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与皇明老总黄鸣先生谈论儒家与东西方文化比较 -- 思想的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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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教主的逻辑太奇葩了

你一直纠结于定义,你可知道集体主义的来源?集体主义本来就是无产阶级价值观的一部分,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古代只有宗派主义,民族主义,其实把你帖子里的“儒家”换成“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也一样说的通,你挂儒家的羊头卖集体主义的狗肉,绕了这么大弯子,不累得慌么。

我说了这么多,回了好几个帖子,你对我帖子里最核心的观点和推论,从来就不回应,只会把其中的几个名词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然后得出所谓的悖论,我是否可以说你缺乏辩论精神呢?

针对你的质疑,首先,你把日本作为儒家与现代工业生产结合的典范,你是否知道日本的等级制是完全回避阶级流动的,也就是说中国儒家文化里一个最重要的向上进取的通道是被堵死的。而日本近代的两次腾飞:第一次明治维新,首先是因为简化了等级制度,解放生产力,其次,一个崭新的社会阶层:商人和武士组成的“特殊联盟”,引领了社会的发展。正如《菊与刀》中所说:

最重要的恐怕要数日本那种独一无二的下层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盟”,这种联盟即使在封建时代也有滋生的土壤。这些商人曾都是大名雇佣的心腹,亲自经营和管理过各藩的垄断企业,如矿山、纺织、造纸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政治斗争的技巧得到了磨练并逐渐成熟。然后,这些商人纷纷购买了武士身份。并在武士阶层中普及了生产技术知识。这种武士和商人的联盟迅速把那些自信且干练的人才推上前台,为明治政府的改革出谋划策。不过,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他们出身于哪个阶层,而在于他们为什么能变得如此精明、强干和务实?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日本才刚刚脱离中世纪不久,它的国力与今日的泰国差不多,在这种综合实力薄弱的情况下却能产生出这样一批审时度势的领导人实属不易。他们齐心协力、成功地推进了一个最需要政治手腕的改革大事业,这是任何其他的民族都未曾尝试过的。

但同时:

不过,明治政府中那些精明强干的实权人物,却都是极力反对废除日本的等级制思想的。通过强调天皇的最高统治权和削弱将军势力等手段,“复古维新”运动使社会的等级结构更加清晰明了。他们废除了藩,从而消除了忠于藩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等级制的习惯,只是赋予了他们一个新的位置。为了更好的推行自己的施政纲领,那些被称为“阁下”的新领导人甚至还加强了中央集权。他们交替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腕,恩威并施,使国家的统治能够正常有序的进行。

至于日本的第二次经济腾飞,有日本人自身努力的结果,更主要是美国在二战后冷战期间给了日本一个发展的框架和空间。当然日本是借助了一些儒家文化的优点,但总体而言跟中国差别还是很大的。关于中国和日本民族性的差异和对比,我在这个帖子里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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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例举的日本现代工业的所谓“效率优势”,实际上恰恰说明了我的观点:儒家可以和现代工业生产相结合,这也是我在上一个帖子里陈述过的。可这并不能证明儒家的效率优于现代科层体制,因为你是儒家+科层体制>西方模式。我也在上一个帖子里说过,无论选择哪种意识形态,都必须包含科层制这么一个“合理内核”,否则专业效率就无从体现。

就整体而言,日本人不是适合中国人模仿的对象,韩国人也不是,具体原因我会在后面分析。

第二,你举苹果的例子,说明你既不了解苹果是如何成功的,也不了解中国的工业优势是如何积聚的。苹果之所以在近十年获得巨大的成功,有三点:一是对行业趋势的把握,二是对中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的深入理解,三是强大的产业链整合能力。作为苹果产业链下游的富士康,竟然被你拿来证明中国工人的“集体主义精神”,请问为一个台资的私营企业老板打工,跟集体主义有什么关系?莫非你在讽刺中国工人,如果你真不了解富士康工人在想什么的话,读读这篇文章:富士康工人的爱与恨:一场关乎生计的抗争

工业化的大潮带给大多数中国的普通劳动者的,更多还是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以及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价值和财富,这才是普通人的精神动力。我们不能奢求每个人都有宽广的家国情怀,儒家也并不提倡人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外过多的承担责任。当然,近代以来的深刻教训告诉我们,没有国家的强大,个人和家庭的富足安康就无从谈起,这些觉悟大多数国人(除了少数公知以及带路党外)也都是具备的,也并不跟日常的生活方式相冲突。

实际上,你所说的“集体”主义,除了大多数情况下可用“国家”替换外,你语境中的个人,也更多是一种现代生产体系下的原子式个人,大工业大机器上可替换的一个“螺丝钉”,基本上是去人格化的。而儒家是非常反对这一点的。因为如果以专业价值来说,大多数人确实可能是无足轻重的,比如苹果最核心的价值是由很小的一小撮人创造并掌控的:苹果设计师:所有产品设计都是在餐桌前完成

原子式个人如何实现更高的行业价值和创新能力,如何不断升级?像富士康靠血汗工厂积累起来的制造优势,换来的是微薄的利润,而这种模式首先会逐步被行业淘汰: iPhone的未来:富士康智能机器人制造,这也是葡萄经常把matrix挂在嘴边的原因。

并且,你所鼓吹的为集体暂时牺牲个人利益的“模式”,也缺少了两个重要的要素,一个是时代背景,一个是“反哺”机制。比如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以工农剪刀差政策亏欠农民为代价完成的。那么若干年后,必然要以取消农业税等倾斜政策,来反哺农民。说到底,人心都是肉长的,等价交换是任何交易的基本法则,以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来绑架某一阶层、集团、行业乃至国家的利益,都只能是权宜之计。从这点上来说,西方的中产阶级是以另一种方式被捆绑了(过度的福利和不平等竞争优势)。

第三,传承性的问题,实际上任何一个有政治自觉的清醒的个人或民族,都会注重传承性问题。最近何新在连续挖西方文明的祖坟,认为古希腊那套东西是伪造的外链出处。不管是不是伪造,注重传承都是成熟文明的的基本属性。从这点上来说,现代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我们以为的那种“资本主义”)是一个很浅薄的文明形式。在我们所有人所观察到的一个体系背后,很有可能仍然是一个以血缘-亲缘-文化为纽带的财团/利益联合体。传承都是靠人来传承的。

儒家自古以来,虽然不拒斥仁人志士,但总体而言,还是更推崇能把家国利益结合到一起的人。这从尧舜禹三代的传承就能看出来。而在近现代,包括为科技事业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中,有多少是有家学传承的也是不难统计出来的。

说这个不是为了强调所谓家世的重要性,而是说,文化的传承要重于物质财富的传承,从这个角度来说,富不过三代的普遍现象就很好理解。从我个人来说,其实我很少看古代典籍或者西方经典,我在这里写的所有关于儒家的理解,大多都是从我个人经验以及别人的经验总结里推演出来的。我认为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已内化于中国人血液里,无论用什么科学话语,现代体制,都是掩盖不了的。

现在,回答你最后两个问题:1,什么是格局,什么是格局的大小,2,什么是内外。我已经从四个层面阐释了“格局”,你还是从“集体利益”去理解,看来自说自话是你的习惯。不过既然是论坛,那我还是有必要做个回应。

无论什么体系,其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两个:1,力量,2,方向。

无论什么年代,儒家最核心的动力都来源于人内心的进取性,在外则来源于亲近人的情感、利益联结以及协作。儒家最重要的分野是“内”,“外”,这不仅是利益格局,也是心理格局,实际是一种信任机制和奖惩机制。因为儒家要处理的合作关系都是长期关系,所谓亲疏远近,从长远来看,价值观的切近是最重要的,血缘-亲缘-地缘都不是绝对的。所以一直以来很多对儒家的诟病都是不真正了解儒家的结果。

现代科层体制的核心动力是技术更新,并依靠标准化、流程化的分工合作使得分散的力量形成巨大合力,推动体系前进。科层制的特点是分门别类太多,不同领域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节奏和结构性变化会让整体的发展出现很多的可能性,而专业人才能否把握这些,实际至今是个疑问。之前是由金融领域来把握,但西方的经验已经证明了金融类人才并不能有效胜任这个角色。中国依靠政商不分的官僚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充当这个角色,目前还是个可以期待的模式。

从力量来讲,儒家其实不拒绝任何动力,哪怕是物欲,过去人们认为儒家是古代重农抑商的原因,实际上早期的儒家并不鄙斥商人,司马迁就说过:“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史记:货殖列传》)但从方向上讲,不同的力量如何聚合到一起,主要是看核心领导人的能力。从这个角度上讲,日本人很讲究外部压力,所谓“耻感”,最后必然演化成对强者的服从。所以日本从来都是跟着强者走。而中国人更相信人生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内心的指引,在时空阶梯上不断进取所形成的综合驾驭力所带来的快感。所以李泽厚说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至于科层制本身的缺点,我在上个帖子已经分析的很清楚了。

所以,最后可以给“格局”一个明确的定义了:格局是一种权力结构,格局的大小就是权力结构在时空上的展开。

说实话,跟教主你辩论很累,因为你基本上看不进别人的东西,不过我说这些主要是自己梳理,也不厌其烦一遍遍在这儿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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