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民主和集权问题 -- 慧诚

是这样，最近几天写东西卡壳了，所以一时不留神上来说几句，不想越写越多，反而正事耽误，所以在自己正事完成前这一段是最后的回顾。这个回复，也是基于你的诚意，和话说到了点子上。我具体想说什么，这个回复的篇幅很难概述。我不妨用我习惯的方式来引起你关注。这个方式就是我经历过的事情，想引起你关注的是事情背后的形成背景及动因。

我曾经提过，我和人打赌。打赌的内容是说，一批人认为和公众沟通达成当前复杂形势下特定方向转型的谅解。实际，我承认起码在西西河的氛围做不到。甚至，我们当年讨论的事情，我身边的朋友也没有多少接受的。因为即使在2010年前，这些不怎么接受的人都认为现在很好没有必要改变。我这里不去臧否他们的判断，这个不是我的权力。而从这个切入点，我想说的是。在和我打赌的同类人中，其中的确有人是参与到政改中制度设计中去的。而支持他们的人群我接触过一部分，其来源多样，其目的也各异。其中一批人，让我想起了当年苏联解体后投奔中国的原苏联公民。他们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知识与技能传递给我们。他们中有人的确为谋生，其余相当一部分是自己自己信仰的寄托放在中国人身上。还有一批，这其实是我想通过前面的铺陈引起你注意的，他们认为信仰遭遇了背叛，他们要向背叛他们的人组织甚至国家报复。他们的报复心是如此激烈。同样，在体制内不仅有我们熟悉的仇视我们国家和制度的右翼带路党。同样一批持有左翼坚定信仰的人，他们不惜以和魔鬼合作为代价，给我们现行体制中出现的问题与弊端放大甚至加速恶化。他们中有人的原话是，我们曾经为之信仰和奉献的中国已经亡国了，那么既然如此，现在的中国死在谁手里他们丝毫不在乎。他们心中只有恨意，不理解这些人的内心，你无法理解他们会做什么。而这些基于信仰产生的偏执，西西河里多数人是不屑一顾的。而对于我来说，这些人处于特定的时期的特定场合，在起的作用我无法忽视。

那么我们回到宗教话题。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中，我们获得这样的认识，在孔子周游列国的同时代（以百年为时代宽幅）不仅在东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争鸣，在西方世界那是苏格拉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除了他们还有佛陀。而在他们对世界与未来的求索在一个千年中趋于沉寂之后，伊斯兰教的崛起不仅沟通的是东西方的科学技术 学术研究 和贸易商路。从东方传来火药技术终于轰开了中世纪被设计成几乎不可攻克的军事要塞君士坦丁堡的大门。随着大批流亡的拜占庭 贵族 学者 工匠以及僧侣与商人，他们给中世纪欧洲打开了文艺复兴的大门。而在此之后，欧洲人为了打破奥斯曼帝国对于东方商路的垄断，在汲取外来技术与文明的基础上在基于地球是球形的假设上开始了大航海之路。最终，就像马克思韦伯那样，汲取来自东方各国，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以及中国文明的西方社会，在自己独立的文明内核上汲取当时世界各文明之长发展处全新的现代社会。马克思韦伯这样说；成为我们文明主要推动力的那些文化和技术多不起源于西方，但是在欧洲我们独特的文明把这些集合为一个整体，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而在马克思韦伯的时代，正式尼采喊出上帝死了的时代。在那之后，人类第一次基于科学方法论上对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积极探索，发展处一种人类文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明状态。好话到这里我先把话头打住。我们再回头看本段落开始叙述的历史阶段。

在那个同时在世界的东方与西方诞出我们文明史上第一批集大成的伟人的那个时代超前追述几百年。在希腊文明表述期，那是黑铁时代。其实早在拉美西斯二世签订银版合约之后，签署合约的双方埃及帝国和赫梯帝国就陷入低于海上民族侵袭浪潮而疲于奔命。最终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帝国之一的埃及从此一蹶不振在固守本文明内核中最终成为历史的化石，而赫梯这个世界上最早掌握铁器技术的国家则被普遍掌握铁器技术并在军事组织上诞生出当时古代世界前所未有强大军队的亚速帝国灭亡。是的，实际我在说，这些伟人诞生的时代，恰好是新技术革命诞生后所产生的新组织最终代替了原有居于文明地位的霸主。在希腊最鲜明的象征就是，青铜时代的霸主那个领袖特洛伊攻占特洛伊的阿伽门农王系及其臣民在与斯巴达的争夺哥尼亚战争中失败。战败者被新征服者成为希洛人，成为斯巴达恩的世代奴隶。如果把这个技术革命解释为服务于青铜时代社会组织被铁器时代的社会组织替代的话。用这个叙述单纯的解释，在百家争鸣之后秦统一六国是需要有所区别的。因为，中国的青铜器时代，远比西方社会长久。甚至在秦一统六国的争霸时期，秦军作战武器还是以铜器为主。但是作为我前面话语的注释，这个时期，铁器已经开始成为农业以及日常社会生产生活用具的主要金属供应来源。但是，我们可以争论是否秦朝以适应铁器文明的组织形式击败了蔓延自青铜器时代的山东六国。我们不需要争论的是，秦国因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与更有效调动国家动员能力社会组织形式击败人从人口到经济实力总和远超于秦国的山东六国。而我对百家争鸣也好，希腊群贤辈出的那个时代也罢，以及佛陀天下行走的印度。我们应该看到，在他们争鸣思考与探索背后，所发生的基于社会生产力改变而发生社会组织变化对原来社会组织变化的冲击。这种冲击在文化现象上就是，继承既有文明基础上诞生出一种与之相互适应的新文明及其价值体系。这样，继承自埃及 腓尼基 巴比伦以及克里特文明成就的希腊，在击败波斯帝国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集大成的时代。而佛陀的革新，虽然并没有最终在印度扎下根基。但是他的思想与教团，把佛陀的智慧传递到婆罗门教团前所未及的远方。而在印度最终也形成了吸收佛教思想集印度当时各个教派交易精髓的印度教大成。在中国，尽管以新组织形式击败旧贵族旧思想的秦国二世而亡。但是秦朝开创的郡县制，及其对政府组织的适应统一后新型国家治理需要的各种制度基本在汉朝被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甚至，在最新考古中比如张家山汉简里，我们考古研究已经正式了，实际在汉初休养生息的无为而治时代，在具体管理国家生产生活事务中，当时的汉律还对秦律多有继承。（有一些相关研究甚至用强烈的继承性来表述）因此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有朋友插话说那么从历史角度看秦在那个时期实际并没有灭亡。那么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论，看基督教的崛起，以及伊斯兰教的崛起我们不妨做这样的解释。基督教从一个只流传于特定民族的牧羊人的小宗教的旁支为开端（这个旁支甚至被犹太教传统势力视为异端竭力打压），到作为一个世界性宗教的崛起。那离不开，罗马统治下的地中海世界这个大舞台。同样伊斯兰教的崛起，离不开当时盛极一时的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贯通的东西方交流。我实际在说的是，伴随着新旧生产力交替时代的不同社会组织体制的国家竞争带来的社会动荡与思想冲击，必然带来人类文明思想上的新高峰。而更先进的生产力组织，相对原来的生产力组织而言诞生出的往往是更广阔的享有共同语言共同市场乃至共同价值观的文明群落。而能满足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需要的新信仰，最终都在立足于心组织形式的新兴国家全力推广下迅速在其背后的国家推行下成为压倒性的意识形态主导。

而相比之下，儒家文明在从诞生到清末全面衰落之前，其不断适应社会新组织形式的发展需要，不断创新自身的学说满足统治阶级与新兴国家组织的需要。其本身的生命力值得我们研究。但是，你也看到了我们前面讨论中提及的基督教与希腊精神的分歧下，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组织发展而来的当代社会与传统宗教社会的实际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是在于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区别。更在于，无论基督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还是儒教也罢。他们在各自的文明全盛时代，都不同程度的有效干预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方面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教会法 伊斯兰教法和中华法三大法律系统。在尼采说上帝死了之前近百年间，在欧洲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第三等级打破的不仅是王权的枷锁，还打破的是依附于王权基于王权神性授权的教权枷锁。这一点，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比尼采说的更斩钉截铁的是：基督教必须死。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我们所说的文明的内核，前面有人说这种内核一直在我们中华文明中存在。其实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其本身就带有儒家学说惯有的基于科学技术发展而来的现代文明的内核格格不入。这个文明的内核要求对具体问题与具体事物，既要有抽象的一般规律性解释，也要有能给分析对象以可具体操作性的针对性剖析。在这点上，惯于微言大义的儒家风格，始终不能复兴也在于，他们过去的生存内核在于给统治阶级统治提供意识形态的指导性地位。这种地位，在于他们抽象的解释了形成我们古代文明世界观的特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既有儒家文明自身内核的要素，但是也有集合了历代新生思想与外来文化积极因素的一面。比如，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结果是儒家对其他学说的兼并与消化。（这个现象也出现在基督教 佛教和 伊斯兰教崛起过程中对各地本土宗教的吸收和兼并）然后是佛教西来后儒教佛教思想及方法论的吸收与消化。比如宋明性理学的发端可追溯至唐代的韩愈、李翱。韩愈的“道统”说和李翱的“复性”说，是宋明性理学的出发点。韩愈激烈排佛不假，然他钩稽的儒家“道统”说，则显然是受了佛教“祖统”、“传灯”说启示的产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隋唐佛教哲学也就不会有宋明性理学。呵呵，这里打个趣话，那些口口声声说要护卫中华道统的人有几人知道，道统词汇和中华民族一样本身是华夏文明与外来文明冲击下的产物。所以不能不说，不求甚解故作微言大义的儒学害死人。

好趣话说完，我们从历史角度追本溯源来说文明核心。我实际在说的是，产生于历史的那些文明高峰与宗教思想，其生存与发展的背景都具有其特定历史时期烙印。这种烙印在保障其发展时期对抗旧有社会组织依附的社会伦理与意识形态指导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这些思想与意识形态的产物，在与特定社会组织体制关系相对固定之后，势必被原有其支配地位社会组织形式制约。而一旦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及时代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被更适应更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替代，其被边缘化不可避免。这可以解释，当今世界的主流为什么都是世俗社会而不是一个神权社会。尽管中国自古没有神权社会的基础，但是今天的中国人也不会当然的把我们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当然的视为天子这个具有半神地位的所谓上天意志的代言人。我相信，我们这个国家多数人，都会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在我们在社会分配中我们与国家领导人有先天的不平等，但是起码在法律上我们的社会地位被赋予作为一个国家公民同等权利和义务。简单的说，高高在上的那位不再是上苍天意的代言人了。

回到你说的各大宗教话题，我实际在说，现在基于古代农耕文明发展而来的传统宗教和意识形态实际的边缘化在现代社会实际是不可逆的。这些宗教思想和意识形态可以作为当今现代社会的补充存在，却再也不能归于社会组织整体性指导这种支配性地位。这种现象不仅根源于诞生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基于资本扩张的原动力最终不可避免要企图碾平国家民族以及各个社会意识形态的鸿沟。更在于，指导我们今天社会运行，干预我们这个社会组织方方面面的指导思想依旧是基于现代科学发展而来的体制及其思想体系。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一神教一般的排他性。就儒家与儒教而言，且不说现在的新儒家们尚不能基于对当今世界对自然与社会认识提出一种能统一认知的认识论。即使这种认知论一旦形成，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新发明新发现层出不穷的当代社会，儒家基于血脉传承衍生出的任何伦理与体系最终都是会和资本发展的原动力起不可避免与不可调和冲突的。在血脉传承这个话题上，基督教早就以圣父代替生父来解决这个相关文明内核的传承问题。即使如此，在打破基督教对封建农耕生产方式的依附性上，结合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西方才拟制了信教文明与资本主义的这个假说来弥补希腊精神与基督教的裂痕。是的我在说，儒家作为数千年的传承，有其先天的不足。这种不足，从其本身对什么是文明内核认知的模糊意识就可以看出。

所以我才这样说；我们国家和民族已经相对我们古代社会而言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国家组织形式与民族组织形式。任何传统文化在今天都不能承担，作为这个全新文明主体的内核，而这个内核必须满足社会工业化不断进化所带来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组织的进化，更要在这个进化进程中低于西方文明的侵蚀被吞并或者同化。

话说到现在，你从这个角度看看毛泽东和他的文革到底做了些什么。不管你怎么看，毛发动文革的初衷是什么，不管你给予毛和他的文革什么属性，哪怕是彻底的毫无他意的仅仅服务于权力斗争。最终，我们看到毛和他的文革起到了什么结果。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你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和理解。而就毛及他的文革开创的范式，为什么会被某个欧洲学者称为人类最后的挣扎，在我看来。其行为，并不在于其实践的可行性。其实作为科学范式的实践性，没有任何人能保证在新旧文明交替的充满冲突与震荡的时代，任何朝前走的努力可以一蹴而就。就像，历史上第一次创制一神教的埃赫那吞那样，他的努力尽管被已经处于化石状态的埃及古老文明与传统扑灭。但是他的努力影响到的不仅是摩西和他的先知群体，而且通过随后的琐罗亚德斯教在拜火教上的宗教改革最终其影响遍及地中海世界和阿拉伯半岛，形成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这两大宗教组织形式的基本范式。而希腊文明鼎盛时期，我们当今所有的国家体制都不同程度在希腊各个城邦实践。并且，在雅典民主政治最终毁于极端的绝对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后，过了数千年，当今欧美各国实践的依旧是雅典人的理想。(当时雅典被攻克前夕，雅典民主派怀疑控制军队的十二将军会借助危机成为雅典的僭主，于是一口气杀光了所有能领兵的将军瞬间导致雅典共和国的灭亡)同样，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荷兰共和国。在面对英王查理和法王路易十四的联合绞杀中，共和派在丧失领土80%的情况下依旧拒绝奥兰治拿骚亲王领军捍卫国家领土与政权完整，他们的坚持激怒了民众，而虽然荷兰国王依旧是奥兰治拿骚亲王家族，但是这个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接受共和政体为国家组织形式主体。我自己也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分析过股份公司，在股份公司早期形式下最终造成的南海危机和密西西比危机，虽然股份公司这一形式导致英国在此后近百年时间中不再批准成立股份公司以及法国路易王朝覆灭的代价，但是今天股份公司这一组织形式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组织形式。还有那个已经成为历史过去的苏联，如果没有苏联在制度上的竞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给予普通人普遍权力和自由的现代社会，即使依旧出现，那也不是今天此时此刻我们熟悉的样子。

所以当从微博，网络社区以及论坛开始的那些属于我们每个人自己声音的那种尝试开始。我才会二次文革要来了，那种适应新变化需要的变革要来了。尽管对此这个论坛很多人为之不屑一顾，尽管这个论坛多数人曾经以为过去三十年的存在会至少在他们余生保持现状。不管你怎么看文革以及各种为了适应新技术革命进行的生产关系及其社会组织的各种尝试有什么问题。其前进的方向以及其试图解决的问题，最终都是时代的方向与时代变革的动力。在我看来，他们的出现及其努力，不管在他们身处的时代成功与否，他们给我们积累的经验与教训，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们为改变而走出的那一步始终是我们值得重视的，甚至是是后来者可以为之鼓舞的。

而能承载这些的，可能是中华文明可能是新教文明，也可以是任何敢于尝试走在其他文明之前的任何组织与力量。最终，能领先于其他竞争对手走出生路的必然是新秩序的领导者。而这样的领导者，很可能是人类走出地球前最后居于支配地位的领导者。在这一点上，我对毛的敬佩在于，我们是唯一一个在一百年前还处于被奴役与被殖民地位在今天能和列强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一逐生死的国家与民族。毛和他开创的时代不管你怎么评价，那都是历史的转折点。更有人称之为，历史的逆转。而我们这些后人多数人，甘于被统治被支配的命运去过自娱自乐的小日子，那我也尊重这些后人共同的选择。那不过是回归历史的常态，重返一度走出历史宿命的回归。

那就散了吧。

而儒家也好儒学也罢还是儒教本身，一百年前所不能承载的，在今天依旧不能承载，这个就是我本篇最后的话。

暂且到这里吧，后面一段时间因该忙自己的事情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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