此后想起萧嵩，他这些曾经的部将和幕僚们都会伸出大拇哥，由衷地赞叹一声：好老大，够意思！
而在吐蕃方面，悉诺逻被冤杀的后果很快就显示出来，唐朝史官们对此不无得意地写道：“吐蕃由是少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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