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简牍学 -- 夏商楚歌

驿寄梅花的问题我无法简单回答，只好请您稍候，但这里先把甲骨文做个简单的介绍，这样便于大家理解另一篇商代的介绍。而且考虑到若把甲骨文放在殷商介绍中就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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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甲骨文与敦煌文书，{新疆，甘肃，内蒙等地的汉晋木简}，内阁大库元明以来书籍档册，被学术界视为十九，二十世纪之际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

甲骨文的发现是证实了中国早期国家--商王国的存在。《尚书.盘庚》篇是公认保留较多的商人语言。遗憾的是《尚书》中不少西周时期被改造过的文章。

本世纪二十年代，因文献奇缺，更缺乏同时代文字史料，所以殷商甲骨的发现，将大量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于传说时代分离进入历史时代。

这一发现震撼了中外学术界，使我国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文献材料，并重视出土新材料。可以说甲骨文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甲骨文研究大大加速了对传统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降，文字学基本就是《说文解字》学，由于北宋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使《说文》的权威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甲骨文的出现更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经研究发现，甲骨文的构形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甲骨文的发现使学界对文字学有了颠覆性的认识。今天的中国文字学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甲骨学除了从古文字角度考释甲骨文字外，从考古学角度研究甲骨的分期，断代和卜用甲骨的整治，也可利用甲骨文研究商代的历史和文化。

当然，甲骨文研究最基本的工作还是释读出这些文字。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根据《铁云藏龟》所载甲骨文作研究。他释读的甲骨文有100多字正确，虽然孙老未释出“王”字，以“王”为“立”，他又将“贞”释为“贝”。不过在甲骨文释读摸索阶段，这位开路先锋功绩确实不小。

孙老以后，罗振玉在甲骨文释读中造成一个飞跃。他在1941年刊行的《殷墟书契考释》中释出人，地名外的甲骨文字485个。至1927年出版的增订本中又增加到571个字。可见罗老的功底之深厚。

罗老有极好的金石学修养，更熟悉金文，因此在文字考释时不仅联系金文，且能紧密结合卜辞本身的释读。较多的注意文通义顺。特别注重对甲骨文作偏旁部首分析。这一作法至今沿用。因为罗老考释出的大多是卜辞中常见文字，所以使甲骨文已大致可读。

释读甲骨文字绝不仅仅依靠小学与金石学知识，还必须更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三四十年代古文字学者中，唐兰和于省吾是最具典范性的。

唐兰在1934年北京大学讲甲骨文课时，方法是把自己做过的精细考释的74个字一一分析。其中学者最熟悉的考释；释屯，释秋，释艰等。这些可参考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

书中详细介绍他的三种科学方法；

对照法，{与其它时代文字形体比较}

推勘法，{将有关辞例与文献辞句相印证}

偏旁分析法。

这就进一步建立了甲骨文字与其他古文字的科学研究方法。

四十年代后期，于省吾考释出甲骨文，字，词98个。他的方法是，古文字必须兼顾形，音，义三要素的原则。而且注意每个字和同时代表它的横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纵的关系。于老还提出“独体象形字”的理论。认为甲骨文有些字本身即带有声符，与后世形声字不同。这是前人未曾提出，属于老自己的创见。

五十年代到今天，致力于甲骨文考释工作的学者比较突出的有张政，裘锡圭等。研究甲骨文考释工作的学者都必须具备对先秦古文字，两汉简牍，帛书，石刻文字极为熟悉。做字形比较时才能得心应手。并且对商代社会历史有相当了解，如此，一字识破，往往数条卜辞得于通读。这些我会在后面详细举例说明。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甲骨文，时间在商迁都安阳之前.考古发现的甲骨有十五万片之多，其中经考古发现的有三万四千多片。

但其中相当一部分甲骨实际上是由三到五个破片组成。因为甲骨极易破碎，又经历三千余年，到今天保持原样的已经不多了。不少甲骨的背面留有刻痕，许多破片是沿着刻痕裂开，这些刻痕就是甲骨的本体。

国外收藏的甲骨数目相当可观，1984年，胡厚宣统计，国外12个国家和地区共收藏甲骨26700片。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甲骨文仅次于日本。据胡厚宣统计，现藏日本公私收藏家的甲骨约有12400余片。是国外收藏甲骨最多的国家。至于其他国家的收藏情况就不说了。

还有个情况需要说明，解放前甲骨文从未在朝歌出土过，罗振玉通过多年探寻，在1908年确定甲骨文截止到1889年，准确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阳小屯村。当年甲骨文出土引起轰动，古董商担心出土地被发现，才误传众多出土地。

被称为；贞人{占卜的人}的大臣，有时是王本人准备好龟甲和兽骨后，先在其背面刻出这种小坑，并在一端以火烧烤，使之巨剧留却，然后龟甲和兽骨的表面就产生出龟裂。

同一骨片上钻出的坑有的是圆形，有的是纺锤形，有的还有一个小坑与之成直角组合，经这样修治后，灼后的龟裂就呈侧放的T字形，也就是卜字的形状。卜字龟裂形就是神祗对王的卜问的回答，根据其卜纹走向即可判断出吉凶。

龟裂的解读是由王亲自来作的，龟裂若是正确的侧放成T字形，是大吉，如果不规则就为凶兆。

此后贞人在甲骨表面的龟裂一侧，记录下各个裂纹所占问的事情，这种记录就是卜辞。也就是甲骨文。龟甲只是笼的称呼，

真正在龟卜时使用的实际上只是龟的腹甲，而不是背甲。因背甲过硬，刻不出文字，裂纹也不合要求。

目前发现的甲骨都是几百或几千枚地成群堆积在某处，这说明在占卜后把集中在不引人注意的神圣场所保存起来的。王一般每隔十天占卜一次，遇到祸事就逢灾立问，这时使用的就是兽骨，龟骨是对同一 事情以有祸，无祸两种形式占卜。

从书法角度欣赏，甲骨文完全具备章法、结体、用笔等主要构成因素。如现藏历史博物馆的一片商武丁时期的牛胛骨，上面刻字多达128个，记述丁酉日商边之事。另如祖庚祖甲时期甲骨、廪辛康丁时期甲骨、武乙文丁时期甲骨等，亦各具气象。

少数甲骨不是刀刻，而是用朱书或墨书所写，另外在商代玉石和陶片上也找到留下的笔写字迹，这证明当时已开始使用毛笔之类的书写工具。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从“聿”的字，聿是手执笔的形象。

事实上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我们已经见到了用类似毛笔描绘出的图案。公元1954年，湖南长沙战国墓中出土了一支迄今所见最早的毛笔──楚国笔。这支笔用兔毛做笔头，笔管用竹制，笔头紧紧地扎缚在笔管的一端。

所以商、周时人们日常书写应该是用毛笔的。因毛笔的弹性能够表现出线条轻重顿曳的变化，也提供了汉字无比丰富的造型，这或许就是汉字书写转化为艺术的原因吧。

汉字中包含很多内容，研究汉文字是为了读通我们的经典。这里面有古人对社会的认识，对自然的认识，对科学和哲学的认识。如；你抓住一个汉字的“族”，不断地去演化就构筑了一支体系，这支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哲学体系。

汉字构筑的是隐性的中国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的背后塑造着中国人的心理结构。表面上看，汉字不过是一个符号，指称着对应的事物，但就在这对应背后，还潜伏着中国人的情感、习惯甚至本能。

如；"思"这个字，很多人以为思维的器官是心，但是这个字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

思维的器官是大脑跟心相通，它包括心。甲骨“思”的最早字形下面是“心”，上面是“囟”，“囟”是象形字。像头盖骨的汇合处。有疑问的可去医院找头骨标本，

你会看到头顶的纹路和“囟”非常相似。那么，“思”不是指“心田”，而是指头和心的相通。可见先民对思想的器官包括大脑的认识比西方要早很多，绝不像以前流行的谬语说中国古代认为思维的器官是心。

古人在创造思字时除了表现出前卫的思想，和对科学的认识外，还有对情感的理解。每个人的心脏参与着自己的情感，特别痛苦的时候，就会产生生理上的心痛。看看“心”“思”这字，的确是暨有思维，又称情感。

随着甲骨文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周以前把铜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

因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 同时金文也是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

并且是商 、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

清代吴式芬把商周铜器铭文编成《捃古录金文》一书，收集的资料多，考释严谨，影响颇大，金文一词遂有了界说。所谓金文皆指整篇的铭文，不称单字。

它基本上属于籀篆体。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据考察，商代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

铜器并不是周才有，商代铜器类型已经很丰富。如；鼎，盘，尊，爵等，这些器形是由用途决定。

金文常载于各种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铸币、铜镜和金属印章之上。其中以彝器之上载文数量最多。商末金文与甲骨文基本一致。但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绪延至秦汉。

商代器物和铭文很少，秦汉以至末流，应算周代为主流。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最初的金文是铸在铜器上的图画文字，这是殷贵族家族的族徽。

族徽下附记有神的名字。如；文乙，祖丁等就是这一时期的铭名。其后发展到为纪念某次重大战役和大事件而铸做铜器，由于该铜器将传至万世，所以必写上作器理由的铭文。

值得注意的是，铜器上的铭文和甲骨文是同时并存的文字。金文多使用流畅的笔道，甲骨文的笔画则基本是生硬的直线，原因是两则的材料不同。

甲骨是刻在坚硬而光滑的龟甲和兽甲上，并且可刻的面积极为狭小，内容仅王和贞人才能阅读，占卜内容又不希望他人读懂，因此字形被尽可能省略。

金文是万世之后子孙必须能读懂的东西，故书法家得以表现雄浑典丽之风格，如大盂鼎即为此期最典型之杰作也。有的还画界格，将铭文一字一字的填入格中。

那些没画格的，也必须行列整齐。与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具有笔道肥粗，弯笔多和团块多的特色。它和甲骨文是两种发展方向不同的殷文字。

周人灭殷除了占领殷地，还全部接受了殷人优秀的铜器制造者和文字，所以周初的铜器与殷代末期铜器没太大的区别。

如周初铭文；大史友，作召公宝尊彝，这里的大史是官名，与殷代贞人差不多的重要职务。友是大史的名字，制造者不是家族，而是个人，神的名称也通过称号{召公}被公开了，这是和殷代有明显区别的地方。

现存字数最多的是西周遗物“毛公鼎”。载文五百字，分五段，各段均为“王若曰”起，显然是出自当时（周成王时，公元前1115-1079年）史官之手，目的在于铸在鼎上，传之长久。

其次是战国时期河北平山县的中山王鼎，载文四百六十九字。

再次是与中山王鼎同时出土的中山王方壶，载文四百四十八字。散氏盘的铭文，字数达三百五十七个字，内容和赐予无关。是记载关于当时二诸侯采邑疆界的条款。字体的排列到很整齐，但字的写法却都是向右下倾斜，属于草篆，这类写法目前仅此一例。从散氏盘书体估计作者是用左手写字。

至昭穆以后书风渐变，笔画由粗细相参而趋于均匀划一；收笔与起笔亦由方圆不一，而变成圆笔；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书风极为严谨端正。端整典雅之颂鼎和典雅整赡之大克鼎等，皆为此期之代表。

各种器物上的文字，多刻或铸在器物的外面，但也不乏铸于器物内壁者，甚至还有的刻或铸在器物的盖、柄、耳子、足、颈之上。刻或铸在钟鼎彝器上的文字，主要用于记载战争、盟约、条例、典礼、赏赐、任命等政治事件，早期的金文则多刻有卜名、谥号、氏族名、器物名。

这些文字有刻有铸，但铸多于刻。从工艺技术角度讲，铸要比刻复杂，难度也大得多。就其制作工艺论之，铸需先制范，而范不仅需要刻，而且刻的是反体字。

铸造出来的文字的质量，取决于刻范的好坏。只有范刻得好，范上文字笔画的深浅适度、体式规范，铸出来的文字才能达到预想效果。显然，雕刻深度适宜的反体字，要比雕刻正体字对技术要求严格得多。

可以说金文的出现，是手工雕刻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金文是手工雕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文化之发展多少会受到社会及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西周晚期随着诸侯割据状况的越演越烈，地域特色更成为主导的趋向。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的地区差异已转变的很突出。

王国维先生将它划分为西土和东土两大系，西土系即秦国文字，东土系即六国古文。陈梦家则整理为五个系统：

东土系：齐、鲁、邾、莒、杞、铸、薛、滕； 　

西土系：秦、晋、虞、虢； 　

南土系：吴、越、徐、楚； 　

北土系：燕、魏； 　

中土系：宋、卫、陈、蔡、郑。

就文字学而言，秦系的西土文字的研究较之六国文字更为重要，因它是汉字的直系血亲，而六国文字则是旁系分支，虽然它们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

虽说甲骨文是最早的书籍。但早期可不是单一使用龟骨或者兽古。先民们曾经在树叶和树皮上刻写文字。天竺国的贝叶经和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都可称为一种早期的书籍。除了甲骨、青铜器、石刻外，用作记载文字的材料还有；陶器、砖瓦、兽皮等。

真正的书籍形式，是从竹简和木牍开始的。竹简和木牍所开创的书籍形式和制度，对后来的书籍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竹简和木牍在形式和用途上不完全相同。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书写材料。在不产竹子的地方，多使用柳木等柔质的木材。将这种木材做成长方形的木片。表面修治平滑，就称为牍。

我国没发明纸以前，简牍就是记录和传播文化的基本载体。

木质之简是我国西北居延，敦煌等地曾经大量出土，竹质之牍在1975年湖北的汉墓和秦墓中出土过。目前出土情况看，竹简多出南方，木简多出北方。

木简的质料多用红柳，红松，胡杨，云杉等。其中松木为主，胡杨次之，红柳又次之。三种材料的质色不同，断裂有别，使用对象和使用时期也有主次，一般白松和红松不容易断裂，

又好制作。简牍都是顺木纹竖刮消制，考树轮纹路和木色，如能结合，必要无误。

牍与简策是同时使用的记载文字形式，竹简一片虽只写一行文字，但它可以用绳子系联起来，还能容纳较长的文章。而木牍则是以一片为单位，在一片牍上记载较少的文字。

木牍的一片称为“方”，一般较长的文章用策来书写，而较短的文章则书写于牍上。木牍的长度一般为一尺左右，所以也称为“尺牍”。在一片木牍上，可书写一百多字，也可以两面书写。

竹简用的是皮薄而节长的竹子，先将圆竹锯成一定的长度，再破为一定的宽度，削光整平后，即成为简片。然后再用丝绳、麻绳、细皮条等分上下两道编连简片，即可用来书写文字。也有先写字，然后再按顺序编联成册的。

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册”字，象征着一捆简片系二道书绳，而金文中的“典”字则表示“册”在几上。说明简策制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商代，但其战国以前的简续实物，今天还未有发现，在周代的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商代使用简读传递命令及公文记载。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竹简成为各家著书立说的主要形式。这时关于使用竹简的记载就更多了。

以竹简为主要形式的书籍的黄金时代，是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各种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各种学术著作层出不穷。

帛书，就是将文字、图象写绘于丝织品上的一种书籍形式。在纸张未发明前，帛书是和竹简同时使用的一种书籍形式。在先秦的一些著作中，往往是竹简和帛书并提，说明帛在当时已是一种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

在春秋战国时代，上层社会也普遍用缣帛作为书写著作或公文的材料。在纸纸发明以前的几百年历史中，帛书曾是书籍的主要形式之一。中国古代的丝织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曾发现原始的丝织品和石器、陶器制成的纺轮。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已有丝、蚕、帛、桑等字。安阳殷墟中也发现过丝帛的残迹。研究证明，当时的丝织技术已很进步。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在春秋战国以前，我国古代的丝织技术已有很久的历史，它除了主要用作上层社会的衣料外，也是书写的理想材料。但由于其价格昂贵，不如竹简使用的普遍。

大约在秦至西汉间，是帛书使用最多的时期。由于丝织技术的进步，为社会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缣帛，用于各种重要典籍、文书、信件的书写。

丝织品虽是当时最轻便的书写材料，但其价格还起很昂贵的，

除了上层社会以外，普通人是难以使用的。

二十世纪简帛的出土是文物中一大类，上至战国到魏晋，内容上有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等，在文类书中包括当时地方官的文件，薄籍，档案，还有不少生活中的历谱，祭祀记录，遗嘱，遣策等等。

汉代是使用简帛最广泛的时期，所以汉的简帛非常丰富，分布在全国各个地方。但是有关三国时期的传世文献就非常少，1996年出土了一块遗策木牍外，其余的都是名刺，史料价值极其有限。好在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了十四万块竹简，这才丰富了三国史资料库。

魏晋时期由于纸是主要是书写材料，这个时期的简牍出土的非常少。到了唐代，这些简帛类出土量更是极为罕见。在帛书的出土中，最有名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的发现。

出土的帛书有十多种，十二万多字，用黑墨书写于丝织品上，字体有小篆和隶书。在简策和帛书应用的时代，“篇”是竹简的单位，而“卷”则是帛书的单位。

继简策和帛书之后出现的书籍形式是纸写本书籍。西汉中期就发明了纸张，但是普遍用纸作为书写材料，仍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过程。

西汉的纸，质量还很粗糙，难以用作书写材料。蔡伦于东汉和帝永元年，造出了质量较好的纸，纸张才开始作为书写材料。然而由于人们的习惯势力，简牍和缣帛仍被看作是正统的书写材料，纸张仍未被广泛地使用。

另外当时纸的产量有限，质量也不高，这些都是重要原因。不过中下层知识分子，由于无力用缣帛书写，多采用纸张。

因为当时纸的价格比缣帛要便宜得多。东晋元兴元年，桓玄据有建康（今南京），他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是统治者下令推广以纸代简的最早记载，对于纸的推广应用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到南北朝时，纸书已风行全国，简帛就被纸质写本所代替。随着优质纸面世，纸抄本书籍就开始出现，但当时使用面很小。

后随着纸张产量的增加，质量的不断提高，用纸作为书写材料，才逐渐的扩大应用，又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过程，纸抄本书籍，才完全代替了简读和缣帛。

考古情况；西部地区不断有古代纸抄本书籍的发现，这些实物进一步证明了自纸张发明后到印刷术发明前，纸张用于书写材料的发展历史。

秦统一中国这个大趋势对文字载体产生不小的影响。。因文字统一连续对汉字进行简化、整理，使汉字逐渐走向规范化，为书写、雕刻，乃至印刷术的发明与完善，创造了便利而规范的有利条件。今天的汉字，是经过多次变革逐渐演变而来的。

总的来说，东汉末年，简帛仍占着统治地位。西晋以后，纸质抄本才逐渐占了统治地位。公元4世纪，纸质抄本已完全代替了简帛。南北朝以后至唐代中期，是纸质抄本书籍的全盛时期。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纸抄本书籍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就导致了印刷术的发明。

另外，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数枚青铜印章，这是商殷时期的青铜阳文印章。也是印章始于商朝的实物证据。这些印章上，有阳文，也有阴文；有一般古文，也有历史上应用较少的鸟书；

还有的刻有兽状图文，可见商周以来中国古代印章之一斑。

通过对诸多材料的研究，可以看出殷墟甲骨文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文字，特别是盘庚以后，它的前身必定经历过长期的演变。

这就如同突然冒出个人，你不能解释为简单穿越而来吧？突然冒出的这个人必须有成长过程，怎么都不可能出娘胎见风就长成个大人了。

包括出土的殷商青铜器上的图案或徽识文，族徽等。都明显是社会文化十分发达后的作品，后由共相的图形演化为完全代表语言的文字的使用。

但由于时间离今天太过遥远，甲骨文前的文字我们只能从岩画中寻找痕迹。远古时期先民使用的大多是随手刻画的树皮，竹皮，木头，皮革等。这些材料早就腐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