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教育探索（七）—学龄前教育的特点（3） -- 夕曦

我曾经和一些家长讨论过这两个案例，他们都很不以为然，认为查尔斯和赵承熙都是极端的例子，不具有代表性，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我认为不应该如此简单地分析。

首先，对这两个家庭来说，凶手在成人后离开家庭时，所完成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是很成功的、或比较成功的。如果不发生暴力事件，没有人能够发现并指责这两个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存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孩子独立离开家庭时，仅靠学校学习的成绩并不能用来衡量家长是否完成了成功的教育。

其次，不能用非黑既白的方式看待问题。查尔斯和赵承熙确实都是极端的例子，事后调查发现长期错误的教育方式损害了他们的大脑正常发育，没有能够开发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智力和伦理道德智力，不能选择使用有效的方法缓解心理压力，最终通过极端、残暴的手段寻求解脱。这并不是说，没有极端行为的人所拥有的大脑就是完美的。实际上，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大脑发育最终形成的神经网络的好坏程度也有不同。越是成功的人，所拥有的大脑也越完美。以构建更完美的大脑神经网络作为教育的最终目标，单靠学习成绩来评估是不够的。从多重智力理论来看待，各种类型智力的均衡发育比单一的学习成绩突出更重要。

还有，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两个家庭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式。但作为受教育的查尔斯和赵承熙，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极端地缺乏正常的自由玩耍。从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自由玩耍是无意识学习的过程，可以促进不同类型智力的均衡发展，建立更完美的大脑神经网络。总结这两个案例的教训，并把这些教训应用到孩子教育中，家长在关注孩子学习成绩的同时，还应该关注孩子是否有机会、有环境以及是否能够自由玩耍。这种学校学习与自由玩耍兼顾的教育效果，肯定比只知道关注学习成绩的教育方式好。

2001年，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拉下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2002年该法案正式实施。简单地说，这个法案的实质是在美国公立学校中推动应试教育。促成这个法案的原因是美国的中小学生的学习成绩，特别是数学成绩，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学生相比差距很大。实施《不让一个孩子拉下法案》后所产生的直接效应是公立学校普遍减少了课间休息时间、削减活动设施、并减少艺术课程，课后活动时间也被完成课堂作业所挤占。总之，孩子自由玩耍的时间普遍地减少了。

有鉴于此，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于2007年正式发布了一个增加孩子自由玩耍的指南《自由玩耍对于儿童健康成长以及建立亲子关系的重要作用》[注8]。该指南的第一句话就指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1989年明确声明“玩耍是联合国成员国共同认定的儿童的基本人权之一”。指南在综述有关自由玩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要求儿科医生尽可能向家长说明自由玩耍对孩子成长发育的重要性，鼓励家长为孩子尽可能多地安排提供自由玩耍的机会和条件，同时尽量减少孩子被动娱乐的时间，如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等[注9]。

孔子早就提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18世纪古罗马的贺拉斯提出了“寓教于乐”的教育思想。然而，在当今的教育环境下，真正运用这种科学教育思想的则少之又少，更多地充斥着“有意识学习”、“被动式学习”、“强制式学习”等现象。“无意识学习”应是以儿童玩耍为中心的教育，对教育者的要求更高。而传统的教育是把学生放到从属位置的教育，是居高临下灌输式的教育，往往以牺牲学生学习兴趣和丧失独立思考与自我学习能力为代价。

从我了解的情况看，自由玩耍对国内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个奢侈的东西了。特别是在校学习期间的孩子，根本就没有自由玩耍的时间、场地。缺少自由玩耍，代之以繁重的功课，这或许与国内毕业生普遍欠缺创造力和灵活的人际交往关系能力有直接关系。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神童”，很多都被父母剥夺了自由玩耍，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对神童魏永康所做的节目中，就详细地调查了他童年时代缺乏玩耍的经历[注10]。与此相对的是靠玩耍成功的极端例子[注11]。

如果你有孩子，不妨对孩子的玩耍做个简单的观察。记录孩子每天及每个星期自由玩耍的时间，特别是和朋友自由玩耍的时间，以及阅读课外书的时间。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等“被动娱乐玩耍”的时间不算自由玩耍。同时记录孩子放学后做作业的时间，以及上各种补习班的时间。再比较自由玩耍时间与做作业、补习班时间的比例。然后，你可以尽量回忆在同样的年龄阶段，你的自由玩耍时间是多少。这时，你或许比较清楚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了。

为了孩子，请多给孩子一些时间、并创造一些机会让他们尽情地自由玩耍。同时，可以孩子的自由玩耍给你节省不少时间，省下不少的费用。不论你是否能够和孩子一起自由玩耍，都可以增进父母和孩子间情感交流，让你体会到人生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