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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失信于敌的节度使

开元二十五年即公元737年，同时也是藏历的牛年，血腥的战争在唐蕃这两个亲戚间重新爆发。关于这一年发生的大事，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如此记载：

“及至牛年，论.结桑龙则布引兵至小勃律国。冬，赞普牙帐驻于扎玛，小勃律降。唐廷使者王内侍前来致礼。是年，唐廷败盟。”

按照吐蕃人的说法，是唐朝首先破坏和平条约挑起了战争，也就是所谓的“败盟”，那么事情果真如此吗？让我们这些唐朝后人感到惭愧的是，翻阅了祖先编写的有关史料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年确实有过这么一码事发生。

事情还要从吐蕃文书里说的那个小勃律国开始。战争爆发前一年的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6年），已攻占大勃律的吐蕃继续向临近的小勃律发展，后者已是当时唐朝通向中亚阿姆河流域诸国的唯一通道，大唐自然不能答应，《旧唐书》的《吐蕃传》记载道：

“其年，吐蕃西击勃律，遣使来告急。上使报吐蕃，令其罢兵。吐蕃不受诏，遂攻破勃律国，上甚怒之。”

也就是说吐蕃外甥拒绝了大唐舅舅要其停止进攻小勃律的要求，导致玄宗皇帝非常愤怒。参照前面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率军进攻小勃律国的应该就是那位论.结桑龙则布，随着大小勃律的相继失守，吐蕃人取代了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联合打击下江河日下的突骑施汗国在中亚的主导地位。但是具体到此时，吐蕃还并没有对大唐进行主动进攻，两国的边境仍保持着相对和平状态。

当时唐朝负责河西走廊防务的战区总司令即河西节度使是一位名叫崔希逸的将军。尽管崔氏是唐朝顶级的大姓，但研究者查阅所有现在能见到的各种史书、家谱以及姓氏录，都未发现对崔希逸家世的任何记载。按照常理来说，家族中如果出了如此高官的族人，谱牒应该是有所记录的，但是根据现有资料来看，任何史料都没有相关记载，崔希逸的家世仍然是一个有待考证的疑问。

尽管身世存疑，但这位崔希逸在历史上却并不是一个打酱油的，他在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以名士的身份被朝廷辟为劝农判官，并摄监察御史，与其他判官一起受命负责“检责田畴，招携户口”的人口与土地普查工作，据记载他们做得相当出色，普查出了八十多万户没有登记的人口，“得户八十余万”，皇帝对他们相当满意，从此刻意提拔——“判官得人，于此为盛，其后多至显秩”。

崔希逸步步高升，先后担任过郑州刺史、河南转运使等要职，直到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5年）秋天，他以右散骑常侍的身份接替了名将牛仙客的河西节度使之职。在此后短短数年的戎马生涯中，崔希逸建立了显赫一时的军功，却也因此抱憾而终。

《旧唐书》记载说，崔希逸到任后，就与边界对面的吐蕃大将乞力徐商量，要求拆除边界上设置的障碍物，并撤销巡逻岗哨也就是所谓的“守捉”——逸谓吐蕃将乞力徐曰：“两国和好，何须守捉，妨人耕种。请皆罢之，以成一家岂不善也？”

这位乞力徐尽管与赤玛蕾太后时期的三巨头之一同名，但肯定不是同一个人，后人认为他是吐蕃朝廷中的“鸽派”，一直致力于实现唐蕃间的和平。虽然心存疑惑，但乞力徐仍做出了比较友好的答复，并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顾虑——乞力徐报曰：“常侍忠厚，必是诚言。但恐朝廷未必皆相信任。万一有人交抅，掩吾不备，后悔无益也。”

我是相信崔常侍你本人的诚意，但怕就怕我们两个的朝廷之间未必能建立彼此的互任，万一以后有人挑拨离间，趁我们不备杀过来，我们又已经撤下了防卫，那可就再没有后悔药可吃了。

但崔希逸节度使“固请之”，甚至不惜赌咒发誓，一定要对方答应，乞力徐最后实在抹不开面子，只好同意了崔的要求，“遂发使与乞力徐杀白狗为盟，各去守备”。

自此之后唐蕃边境都不设防，吐蕃人因此放松了警惕，牧民们也不再畏惧战争，纷纷出来正常放牧，青海湖边牛羊遍地，一片安居乐业的景象，史载“于是吐蕃畜牧被野”。

崔希逸当初提出边界撤防要求时，很可能确实怀着相当大的诚意，但事情的发展却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此举日后导致的悲剧性结果，早已被乞力徐不幸言中。

前面已经说过，趁着唐朝、阿拉伯与突骑施在中亚混战的机会，吐蕃军团挺进勃律也就是现在的克什米尔地区，严重威胁了唐朝与西域的通道，玄宗皇帝为此大为光火。

就在这个时候，崔希逸派自己属下的一个“傔人”入朝奏事——“傔人”指的是随从佐吏。到朝廷后，这个名叫孙诲的小官相当机灵，立刻从皇帝的怒火中感到自己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于是乘机向玄宗上奏，说现在吐蕃在青海完全没有防备，如果我们派兵突然杀过去，一定能获大胜。

生气归生气，唐玄宗还没有丧失理智，毕竟率先撕毁盟约并不是一件多有面子的事情，更何况对于皇帝。于是，玄宗派了一个叫赵惠琮的内给事与孙诲一起回去看看情况，即“审察事宜”。所谓的“内给事”，其实是唐朝宦官的一种，属于内侍省管辖，内给事共十人，官阶为从五品下，其职责是“掌承旨劳问，分判省事。凡元日、冬至，百官贺皇后，则出入宣传；宫人衣服费用，则具品秩，计其多少，春秋宣送于中书。”大致相当与内宫与外廷之间的联络员。

也许因为某种东西残缺的缘故，许多宦官的心理都很阴暗，相当喜欢折磨和虐待正常人，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力，便更是无法无天，施展阴谋诡计惟恐天下不乱。这个赵惠琮也不例外，很可能在路上就和渴望功名的孙诲一拍即和，打定了自己的主意。到了河西节度使驻地凉州也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后，赵公公立刻向崔节度宣布，咱奉了皇帝的旨意，要你马上组织军队向吐蕃发动突袭，“惠琮等至，则矫诏令希逸袭之”。无奈之下，崔希逸只得从命。

尽管不情不愿，但崔希逸仍尽到了一个军事将领的责任，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农历二月，唐军向吐蕃发起了突然袭击。从军事角度来看，这场由凉州到青海湖西跨越两千多里的长途奔袭搞得相当成功，边界那一边的吐蕃军民毫无防备，他们根本没想到一直把“两国通好，今为一家”挂在嘴边的崔节度会突然翻脸不认人，仓促之间被打得大败，起码有两千多人被杀，主将乞力徐仅以身免，史载：

“希逸不得已，发兵自凉州南入吐蕃境二千馀里，至青海西，与吐蕃战，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乞力徐脱身走。”

收到消息后，玄宗皇帝不但没有处分按矫诏罪当处死的赵、孙二人，反而相当高兴，下令重奖他俩，“惠琮、诲皆受厚赏”。赵公公此后一路官运亨通，尽管无法与高力士这样的同业大老比肩，但按照唐朝史料记载，这厮最后也升到了普通宦官所能达到的极至，而且皇帝对这名爪牙的评价相当高——《全唐文》中保留的唐朝政府公文里有一张皇帝给门下省的命令，也就是所谓的“制”，其名为《授赵惠琮云麾将军守左监门卫将军仍兼知内侍省事制》，内容如下：

“门下：中大夫守内侍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赵惠琮，素韫智谋，早周慎密。顷令衔命，委以临戎，既逾险而深入，亦乘危而苦战。遂清狂寇，且振边威，不有赏功，将何劝善。宜列爪牙之任，仍真印绶之荣。可云麾将军守左监门卫将军，仍兼知内侍省事，勋如故。”

遭到突然攻击后，吐蕃随即遣使赴唐紧急交涉，《册府元龟》记载：“十二月，吐蕃遣其大臣属庐论莽热来朝。”唐玄宗早已下定了战争的决心，因此这场谈判不出意料地以破裂告终——“自是吐蕃复绝朝贡”，也就是吐蕃外甥再也不相信唐朝这个不讲信用的舅舅了。

这场战争两个月后，大唐盛世的最后一位名相张九龄被玄宗罢免。此前，另一名宰相、那个以“口蜜腹剑”著称的李林甫故意向皇帝推荐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入朝当宰相，果然遭到张九龄的强烈反对，但自命清高的张宰相的理由竟然是雷人的“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这让自诩为对臣下一视同仁的皇帝很不爽，李隆基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给牛仙客“实封”——唐朝大臣的封户多徒有虚名，只有加实封者，才能真正得到封户上缴的租税。

不料张九龄仍“固执如初”，玄宗大怒，放出了“难道凡事都你说了算吗”这样的狠话——“事皆由卿邪？！” 李林甫暗地里“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玄宗对张九龄越发讨厌，最后硬是让牛仙客不仅得了实封，还当了宰相。而这位曾威震河西走廊的牛将军入相后，果然战战兢兢不敢多说话，“专给唯诺而已”，彻底成了李宰相的应声虫。

到了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农历四月，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惹得玄宗又一次大发雷霆，李林甫乘机提醒李隆基：“子谅，张九龄所荐也。”于是张九龄终于在劫难逃，被愤怒的皇帝贬为荆州长史。随着这位最后名相的离去，李林甫彻底把持了朝政，大唐盛世的星光已经暗淡，而伟大的开元年号也已经延续不了多久了。

突袭吐蕃大胜后，唐军总指挥崔希逸节度使自然让皇帝相当满意，玄宗命一位右拾遗（唐朝谏官的一种）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塞慰问他，这名朝廷使者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王维。塞外雄奇壮丽的风光果然让王大诗人诗兴如潮，从而为后人留下了那首名为《使至塞上》的千古绝唱：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只可惜，诗中所歌颂的主人公却一直处于痛苦的煎熬之中，失信于吐蕃的良心谴责让崔希逸愧疚难当，耿耿无法释怀。但尽管如此，崔将军仍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一年后的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三月，怀着复仇怒火的吐蕃人大举进攻河西走廊，再次被强打起精神的崔希逸率军击败，史载“节度使崔希逸击破之”。与此同时，唐朝鄯州都督杜希望乘敌人在青海空虚之机发动了进攻，一举攻克吐蕃的新城，“以其地为威戎军，置兵一千戍之”，后人考证，这个地方就是现在青海的门源县。

取得胜利后，崔希逸的精神和身体都已经无法再支撑下去，不得不调回内地，皇帝对这位战功显赫的将领相当体贴，任命他为河南尹，这是一个从三品的高官，管辖着洛阳及附近一大片区域，而洛阳不仅是大唐的东都，更是帝国的经济中心，此职无疑是皇帝慰问功臣让其修养病体的一个肥缺。但仅仅过了两个月，一直抑郁难安的崔希逸终于彻底崩溃，他在无尽的苦闷中撒手人寰，《资治通鉴》不无遗憾地写道：“希逸自念失信于吐蕃，内怀愧恨，未几而卒。”

对于崔希逸的死，其他史书中还有更离奇的说法——《旧唐书》中的《吐蕃传》记载道，崔希逸和败盟事件的主要责任人赵惠琮去长安朝见皇帝，结果他们都莫名其妙地看到了白狗搞怪，随后两人便相继死去，而败盟事件的始作俑者孙诲最后也不得善终：

“行至京师，与赵惠琮俱见白狗为祟，相次而死。孙诲亦以罪被戮。”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宿命吗？

后来，在宋人编撰的《太平广记》中，崔希逸的形象则被彻底颠覆，他成了地狱中掌管人生死的判官：

开元末，金坛县丞王甲，以充纲领户税在京。于左藏库输纳，忽有使者至库所云：“王令召丞。”甲仓卒随去。出城行十余里，到一府署。入门，闻故左骑常侍崔希逸语声。王与希逸故三十年，因问门者，具知所以，求为通刺。门者如白，希逸问此人何在，遽令呼入。相见惊喜，谓甲曰：“知此是地府否？”……

军人的荣誉与皇帝的命令到底哪个优先，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