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公私”概念出发理解中国和西方 -- 慧诚

中国在80年代以后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放弃了苏联式的西化的“普世价值”（现在中国很多崇拜美国的知识分子言必称普世价值，他们不知道当年挥舞普世大旗的正是苏联）。也就是放弃了二元对立的“二选一”，承认多元化。从哲学上说，价值观的一元化实际上是二元对立之后的选择的一，其典型是西方式的“普世价值”。而中国传统的中庸和对二元对立之前的“太一”的追寻，除了极个别的时期（如清朝初年的文字狱，其原因主要是文字狱），始终是以多元文化共存为特征的宽容文明。因为太一在二分之前，所以其本非对立之一，就是就自然可以与“多“相应。如果我们真正比较现实的中西历史，就不难看出，中华文明的特征的宽容和多元。我在《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中的普世价值》中说过：

中国文明史上从来没有一神教占主体的时期，因此并无所谓普世价值。在中华文明中占有重要影响的思想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互补。是以“和为贵”，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中庸之道。也就是说，正确的说法可能并不全对，错误的说法也并不完全没有道理。所以，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能够包容异己的文明，在中华文明史上，纯粹因为思想问题杀人极其罕见，只要不涉及到跟权力相关的政治，权力一般也很少给你找麻烦，你不干涉权力，权力也不干涉你。儒释道，三教九流不仅可以在人群间和平相处（他们之间的战争基本上局限于用嘴和笔），甚至可以在个人的思想内部和平相处，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儒释道三家兼容并蓄的例子太多了。李白、苏轼、朱熹、程家兄弟……尤其唐宋以后，中国传统上，很少有知识分子不是杂糅三家的，甚至更多。就连帝王的官方意识形态，虽然以儒家为主，但是也很少排斥其他学说。汉朝以后虽然以儒家为立国之本，但是佛教的大法师也请来给皇帝作老师。即便是基督徒，也可以毫无困难的在朝为官，没有人要求他思想改造，与孔夫子保持一致。可以说，中国古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组织方式是，推行儒家文化，但是并不反对和禁止其他文化和意识形态。

文革的思想禁锢和大规模的“思想犯”，在中国历史是是“异数”，而不是常态；其原因不是中华传统，而恰恰是西方传统。原因是受西方传统中的普世价值理想——马克思主义。今天对文革心有余悸的知识分子，却拿着西方的“普世价值“作为武器，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犹如得了风寒的人发了烧，却继续吹凉风以求痊愈。

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逐渐走向多元化，是传统精神的复归，逐渐表现出汉唐时代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如果我们的目光不是停留在所谓正式的政治舞台，而是关注民间，那么中国目前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自由和文化多元程度，以及对相异文化的学习精神，是目前任何西方国家难以企及的。

那么有人就会说，80年代中国是一元文化社会，那么搞一党制是匹配的，现在的社会已经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多元化，怎么还可能继续坚持一党制，而不是多党制呢？西方国家就是在神权倒塌以后，社会逐渐多元化，与此相对应形成多党制。凡是搞一党制，搞一元化的，最后都失败了。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苏联，最后都破产了。中国的一党制也是一定搞不下去的。

这是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想法，也是我在2011年以前的观点。这个思考的逻辑是这样一个三段论：

大前提：社会的多元化与多党制相匹配才能成功

小前提：中国的社会已经多元化了

结论：中国只有搞多党制才能成功。

这个三段论跟大部分有问题的三段论一样，毛病出在“大前提“。现实是：”“西方”社会的多元化与多党制相匹配才能成功，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多元化必须要与多党制相匹配才能成功。这个三段论的大前提并不成立，结论自然就不可信。搞逻辑一定要严密，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不同的人生不同的病，吃不同的药。糖尿病人吃胰岛素才能生存，低血糖病人吃胰岛素就是找死。因为一种药治好一个病人，就拿这付药给所有的病人吃，这种江湖郎中草菅人命的做法居然在国际政治中大有市场。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很容易理解：“人和人是不同的。“那么为什么就那么难以理解：”文明和文明是不同的“呢？

文明的重要性层次是高于制度的，如同一个人的品性比他的职业更重要。同一个文明可能经历很多的制度，欧洲从古到今天，历经奴隶制度，封建贵族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其气质并无太大改变；而中国也是一样，从夏商周到今天，典章制度每个朝代都有或大或小的变化，但是文明源流的脉络依然清晰可辨。制度只是具有某种气质的文明在某个特定时期因时势的影响所做出的反映而已，并不具有绝对性，更没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当我们考察一种制度对于文明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理解这种文明。

如同，我们不能抽象的回答：“人是否适合经商或者做学术研究。”我们只能在了解具体的人的性格之后，才能说张三适合经商，因为他很精明；李四适合做研究，因为他智商高，而且耐得住寂寞。性格决定人的命运，文明的气质决定文明的命运，也决定了在特定的时势之下，它适合哪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