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说明】关于鲁迅 -- 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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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与其说是在争权,不如说是在争宠。

国内的文艺指导权在中宣部,而文艺指导思想则是毛主席在延安的讲话。对于胡风和周扬来(事实上还存在第三、第四等争夺者者)说,只不过是在盼望中宣部对其授权,给个副部长当当。他们在热切盼望之中能做的就是端出自己对主席讲话的“正确解释”(正如你所说的解释权),同时指出别人的“错误解释”。

胡风与周扬以及这些漩涡中的人的确没本质差别。“胡风分子”之一的贾植芳就说过:胡风成了周扬会比周扬还周扬。这话不由人想一个问题,在解放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论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为什么所表现出来的人文操守非常差,典型的就如“胡风案”中的舒芜先生。

我觉得这事的内因在人性,外因在体制。人性没啥好说的,几千年来没多大变化,如果说有变化的话,也是几千年来不同制度让其表现出不同的变化。

现在,回到我说事的原点。我认为胡风受苦的原因最终还是要归于当时的体制,他和谁、争什么都是后延的。为什么这事我要往体制上靠,其实我是从人性倒推的,体制放大了人性的丑恶面。

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后逐渐实行计划经济。在政、经两条线上都是“独此一家 别无分店”。对于个体来说,人人都要过日子、养家糊口,同时还要想过上更好的日子。

搞文艺靠什么过活呢,无非就是卖文字、艺术作品等;想要过的好一点,就得多买一点。可当买家只此一家的时候,不同品种的竞争变得惨烈就可以理解了。另外,贩卖文字的同时也在贩卖思想。对于人文工作者来说,换来稿酬的同时,自己成果的散播也会带来极大精神上的愉悦。如果自己的作品永远只限在手稿上,对作家来说是一种痛苦。

新中国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存在专职作家这种行当。专职作家若按要求写,写多写少都有人管饭,但要写出了轨不但会被砸掉饭碗,甚至可能被论罪;相反,如果写得让主管很满意,除了有人管饭还可以饭菜得很风光。说到的胡风和周扬之争,也没能逃脱这个圈圈。之所以要把对手踩死也容易理解了:我是对的、你的就必须是错的,因为买主只此一家。对手最好是永世不得翻身,再踏上一只脚。

现在就好多了。出现了独立撰稿人等这种东东,不靠体制发工资,写作就可以糊口;如果还嫌写作不自由,甚至可以选择出去写,如高行健等。要想传播自己的观点、看法也很容易。互联网、博客、微博、翻墙措施等等等等,使从思想控制到了理思想泛滥的地步。网上人人都能诌两句,有钱谁都容易弄个书号。就像郭小四活在这个时代是他的幸运,胡风活在那个时代也是他的不幸。

同样,我能写这些也感谢这个时代;当然也感谢铁手搞了这个平台;也感谢你,有了一个自我思考的由头。也可以说,写这些仅是为了把一些想法清楚地表达出来,就是一种愉快,同时这也不损我的生计(毕竟不靠这吃饭)。

最后说一点胡风的个人原因。主席的《讲话》引言开篇就说: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这一段,结合延安整风运动,我是这样理解的,在解放区,文艺就是革命文艺,就是为工农服务、为革命服务。如果不同意,可以坚持同时离开。显然,主席说的很明确,既指明了思想,也指明了行动。胡风从未在延安呆过,对《讲话》似乎领悟得不够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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