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万幸，任何人也不能

指望使用贿赂或者

其他不当手段，借以

影响一位英国新闻记者。

可惜，考虑到即使未曾

受到贿赂时，这些人也会

作出的种种不堪之举，

人们实在无法感到欣慰。

——亨伯特.沃尔夫，《英国新闻记者》

英国的新闻记者就整体而言并不受欢迎。国家级大报的流通量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颓势。有些最著名的报纸面临着最严重的销量问题——例如分处市场两端的《金融时报》与《每日镜报》。有些地方性报纸混得还算不错。但是这股衰退形势的影响范围早已远远超出了通常所谓的舰队街。编辑们为了提升销量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大报开始采取由小报开拓的报道与观点严密融合的技巧，咄咄逼人的报纸降价，层出不穷的各种特刊，越发花里胡哨的彩印广告首页，火车里与饭店中的增刊，夹在大报里面的免费小报，甚至还有遭到裁剪的报纸版面尺寸，等等。作为第一份采取小报版式的大报，《独立报》逆势而为，取得了可观的销量增长。该报纸一直利用自己的头版宣传中左立场，就像持右翼立场的《每日邮报》向来所做的那样。

但是如果从大局来观察英国报业市场，这些手段并未生效。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绝不是因为缺乏人才，这一行雇佣了许多全国最出色的写手。《卫报》与《每日邮报》这样风格显著的报纸在设计上都十分出色，远远超过二三十年前的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新闻驱动的世界，从巴格达到威斯敏斯特，从德国食人狂魔的审判到英国皇室的性生活，从全球变暖危机到非洲艾滋病肆虐，新闻故事并未陷入无以为继的短缺境地。过去几百年间英国国民与新闻之间缠绵悱恻的关系一直令评论家们与外国游客们惊讶不已。英国国民的报纸购买量与阅读量依旧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欧洲国家，而且英国报业千姿百态的分化也令美国望尘莫及。几十年来一直有人声称英国人与新闻已经姻缘难续，几十年来的事实也反复证明了这些人的错误。但是今天的报纸销量实在不容乐观，这难免令人思考新闻记者们日常的具体工作当中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失误。

在单纯的销量数字之外，还有一场宏大并逐渐展开的大讨论，主题是采访记者的职业道德、工作习惯以及最终产品。对于BBC的雇员们来说，由于伊战之后上演了一场怒火攻心的大戏，这场辩论尤其尖锐。一位受雇于政府的科学家大卫.凯利博士为《今日》节目充当了线人，该节目令唐宁街大为光火。随后凯利的线人身份遭到曝光，致使他最终割腕自杀而死。随后由赫顿勋爵主导的调查工作严厉地抨击了BBC的许多工作流程与表现，使得这个大量受众十分信任的新闻来源大受打击。报告结果发表之后几个小时之内，BBC就损失了总裁加文.戴维斯与总导演格雷格.代克这两员大将。（1）许多新闻从业者都认为公共生活的世界与新闻业的世界之间发生了文化冲突；赫顿勋爵对于这一行业失之苛刻并缺乏同情心；而且某个特定节目中的单一错误（尽管影响很大）沦为了贬损整个行业的凶器（“可是你们一直以来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对付我们的啊！”政客们反唇相讥道。）

对于新闻业的信任并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话题。赫顿勋爵的调查暴露了新闻行业内部的潜规则与陋习，使得许多新闻工作者对此都无话可说。可以仅仅依靠单一消息来源进行严重的指控吗？（作为威斯敏斯特专访记者，过去二十年里我一直都是这么干的。）采访记者的笔记应当多么完备而精确呢？（许多采访记者的速记系统都不甚可靠——甚至根本不会速记。）有些人一边隐藏身份一边攻击他人，采用这些人的匿名言论算得上公平吗？（大概不算公平，可要是不这么做，报纸上一半的新闻都将烟消云散。）电视以及电台记者在面向千百万观众听众进行广播之前是否应当写下所有报道要点而非即兴发挥呢？（这样做的确更安全，对于内容危险的报道尤其如此。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做法会导致演播风格死板无味，可能会迫使受众换台。）当大卫.凯利事件的当事人，BBC记者安德鲁.吉利根在法庭上徒劳地向王室法律顾问以及赫顿勋爵辩解自己的所作所为时，许多到场的记者们都垂头丧气地窝在法庭后半截，琢磨着自己的采访手段能否经得起如此严苛的考验。他们的消息来源有多么可靠呢？他们对消息来源重要性的夸大有多么频繁呢？对于引用言论的注水又有多么频繁呢？在偷偷摸摸地与消息来源短暂会面并套取信息之后，他们是否经常会向对方加以复核呢？

给BBC造成如此惨重打击的吉利根事件并不孤立。著名的美国报纸也曾经爆出过采访记者编造新闻故事的丑闻——其中杀伤力最强的一起就是2003年《纽约时报》解雇杰森.布莱尔的事件（2）。在英国，天空新闻台的一位采访记者伪造了英国潜水艇发射巡航导弹的镜头，遭到揭穿与解雇后自杀而死。经常性的故意夸张、不实报道与知错不改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报界的特色，尽管最优秀的英国报界成员一直试图依靠读者监督与自我改正来改善自己的地位。

但是英国一直有着震耳欲聋的出版自由传统，而且这一传统的背后也有着很有力的理由。在历史上，遭到嘲讽与边缘化的少数人往往是正确的，而洋洋自得的多数人往往是错误的。例如克劳德.柯克本（3）在三十年代开办的反绥靖主义油印《一周报》就比《泰晤士报》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纳粹外交活动掩饰下的侵略意图；又比如安德鲁.莫顿（4）就查尔斯与戴安娜的灾难性婚姻而撰写的内幕故事一开始也饱受揶揄，但最后出洋相的还是那些所谓“专家”。英国公众很有理由感谢“不负责任的”新闻业。有些话人前不好说，但是在白厅与威斯敏斯特的黑暗角落里，依旧还有人认为就算安德鲁.吉利根再有多少不是，犯了多少错误，到头来他还是十分有道理的。

在下何德何能，竟敢就英国新闻业动笔行文呢？本书绝非回忆录，但是我的确利用了本人职业生涯当中大大小小的各种事件作为发力点，借以进行更广泛的讨论并深入挖掘这一行的根源。迈克尔.弗莱恩写过一本以舰队街为题材的小说，其中某角色说过：“新闻记者活到四十岁就完蛋了。”我今年已经四十有五了。（5）我曾经做过实习写手，一般类采访记者，审校编辑，议会采访记者，政治新闻记者，电台播音员，大报与小报的专栏作家，缺乏经验以致令人发噱的报纸编辑，图书作者，电视纪录片制片人，系列访谈节目主持人，目前则身兼BBC政治类总编辑与电视采访记者。我还从来没有当过体育记者，也没有撰写过关于宠物与时尚的文章——目前为止——不过有时候也会写一点关于荷兰猪的小文。简而言之，我从事过现当代新闻行业中的许多不同工作。回首一路走来，我曾经差点在苏格兰染上酗酒恶习，曾经以“朋友”的身份背弃过多位大臣与首相，曾经亲身经历过野蛮而超现实的会议室混战，还学会了当电视摄像机的指示灯熄灭后，尖利的哨声在新闻播音员的招风大耳中响起时应当如何表现。我曾经与英雄和骗徒并肩共事，曾经与报社老板死缠烂打，在这个人世间最肮脏的行业之一中学会了许多可做不可说的手段。

我从未立志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是不小心栽进新闻这一行的。当时我已经拿到了必需的英语学位，参与过政治，画过漫画，还学会了如何一天抽六十根香烟而不犯恶心。我开始了博士学位的攻读，刷过盘子，还前往某二手书店求职未果。尽管我有着第一等的学位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阅读量，但是我还是开始意识到自己其实什么也干不了。我不会唱歌，不会演戏，不会讲笑话，不会演奏任何一种乐器，不会任何需要手接脚踢棍子打的球类活动，不能气不长出地跑完几百码距离，不懂任何一门外语，也无法稳固地组装任何器物。我在科学知识方面无知得近乎天真，我的创业本能好比十三世纪的农夫，我的意志则如同翩翩蝴蝶一样坚决。综合考虑起来，新闻行业就成了我唯一的选择。

即便在当时，从事新闻业看起来也怪吓人的。大学校园里总能见到这些身材修长俊美，满脸时不我待的青年男女，他们来去匆匆，没有时间说话，更没工夫微笑，除非是“讽刺性”的假笑。他们会向伦敦的报社打电话通报自己的日记内容，他们把学生报刊完全当成了正事来办。他们都会打字。不像我那样，他们从未将大部分时间耗费在为了支持（不知感恩之心为何物的）工人阶级而举行的游行活动当中，也从不喝酒。这些人当中有一位日后成为了一名成功的《金融时报》编辑，另一位则成为了《周日泰晤士报》的著名驻外特派记者。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人们全都一窝蜂似的往伦敦金融城里面挤，但是对于那些脑袋不够灵光或者贪心不足，无法投身学术的准知识分子们来说，新闻业依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时学校里的一位早期明星学生离校一年后又回来了，就英语系教员发动的一场抗议活动对我进行了采访。“招收”了他的《全景》节目对这件事很有兴趣，打算拍摄一部短片。他穿着一件风衣来到了我们事先约好见面的酒馆。他或许并没有往头上套一顶写有“记者”二字的帽子，不过实际效果也差不多。我们两个多少不算生人——彼此可以以教名相称。“罗伯特.哈里斯（6）——BBC——《全景》节目。”说着他伸手过来，脸上见不到一丝微笑。“你好，罗伯特。”我答道。我觉得这家伙完全就是个二逼。然后我几乎立刻又意识到，这完全正是我心目中一直向往的那种二逼。

当时BBC每年都会提供十几个实习岗位。考虑到广播工作只需要说话而不需要学习打字，这一选择看起来比试图寻找报界的工作更加吸引人。坐在通往伦敦的火车上，我读了一份《经济学家》——至少掀了几页。我对于时事有着十分透彻的了解，因为我一直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多种马克思主义国际杂志，例如《新左翼观察》与《激进哲学》等等。尽管我当时穿着一件粗呢大衣，还扎着羊毛领带，摆出一副成熟的架势，可事实上还是露了怯。因为我把好几个我最珍重的徽章小心翼翼地别在了外套上——反纳粹联盟徽章，蓝黄双色反核扩散徽章，东欧团结运动徽章——借以表示我对时事的深入了解。哦对了，当时我还留了一嘴橘色的胡子。

到了伦敦之后，我们先来到BBC广播主楼对面的波特兰宫，若干位十分和蔼但老得不像话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这些人全都三十有余，有几个甚至已经上了四十岁。我们先冲着话筒朗读了几篇全都特意写得十分拗口的稿件，然后又接受了关于时事政治的盘问。我觉得这一切全都很容易。实际上我觉得太容易了，以至于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喝了好几杯啤酒，希望能够放松心态好应付下午的主要面试。由于吃完饭后还有时间，而且我穿得实在太厚，因此我前往了摄政公园想要小憩一下。下午面试在三点钟进行，我在两点五十九分才醒过来。我赶紧一路呼哧带喘地冲回了波特兰宫，满面红光（恰好与橘色的胡子相得益彰），满头大汗，脑子里一片空白。回答了面试官的三四个问题之后，我发现他们说话速度特别慢，而且脸上都带着鼓励一般的友好微笑。

“你——希望——在——BBC——干什么——呢？”一位女士问道。

这是一个很有趣也很难回答的问题。我静静地坐了一分钟还多，琢磨这个问题。然后就微笑着回望了过去。

“你——愿意——担任——体育——记者——吗？”有人问道。

我想了很久。“是的。”

那位女士接着问道：“你——对——体育——感兴趣——吗？”

我又想了很久。“不。”

他们十分友好地对我微笑致意并结束了面试。不知何故，我居然没能得到这次实习机会。

万幸的是，《苏格兰人》报的一位正牌记者提供了一个实习岗位，而我的好几封请求信当中有一封终于见效了。我受邀前往爱丁堡进行面试。于是我在国王十字火车站登上了通向爱丁堡的通宵卧铺二等车厢。这种车厢是两人合用的。我的室友是一条体格壮硕、满面虬髯的苏格兰大汉，全身仅着内裤一条，遍体纹身，抽烟不止，一个人恨不得就占据了一多半的车厢空间。他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很好，”他用一口十分别扭的英格兰口音说道，“别误会，我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基佬。”说着他就不知从哪里掏出来一整箱罐装啤酒与一条免关税香烟。于是八个小时之后，胡子拉碴、醉意俨然、全身一股咸鱼气味的我来到了举行《苏格兰人》面试的爱丁堡。

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成了参加面试的绝妙准备，令我在报社的环境里简直如鱼得水。今天的《苏格兰人》报社总部已经改建成了一座高档酒店，专门面向存心猎奇的美国与北欧游客。但是当时这座建筑看上去依旧油光可鉴、阴森逼人——这是爱德华时代留下来的主要报馆建筑之一，一半是城堡，一半是工厂。报社的屋顶上依然保留着过去豢养信鸽用的鸽子舍。这座砂岩建筑位于爱丁堡的韦弗利火车站附近，居高临下地俯瞰着旧城区；建筑设计原则是要将行业中最高端也最抽象的部分安置在最高处，随着高度一层层逐渐降低，行业中物质的一面也逐渐占了上风。因此董事会位于顶层。向下四码则是主编与编辑作家的所在，他们全都是作风朴素的自由派与本土自治主义者。再往下是新闻编辑室。再往下是审校编辑工作室。就这样一路往下，最底层自然就是印刷车间，充斥着醉人而甜美的油墨香气以及印刷机散发出来的热气与震耳轰鸣。最终，一包包设计独到、刚刚完成印刷、裁剪、折叠与捆扎的报纸就会通过大楼后侧的石质孔穴掉落到早已恭候多时的轨道卡车上——轨道直插大楼的后庭，一直通向地下室——并被趁热捧上苏格兰各地的律师、医生与政府官员的早餐餐桌上供他们享用。这是一栋由聪明人设计的建筑，而且他也一定会很高兴在这里工作。

在那个凛冽的早晨，我先在火车站的厕所里刮了胡子，然后灌了一肚子咖啡，接着就哆哆嗦嗦地前去参加面试了。新闻编辑室巨大而昏暗，挤满了衣着黯淡的大块头。所有人都在抽烟，这多少令我放心了一些。但是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令我心里没底。这里的阵势我以前从来没见过。我的英语学位，我的半瓶醋政治知识，我的“上流社会”口音，在这里全都毫无用处。靠墙摆放着一溜写字台，上面堆叠着大堆的泛黄旧报纸。屋子中间的公用办公桌一直延伸到远方，旁边坐满了满面怒容、冲着电话话筒大喊大叫的胖子。这里几乎谁也没有大学学位。新闻总编名叫乔治.巴顿，身材矮壮，气势汹汹，他是新闻采编实务的一线指挥，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他的怒吼、咆哮与破口大骂将会主宰我的职业生活。有一位比我早来一年的实习生名叫梅勒妮.里德（7），是个脾气倔强的姑娘，她警告我说巴顿特别喜欢趁采访记者们冲着东德生产的打字机狂敲狠砸的时候在他们身后踱来踱去。当时打字要用三张薄纸中间夹两张复写纸。最顶上一张要送到总编手里，中间一张要送到副编辑手里，最底下一张则要戳在自己办公桌角的一根铁签子上。当某位实习生正忙着以彼得海德的鱼获或者埃波菲尔代的丢车事件为题材敲打新闻时，巴顿会静悄悄地停在他/她背后，接着一言不发地猛然探过一条肌肉结实的胳膊，一把将最顶上那张纸从打字机上扯下来，当着实习生的面揉成一团并扔到背后，然一言不发地继续前进。假如他能等到你写完一段之后才动手，那说明你已经取得了进步。对于最近还在为了象征主义诗歌写3000字论文的我来说，这种做法可谓当头一盆凉水。就连梅勒妮这样坚强的姑娘有时也会忍不住泪流成河。

首先经历了新闻总编充满怀疑的盘问之后，有人领着我去见总编辑。当时想见到《苏格兰人》的总编首先要穿过几个橡木板贴墙的房间，每一位前任总编的姓名都用金字写在了前厅的四壁上。我的第一位主编名叫比蒂.麦凯，此人在苏格兰报界十分有名。他看上去冷漠而郁闷，有点像《老爸上战场》里的弗雷泽。和弗雷泽一样，他也是个不留余地的悲观主义者。和弗雷泽不同的是，他手下有一大帮人，整天都在相互窃窃私语，琢磨着他的哼哼与摇头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被领到了他的面前。一进门我只能看见他的皮鞋鞋底，因为他正仰面靠在椅子上，两腿搭在爱德华时代的古董桌子上，两眼盯着天花板，前额顶着眼镜。他一言不发，我也一言不发。这是一种会使人陷入深深思考的一言不发。最后还是我咳嗽了一下，他立刻一跃而起，犀利而瘆人的双眼直直地盯着我，一脸不加掩饰的惊讶。他问我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来争取实习岗位，我磕磕巴巴地答道。这个他知道。他顶了我一句。他又不傻。“小子，我问你，为什么？”我又结巴了：那个……我想……我打算……我相信……高水平新闻……而《苏格兰人》……

说时迟那时快，麦凯的椅子突然向后一倒，整个人如同折刀一样弹了起来。他大步迈向宽大的圆窗，瞪着窗外的爱丁堡，在他脚下的王子大街正在迎来当天的早高峰。他冲着车流与人流挥舞着胳膊。

“高水平新闻！高水平新闻！小子，早就没人关心高水平新闻了！你还不明白吗？完蛋了！全都完蛋了！”接着他又走回来坐下，慢慢地又恢复了刚才的平躺姿势，两眼还是盯着天花板。“嗯，高水平新闻……”他喃喃自语道。“……不过呢……”

见此情景我便悄悄地退了出来。管理编辑在外面等着我，这是个身材高大、脸色粉红、有些紧张兮兮的人。他问我面试进行的如何，我老实回答说我一点也不知道。那总编说了什么呢？我就一五一十地描述了刚才的对话。“嗯，这倒是有点意思。”他叫来代理总编商量了一会儿，然后其中一个人就走进总编办公室打探口风去了。总编对我的反应十分惊讶。我当然已经通过面试了。我的脑子怎么转得这么慢呢？！

就这样，通向新闻生涯的第一扇也是最重要的一扇门在我面前敞开了。二十年前这一行要比今天规矩得多。各大报业集团都与全国记者工会约法三章，任何人也无法直接从舰队街起步。所有人必须通过全国记者培训联合会的考试并至少在地方报纸干两年。许多报业集团都有自己的培训中心，例如《伍尔弗汉普顿报》与《谢菲尔德星报》就有。镜报集团的培训中心位在普利茅斯。而当时拥有《苏格兰人》、《切斯特编年报》以及《阿伯丁新闻杂志》的汤普森地方报业集团则在纽卡斯尔城内的泰恩河附近修建了自己的培训中心，我很有幸自这里接受过培训。此时我已经学会了盲打，但是在纽卡斯尔我还进一步学会了速记——至今我依然认为这一技能对于新闻工作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以及关于诽谤法、法庭案件采访、报业术语和地方政府架构等各方面的知识。

除此之外，我们还学会了如何采访地区性新闻故事。我们曾经被打发到纽卡斯尔周边的村镇与郊区，如果在天黑以前找不到至少五六个值在《编年》晚报上刊登的故事就不准回来。这意味着逐渐抛弃天然的羞涩，登门造访教区牧师，拦住店铺老板，恳请市议会议员，从他们嘴里套话——什么话都行。谁家的狗走丢了？各个行会内部都没问题吗？当地最高寿的老人是哪一位？谁家孩子踢足球给父母长脸了？我们学会了一门即将遭到淘汰的手艺，即如何卸掉公共电话的话筒从而使竞争对手无法向报社汇报——此时距离手机的面世还有若干年。我们还学会了如何贿赂有关人士从而在酒吧电话的旁边挂上“修理中”的告示牌，以及如何将错误的火车发车时间通知给竞争对手——所有这些手段都属于一个早已远去的时代。

回到爱丁堡之后，我发现自己成为了一场阶级大戏当中不情不愿的群众演员。中产阶级大学生正在侵蚀一度由肄业男生把持的行业。这方面我绝不是第一人。比方说派瑞格林.霍桑爵士（8）在战后就立即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被送到了《格拉斯哥先驱报》。他十分纯真地误解了不少报业术语，以为自己要做的是代理主编而不是地位无可再低的见习审校编辑。自然，报馆里的前辈对他并不算友好。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这帮人泡茶。三十年前我初次来到《苏格兰人》报社时发生在新闻编辑室里的一幕幕社会悲喜剧至今并没有根本上的不同。正如在军队里一样，经多见广轻易不买账的工人阶级成员们开始把上层出身的奶罐子们整得眼界大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乔治.巴顿与上千名和他一样的人们就是新闻行业的一线指挥，手底下率领着一大帮两眼一抹黑的小兵，比方说二十岁时的我。

我之所以能干新闻一直干到今天完全是仰仗他人的提携与支持。例如《苏格兰人》的商业采访记者阿瑟.麦唐纳，《苏格兰报》的商务记者，他的双眼总是充满血丝与讥讽的神色，不过对我一直十分关照。有一天我受命采访一位创业新秀，他声称自己发明了将废纸压缩成游艇船体材料的技术。他拿出了十分漂亮的宣传册，并且即将在斯凯岛的波特里雇佣上百名员工。我在格拉斯哥采访了他，并且为第二天的报纸撰写了一篇正面报道。这篇文章上了商务版的头版，这可是我的第一次。正当沉浸在成功的喜悦当中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另一头是《西高地自由新闻报》的工作人员。那个什么，我就是想和你确定一下，你知不知道欺诈案的事情。什么欺诈案？！哦，那个什么，波特里法院正审着呢，你那个采访对象已经潜逃出国了。这下子我遍体僵硬，豆大的汗珠一颗颗地砸落下来。向来喜欢在当地酒馆来一点“适度消遣”的阿瑟一直安静地注意着我。正当我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陷入毁灭时，他和蔼地走过来为我打气并请我喝了一杯啤酒。顺便说一句，从那以后只要他觉得我稍微有点翘尾巴，就会轻轻地用口哨吹起《斯凯船歌》的调子。直到今天，每当我犯下大错或者妄下结论的时候，脑海里都会浮现这个调门。

我有过很多优秀的编辑——比方说麦凯——与慷慨的同事，但是我本人的新闻英雄是一位采访记者，这本书就是献给他的。当我在八十年代中期来到伦敦时，托尼.贝文思（8）是大名鼎鼎的政治新闻狂人。他看上去好像满头银发的巴迪.霍利（9），热切地相信政府从骨子里就没安好心，而且只要你足够认真地跟踪研究官方文件，就一定能抓住狐狸尾巴。在这一点上他往往是对的。 他有着海盗一般穷追猛打的性格，当初《独立报》创刊时曾将他请来担任政治新闻主编。其他报社的资深同事们反复警告我千万别和他扯上关系。“贝文思——根本就是——疯子。”这话是吉姆.诺蒂（10）说的，其他人似乎也都同意。因此当他前来招募我时我二话没说就签了合同，从此就开始了我职业生涯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贝文思自己也就英国新闻业写过一本笔调凶猛的《鼠群》，极力针砭政治新闻领域的种种弊病，癞皮狗一般的记者与仗势欺人的编辑，他本人曾在《太阳报》、《每日邮报》以及《泰晤士报》供职，很是见过几个此类人物。这本书根本没法出版。一位编辑称自己还从未见识过像这样每一页公充满诽谤与污蔑的书稿。贝文思和他的妻子在自家举行的狂野晚宴上曾经招待过许多写手与政客，将威斯敏斯特搅得天翻地覆。他们两人在两年前突然而出人意料地去世了。我每天都十分怀念他。

回头看来，我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一直在为一份正经工作进行着奇怪的辩护，我的从业时间已经超过了迈克尔.弗莱恩的建议。我还算年轻，但是我的许多新闻英雄与朋友都已经死了——癌症、心脏病、肝衰竭，等等。还有许多人改行成为了小说家或商人。在新闻行业的发展进程中，记者们已经从衣着潦倒、对抗强权的英雄转变成了油光水滑、一脸猪像的坏蛋。我不知道这一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或者为什么会发生。这本书就是我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所作出的部分努力。莫非行业内部真的出了问题吗？还是说这只是上了年纪的写手们自己瞎想的结果呢？

我就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写手。在十七世纪的英格兰，一大群仰慕本.琼森、视其为父的剧作家与诗人自称为“本帮”。对于记者们来说，与本.琼森姓名相似的萨姆.琼森则是他们的帮主，此人仅凭一句名言就有资格当此重任：“只有白痴才会不为钱而写作。”（当然在这句话的下面还有两句金字书写的名言值得我们牢记——“只要咬紧牙关，何时何地都能写作”以及“有整没零的数据往往靠不住”，后面这句对于现当代新闻业尤其意义重大。）萨姆帮的规模今天已经十分庞大了，帮内成员五花八门，有好有坏，有正有邪，有醒有醉，有男有女。本书内容杂驳且个人特色强烈，书中略去了许多朋友与敌人，略去了我本人毫不了解的大片新闻业领域，还略去了我个人认为已经持续了太久的许多争端。但这是一位写手讲述英国新闻业故事的努力。

为了撰写这本书，我大概阅读了相当于半个图书馆的材料，在旧报纸的海洋里畅游良久，并且采访了很多很多人。偶尔我也会借助我自己的记忆，这往往令我不安。当人们将自己的回忆与事实相对照时，往往会惊讶于事实看上去居然如此陌生。但是这也是这本书的一部分。我们是讲故事的动物，总在通过叙述将世界改造成我们心理所能接受的模样。许多为我写这本书提供过极大帮助的人们将会在下文中出场。我对他们所有人表示感谢。本书中的任何错误都归咎于我自己。

（1） http://www.talkcc.com/alist/3334304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yson_Blair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Claud_Cockburn

（4） 外链出处

（5） 本书初版于2004年

（6） http://de.wikipedia.org/wiki/Robert_Harris

（7） http://www.thetimes.co.uk/tto/public/profile/Melanie-Reid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ony_Bevins

（9） http://baike.baidu.com/view/1522125.htm

（10）外链出处

请别着急，好饭不怕晚，我是害怕错过。

记者必须是一个体格健壮的男性或女性……任何体质娇弱之人都不适合从事新闻业……记者最应该拥有的品质就是长于待人接物——孤僻者、离群者、遁世治学者、粗鲁不文者、自以为是的教条主义者、偏执者、迂腐者、势利者——所有这些人都不会在新闻业的世界里感到自在。

——《新闻业自学入门》，1951年

任何一个记者，只要还没有愚蠢或自负到盲目的程度，就会意识到他所做的一切在道义上都不值一驳。他其实是个骗子，猎取他人的虚荣、无知与孤独为食，首先赢取他们的信任，接着立刻就毫无愧怍地背叛他们……

——珍妮特.马尔科姆（1）

这些人究竟是谁呢？从三百年前泥泞恶臭的格拉布街到今天蜂巢般忙碌的全国性新闻中心，这些人的组成是否大致没有变化呢？不，很显然不是。甚至就在我的从业期间也发生过变化。1980年我所步入的世界完全由下层中产阶级男性主宰。当时的模版记者是一个乐呵呵的中年男子，家里总是闹矛盾，喝起酒来十分随便，手指间总是夹着一寸来长的雪茄烟蒂，十个手指甲全都因为常年虐待打字机而磨得光秃秃的。现在这个世界里经常能见到一队队穿着干练入时的娘子军，往往没有明显的酗酒问题，受过良好教育，有着犀利的微笑与更犀利的手腕。男性们则往往滴酒不沾，体格健康，穿着讲究。他们的信仰绝不仅限于混碗饭吃。但是表象之下还潜藏着更为深层的问题：新闻行业是否会吸引具有特定心理特质的人呢？新闻记者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养成的呢？对于新闻业历史的梳理（至今这依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领域）会使人意识到，这方面的历史中包含着许多关于这一行的信息，对于任何一个看报纸或者看电视新闻联播的人都大有裨益。

例如，记者往往是自觉自愿的流亡者，摆脱了安稳的工人阶级生活或职业生涯，转而追寻更为朝不保夕且富有趣味的生活。最初的时候，记者往往是从贵族文明圈子里跌落出来的人——因为性丑闻、赌博或者酗酒——不得不依靠聪明才智来糊口。他们是蛴螬而不是蝴蝶。再后来，工人阶级子弟也开始摆脱自己可敬且节俭的家庭背景，混迹于道德败坏酒气熏天的舰队街当中。在阅读各种记者自传或者与他们进行交谈的时候，少年无父这一主题的频繁出现总是令我着迷。而且任何关注记者个人生活的人们都难免会震惊于我们这些人在婚姻关系当中有多么不靠谱——当然不能把我们一棍子打死，但是该挨打的人还是很不少的。而且记者作为一个社会阶级也并不以高自尊著称。将某地某人不愿意公之于众的信息传播开来并不是一桩受欢迎的生意。这一行吃下去的是八卦，吐出来的残渣则是八卦贩子。

人们经常说记者是最不受尊重的职业群体，唯有房屋中介与政客更加等而下之。不过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2003年网络调查公司YouGov调查结果显示，决定性因素在于你为谁工作。据称英国目前有70000名记者，尽管如果将自由职业者与兼职记者也算上的话谁也得不出确切数字。其中BBC、ITV以及四频道新闻的记者们最受信任——高达81%的受访者信任他们，仅次于家庭医生，还排在班主任的前面。大报记者的受信任程度是65%；地方报刊记者是60%；《每日邮报》与《每日快报》的记者是36%；所谓红头小报（2）的记者倒真是不如房屋中介，受信任程度仅有16%。这个结果既无逻辑可言也有些过时。但是总体来说，新闻“写手”们给人留下的一般印象是唯利是图、奸滑无信而且乱搞成性。这一行本身以及受其吸引的人们是否存在着某些令我们看起来如此不堪的特点呢？

英国新闻业并算不得一门职业。多年来许多人都试图做到这一点。在美国他们几乎就成功了。在美国，一套精细的生产过程每年都会出产上万名新闻专业毕业生——扑哧夸嚓，一个记者！扑哧夸嚓，一个记者！他们在课堂上学到了行业技术，行业道德，美国新闻名人以及新闻理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被统一塑造成型并获得了一层自高自大的保护性光泽。他们制定了标准，作为回报他们则获得了地位。英国这边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英国新闻业是一团各种挣钱方式纠结而成的乱麻，边缘粗糙而锯齿横生，满是小人与骗子，甚至偶尔还有遭到误解的烈士。这里没有得到普遍接受的职业架构、准入要求或者自我监察机制。在英国除去有组织犯罪以外，新闻业是最强大且最享受的反职业领域。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像英国那样痴迷于新闻，但是总体而言我们并不尊重那些提供给我们心头所好的人们。

在英国，人们往往是误打误撞进入新闻业的，或者是通过晦涩的行业杂志入行的，或者是通过创作色情小说起步的。有些今天大名鼎鼎的记者当年曾经干过电话员，印刷工或者秘书。另外一些起点较高的人则从牛剑大学直接飘落到了《经济学家》或者《金融时报》报社。不过还有一些人除了自身才能之外还十分有幸能在新闻世家当中成长起来——例如克伦家（Coren），李波特家（Lee-Potter），劳森家（Lawson），丁伯比家（Dimbleby），温铎家（Wintour），卡维尔家（Carvel）或者达科里家（Dacre）。

无论入行的门路如何，绝大多数人入行的原因都是一股无法抗拒的心痒难耐。人们可以在地方报社连坐几年，一遍遍联系当地警察局与医院。他们可以在市议会讨论给排水改建的会议上竭力抵抗睡意。他们可以为了花园装饰设计下笔千言，为行业周刊撰写会计职位广告。他们可以在醉醺醺的老编辑冲自己破口大骂时静坐不动。最终很多人都会失败。我们可能或平移式地失败；即转身离去投向更轻松且报酬更高的行业，例如成为私营或公立机构的发言人或公关顾问。我们可能前进式地失败；即发现自己有写小说、话剧或电影剧本的才能，随后生活中的各种美好事物，从青苔覆盖外墙的老宅到飞机上的一等座再到经常能去瑞士滑雪的女儿们，都会轻柔地落入我们的怀中。当然最有可能的失败方式还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要不然就得喝西北风”式的失败。但是对于任何想要当记者的人来说，那种不顾一切想成为写手的渴望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究竟是谁呢？答：任何希望从事新闻行业的人都是记者。新闻行业囊括了自视为精英集团一部分、真相追寻者与世俗神父的人。新闻行业也囊括了读写障碍患者，酗酒者以及某些天底下最恶毒最不值得信任的人渣。不过无辜的报纸读者们并没有预先得到警告。读者们看的是报纸的牌子而不是记者署名。读者们不知道某位记者声称自己打过了必要的核实电话单其实根本没动弹；他们不知道某位记者天然厌恶托利党，总给他们拆台；他们更不知道某位女记者如此不可靠，以至于她的报道根本就是出版联合会的副编辑们在她回家后自己拼凑出来的。不同的报纸的确有不同的文化，也的确会对读者作出不同的保证。但是今天不同报纸文化之间的区别分界正变得日益模糊，大报记者与小报写手之间的差异远没有接受民调的受访者所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切换于各种报纸以及报纸与电视之间。但是就像通下水道或者卖鱼一样，的确存在一套专业技术，不会这套技术将会使得记者工作极其难以开展——尽管我可以打包票，不会速记或者不懂诽谤法的记者绝对比不会刮鳞的鱼贩子要多得多。

“记者是什么”这个问题曾经束缚过许多正经记者的手脚。其实这个问题有一个很不值钱的答案：凡是看上去像记者且表现得也像记者的人就是记者。这其实和小男孩争强好胜没什么区别，尽管有几位伟大的女性记者例如玛莎.盖尔霍恩（3）与安.莱斯丽（4）同样也有着不容错认的粗放风格。在更经常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男性都以为皱巴巴的西装，揉搓到不成形的帽子，一根接一根抽烟的习惯，对威士忌的偏好以及一辈子的不负责任就是记者的全部，而不仅仅只是记者的古怪生活方式。记者的回忆录当中总是弥漫着浪漫主义的酸腐气味以及古龙水味、香烟味与脖领子里冒出来的闷热汗味。

人们希望从某个行业中获得的形象与生活方式犹如磁场，吸引一批人并排斥另一批人。反过来这也能塑造行业本身。记者们往往会将长时间不稳定的工作视为某种轻松生活的代价。这又使得新闻业得以立身于既成权威世界之外——充满了等级、预知性、专业主义与遵从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负责任新闻”这个说法不值一晒的原因。负责任？对谁负责任？对国家负责任？你吃错药了吧？对民众负责任？哪一部分民众？什么立场的民众？对读者负责任？你认识读者人家读者认识你吗？那么对真实性与准确性的普遍原则负责任怎么样？哼，说得倒是好听。

有人说记者就是试图找出事实真相并通报给他所处社会的人。“找出”二字基本上是所有人 理解新闻业的核心概念。记者必然需要具有天生好管闲事的品质，瘙痒难耐的好奇心，以及在海量的杂乱“事实”当中锁定“故事”的能力。不过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些为除草机或者廉价酒水甩卖而动笔，甚至为了自己的情人而撰写专栏文章的人们又应当如何自处呢？所有自称记者的人们当中，有多少人——在整个职业生涯期间——真正地“找到”过随便什么东西呢？

这一点并不一定就是他们自己的错误。在一个复杂且高度发达的社会，绝大多数重要发现只能由那些具有更狭窄且更敏锐的专业人士所取得——微生物学家，气象学家，民调专家以及市场分析家等等。新闻业所能做的仅仅是将他们的发现以更为通俗（且往往遭到扭曲）的形式传递下去。假如某记者从某政客那里听来了一句带有恶意的流言并传播开来，他算是“找出”了事实吗？记录足球赛比分的记者又算什么呢？新闻工作的绝大部分只不过是二手零售业而已，与其说我们是探索者，更贴切的描述倒不如说我们为社会事件提供邮政服务。自然，我们也可以将记者定义为一位二传手：新闻业中的所有人都会同意，四处散播秘密的冲动对这一行十分关键。但是“记者是什么”正是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之一。记者们有着模糊的社会地位，含混的技术组合，说不清道不明的目的以及一团浪漫得令人发噱的光晕，而不是专业性的操守准则。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net_Malcolm

（2） 即《太阳报》、《每日星报》、《每日镜报》、《世界新闻报》等

（3） http://baike.baidu.com/view/5353375.htm

（4） [URL=]en.wikipedia.org/wiki/Ann_Leslie[/URL]

• 【原创】前妻报仇 十年不晚

现代新闻业的历史表明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七拼八凑且令人糊涂的行业。早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就有了名为“库朗特”——意为“时事”——的半经常性公报，内容是欧洲大陆报纸摘要的无评论英语译文。当时报道伦敦的新闻还是太危险了。这些公报一般有八页篇幅，经常受到王权的打压与事后的宽容。这种形式在当时的流行程度足以令本.琼森针对一位公报印刷者撰写讽刺性文章。第一批匿名写手就是今天新闻机构的前身，他们拣选海外新闻并传播开来。

在早期为自己写作且每周或每天出版的作家当中，最大的群体就是异见宣传册作家。到了克伦威尔的共和国时期，有人估计每年都会出版30000份政治诉求性的宣传册与期刊。这些人算是记者吗？他们自并不把自己视为现代意义上的记者，而是党派政治的玩家或者真理与启蒙的宗教性传播者。这些人其实更像今天肝火旺盛的专栏作家。他们在内战期间承受了极大的风险。随着王权与议会的冲突愈演愈烈，一个粗野尖刻的政治写作流派也随之成长起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战争那样刺激人们对于新闻的饥渴。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多少算得上记者的人。套用进化论的术语，我们今天的记者是智人，而他们则是直立人，尽管进化尚未完成，但是步态与眼神已经很有几分相似了。他们当中为今人所熟悉的有约翰.博金海德（1）与玛奇蒙德.奈德海姆（2），一位是曾经的秘书，另一位是曾经的助教。两人入行时都在二十岁左右，家境都很贫寒，脾气都很暴躁，都很靠不住，都很乐意收钱办事。

到了内战结束后的共和国时期，出版界受到了审查，毫无活力可言。随着保皇派的复辟，出版数量的确有所增加，但是依旧遭受着审查，主管审查工作的是一位极其不招人待见的罗杰.L'赖斯特里奇（3）。此人出生于莎士比亚逝世的同一年，有人说他是英国的第一位记者，事实上他是所有记者的对头们的祖师爷。他曾经出版过一分宣传册号召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打击出版商与作者，以及“印刷厂里的铸铅字工人、铁匠与细木工”，还有可能散发未经审查内容的“歌手、邮差、马车夫、船夫以及海员”。直到斯大林治下的俄国时期这一宏愿才真正得以实现。为了嘉奖他的工作，查理二世任命他为英格兰审查官，统领一支告密者与探子的大军四处追猎无证照记者与印刷商。

就原则而言，L'赖斯特里奇反对一切公开报纸的出版，“因为我认为这会使得大众过于熟悉上等人的活动与筹划……从而使他们不仅有冲动，而且有貌似合理的权利与底气，来找政府的麻烦。”但是伦敦对于新闻有着极大的需求，因此当报纸印刷遭到禁止之后，人们就开始自己手写各种新闻信件并四处流通。L'赖斯特里奇不得不做出妥协，开办了两份官方报纸，一份是每周周一出版的《通信员报》，另一份是每周周三出版的《新闻报》。当时最杰出的私人报道员塞缪尔.派皮斯（4）认为最早期的《通信员报》十分沉闷。其他读者们也深有同感。接下来瘟疫袭击了伦敦，整个宫廷随即迁往牛津，到了牛津之后廷臣们觉得自己感染上了某种比死气沉沉更要命的毛病。因此在1665年，《牛津公报》首次面世，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才算得上是是英国最早的官方报纸。随着宫廷搬回伦敦，《牛津公报》也改头换面成了《伦敦公报》。这份报纸里塞满了广告与匿名写作的宫廷与官方新闻，质量算不得上乘，但这就是当时憋屈的英国公民唯一正式获准阅读的报纸。在查理统治时代的末期，爆发了一场针对亨利.卡尔（5）这样的异见记者的野蛮战争，最终以宫廷占上风而结束。

但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打开了泄洪的闸门。咖啡馆文化的出现为托利党大战辉格党的党派政治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平台，也意味着有根据公共舆论的真正开始。而公共舆论必然呼唤记者的到来。剧院与宣传册的存在意味着此时早已存在了一大批受过教育但十分贫穷的作家亚阶级正在四处求职。早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格拉布街”一词就被用来形容居住在那里的诗人与三流作家。但是直到十七世纪九十年代这些人中的许多成员才能够通过专业新闻写作来糊口。单张报纸不仅仅开始在伦敦出现、也迅速在其他地方城市冒出头来。出版者们就在圣保罗大教堂或者其他教堂附近的街道进行印刷。一个人就得身兼数职，既是编辑又是印刷工，还要四处搜集事实，他要在宫廷里、位于咖啡馆与可可馆的早期金融交易所里以及议会里发展自己的眼线与消息贩子。印刷者的名字通过报头流传了下来——例如西科尔路上的罗伯特.沃克，在密德坦普兼营马鞍生意的华威郡印刷商阿贝尔.路珀尔，圣保罗教堂附近的约拿.。布罗姆，等等。这些印刷者一般来说业务很杂，除了报纸以外也会印制传单、廉价书籍与歌谣。他们的行当就是贩卖信息，例如公职任免与贵族绯闻，有些单张报纸的内容足以与今天小报上最不堪的内容相比——致死的决斗，怪异的性癖好以及不为人知的怀孕等等。

到了十八世纪，伦敦已经具有了真正的报纸市场。《时事报》是英国的第一份日报，每天的销售量大约在800份左右，并且面对着八家竞争者，其中也包括《伦敦公报》。当时伦敦识字的人并不多，咖啡馆与可可馆会购买报纸并派人大声朗读。这些报纸十分“贴近”读者。例如有一位伊奇伯德.道克的《新闻来鸿报》就在版面上有意留白，伦敦城里的读者可以在空白处写上自己的近况，然后再把报纸寄给乡下的亲戚朋友。另外一些报纸则充斥着伦敦城里的各种地区性绯闻，任何居住在距离这些地区几条街以外的人们面对这些流言都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是否会将这些早期的十八世纪努力视为今天的报纸呢？它们充斥着政治宣传、无所顾忌的谣言与猥亵的八卦——所以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此时的报纸文章风格生硬破碎，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十分难读。就总体而言，此时的新闻业还不存在有名有姓的全职记者

但是即便就在这个最初阶段，日后的发展大势已经开始初露峥嵘了。一位真正的天才作家，商人之子，政府间谍，小说家以及旅行家丹尼尔.笛福打造了一直延续至今的新闻行业风格。笛福的写作风格清晰明快，毫无拖泥带水，好用相对较短的句式与直白的描写。他笔下最为长篇的作品不是《鲁滨逊漂流记》，也不是《摩尔.弗兰德斯》，而是他自行创办的《回顾报》，发行时间自1904年到1713年，由他的托利党后台老板暗中指挥。就像许多此后的记者一样，笛福以激进派的身份步入新闻界，随后就发现要想在这一行里混下去必须与当权者拉上关系。不过他也为许多其他报纸写作，其中包括当时伦敦最受欢迎的《邮差报》，报社老板是一位来自法国的流亡者。所以你也可以说英国新闻业的开端是一位替外国老板工作的亲政府写手。

但是笛福明白一件事：新闻行业的繁荣必须依靠公众对于新闻来源与真实性的基本信任。在他之前似乎没有人能像他一样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他抨击与自己竞争的报纸，并且撰文声称新闻业的撒谎癖性在伦敦已经流传得如此广泛，以致其已经成为了“全城的笑柄”，邻居们彼此打招呼都会问“本周有瞎话没有？今天的《时事报》上有什么瞎话？”笛福本人也经常受到撒谎的指责，但是他毕竟首先占住了大义名分。十八世纪的咖啡客们对于当时每日报纸的怀疑程度似乎与三个世纪之后的伦敦人别无二致，这一点的确十分有趣。笛福对于当时的环境既郁闷又不解，他的竞争对手总是在报纸上大放厥词，而公众们似乎总能因为假新闻对自己频繁而轻易的欺骗而笑得乐不可支，到了下一周还会继续去购买同样满篇放炮的报纸。这一局面直到今天依旧大同小异。笛福相信报业规范化的必要性。审查制度与官方报纸固然不足为训，但是对于事实真相的道德承诺却是必须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笛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但是笛福首先是一位采访记者。他相信应该走出去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亲耳听到目击者的证言。他是一台永动机，不停地走访、采访并记录。这并不意味着他致力于采取无偏私的公正态度，但他的确注重讲述而不仅是争辩。他笔下最具影响力且栩栩如生的报道创作于他为爱丁堡的《邮递员报》撰稿期间。此时他的真实身份实际上是伦敦政府派往苏格兰的间谍，替政府观察当时爱丁堡街头的动乱以及苏格兰议会为了自我消灭而举行的辩论。笛福本人热烈信仰两国统一，但是他发回的报道并不仅仅局限于议会的辩论，还包括苏格兰当年的玉米收成，爱丁堡的民宅火灾以及赛马大会。随着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苏格兰工业遭遇了一段十分困难的时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今天之所以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笛福：他当时专门返回了苏格兰并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报道。作为一名间谍，他在苏格兰面临着切实的人身威胁，但是他的记者本能要求他亲临现场。此外他还拥有一件对记者来说价值无量的工具——他会速记——再次走在了时代的前头。日后当上编辑的笛福总会在一定程度上指明自己消息来源的身份。他对于匿名消息总是抱有公开的怀疑。“希望上次来信书名R.P.的先生提供过硬证据证实来信内容的真实性。”

和笛福一样，早期新闻行业的寥寥几颗明星都是自我加压的圈外人。他们步入新闻业的原因部分是因为长于计算，部分是因为走投无路。笛福出身于一个穷困的异见分子家庭——他的父亲靠卖蜡烛为生。乔纳森.斯威夫特就曾经讽刺他出身低贱，他的作品不过是文理欠通的伦敦土话。不过尽管当时的确也有类似于约瑟夫.艾狄生与理查德.斯梯尔这样出身良好的作家从事左右舆论的上层路线新闻业，但这些人并不能代表这个年轻的行当。采集与传递新闻的人们当中大多都是些名声不甚太好的社会边缘人——例如背德神父亨利.贝特，专挖丑闻的爱德华.托普汉姆，大话王西奥多.胡克（6），还有类似《妇女旁观者报》中的曼丽夫人与伊莉莎.海伍德（7）这样的最早期女性八卦贩子。

根据亚历山大.蒲柏的《格拉布街期刊》的编辑所说，到了1730年已经出现了一个所谓的“采集者”阶层，通过“向每日报纸提供各种素材”来换钱为生，这些人会走遍城乡村镇寻访各种花边新闻——就像二百五十年后我与我的培训班同学们在纽卡斯尔城郊所做的那样。由于这些人要根据自己找到故事的长度与数量来领钱，“真实故事的数量之少也就在意料之中了。”我们知道这些记者当中一部分人的真实姓名，但是他们都有乱七八糟的笔名，往往会把“绯闻”、“丑闻”、“废话”、“啰嗦”之类的词汇化用在笔名里。他们并不全是伦敦人。《温切斯特邮差报》早在1690年就开始每周发行了。海外旅行者会向国内发送信件，法庭书记员会在收钱之后将法庭上的各种流言记录下来，印刷商本人也会亲自整理牲畜售价的表格。到了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利物浦、诺丁汉、考文垂、伯明翰、埃克赛特、舍伯恩、萨利斯伯里、刘易斯、布里斯托、坎特伯雷、伊布维奇、剑桥、牛津、斯坦福、兰开斯特、利兹、赫尔、约克、纽卡斯尔、温切斯特以及德比都有了自己的常规报纸。

所有这些报馆都是小本生意，由印刷商自己编辑发行，运营资金则来自更为传统的行业，例如蒸馏水与假发制作。报纸之间的竞争既残忍又野蛮，例如在1772年的北汉普顿就有两家相互竞争的报纸，其中一家是罗伯特.瑞克斯（8）与威廉.达西创办的《水银报》，他们对于自己那不幸的竞争对手詹姆斯.帕沙姆新推出的《北汉普顿周报》进行了如下评论：此人只会四处乱拱，长着一个“既蠢且厚的脑壳”，他的报纸不过是“将他自己的菊门残渣打包后的产物”。这些报纸的风格相当粗枝大叶。新闻一般根据汇报到报馆的顺序来印刷，充其量按照欧陆、美国以及伦敦之类的分类整理一下。相对而言此时并没有多少地方性新闻，原因恐怕是在每周出版一两次的报纸问世之前小镇上的人们全都彼此认识。

回到伦敦，某阿伯丁木匠之子、1769年成立的《编年晨报》的早期所有者之一威廉.佩里成为了英国第一个依靠办报纸致富的人。英格兰东部的某钟表匠托马斯.格尼成立了《议事报》。他也赚了不少。1785年创办《泰晤士报》的约翰.沃尔特（9）曾经是一名煤炭商人，还干过保险业并因此破产，之所以从事报业是因为他一开始尝试搞印刷厂没有成功。托普汉姆创办了《世界报》。之所以起一个如此大气的名字纯粹是因为他想为自己正在德鲁里巷登台献艺的情妇留下深刻印象。十八世纪的报纸与广告都遭受重税，以致这两个行业很难凭良心挣钱，解决方案自然是昧着良心挣钱。许多早期的编辑与记者会打探富人与名人的隐私，然后反手卖给他们或者索要贿赂作为不予出版的封口费。另一条来钱的门路是为政府官员或者富有的反对党政客有偿撰文来宣传他们的政治观点。如果你整天都在忙着搜刮贿赂或者写有偿命题作文，想要维持尊严是很困难的。直到1829年的时候沃尔特.斯科特爵士还告诫自己的女婿，千万不要和报业扯上关系，因为这种做法是“耻辱与堕落的表现。我宁肯向穷人买假酒来赚钱，用这种方式来毒害他们也还要好得多。”

有许多大名鼎鼎的名字都可以囊括进早期新闻业的历史当中——比方说前文已经提到的塞缪尔.约翰逊，在针对议会演说的直接报道得到许可之前他曾借助改写与想象对其进行报道；还有当时的新闻英雄约翰.威尔克斯（10），下文中关于政治与新闻关系的章节还要谈到他。此外自然也还少不了詹姆斯.博斯威尔。不过总体而言我们这里谈到的主要是散文与随笔而不是新闻。少数几位振奋人心的人物也都是利用报界的力量来攻击当局的政治激进分子或理想主义者——例如曾与议会大张旗鼓进行较量的威尔克斯，威廉.赫兹里特，还有笛福之后最杰出的政治记者威廉.科贝特。科贝特就像笛福一样也是个圈外人，他的父亲是萨里的一名农夫。他和笛福一样也满腔怒火地办起了自己的报纸《政见报》。他就像笛福一样与政府关系恶劣，曾经进过监狱，还因为抨击政府派遣德国雇佣兵对剑桥郡当地士兵进行鞭刑而遭到过沉重的经济打击。他与笛福的相似之处还在于他以及赫兹里特的英语文风同样也深切影响了二十世纪英国报业写作的的发展。（不过科贝特与笛福有着不同的信仰与偏见。他有着十分反辉格党且排外的政治立场，热切地捍卫着老英格兰不受当代改革派敌人的侵袭，一方面他固然基督痛恨金融与政治高层的腐败，另一方面对于机械化与犹太人也抱有不甚光彩的厌恶。）

在少数几位名垂青史的天才身边艰辛跋涉的是千百位未能留名至今的人们，他们是时代的受害者，在这个时代里还没人想到报纸上的文章也有署名权。他们是受过教育的手艺人与书记员，是一个与早期印刷老板为了些许酬劳而苦苦纠缠的阶层。1835年，贵族立场的《伦敦评论报》不屑一顾地将记者们描述成为一个低贱而恶臭熏人的群体。“我们的新闻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落入了这样一群人的手中，他们出身低贱，教育残缺、情感迟钝、作风粗鄙，惯于栖身社会底层，对于上层圈子的排斥不以为意，因为他们在那里本来就难以自在行事。”从一开始英国的新闻业就无情地按照成王败寇的标准划分成了两个阶级，就好比一锅稀粥，凝结在表面的是薄薄一层功成名就之辈，在他们下面沸腾翻滚的则是无数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走投无路之辈。这一局面一直存在至今。但是整体而言，权势阶级对于记者集团的排斥态度很快就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Birkenhead

（2）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chmont_Nedham

（3）http://en.wikipedia.org/wiki/Roger_l%27estrange

（4）http://en.wikipedia.org/wiki/Samuel_Pepys

（5）http://en.wikipedia.org/wiki/Henry_Care

（6）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odore_Hook

（7）http://en.wikipedia.org/wiki/Eliza_Heywood

（8）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Raikes_the_Elder

（9）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Walter_(publisher)

（10）http://baike.baidu.com/view/4982455.htm

笼统说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一共干了四件大事，将英国变成了今天这样痴迷于报纸的国家。他们废除了致使报纸难以盈利的重税与法律约束。他们引入了大量生产报纸的设备。他们推行了普及教育，培养了大量报纸读者。他们还发展了全民性的民主政治，赋予了报纸相当的重要性。“报界”开始成为一支重要的国内势力。新闻业将咖啡馆里初现雏形的性别平等抛在了身后，转而与当权者耳鬓厮磨起来。社会地位提升的进程并非总是赏心悦目的。

报纸印花税一直以来都妨碍着那些通过钢铁、蒸汽机与铁路发家的企业家们向报界投资——太昂贵也太冒险了。拿破仑战争时期以及之后所推行的近乎凶残的审查制度与诽谤刑法极大地增加了从事新闻行业的危险性，只有最勇敢或最走投无路的人才敢于涉足。第二代的地方性报纸往往规模较小，人员组成无非一个主编加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副编辑与采访记者。由于新闻稿此时依然不署名，人们很难辨认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新闻从业者，除非他们同时还在文坛享有盛名。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日报之一（今天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了）就是在废除报纸印花税之前十年由查尔斯.狄更斯创办的《每日新闻报》，创刊于1845年1月，自我定位是自由派高质量日报。报馆成员约有三十人，包括总编、副编辑、评论员以及采访记者——后者共有十四名，都有自己的办公室，这其中就有赫兹里特的儿子以及一位日后大有前途的皇室法律顾问。他们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钢笔记录下自己在街头巷尾、朋友聚会以及海外来客口中听到的各种故事。一年之内这份办得有声有色的报纸就骄傲地宣称“报纸就是十九世纪智识生活，是推动现代化文明的重要力量”。狄更斯很快就放开了《每日新闻报》的管理工作，继续投身于小说创作当中了。直到今天他在新闻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才再次得到人们的完全认识。但是狄更斯以及萨克雷等人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为新闻行业带来了此前一直缺乏的魅力与地位。文学与新闻的接触既特别又珍贵，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最有才华的几位文学明星在报界的存在也为早期的报人带来了更强大的自我认同感。《每日新闻报》里满是生活在文学与新闻的分界线上的人物——例如印刷商之子，前海军军官，自学成才的剧作家与新闻写手道格拉斯.杰拉德（1）；义愤填膺的反奴隶制运动家、每周能出产六篇长文的哈莱特.马汀努（2）；犹太酒馆老板之子，不成功的剧作家，《笨拙》杂志第一任主编马克.莱蒙（3），还有很多很多。

1855年印花税的废除是英国报业取得的一大突破。这是几十年来反对“向知识征税”运动取得的结果。推动这一运动的既有激进分子，也有保守派改革家，后者的盘算是希望通过教育与信息来致使不断崛起的工人阶级不至于闹革命。从这一刻开始，新闻在英国上下正式成为了一个正经行业，不再是个人兴趣或者性格缺陷了。支撑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新闻业的大都市文学圈很快就开始需要来自下层阶级的持续人员补充。

有一个人的职业轨迹十分典型地显示了这一变迁。托马斯.卡特林早在十一岁那年就开始为《剑桥编年报》工作，负责将刚刚印好还没干透的报纸从印刷机上取下来。卖报人随后就会用洗衣篮子盛着报纸走遍剑桥的大街小巷，每天大约能卖出两千份，还拥有一位专职采访记者。十四岁时卡特林为了一份微薄的收入决定去伦敦碰碰运气，在《劳埃德报》某印刷厂里找了一份帮工的差事。他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自己在1854年的工作情况，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得以一瞥早期报馆里的艰辛工作。

“机器的状态很差，因此必须花用能买到的最强力珍珠灰或者苛性碱费时费力地进行清洗。尘土与油墨的混合物将铅字全都糊在了一起……帮工为了得到晚上的工作机会可以整整等待一个白天。酒馆是他们等待期间的主要休息场所，这里不仅能遮风避雨，还能提供各种娱乐——纸牌、桌球、九柱球什么的……”

校对稿件使他在工作之余获得了教育。之后一位副编辑因病而死，他则趁机取而代之。再然后《劳埃德报》的戏剧评论员因为眼界太高或者太懒而拒绝撰写评论文章，理由是那一周的伦敦没有值得点评的戏剧。他立刻就遭到了解雇，正好便宜了卡特林。卡特林就这样打入了伦敦的记者俱乐部并学会了采访的技巧。无论是观看绞刑，调研社交晚宴，检查开膛手杰克的被害者遗体，软磨硬泡要求格莱斯顿首相动笔撰文，还是后来观看奥斯卡.王尔德出庭受审，他都坚持要身临其境，甚至后来当上周报编辑之后也依旧如此。当他于五十二年后终于退休并离开报馆时，他已经成为了一位相当有头有脸的社会名流，曾与威尔士亲王共进晚餐，也曾受到过美国总统的接见。卡特林无疑是幸运的，但并不是唯一的。此时他再回头看看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格拉斯哥某报纸评论新闻业的文章恐怕难免哑然失笑。《格拉斯哥国家报》警告称新闻业是一个会使人身败名裂、一贫如洗的行当。“读者们！你们还没入行吗？假如那样的话，千万不要当编辑！去要饭吧，去沿街叫卖吧，去出租房屋吧，去开学校吧，去捣鼓轧布机吧，去给人洗衣服吧。天可怜见，为了你自己，干什么都行，千万别当报纸主编。”

维多利亚时代在新闻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下一个伟大革新是科学手段的应用。当时的人们发明或者进口的新型印刷设备并且推广了诸如电报与铁路之类的新技术，使得报纸能够更为快捷地发往全国。1849年维多利亚女王进行了英国首次电报转播的演讲。但是对电报潜力的完全开发还要等到六十年代。《苏格兰人》是全国第一家开通伦敦电报专线的报社，每晚可以传播30000个单词的新闻。《泰晤士报》迅速跟进，架设了直通巴黎的专线。很快新闻一定要“新”这一基本原则就在英国绝大部分地区得到了确立。纸张质量与印刷流程的大幅飞跃以及整行排字机的应用使得人们能够以远较以往更快的速度印刷数量远较以往更大的报纸。今天使用的木浆纸最早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问世。美国进口的机器极大地提升了铅字摆放的速度——直到我刚入行的时候人们还在使用整行排字机。最后，铁路系统显著提升了报纸配送的速度，使得国家级大报能够覆盖北部地区的广大城市人口。今天高度集中化的英国媒体分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铁路造成的。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特殊专列就将一版又一版伦敦报纸发往几乎全国各地，甚至根本没人看的苏格兰。

总而言之，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经历了一场媒体技术革命，此后只有彩色胶版印刷、图像合成以及互联网纷纷出现的过去二十五年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但是维多利亚时代所取得的最终成就才真正使得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成为了英国新闻业最为蓬勃发展的时期，远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能同日而语。《教育法案》的出台以及几乎全部识字的人口——到了1888年英国的识字率已经达到了97%，甚至比今天还高——导致了读者总量的大爆发，也使得报界拥有了令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人们无法想象的政治力量。1867年的调查显示，常看一便士廉价报纸的工人“在报纸的辅助下成为了一位掌握信息更充分、判断能力更出色且具有更广泛同情心的人，与三十年前的工人相比要更为出色。三十年前的工人只能接受流言与谣言，他了解公共事件的信息来源只能是酒馆里提供的被别人反复揉搓的周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报业看起来欣欣向荣，尽管收入依然可怜，但行业竞争依旧十分激烈，以最独具匠心的方式供应着一个无限渴求新闻新事的市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火车到站停靠并将通勤者与旅行者倾斜一空之后，站台上往往覆盖着一层废报纸。我们已经成为了为新闻而痴狂的民族。

不过如果说利润、技术与教育壮大了新闻行业的规模，那么令其获得重要性的就是政治。随着选举权范围在十九世纪不断拓宽，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选民，政客们需要利用新兴的报纸向这些新的选民传递自己的信息。这是一个斗争激烈而且往往要诉诸暴力的政治时期，每一篇演讲与宣言都会得到认真的研读与争论。新闻行业走出了冷宫，英国也出现了第一批上层记者。

维多利亚时代的记者们所享受到的地位转变可以在萨克雷与特罗洛普的小说里得见一二。在萨克雷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爆发式创作出来的《彭登尼斯》一书中讲述了一份虚构出来的《帕尔默公报》的故事。这份报纸在发行时搭配了一份大言不惭的内容简介，不甚诚实地暗示报社与政界高层有联系：“政治家与资本家，士绅与宗教界都是我们的读者，因为我们的作者就在他们中间——《帕尔默公报》是由绅士写作作且为绅士而写作的报纸。”在下文的情节中描写了事实的真相，却原来报社的审校编辑杰克.费努侃的工作就是拿着剪刀胶水从别家报纸上偷新闻：

“他用一双鹰眼扫视着所有报纸上的所有段落，搜寻着任何一点与他所负责的时尚主题有任何关联的内容。贵族们的死讯与晚宴都不可能在他眼皮底下溜过而不被记录下来……如果一位哲学家看到不过一介下层士绅的杰克.费努侃一边将熟食店里买来的一盘肉与酒馆里端来的一杯啤酒充当晚餐，一边却在恰似躬逢其盛一般地记述款待各界巨头的筵席；看到他身穿破烂的裤子，挺着两管肮脏的袖口，快乐地描写与安排着时尚世界的各种盛事，那这位哲学家一定会惊叹不已，不，一定会大为感动。”

时间向后推几年，再来看看特罗洛普在巴塞特郡系列小说的第一部，1855年的《养老院院长》一书中描写的记者汤姆.陶沃斯。这是一个紧跟时代的角色，他与他的《木星报》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分别是我们在下文中还会遇到的约翰.迪兰（4）与《泰晤士报》。陶沃斯住在一间奢侈的公寓里，家中藏书四壁，墙上挂着米雷的画作，窗外的草坪一直延伸到泰晤士河畔。他的报纸在政治与公共生活当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仅凭一篇文章就能使主教胆战心惊，令公爵身败名裂。“英国人不得不阅读，不得不服从，不得不接受祝福。只有傻子才会质疑《木星报》的智慧，只有疯子才不相信《木星报》上刊登的事实。”在特罗洛普的世界里，陶沃斯是一股凶险而骇人的力量。

“他喜欢安静地坐在俱乐部的角落里倾听政客们的高声喧哗，心里想着这些政客全都在他手心里攥着——他只需一击就能令他们当中嗓门最高的家伙粉身碎骨。不过值得为了这点小事就动笔吗？……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对他的国家负有责任，都要在必要时接受审查，都必须以良好的涵养应对各种指摘与傲慢而不能发怒。但是汤姆.陶沃斯要对谁负责呢？谁也无法侮辱他，谁也无法调查他的底细……”

今天的政客们以及其他很多人正是这样看待《每日邮报》的主编保罗.达科里（5）的，读者们必须抖擞一下精神才能想起来这段文字创作于一百五十年前。这番景象与萨克雷笔下狼藉放荡的记者之间仅仅隔了几年时间。尽管两者之间的区别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泾渭分明但是记者从圈外人向圈内人的转变的确是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伦敦开始的。

（1）http://en.wikipedia.org/wiki/Douglas_Jerrold

（2）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riet_Martineau

（3）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k_Lemon

（4）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Thadeus_Delane

（5）http://en.wikipedia.org/wiki/Paul_Dacre

维多利亚时代主流新闻界最响亮的名字就是《泰晤士报》的缔造者们。正如我们所见，报社的第一任所有者曾经卖过保险，做过煤炭生意，还喜好受贿。但是他的儿子小约翰.沃特走了一步好棋，他花高薪聘请来了牛剑大学的毕业生为自己工作，几乎那他们当做报社的客人来厚待，经常与他们一起共进晚餐，餐桌上都是鹿肉、牛肉以及比目鱼之类的高档菜色。《泰晤士报》的第一位重要主编威廉.巴恩斯（1）一直有意隐姓埋名，还为报社构建了一张覆盖整个伦敦乃至欧陆的消息网。他激怒过各个党派的多位政客，也曾被他们奉为座上宾。他为我们这座多雨小岛上咄咄逼人的新闻业作出了最贴切的早期描述。他说报纸写作好比白兰地，“约翰牛的理解能力十分迟钝——我这里指的是读者中的绝大部分——因此需要强烈的刺激。他要是不喝一杯就无法消化自己吃下去的牛肉。他沉湎于自己的偏见且自欺地称之为观点。必须冲着他那厚实的脑壳打上一发炮弹才有希望让他理解你的意思……”

巴恩斯并不算高寿，五十五岁那年就因为操劳过度与酗酒而去世了——为后世记者们在不止一个方面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的继任者是约翰.迪兰，此人之所以能得到这份工作部分原因在于家里有人。直到今天约翰.迪兰依旧是《泰晤士报》最著名的编辑，在他的手下维多利亚时代全盛时期的《泰晤士报》为英国上层社会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迪兰是个工作狂，他的妻子后来精神失常并离家出走。他在政界以及社会上有着广泛的联系与门路，这使得他总能够深入发掘历届政府的深层思路。他将自己的社交活动称作“膨胀”，而他还有着优秀记者的必需素质，总能保持局外人的心态。“我这人品味不高，并不特别仰慕男女公爵们的社会。熟悉了解所谓‘伟人’的背景与作为肯定无法提升人们对于他们品格与能力的看法。”

迪兰的工作日程安排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报社赶晚不赶早的作风。根据《泰晤士报》的官方历史，“他早上一直躺到早午餐的时间才起床，直接拿早午餐当早餐吃。他一般会在上午十点赶到《泰》报总部。”到了之后迪兰会让自己的主笔全文阅读每天寄到报社的200多封手写信件，以便进行出版与校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幅图景：天色欲晓之际，头戴白色高礼帽的迪兰心满意足地走过维多利亚时代寂静的伦敦街头，八字胡随着脚步上下颤动，当天的第一缕阳光刚刚照亮了圣保罗大教堂的尖顶，而一颗重磅政治炸弹此时已经在他身后的报馆里点燃了引信。迪兰几乎从来不会在凌晨五点之前离开报社，对此他曾十分有名地声称在世间所有人当中数他见过的日出最多。迪兰挖到过的内部消息如此之多，以至于辉格党领袖之一罗素勋爵曾向维多利亚女王抱怨说这一点“令人痛心、屈辱而又不知所措”。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里——他于1877年退休——已经有人指责《泰晤士报》架空英国政府了。所有人，包括首相与女王本人在内，都对于迪兰的势力咋舌不已。同时所有人又对他敬重有加，而且所有人都看他的报纸。

《泰晤士报》的主笔基本上都是伊顿子弟，牛剑出身，教育背景深厚。不过出身狼藉的家伙也不是没有。《泰晤士报》的员工当中有来自匈牙利的自由斗士埃博将军，也有裹着毛皮大衣、一身雪茄烟气的亨利.布罗维兹（2），这人说话的腔调就像萨克雷笔下疯疯癫癫的主角，但他的职责却是外交特派记者，曾经采访过俾斯麦，也曾部分借助与政客妻子上床的权宜手段从欧洲近半数的大使馆里掏出来过许多材料。还有一位最有名的威廉.霍华德.罗素（3），出身于一户艰难度日的爱尔兰家庭，下文中我们还会遇到他。

与此同时，《每日电讯报》那边则十分有幸地拥有乔治.奥古斯都.萨拉（4）。萨拉在很多方面都是英国的第一位现代报界名人，走南闯北，见识不凡。在后半生中他作为《每日电讯报》记者的名声一直传播到了欧洲与美国。此时他曾经自夸道：“我曾强制我自己走向公众，我曾强行将自己拖进上层社会，我曾强迫整个世界听我说话。”这番话并不是言过其实。萨拉的家庭背景一贫如洗，尽管同时也丰富多彩得令人忍俊不禁。他的家人中有男舞蹈演员，普鲁士骑兵，意大利红衣主教以及至少一位走钢丝女艺人。他曾经遭受过刻骨的贫穷，曾经游走于伦敦的俱乐部区，一边透过餐厅窗户看里面的幸运儿们享用美餐一边口水直流，也曾经跟在抽雪茄的人们身后闻二手烟气。当时他的众多谋生手段之一是为狄更斯的期刊《居家文章》担当产量越发增加的新闻写手。

1851年8月一个炎热的夜晚，萨拉不小心把自己锁在了家门外面。第二天早上清洁女工赶来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将自己当晚的见闻写成了一篇文章，名叫《街头流浪记》。在一位朋友的劝说下他将这篇文章寄给了狄更斯并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今天人们依旧可以通过《居家文章》看到萨拉早期完全匿名创作的新闻文稿，而且可读性依旧很强。这些文章成就了萨拉的名声。以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标准来衡量，他的文风有时稍微有些过于细致，甚至到了铺张的程度，就像狄更斯本人的风格那样生活化与细节化。我们跟随着萨拉从十四便士一宿的鸡毛店出发（“……虫子的气味啊！——这里简直就是它们的乐园。它们在地面上爬行，它们从天花板上往下掉，它们还在墙壁上比赛跑！”）来到了索霍区的火灾现场，之后又来到圣詹姆斯公园的一条长椅上，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年轻的流浪汉，此人半身赤裸，不穿鞋袜，嘴里一直念念有词，“要硬气啊，朋友”。天快亮的时候萨拉差点就忍不住在一座马厩里喝下一杯所谓的“咖啡”（“烧焦的豆子，烤干磨碎的马肝，还有一小撮菊苣”）。他躲开了若干家特别危险的酒馆，那里的常客都是些以抢劫杀人为副业的凶徒。最后他走进一家咖啡馆，一头栽倒在了一份《太阳报》——不是今天那家——上面直到破晓为止。《街头流浪记》在风格上很接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体验流浪汉生活的乔治.奥威尔笔下的报道，人们很容易就能理解为什么这篇文章不仅能打动狄更斯，也能打动萨克雷以及其他一大批伦敦编辑。

就这样，萨拉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行当并成为了一名领薪水的记者。他在自己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走访过俄国、内战时期的美国、奥地利、意大利、北非、西班牙、澳大利亚以及墨西哥。他曾在法国被人当成间谍而遭到逮捕，受到过参加议会选举的请求（他拒绝了），曾经九死一生地躲过了大东方号轮机爆炸事故，并且成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不过就在街头夜游之后不久，萨拉就十分愚蠢地与狄更斯闹掰了，转而投向新近成立、档次与名声都不甚高端的《每日电讯报》。就像许多日后的写手一样，萨拉的收费也很高。据说有一次他来到报社办公室签下了一张凭条，“前往波斯地区开支——3000英镑。”出纳十分紧张地恳请他写得再详细一点，于是他就抓过钢笔又简单补充了两句，“前往波斯地区胡天胡地开支——3000英镑。”应该说花在萨拉身上的钱还是物有所值的，因为他的码字产量很大，十几万字滚滚而出。但是这也造成了另一种代价，他的文风几乎再也没能恢复早期街头散文那样的清新风格。日复一日的截稿日期逼迫着他采取了冗长拖沓的行文笔法，正如许多其他超负荷写手那样。

这是长篇大论、自以为是的“新闻腔”英语最初发源的时代，而萨拉的自传作家则声称与其他任何人相比，萨拉对于当时主流文风的塑造都负有更大的责任，“比方说吧，聪明的记者们已经不再说什么咖啡了，而是说摩卡的馨香；血液自然就成了绯红色的生命之泉，狗尾巴成了臀部附肢，而牡蛎……则是汁水四溢的双壳贝。”萨拉自己也承认为了填充报纸版面的空间，“我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都用上了。我的行文急躁死板而又欠缺逻辑，时而还有些凶狠粗硬。”粗硬的长篇大论至今在那些一味追求产量的专栏作家那里依旧很有市场，。正如半个世纪之后乔治.奥威尔所批评的那样，这种做法向英语当中引入了直达根本的诚意欠缺。“大量的拉丁语词汇如同雪片一样覆盖在事实之上，模糊了轮廓，掩盖了细节……每当言不达意之时，他们总会本能地诉诸长词大词以及用烂了的习语，就像乌贼喷墨一样。”这样说的话，萨拉在我看来就是乌贼群中最体面、最欢乐的一条。

就像许多今天的记者一样，萨拉在最得意的岁月里过着鲜衣怒马的生活。四十岁那年的时候他已经挣到了相当于今天200000英镑的年薪。但是他很不会理财，最终潦倒而死。就像许多后世追随者一样，他十分关注自身的形象，永远穿一件亮白色马甲，扎猩红色领带。他出国旅游时总带着左轮手枪、拔塞钻与正装。1871年，他对于优秀记者的必须素质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能够以可接受的流利程度说五六种不同语言；走遍全世界大部分适宜人居之地；……厨艺精湛，熟谙音律，会娴熟地吹口哨，能策马扬鞭，枪法要说得过去，要做一个准备充分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一个哲学家，会抽烟——还要完全掌握行李装箱的艺术。”读罢这段文字，谁还能抗拒新闻行业的诱惑呢？萨拉不仅在生前享有盛名，在身后也是爱德华时期舰队街记忆中的一位伟人，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闻写手们在酒馆里聊天的时候依然会引用他的言论。决定当代英国记者自我认知形象的基因有一部分就是由他塑造成型的，尽管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人记得他了。他的豪华生活方式，财务方面的一塌糊涂，自我吹捧，竞争意识以及各种技艺已经成为了新闻业神话中最浪漫也最吸引人的部分。

维多利亚时代的记者并不是今天新闻从业人员的远亲，而是他们的父辈。狄更斯、杰拉德、莱蒙、巴恩斯、埃博、卡特林还有萨拉，这些人年轻时大都一穷二白，通过奋力打拼才获得了日后的名望与影响力。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其实远不止他们——出身于移民或者爱尔兰人家庭。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私生活都失之检点甚至偶尔放荡不羁，但工作起来也都十分狂热。他们往往好结党、好自夸、好动怒而不善理财。他们入行的时候都是激进派，最后大部分——并非全部——成为了保守派爱国者。曾几何时，在赫兹里特与科贝特的时代以及狄更斯时代的早期，政治新闻还充满了理想主义，愤怒地向阻碍变革的势力投掷石块，不过后来新闻写手们就敲响了当权者的家门。再接下来，新闻业自身也将成为权力的一种，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受到人们的追捧与憎恶。

（1）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Barnes

（2）http://en.wikipedia.org/wiki/Henri_Stefan_Opper_de_Blowitz

（3）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Howard_Russell

（4）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Augustus_Sala

在迪兰的时代已经出现了警示迹象，但是随着民主制度的覆盖范围在维多利亚时代从富人扩张到更为广泛的有产阶级群体，记者也成为了重要的媒介。在此前一个世纪，记者群体一直缺乏自尊与自信，致使新闻业不能扬眉吐气。此时这一点正在发生变化。许多地方报纸的编辑与舰队街的作家们成功当选议员并进入了下院。许多人获得了荣誉头衔并自认为与公爵或内阁成员有着平等的社会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客们也不得不开始拉拢来传播自己的观点。正如伯克与丘吉尔都曾抱怨过的那样，这就是中间人的力量。精明的政客们很快就领会了这一点。帕麦斯顿勋爵与支持他的报纸合作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很多人都怀疑报纸上许多支持他的文章都是他自己捉刀创作的。根据可靠记载，“罗斯贝里勋爵养了整整一个马棚的记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赛马那样好生照料着他们。”迪斯累利经常广为人知地试水新闻界。格莱斯顿则将自己1874年的下台完全归咎于失去了亲自由党的《每日新闻》的支持。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晚期，主要大报都聘请了一干头戴礼帽、自命不凡的政治写手。这个群体由大约百余名职业文胆构成，从大学里直接招募而来，薪水优厚（年薪1000英镑左右，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很不错的中产阶级水平），而且还会受到其他普通写手的嫉妒与反感。当然，绝大部分的记者都不是这样的。 与政治评论家们刚好相反，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城里的记者们几乎都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对于权力也不抱什么幻想。“他们不属于喧嚣的西区俱乐部，而是流连于各个小酒馆当中，这些地方往往会为了招待他们而一直开门到深夜……这些人没有什么社会野心……一个膨胀的社会造就了他们这些无根的产物。”他们当中爱尔兰人与苏格兰人的比利高得令人吃惊——当时曾有人认为占到了伦敦城里记者总人数的四分之三——而且许多人都酗酒。但是总体而言，这个行业的地位还是通过政治得到了提升。

很快，记者们就开始捞过界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最为大红大紫的主编无疑是满面胡须、目光如炬且性欲旺盛的W.T.斯蒂德（1），他是《北方回音报》的首任主编，后来又更加声名狼藉地接手了《帕尔马尔日报》并将这份死板的政治报纸转化成了一台强大的宣传机器。斯蒂德是一位来自英格兰北部的虔诚福音派基督徒，他的观点曾令整个大英帝国充满活力。他敦促政府发动了针对皇家海军的改革，他对于迪斯累利将“中国的”戈登上将派往喀土穆这一大错特错的决策负有很大责任，他十分勇敢地反对布尔战争，还促成了第一届海牙和平会议，因为他对于欧洲强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越来越担心。他相信“英语种族，正如此前的犹太人乃至罗马人一样，肩负着世界范围内的责任，我们要教化、殖民、传教、征服并管束整个世界，用说英语的守法基督教种族将其充满。”

斯蒂德的新闻在风格与版式上都采用了十分直白的煽情作风。他惯用多行大标题以及其他从美国学来的创新手法，对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读者们来说，他的报纸大概就像今天最出格的小报那样刺激眼球。他的重要性在于他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煽情与宣传运动的结合可以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国家政治。他能激起民众，吓住格莱斯顿并令海军部无地自容——而且他从来不会为自己的任何行为道歉。他针对伦敦城内贫民区发动的宣传运动就如同当年狄更斯的小说一样卓有成效，两者都在传统上层路线活动家的失利之处取得了成功。更著名的是，他严厉抨击了丑恶的性交易现象——有些参与交易的女孩只有八岁。急切希望看到新一期报纸的读者们曾经一度包围过报社，最终他成功地促使女性的合法自主年龄上升至了十六岁。但是在此期间他曾花钱买通过一位母亲，曾经玩弄花招被人识破，还曾经坐过三个月的监狱。

斯蒂德看起来很有个性地十分享受监狱生活。他将自己视为现世的基督教殉道者与先知。尽管他本人一直毫无愧怍地坚信他所谓的新闻政府，但斯蒂德也理解在接下来的世纪里报纸的力量有可能发展到多么猖獗的地步。他在1886年曾经这样说过：

“我作为记者相对还算年轻。但是我已经见过了内阁的倾覆，大臣们的被迫下野，法律的废除，社会变革的兴起，规章制度的改换，舆论评断的重塑，法案的通过，将领与总督的任命，军队的各处调遣，战争的发动与避免，这一切都是由报纸促成的。”

最终斯蒂德与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了大海，但是他的行业却日益蒸蒸日上。

自然，政客们也看到了这方面的危险并且也曾试图加以抗拒。但是到了一战结束时，报纸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交织已经紧密得有些危险了。“报人如果主动联系内阁大臣……往往会受到香茶雪茄与美酒的款待，他所搜寻的信息则无拘无束地从对方口中倾泻而出，当然根据口味不同这些信息多少会遭到稀释或调和。”

（1）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Thomas_Stead

相比之下文学评论员们则属于另一个阶级。他们与负责采访或编辑的新闻人有着根本上的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与这本书几乎就扯不上关系。他们以极高的速度每周撰写一次文章，但是他们的知识范围与智慧却你超过了你对于报人的预期。我觉得将文学评论员们写进这本关于新闻业的书里就好比将T.S.艾略特写进一本银行业专著当中。不过尽管这些人是我们更加体面的表亲，但是依然有必要提一下他们。由于他们就谱系而言与本书主题有区别，我就将他们的家谱整个地放在了这一章并尽可能长话短说。

最初也是最杰出的文学评论是由一位苏格兰律师发起的，此人文学素养深厚，笔力也十分遒劲。弗朗西斯.杰弗里（1）的《爱丁堡评论》每年出版四刊，读者群体约为50000人，其中既有绝大部分英国的严肃思想家，也有拿破仑这样的国外订户。他的动机是通过评论一切值得了解的事物来教化与改良公众，从政治到诗歌，从科学到农业，从地理到古典艺术不一而足。他雄心勃勃地试图将生活当中的一切都告诉有理解力的读者，并借此提升他们的素质，有人曾将他的作法称作进步性的“倾覆的宗教”。杰弗里的敌人将他视为启蒙运动的宗教领袖，而他的权力也大得惊人。比方说拜伦就曾经因为一首早期诗作在《爱丁堡评论》遭到恶评而不堪打击打算自杀，并且灌下了整整三瓶红葡萄酒（不过说句公道话，拜伦对于生活中的小挫折往往会作出此等反应，他在这里的表现并不算特别反常）。

紧跟《爱丁堡评论》的后来者是《季度评论》，《十九世纪评论》以及许多其他竞争性报刊。这些报刊催生了众多优秀作家，例如柯勒律治，薛特尼.史密斯，托马斯.麦考莱，特罗洛普与卡莱尔。《威斯敏斯特评论》的编辑是伟大的功利主义哲学家约翰.穆勒与后来的乔治.艾略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掀起了报纸的暴风雪，各路人马纷纷跟进——《学术报》，《约翰.奥伦敦周报》，《双周评论报》，等等。维多利亚时代季刊的严肃作风也影响了日后的“倾覆宗教”，例如费边社成员韦伯夫妇创办的《新政治家》——这份刊物也试图对读者进行包罗万象的教育，内容则包括世界大事，工业经济以及现代小说。文学评论对于新闻业的贡献之一在于向许多人打开了通向新闻业的大门，这其中包括大学教授们，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而费劲的年轻作家们，维多利亚时代与爱德华时代众多而严肃的业余知识分子们——旅行教士，多语种殖民地官员以及在空闲时间研究希腊古钱币铭文的政客等等。所有这些人一起承担了今天由高端广播节目与午夜电视评论节目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为知识性对话提供平台。最为成功的文学记者都有自己的著作与讲台，完全独立于报纸之外——例如罗斯金，阿诺德，萧伯纳，甚至还有乔治.奥威尔。尽管奥威尔是全国记者公会的明星会员，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在报社里干过哪怕一天。

图书评论工作的清贫与辛苦是爱德华时代以及二十世纪早期伦敦的众多回忆录当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位采访记者作出了以下不留情面的评语：

“天底下……最为骇人的事情就是当专家。舰队街里有许多疲惫而苍白的书评家。他们总是一副弯腰低头的架势。他们的身板看起来比飞蛾还要脆弱。我认识这么一个人，他每周要阅读二十本书。他走到哪里都要拿着书。他走路的时候胳膊底下就夹着书。他吃饭的时候也在看书。他每天晚上睡不到五个小时。他几乎不说话。他的头脑完全是一片浑浑噩噩……这个可怜的家伙已经变成了一部机器，为了谋生而重复着乏味的工序。”

直到今天，图书评论依然是一项艰苦、报酬微薄而且没有出路的工作。

当代学术写手的先驱是A.J.P.泰勒（2），他的后来者们根据订单大量出产报纸文章并借此极大地促进了自己的收入。泰勒通过报纸以及后来的电视与大量观众取得了联系，使得那些不能或不屑步其后尘的历史学家们对他充满了嫉妒与蔑视。戴维.斯塔基（3）与书生气十足的剑桥教师约翰.卡西（4）——后者是《每日邮报》的供稿人，经常发表痛心疾首的“这个社会肿么了”式文章——就是泰德的当代传人。简而言之，假如报纸需要快速写就并包含一定历史知识的文章，那么大学总会而且也将一直会提供能够满足这一需求的人，此外这些人还相对心甘情愿地乐意少拿钱。拥有巨额图书合同、系列电视讲座节目以及固定性个人专栏，比小说作家或者电影剧本作家更赚钱的学术明星们仅仅是进化潮流的最近阶段；二百年前人们借助鹅毛笔针对浪漫主义诗歌优劣进行的争论正是这一潮流的发端。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评论也对于新闻行业地位的提升做出了贡献。撰写小说名著以及执教于老牌学府等等行为与向报社卖文挣钱这个墨迹斑斑的行当之间似乎并非泾渭分明。有些最具有影响力且最著名的新闻业楷模实际上更侧重文学创作而不是新闻写作。乔治.奥威尔与伊夫林.沃对于新闻人自我认知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常规采访记者。

（1）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ncis_Jeffrey,_Lord_Jeffrey

（2）http://baike.baidu.com/view/1119238.htm

（3）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Starkey

（4）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Casey_(academic)

曾几何时，在赫兹里特与科贝特的时代以及狄更斯时代的早期，政治新闻还充满了理想主义，愤怒地向阻碍变革的势力投掷石块，不过后来新闻写手们就敲响了当权者的家门。再接下来，新闻业自身也将成为权力的一种，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受到人们的追捧与憎恶。

但是他们呢？甚至就在政界要人一般的新闻记者在爱德华时代的伦敦一边品尝白兰地一边享受着自己新近得来的社会地位时，就在新格拉布街充满了来自牛剑大学的未来散文作家与评论家时，真正的新闻业正在遭遇自下而上的占领。报业的巨量增长使得各种周报、晚报与日报在英国各地纷纷开花，不仅局限于主要工商业大城市，而且也遍及千百个借助地方报纸来塑造自我认知的近郊社区。这是一个地方骄傲的时代，今天的英国已经把这种感情忘得差不多了。在大城市里，报社大楼外墙雕塑与大理石门厅模仿着同时兴建的图书馆与市政厅的风格。这些四处开花的地方报社总共雇佣了上万名记者与修改文章速度飞快的审校编辑。一个上升中的行业为那些聪颖且能读能写、不想一辈子抄账本或看店的工人阶级子弟们提供了一条光彩熠熠的出路。

城市里各家报纸之间的竞争导致了薪水的螺旋式上升，也使得新闻行业对于那些寻求尊重的人们来说成为了可以接受的选项。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地方报纸记者的收入依然低于泥瓦匠或者乡村教师。在乡下，记者的地位很低。只要与报纸扯上一点关系就不用再打算得到当地俱乐部的接受了。因此最坚韧的地方记者们纷纷转战国家大报并开始改变行业的整体气氛。

一位年轻人，日后在《每日邮报》当上主编的托马斯.克拉克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来到了舰队街，并且对于当时《邮报》内部的主要人物进行了如下描述，这段话完全可以用于许多其他报纸。“这些人中基本全都没有心肠软或多愁善感的毛病，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艰苦工作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这使得他们具备了无法磨灭的坚韧性格。当年他们当中几乎谁也没有足够的金钱与时间去上大学……”所有这些人都是直接从中学招募来的。因为当时的工资与年龄挂钩，如果能雇佣到精力十足、活泼好动而且时刻紧张的青少年，谁也不会在二十来岁的新人身上浪费钱。

最早的大规模培训计划是基于学徒制度建立的。直到1931年，这个完全由男性组成的世界当中都没有发生太多变化。

“学徒期从小镇或城郊的小报社开始，学徒能得到数额不定的酬金。学徒要承担各种工作，从清扫记者的办公室到送信再到前往停尸房检查死尸。他的酬金勉强可以供应公交车费与午餐费。学徒期满之后他可以根据年龄而非表现获得一份工会提供的最低工资，其数额至少足以保证他最基本的生计。”

1939年一位十六岁少年签下的学徒契约很好地反应了这种主仆关系的氛围：“……学徒……不能参与任何纸牌或骰子赌博，不得参与任何非法游戏或经常前往酒馆，应当在主人面前自贬自抑，谨守良善学徒的本分。”这段话听起来更像加入中世纪的修道院而不是现代办公室。

这样的开始对于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其中也包括二十世纪中期英国新闻界著名的“三C”，公认最杰出的全面记者休.柯德利普（1），最杰出的采访记者詹姆斯.卡梅隆（2），还有最杰出的主编阿瑟.克里斯滕森（3）

柯德利普生在威尔士的山谷当中，他的父亲是一位身材圆胖，胃口极佳的旅行商人。他还有两位当记者的兄弟。兄弟三人还曾一度同时担任过全国性大报的主编。柯德利普出生在一户省吃俭用的工人阶级家庭，从小在学校里就不服管教。他十四岁那年辍学并步入社会。1927年他成为了一家规模甚小的《盆纳斯新闻报》的契约见习生，学习如何与殡葬工套近乎来获取死讯，如何报道当地的足球比赛，红白喜事以及童子军活动，甚至还报道过当地音乐剧社团如何改编排演了韩德尔的《弥赛亚》——他对这部作品一无所知，因此事先不得不来到当地图书馆做功课，最后他通过罗列所有参演人员的姓名成功地摆脱了窘境。这张发行量只有3000份左右的报纸最终倒台以后，柯德利普先是投奔了卡迪夫的《晚间快报》，后来又去了黑潭，使劲浑身解数到处打探流动马戏团与失德神父之类的消息。十八岁那年他就在舰队街谋求到了《晚间编年报》审校编辑的差事，三年之后又荣升主编。柯德利普的编辑风格如同上帝一般威严，文笔如同天使一样优美，为人则脾气暴躁，嗜酒如命且整天头戴软毡帽，他的形象已经成为了整整一代人的标志。他的生平在很多其他书籍中都有精彩的描述，其中也包括他的自传。

几年之前，在《每日快讯》的全盛时期担任编辑的阿瑟.克里斯滕森也走上过类似的道路。他的父亲是一位潦倒的船工，他在十六岁那年辍学并且在1920年加入了小小的《沃勒西与维若尔编年报》。这家报纸很像柯德利普的《盆纳斯新闻报》——办公室的尺寸是十英尺乘十五英尺，地板上铺着磨烂了的油毡，仅有的两张办公桌上盖满了旧报纸，一本孤零零的书，还有当地巨额街道名称大全。有人告诉他要不惜一切打进报业，即便要去擦台阶也在所不惜。他如同火箭一般在利物浦报界骤然升起，并且在二十岁那年就成功步入了舰队街，成为了一名很受重视的伦敦编辑。但是他与柯德利普有一点区别：黑潭报社的柯德利普十分热爱浪漫而不规矩的采访工作，而克里斯滕森却十分厌恶新闻行业的这个侧面。他的第一次报道工作是典型的新手任务，他要从当地一位已故神父的遗孀那里采集死者的信息。后来他写道：

“我讨厌新闻工作的这一面。我讨厌去敲火车事故遇害者家属的房门……我讨厌像任何记者有时必须做的那样仗势压人……我很害怕给目击者塞钱，唯恐自己塞得太多，要是什么都不给又怕惹他们不高兴。我讨厌坐在各家晚报为了记录重要演讲并尽快印刷而雇佣的速记记者当中，……回头看看这些当年的剪报，总能勾起惊惧、恶心、无地自容以及濒临失败的回忆。”

他感到自己最自在的地方还是在办公室里，感到自己更适合处理排版与大标题。在这里他是审校天才。他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可以让版面看起来振奋人心，也擅长对他人的文章加以润色。

相比之下，詹姆斯.卡梅隆终其一生都在于“令人脑残的办公室囚笼”作对。他的双亲都死于酗酒。他的父亲是一位不成功的律师，为D.C.托马斯公司（4）旗下的报纸提供过许多耸人听闻或者无病呻吟的短篇小说。卡梅隆十七岁离校并加入了苏格兰报纸《每周新闻报》驻曼城报社，“为胶水壶里添加胶水，并将其他报社的日报缝到档案里。”然后他才在格拉斯哥与丹迪正式起步。来到伦敦之后他发现自己极端厌恶审校编辑的工作。“我痛恨那段荒唐生活的每一天，痛恨嘈杂黑暗的工作环境，痛恨在短暂的白昼——这是审校编辑与整个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一段时间——喝得烂醉如泥……”抛弃了这种生活的他成为了可能是当时最伟大的驻外记者。

二十世纪全国大报新闻业的典型特点就是这样：穷人家的孩子，远离伦敦，没能上大学，依靠几乎狂热的工作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打入了舰队街。这一特点催生了特别的一类记者。几十年来契约见习生都会步入一个男性占压倒多数、范围局限于某一地区、淹没在酒精与失败婚姻之下的世界。这个世界有着自己的传说与妖魔鬼怪，它们来自大街两旁毫无特点的的报社毛玻璃橱窗背后，外观上与律师事务所或者保险推销办公室没什么区别。

在规模较小的报社里，工作责任的到来往往早得难以置信，因为最小的报社里往往只有两三个工作人员。好比说日后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新闻秘书伯纳德.英厄姆早在十九岁那年就全权承担了《赫布登时报》的基本所有工作，每周都要工作七天。

“每周我要写至少15篇专栏文章，共计15000词左右。我要担任所有审校编辑工作并且撰写大标题。我要撰写读者专栏，耗尽十九岁年轻人的所有智力来琢磨卡尔德山谷的读者们究竟关心什么。我要撰写赫布登桥剧院与所有当地剧团全都会密切阅读的戏剧评论。我要找出足以充当头版新闻的材料。我要为头版以及其他可能版面设计基础排版……此外还要为体育报道进行排版，换句话说就是亲自动手将铅字摆放进框架里并固定好。”

甚至直到今天，尽管英厄姆在最后时刻摆弄滚烫金属印版的作法已经过时了，依然有上百家地方报纸编辑承担着大部分采访、审校与排版工作，并因此十分正当地觉得自己与那些薪水更高的伦敦同行相比拥有更全面的职业能力。

一代代英国报人都在成长过程中了解到，一个错误的出生日期或姓名拼写都会惹得脸红脖子粗的读者大早上跑到报社来砸大门；一位费力回忆自己的英语老师如何刻薄讽刺的年轻写手针对本地业余剧团写出了漫不经心的粗鲁评论之后，上街散步难免被人用雨伞戳；假如他在报道当地英式橄榄球联赛时失之偏颇，过分关注自家兄弟的技战术不足，那等他到了酒馆里喝啤酒的时候绝对看不到好脸色。那些搬到伦敦或者其他国家级中心城市的记者们由于缺乏这种直接责任，在行为上往往会比在地方工作的时候更加不计后果以至于更加缺德。大约在柯德利普投奔黑潭的同时，小说家与记者J.B. 普里斯特也在布拉德福开始了自己的新闻生涯，他描述了自己回忆中地方新闻业的工作情况：

“我们手里有三份报纸连轴转，等于拥有我们自己的舰队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新闻、八卦以及文学戏剧与音乐评论。我总怀疑那些日子里的地方记者要比伦敦的大牌记者们玩得更尽兴，因为他们什么都要干一点，而且在镇上是一号人物。他们不会每天早上消失在庞大的舰队街机器中，不会每天晚上一头扎进自己的小圈子里。他们是当地社区的成员，是当地人的笔杆子。”

一个工业城镇当中存在三家相互活跃竞争的严肃报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地方记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依然还是一号人物，也依然还是当地社区的组成部分。

以下是五十年后英国新闻业的伟人之一，《周日泰晤士报》的菲利普.奈特利（4）首次接触新南威尔士里斯莫尔《北方星报》的经历：

“通过电话采访某人的想法我们想都没想过——我们总是走出去与受访者面对面接触。我们是社区的一部分。我们认识所有人，所有人也都认识我们。要是我拼错了某人的中间名，走在街上就会有人拦住我抱怨。要是我的报道有误，那我就再也清净不了了……你绝对不能倚仗身为记者的特权闯入他人的生活，把人们吸干榨尽之后一脚踢开。你既有个人的责任也有公职的责任。”

有一项所有年轻地方记者都知道的仪式，名叫死亡叩门——上门拜访一户最近刚刚痛失亲人的家庭，如果事故背景特别骇人或尴尬则更好不过。在纽卡斯尔的培训课上我们学会了如何施展魅力并散发同情心从而登堂入室，还学到了在记录采访笔记时瞅准机会——最好能获得死者家属的同意，不过实在得不到也无所谓——拿走摆放在壁炉顶上的死者照片。对于此类故事的采访往往令人感觉十分糟糕，很多人就此远离了新闻采访行业。我在培训课上有一位同学名叫菲欧娜.安德森，现在在伦敦为BBC工作。她刚入行的时候在凯特营某地方报社从事采访工作，一次采访使她遭遇了与六十年前的克里斯滕森十分相近的感受。“我必须报道一个老人被卡车撞掉脑袋的新闻故事。我告诉主编与审校编辑警察还没有向死者的家人通报这一点。”她以为这个可怖的细节不会见报，可是她刚一离开办公室主编就把这个细节添加了进去。第二天早上她不得不亲自登门去拜访死者家属。

“报童刚刚把当天的报纸扔在门口我就到了，这一来他们什么都知道了。死者的妻子说：‘可我不知道他是这么死的啊……’我只能无言地为她泡了一杯茶。紧接着是住宅失火，三个孩子进了医院，其中两个当天晚上就去世了，第二天早上我不得不去采访他们的父母，感觉好像被人灌了一肚子大便。再然后我们自己的一位印刷工的儿子在车祸中丧生了，我又得过去……终于我实在受不了了。”

巴里.诺曼（5）的登门造访体验倒是没这么折磨人。他在起步的时候为《速写报》担任八卦写手，显然他十分厌恶这份报纸。他记得有一次他受命去采访一位喜好猎狐的贵族，他的妻子跟着猎狐犬饲养员跑掉了。

“勋爵大人亲自打开了屋门，这多少有点令我出乎意料，因为我原本以为来开门的会是管家。‘你是谁？’他问道，我告诉了他。‘你想干嘛？’我也磕磕巴巴地告诉了他。‘那个什么，您知道，您的妻子和猎犬饲养员……一起离开了……我就是想问问您……’”

“‘这他妈的干你什么事？！’”

“这一句话就把我问住了。我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因为我也知道此人的家门不幸的确与我或者《速写报》的三俗读者们没有一点关系。我咕哝了几句希望听取他的说法以免偏听偏信之类的话，还没说完他就当着我的面狠狠地把门合上了。我不能怪他，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

虽然刨根问底令人厌恶但同时也十分有趣的新闻业可以将这个故事当做一项道德测试。诺曼的解决方法是告诉自己的上级，自己将进一步骚扰那位戴了绿帽子的贵族，实际上他跑到咖啡馆里玩了一天的填字游戏。从做人角度而言他做得很好，从新闻角度来说他则非常失败。

另外一件记者们很快就会发现的事情是这份工作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会很无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里有一位记者直白地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如下描述：“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报纸记者每天不过因循常规而已。他被派往警察法庭、听证会、市政府会议、商会午餐、教区聚餐以及医院联欢等等场所，不停记录直到胳膊僵硬为止……记者成为了机器人，毫无个性的存在，报社也成了无止境沉闷的聚合体。”

尽管今天人们依然可以这么说，但是地方报纸一直依靠地方责任勉力维持了下来。但普里斯特利尖刻地指出，一旦这些写手搬到伦敦，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我从来无法理解伦敦的主编们究竟如何得知读者需求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读者，从来没有与他们交谈过。他们就好比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层僧侣。他们依靠统计数据或者手下记者的汇报来作出判断，前者一向以误导著称，后者则往往脑子进水。”

（1）http://en.wikipedia.org/wiki/Hugh_Cudlipp

（2）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Cameron_(journalist)

（3）http://en.wikipedia.org/wiki/Arthur_christiansen

（4）http://en.wikipedia.org/wiki/Phillip_Knightley

（5）http://en.wikipedia.org/wiki/Barry_Nor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