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说明】关于鲁迅 -- 萨苏

国内的文艺指导权在中宣部，而文艺指导思想则是毛主席在延安的讲话。对于胡风和周扬来（事实上还存在第三、第四等争夺者者）说，只不过是在盼望中宣部对其授权，给个副部长当当。他们在热切盼望之中能做的就是端出自己对主席讲话的“正确解释”（正如你所说的解释权），同时指出别人的“错误解释”。

胡风与周扬以及这些漩涡中的人的确没本质差别。“胡风分子”之一的贾植芳就说过：胡风成了周扬会比周扬还周扬。这话不由人想一个问题，在解放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论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为什么所表现出来的人文操守非常差，典型的就如“胡风案”中的舒芜先生。

我觉得这事的内因在人性，外因在体制。人性没啥好说的，几千年来没多大变化，如果说有变化的话，也是几千年来不同制度让其表现出不同的变化。

现在，回到我说事的原点。我认为胡风受苦的原因最终还是要归于当时的体制，他和谁、争什么都是后延的。为什么这事我要往体制上靠，其实我是从人性倒推的，体制放大了人性的丑恶面。

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后逐渐实行计划经济。在政、经两条线上都是“独此一家 别无分店”。对于个体来说，人人都要过日子、养家糊口，同时还要想过上更好的日子。

搞文艺靠什么过活呢，无非就是卖文字、艺术作品等；想要过的好一点，就得多买一点。可当买家只此一家的时候，不同品种的竞争变得惨烈就可以理解了。另外，贩卖文字的同时也在贩卖思想。对于人文工作者来说，换来稿酬的同时，自己成果的散播也会带来极大精神上的愉悦。如果自己的作品永远只限在手稿上，对作家来说是一种痛苦。

新中国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存在专职作家这种行当。专职作家若按要求写，写多写少都有人管饭，但要写出了轨不但会被砸掉饭碗，甚至可能被论罪；相反，如果写得让主管很满意，除了有人管饭还可以饭菜得很风光。说到的胡风和周扬之争，也没能逃脱这个圈圈。之所以要把对手踩死也容易理解了：我是对的、你的就必须是错的，因为买主只此一家。对手最好是永世不得翻身，再踏上一只脚。

现在就好多了。出现了独立撰稿人等这种东东，不靠体制发工资，写作就可以糊口；如果还嫌写作不自由，甚至可以选择出去写，如高行健等。要想传播自己的观点、看法也很容易。互联网、博客、微博、翻墙措施等等等等，使从思想控制到了理思想泛滥的地步。网上人人都能诌两句，有钱谁都容易弄个书号。就像郭小四活在这个时代是他的幸运，胡风活在那个时代也是他的不幸。

同样，我能写这些也感谢这个时代；当然也感谢铁手搞了这个平台；也感谢你，有了一个自我思考的由头。也可以说，写这些仅是为了把一些想法清楚地表达出来，就是一种愉快，同时这也不损我的生计（毕竟不靠这吃饭）。

最后说一点胡风的个人原因。主席的《讲话》引言开篇就说：

这一段，结合延安整风运动，我是这样理解的，在解放区，文艺就是革命文艺，就是为工农服务、为革命服务。如果不同意，可以坚持同时离开。显然，主席说的很明确，既指明了思想，也指明了行动。胡风从未在延安呆过，对《讲话》似乎领悟得不够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