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诗文独立古今间”的狂士金堡 -- 古城老农

顾诚的看法是比较精准的。写专贴不必了，随口扯几句吧：

（1）讨论的起点是明朝统治有很强的合法性。

a.朱元璋驱逐鞑虏、复我汉唐旧邦，具有很强的民族革命色彩。

b.读书人支持明朝--蒙古人信奉的是有奶就是娘，最不理解的是取义成仁之类的气节，尤其还被文天祥的气场吓怕了，总觉得汉族士大夫不可靠，就大量引入色目人（即中亚的穆斯林）取代其位置。汉族士大夫沦为“八娼九儒十丐”的境界，改去写元曲了。朱元璋造反，读书人投靠如雨骈集。朱元璋实现了科举制度规模化、标准化（八股），这对中下层读书人是很有利的。

c.老百姓也喜欢朱元璋，原因在于朱元璋对官员非常狠，有贪污60两即剥皮的说法。几次所谓的谋反及贪污案件，株连杀了好几万人，官员上班都要先和家里人诀别一番。当官的越痛苦，老百姓越幸福。

d.恢复以农为本，商人和地方豪强被下重手打击。

e.朱元璋和朱棣都是军事统帅，牢牢抑制住了将领，使之置于朝廷和文官控制之下。明朝拨付了大量土地给军队屯田，这样政府养了非常庞大的军队，费用却很低。军队大体是忠诚的，未出现藩镇祸，直到明末军队远距离调动却不能发军饷，士兵挨饿，才出现多起兵变现象。

f.朱元璋鉴于元朝奸相阿合马（色目人）误国，就停设了宰相一职，皇帝直接对六部和地方官。

g.朱元璋很勤奋，不仅颁布了详细的法律，连政府各种文书格式都替子孙准备好了，只要子孙不完全白痴，能识字填表格就能维持下去。

h.制定了供养朱家龙子龙孙的办法。

总之，明朝前期处于一种强势、自信、稳定的状态。

（2）强势、自信、稳定的副作用

a.皇帝强势，就不尊重士大夫，动辄廷杖；士大夫不体谅皇帝，把枝节小事演绎成大风波（大议礼）。皇帝和文官集团的互不信任，在东汉演绎为宦官祸，在明朝则比宦官祸更进一步，变成宦官操纵的特务政治（但明朝始终没有外戚祸，这是宋代理学家的功劳）。皇帝和文官集团关系比较好的时期，都是政治、经济、财政、军事迅速改善的时期。

b.朱元璋朱棣之后，皇帝普遍管不来事，就设立内阁。内阁首辅成为事实的宰相。但六部与内阁是割裂的，首辅又缺乏宰相那种授权式的人事权和处置权，必须依赖皇帝的朱批。如果皇帝忙于个人追求（比如当木匠、自助游、寻仙问道、荒淫），皇权实际上就落在司礼监或者皇帝的伴游者手里。连张居正都必须依靠司礼太监才能握紧权柄。朱元璋取消宰相的目的是为了避免agency problem，但随着“宰相”这个职业化的代理人被削弱，“太监”或者皇帝身边的伴游就成了皇权的业余代理人，proxy cost反而更突出。

b.八股式的科举虽然为下品寒门开启了仕进之门，这样政权参与基础广泛，比较稳固。但这些苦读教课书的书生钱谷不知，刑名不知，兵事不知，没有半科举、半世袭的唐宋士大夫那种职业素养。朝廷只能在其中择优入翰林院再教育，而翰林院只能确保中央政府机构的人才供应质量，地方管理就不幸弱化了，为胥吏（即师爷、书办们）鱼肉乡里开启了大门--盛世是需要大批优秀“两千石”管理的。

c.将领许多是世袭的，地位不高，把主要精力放在侵夺屯田土地和士兵上。兵多而不精。士兵出征塞外时有时连裤子都没有，光腚寒冬扫蒙古，尤可怜。

d.税收以农业税为主，且把税务负担压在升斗小民身上。在一个区域内，如果有人逃亡，则税负转嫁到他的邻居身上去。这样的好处是，税务总额能够确保。坏处是，如果有大量逃亡，就会逼迫所以的人一起逃亡。

e.供养皇族耗费了大量田产（以百万顷计）和税收，朱家子孙却仍有饿死者。这些人完全是明朝的负资产（fucking liabilities)。

（3）明朝末年的政治局面

a.中央集权依然非常稳固。除了左良玉、贺人龙之外，其余将领都能指挥得动。孙传庭按朝廷旨意杀了贺人龙。左良玉兵多，有钱就听话出战，没钱就自己抢粮抢钱财。众多优秀且听话的将领们都被崇祯帝要么逮捕，要么逼死了，还有凌迟的。能干且听话的都死了，剩下的（要么蠢蛋，要么不听话），留给南明，留下军阀骄纵，皇帝失权的伏笔。

b.既然集权仍稳固，那意味着财权依然归中央。但这是大坏事。比如孙传庭有权整顿军屯土地，而其余军费就只能等待户部拨付--地方榨几层，户部榨一道，军队多少也腐败一些。多一道手，百姓负担就加重许多，而军队可获得资源就少许多。如果能委派相对廉洁的粮台（如清末湘军粮台）和税务（如左宗棠做巡抚师爷管理湖南税务，湖南百姓负担不加重的情况下，以一农业省之税，居然支持了湘军前期东征西讨好几年），则反之。再举例，TG开国之初，财政基本杜绝贪污现象，可以一面派出百万大军在朝鲜与美国开战，财政还有余力筹集资金搞内地建设，财政总收入比蒋介石的全盛时期都高几倍，保持迅速增长而有效地控制了赤字规模，可谓神奇。

c.经济土崩。

所谓土崩，就是良民无法当良民，只好造反了。崇祯帝多次加税。卢象升建议民纳银五两以上者才承担加税，意思是把税负转移到土地大户头上去。但杨嗣昌和崇祯帝的决策是均摊。均摊加税导致土地抛荒，民众逃亡。而剩余的民众必须加倍承担税额，只好跟着一起逃亡。荒年大量农民逃亡，意味着农民起义军有无穷的人力补充，还意味着粮价飞涨，通货膨胀之下，政府必须支出更多的军费，这些军费必须从其余的良民那里榨取，把为数不多的良民也逼成匪。天下患土崩而不患瓦解，到了这个时候，明朝的合法性已挥霍掉了。

待中原成了无人区，东南与西北道路不通，京城至湖广须绕道转寄，即东南筹措银子，中原农业生产已中断，根本无物资可供应，这些银子带不来任何军事胜利，只能带来通货膨胀而已。

d.经济土崩的后果

经济土崩对明朝和大顺政权都带来了严重后果。明朝已无有效的税收手段，大顺则依靠抢掠地主豪强维持。明朝从这帮守财奴中榨不出钱，但大顺军能，所以大顺军财政状况比明军好一些。

但打土豪的副作用很多。

首先，打土豪是以分浮财为主。相对于土地的价值而言，浮财是非常有限的。打下一个地方，军队可以分得几个月的军需，贫民可以分得一两个月粮食，两个月之后怎么办？土豪虽然贪酷好利，毕竟是生产的组织者，浮财一分，兵荒马乱之中，土地的生产价值大大降低了，农业更难恢复。

其次，打土豪之后，假如分田地，农民一般而言会更有兴趣投入生产，这样经济会恢复。但明末有一个特点是农民大量逃亡，土地抛荒严重，不缺耕地。所以明末不仅必须免税，还要借贷一些生产物资如耕牛、种子、口粮才能督促农民恢复生产。而李自成当了半辈子流贼，到了河南才有点建立根据地的意思。让他学习左宗棠又开荒又种柳的，怎么可能？根据左宗棠在甘肃的经验，无人区从移民到农业自给，至少需要2-3年时间。李自成没有这个耐心，他跑到北京去掠夺浮财了。

浮财的第三个缺点是moral hazard.一个贫民被逼为匪，忽而抢得千两白银，他还要继续卖命打仗？他自然更想跑回家想清福。军队越富裕，战斗力越低。只要通过建立根据地，提供低税政策获得稳定的税收来源，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就象TG。

大顺军掠夺浮财，充当军需，其余散给贫民，然后掠夺下一个地方--就象红军长征时做的，对建立稳固政权完全是有害的。即便在河南，其政策也粗放得很：完全免征税，但也不组织恢复农业生产。当大顺军主力进攻其它地方的时候，河南的情况是从一个准无人区向一个彻底的无人区转变。北京城是掠浮财的顶点，也是终点。

生产的恢复是在清朝实现的。清政府组织大规模移民，湖广填四川，山西填河南。这是所谓康乾盛世的物质基础。

顾诚认为李自成当与官僚、地主建立同盟，才能共同抵御满清。他认为李自成应把打击目标放在少数身家丰厚的皇族及宦官、大官僚身上，应与普通官员、地主、士绅建立联盟，完成政权的质变。李自成的失败恰恰因为其未完成质变。

这个看法是有见地的。坚持略浮财，未采取有效措施恢复农业生产，使军队不能获得稳固的根据地，还让汉族失去了缓和内部矛盾的最后机会，这说明李自成始终是一个破坏者而非建设者。

中国历史数千年朝代众多，农民起义频繁，但单纯均贫富性质、不带有民族革命色彩的农民起义基本都未获得合法性,全部失败。

农民起义建立全国政权的，有且仅有三个：1、刘邦（六国之中，楚最无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有向暴秦复六国之仇的成分）；2、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3、毛泽东（中央红军长征损失90%，腰带都煮吃了，哭着喊着爬着也要北上抗日。东渡黄河要抗日。西安事变抓了蒋介石不杀，要抗日。最终在国民党丢掉的地盘，尤其华北，建立了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遂得天下，成为民族领袖。张国焘一念之差，转回四川，是为流贼。）

其实这是有合理性的。

既然所有的统治者最终都要变质，均贫富无非是使今日的穷人中的暴民变成明日的压迫者而已。长期来看，零和游戏而已。故而，这些均贫富的人，最终都成了为别人做嫁衣的失败者。但民族革命是能带来长期、稳固的合法性的。反言之，背叛民族利益会瞬间彻底失去合法性的。

李自成是破坏者而非建设者，他被淘汰是历史的必然。至于东林党，他们的勾当是标准的党争，毫无黑白是非可言。但把阉党说得比东林党还好，就匪夷所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