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搭乘飞机返回伦敦时，我经常会从云层的间隙向下望去，端详那些我曾经在其中工作过的建筑。首先，从东向西看去，在金丝雀码头有一排闪光的大楼，《独立报》总部曾在这里安顿过一段时间，《每日电讯报》与《镜报》依旧驻扎于此。再稍微飞一会儿，来到伦敦旧城中心区的上空，可以看到一摊摇摇欲坠的建筑，这里就是舰队街。如今此地一个记者也没有，除非举行纪念活动。再往北，假如恰好有阳光泼洒在卡姆顿的头顶，我兴许能得以一瞥我的第一家就职报社《苏格兰人》位于伦敦的总办事处反射出一道白色的闪光。顺便说一句，报社的工作人员很少呆在办公室里。报社附近有一家名叫“新佐巴”的餐馆，苏格兰新闻界的精华整天就泡在这里。眯着眼睛向下看，我可以辨认出一片翠绿色的空地，这里是邦希田园，班扬与笛福就埋骨于此，《独立报》也在附近度过了创刊伊始最兴奋的几年。我能看到许多高低起伏的暗色建筑由南向北排成一列，这很可能是法灵顿路，这条道路两侧挤满了形容可怖的的七十年代建筑，《卫报》和《观察家报》就安顿在这里，后者租用了前者的阁楼，两家的邻里关系总有些紧张。

自从舰队街分崩离析之后，如今伦敦新闻业的地理分布变得极其复杂。泰晤士河南岸坐落着《每日快报》曾经的钢色总部。当年一度担任《独立报》主编的我遭到解雇之后曾在这里喘息过一段时间，期间我慢慢找回了自己的自尊并自学了小报专栏文章的写作方法。目光再次投向北方，可以看到圣詹姆斯公园与一座六十年代兴建的得奖高层建筑，那里是《经济学家》的总部，我在那里领到了平生第一份正经的高薪。再往北一点是广播大楼，我在那里学会了如何制作电台广播节目。旁边是ITN的旧总部。这座建筑我从来没有进去过，但我曾经经常在它的门外徘徊，在夜色里等待我的妻子收工回家，同时她则与《十点新闻》的其他团队成员一起在马路另一头的酒吧当中痛饮着昂贵的夏布利酒。再往西一点就是灰白色的BBC总部，也是我目前的雇主。

但是对我来说意义最重大的建筑还是那座硬挤进泰晤士河北岸，蹲坐在填平泥滩上的著名黄油色长方形石质大屋。威斯敏斯特宫既不印报纸也不放广播。但是这里是了不起的新闻工厂，源源不断地输出着各种权力纷争与政坛丑闻，有时还会导致英国公共生活的突破性变化并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1985年，我还是一个胖乎乎且紧张兮兮的议会记者新手，这座全伦敦最为人熟知的建筑就是我初次报道到岗的地点。我之所以要来伦敦是因为当时我正在追求一位任职于时尚杂志的姑娘。此外我还曾发誓绝对不在苏格兰呆一辈子——太舒服了，也太轻松了，整天过这种日子是要出问题的。哪怕只是为了见见世面我也要到伦敦闯荡一下。金融城某公司向我提供了一份投资分析师的职位，薪水比我目前当记者的收入高出来三倍。但是我以为假如我告诉一位姑娘我就是个炒股票的，那我肯定一丁点得手的机会都没有（真是太傻太天真了），而《金融时报》对我的接触则把我吓得不轻。我是个彻底无用的金融记者，一看见数字就魂飞魄散，一看见电子表格与季度报表就叫苦不迭。但是多亏了油墨之神的保佑，当《苏格兰人报》意识到我铁了心要去伦敦之后，向我提供了议会专访记者的岗位。我所追求的那位姑娘一开始似乎很高兴。于是我就手提一捆用来装逼的政治人物自传，身穿一件趁打折促销抢回来的意大利双排扣西服来到了她家门前。几周之后她就把我踹了。

此外，议会专访记者的工作也没有外人看上去那么光鲜。当时所谓“纪实性报纸”门类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时光，而《苏格兰人报》一直自认属于这个门类，此外还有《泰晤士报》，《卫报》与《每日电讯报》。“纪实性报纸”至少要为议会新闻提供一整个大报版面，而内容往往只是一连串的议员发言引述与简短的发言背景说明。我的工作就是记录发言并带回报社。着不是什么高端文学。而且我很快意识到政治新闻界的等级划分就如同英国南海岸的沉积岩悬崖那样层次鲜明。位居最顶层的是休息室记者，这些人资历最老经验最丰富，在同行眼中都是些令人敬畏交加的角色。这些人只在彼此之间进行轻声细语的交谈，假如有一位像我一样的毛头小子碰巧在走廊上经过他们身边，他们往往会安静下来，端详附近的公告牌或书架，直到这位低层记者走过去为止，然后他们的神秘对话才会继续下去。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讨论的都是休息室里的事宜，而他们所遵循的则是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定下来的众多规矩当中的一条：“不要讨论休息室里的会面……假如一位外人看似知道休息室会面即将进行或已经进行，不能证实他的猜测……”

当然，随着了解深入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是些个性独特且往往十分可爱的家伙，今天的位置也是多年打拼的结果。在这些专门采访休息室的大佬们下面一层是资历较浅，性情也更随和的休息室新闻写手，其中包括来自苏格兰、爱尔兰与英格兰各家地区报社的专访记者。他们的态度没有那么严肃，很乐意请新手们喝酒，并向他们解释哪种通行证在哪些区域有效以及如何不至于在威斯敏斯特内部迷路。在甲板以下就是我们这些议会专访记者，按行话说就是“边座记者”，听上去有点像古时候划船的奴隶。我们的工作就是逐字记录议员们的发言。这份工作首先意味着过硬的速记本事。我的速记技术还说得过去。其次这还意味着集中注意力——坚持不懈地集中注意力。而我的注意力则像一条摇头摆尾急着讨好主人的小狗那样靠不住，因为这家伙往往会在讲话的关键时刻一个打滚就呼呼睡去。

我每天一般在上午十点开始工作。首先参加议会委员会，为的是检查当天的法案或进行一点调查。议会委员会的举行地点是漫长的“委员会走廊”，一条橡木贴墙的通道，两侧坐满了一边抽烟一边签署信件的议员，自命不凡的书记员与警察们则将旁观者与记者们从通道两侧的房间里赶进赶出。在费心费力地记了一个上午的笔记之后，我们就返回记者休息室。和我共用一间休息室的同行们分别来自《金融时报》、《阿伯丁新闻日报》以及全世界资历最老的国家级英语报纸《格拉斯哥先驱报》（当时还叫这个名字）。我们用打字机敲出新闻稿件，再赶在午饭之前用电报发回各自的总部。可以在记者专用食堂里解决午饭，也可以在酒馆里以液体形式把午饭灌进肚子里。一般来说坚果是很不错的午餐选项。

下午两点半是议会的会前祈祷时间，记者不能参加。不过之后之后我们就要赶紧回到议会旁听席就坐，当天的工作这时才算正式开始。苏格兰议员们总会希望第二天的《苏格兰人》上面能刊登一大段关于他们的内容，而报社也很乐意达成他们的愿望。但是报社也希望我以任何其他议会辩论为题材撰写基于引用言论的新闻，参加各种记者招待会，翻阅长条桌子上的大堆书面大臣应答。因此直到晚上九点报纸内容基本确定之前文字工作都不能停。这时候那些还没去酒馆的记者们都会涌入食堂，因为这也是食堂关门的最后时刻。食堂里有一张专门为休息室专访记者保留的桌子，当时最杰出的业界精英们都会围坐在桌旁，用各种政坛信息的隐秘细节相互刁难——日后掌管《今日》栏目的詹姆斯.诺蒂（1），日后任职于《泰晤士报》的彼得.伦戴尔（2），英俊不羁的《每日邮报》政治主编戈登.格雷格，还有一副贵族派头且喜爱骑马的《格拉斯哥先驱报》政治主编杰弗里.帕克豪斯，他们你来我往地争执着谁在威尔士拥有最低多数票，多少现任议员改换过党派，哪些人在1972年递补选举中输给了麦克.谢尔比之类的话题。大部分记者都要向上一代学习，我则有幸能向最有经验的一代前辈请教，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六七十年代舰队街全盛时期进入议会旁听席工作的。我学到了政治新闻是一个骄傲的行业，以不断累积的知识为根本。政治记者要研究选举统计数字，结识你所在区域的议员，第一时间阅读所有最新政坛人物传记与回忆录，对政治历史有足够了解，不至于贻笑大方地混淆贝文与比万或者克罗斯兰与克劳斯曼。或许有些记者会因为自己知识丰富而沾沾自喜目中无人，但是现今记者群体对于阅读与记忆政治事件细节的懈怠绝对不是什么好现象。

晚饭一般是以玉米粉为主料的寡淡汤水，干巴巴的炸肉配卷心菜或鸡蛋葱豆饭配苹果派，还有一杯开胃用的廉价葡萄酒。吃过晚饭以后我们这些边座记者们往往会返回会场报道晚十点的投票。当时此类投票有时还是很重要的。假如投票已经结束，我们就会在报纸送上楼来的时候到处去找投票人员名单，寻找背弃本党立场的叛变分子或缺席人员。假如有涉及热点议题或者苏格兰的休会辩论，我们也要留下来继续报道。我往往在后半夜才能回家，脑袋因为八卦流言与肾上腺素而嗡嗡作响。难以入睡的我经常为了放松精神而一连几个小时漫步于深夜伦敦市中心的街头巷尾，最后干脆连当地的道路布局都记住了。

当时我还不知道我正在目睹一个政治新闻时代的结束。撒切尔时代的议会依然是一个未经改革的、小团体气息浓厚的机构，一方面等级严明，同时却又十分缺乏组织性纪律性。议会的开门与关门时间都很晚。夏天的时候记者可以与议员们一起在下院阳台上一边喝酒一边观赏泰晤士河的景色，小道消息在觥筹交错之间四处传递，不太规矩的举止也会得到十分得体的无视。各家报纸每天依旧刊登着大块的旧式政治报道。休息室依然沿袭着旧式的秘密运作方式。当时的议会与战后时期相比并没有多大不同，实际上与德军空袭之前三十年代的议会也没有多少不同。这并不是一个充满清规戒律的世界。在那个好勇斗狠的世界里，很有些放纵酒色令人骇然的威斯敏斯特记者。

露丝.达德利.爱德华兹在一本描写旧日《每日邮报》两大支柱休.柯德利普与塞西尔.金的书她写道：“五十年代英国新闻业的最大谜团就是为什么报纸居然还能印出来。”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三十年后的政治新闻界。在繁忙的威斯敏斯特走廊上方有许多为精疲力竭的夜班工作人员准备的床位。高阶政治编辑，议会秘书，精力充沛的议员与休息室记者们都很倚赖这些床位。有一位深受尊敬的特派记者曾经在会议结束后跑到附近公园的长椅上打野炮，结果让雨水淋了回来。另一位记者沃尔特.泰瑞干脆与当时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私人秘书玛莎.威廉姆斯同居在了一起，生了两个孩子，还曾经在二人同居公寓的门前穿着睡衣替他的情人从政府信差的手里代领过红色公文箱。后来《侦探》杂志捅出了玛莎.威廉姆斯与某政治特派记者之间的婚外恋关系，于是当时雇佣泰瑞的《每日邮报》主编就叫他去调查这条猛料，全然不知当事人正皮笑肉不笑地站在他面前。

记者们喝酒的热情绝对更有过之——至少绝对更加普遍。当时在威斯敏斯特宫里至少有十三家酒馆，每一家都有自己的规矩与礼数。帕金酒馆庄严肃穆，议员们经常在这里请很容易打动的记者们喝酒。体育与社会酒馆粗犷污浊，警察与不择手段的小报写手是这里的常客。勋爵酒馆是鬼鬼祟祟幽会者的最爱。当年与今天人气最旺的酒馆都是温馨可人且堕落下流的报界边座酒馆，这里是最拼命的记者们开始一天工作的地方，而且曾几何时所有人收工之后都会过来坐坐。陌生人酒馆已经搬离了旧址，但依然是议员与记者们打成一片并交换八卦的最佳场所。时任《卫报》总编的伊安.艾特金有一手绝活，他能在老安妮酒馆里拨通报社电话，然后一不打草稿二不打磕巴地口述头版内容的安排，完全随心所至。当年的酒水相对廉价，而酒令与游戏则无穷无尽。有两个记者因为喜欢暴力形式的顶牛而出名，两人经常一直玩到半夜，将对方的脑袋撞得皮开肉绽、鲜血横流。现在这些酒馆已经比从前清闲很多了，但我在最近一次造访报界酒馆的时候还是感到心里暖呼呼的。酒馆里有五六位同行正在讨论一个重大、复杂且棘手的问题：他们最想把哪位议员拉出来胖揍一顿。“我知道，可是万一他事先已经让别人按住了所以没法还手呢？”

有些高级男性主编的妻子经常在半夜时分等在英格兰中部刮风不止的火车站台上，就等着火车进站以后将自己的丈夫弄醒并扶起来回家。她们很清楚，要是不这么做的话，她们的丈夫很可能会在终点站的火车车厢地板上整整躺一宿。正如有心的读者们注意到的那样，酒精与新闻的关系正如博彩与赛马一样密切。对这种现象产生怀旧情结是很容易的，甚至是难以抗拒的。但我必须指出有不少杰出的政治记者最后都变成了无可救药的酒鬼，因为肝硬化或心脏病而英年早逝——假如肺癌没有先下手为强的话。边座记者的死亡率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我刚起步的时候认识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同行，一位相貌英俊，工作勤奋，乐观向上的苏格兰小伙子。他有着十分恶毒的幽默感，热爱这个行当，每每能令报界边座酒馆里笑语不绝。他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死了，死状十分不堪。他的婚姻破裂了，工作丢掉了，自尊也荡然无存，这一切全是因为酒，“行业乐趣的一部分”。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Naughtie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Ridd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