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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13左传中的孔子 一、 圣人之后 -- 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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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春秋左传注读后13左传中的孔子 五、 官学在四夷

孔老夫子曾经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第二》)孔子志于学的详细情况已无从查考,只留下了一句: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即郰人,指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第三》)。

当时的“学”是以“礼”为中心的,所以一般认为这件事说明了孔子的好学精神,而孔老夫子本人还把这“每事问”提高到了“礼”的高度。既好学又充分重视,孔子于是具备了成为“礼”之大师必要的自身条件。

当然,鲁国本来就有深厚的文化传统。由于鲁国的开国之君是一度称王的周公的儿子,所以鲁国可以采用的礼乐仪典比较高级,比较完备,同时鲁国得到的和积累的典籍也比较丰富。下面举两个例子:

例一:当初季札访问鲁国,专门“请观于周乐”,观看了鲁国乐工展示的各种乐舞,最后他感叹道:“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dào)也,如地之无不载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yǐ)。”由此可见,鲁国的乐舞是非常完备的,所以季札才会叹为观止。乐舞是当时礼制的重要因素,孔老夫子所授的课程之中,也有“乐”这一门,可能其中也包括了舞。“乐”还常常与“礼”并称为“礼乐”,所谓“无礼不乐”(《文七年传》(p 0563)(06070801))是也。所以从这个例子也可以反映出鲁国礼制的完备。

例二:当初在孔子十二岁的时候(公元前五四〇年,鲁昭公二年,晋平公十八年),晋国新执政的韩起来聘,也曾经专门到鲁国的太史那里“观书”,他观看了鲁国的“《易》、《象》与《鲁春秋》”,最后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由此例可见不仅鲁国所藏的典籍包含了周初传下来的文献,而且这些典籍全面地阐释了在周建国之初起了重要作用的“周礼”。

鲁国有这样的传统,也就为孔子提供了成为“礼”之大师必要的外部条件。

《左传》中记载的后来的一件事,也反映了孔子的学习精神。那是在公元前五二五年(鲁昭公十七年),孔子已经二十七岁,鲁国属国郯国的国君来朝拜鲁昭公,说起了历史上的官制,说得头头是道,孔子听说了,专门跑去向他学习,还感叹道:“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昭十七年传》(p 1389)(10170302)),从这里还可以看到,孔子当时已经有了要重振“官学”的志向。

在那时候,孔子大概已经有了博学多闻、尤其是“知礼”的名声,而且他又“多能鄙事”,所以他已经具备了代替“官学”、为要成为“君子”的人们提供以“礼”为中心的全面教育的条件。再加上孔子在“公家”得不到好的职位,又需要养家糊口,他也就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了。

而且在那时候,在上面所说的“三分公室”的大背景下,鲁国的公室所能管辖的人力物力极度匮乏,以致出现了要举行“射礼”而人手不足的现象(《襄二十九年传》:范献子来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庄叔执币。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p 1159)(09291001)),可想而知,鲁国公室主办的教育也衰落了。

而各家的子弟担任各种官职,不经过教育肯定是会出纰漏的。尤其是还有在各个重臣家任职的“陪臣”们,他们的职位越来越重要,可他们中的很多人本来就不在公家教育服务的范围内。所以公家教育的衰落以及“公家”大权的旁落也就为孔老夫子提供私人教育服务准备了市场。

到了公元前五一九年(鲁昭公二十三年),孔子三十三岁,周王室的王子朝作乱。三年以后,公元前五一六年(鲁昭公二十六年),被晋国镇压。王子朝及其同党只好逃往楚国,同时卷走了周王室的典籍(《昭二十六年传》(p 1475)(10260901))。这也是中原华夏诸国文化上的重大损失,周王室再也不能说是文化的中心了,“周礼尽在鲁矣”,各国的向学之人,也只好来鲁国向以“知礼”而闻名的孔子来学习。

因此,孔子虽然一心想恢复周的礼制,而且他办的教育也是以“礼”为中心的教育,采用的也是“周礼”体制内的教材,打算培养的也是在原体制内起作用,适应原有体制的人才。但他的教育事业本身就是礼崩乐坏的产物,加之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多也都只能在体制之外寻找出路,所以他开了这个体制外教育的先河,恐怕客观上不但不能有利于旧礼制的维持,反而更多的是为新制度提供了人才,这些人实际成了原有体制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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