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水利专制之源----《河渠书》的阴谋式解构 -- 普罗丁

或者，换一种问法。当诸位民工们面对着成为国家建设工程一员的辉煌前景的时候，当他们踌躇满志地告别亲友的时候，他们无疑会有一种顺应天意的雄壮情怀。可是，当他们来到工地现场，当他们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呆上两个月之后，他们是否仍然相信自己的选择？

工地和家庭，有什么不同？

仍然借用葛兆光老师对“顺天”的杰出概括，我们不难发现，当环境改变之时，“顺天”的意义也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巨变：

1. 离开了妻子，爱情变得遥远了

2. 离开了父母子女，“传承”变得遥远了

3. 远离了城市建筑的象征

4. 远离了阴阳五行的医学（除非他们就地打坐，练练气功）

5. 远离了耕地、粮食和对“风调雨顺”的关注

6. 远离了祭祀天地、祖宗、山川、鬼神的各种复杂的仪式

还有什么剩下了？

日月星辰！

但是，此时在挖渠民工眼中的日月星辰，也和平时大不相同。因为再也没有“先生”们令人信服的指出，这个是“荧惑守心”，京城要出大事，那个是“天行健”，你们要自强不息。（更多细节请参看司马迁《天官书》）

此时的“民”们，看见的只是一片属于他们自己的星空。他们应当如何“模拟”和“效仿”？

他们还会相信众星的运转，仅仅代表了宫庭和皇权，而与他们自己无关吗？他们能够从中感到自己传说中的祖先，即黄帝的气息吗？他们还会对几种闪亮星体的“异动”，感觉到恐惧吗？陈胜关于“王侯将相”之另类血统的惊天一问，以及2000年后一个西方人关于神秘的“无产阶级”的警告和宣示，是否会同时涌现在他们的心中？

从《河渠书》的具体记载，我们容易体会到，即使郑当时的工程尚能比较顺利地“三岁而通”，而在其他几项工程进行之时，挖渠是否“顺天”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具体、非常现实的问题。在庄熊罴工程的最后，太史公记载道：

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

《括地志》对此注解说：“伏龙祠在同州冯翊县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汉时自徵穿渠引洛，得龙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龙为名。今祠颇有灵验也。”

无论是“得龙骨”，还是“伏龙”，都不是一种“政治正确”的信息，所以我们需要注意，这样的信息为何会得到传播和采信，并最终在史家的书籍中保留下来？笔者认为，这表明到了该项工程的末期，“顺天”与否所带来的现实管理困境，已经超过了不详词汇所引发的意识形态敏感。所以，即使高高在上的汉武帝听到了这些传闻，都有可能表示理解。

悲剧还在继续。司马迁往下的记述显示，汉武20年来的折腾，劳而无功，形势反而更加严峻：

自河决瓠子後二十馀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

这段话，颇不好解读。前边一直说干旱，后边却忽然又说“瓠子”这个地方再度决口，再次让汉武帝（此时已到中年了吧）很紧张。这里边的玄机，究竟是什么呢？笔者的分析是，所谓“干旱”，其实是一个虚指，而实际的意思是“田地缺水”。是哪些田地缺水呢？恰恰是那些通过挖掘水渠，而新近开辟出来的耕地最容易缺水，所以导致了粮食的普遍“不登”，即无法成熟。实际上，大河两岸的天然耕地，是不太在乎雨水的多少的，而那些远离大河的耕地就不同了。那些田地的主人，恐怕有不少是直接参加了挖渠的，他们辛辛苦苦的劳动几年，结果上天却不能通过降雨而体现出眷顾，则汉武帝的种种努力是否顺天，汉武帝本人是否“天授”，便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致命的问题。

此时刘彻的办法是：不惜一切代价，堵住瓠子决口。因为只有堵住这里，下游才能有足够的水位，去保障那些人工渠道不变成恼人的摆设。那里的农民，可不是什么世代耕种、靠天吃饭、老实巴交的乡民，而是有组织、有视野、有勇气的一帮青壮年，他们已在长期的共同奋斗中，结成了牢不可破的男性战友之情。他们的不满，对于整个政权的打击将是摧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