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桂林抗日保卫战（下集）：牺牲 -- 梦秋

三． 疏散构筑城防第一声枪响

战争一步步地逼近。1944年5月27日，华中日军发动进攻，拉开长衡会战序幕。战火在湖南北部点燃。6月7日，广西省省长黄旭初给白崇禧发的电报当中称：“桂林市面人心浮动。由于中原会战我军不战而溃，对于此次湘北会战也不敢过于乐观。省府召集有关机关会商定两次，决定：如敌情紧急，省府必须迁移时，应以百色为宜。”

黄旭初（1892-1975），广西容县人。1931年出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直至1949年。他是桂系“李白黄”当中排名第三号的人物，长期治理广西，使之成为民国时期与山西省并列的“模范省”，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也为桂系军阀长期立于民国政治漩涡而不倒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桂柳会战当中，黄旭初因长期劳累，罹患胃病，于1944年10月30日，桂林保卫战爆发前夕与白崇禧同机飞抵重庆治病。桂系两大巨头同时离开广西（李宗仁此刻为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不在广西），意味着桂柳会战当中中国方面的指挥者对于局部战线的抵抗已经失去信心。

6月15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在柳州召开广西党政军会议，决定将桂林和柳州两座城市疏散。翌日，白崇禧自己也给黄旭初打电话，主张桂林疏散。这样，桂林疏散的决定就不可改变了。6月18日，长沙失守。6月22日，距离桂林360公里的衡阳打响保卫战。同日，白崇禧从重庆飞抵桂林。6月24日，白崇禧在桂林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部署广西防守要务。6月26日，衡阳机场被日军占领。次日桂林发布疏散令，要求所有桂林居民限期离开城市。如果疏散期满仍然私自留在市内者“以汉奸论”。 正式疏散开始。

60万桂林居民疏散的路线大致有三条：一条是水路，沿漓江下游撤往东南方向200公里外的昭平；一条是铁路，沿着湘桂铁路乘坐火车撤往柳州；另外一条是桂林到阳朔、荔浦一带的公路。最后一条疏散道路似乎走的人略少。但是也有许多人因为搭乘不上火车而选择徒步行走，经过荔浦之后向柳州方向走去。因柳州方向通火车与公路，又能够西撤至贵阳甚至是重庆昆明，有比较大的撤退空间，所以很多人选择撤往柳州方向。人流纷纷朝着火车站涌来。

1930年代漓江西岸的商埠、码头、货船和运送竹子的竹排。这里后来成为桂林疏散期间重要的离埠港口。远处可以看见横穿漓江的浮桥。1939年广西省政府将该桥拆除，建成为铁桥，即后来的中正桥（今日的解放桥）。远处可以看到象鼻山，以及山顶的尖塔。本照片可能是从伏波山前拍摄的。1944年11月9日凌晨，日军从东岸中正桥到伏波山段强渡漓江。想象自己是守卫伏波山的一名机枪手，照片里的所展示的正好就是当时机枪手所能看到、并能够扫射的大部分强渡江段。

清末伏波山南麓的伏波庙等建筑。上一张漓江江面的照片，很可能就是在伏波庙一带拍摄的。从广东和梧州溯水路抵达桂林，船只需要在这里靠岸。1944年11月9日全天，日军为了夺取伏波山制高点，在此处与守军展开了激战。

疏散的工作组织得很糟糕，根本就没有完整的官方组织负责整体疏散工作。只有市政府设有疏散问事处，给予各种自愿疏散人群以“舟车便利”。桂林防守司令部只顾物资的输送和调配，而对大部分居民的疏散不闻不问。程思远曾经向白崇禧提出建立一个水陆交通联合指挥部，但建议未被采纳。 桂林市政府仅仅申领20万元的疏散经费。居民们可以在疏散的时候得到一定的便利。火车票免费，并有各种交通运输费用的减免。这一切需要到疏散问事处下面的调查组（由警察分局代办）登记。但是实际上执行起来十分混乱，从6月下旬开始，衡阳陷入苦战。湘桂铁路北段不安全，火车已经没有准确班次。人们只能在火车站等待，看见有车到来便一拥而上。 桂林市政府本来准备留一部分警察力量维持城内治安，每家每户留一个壮丁看守私人财物。但是这些工作都没有彻底执行。

1944年桂林疏散之在火车站拍下的情景。实际情况恐怕要比照片所显示的状况更加糟糕。

人们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挤上漓江的小船，或者涌入开往柳州的火车。致使火车大幅度超员。但是6月27日第一次疏散令之后的疏散并未完全贯彻执行。因为衡阳保卫战守卫者的英勇战斗，日军被阻止在衡阳周边地段将近两个月之久。桂林方向敌情并不严重，于是不少人又陆续返乡。先期撤到广西宜山（柳州西北）的省政府部分办公人员于7月初又返回桂林。但是疏散令仍旧有效。8月底到9月初，桂林防守司令部命令守城部队按照防区挨家挨户检查，确保没有居民留在市内。可能因为疏散情况不理想，9月8日，防守司令部发布第二次疏散令。9月11日，在日军逼近全县前夕，防守司令部又下达强迫疏散令，限9月14日正午前疏散完毕。9月15日，桂林市政府迁至临桂县两江圩。

让任何人抛开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家，走上漫漫逃亡之路，都会是严峻的考验。桂林的居民们在疏散当中不得不风餐露宿，承受风吹雨打妻离子散的痛苦。大批的人们包围着桂林火车站，用各种方式在火车上（也包括在火车的顶棚上、车厢挂钩旁）占据着立脚之地，让火车将他们带离自己的故乡，去往一个生死未卜之处。总体而言，疏散的人们的经历是非常悲惨的。程思远曾经记载，9月14日，省政府的火车被包围在火车站无法动弹，用了两天才缓缓开出。车上的人们不敢下车，连如厕都只好把屁股撅出窗外。这还是运气较好赶上火车的广西省政府职员。 混乱的组织导致惨剧发生。9月中旬（全县失陷前后）在永福苏桥圩发生的湘桂铁路大撞车事故。两列火车的相撞导致大量人员死亡，死者据称有1000余人。 当9月20日一名叫做“洛文”的回忆者乘坐火车经过苏桥的时候，发现路边满是尸体，无人理会，任由其发黑发臭。这位洛文先生是9月13日搭乘火车出发前往柳州的。可是桂林到柳州短短176公里，这趟列车竟然走了22天！途中经历和目睹火车脱轨、相撞现场多次，自己乘坐的火车也多次险些相撞。火车司机并多次要求乘客下车给水箱加水、搬运燃料甚至推火车上坡。由此可见桂林疏散组织工作极端混乱与无能。

疏散的路上人们有着悲惨的经历。桂林市内也一片混乱。桂林的工厂，水泥厂、造币厂、印刷厂、发电厂以及修械厂等重要企业的车床等生产资料需要搬迁；各种新闻机构、出版机构以及书店和图书馆的藏书也需要疏散；因为长衡会战，大批来自湖南的难民涌入桂林。许多人摆摊贱卖自己的行李，求得路费，卖儿鬻女并不少见；也有士兵借疏散之后城市人口渐渐走空的机会破门而入，寻找剩余财物。修筑城防工事的部队则点火烧房，扫清射界，埋设地雷、鹿砦，布置铁丝网，挖反坦克壕沟、战壕和修筑机枪巢、指挥所。城市当中鱼龙混杂，乱成一团。覃戈鸣手下的人曾经抓到几个带北方口音的外地人。在日军飞机空袭前，他们在地上铺上几块红布，然后用镜子反射阳光。被怀疑为汉奸指示空袭目标。守军在这些人身上还搜出日本制造的吗啡针。在请示了韦云淞之后，这几个人都被带到北门外枪毙掉了。这样的汉奸并不止被枪毙掉的几个。覃戈鸣回忆说，每次日军飞机空袭之前，“城里城外都汉奸发射‘火箭’或者信号弹”。 但是守军很难抓住这些发信号的汉奸。

在局势最紧张的9月中上旬，情况已经达到风声鹤唳的地步。日军刚刚进入广西境内，桂林便陷入一场大火当中。据131师师长阚维雍写给家人的信当中描述，这场大火大约是在9月14日（也就是桂林强制疏散的最后一天）烧起来的。 最初起因是市郊的守军点火烧民房以便清空射界。覃戈鸣的火烧预案分两步，第一步先烧城外，第二步才烧城内。放火是有控制的，免得波及自身。但是这场大火烧得十分蹊跷。守军工事基本上位于城外，扫清射界的大火始于郊外。但是大火居然烧到了市中心的环湖路（今榕湖北一带），第16兵站军火仓库附近。连带与之相隔甚远的第31军军部以及防守司令部附近都烧起大火。第16兵站在大火当中陷入慌乱，竟然命令输送兵把炮弹投入榕湖，以免发生爆炸。这次大火“将北极路驿前街烧光至东镇门口……将北门口两旁房屋一扫而光，西面一排房屋烧至广西银行宿舍止（即东镇路口）……近二三天连日均有大火终日不绝。” 大火把桂林城外的房屋（主要是北边和漓江东岸）烧成白地，城内因为救助及时（桂林警察局留有“义勇警察大队”协助救火），因此大部分未被波及。但是在后来的战斗当中，幸存房屋仍旧没法逃脱被毁或被烧掉的命运。桂林大火使韦云淞感到十分恼怒，便下令守军进行全城大搜查。上面那几个被以汉奸罪名枪毙的人，就是在搜查的时候抓获的。

桂林的城防由白崇禧亲自设计和布防。但是后面因为他撤走两个师的部队，守军不得不进行调整，防御也就出现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就不详细叙述了，无非是缩小防线，调整部队。城防工事构筑的具体内容上有几个问题可以叙述一下，大致可以反映出当时中国守军的一些战术思想以及备战水准。第一，清扫射界，上面已经说到守军通过火烧民房（居民已经疏散）达到目的。但是城内因为有太多的名人公馆，守军不敢随意烧。因此大部分留到保卫战打响之后才逐渐烧掉或者被炮火毁掉。第二，空地协同。守军在防守阵地的山顶上插了国旗，以便让前来助战的中美混合空军辨认自己的防守阵地。但是守军缺乏空地协同经验，不知道国旗应该平铺，而不应该树起来。最后这些国旗反而成为日军炮兵射击的参照目标。曾经有过日军连续发射100多炮，炸毁131师师部附近铁封山上的国旗。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人认为这是守军英勇作战的表现之一，认为守军不畏伤亡，国旗被炸倒后前仆后继地将其树起。日军连放100多发炮弹固然有示威的意思在里面，但是树国旗招炮火这种做法也说明守军对于防空以及防守本身的认识有误区，并无值得夸耀之处。而且我对于日军这种浪费大量炮弹炮击中国国旗，而国旗先后中炮一百余发才被炸倒的说法也持有深深的怀疑。不论如何，上述这种误解表明，对于战争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战士们英勇作战”的层面。牺牲固然感人，如果不能超越牺牲看待整个战场，牺牲就和一枚催泪弹没什么区别。时间一过，效果也就没有了。

第三点，是地雷。中国守军布置地雷的时间选择不当。过早地布设地雷，加上守军直接沟通不畅，结果战斗未打响就炸死了131师一个姓杨的营长，后来又炸死了两个误入阵地的当地农民。在突围的途中，指挥混乱，又导致部分士兵进入雷区触雷身亡。第四点，则是对于天气状况考虑不周。当然当时桂林的秋汛情况也较往常严重，难以预测。战斗打响之后，因为连日阴雨，漓江水涨，导致漓江西岸的鹿砦地雷铁丝网等防登陆设施大量被浸泡在江水之下，防御作用大为降低。这也是后来日军轻易偷渡漓江成功的原因之一。第五是照明设备的问题。131师参谋长郭炳祺曾经专门说过守军缺乏照明设备这一点。日军习惯于偷袭和夜袭。但是守军显然对此准备不足。第六点是中正桥的破坏不够彻底。这一点在后面再行详述。第七点，守军还缺乏防毒设备。对于打不过对手啃不动敌人的日军来说，使用毒气是家常便饭。守军应有所防备。但是覃戈鸣虽然发现这一问题，但是却并未予以解决。在他的回忆录中沉痛地承认了自己的责任。关于防毒面具一事我在本文上集《围城》当中曾经提过。这后四点后来的确给中国守军构成了非常重要的问题。

1942年，美国记者照相机当中的桂军士兵。严肃的眼神，坚定的表情，使他成为抗日战争当中普通一兵最典型的形象。

仍旧是同一批士兵，同一个摄影记者。镜头离得远一些，可以看到这些士兵非常寒酸的装备。注意他们脚上穿着的草鞋。从衣着判断，此刻如果不是初春，便是暮秋。即便是在1944年的缅甸战场，向日军发动反攻的中国远征军当中，仍旧有大量士兵穿着草鞋（详细图片请看《国家记忆》一书）。

在即将开始的战斗面前，中国守军的士气很难说有多高。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桂军的组织和纪律都算不错，部队没有涣散。各个将领的回忆录当中也没有谈到士兵当中出现逃亡现象。各级指挥部门以及下属部队还是按照既定计划，按部就班地部署，在阵地上坚守了下来。不过，一些高层军官的确有万一战事不利就出逃的打算。覃戈鸣承认自己准备了一件皮袍，以便逃难的时候换上，万不得已需要露宿的时候，这件皮袍还可以当被子。他也透露说韦云淞曾经试图修复一辆破旧的坦克，以便在最后关头驾驶坦克出逃。只是因为坦克未能修复而作罢。韦云淞还找美军要了一条橡皮艇，准备逃跑的时候从漓江顺流南下。但是这些都是覃戈鸣的说法，没有得到他人的证实。韦云淞的回忆录发表在战后出版的《漓江烽火集》当中。这本书目前我很难寻到，因而也看不见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白。

已经下决心死战的将军们则纷纷给亲人以绝笔。131师师长阚维雍10月4日给自己的妻子罗詠裳写的信中说：“找得率师参加正感荣幸，不成功便成仁。总要与日寇大厮杀一场也。” 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也说：“我是跛子不能逃跑，胜则生，败则死，誓把我几十斤水（指身体）和鬼子拼，衰仔才做方先觉第二！” 与这些守城将领的誓言不同，大部分中国守军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在日寇乌云压城之际，他们没有被敌人吓倒，坚守自己的阵地。如今我只能通过幸存者的回忆找到极少数战斗者的名字。绝大部分人的名字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烟当中。在与日寇的激战当中，由于日寇使用了毁灭性的武器，桂林城市的守卫者们伤亡率极高，守卫河东的覃泽文团可以说是几乎全军覆没。对于付出鲜血以包围土地的先辈们，我们应该一直尊重并铭记到底。

将军的柔情一刻：阚维雍在教女儿学童车。照片拍摄年代不详。

说到覃泽文团之所以几乎全军覆没，这跟他所镇守的阵地地形有关系。覃团镇守河东。它的背后是宽度达100米以上的漓江。敌人从东面进攻。守军如果西撤，只能通过中正桥撤到河西，否则没有别的退路。但是守军的意志是顽强的。即使在面临日军重重包围的情况下，也没有一个覃团士兵通过中正桥撤回河西。此外，覃团还是桂林守卫者当中第一支和日军展开正面作战的部队。10月29日，在覃团布防的正面，响起了零星的枪声。此时因为阴雨浓雾，视线极差。覃泽文命令特务排（即警卫排）派出一个班向东往尧山方向搜索。搜索过程当中，特务排部队遭遇日军冷枪。特务排许排长小腿中弹受伤，撤回阵地。

10月30日，天未雨，能见度有所上升。根据131师参谋长郭炳祺回忆，在黄昏时分，河东屏风山以北附近以及北门火车站以北地区均发现有人行动，“判断敌已接近我阵地”。 桂林城市保卫战这场悲壮的战斗，即将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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