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桂林抗日保卫战（下集）：牺牲 -- 梦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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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桂林城军事简史与防守地形

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东南通绝域，西北有高楼。

——李商隐《桂林》

美丽的桂林位于华南腹地，岭南五岭之越城岭与海洋山之间。北接湘楚大地，南通邕梧，直至安南。本地气候温和，树木繁茂，河流纵横。周边的土地富饶丰盛，物产众多。自古以来就是南北通衢和文化勃兴之地。桂林的历史始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此处设始安县，归荆州零陵郡管辖。此后桂林不断发展。明朝朱元璋册封自己侄儿、大将朱文正的子孙于此处，称为靖江王。清朝时期桂林设为桂林府。1913年桂林府改称桂林县。清末民初年间，据称桂林城区已经发展成为至少拥人口8万、城区面积广达500平方公里的重要城市【注一】。 依靠漓江水路，桂林与广东方面贸易频繁，不断输出米盐等生活必需品，换来桂北所需要的各种小商品。一时间桂林商埠云集。临漓江的水东门一带甚至形成盐商一条街，以至于街道名称都被称为“盐街”。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桂林成为华南一带疏散撤退的中心，大量学校以及知识分子留驻桂林，全面带动了桂林文化的发展。以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的新桂系领导人将广西省会从南宁迁至桂林，更使桂林成为广西乃至华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940年桂林撤县设市。桂林地位的抬升造成了大量人口涌入。1944年6月，因日寇逼近，桂林市政府发布疏散令之前，桂林人口竟然达到了60万【注二】。 因抗战带来的畸形繁荣达到顶峰。抗战结束后，桂林的作用迅速下降，人口数量大跌。桂林人口重新达到60万并予以超越，是在新世纪降临前后才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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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江府城池图。这是从桂林城北鹦鹉山的摩崖石刻上拓下来的地图。方向上已经按照现代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方式描绘。据考证此图绘于南宋咸淳六年（1207年）。现在桂林城区就是在该图所绘地区上发展起来的。可以看到城市东面临漓江，西面临湖泊，南面临阳江。在东南角处阳江汇入漓江。交汇口南就是大名鼎鼎的象鼻山。桂林城北的那一道弧线是北门。北门东接铁封山，西接鹦鹉山，构成了桂林市在陆地上的唯一入口。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城防可以说是易守难攻。

桂林并不仅仅是一座风景名城。它位于湘桂走廊入口南端，是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桂林城建筑在喀斯特地形上，群山拔地而起，岩溶洞众多，有利于屯兵屯物。桂林市区建立在三面环水的基础上，在冷兵器时代形成天险。但是地形上的运用之妙，却取决于守方与功方将领的意志和决心。在历史上桂林城曾经多次经历战火，证明固若金汤的防守，也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漏洞。

公元868年，唐朝镇守桂林（当时称桂州）的戍卒服役期满，理应轮换回乡。不想上峰不守承诺，不肯将他们调离。一怒之下，这些戍卒推庞勋为首，杀掉守将，反出桂州，拉开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序幕。这是桂林遭遇到的有详细记载的第一次战火。

到了南宋时期，桂林称为静江府，属广西路。南宋政权经营桂林颇为用心，历代官僚专心修筑城池，使整座城市更加坚固。1277年，元军攻占临安之后南下。宋朝守将马墍苦守桂林三个月。元军久攻不下。元将阿里海牙发现城东城墙比城西略低。便佯攻城西，偷袭城东，并引决漓江水淹城池。马墍受伤被俘，不屈就义。残余宋军二百余人，于内城集火药引爆殉国，粉身碎骨。经此一战，桂林城墙已经残破不堪。至今保留下来的宋城墙仅存于市中心的宝积山、东镇门和古南门一带。

元军夺取桂林之后，对于桂林城池的修建规模更大，也更加坚固。但是这座城市依旧在1368年被明军攻占。元军守将乜儿吉尼被俘，送至南京处死。详细攻城状况难寻。我从网上看到一些资料称元军守了两个月，仅供参考。乜儿吉尼在桂林期间大兴土木，修复各种水利设施，也算得上是一位有作为的官员。

1644年，清军入关，明王朝覆灭。南明多个政权相继建立。1647年，明广西巡抚、桂林大学士瞿式耜在广东肇庆等拥立万历皇帝之孙朱由榔称帝，年号永历。未久，广东在南明政权倾轧和清军的猛攻之下失陷。永历移驾桂林。依靠桂林的有利地形，瞿式耜联合各部将领，包括李自成部队将领郝永忠（即李自成起义军中著名将领郝摇旗），三度击败清军。虽是胜利，但是战果可能有所夸大。郝永忠因出身李自成“叛军”而受到猜忌，加之与守城另一主将焦琏不睦，两军斗殴，一怒之下居然洗劫桂林，径自引兵而去。 1649年年末，清军在降将孔有德率领之下第四度兵临城下。因内部矛盾激化，瞿式耜手下将领星散，桂林成为一座空城。清军轻取桂林。桂林总督张同敞（张居正的曾孙）从漓江东岸泅水进城，与瞿式耜共同赴难。两人被执。一个月后，同时就义于桂林叠彩山的风洞前。

孔有德犯下滔天罪行，难逃一报。1651年，南明将领李定国围攻桂林。孔有德骄傲自满，未作认真部署。结果在兴安严关一带被李定国打败。逃回桂林后剩下残兵败将，无力守城。李定国只用了三天，便从城南武胜门攻破城池。孔有德举家在靖江王府自焚。只有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逃出。这一位后来被封为和硕格格，便是传说中赫赫有名的“还珠格格”，桂林伏波山的还珠洞得名据称跟这位格格有关。但是她的故事就不在我的讲述范围之内了。1653年，清军利用南明军防守空虚之际夺回桂林。李定国再攻不利，连战七天七夜未得手，只得撤退。

但是桂林的动荡仍未结束。随后的“三藩之乱”当中，桂林守将孙延龄（孔四贞之夫）响应吴三桂叛乱。孙延龄叛后又欲降清，事未成被吴三桂之子吴世琮察觉，诱而杀之。1677年三藩叛乱平定，满清在桂林的统治始告安稳。这种稳定繁荣的状态持续了将近200年。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随后北上，于次年攻打桂林。太平军共有两万余人，总指挥部设在今天的河东七星岩外栖霞寺，肖朝贵罗大纲等将领率主力部署于桂林城南城西。太平军在象鼻山上架起了大炮，隔阳江轰击市区，随后又在将军桥一带设伏，打死增援的清军广州副都统乌兰泰。然而守城清军十分顽强，虽经历文昌桥爆炸、守城及增援主将阵亡等作战不利事件，但是依靠坚固城防与地利，加之太平军缺乏攻城经验，竟然最后坚守成功。太平军经历大小24战，炮击水淹挖地道等方式全部用上也无法攻破，最后只得绕城而走。1859年，在“天京事变”中出走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大军返回广西，在桂林外围市镇为清军所败。桂林城池未受太大威胁。这算是冷兵器时代桂林最后一次作战。

从上述战役来看，冷兵器时期的桂林可守，在大部分情况之下也能坚持很长时间。以李定国和肖朝贵等名将尚有久攻不下之时。不过如果守军内部矛盾重重，互相掣肘的话，守方往往不战自破。桂林这种地形究竟在何方面有利于防守呢？下面就将详细叙述一下。

桂林的具体地形，用地质学术语来说，叫做“喀斯特地形”。可以抄一段百度百科关于桂林所具有的“热带喀斯特”的文字：“地下洞穴众多，以溶蚀性拱形洞穴为主。地下河的支流众多，流域面积大，故称地下水系，平均流域面积为160平方公里……地表发育了众多洼地，峰丛区域平均每平方公里2.5个。洼地间距为100-300米。正地形被分割破碎，呈现峰林-洼地地貌。峰林的坡度很陡，一般大于45度。” 可以说，这段话很准确地描述了桂林的地形，那就是多陡峭山峰、多溶洞多地下河。

桂林的明清市区北起北门，南至南门，东至水东门，西至丽泽门一带的市区，呈南北长，东西窄的狭长地形，在清末咸丰同治年间号称“南北七里三，东西五里半”。如此算来当时城区面积只有十余平方公里。这么狭小的地段里就有桂林的三大主要名山叠彩山、伏波山和独秀峰。较为不出名的山峰还有宝积山、铁封山、鹦鹉山，总共六座山，全部集中在城市北部。如果加上叠彩山的四个山峰以及铁封山的两个山峰，桂林的明清城区里至少有十座山峰，基本上每平方公里就摊到一座山头，虽然少于上文平均2.5个山头的数字，但是在全国各大城市当中也算名列前茅。这些山峰一般不太高，海拔在200多米，相对高度在60-80米之间。最高峰叠彩山仙鹤峰的相对高度只有101米。这些山峰之间互相接近，相互关联。城北铁封山与鹦鹉山之间的距离最多不超过30米，成为修建城墙和城门的有利地形。桂林北门城门就建在两山之间的平地上。城墙在两山山腰横亘而过。此外，群峰相对较低的高度，则保证这些山峰能够在冷兵器时代构成天然城墙，可以居高临下抵抗外部军队的进攻，也可以封锁各自的防卫死角。宝积山西端的宋城墙就是建在平直延伸的山体之上，连山体带城墙，其高度有十余米，加上地形不规则，极大地限制了敌军的攻城正面兵力。

20世纪初，从宝积山上向北俯瞰北门。右边是铁封山，左边是鹦鹉山。两山之间的隘口建成城墙和城门。依稀可以看见北门的城楼。右边的白色细带疑为桂林城东城城墙。城墙外不远应是漓江。

桂林外围的山峰普遍要高于市区内的山峰。城外除了象鼻山外（相对高度只有52米），其余制高点分别是西南郊的西山（相对高度207米），西北郊的老人山（相对高度141米），西郊的猴山（相对高度431米）和东郊的普陀山主峰天权峰（相对高度127米）、南郊的南溪山（相对高度141米）。由此可见，桂林市区地形总体呈凹陷状，城区山势较低，城郊山势略高，尤其是西郊山势较高。在冷兵器时代，由于武器射程不足，守军可以不受威胁地控制城内制高点。但是现代兵器的射程远远加大，城内守军的纵深缩小。如果不占领城区外的制高点，那么敌军将其占领之后，守军就如同井底之蛙，一切活动不但被看得清清楚楚，而且随时都在敌军炮兵的直瞄射击范围当中。

这张现代桂林城的图片是在城东普陀山上由东向西拍摄，基本囊括了1949年以前的桂林城区。可以看到桂林西郊的群山呈环状包围着整座城市。桂林市区的山峰并不高。因此，控制城外制高点，防止敌军窥视城市，就成为守军必须完成的任务。普陀山是桂林东郊的制高点。照片上可以看到左下角的道路以及广场。这是七星公园的“华夏之光广场”。左边的山峰是月牙山。保卫战期间，普陀山和月牙山曾发生过激烈的战斗。

回到喀斯特地形当中的另外一个特点：地下河流。地下河众多的岩溶地形则带来了说不上有多好的好处，那就是守军随处打井都有清水，不至于为缺水烦恼。《三国演义》当中马谡守街亭，片面强调了依靠高地的地形优势，却忘记水往低处流，以至因缺水而阵脚大乱。桂林城防方面则无此忧。当然桂林也不能与缺水的陇东相比，水多了也不都是好事。这座城市多年平均降水量高达1900毫米。一年之中有两百天以上在下雨。前面写到南宋马墍守桂林被元将水淹城池。明末瞿式耜守桂林之际，曾经因为桂林连续大雨，居然把城墙泡塌，差点让清军攻入。 在后面我写到的桂林保卫战当中，也会有因为大范围降雨给中国守军带来的不利之处，容慢慢细述。

20世纪初的桂林城。这张照片可能也是从宝积山拍摄的照片，基本显示了桂林核心城区的旧貌。左边的山峰是独秀峰。隐约可以看到独秀峰下王城的城墙。位于右边的道路是外城（桂林城）城墙。照片中间偏上可以看见漓江一角，以及象鼻山及山顶上的尖塔。现在王城的城墙依旧存在，外城的城墙仅剩下宝积山、第十三中学以及东镇门一段了。

在冷兵器时代，没有大威力的重炮，没有射程超过200米的子弹，没有扔下重磅炸弹的飞机，也没有喷火的钢铁怪兽坦克。象鼻山距离桂林城只隔了一条二三十米宽的阳江，太平军的大炮就无可奈何。因此，在现代的一些军人看来，桂林的地形是合适防守的。何况城东有宽阔的漓江，城西城南有阳江，城西更是大片群山，难以用兵。这样的城池，难道不会像南宋的马墍那样可以防守三个月，不能像瞿式耜那样三战三捷，不能像咸丰时期的清廷广西巡抚邹鸣鹤那样，拒太平军于城下至少一个月吗？

第四战区参谋处长，张发奎的高级参谋李汉冲在1944年的桂柳会战结束后回忆道：“桂林地形，市区三面环抱矗立之岩石，东面滨漓江，郊外平野开阔，形成天然之要塞堡垒。8月间决定确保桂林后，即从事永久工事构筑，利用岩石内洞，配备了纵横交错可以抵抗十公分加农炮和五百磅飞机炸弹侵彻力的各种火器和人员掩蔽部，编成了各自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堡垒群。为弥补滨江薄弱地带的缺点，除沿河设置各种障碍外，还把东岸的七星岩编成了一个坚固的独立据点，与市区交叉火力，互相呼应。军需品如粮秣弹药等也储备了足供半年之用。在地形工事设备上来说，喻之为东方凡尔登，实不为过。”

张发奎的回忆与李汉冲的相似：“桂林有一个特别利于防守的地形。周围矗立的水成岩，紧密地环绕着这一座美丽的城市，形成一道坚不易破的天然屏障。岩石下洞穴甚多，可以作兵器的掩体，亦可作人员弹药的掩蔽，其于防空尤有绝对的效率。” 张发奎并称白崇禧拍着胸膛对前来视察的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将（1944年8月晋升四星上将）说：“如果我们得到更多新式的美国兵器，我保证桂林可固守3个月上的时间！”

桂林地形真的如同白崇禧张发奎李汉冲说的这样坚不可摧吗？桂林防守司令部副参谋长覃戈鸣并不这么认为。这位亲手操办了桂林城防工事的上校回忆说：“桂林的石山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岩洞，“无山不洞，无洞不奇”……这些岩洞防空的效果很好，但作为防御阵地就很不好办：死角大，上下左右交通不便，火力难以互相支援，石质坚硬挖掘困难，构筑掩体和交通壕成大问题。” 除了上面的这些不利因素之外，覃戈鸣还总结出桂林地形不利于防守的另外三个因素：一，各个岩洞的出入口朝向并不总是有利于守军，寻找带有两个出口（有利于隐蔽和交通）的岩洞作为掩蔽部十分困难；二，在战斗当中，猛烈的炮火会导致岩洞崩塌，封堵出口；三，石山密布，致使对火炮射击限制甚多，难以和步兵开展协同。这些不利的因素，在桂林保卫战当中一一显露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说桂林是“东方凡尔登”实是言过其实。

桂林的溶洞适合于防空，这一点覃戈鸣和李汉冲都指出来了。日军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于桂林的空袭几乎没有间断过。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4年8月，日军飞机总共入侵桂林1218次，投弹1710枚。 平均每隔两天就有日军飞机入侵。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桂林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防空体系。最初没有警报，以桂林市中心的独秀峰上挂红灯笼为报警方式。挂出第一个红灯笼的时候表明日军飞机已经到达粤桂边境城市怀集（日军轰炸机从广州机场起飞）；挂出第二个红灯笼的时候表明敌机已经迫近桂林；等到第三个红灯笼挂出之后，日机即将到达，开始投弹。这时候桂林街上已经空无一人，大家尽可能躲进防空洞当中。 桂林市中心的山峰（包括独秀峰）大多有大规模的防空洞。市中心的宝积山更是利用各种防空洞构成了多层防空体系。但是，一个完整的防空体系只是针对那些天上的飞机，对于地上的敌人步兵，是不能靠躲进山洞来保存自己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身处战斗第一线的覃戈鸣所反映的情况，要比远在第四战区司令部里的李汉冲和张发奎更加真实。在现代兵器面前，桂林的地形其实并不完全有利于守方。关于这一点，在未来的章节当中，我会逐渐描述。

这是在现有桂林城区地图基础上标注的明清时期桂林各个城门。从北门到南门，从东江门到丽泽门，可以看到旧日桂林“南北七里三，东西五里半”并非虚言。直至三十多年前，桂林仍旧有“东西两条路，南北一条街”的说法。东西两条路，就是在该图上标注的解放西路和解放东路（1946年以前称为桂东路和桂西路。1946年到1949年改称中正西路和中正东路改）。南北一条街，就是图上标注的中山路。桂东路、桂西路与中山路交汇于十字广场。桂林人称为“十字街”，是当时的市中心。

注一：《桂林通史》，第228页。清末民初年间桂林市区广达500平方公里可能是夸张的不实之词。新世纪之后加上大部分是农村的雁山区，桂林市区面积也只有500多平方公里。当年桂林市区应包括现在叠彩、秀峰和象山三区核心区，总计面积最多只有二三十平方公里。在此附带一个疑问，以当年几十平方公里城区面积，如何安置养活抗战当中“桂林文化城”常年保持的40万以上人口？

注二：《桂林通史》，第483页。不过有相当部分人口应视为长衡会战所产生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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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防工事及守军配置

自抗战之后，桂林的人口激增，在1944年6月27日桂林市政府发布第一个疏散令之前人口已经接近或者达到60万。作为抗战文化城，桂林在战争期间得到了空前大发展。抗战期间，桂林先后修通了到全县黄沙河的公路（桂黄公路）、湘桂铁路，沟通漓江东西两岸的浮桥也改建成为了铁桥（即中正桥，今解放桥）。桂林的城区面积大大扩张。另外，由于现代兵器投入使用，守军需要警戒和防守更宽阔的区域，才能为自己提供防守纵深，构建复廓阵地。因此守军要守卫的桂林城区，已经不限于从前的“南北七里三，东西五里半”这个狭小空间。在东面，守军的防守必须越过漓江，前出至现在的桂林七星公园、屏风山和穿山一带。在北面，中国守军的防线由传统的北门推进至桂林火车站北站一带。西边，守军需要在猴山和德智中学（现在的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一线进行防守。南边，守军必须前出至南溪山附近。总之，桂林城区的防线必须超出旧有桂林市区边界1-2公里左右，部分地区甚至更远。这样导致防线长度要远超冷兵器时代，因此需要更多的兵力加以守卫。这一点，却正好是桂林守军的软肋。

在网络上抓取的当代桂林地形图。很容易看见漓江自北向南贯通桂林城东。桂林西部多大山，漓江东岸较大的山峰是普陀山。北部多为独立小山峰。南部则有大片平坦地形。但是在南溪山以南，独立山峰和丘陵渐多。

在《桂林抗日保卫战》的上集《围城》当中，曾经提到过，白崇禧曾经将桂军31军131师、188师和桂军46军170师以及175师总共4个师置于桂林城做坚强之防守。如果按照这个部署方案，桂林城的守军将略强于衡阳保卫战方先觉的手下部队。从桂林发布第一个疏散令之后，守军的防线实际上是按照4万人的兵力进行分配的。但是在9月中旬，白崇禧突然决定，将175师和188师撤出桂林城，做“外围之机动防守”。到了10月中下旬，这两个师甚至已经调离广西东北的战略方向，配置于东南战略方向去了。桂林城守军减少一半以上，原有防线配置也因兵力不足不得不进行收缩。防守司令部司令，16集团军副军长韦云淞中将为此专门向白崇禧要求增兵一个师。据当时31军副军长冯璜（战前一周调走）回忆说，韦云淞向白崇禧要求增兵时曾经说：“副总长（白崇禧）如给我五万兵，也只能守一个月。照1905年日俄战争作例子，日军每百人每天要死伤3个。我守桂林30天，要死伤四万五千人。尚余5000人作为突围之用。” 韦云淞哀求至此，白崇禧也颇为难办，最后留下了79军98师294团，188师和175师各一个营以及中央军一个重炮团（炮14团）和一个高射炮连，外加部分野战医院人员。

因此，在10月28-30日，日军进抵桂林城周边的时候，韦云淞手下共有两个师一个团又两个营，外加31军军部以及部分炮兵和卫生后勤人员。留下来守城的131师齐装满员，除了1939-1940年的桂南会战之外并未经历战火，但是训练较好，是守卫桂林的主力部队。170师是为46军提供补充兵力的后调师，以新兵居多。覃戈鸣回忆说131师和170师两师相加大约有一万七八千人，其中新兵有六千多人。 79军294团（团长王卓如。该团就是在洪桥会战当中抢占湖南东安县山口铺动作迟缓，致使军长王甲本与日军遭遇牺牲的部队）被指定留守桂林后，79军军长方靖予以加强，使全团人数达到2000多人。如果再算上175师和188师各留一营兵力，以及重炮团（虽然不满员）以及高射炮连等炮兵火力和后勤支援人员，留守桂林的守军总兵力在两万人以上，可能达到2.5万人，但是其中有大约30%左右的兵力是新兵。131师参谋长郭炳祺说桂林守备部队人数有三万人， 这里面可能包含了部分尚留在城内的民团、青年学生军和义勇警察部队等。

下面就是桂林守军的主要番号和指挥人员：

桂林防守司令部，司令韦云淞，参谋长陈济桓，副参谋长覃戈鸣

31军军部，军长贺维珍，参谋长吕旃蒙

131师，师长阚维雍，副师长郭少文，参谋长郭炳祺

391团，团长覃泽文

392团，团长陈村

393团，团长吴展

170师：师长许高阳，副师长巢威，参谋长黄济（另一说为王遵，可能是官话与粤语的讹音）

508团，团长高中学

509团，团长冯丕临

510团，团长郭鉴淮【注一】

79军98师294团，团长王卓如

175师留守营，营长名字可能为梁胜周

188师留守营，营长名字可能为甘若丹

中央军炮兵团。程思远的回忆录当中称该团团长名为王作宾。 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参加桂柳会战的炮兵团有炮10团3营和炮14团3营。 炮14团当时团长正是王作宾。该团重炮口径与桂林守军重炮的口径相符合，因此推断守城炮兵指挥官应该是王作宾。许多参加桂林保卫战的将领回忆说当时炮兵团是炮6团，团长为陈姓。实际上这个团装备的是日制75毫米山炮，并非重炮。因此看来守城将领的回忆并不准确。陈姓团长全名亦不可考。

桂林守军以131师守卫城市北部以及东部，131师的战线西部从现在的长海机械厂以东山区一直延伸到芦笛路，再到北门以北的观音山、虞山以西，并适当前出至桂林火车站北站一带的各个山头。这里由131师吴展团防守。桂林城市东部，以虞山为北端，南至中正桥（现在的解放桥）的漓江西岸，由131师陈村团防守。漓江东岸从南至北有穿山、月牙山、普陀山、屏风山、猫儿山。它们是桂林东岸的屏障和制高点。一旦失去，日军就可以在这些制高点上俯瞰桂林全城，并建立炮兵观测所和阵地，对市区进行直瞄射击。因此，131师将覃泽文团部署于此。

在中正桥以南的漓江沿线，部署170师郭鉴淮团。郭团防线在向南延伸至象鼻山后经由阳江向西，止于南门。这是一条较短的防线。南门以南前出的各个据点至南溪山和将军桥一带，由高中学团两个营进行守备。170师冯丕临团则负责桂林西部阳江沿岸的守备。79军王卓如团被置于桂林西部防线最西端，前出至德智中学（今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甲山口和猴山坳一带，大约在现今长海机械厂—芦笛岩南部一带与吴展团相接。175师和188师两个营，则被布置在鹦鹉山到叠彩山、宝积山一线，作为总预备队。在将手上的几个团部署完毕之后，桂林防守司令部手上只有这两个营一千余人的兵力作为预备队。兵力捉襟见肘，十分紧张。

网络地图上抓取的桂林现代城区图。黄线以内是当年的老城区。红线标明的则是中国军队的防区。它们分别是漓江东岸的覃泽文团防区；位于南溪山的高中学团独立据点；位于北门一带的吴展团；位于西北部的王卓如团。漓江西岸的北防线是陈村团，南防线是郭鉴淮团；郭鉴淮团以西防线是高中学团防区；高团以西与王卓如团相连的是冯丕临团。各个团之间的结合部用蓝色短线标明。

桂林守军炮兵数量有限。除了不满员的炮14团之外，其余炮兵部队只有一个高射炮连，一个31军军属山炮营，两个师属战防炮连。炮14团留守部队实际只有4门150毫米口径德制榴弹炮（1936年从德国买回的克虏伯大炮“十五榴”总共24门装备该炮团）。这4门重炮据称被部署在独秀峰附近，也有人称部署在市中心体育场（今中心广场一带）。两个地点相距仅有1000米。但是独秀峰附近视野不够开阔，虽有利于防炮，却因为距离北部山峰太近，影响炮兵向北作远距离射击，本文故而认为守军重炮部署在体育场的可能性比较大。31军直属山炮营，下面有三个连，每个连有山炮4门，具体口径不详，猜测应该是75毫米德制或日制山炮。这三个连一个部署在象鼻山，一个部署在北门附近（也有称部署在风洞山，即今叠彩山南部，一个则部署在南门。除了上述山炮之外，中国守军还可能拥有另外来源的山炮，但是数量应该不多。根据战斗当中的番号和情况判断，河东覃泽文团有一个两门山炮的山炮排。老人山一带布防的吴展团也有山炮，数量不详，应该不会超过一个连（4门）。覃团和吴团的山炮加起来最多6门。当然，这两个团的山炮也可能是从别的山炮阵地上抽调过去的。由此推断，桂林守军的山炮最少有12门，最多18门。

另外，中国守军的高射炮连4门高射炮配置在独秀峰附近。131师和170师的师属战防炮连，每个连有4门战防炮。刚开始作战的时候，131师的战防炮连配置在北门鹦鹉山附近。170师的战防炮连部署位置不详，可能位于170师南门防线附近。战斗打响后，日军第3坦克联队使用数十辆坦克进攻北门，防守司令部就把170师的战防炮连调到北门防线去了，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除了上面的这些直射火炮之外，至少131师还配备了大量的轻迫击炮。根据131师吴展团1营2连准尉特务长黄孟奎的回忆，在战前该连进行了扩员，由原来3个排扩为5个排，其中包括一个小迫击炮排和一个战防枪排，另有三个步兵排，全连共205人。覃泽文的回忆当中也出现了“小炮排”的编制。因此可以认定迫击炮已经编入连级单位作战。关于覃团的部队编制会在漓江东岸的防守战当中再详细说起。

对照当时各人的回忆，也比较容易确定当时各个指挥部所在位置。桂林防守司令部的位置在北门鹦鹉山南麓，紧靠吴展团防线。31军军部设在铁佛塘南，即今日的木龙湖西段南麓。131师师部设在铁封山以南的东镇路，师长阚维雍自己的家中，东边就是陈村团防线。这三个指挥部之间呈三角形，直线距离均不超过五百米，而且全部位于131师的防线当中。除了将175师和188师两个营作为预备队留守之外，131师师部也控制了一个营（来自陈村团）的部队置于师部附近作为预备队。131师和31军军部还有自己的师直和军直部队。但是详情不明。

131师和170师以桂林的桂东路和桂西路（即今日之解放东路和解放西路）一条横贯东西的道路划分自己的防区，同时也将桂林划成两部分。北部是131师防区，南部是170师的防区。位于南部的重要机构是军需仓库和第16兵站，设在今天的榕荫路松坡中学（不知为何现在改名叫奎光学校）一带。另一个位于南部的重要机构是170师师部。但是它的位置有些古怪。该师部并不位于城内，而是位于丽泽门外的隐山老君洞当中，距离170师漓江的漓江西岸防线有两公里之远。这个位置有什么特点呢？梦秋在这里不怀好意地揣测，它比较好逃跑。老君洞以西以南是日军第37师团和针支队的结合部。可能许高阳等当时并不了解这一情况。但是战前会议上，防守司令部确认日军主攻方向是城北和城东。许高阳将指挥部设在城市西南颇耐人寻味。后来170师许高阳以较小的代价突围，大概跟他没有将指挥所设在城中有一定关系。城北那一拨儿131师和31军军部的人在突围的时候损失可就太大了……

桂林城防重要机构配置图。绿线以北是131师防区，以南是170师防区。绿线右端是中正桥，桥东阵地是131师覃泽文团防区。可以看到170师和防守司令部以及其余指挥机构相隔甚远。本图标出了炮兵主要阵地。但是两个山炮连的位置并不十分准确。南端的山炮连位置应该更加靠南一点，西北端山炮连的位置有多种说法。本文以老人山附近作为配置地点。另有一山炮连可能配置于南门，但是战斗中似乎被拆散配置，因此在本土上并不做特别标注。

谈及主攻方向，防守司令部要将主力置于城北和城东，将弱旅放在城南。这是出于韦云淞和陈济桓等人的一致判断，城北和城东将是日军的主攻方向。他们并没有说出这种判断的依据。但判断是准确的。日军的确将城北和城东作为主要攻击方向。这么做的原因，恐怕跟日军的重武器全部部署在城北有关系。日军自北方南下，要将坦克和重炮绕过城市，送到南端不但费劲，而且耗时。所以尽管城北地形不利于坦克进攻，日军也心知肚明，但还是硬着头皮动用了坦克。

日军在分析桂林地形的时候说：“桂林北面的主防御线都为悬崖峭壁不能攀登，西面的主防御线为重山叠岭，难以攻下。南面的主防御阵地形虽不如西、北两面那样险峻，但守军士气旺盛，适当运用兵力，可以弥补地形的缺陷。” 日军分析的北面和西面防御阵地特点都有道理。说南面地形平坦也是有道理的。桂林的南门以南漓江以西，地址平坦无依靠。两公里以外的南溪山孤悬于防线之外，只能做一个独立据点，极易被包围和消灭。不过，日军说桂林城南的守军士气旺盛，那恐怕有点言过其实了。日本人这么说的原因，可能主要还是在于掩盖包围城南的第37师团行动迟缓这个事实。第37师团接到第11军的命令，替代第13师团向桂林发起进攻，因此必须从阳朔北上。直到11月6日夜，第37师团先遣队才到达桂林城南的将军桥一带。该师团主力抵达将军桥一带要等到11月9日。而日军定于于11月9日向桂林发起总攻。第37师团根本没来得及熟悉和进入阵地。总攻发动之后，第37师团匆忙向桂林西南侧展开，正好迎头撞上大量从城中突围出来的中国守军。因此《一号作战》在总结第37师团的战绩之时，暗含讽刺地说道，该师团虽然在桂林南部展开稍显迟缓，但是在桂林西南侧运动的时候，还是“意外地”俘虏了败退的重庆军，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好了，既然是说到了第37师团，那就得说一下日军自己的进攻态势。日军负责进攻桂林的全部部队是三个师团、一个战斗支队，外加第三坦克联队、各炮兵、工兵分队，通讯以及后勤部队等。负责主攻的日军是第58师团（进攻城北以及城西）、第40师团（进攻城东）。第37师团来得晚，基本上没有和中国军队硬碰硬地打上一仗，因此只能说负责包抄城南和城西。所谓战斗支队，即针谷逸郎支队，在本文上集的注释当中已经注明，是以第34师团218联队为基干，加上216联队第二大队以及一个山炮中队、一个工兵中队和一个救护班组成的驮马部队。队长针谷逸郎大佐率领。针支队因为走越城岭，到得比较晚，直到11月9日才参与城西的战斗。通过调查桂林保卫战当中出现的日军番号，可以确认日军的具体人数。这些番号相应的指挥官是：

第58师团，师团长毛利末广中将，下辖：

第51旅团，旅团长野沟贰彦少将，共有4个独立步兵大队

独立步兵第92大队，大队长横井利秋少佐

独立步兵第93大队，大队长十一音治郎中佐

独立步兵第94大队，大队长前崎正雄中佐

独立步兵第95大队，大队长稻垣阳大佐

第52旅团，旅团长古贺龙太郎少将，共有4个独立步兵大队

独立步兵第96大队，中西福松中佐

独立步兵第106大队，大队长今堀（ku）元贞大佐

独立步兵第107大队，大队长筑嶋长作少佐。（本文对于独立步兵第107大队的参战存疑。这位大队长名字在1945年日军投降时出现在在职军官名单中，但在桂柳会战期间并未发现其出任独立步兵第107大队大队长。 ）【注二】

独立步兵第108大队，大队长广濑武夫大佐

第40师团，师团长宫川清一中将，下辖：

步兵第234联队，联队长户田义直大佐

步兵第235联队，联队长堀（ku）内胜身大佐

步兵第236联队，联队长小柴俊男大佐（其子小柴昌俊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第37师团，师团长长野祐一郎中将，下辖：

步兵第225联队，联队长镇木武治大佐

步兵第226联队，联队长岗村文人大佐

步兵第227联队，联队长皆藤喜代志大佐

针支队：第34师团218联队和216联队第二大队为主力，以第218联队联队长针谷逸郎大佐为支队长。

坦克第三联队，联队长因幡武中佐，总共有坦克106辆。【注三】

第37师团有一个步兵大队留守阳朔，针支队的216联队第二大队正好补上这一编制上的缺口。这样日军在桂林保卫战当中的兵力总共为7个步兵联队和8个独立步兵大队，再加上一个坦克联队和若干炮兵、工兵、通讯和后勤部队。比起中国守军7个团又两个营的步兵兵力，日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在重武器上也是如此。日军不但有中国军队没有的坦克部队，重炮部队也超出中国军队太多。仅仅就部队番号而言，除了各个师团直属炮兵之外，还有第11军直属炮兵和独立野战重炮兵联队及大队等，十分混乱复杂。日军简单地将其描述为“100毫米加农炮、150毫米榴弹炮各两个大队，150毫米加农炮一个大队。 据日方统计，日军攻城重炮有42门（150毫米加农炮及榴弹炮），野炮（100毫米口径加农炮）109门，轻型火炮42门（另有一说为48门），总计达193门，不仅远超中国守军的重炮数量（4门），也远超中国守军所有直射炮数量（中国军队含战防炮在内，总计只有28门到34门直射炮）。 因此当日军炮兵抵达城郊发动进攻之后，中国守军的火炮很快就被压制。

另外，日军在桂林保卫战当中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优势，那就是空中优势。在此前的战斗当中，中美混合空军虽然丢失了衡阳、零陵以及平南丹竹机场，桂林机场也已经破坏不再使用，柳州机场尚且能够投入攻击，在西江反击战当中表现也较积极。但是西江反击战之后，柳州受到威胁，日军南北集团齐头并进，柳州机场面临疏散问题。此刻能用的机场最近的只有湖南西部的芷江机场（距离桂林230公里），其次还有南宁机场（主要用于支援柳州），难以分兵用于防守桂林。相反，日军夺得多个机场。日机从最近的零陵机场起飞到桂林，直线距离只有167公里。加上桂林保卫战期间天气不佳，中美混合空军不易起飞，日军飞机却敢于冒险起飞。于是在为期大约11天的战斗当中，每天大约有最少5架次，最多20架次的日军飞机前来袭击，中美混合空军的飞机却难得一见。虽然这些日机袭击并未对城防造成较大损失，但却是对中国守军士气上的极大打击。

此外，据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记录，日军从9月份开始，从本土拱卫东京的空中力量当中调动了第22飞行战队到湘桂战场。配属时间大约为一个月。这个战队装备了新式的四式战斗机，即中岛制作所的Ki-84“疾风”战斗机。 1943年年底研制成功。第22飞行战队由四式战斗机试验大队更名而成，对这种新式飞机的使用应该比较熟悉。这种飞机投入到湘桂战场之后，对保障日军湘江水路的运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十月上旬第22飞行战队调离，日军的后勤运输状况立刻恶化。

日军各支部队面对的中国守军基本如下：

第40师团第235联队主要与守卫江东普陀山、月牙山的131师覃泽文团作战

第40师团第236联队主要负责渡江攻击，与守卫漓江西岸的131师陈村团、131师师预备队、师直属部队及前来增援的170师巢威部队作战作战。

第40师团第234联队主要与负责守卫猫儿山的覃泽文团3营作战以及后来攻占七星岩的战斗

第58师团以及第三坦克联队主要与负责北门与德智中学一带防守的131师吴展团以及79军王卓如团作战。其中第58师团下辖的古贺旅团主要与吴展团作战；野沟旅团主要与王卓如团作战。

针支队与试图突围的中国守军桂林防守司令部、131师师部及其直属部队作战。

日军对桂林城的攻击态势图。针支队和第37师团因为发动进攻太晚，当面的中国守军基本崩溃，所以战斗并不算激烈。北部、西北部和东部为日军主攻方向。但第58师团以及第40师团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加上重炮部队迟迟未到，致使战斗状况十分激烈，未能迅速攻破中国军队的防线。

第37师团除了与守卫将军桥南溪山一线的170师高中学团有过短暂交火之外，基本上没有经历较大的战役。在战斗快结束的时候，拦截并俘虏了大批170师溃散官兵。

最后，在本章对于日军攻城部队的真实人数进行一下探讨。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第58师团和第40师团经过长期的战斗，特别是都参加了惨烈的衡阳攻城战，人数实际上大大减少。但是减少情况各不相同，亦不清楚减员以及补充程度。第58师团从全县南下以后就一直和93军在作战，整整打了两个月。在《一号作战》对该师团减员的描述只有一句话：“（第58师团）各中队只有50-60人。就连独立大队也过不去500人。” 在许多对于桂林历史（包括《桂林通史》以及其余的抗日保卫战历史资料）的研究当中，一直将“过不去500人”的这个战绩归功于桂林保卫战中国守军的激烈抵抗，这是对全文的断章取义。实际上这条信息的上下文全文如下：

“第58师团长毛利末广中将在山南屯战斗司令所指挥作战，两翼队的攻击虽看到有所进展，但较预计仍为缓慢。是因为重庆军的抵抗顽强，又有利用岩石构成的枪眼阵地，致使两翼队必须一面逐次压制和消灭每个枪眼，一面向前推进。而且，各队经数月机动作战，精锐的战斗人员逐渐减少，这在如此重要的桂林攻坚战中，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各中队只有50-60人。就连独立大队也过不去500人。大队的突破能力自然会感到有限。”

这段话是描述的是11月9日黄昏第58师团在向桂林发动总攻时候的状况。此时战斗还有至少24小时才结束。因此，可以认为“独立大队过不去500人”这句话，是指第58师团发动总攻之前的状况，这里面包含了10月30日到11月9日前第58师团攻击桂林的损失状况，但是也包含了“数月机动作战”的损失状况。以第58师团总共7个独立步兵大队推算，加上师团直属部队，可能第58师团总人数不到5000人，仅仅是编制人数的三分之一强而已！很多分析者无视《一号作战》当中这句话的语境，将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归功于桂林守卫者的英勇作战。这显然有美化历史的意图，算不上实事求是。英雄们的丰功伟业固然要铭记，战果也还是要一笔笔计算清楚的。

有不少军迷在网络资料上推断，日军在满编状态发动攻占桂林的战役，其人数应该在5.3万人左右。有第58师团的例子在眼前，实际上日军的人数应该大大少于5.3万人。至于少到多少才算合理，这就很难推断了。

注一：由于各人回忆不同，各团的数字番号常常与团长本人对不上号。例如覃泽文的391团，亦有人记成392团或者393团。在下文当中，均以“覃团”或者“覃泽文团”代替其番号，其余步兵团以此类推。

注二：在《一号作战湖南会战》下第71页当中提到第58师团下辖8个独立步兵大队。但是翻遍整本《一号作战》都没有发现除了本文所提到的7个独立步兵大队之外的独立步兵第107大队的番号。在《一号作战广西会战》下第104页，提到参加桂林攻城战斗的第58师团下辖部队只有7个独立步兵大队了。不过，《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这本参考资料第162页则称桂柳会战结束后古贺旅团下面有独立步兵第107大队，因此第58师团应有8个大队。难道国军93军的确在兴安松江口予以独立步兵第107大队以毁灭性的打击，使之只有在桂柳会战之后才得以重建？

注三：《一号作战湖南会战》上，第6页。这个坦克数目是长衡会战开始时的数字，在桂林保卫战之前有损失。损失及补充情况不明。日军记录战斗当中曾经给第58师团投入三个坦克中队，其中配属古贺旅团的两个坦克中队共有25辆坦克，大致可以判断第3坦克联队在桂林攻城战中投入不多于40辆左右的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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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桂林保卫战下集归纳

我们县是丘陵地带，半山区的样子，全县面积大概530平方公里，总人口9-10万那样；城区面积3平方公里，人口5-6万的样子。城区人口8万人，如果把市区面积从500改成5，可能就说得通了，和别的文献也能对得上。

我按照传言的“南北七里三，东西五里半”的方式计算了一下，咸丰同治年间桂林城区大约10平方公里左右。因为这座城市是商埠城市，商人来往比较多，故城区面积要比你说的5平方公里要大。其实人口最多也不会超过10万人。

和精力。

因为盖不了高楼。。。

二三十平方公里住40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2万，考虑到当时难民多，肯定是能挤救挤，这个数差不离。

40-60万人拥挤地住在这一片小地方。相当大一部分人不事生产，是所谓“文化人”，卫生情况、基础设施以及粮食等生活必需品都成问题。不过我却没有看到关于当年生活陷入困窘的报道。可能这个话题也挺值得研究的。

读小学和中学时，我的学校除了七星公园里的陈光烈士墓外，扫的最多的就是普陀山上埋葬被日军毒气杀害的官兵的800壮士墓。我一直以来都想知道这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可又无从问起。希望老兄下面对这一事件也有所涉及。

七星岩的惨案会有比较详细的文字描述。八百烈士牺牲主因是日军的残暴。守军自己也有一些问题，都会讲到一点。说到七星公园里的先烈，真是让人感慨不已。桂林的第一批中共党员之一李征凤烈士的坟茔就在普陀山下。想必许多人已经不知道了。音乐家张曙也葬在普陀山附近。这里集中了一座城市从1927年到1949年所有气壮山河的革命史。

三． 疏散构筑城防第一声枪响

战争一步步地逼近。1944年5月27日，华中日军发动进攻，拉开长衡会战序幕。战火在湖南北部点燃。6月7日，广西省省长黄旭初给白崇禧发的电报当中称：“桂林市面人心浮动。由于中原会战我军不战而溃，对于此次湘北会战也不敢过于乐观。省府召集有关机关会商定两次，决定：如敌情紧急，省府必须迁移时，应以百色为宜。”

黄旭初（1892-1975），广西容县人。1931年出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直至1949年。他是桂系“李白黄”当中排名第三号的人物，长期治理广西，使之成为民国时期与山西省并列的“模范省”，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也为桂系军阀长期立于民国政治漩涡而不倒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桂柳会战当中，黄旭初因长期劳累，罹患胃病，于1944年10月30日，桂林保卫战爆发前夕与白崇禧同机飞抵重庆治病。桂系两大巨头同时离开广西（李宗仁此刻为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不在广西），意味着桂柳会战当中中国方面的指挥者对于局部战线的抵抗已经失去信心。

6月15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在柳州召开广西党政军会议，决定将桂林和柳州两座城市疏散。翌日，白崇禧自己也给黄旭初打电话，主张桂林疏散。这样，桂林疏散的决定就不可改变了。6月18日，长沙失守。6月22日，距离桂林360公里的衡阳打响保卫战。同日，白崇禧从重庆飞抵桂林。6月24日，白崇禧在桂林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部署广西防守要务。6月26日，衡阳机场被日军占领。次日桂林发布疏散令，要求所有桂林居民限期离开城市。如果疏散期满仍然私自留在市内者“以汉奸论”。 正式疏散开始。

60万桂林居民疏散的路线大致有三条：一条是水路，沿漓江下游撤往东南方向200公里外的昭平；一条是铁路，沿着湘桂铁路乘坐火车撤往柳州；另外一条是桂林到阳朔、荔浦一带的公路。最后一条疏散道路似乎走的人略少。但是也有许多人因为搭乘不上火车而选择徒步行走，经过荔浦之后向柳州方向走去。因柳州方向通火车与公路，又能够西撤至贵阳甚至是重庆昆明，有比较大的撤退空间，所以很多人选择撤往柳州方向。人流纷纷朝着火车站涌来。

1930年代漓江西岸的商埠、码头、货船和运送竹子的竹排。这里后来成为桂林疏散期间重要的离埠港口。远处可以看见横穿漓江的浮桥。1939年广西省政府将该桥拆除，建成为铁桥，即后来的中正桥（今日的解放桥）。远处可以看到象鼻山，以及山顶的尖塔。本照片可能是从伏波山前拍摄的。1944年11月9日凌晨，日军从东岸中正桥到伏波山段强渡漓江。想象自己是守卫伏波山的一名机枪手，照片里的所展示的正好就是当时机枪手所能看到、并能够扫射的大部分强渡江段。

清末伏波山南麓的伏波庙等建筑。上一张漓江江面的照片，很可能就是在伏波庙一带拍摄的。从广东和梧州溯水路抵达桂林，船只需要在这里靠岸。1944年11月9日全天，日军为了夺取伏波山制高点，在此处与守军展开了激战。

疏散的工作组织得很糟糕，根本就没有完整的官方组织负责整体疏散工作。只有市政府设有疏散问事处，给予各种自愿疏散人群以“舟车便利”。桂林防守司令部只顾物资的输送和调配，而对大部分居民的疏散不闻不问。程思远曾经向白崇禧提出建立一个水陆交通联合指挥部，但建议未被采纳。 桂林市政府仅仅申领20万元的疏散经费。居民们可以在疏散的时候得到一定的便利。火车票免费，并有各种交通运输费用的减免。这一切需要到疏散问事处下面的调查组（由警察分局代办）登记。但是实际上执行起来十分混乱，从6月下旬开始，衡阳陷入苦战。湘桂铁路北段不安全，火车已经没有准确班次。人们只能在火车站等待，看见有车到来便一拥而上。 桂林市政府本来准备留一部分警察力量维持城内治安，每家每户留一个壮丁看守私人财物。但是这些工作都没有彻底执行。

1944年桂林疏散之在火车站拍下的情景。实际情况恐怕要比照片所显示的状况更加糟糕。

人们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挤上漓江的小船，或者涌入开往柳州的火车。致使火车大幅度超员。但是6月27日第一次疏散令之后的疏散并未完全贯彻执行。因为衡阳保卫战守卫者的英勇战斗，日军被阻止在衡阳周边地段将近两个月之久。桂林方向敌情并不严重，于是不少人又陆续返乡。先期撤到广西宜山（柳州西北）的省政府部分办公人员于7月初又返回桂林。但是疏散令仍旧有效。8月底到9月初，桂林防守司令部命令守城部队按照防区挨家挨户检查，确保没有居民留在市内。可能因为疏散情况不理想，9月8日，防守司令部发布第二次疏散令。9月11日，在日军逼近全县前夕，防守司令部又下达强迫疏散令，限9月14日正午前疏散完毕。9月15日，桂林市政府迁至临桂县两江圩。

让任何人抛开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家，走上漫漫逃亡之路，都会是严峻的考验。桂林的居民们在疏散当中不得不风餐露宿，承受风吹雨打妻离子散的痛苦。大批的人们包围着桂林火车站，用各种方式在火车上（也包括在火车的顶棚上、车厢挂钩旁）占据着立脚之地，让火车将他们带离自己的故乡，去往一个生死未卜之处。总体而言，疏散的人们的经历是非常悲惨的。程思远曾经记载，9月14日，省政府的火车被包围在火车站无法动弹，用了两天才缓缓开出。车上的人们不敢下车，连如厕都只好把屁股撅出窗外。这还是运气较好赶上火车的广西省政府职员。 混乱的组织导致惨剧发生。9月中旬（全县失陷前后）在永福苏桥圩发生的湘桂铁路大撞车事故。两列火车的相撞导致大量人员死亡，死者据称有1000余人。 当9月20日一名叫做“洛文”的回忆者乘坐火车经过苏桥的时候，发现路边满是尸体，无人理会，任由其发黑发臭。这位洛文先生是9月13日搭乘火车出发前往柳州的。可是桂林到柳州短短176公里，这趟列车竟然走了22天！途中经历和目睹火车脱轨、相撞现场多次，自己乘坐的火车也多次险些相撞。火车司机并多次要求乘客下车给水箱加水、搬运燃料甚至推火车上坡。由此可见桂林疏散组织工作极端混乱与无能。

疏散的路上人们有着悲惨的经历。桂林市内也一片混乱。桂林的工厂，水泥厂、造币厂、印刷厂、发电厂以及修械厂等重要企业的车床等生产资料需要搬迁；各种新闻机构、出版机构以及书店和图书馆的藏书也需要疏散；因为长衡会战，大批来自湖南的难民涌入桂林。许多人摆摊贱卖自己的行李，求得路费，卖儿鬻女并不少见；也有士兵借疏散之后城市人口渐渐走空的机会破门而入，寻找剩余财物。修筑城防工事的部队则点火烧房，扫清射界，埋设地雷、鹿砦，布置铁丝网，挖反坦克壕沟、战壕和修筑机枪巢、指挥所。城市当中鱼龙混杂，乱成一团。覃戈鸣手下的人曾经抓到几个带北方口音的外地人。在日军飞机空袭前，他们在地上铺上几块红布，然后用镜子反射阳光。被怀疑为汉奸指示空袭目标。守军在这些人身上还搜出日本制造的吗啡针。在请示了韦云淞之后，这几个人都被带到北门外枪毙掉了。这样的汉奸并不止被枪毙掉的几个。覃戈鸣回忆说，每次日军飞机空袭之前，“城里城外都汉奸发射‘火箭’或者信号弹”。 但是守军很难抓住这些发信号的汉奸。

在局势最紧张的9月中上旬，情况已经达到风声鹤唳的地步。日军刚刚进入广西境内，桂林便陷入一场大火当中。据131师师长阚维雍写给家人的信当中描述，这场大火大约是在9月14日（也就是桂林强制疏散的最后一天）烧起来的。 最初起因是市郊的守军点火烧民房以便清空射界。覃戈鸣的火烧预案分两步，第一步先烧城外，第二步才烧城内。放火是有控制的，免得波及自身。但是这场大火烧得十分蹊跷。守军工事基本上位于城外，扫清射界的大火始于郊外。但是大火居然烧到了市中心的环湖路（今榕湖北一带），第16兵站军火仓库附近。连带与之相隔甚远的第31军军部以及防守司令部附近都烧起大火。第16兵站在大火当中陷入慌乱，竟然命令输送兵把炮弹投入榕湖，以免发生爆炸。这次大火“将北极路驿前街烧光至东镇门口……将北门口两旁房屋一扫而光，西面一排房屋烧至广西银行宿舍止（即东镇路口）……近二三天连日均有大火终日不绝。” 大火把桂林城外的房屋（主要是北边和漓江东岸）烧成白地，城内因为救助及时（桂林警察局留有“义勇警察大队”协助救火），因此大部分未被波及。但是在后来的战斗当中，幸存房屋仍旧没法逃脱被毁或被烧掉的命运。桂林大火使韦云淞感到十分恼怒，便下令守军进行全城大搜查。上面那几个被以汉奸罪名枪毙的人，就是在搜查的时候抓获的。

桂林的城防由白崇禧亲自设计和布防。但是后面因为他撤走两个师的部队，守军不得不进行调整，防御也就出现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就不详细叙述了，无非是缩小防线，调整部队。城防工事构筑的具体内容上有几个问题可以叙述一下，大致可以反映出当时中国守军的一些战术思想以及备战水准。第一，清扫射界，上面已经说到守军通过火烧民房（居民已经疏散）达到目的。但是城内因为有太多的名人公馆，守军不敢随意烧。因此大部分留到保卫战打响之后才逐渐烧掉或者被炮火毁掉。第二，空地协同。守军在防守阵地的山顶上插了国旗，以便让前来助战的中美混合空军辨认自己的防守阵地。但是守军缺乏空地协同经验，不知道国旗应该平铺，而不应该树起来。最后这些国旗反而成为日军炮兵射击的参照目标。曾经有过日军连续发射100多炮，炸毁131师师部附近铁封山上的国旗。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人认为这是守军英勇作战的表现之一，认为守军不畏伤亡，国旗被炸倒后前仆后继地将其树起。日军连放100多发炮弹固然有示威的意思在里面，但是树国旗招炮火这种做法也说明守军对于防空以及防守本身的认识有误区，并无值得夸耀之处。而且我对于日军这种浪费大量炮弹炮击中国国旗，而国旗先后中炮一百余发才被炸倒的说法也持有深深的怀疑。不论如何，上述这种误解表明，对于战争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战士们英勇作战”的层面。牺牲固然感人，如果不能超越牺牲看待整个战场，牺牲就和一枚催泪弹没什么区别。时间一过，效果也就没有了。

第三点，是地雷。中国守军布置地雷的时间选择不当。过早地布设地雷，加上守军直接沟通不畅，结果战斗未打响就炸死了131师一个姓杨的营长，后来又炸死了两个误入阵地的当地农民。在突围的途中，指挥混乱，又导致部分士兵进入雷区触雷身亡。第四点，则是对于天气状况考虑不周。当然当时桂林的秋汛情况也较往常严重，难以预测。战斗打响之后，因为连日阴雨，漓江水涨，导致漓江西岸的鹿砦地雷铁丝网等防登陆设施大量被浸泡在江水之下，防御作用大为降低。这也是后来日军轻易偷渡漓江成功的原因之一。第五是照明设备的问题。131师参谋长郭炳祺曾经专门说过守军缺乏照明设备这一点。日军习惯于偷袭和夜袭。但是守军显然对此准备不足。第六点是中正桥的破坏不够彻底。这一点在后面再行详述。第七点，守军还缺乏防毒设备。对于打不过对手啃不动敌人的日军来说，使用毒气是家常便饭。守军应有所防备。但是覃戈鸣虽然发现这一问题，但是却并未予以解决。在他的回忆录中沉痛地承认了自己的责任。关于防毒面具一事我在本文上集《围城》当中曾经提过。这后四点后来的确给中国守军构成了非常重要的问题。

1942年，美国记者照相机当中的桂军士兵。严肃的眼神，坚定的表情，使他成为抗日战争当中普通一兵最典型的形象。

仍旧是同一批士兵，同一个摄影记者。镜头离得远一些，可以看到这些士兵非常寒酸的装备。注意他们脚上穿着的草鞋。从衣着判断，此刻如果不是初春，便是暮秋。即便是在1944年的缅甸战场，向日军发动反攻的中国远征军当中，仍旧有大量士兵穿着草鞋（详细图片请看《国家记忆》一书）。

在即将开始的战斗面前，中国守军的士气很难说有多高。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桂军的组织和纪律都算不错，部队没有涣散。各个将领的回忆录当中也没有谈到士兵当中出现逃亡现象。各级指挥部门以及下属部队还是按照既定计划，按部就班地部署，在阵地上坚守了下来。不过，一些高层军官的确有万一战事不利就出逃的打算。覃戈鸣承认自己准备了一件皮袍，以便逃难的时候换上，万不得已需要露宿的时候，这件皮袍还可以当被子。他也透露说韦云淞曾经试图修复一辆破旧的坦克，以便在最后关头驾驶坦克出逃。只是因为坦克未能修复而作罢。韦云淞还找美军要了一条橡皮艇，准备逃跑的时候从漓江顺流南下。但是这些都是覃戈鸣的说法，没有得到他人的证实。韦云淞的回忆录发表在战后出版的《漓江烽火集》当中。这本书目前我很难寻到，因而也看不见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白。

已经下决心死战的将军们则纷纷给亲人以绝笔。131师师长阚维雍10月4日给自己的妻子罗詠裳写的信中说：“找得率师参加正感荣幸，不成功便成仁。总要与日寇大厮杀一场也。” 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也说：“我是跛子不能逃跑，胜则生，败则死，誓把我几十斤水（指身体）和鬼子拼，衰仔才做方先觉第二！” 与这些守城将领的誓言不同，大部分中国守军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在日寇乌云压城之际，他们没有被敌人吓倒，坚守自己的阵地。如今我只能通过幸存者的回忆找到极少数战斗者的名字。绝大部分人的名字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烟当中。在与日寇的激战当中，由于日寇使用了毁灭性的武器，桂林城市的守卫者们伤亡率极高，守卫河东的覃泽文团可以说是几乎全军覆没。对于付出鲜血以包围土地的先辈们，我们应该一直尊重并铭记到底。

将军的柔情一刻：阚维雍在教女儿学童车。照片拍摄年代不详。

说到覃泽文团之所以几乎全军覆没，这跟他所镇守的阵地地形有关系。覃团镇守河东。它的背后是宽度达100米以上的漓江。敌人从东面进攻。守军如果西撤，只能通过中正桥撤到河西，否则没有别的退路。但是守军的意志是顽强的。即使在面临日军重重包围的情况下，也没有一个覃团士兵通过中正桥撤回河西。此外，覃团还是桂林守卫者当中第一支和日军展开正面作战的部队。10月29日，在覃团布防的正面，响起了零星的枪声。此时因为阴雨浓雾，视线极差。覃泽文命令特务排（即警卫排）派出一个班向东往尧山方向搜索。搜索过程当中，特务排部队遭遇日军冷枪。特务排许排长小腿中弹受伤，撤回阵地。

10月30日，天未雨，能见度有所上升。根据131师参谋长郭炳祺回忆，在黄昏时分，河东屏风山以北附近以及北门火车站以北地区均发现有人行动，“判断敌已接近我阵地”。 桂林城市保卫战这场悲壮的战斗，即将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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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桂林保卫战下集归纳

想想日军选择在凌晨从东岸中正桥到伏波山段强渡漓江，是颇有心计的。

首先漓江也就100米宽，且水极清而流速慢，比起长江，金沙江之类就像小水沟。我猜想在1944年从现在的伏波山对面的帝苑饭店到象鼻山对面的桂山大酒店一线都有很茂密的植被覆盖，日军可以从容的准备渡河而不用担心国军的炮火。从树丛里扛着橡皮艇甚至是竹筏冲到河边不过10-20米，加上如果在河上每秒能哪怕走2米，几分钟即可到对岸。漓江河底都是鹅卵石，虽然不好走，却也不会陷进去。西岸想必当时还没有滨江大道，河岸应该还是好爬的。对比《拯救大兵》里被迫冲过200-300米的无任何遮掩的泥泞的滩涂，并时刻被在10-20米高的土坡或悬崖上的变态的MG42和炮火照顾的美军，日军真是幸福死了。

进攻一方永远是掌握主动权的。日军可以先休息好再进攻，而国军时时刻刻都要睁大眼睛。凌晨能见度低，也正是人最困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几分钟河上的日军就到了跟前。

看看桂军士兵手中老旧的汉阳造，真是令人心酸。本来汉阳造的原型德国GEW 88 Commission rifle是有个套住整个枪管的套，可以让枪管自由浮动，极大的改进了其精确性，实为远超其时代的设计。可惜中国可能是为省工省钱把其去掉（也可能是容易生锈），在加上制造工艺落后，士兵也不会保养，可靠性和精确性都远逊于德国货。

日军的38大盖虽有穿透力太强而杀伤力不足的恶名，比汉阳造还是强了几条街。以小弟的一周练一次的业余枪法，应都能用苏制莫新那干从东江轻松击中对岸人头大的目标。而38大盖是相对小口径的步枪，操纵性更好，加上日军单兵素质不错，光是只用步枪国军都处于劣势。强渡选择在凌晨还可以发挥38大盖的另一好处。此枪颇长，子弹火药燃烧充分，几乎没有膛口的火焰，黑暗中射击敌人只听其声，却不能看其光。试想河岸上的国军的机枪手在狂扫时，枪口焰会招来多少子弹。

国军的将领门想必是知道这些劣势的，也知道此仗凶多吉少，却仍然选择了留守。再次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感谢：作者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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