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0-1 -- 桥上

《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班固于“《经》十一卷”下自注：“《公羊》、《谷梁》二家。”那么，《春秋古经》就是《左氏传》的《经》，以为它原来是古代文字写的，所以称它为“古经”。可能它以鲁国一公为一篇，鲁国十二公，所以它为十二篇。至于《公羊经》和《谷梁经》，是到汉朝才写定的。《艺文志》说《公羊》和《谷梁》于战国“末世口说流行”，《公羊传》何休《序》徐彦《疏》引戴弘《公羊序》说《公羊》“至汉景帝时，寿（公羊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则《公羊》写于西汉有明文可据。《四库全书提要》直定《公羊传》为公羊寿所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谷梁》写定年代，虽然没有明文，但从《艺文志》及其内容看，也在西汉。要知道“十二篇”和“十一卷”，主要分别不在数字“十二”和“十一”，十二篇（十二公各一篇）、十一卷（或者以闵公仅二年，与庄公合为一卷），而在于“篇”和“卷”。汉人用此两字，大有分别。篇指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的，每简很窄，可写二十多字到一百多（据武威《庆氏礼》汉简，木简容字多，竹简容字少），用素丝或青丝编联为篇。若写在帛素上，则容字多，可能加轴卷起来，所以称卷。《汉书艺文志》有篇有卷，篇指竹简、木简书，卷指帛书。另外还有纸本书，不过到今天未曾发现过实物。纸不能长久保存，自然不可能还有二千年以上的纸书存在。虽无实物，当时有纸书，不能否定。另外还有石本，如《汉石经》，只存残石。长沙-马王堆三号墓所发现的帛书，不曾用轴，也不卷，而是折叠成方块，置于盒中。那是殉葬物，应属特例。现在回到本题。《艺文志》于《春秋古经》用“篇”计，于《公羊》、《谷梁》《经》用“卷”计，一则可见《古经》写在简上，《公》、《谷》写在帛上；二则先秦书一般用简，汉代丝业较发达，大都用帛和纸，由此可以证明左氏《古经》是先秦物，《公》、《谷》是汉代才写定的。《史记吴世家》说，“予读古之《春秋》”云云，据下文，司马迁所读“古之《春秋》”就是中秘书所藏的古文写的《春秋左氏传》。

《公羊》、《谷梁》因为都写于汉代，自用汉代通行文字，所以称为今文。《左传》一则出于屋壁，二则传于民间，未得立学官。在西汉-哀帝时，刘歆力争，而被“今文家”所否定。否定理由之一，是“《左氏》不传《春秋》”。《左传》是否传《春秋》，只有就《左传》本身来考察。上文征引过桓谭《新论》的话，“《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户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左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得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户十年思之，不能得）”。反过来，若有《传》无《经》，也有许多费解处，还有更多史事阙文。先举费解的例子。

成十七年《经》云：“夏，公会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传》云：“公会尹武公、单襄公及诸侯伐郑，自戏童至于曲洧。”《传》仅云“诸侯”，若没有《经》所纪载的“晋侯、齐侯”等，离开《经》，不知道“诸侯”是哪些国君。同样，襄十年《经》云：“春，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吴于柤。”襄十年《传》云：“春，会于柤，会吴子寿梦也。”（下略）若没有《经》文，谁知道哪些人在柤地相会。桓谭说，《经》不能离开《左传》，其实，《左传》也不能离开《春秋经》。不过《左传》的解《经》，不像《公羊》和《谷梁》。据《汉书艺文志》，《春秋》家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现存董仲舒《春秋繁露》，也足以窥见《公羊》学说之一斑。何休《公羊解诂》和唐人徐彦的《疏》都曾采用或征引严彭祖、颜安乐的遗说，有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之义（详见《公羊传》“隐公第一”徐彦《疏》），现在看来，不是穿凿附会，便是迂腐迷信。试想，用《春秋》来判断诉讼，来救旱、止雨，难道不是愚蠢之至么？清代凌曙是通人，他著有《公羊礼疏》。他在《公羊礼疏序》中批评汉人讲《公羊》者说：“《公羊》至汉，始著竹帛。邹、夹无传，严、颜最盛。然是非不明，句读亦失。”无怪乎北史《儒林传》说：“其《公羊》、《谷梁》二《传》，儒者多不措怀。”《隋书艺文志》也讲过：“晋时《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达其义。”《谷梁传》大多同于《公羊》，所以前人以两《传》并论。清人陈立作《公羊义疏》、钟文烝作《谷梁补注》，近人柯邵忞还专用“九旨”为全书纲领作《春秋谷梁传注》。这些书，我都读过，真是越读越糊涂。不是这些学者糊涂，我认为是《公羊传》、《谷梁传》本身糊涂。柯邵忞纵然费尽苦心，不惜改动原文，使他通顺，但究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左传》直接解释《经》文的话比较少，但基本上是必要的。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左传》不像《公羊传》，把“元年”、“春”、“王”、“正月”先截成几段，加以无谓的解释，又综合起来，从词的顺序加以臆测。《左传》仅说：“不书即位，摄也。”所以司马迁作史记，在《鲁世家》中，用《左传》，而不用《公羊》和《谷梁》。没有必要，《左传》不但对《经》文不加任何解释，而且连《春秋经》本文都不写。所以《左传》有不少的无《传》之《经》。杜预很懂得《左传》体例，假若《经》文和《传》文相类，如文公元年《传》“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和《春秋》“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好像无所增加和说明，而杜预却注云：“《传》皆不虚载《经》文。”那么，为什么这里“虚载《经》文”呢？杜预认为后文“穆伯如齐始聘焉……”这条《传》文应在“葬僖公”下，就是孔颖达所说的“既葬除丧，即成君之吉位也”。我则认为这是表示下一《传》文“王使毛伯卫来锡公命。叔孙得臣如周拜”，若不写僖公已葬，周王既不能使人锡命，文公也不得接受，并且使人答谢。正如宣十年《经》“公孙归父帅师伐邾，取绎”。《传》仅云：“师伐邾，取绎。”实际为下文“冬，子家如齐，伐邾故也”作伏笔。因为最初《春秋》自《春秋》，《左传》自《左传》，各自为书，古人叫“别本单行”。把《春秋经》文和《左传》分年合并，杜预《春秋序》自认是他自己“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若在《经》、《传》未合并以前，作《传》者于与其它传文有关之《经》，不能不也写一笔，这不叫“虚载”。

《左传》还有时把几条相关的经文，合并写成一《传》，如僖公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癸巳，葬晋文公”，一共四条经文，《左传》写成一《传》，不过今本《左传》因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之间，插入经文，因而隔断，文气实际是相联的。这又是《左传》一种条例。

《左传》有更多的无《经》之《传》。因此鲁史官虽然未必记载那事入《春秋》，而《左传》作者却认为不能不写出来。读者随时可以发现，不再举例。这又是《左传》一种条例。

《左传》有和《经》矛盾的，一般是《左传》对《经》的纠正，如昭公八年《左传》说：“夏四月辛亥，哀公（陈哀公）缢”，辛亥为四月二十日，而《经》文作“辛丑”，则为初十日，两者相差十天。孔《疏》说：“《经》、《传》异者，多是《传》实《经》虚。”就是《传》文实在，《经》文虚假。又如一般日食，传文不述。可是襄公二十七年〈经〉“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传〉文却作“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据今法推算，这是当时公历十月十三日之日全蚀，丁亥朔日应在十一月，日食也应在十一月。《经》写成“十二月”是错误的。作《左传》者大概掌握了更可靠的史料，才写这一条《传》文，以纠正《经》文。但他自己并不懂历法，说什么“辰在申”等等外行话。但他所掌握的日食日期的资料是比《春秋》还可靠的。

总而言之，《公羊传》、《谷梁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但偶然发现一两点全《经》体例，为汉人所重视，所抄袭，甚至加以附会。这种地方，还应该加以表彰和说明。

如《公羊传》宣公十八年说：

甲戌，楚子-旅卒。何以不书葬？吴、楚之君不书葬，辟（避）其号也。

《礼记坊记》因而附会说：

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

郑玄《注》说：

楚、越之君僭号称王。不称其丧，谓不书葬也。《春秋传》曰：“吴、楚之君不书葬，辟（避）其僭号也。”

我对《春秋》全部《经》文作过各种统计，以书“葬”而论，除葬周王、鲁君、鲁国夫人、鲁国女公子以外，外国之君书“葬”的，一共八十四次，还不算定公四年《经》的“葬刘文公”，因为刘文公是周王室大臣，并非诸侯。当然也有不书葬的，如《左传》成公十年云，“冬，葬晋景公”，《春秋经》，即鲁史官便不书。据《左传》的解释是鲁成公亲去送葬，而其他诸侯没有一人亲自去的，鲁人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不但不记载鲁成公去晋国，甚至连晋景公的葬也不写。可见非鲁国诸侯的葬，由于各种原因，鲁国太史不纪载的不少。吴、楚、越三国国君自称王，若写他们的葬，一定要出现“葬某某王”诸字，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书“葬楚康王”。这便违反《坊记》所说“土无二王”的原则了。《春秋》全经的确没有写过楚、吴、越君之葬，《公羊》加以总结，成为全《经》义例，还是有道理、有参考价值的。

《谷梁传》也总结一条《经》例，也为〈坊记〉所窃取、附会。《谷梁》哀公十二年《传》说：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讳取同姓也。

《坊记》因而说：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

其实，这事《论语述而篇》有记载：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左传》也有类似说明：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

同姓不婚，虽是周礼，“犹秉周礼”的鲁国也不遵守，各国早不理会了。晋献公以骊姬为夫人，晋文公的母亲也姓姬，郑国-叔詹公开地说：“晋公子，姬出也。”（僖二十三年《传》）正如齐国的卢蒲癸娶同宗女为妻，别人说他：“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卢蒲癸答说：“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坊记》虽然窃取《论语》和《谷梁传》，并假托孔子的话来加说明，实是“孟子”之称，在她为昭公夫人时便已如此，鲁国国君先和宋国通婚，桓公以后，多和齐国通婚，到昭公才和吴国通婚。可能这是第一次和同姓女子通婚，鲁又是著名的遵守周礼的国家，才羞羞答答地不敢直称“吴姬”，改称“吴孟子”。鲁太史写其“卒”，连“吴”字都去掉，因为吴为太伯之后，自然也姓姬，存一“吴”字，还是表明同姓通婚，所以仅写“孟子卒”。《谷梁传》这一总结，并没有多少意义，只是表明鲁国一些人的保守观念而已。

除此之外，《公羊》、《谷梁》两《传》也偶有说得对的。如庄公七年《经》“夜中，星陨（《公羊》作“霣”，同）如雨”，二传解“如”字便作像字解，和流星雨天象符合。《左传》解“如”为“而”，说成是“与雨偕”，便错解了。

然而《左传》以具体史实来说明或者补正以至订正《经》文，行文简劲流畅，自东汉以后更为盛行，自魏、晋以后便压倒《公羊》、《谷梁》二《传》。

最后引日本学者岛田翰《古文旧书考春秋经传集解》（卷子本）一段，补充说明《春秋古经》和《左氏传》的来由：

据《汉志》，“《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案：《古经》十二篇者，《左氏》之单《经》，盖因十二公为十二篇也。（自注云：《史记吴世家》“余读《春秋古经》”。《周官小宗伯注》云《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而其三十卷者，《左氏》之单卷。（……以《左氏传》名者，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是也。）顾所谓《春秋左氏传》者，当分别《春秋》与《左氏传》而观之。盖张苍所献，有《经》有《传》，而孔壁所得，有《传》无《经》也。……夫始除挟书之律，在惠帝四年；则苍之献书，当在此际。而恭王坏孔子壁，则景、武之间也。乃知《春秋经》之出，必在恭王坏孔壁前矣。张苍生于先秦，曾为秦御史，主柱下方书。则其所藏《左氏传》，即先秦旧书，当与孔壁所得无异矣。见《后魏书江式传》所言、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子相类，即前代之古文矣，而可征也。

• 春秋左传注读后 补充与修正 如果《系年》是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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